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壯山河》之3112 大戰狼子湖 2

    3112 第三部 徐州會戰 第十章 大戰狼子湖 2

   第二節

1比9的比例實在嚇人，這不是在公司、工廠，也不是在公社、互助組，而是在咱們自己的軍隊裏！這腫麽行？！因此，“鎮反”還不能輕言結束，還必須深入進行！

過了一個星期，5月19日，華南分局繼續召開第35次常委會，議題仍然是“鎮反”。田秘書長的報告很充實，“目前鎮反方麵湛江已殺到2.4‰，李小峰說他們已決定再殺200（已令其停止）；北江計劃殺到2.5‰；……”

又過了一個星期零一天，5月27日的“鎮反”會議上，各位領導根據中央精神研究了收縮的問題。大家一致認為中央的精神是正確的，自然要擁護。不過那是全國算總賬，在具體地區，殺的還是不夠的。珠江地區提出，“1‰的控製，應抓緊，但超過1‰的，仍要殺一些。珠江恐怕要1.3‰才能解決問題。”興梅地區認為他們殺得少，必須在土改中再殺一批。海南地區要求在土改中再殺1000。

總而言之吧，具體情況要具體對待才是實事求是，不能搞1‰的“一刀切”，會議上有人建議，“沿海殺人不夠，希分配數字時照顧。”雖然可以再殺，可是毛主席有批示，那殺人權必須收回，葉劍英指示“立即收回大權（任何地方不許改變此項決議）”，但是葉帥也同時提請注意，“收縮不是停止，同時過去偏差並不是嚴重，這是為了運動更健康的發展和發動群眾結合起來。”

廣東的“鎮反”運動一直搞到1951年底，算是告一段落。但是不能結束，因為各地有了新的工作方向，要結合土改進行“鎮反”。

1951年4月，廣東的土改受到中央和中南局批評。華南分局接受批評、積極行動，6月，4萬土改大軍下鄉，名為補課，實則一切從頭開始，各地、縣繼續大改組、大換班。7月，《長江日報》連續發表兩篇社論，雖然不點名批評可是針對性是一眼見，就如同電視的馬賽克打得不好，不認識的人還是不認識，認識的人還是認識。華南分局沒有氣餒再次鼓勁兒，把土改範圍，擴大至全省85個縣，調動6.3萬名幹部，奔赴土改第一線。全省總共就8萬多幹部，上次搞土改一半兒的人還不夠，現在增加力度，把四分之三都派下去了，走基層比上次結實多了。

廣東全省又大幹了一個多月，8月28日，華南分局、廣東省人民政府、華南軍區發表《告廣東全省土地改革工作幹部書》，宣布“參加鬥爭的農民達730萬人，組織起來的農民達233萬人。培養了將近20萬的積極分子，從地主階級手中退回農民的勞動果實達4億3650多萬斤穀，收繳長短槍近10萬枝。另外已完成分配土地的460萬人口的地區也開展了初步的複查和各種運動。”

不行，還是不行，成績還是不夠！毛主席點名，“現在全國有三隻烏龜——廣東、廣西和福建。現在廣西和福建已經爬上去了，隻有廣東還沒有爬上去。”觀世音菩薩也不是泥捏的，就算是泥捏的也有三分土性是不是？哪能全無脾氣？是不是？

不是領導不重視，也不是幹部不努力，如此費勁兒還沒有爬上去，看來廣東這隻“烏龜”大概是能力有問題了。11月中旬，中央把廣西省委代理書記陶鑄調到廣東，12月25日，正式任命為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兼華南軍區第二政委，坐四望一。

陶鑄被毛澤東譽為“黨內的一頭牛”，也有人稱他為“坦克”和“攻堅排”。陣前易帥，用意明顯。當初毛澤東對廣西剿匪不滿，陶鑄一到，局麵立刻扭轉，到1951年的4月份，廣東殺了2.3萬多人，廣西殺了3.2萬多人，數字是硬的嘛，很說明問題嘛。現在廣東土改不理想，毛主席借助這頭“牛”也來衝一衝。廣東省土改委員會隨即進行改組，方方黯然讓位。

調查研究之後，華南分局發出了整頓隊伍的決定。1952年春天，“春耕整隊”運動像風暴一樣橫掃廣東大地！其殘酷和激烈，令人們在多年後仍然心有餘悸。1952年1月華南分局常委會確定，“還有1萬個人頭（即鎮反控製數），拿4000來歸地委掌握，搞土改時殺”。

