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秀鬆蒙冤與平反始末 轉載 《讀書作樂》

蒼山殘陽: 本人不久前和俞秀鬆後代有交談，現推薦此文。明天將貼出 《 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曆史檔案館原中共二三十年代留蘇人員檔案查尋感想》。

 

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曆史上，俞秀鬆是一個無法抹去的重要人物。早在1920年5月，俞秀鬆和陳望道就一起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6月，與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8月，受上海黨小組委托，籌建了中國最早的青年團組織——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並擔任書記，11月，團臨時中央局成立，俞秀鬆任書記。就是這麽一位黨和團早期的卓越領導人，卻在新疆工作期間被錯誤逮捕，並犧牲於蘇聯“大肅反”期間。俞秀鬆冤案直到1996年才算正式平反。其間的曲曲折折，令人歎惋。

 

在蘇聯“大肅反”運動中，王明向斯大林進讒言誣陷俞秀鬆

 

1925年，俞秀鬆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學習期間，俞秀鬆曾直言不諱揭露過王明的投機本質，使王明懷恨在心。1928年春天，王明捏造出一個“江浙同鄉會”反革命集團，向共產國際告發俞秀鬆等人。但經共產國際、蘇共監委、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調查，結論是“莫須有”。

 

1933年，蘇共中央派俞秀鬆到蘇聯遠東伯力工作，任蘇共中央邊區黨委機關報《工人之路》中文版的副總編。1935年6月，應新疆盛世才政權的邀請，蘇共中央派俞秀鬆等25人到新疆工作，做新疆軍閥盛世才的統戰工作。

 

俞秀鬆化名王壽成，先後擔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秘書長、新疆學院院長和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等職，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傳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成為在新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旗手。1937年4月下旬，為迎接向新疆突圍的西路軍戰士，俞秀鬆協助陳雲、滕代遠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新疆工作期間，俞秀鬆與清秀文雅的盛世才二妹盛世同由相互認識到相互熟悉、了解直至相愛。斯大林聽說後很高興，他認為盛世同如果能夠和自己派去的幹部俞秀鬆結婚，那對於促進蘇聯與盛世才政權的關係是很有幫助的。1936年夏，在斯大林的撮合下，俞秀鬆與盛世同結為夫妻。斯大林托蘇聯駐新疆領事轉送上一箱衣服，以表祝賀。舉行婚禮時，蘇聯駐新疆領事館的全體同誌都來祝賀。俞秀鬆用俄語向他們介紹了兩人談戀愛的經過。蘇方還將他們的婚禮和新疆的習俗拍攝成電影，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和莫斯科放映。當天晚上，蘇聯駐新疆領事館還派官員到新房來道賀，在證實新娘確實是盛世同而沒有出現紕漏後，才放心回去。在他們結婚一周年紀念日，斯大林又給他們送來了一架照相機作紀念。婚後，俞秀鬆與盛世同雖然生活清苦，但相親相愛，婚姻甜蜜。

 

20世紀30年代末，席卷蘇聯的“大肅反”運動，使數十萬人慘遭無辜殺害。蘇共71名中央委員中，51名被處決、2名被迫自殺；選出的58名候補中央委員中，47名被處決。195名師長中，110名被殺害，220名旅長中有186名被殺害。不久，“肅反”運動的風暴越出了蘇聯。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由蘇聯返回延安途經新疆時，開始在新疆推行“肅反”運動。

 

王明、康生返國前，曾與王稼祥等一起拜會了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也在座。王明對於俞秀鬆懷恨在心，趁機在斯大林麵前說俞秀鬆的壞話。據王稼祥回憶，王明利用這次會見斯大林的機會進讒言，說俞秀鬆等是壞人。斯大林囑咐王明到新疆跟盛世才談談。

 

王明、康生到達迪化後，受到盛世才的熱情款待。盛世才是依靠蘇聯的幫助才打敗政敵取得獨霸新疆的地位的，當時在哈密還駐紮著蘇聯的紅八團，所以他對蘇聯和斯大林的一言一行都十分看重，對斯大林的吩咐更是不敢怠慢。王明是共產國際和蘇共培養起來的“政治新星”，盛世才對此很清楚。

 

王明以“可以保證得到蘇方更多的支持”、“可以從延安派人來新疆幫助盛世才工作”為條件，要盛世才“必須肅清此間的反革命托派分子”。康生接著告訴盛世才：1935年由蘇聯派到新疆的25個人，有許多人是托派。如果聽任這些托派繼續隱藏下去，對於新疆的革命與建設必然產生巨大的破壞。

 

盛世才答應了王明和康生的要求。因為俞秀鬆已經取了化名，盛世才就拿出聯共派到新疆的25人的照片讓王明、康生辨認。

 

王明一見俞秀鬆等人的照片，就想起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往事，不禁怒火中燒，當場指認這25人中的新疆反帝總會秘書長王壽成（即俞秀鬆）等24人均是“托派”，並要盛世才立即逮捕，就地處理。

 

王明、康生臨走時還說：“對於俞秀鬆等人的問題，我們直接給共產國際去信反映，以便配合蘇聯正在進入高潮的肅反運動。”1938年2月，康生在《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薩基匪徒》一文中，誣陷俞秀鬆、周達文、董亦湘等為“在蘇聯的中國托洛茨基匪徒、日寇的奸細、陳獨秀最好的幹部”。接著，蘇聯的《真理報》與王明主編的巴黎《救國時報》也隨意給他們編造罪狀：一、組織“江浙同鄉會”；二、不討論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決議案；三、反對王明等。公然誣陷俞秀鬆等為“托派”。

 

盛世才接指令後，給俞秀鬆等人扣上兩項所謂的罪行：一是托洛茨基派和“江浙同鄉會”的領導者與骨幹，二是當時省城陰謀暴動的參加者，將他們全部逮捕。

 

