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48 血壯山河 盧溝橋之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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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金振中在此戰負傷的情況也很有意思，說是頭部和腋窩被炮彈破片所傷，還有一說是左腿被炸斷，手槍子彈從左耳旁射進，又從右耳下穿出，送往河北保定斯諾醫院搶救。這些都是“戰史”，另外還有“野史”說的就不太一樣了，宛平爆發衝突，北平各界都組織慰問團前去鼓勁兒，大學生們更是閑不住，除了放鞭炮這次還來勞軍，真是哪兒都有他們，“7月12日，戰爭爆發的第5天，燕大民先隊派遣柯華、朱劭天、徐慈梅和我（趙榮聲）代表燕京大學全體學生到前線慰勞。……我們在瓜攤上買了幾擔西瓜，，在一所民房裏見到了37師219團第三營金振中營長。盡管我們帶的禮物菲薄——一封慰勞信，一包《燕大周刊》和幾擔西瓜，但是金振中營長很高興。他感到愛國的北平學生來到前線慰問，對他們的鼓舞很大。”

“盧溝橋戰鬥中負傷的金振中”

學生們當然要關心戰事，也就是大刀片怎麽砍小鬼子的故事啥的，“談起盧溝橋的戰事，金營長謙虛地沒講什麽，而是從裏麵請出一個拄著白色粗木棍，從頭到脖頸纏著繃帶的黑大漢來。”金營長善於帶兵而拙於口舌，說多了這些大學生也聽不懂，幹脆直接上傷員來說明情況——“仔細一看，這個上身穿著白老布短袖襯衫，下邊打著整齊的綁腿，眼睛充滿血絲的傷員乃是名字已經上了報紙的吉星文團長。”——看看、看看，這都把團長折在裏邊了，你就說戰鬥激烈不激烈吧。

“吉星文團長首先說，‘同學們到盧溝橋慰問，不敢當、不敢當。軍人守土有責，敵人殺上門來，我們隻有全力抵抗，一定要保衛國家領土的完整，一寸土地也不能喪失。’”

“吉團長接著激昂地向我們講述了幾天來的戰鬥經過，‘7日夜間妄圖侵占宛平城未逞，便用大炮向我們轟擊。8日日寇在多門大炮掩護下集中兵力向盧溝橋石橋以西的鐵路橋我軍陣地猛攻，我方因過去有不許出擊、隻能死守的消極禁令，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因而鐵路橋和龍王廟被日寇占領，我守橋一排33人，包括排長在內全部壯烈犧牲。我軍兄弟忍無可忍，夜間11點，拿著大刀、手榴彈，發揮老西北軍的特長，趁著黑夜，摸營進行一場白刃戰，殺得日軍鬼哭狼嚎、缺胳膊短腿，大敗逃跑。我軍收複了鐵路橋和龍王廟等處陣地，解了心頭之恨。’”

這篇回憶的作者是趙榮聲在1935年8月考入燕京大學法學院， 10月即加入燕京大學的中共外圍組織中國左翼社會科學家聯盟北平分盟，11月又加入燕京大學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爆發後，被派遣至衛立煌處潛伏。因為情況複雜、形勢難以掌握等等原因，沒搞出什麽事情後就離開衛立煌回到燕京大學複讀。及到解放之後，因無法證明自己的曆史關係，黨員資格不能作數，進入《工人日報》報社工作。1957年反右運動期間被定為“反黨分子”，開除出黨。1958年10月，趙榮聲被補劃為“右派分子”，一家三口被下放到山東濟寧，趙榮聲被分配到濟寧地區供銷社，在此工作了18年。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趙榮聲的“右派”獲得改正，恢複了政治名譽，恢複原工資待遇，恢複其1957年的中國共產黨黨籍，並正式調回《工人日報》社。1979年10月22日，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委作出了《關於趙榮聲黨籍問題的複查結論》，恢複其1936年4月以來的中國共產黨黨籍，出任工人出版社副社長，1991年病逝。

此次趙榮聲和同學一起去往盧溝橋勞軍，目的還是比較單純的，玩味這些文字，感覺也比較真實，也有一些和戰史不一樣的地方，一些細節很重要。一個是第29軍反擊鐵橋，一個是在10日晚，而此文中吉星文的話雖然沒明說，不過按照順序理解是在8日夜，這是不對的，鐵橋反擊戰是在9日協議簽訂、執行之後發生的。這有可能是吉星文誤導，也有可能是學生們沒搞清楚。