這次“春耕整隊”，主要力量當然是從各軍中抽調南下幹部。本地幹部，降職的降職，罷免的罷免，下獄的下獄，剩下的就是好的了。具體工作有時候就像治病一樣，單味藥的效果不好就要用複方，這次“春耕整隊”是一會兒結合“鎮反”來整，一會兒結合“三反”來整。“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白天鬥地主惡霸，晚上鬥土改幹部，“整隊時集中點名反省，有的當場扣押，縛七八條繩，縛得死去活來的都有。”

……

又搞了一年，總算有些許眉目了，1953年又進行了大規模“水上鎮反”，追捕逃亡反革命分子。在曆時三年的鎮反運動中，廣東全省共逮捕了12.4萬人，處決了3萬人。

這下好了，咱們的“人民政權”安全了！

 

在這個轟轟烈烈的“鎮反”運動中，樊崧甫這個手上累累血債的國民黨中將，竟然能逃得過去！？而且咱們所有的運動，不管是反左還是反右還是反中間，無一例外都存在擴大化的情況，因為每次事後平反都是說受了擴大化的影響不是？這次當然也沒理由例外，要是不擴大化，那運動起來多沒意思、是不是？可是這個擴大化竟然也沒能把樊鬆甫擴大化進去！這也太奇怪了吧？而且是“上海市房地產部門來說，所安置的八個統戰對象，當時不是全宣布既往不咎麽？現在怎麽逮走了七個隻剩下俺一個？”

如此就有人提出了一個非常“大”的說法。

眾所周知，毛主席曾經被捕1次。這沒啥奇怪的，既然你幹“革命”、那就怨不得人家“反革命”要抓你，況且有一個說法，坐過監獄的男人才更有魅力，大家看看毛主席是不是很有魅力？毛主席奉命去組織秋收起義，先回到長沙丈母娘家看了看楊開慧和三個孩子，然後去安源。秋收起義之後沒辦法上了山就回不了家了，一直到第二年、1928年6月都是孤孤單單一個人在山寨裏，妻子楊開慧帶著三個孩子在娘家，日子也不會太順心不是？不過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革命家們也就都忍受了。朱毛會師之後打下了永新，建立起了蘇維埃政府，這也算稍微穩定了些了，這個壓寨夫人的問題就成了當務之急，是不是？當然也有名詞是組建革命家庭，是不是？

毛主席是負責領導群眾工作的，龔楚（這個人咱們以後再詳細說）帶兵打仗，打下了永新就帶兵走了，毛主席就在永新住下了。龔楚回憶，“永新縣有黨和青年團的組織，團的支部書記是永新中學女生賀子珍，有兄妹三人，哥哥賀敏學，曾畢業於永新中學，也是個共產黨員，妹妹賀怡，是青年團員。她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在永新縣城裏關有一間書店，生活很優裕，這時（一九二八年）賀子珍才十八歲，長得嬌小玲瓏，活潑可愛，說話很有條理，加上她的清脆悅耳的聲音和一雙晶瑩的眼睛，一見即令人有甜蜜蜜之感。我們占領永新的那天，下午五時，她率領了四個青年，帶了兩擔蔬菜和一擔豬肉，來慰勞紅軍……。”

龔楚有一日帶兵集中後得知毛主席駐地不遠，就去找毛，毛不在就和“他的隨從何同誌談天”，突然這位何同誌說：“龔同誌！我告訴你一件事，毛主席已有一漂亮的女同誌啦，你知道嗎？”

龔楚是帶兵打仗的又不是娛記，這種八卦破爛事兒腫麽能知道？龔楚雖然不知道但是由衷地為毛主席高興，“那好極了！朱德同誌有位蕭貴蓮女同誌，現在毛同誌又找到了一位革命愛侶，使他的精神得到安慰，生活得到調劑，對於領導革命事業，更加增強他的活力了。但不知是那一位女同誌？”龔楚的腦子還是比較不夠開闊，還是老思路，想著大概是紅軍中的女政工同誌，近水樓台嘛？誰知道竟然是永新的第一美女！

這個毛主席的隨從、何同誌嘴比較碎，啥都說，說起這些事情來更是唾沫星子亂飛。毛主席來到永新住在縣政府，地方的黨、團同誌都來見毛主席，其中一位女同誌就是賀子珍，漂亮而活潑，是團的支部書記，和毛主席談得很投機。到了晚上，賀子珍送了兩隻雞，兩瓶酒給毛主席，毛主席留她一起吃晚飯，“他倆談得更親密”。

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召開永新黨團會議，商討開展蘇維埃運動和發展團組織等問題，賀子珍發言最多，而且又有見解，深夜11點才散會。雖然是半夜了，但是還有很多革命工作不是？會後，毛主席請賀子珍單獨在臥室裏談了很久。第二天早飯後，賀子珍又來了，整天陪著毛主席工作，晚上也沒有回去。

