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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夜發生的第一次槍擊事件,但是到了7月28日才算正式開打,這其間打打停停,中日雙方不斷交涉,態度不斷搖擺,事件存在著“不擴大”就地解決的可能,但是日方確實有相當部分的人員希望借此機會徹底解決“中國問題”,而中方情況更為複雜,各地軍閥心思難測、黨派之爭你死我活,“北方局”指派學生現在來放鞭炮搗亂,未必全無可能,特別是日軍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也承認是他教唆,“放槍的事,是共產黨學生幹的。”
1937年12月,今井武夫就任參謀本部中國班班長,1938年11月,在上海與汪精衛代表高宗武、梅思平談判投降事宜時,日本陸軍省派出軍務課長影佐禎昭,參謀本部派出今井武夫。由於成功招降汪精衛,1939年3月9日,今井武夫晉升大佐軍銜,升任中國課課長,此後汪偽政權的建立和此二人密切相關。
1941年8月今井武夫被任命為新編步兵第141聯隊長,12月率部參加侵略菲律賓戰爭。
1942年9月,今井武夫調任中國派遣軍第四課課長,但是在11月就奉調回國,出任新成立的日本大東亞省調查官。1943年3月1日,今井武夫晉升少將軍銜,改任大東亞省參事官。1944年8月,今井武夫出任中國派遣軍總參謀副長,再次負責情報和“和平工作”, 9月兼任駐南京國民政府大使館副武官。
今井武夫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率隊前往芷江洽談投降事宜。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日本在中國派遣軍奉命等待向中國軍隊的投降。
1945年8月18日,今井武夫被告知赴湖南省芷江機場,聯係洽降事宜。1945年9月9日,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南京原國防部舉行。奉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總司令的命令,日本在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改名為中國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總部,岡村寧次擔任長官,今井武夫被任為涉外部的委員長。此後一直留在南京處理遺留問題,一直到了1947年1月4日今井武夫才回到日本,當日被通知從陸軍退役,1982年6月12日病死。
從今井武夫和茂川秀和在“盧溝橋事變”後的經曆來看,二人在工作上再也沒有什麽交集,在戰爭期間,對於“盧溝橋事變”的起因不存在需要編造的理由,在戰後茂川秀和在北平即被逮捕,1952年被釋放,而今井武夫則在南京一直忙到1947年1月,這個期間也不存在二人合謀編造的可能。況且今井武夫所記述的是一次中日“聯合”調查行動,雙方都會有報告,編造這樣的事情也不可能。
今井武夫記述7月22日發現受命於北方局的“一群男女學生在野地上放鞭炮”,而茂川秀和承認,“中日雙方於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衝突,擴大戰火。”聯係到7月7日夜茂川秀和宣稱鼓動“共產黨學生”放槍,可以推論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是茂川秀和統一策劃的。
但是7月7日夜的槍聲絕對不是鞭炮,而且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憑直覺知道:的確是實彈”。處於暗夜演習的日軍中隊長,對於槍聲性質及來源的判斷是異常敏感的,絕對不會把鞭炮當做槍聲的,那麽當夜這些槍聲是如茂川秀和所說“共產黨學生”放的嗎?
1937年7月7日是農曆5月29日,沒有月亮,日軍中隊長清水節郎在日記中記載,“這天晚上,天空晴朗,沒有月光。星空下,可以隱約看到遠處宛平的城牆和附近不時移動的中國士兵的影子。這是一個寂靜的夜晚。”野外的夜晚和城市裏完全不一樣,在沒有月光僅有星光的條件下,別說看見路,簡直是伸出手來都看不見,這樣才會發生日軍新兵迷路的事故。
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成功找到兩軍之間的中間地帶,還要找準方向開槍,要是沒有軍事訓練的經驗是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所以講茂川秀和所說“共產黨學生”放槍的可能性事不存在,放槍的人必須具有良好的軍事素質,而隻會放鞭炮的學生是完全辦不到的。簡單講,普通人在這個情況下和瞎子區別不大——“頂麵均辨不出人的麵貌”——不可能做到這些。既然學生們不頂用,那就是共產黨派出的是李向陽,這下行了吧?