 “我軍收複了鐵路橋和龍王廟等處陣地，解了心頭之恨。”是不錯的，不過日軍立刻發動了反擊將龍王廟奪回去了，看來隻能半“解了心頭之恨”。吉星文不說這個日軍的反擊龍王廟也可以理解哈？

“因而鐵路橋和龍王廟被日寇占領，我守橋一排33人，包括排長在內全部壯烈犧牲。”犧牲的33人，大多應該是龍王廟的守軍，日軍戰史記載是在龍王廟擊斃20人、傷40人，後續一般都會有傷重不治的情況，死亡人數肯定會增加，再有就是日軍炮擊宛平城和鐵橋，應該也造成了傷亡，這樣看來犧牲33人的情況還是比較可信的。另外有意思的是，吉星文把這33人都算在鐵橋上，大概是要突出鐵橋保衛戰的激烈，其實也就說明了鐵橋的重要性，龍王廟是不太緊要的。值得注意的是“8日日寇在多門大炮掩護下集中兵力向盧溝橋石橋以西的鐵路橋我軍陣地猛攻，我方因過去有不許出擊、隻能死守的消極禁令，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因而鐵路橋和龍王廟被日寇占領，我守橋一排33人，包括排長在內全部壯烈犧牲。”這33人都是在日軍進攻龍王廟和鐵橋時犧牲的，吉星文並未提到後續的“反擊戰”的傷亡，原因可能是傷亡比較輕微，吉星文覺得沒必要提，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傷亡，也就是本來就是單方麵的無人反擊戰，是不是？

大學生趙榮聲並沒有提到金振中負傷，負傷的卻是團長吉星文，不過這個傷員的情況看起來有些不同尋常——“拄著白色粗木棍”，什麽樣的木棍是白色的呢？肯定不是刷了白油漆，吉團長沒有那麽矯情小資是不是？應該是削去了樹皮的白茬樹枝。這個趙榮聲也是，好歹也是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混的，觀察還是不到位、描寫自然不明確、不準確。

“從頭到脖頸纏著繃帶的黑大漢來……下邊打著整齊的綁腿”，這個頭頸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戰軍的打扮很不協調，“下邊打著整齊的綁腿”說明腿部沒有負傷，那為什麽還要“拄著白色粗木棍”？怎麽看怎麽像演戲是不是？此時演戲呢似乎也有必要，8日晨金振中第3營輕易“失守”鐵橋，日軍一下子就占據了戰場主動，這肯定讓師長馮治安、旅長何基灃大發雷霆，特別是旅長何基灃，本來就以“粗暴”聞名軍中，此次部下如此狗熊，必然是暴跳如雷，一盆接著一盆的狗血給吉星文、金振中兜頭潑將下來。吉星文、金振中自然是狼狽不堪不知如何應對，不如假稱負傷以應付“粗暴”的旅長。不過這個假裝受傷自然是畏戰、避戰，無論如何是使不得的，那樣等來的可不是旅長兜頭潑下的狗血而是子彈了，如此隻好演一場“頭頸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戰軍”鬧劇給“粗暴”的旅長去看。

再有就是後文金振中還帶著這些大學生們參觀了宛平城——“左腿被炸斷，手槍子彈從左耳旁射進，又從右耳下穿出，送往河北保定斯諾醫院搶救”——三四天就恢複成這個樣子了嗎？這是吃了什麽了？

 “當吉星文團長講話的時候，士兵已經搬來了幾個西瓜，拔出掛在背上係著紅綢子的大刀，擦擦幾刀，切成多片，招待我們。好像用動作向我們表示：大刀是那麽鋒利，鬼子們的頭也那麽容易砍。我們看見院子裏西瓜堆積如山，知道慰勞者已來過很多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吉星文的一句話，“我方因過去有不許出擊、隻能死守的消極禁令，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因而鐵路橋和龍王廟被日寇占領……”這也許就是7月8日晨戰鬥中守軍不開槍的原因。在此之前第29軍有“不許出擊、隻能死守”的命令，戰鬥爆發時部隊首先要判斷形勢才能決定開不開槍，而不是在第一時間就發起抗擊、還擊，而當時情況更為特殊，部隊已經知道是自己要挑起事端，可是事端擴大了，這完全出乎預料，以至於根本沒有敢做出反應。秦德純自述，“淩晨三時半，……我當即對吉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要是代理軍長做出這個指示，當時就打起來了是不是？秦德純號稱“八麵玲瓏”，不會的不會的，咱們換個話題、換個話題。

