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經濟觀察報書評” 精選 | 當工農遭遇摩登：中共是如何接收上海的？

上海有別於任何一座中國城市。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在農業文明的海洋中浮出水麵的一個孤島，帶有某種既混血、又格格不入的氣息，然而又最能折射出近代中國的那個光怪陸離的現代化圖景。借用羅茲·墨菲的話說，它是理解“現代中國的鑰匙”（盡管後來他改變了這一看法），集中體現著西方現代性（或殖民化，取決於你怎麽看）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的回應。頗耐尋味的是，他撰寫的《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剛好是在上海迎來自己曆史性轉折點的1948-1950年間，但他的話或許也適用於此後的一個時期：上海在1950年代的經曆，可能也是理解當時中國的一把鑰匙。

 

近代上海華洋雜處、五光十色，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或許也正在於那種缺乏中心的多元結構所造就的“無序的活力”，隻是痛恨者聚焦於其“無序”，而讚美者則看到其“活力”。在1949年後的政治格局最大的變化，正在於一個強有力的中心迅速建立起一元化的秩序，這既結束了原有的分裂、衝突、重疊的狀態，但也使原本的縫隙不複存在。此時原有的“兩方（租界、華界）三家（國民政府上海市政府、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在行政上均已被掃蕩殆盡，這個城市在革命國家中，將以單位和裏弄兩大空間重組起基層社會政治生活。

 

不難看出，這一重構進程，基本上是另起爐灶。新的秩序更像是對傳統農村社會保甲製度的模仿。裏弄、單位雖然是中國城市生活中原本就存在的事物，但之前並不是基層政治組織。尤其像上海這樣五方雜處的移民城市，很多人隻是碰巧生活在一個裏弄裏，彼此的背景相去懸隔，談不上有什麽整齊劃一的基層控製管理，更沒有組織化的居民生活。1952年的調查中說，全市三分之二的人群都是“階層複雜，政治思想情況複雜，生產和生活規律不一，要求不一；基礎薄弱，無黨團組織，政治認識較模糊”。值得注意的是，從治安狀況和組織管理上來說複雜棘手的“問題”，如果換個視角來說，正說明當時的上海市民社會豐富多元地容納了各色人等。

 

這對革命國家而言顯然是個挑戰。因為原先的紅色根據地和解放區大多都在社會組織較為簡單的農村社會，人群之間很少會存在相互衝突的利益，但上海卻是一個極為複雜的拚圖。在這種情況下，居委會作為適應新執政者政治運作的基層組織，開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隨著1954-1955年間計劃供應的推進，糧油、棉布的憑券購買都直接與戶籍人口掛鉤，居委會扮演起國家與社會的雙重角色，既有效承載著國家對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又繼續協調並密切聯係著城市居民，畢竟它的正式名稱就叫“居民委員會”，聽著似乎還有幾分自治的色彩。

1949，上海的滑稽戲戲班

 

在文化生活的其它方麵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影響人們生活至深的媒體。外商外僑的報紙基本到1953年完全消失，剩下取向多元的民間報人所創辦的媒體，也從上到下開始整改，因為“上海的報紙太多，群眾不需要那麽多種的報紙”，需要“調整集中辦好一兩張報紙”。在公私合營的體製下，民間報人轉變為國家幹部。在教育（1952年院係調整）、出版、電影製片等不同行業，都進行了各種調整：或北遷、或援邊、或合並、或整改。一言以蔽之，上海可以繼續成為經濟中心，但不能再成為文化中心；而重整的過程既是建立新秩序，也是全麵清理舊事物、舊人物的過程。這其中的要點在於：都有一雙“國家之眼”注視著這一切，認為這種調整是科學合理的、減少浪費的，且應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健康價值觀、因而有助於引導群眾的——當時對許多傳媒或文化產業的主要批評之一，就是它們竭力招攬廣告或渲染低俗，任由市場擺布而“遷就落後群眾”。

 

這其中的尷尬在於，據說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的那些媒體、電影，應者寥寥，而對那些不合正確意識形態的反麵人物和香港電影，倒是趨之若鶩。這未必是因為上海市民“思想落後”或“見過世麵”，而隻是人之常情：人們很容易察覺主旋律電影中的說教口吻，也不難看出所有的正麵人物都很相似，仿佛他們不是血肉之軀，而是那些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化身。如果說這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的強力統合同基層社會的自主性並存”，是“政治文化的日益趨同和地方差異性的頑強表現”，那或許關鍵在於：人畢竟有七情六欲，有其本能的偏好和需求，就像老和尚說再多遍“山下的女人是老虎”，小和尚卻還總是會覺得“老虎已闖進我的心裏來”。

 

對於這一時期的上海，曆史學家有兩種不同的認知：一種強調1949年之後已發生斷裂和徹底轉變，國家已吞噬社會；另一種則辯稱仍存在相當的連續性，至少這個“半老徐娘”仍一定程度上保留著當年風華絕代的姿容。張濟順顯然是讚同後者，舉證的例子多表明當時的上海社會並未完全馴順，例如，雖然來自西方的直接影響已全麵告退，但上海人仍通過香港電影這一媒介，保留著對西方的記憶和想像，“洋派”、“洋氣”在上海話裏一直是褒義詞；不過矛盾的是，她似又在暗示這一斷裂，因為這裏所說到那個遠去的“都市”，顯然是指解放前的老上海，而且主要是那個西化的老上海——她談到電影、教會學校人物，但對諸如越劇、會道門則沒怎麽著墨。應該說，這兩種認知其實並不矛盾，斷裂和延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存在的，正如光具有波粒二重性。

 

1956，電影明星宴請小朋友

 

在1950年代的上海，國家扮演了一個具有如此強大能動性的角色，“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無疑也很重要。在這個視角中，上海具有雙重形象：既是革命的搖籃、工人階級和生產技術最發達的地區，因而是中國力量的源泉，同時它又象征著舊中國的虛弱和病態。從這一點上來說，改造上海正如改造中國社會一樣，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如何改造——不是要殺掉金鵝，而是要馴化野鵝。可以說，處理上海關係到新中國的成敗，其城市管理的所有經驗和技術幾乎都用上了。某種程度上，1950年代上海社會的“自主性”和“頑強表現”，與其說是社會的韌性，不如說是國家在管理技巧認識到這樣的容忍更為有利——它謀求的不是徹底壓倒，而是改造一個新上海來“為我所用”。

 

1951年的外灘

 

在進上海前夕的丹陽集訓中，陳毅曾說“進入上海是中國革命的最後一個難關，是一個偉大的考驗”，這不僅是因為舊上海在意識形態上“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窩巢”，也因為在具體實踐上“我們對管理城市、建設城市不熟悉，沒有經驗”。他說的這是實話。更早在1949年2月，訪問西柏坡的蘇聯代表米高揚就發現，中共領導人對許多問題都“非常內行，很有自信”，但越是臨近全麵接管政權，就越是感到管理經驗上的欠缺。毛澤東不久會見科瓦廖夫時還談到占領上海容易，但管理卻很困難，甚至說因此“至今我們還沒有下定決心占領上海”，並請求蘇共在占領上海之前派來一批“專門管理上海的專家”（見沈誌華《蘇聯專家在中國（1948-1960）》）。這些都意味著，1950年代的上海如何管理，並不是隻是上海本身的問題，其意義遠遠超出了這座城市，上升到“中國革命”和“接管國家權力”的層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