匝瑜
血壯山河-抗戰第一書
第一章“和平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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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25日，國民政府棄守武漢，10月31日蔣介石發表《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我國抗戰根據本不在沿江沿海淺狹交通之地帶，乃在廣大深長之內地，而西部諸省尤為我抗戰之策源地，此為長期抗戰根本之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終一貫之政策也。武漢地位在過去十月抗戰工作上之重要性，厥為掩護我西部建設之準備與承接南北交通之運輸。……”
這個話是對民眾解釋、為什麽在4個月前，也就是1938年6月2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抗戰一周年宣傳大綱》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而現在武漢保衛不了了的說辭。口號都是宣傳，在實際操作上還要講究實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對公眾喊出“保衛大武漢”的同時私下就做了放棄“大武漢”的準備，預計作戰4至6個月以消耗日軍。從6月11日波田支隊開始突襲安慶算起，到10月25日宣布放棄，滿打滿算4個半月，勉勉強強達到了原計劃的下限，至於《蔣委員長告全國國民書》所說的“激戰五月”，是經過會計算盤四舍五入的。
“……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故一時之進退變化，絕不能動搖我國抗戰之決心，唯其為全麵戰爭，故戰區之擴大，早為我國人所預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絕不能影響於抗戰之全局。……”
“我國在抗戰之始，即決定持久抗戰”，這個話也是現在這麽說，其實在一開始也並不是這樣打算的，在上海另辟戰場就是為了意圖引起國際幹預、調停，結果人家沒理會，最後釀成大禍，造成南京30萬人被屠殺的慘劇。上海開戰這個事情在本書中已經說了幾次，現在還要說，以後還要說，因為這是慘痛的教訓。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談判，從淞滬會戰時期的陶德曼調停到武漢會戰的和知鷹二，蔣介石一直在尋求對日妥協，而日軍一直是順風仗，“價碼”一直降不下來，委員長無法接受而已。這個一直尋求妥協的事情，實在是不能算是“持久抗戰”。
武漢會戰之後，委員長也總算看清楚了尋求對日妥協是辦不到的，唯一之途就是“持久抗戰”，但是形勢萬份困難，部隊傷亡已達108萬，占抗戰初期軍隊總額一半以上。不過相對於如此嚴重的戰損，更為嚴重的是經濟狀況。1939年6月，時任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的孔祥熙向蔣介石提供報告，全麵抗戰僅一年半，財政支出已高達“3219億元”，而這一年半裏，財政收入僅“716億元”，相差竟然是4倍多！而這“3219億元”的70%是軍費！也就是軍費支出為財政收入的3倍。
戰前中國工業90 %集中在華北、華中、華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軍占領了這些重要地區和工業城市，對國民政府的經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打擊。作為國民政府稅收主要來源的關、鹽、統三稅主要都在淪陷區，1939 年與1936 年相較，分別減少了77 %、56 %、89 %。
武漢會戰之後經濟富裕地區幾乎全部淪喪，而西北、西南地區工業非常薄弱，川、湘、桂、滇、黔、陝、甘7 省，其近代工業隻占“全國工廠總數的6. 07 % ，占資本總額的4. 04 %和產業工人總數的7. 34 %”，國民政府收入極度萎縮，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已是赤貧！
在這樣的情況下還要繼續打下去，隻能靠“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死打硬拚精神了——“自今伊始，必須更哀戚、更堅忍、更踏實、更刻苦、更猛勇奮進，以戮力於全麵之戰爭，與抗戰根據地之充實，而造成最後之勝利。”
而侵略者日本的日子也不好過，雖然占領了武漢，而且“國民狂喜，祝賀隊列從宮城至三宅阪（陸軍省、參謀本部所在地）日夜不停。歡呼萬歲之聲在戰爭指導當局的耳中隻不過留下了哀調，擔心遊行的前途。”9月24日陸軍省專門發布通報，指示慶祝活動的方向，“……二、應強調漢口雖然陷落，但在蔣政權潰滅前仍須繼續軍事行動。因此要避免召開使人感到事變結束的慶祝會。……”