戰史並不可信，反倒是這些“野史”更加真實，另外還有一篇當時的新聞報道，應該是關於盧溝橋之變最早的報道，作者是方大曾，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1912年7月13日出生在北京，其父親在外交部工作，家境殷實。讀小學時，方大曾就喜歡攝影，母親用七塊大洋給他買了第一架相機。1930年，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學經濟係，1935年畢業，大學期間思想活躍，熱心進步活動，曾與詩人方殷共同主編《少年先鋒》雜誌。畢業後，先後在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和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工作之餘同時擔任中外新聞學社的攝影記者。

1936年11月底，傅作義指揮晉綏軍擊敗日軍、偽蒙軍、“大漢義軍”等部取得百靈廟大捷，記者紛紛前去采訪報道，小方也前往展開了43天的綏遠之行，拍攝了四百多張照片，完成《綏遠軍事地理》、《綏東前線視察記》、《興和之行》、《從集寧到陶林》等通訊發表於《世界知識》。

盧溝橋戰事爆發後，小方在7月10日即前往宛平，後又多次前往，最後完成《盧溝橋抗戰記》於8月1日發表於《世界知識》雜誌第6卷第10號，另外還有《我們為自己而抗戰》、《日軍炮火下之宛平城》、《衛國捐軀》、《民眾慰勞》等專題攝影報道陸續被上海《申報每周增刊》、《良友》雜誌、英國《倫敦新聞畫報》等國內外媒體刊發。

盧溝橋之後小方追蹤戰事陸續前往南口、大同、石家莊、保定等地采訪、報道，並發表兩篇通訊9月4日《從娘子關到雁門關》和 9月7日《血戰居庸關》，9月30日《大公報》刊出小方《平漢線北段的變化》的通訊後再無消息，其家人在年底於《大公報》連續刊登了三天尋人啟事也是毫無回應，小方就此完全消失，應該是死於戰亂之中。

方大曾 小方

小方的《盧溝橋抗戰記》中記述，“十日清晨，戰爭既停，記者乃騎著自行車赴盧溝橋視察。”其間在平漢路豐台的岔道的沙崗為日軍截停，日軍在此也無大部隊，僅有“四五座帳篷”，“一小時後，我被放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裏許到宛平城下。這一帶寂靜無人，正是戰場地帶，傷亡的兵士想必都已由雙方運回了，隻剩下一匹死去的騾子，肚腸還流露在腹外。城角上飄著一麵停戰的白旗，城上有幾個保安警察在放哨。”

“宛平縣隻有東西兩個城門，東門是緊閉著，要從北邊繞過西門才能進去。城門開了一半，警察領我到警察局，蒙一位於巡官陪同到各處拍攝戰跡照片，並以事態之詳細經過見告。”

“時間已是正午，……記者在宛平縣工作畢，即登盧溝橋西行，我軍此時已在橋之西端，橋頭滿堆沙袋。守軍盤問我，我說是從北平來的，他們很興奮。又問我：日本兵撤退了沒有？我即據實告以並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聽了這消息之後，兵士們都感覺極憤恨。……從盧溝橋到長辛店隻有五裏，……在一條街的盡頭上，排列著陣亡兵士的屍體，正在被一個個的拍照抬埋。……一列傷兵專車正要開往保定，列車的最後一輛車，躺著守衛宛平縣城的營長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彈炸傷了。”

“下午四時，赴駐軍團部去訪吉星文團長，他是這次戰役的直接指揮官，我們會麵時，他手裏正拿著一個電報，同時很匆忙地對我說：‘前方很緊，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動作！你從北平來嗎？不要回去了。’”

小方是10日午前抵達宛平城，東門緊閉於是繞到西門進城，東門城頭插白旗表示已經停戰，進城之後發現並無駐軍，金振中第3營已經撤出，小方於是和警察局接洽。到了中午小方從西門出城跨過盧溝橋前往長辛店，“我軍此時已在橋之西端，橋頭滿堆沙袋。”再結合日軍在沙崗僅設有“四五座帳篷”，還有“城角上飄著一麵停戰的白旗，城上有幾個保安警察在放哨。”這些情況表明雙方已經執行了停戰協議，日軍永定河西岸也就是鐵橋西首撤往了沙崗，而且大部隊應該是回到了豐台軍營。第29軍也依約撤出了宛平城，宛平城的守衛由冀東保安隊接收。

