匝瑜
血壯山河-抗戰第一書
第一章 相持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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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史認為抗戰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為戰略防禦階段；第二階段，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為戰略相持階段；第三階段，從1944年1月解放區戰場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戰略反攻階段。
當然這都是事後的認識，在當時不可能有這麽簡單明了的判斷，不過防禦、相持、反攻還是各有其特點的，而且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是如此，隻不過劃分、區分階段是個“藝術”。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就不這樣認為什麽“藝術”不“藝術”的，搞三個階段麻煩了一些，還是兩個階段就解決問題算啦，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的南嶽軍事會議上委員長宣布，“自從去年七月七日我們和敵人開戰，直到現在，已經十七個月了，從盧溝橋事變到武漢退軍嶽州淪陷為止，這是我們抗戰第一時期。從前我們所說開戰到南京失陷為第一時期，魯南會戰到徐州撤退為第二時期，保衛武漢為第三時期，這種說法都不適當。”
“我們這次抗戰，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劃分，可以說隻有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剛才所講的截至現在為止這以前的十七個月的抗戰；從今以後的戰爭，才是第二期。”
委員長的意見不僅僅是兩個階段還是三個階段的問題，主要是這個抗戰怎麽打、也就是戰爭的進程完全是“依照預定的戰略政略”來發展的，換句話說就是抗日戰爭是咱們挑起的、發展是按照咱們規劃的，啥時候勝利也都是算好的，那兩顆原子彈就當是慶祝勝利的二踢腳。
委員長的“二階段”劃分十分粗暴、蠻橫而且模糊，但是委員長自己是信心十足的——“戰略上始終一貫的成功，可以說自開戰以來我們始終是站在主動地位。”
8年的抗戰還是14年的抗戰，時間都不能算短，而且期間整個世界局勢也發生了劇烈變化，1939年9月1日歐洲大戰開打，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之後美國參戰，這都對中日這場戰爭有著直接的影響。當然這是事後的話，不過即按照事物的發展規律來看，從防禦到反攻還是要有一個中間過程的，況且日常生活經驗就是如此。
三個階段的概念應該是毛澤東首先提出來。1938年5月底6月初，也就是徐州會戰失敗之際，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發表了《論持久戰》演說，指出中國抗戰必須經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
毛澤東在演說認為，“中國抗戰還處於第一個階段，但敵人士氣已開始頹靡，進攻銳氣已不如初期，財政經濟已呈竭蹶狀態，人民和士兵的厭戰情緒已開始發生，這意味著中國抗戰的第一階段已接近“末尾”，抗戰相持階段就要到來。”很明顯這個估計樂觀了一些，但是大方向的認識是完全正確的，“尚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
無論如何，從事物發展規律的把握來看，毛、蔣二人完全不在一個水平層次上。
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在武漢失守已成定局的情形下，毛澤東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武漢失守雖不等於“舊階段的完結，新階段的開始”，不過中國抗戰局勢將要發生轉折性變化，但是日軍“還有一點餘威”，所以毛認為抗戰相持階段“快要到來了”。
1939年4月、5月，日軍相繼發動了南昌作戰、襄東會戰，這都是日軍“還有一點餘威”的戰略進攻，無論如何很難說成相持階段，而毛澤東認為在武漢失守後近一年的時間裏，相持階段並未到來，而是處在“一個由舊階段向新階段去的過渡時期。”這是相當準確的把握。至於這個“過渡時期”何時結束呢，毛認為日軍在占領武漢之後，還會向西安進攻，西安失守之後就結束了過渡期進入了相持階段。
事實上日軍並未進攻西安，這不能怪毛澤東分析的不準確，因為日軍自己都不知道該幹啥了。事後諸葛一下，匝瑜按照毛澤東的分析思路來看，這個“過渡時期”結束應該在1939年5月隨棗會戰結束之後，抗日戰爭才真正進入了相持階段——日軍開始打敗仗了。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開幕，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
朱德在《論解放區戰場》的報告中，係統闡釋了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有關中國抗戰需經曆三個階段的論述，將中國的抗戰曆程分為“敵人的進攻”、“敵我的相持”、“我方的反攻”三個階段，並且指出“第二階段，亦即戰略相持階段”，“這是在武漢失守之後開始的”，這也是中共文件首次出現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始於武漢失守的說法。
這個時候抗戰即將勝利，毛澤東的興趣已經轉向去搞“聯合政府”，也就是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至於過去的事情怎麽劃分，實在是懶得去管，於是“提議，讚成就基本內容通過”，如此朱德的這份報告也是一個曆史性的總結。至此，抗戰相持階段的到來始於武漢失守這一說法已成為中共內部的共識，並且為以後的史學界所普遍接受，而1938年5月底6月初毛澤東更為精確的分析，竟然被忽略了。
對當下局勢的正確分析以及展望，是製定正確策略的基礎，是引導局勢發展的出發基礎。在“二階段”“三階段”的論斷來看，在戰略高度上，毛、蔣二人高下立判。
寫到這裏，回想8年的艱苦抗戰，心裏瓦涼瓦涼的——怎麽碰到了這麽個貨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