在“七七事變”之時，日本軍政兩界都存在分歧，或者控製事態謀求“和平”、或者擴大事態全麵侵華，不過無論哪一派，都不想在中國投入過多力量，即便要全麵侵華，其打算也是要快打快勝，“三個月滅亡中國”就是典型論調。可是現在打到這個地步，戰事已經無法控製，戰事結束的影子卻一點兒也看不見。現在關內的日本軍隊已經達到24個師團、15個獨立旅團，再加上關東軍9個師團，日本國內僅剩一個近衛師團，可以說是傾巢而出了。
而經濟方麵，1938年的“直接軍事費用”為59億日元，占國民生產總值 19.7%、占“國家預算總額”的比例為76.8%！而1939年的預算“直接軍事費用”為80億日元，占“國家預算總額”的比例為80%！為了維持如此龐大的軍隊和支援連續的戰事，日本國內的資源幾乎已經見底兒了，勞力、糧食、能源和軍事物資供應出現危機，“連學校教練用的步槍都被收回”用於裝備擴建的軍隊。1938年擔任參謀本部付的澤田茂說，“外強中幹是我國今日的寫照，時間一長就維持不住了。”
鑒於此種情況，參謀本部第二課作戰指導班要求政府發表談判傾向聲明，“日滿華結成善鄰的精神和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由於打仗的都不想打了，日本政府更沒有理由、也沒有能力打下去，於是近衛內閣不得不在11月3日發布第二次所謂的“近衛聲明”。
這次“聲明”明顯學乖了，總算學會了法西斯胡蘿卜加大棒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大棒，“今憑陛下之盛威，帝國陸海軍已攻克廣東[州]、武漢三鎮，平定中國重要地區。國民政府僅為一地方政權而已。然而，如該政府堅持抗日容共政策，則帝國決不收兵，一直打到它崩潰為止。”然後是胡蘿卜，“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應以日滿華三國合作，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麵建立連環互助的關係為根本，希望在東亞確立國際正義，實現共同防共，創造新文化，實現經濟的結合。……帝國所希望於中國的，就是分擔這種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責任。……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
說實話這根破胡蘿卜不怎麽樣，隻不過比起第一次所謂的“近衛聲明”中“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來說進了一步，但是其中“更換人事組織”就是指把蔣介石換掉。先不管什麽“東亞新秩序”不“秩序”的，反正在換掉蔣介石這個事情上，蔣介石本人是無論如何也不答應的。
雖然中日雙方都極度困難，不過即便是侵略者日本想罷手，中國也是不可能罷手的。這個仗隻能算打了第一個回合，現在遠遠不能算完。目前的局勢正如汪精衛所說的，“中國麵臨的困難是如何將戰爭進行下去，日本麵臨的困難是怎樣使戰爭結束。”這是非常準確的形勢描述，但是在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上，汪精衛走到了錯誤的路線上去了。汪精衛在1938年12月19日飛抵越南河內脫離重慶國民政府，不過這個投降，還是蔣介石牽的線。
蔣介石從開戰之初就一直謀求與日本妥協，到了武漢會戰時期也在進行，其中一條線是蕭振瀛與日本參謀本部蘭機關長和知鷹二聯係，還有一條線是國民政府副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周佛海和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與日本參謀本部第八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聯係。
這兩條線都是蔣介石批準的，而且全程監控，不過兩條線到了7月份得到的日方條件都是讓蔣介石下台——搞來搞去把自己搞下台去了、這還搞什麽搞？於是委員長下令終止與日方談判，打消三心二意抗戰的念頭，轉回頭一心一意搞抗戰。
蕭振瀛線奉命立刻斷掉，而高宗武線進行的比較深入，相對於第1戰區總參儀蕭振瀛來說，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當然算是專業人士，工作幹的比較紮實，1938年7月，高宗武擅自赴日，會見了影佐禎昭、參謀次長多田駿、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確切掌握了日本方麵的和談條件，1、承認“滿洲國”，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2、決定要汪精衛“出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