“一列傷兵專車正要開往保定，列車的最後一輛車，躺著守衛宛平縣城的營長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彈炸傷了。”

戰史言到，金營長是在今晚反擊鐵橋的戰鬥中負傷的，這就有意思了，難道是下午三四點還躺在“傷兵專車……腿部被炮彈炸傷”的金營長又爬起來在晚上帶領部隊反擊鐵橋來著？然後第二次負傷，接著在一天多後的12日中午又領著大學生們逛宛平城？這這這、這如何理解？

同樣有意思的是吉星文，此時在長辛店的團部，小方所見也沒有負傷，吉星文指揮了今晚反擊鐵橋的戰鬥並不是帶隊衝鋒的，怎麽到12日搞成了“頭頸是木乃伊、下身是野戰軍”的樣子？

團長吉星文、營長金振中二人一會兒負傷、一會兒爬起來衝鋒，很明顯就是對7月8日晨日軍搶占鐵橋完全失措了，隻好詐傷以應付旅長何基灃、師長馮治安了。

記者小方當時“隨手”記錄的一些細節也恰恰印證了前文所分析這兩天的情況，雙方在9日中午已經完成了撤軍，不僅僅是第29軍已從宛平城撤出退過石橋，日軍也退出了鐵橋，從鐵橋西首撤回豐台，僅在沙崗布置了“四五座帳篷”警戒兵力，特備是 “我軍此時已在橋之西端，橋頭滿堆沙袋。守軍盤問我，我說是從北平來的，他們很興奮。又問我：日本兵撤退了沒有？”這說明日軍已經撤離鐵橋遠去，不可能出現相隔300多米、400米竟然不知道敵人在不在的情況，也就是說今晚所謂的鐵橋反擊戰大刀砍鬼子的情況根本就不會發生，此時鐵橋就是一座空橋。

還有一個重要信息是寫吉星文的幾句話，“我們會麵時，他手裏正拿著一個電報，同時很匆忙地對我說：‘前方很緊，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動作！你從北平來嗎？不要回去了。’”

昨日9日中午雙方都按照協議撤了兵，傍晚又一起在宛平城喝了香檳，說明此事已經“和平”解決，那為什麽吉星文還要說“前方很緊”呢？前文咱們寫過何基灃回憶9日晚，張自忠給自己掛電話說“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情況應該是雖然第37師按照協定撤了兵，但是馮治安卻準備重新占領鐵橋，於是第29軍內部就起了紛爭，張自忠屬於遵守協定派，而馮治安、何基灃就屬於推翻協定派。

小方在長辛店見到吉星文是10日下午4時，“他手裏正拿著一個電報，同時很匆忙地對我說：‘前方很緊，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動作！你從北平來嗎？不要回去了。’”咱們強行推斷一下，吉星文手裏的這張電報，就是要重新奪回鐵橋的攻擊命令，並且馮治安等人也對這個違反協定的行動後果有一定考慮，不過日軍的報複並不大，原因就是要搞更大的，遠遠超出了馮治安等人的想象。

由此強行推斷，咱們也可以繼續推想，吉星文在接到進攻鐵橋的命令之後，就把在傷兵列車上“躺著守衛宛平縣城的營長金振中”喊了起來，讓他組織兵力實施今晚的行動，於是就出現金振中負傷混亂的情況。

7月10日晚馮治安、何基灃的主動進攻是“盧溝橋事變”的轉折點。本來7月7日夜的事情已經基本解決了，7月9日2點雙方簽訂了《秦德純、鬆井停戰協議》，7月 9日白天已經按照“協定”各自撤兵。王冷齋記述，7月9日傍晚6點，“日軍河邊旅團長專派笠井顧問、廣瀨秘書、及愛澤通譯官三人，攜香賓酒來縣，向餘麵致慰勞，各人並麵盡一杯，以祝此不幸事件之得以短期解決，並盼以後永遠勿再發生。”

7月10日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和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與第38師師長張自忠進行深一步的談判，並且橋本群向國內匯報談判不錯的進程，參謀本部依此報告解除了關東軍緊急派兵的準備。

而馮治安、何基灃在7月10日晚的行動將這些全部擊碎，事件演變到現在完全不受中方的任何控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