毛主席這個時候逆練九陰真經還未大成，作息時間還沒有黑白顛倒，每天還是早上6點起床，不過這天毛主席起得稍晚了些，9點才爬起來。起了床就洗了臉，喜氣洋洋，毛主席春風滿麵的對大家宣布，“我和賀同誌兩人愛上了，由同誌的愛轉變為夫婦的愛，這是我們革命鬥爭共同生活的起點。”

閃婚大概就是魅力，魅力大概就能搞到閃婚，根據辯證法這是事物的兩個麵。剩女的魅力不行，所以連晚婚都費勁兒，剩女是事物的一個麵，另外一個麵根據辯證法無論如何也找不到。大家看看這次閃婚是不是能體現毛主席的一部分魅力？

這個龔楚啊，要不怎麽是叛徒呢，當麵一套背後一套，嘴上說的是替毛主席高興，心裏很不以為然，竟然在毛主席和賀子珍相愛的大喜時候，竟然想起了這個時候楊開慧還在長沙娘家裏還帶著三個孩子呢——真是皇上不急太監急，是不是？

說毛主席被捕咋就說到毛主席閃婚了，真是奇怪？不說閃婚了，接著說被捕。

1927年8月底，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和安源俱樂部黨員易子義從安源出發去銅鼓，組織成立第3團暴動。在路上被團丁抓住，雖然謊稱安源煤礦的采購員，但是人家不信，還要被押到團部審問。同時，團丁們還抓了另外十幾個“共產黨嫌疑犯”，都用繩子綁著。毛澤東等人有安源礦的證明，就沒有被捆，被團丁們押在一串人後麵走著，前往民團總部。在路上，毛主席用兩塊銀元塞給一位“黃大哥”，由此逃脫。

這是現在比較認可的一個說法，還有一些敘述的稍微不同的說法。李新、陳鐵健主編《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2000年北京出版社）第1章第3節第71頁：“9月11日，毛澤東領導第3團在銅鼓起義。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與潘心源赴銅鼓指揮第3團，路經瀏陽張家坊遇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因此隻剩了毛澤東一人赴銅鼓。10日，毛澤東同誌來銅鼓。”

趙大義、高永芬著《險難中的毛澤東》第76至77頁（中央文獻出版2000年7月版），這是本小說，書中講到，“潘心源為了掩護毛澤東，減輕易子義的壓力，提高嗓子喊起：弟兄們，還不快跑呀！他邊喊邊帶頭向後跑。隊伍亂成一團，無辜抓來的人一轟而散。”

再有就是親曆者自己的說法。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載了和毛澤東的談話。“當我從事組織軍隊，奔走於衡陽礦工和農軍之間的時候，我被國民黨屬下的一些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搞的恐怖正達到頂點，許多國民黨的嫌疑犯正被槍殺。當時，我被送到民團總部去，到了那裏將要被殺害。但我從一位同誌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者放我。普通士兵都是被雇傭的，看著我被殺，對他們沒有特別的好處，所以他們答應釋放我。但是，負責押送我的隊長卻不肯。因此，我決定逃脫，可是，直到民團總部約兩百碼的地方，我才有了逃脫的機會。在那一剎那間，我掙脫了繩子，逃到田野裏去。”

“士兵追趕我，並且強迫一些農民協助他們搜尋。他們有許多次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接觸他們。可是，我終於沒有被發現。雖則有五、六次我曾放棄了希望，覺得我肯定會再被抓到，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索。”

“我身上有七塊錢，於是用來買了一雙鞋子，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終於安全到達農軍那裏時，口袋裏隻剩兩個銅板。”

在親曆者的口中沒有出現《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所說的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而是出現了一位借錢的“同誌”。如果這位有錢的同誌是一起抓的，“一根線上的螞蚱”那就談不到借不借了。如果隻是親曆者單人被抓，如何能找人借錢？有一個可能就是類似於“交保候審”，找人借錢行賄。那這個過程也不會短，也不會在路上，因為不可能親曆者被抓的時候，正好有一位同誌站在路邊，而且已經準備好了幾十塊大洋等著你來借。最起碼應該在一個居民小區之類的地方，而且得有人押著去借錢。

再有一種可能就是一起被抓的，這位同誌為了保護公家財產就是不行賄，親曆者就隻好先借來用用，最後行賄未得逞隻有逃跑。親曆者沒有說這位“借錢的同誌”逃脫了沒有，這裏隻能存疑。

根據匝瑜定理，隻要有兩種說法有出入，或者語焉不詳啥的，就會有意思，但是，這次，俺決定，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