那麽隱藏在夜幕中的他是誰呢?而且是在潛伏了5個小時後,對著趕到的日軍大隊又放了三槍,使得原本有可能解決的問題性質完全發生了變化。
這肯定不是宛平守軍放的槍了,因為事情已經鬧起來了,上級已經查驗過每個哨位執勤士兵的子彈。現在日軍就在城外列陣,宛平守軍也都是嚴陣以待,在這樣的時候是沒有人可以擅自放槍的。
7月7日夜裏的槍到底是誰放的?依據現在的資料沒有可能直接得出結論,隻能分析,那就要看看放槍的動機是什麽——也就是放槍對誰有利。
日軍內部確實有很大一部分人想挑起事端,期望像“滿洲國”那樣徹底解決華北問題,但是在7月7日夜正在演習的日軍使用實彈射擊實在是不可想象。
至於天津特務機關長茂川秀和所承認是他教唆“共產黨學生”放的槍,但是不管是共產黨的學生還是國民黨的學生都是辦不到的。有意思的是,在茂川秀和回答田中隆吉的“教唆”追問時,“他滿臉通紅點頭承認”。
茂川秀和是一心想挑起事端的,到天津上任近兩年估計都在籌劃,並且和各種勢力都有所接觸,並且形成了比較具體的計劃。7月7日夜槍聲響起,正好和茂川秀和的計劃合上了拍子,但並不是茂川秀和指揮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茂川秀和就“滿臉通紅點頭承認”,把這個“功勞”攬在自己身上,要不然這個一心想搞事的特務為何要“滿臉通紅”有些不好意思?況且問話的田中隆吉是老同事而且是完全支持鬧事的,一起慶祝還來不及是不是?
茂川秀和“中日雙方於7月11日達成停戰協定後,他又多次唆使部下趁夜在中日兩軍之間鳴放鞭炮,企圖激化衝突,擴大戰火。”這個倒是真的,而且被人抓了現行,不過“鳴放鞭炮”實在是太過兒戲。
茂川秀和自稱是他教唆“共產黨學生”放的槍,雖然他和“共產黨學生”都有動機,甚至是有行動計劃,但是缺乏相當程度軍事訓練的“共產黨學生”是完全做不到的。
就在半個月前的6月21日,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決定第29軍要“國軍化”,河北省銀行券停止發行並兌換成法幣,這等於砍了宋哲元一幹人等的存身之本。如何使中央取消或者推遲這一決定,唯一之途隻能是在華北與日軍發生事端,所以講第29軍本身急切需要一次摩擦、事端。於是在“國軍化”和停發貨幣命令發布8天後的6月29日,宛平守軍向日本方麵提出“抗議”,稱日軍“以夜間演習為名,向盧溝橋街進行實彈射擊”,而日本方麵對駐屯軍進行“秘密的全麵的調查。但是,這樣的事實根本沒有。”
兩次槍擊都是利用日軍在宛平城外進行夜間演習的機會,手法一樣,應該是有聯係的,不過第一次6月29日是向中方開槍,沒有能挑動事端,於是才有了現在的第二次。7月7日夜10點30分,潛伏人員也許正在準備,恰好日軍“弄響了輕機槍空彈”,於是借機向日軍方向開槍,又恰恰遇到日軍一名新兵迷路的事件,事情搞大了。
在第一次槍擊事件之前的6月26日,北平突然實行夜間特別戒嚴,第37師師長馮治安擔任戒嚴司令,但是沒有給出戒嚴的理由,引起日軍很多猜測。
倒著看不容易搞清楚因果關係,咱們再正過來看一下——
6月21日,蔣介石在廬山決定第29軍要“國軍化”,河北省銀行券停止發行並兌換成法幣;
6月26日,第29軍控製下的北平突然實行夜間特別戒嚴,並且沒有給出理由;
6月29日夜,發生槍擊盧溝橋街事件;
7月7日夜,發生槍擊宛平演習日軍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