俞秀鬆的突然被捕，讓盛世同永世難忘

 

1937年12月27日，對於盛世同來說是一個永生難忘的日子。半個世紀後的1996年，寓居於上海的盛世同回憶起來，還是曆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天晚上，俞秀鬆還沒有回家，盛世才的4個衛士提著馬燈突然到來，說：“盛督辦有要事，請秘書長立即就去。”盛世同便說：“秘書長還沒回來呢，你們先在客廳等著吧。”衛士們沒有說什麽，便在客廳裏焦急不安地等待著。

 

9點多鍾，俞秀鬆回到家，隨4名衛士去見盛世才。盛世同焦急地等到12點，見俞秀鬆還沒有回家，打電話問哥哥盛世才。得到的答複是有事要商量，讓她先睡。到深夜兩點還沒有回家，盛世同再打電話問，他又說是到蘇聯總領事館辦事去了，可能要到天亮才能回家，叮囑她不要東想西想，早點睡覺。直至第二天，盛世同才得到通知說俞秀鬆被抓了，要她送一些日常用品到監獄。

 

盛世同聞訊如五雷轟頂，感到心都要跳出來了。她立即憤怒地趕到督辦公署找她的大哥評理。盛世才推說監獄裏提供的“陰謀暴動案”名單中有俞秀鬆的簽字。盛世同說：“你把這個簽字拿出來！”盛世才說：“你先把棉被拿到承啟處，叫他們轉給王壽成。簽字麽，以後當然會拿出來。”

 

送好被褥後，盛世同又去找盛世才。一見麵，盛世才的臉色驟變，說：“沒有證據我會抓人？王壽成不僅同陰謀暴動案有關，還同托派有關係。過幾天就要開公審大會，你自己當麵去聽！”

 

當俞秀鬆聽了探監的盛世同說了自己的“罪行”後，笑道：“莫名其妙，你相信嗎？我來新疆是幹革命，堅決執行‘六大政策’，為什麽要殺盛世才？有什麽憑據？”“我在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就表明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我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要實現我的理想——解放全人類，怎麽可能與托派有關？過去幾次清黨都沒有問題，早期參加黨的同誌和在蘇聯留學的同學都了解我，這完全是誣陷！一定有人在搗鬼。”

 

俞秀鬆還安慰盛世同說：“要堅強，不要悲傷。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飯，要革命就不怕殺頭，革命者是殺不完的。革命一定會成功，這是我堅定不移的信念。”他多方安慰、鼓勵妻子。盡管盛世同作了拚死鬥爭，也隻爭取到每周送一次東西、每月探一次監的機會。

 

俞秀鬆在獄中以堅強的革命意誌擋住這飛來橫禍，並展開了鬥爭。監獄雖然可以關住俞秀鬆的身，但關不住他的心。他的心仍然想著革命，仍然在關心國內外形勢和新疆的大事。每當盛世同去探監，俞秀鬆雖然對她懷有深厚的感情，但他首先問的、主要談的是國內、國外和新疆的形勢。俞秀鬆絕不虛度光陰，要盛世同帶書給他，以便他利用這段時間抓緊學習。他關心盛世同，注意提高她的政治思想水平、階級覺悟，給她講革命必勝的道理。

 

盛世才逮捕了俞秀鬆等人，但不敢“就地處理”，因為俞秀鬆他們是聯共中央派來的幹部。盛世才便把事情經過向蘇聯駐新疆總領事館和盤托出，領事館報告了聯共中央。聯共中央調查組經過調查，認為俞秀鬆等人不是反革命，也沒有反革命活動。他們既由蘇聯派來，應由蘇聯調回複查，不能就地處理。

 

1938年6月，蘇聯派了一架軍用飛機和數十名荷槍實彈的士兵，強行將俞秀鬆、萬獻廷押回蘇聯，其他人均被釋放。

 

俞秀鬆預感到回蘇聯凶多吉少，定會蒙不白之冤，在去機場的車上，俞秀鬆對愛妻做了最後的告別：“我此去吉凶難卜，你要挺起胸膛，不能靠別人，要相信共產黨，他們才是中國人民的救星。” 飛機起飛後，俞秀鬆隔著舷窗向盛世同揮動帽子的情景，讓盛世同永世難忘。

 

與俞秀鬆一起被送回蘇聯的萬獻廷，1958年回國探親，對曾在新疆工作的同誌談起過在蘇聯的經曆。萬獻廷和俞秀鬆是同機飛回蘇聯的。到莫斯科後，兩人便同時下獄。在審問萬獻廷時，問他是否反對王明。萬獻廷說，他反王明，但沒在旅莫支部呆過。結果，被流放到北冰洋一個煤礦的勞改營裏做苦工，幾年後才放出來。在審問俞秀鬆時，他承認自己反對王明，而且在旅莫支部，結果受到重刑。

 

1939年2月21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判決王壽成（那裏曼諾夫、俞秀鬆）死刑，立即執行。

 

盛世同等親屬為俞秀鬆的平反而多方奔走

 

1938年機場分別後，盛世同一直默默思念著、等待著不知下落又無法探聽到消息的摯愛著的丈夫，為了表示對丈夫感情的忠貞不渝，盛世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安誌潔。

 

時間一年一年地過去了，俞秀鬆仍然音訊全無。安誌潔天天愁眉不展、憂心忡忡。1941年冬後，蔣介石想趁蘇聯忙於蘇德戰爭，無暇東顧之機，將新疆置於自已的控製之下。而盛世才見蘇聯一度處於劣勢，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也決定改換門庭，投靠蔣介石。

 

1942年，盛世才派安誌潔的五哥盛世騏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盛世騏請她同去，讓她散散心。安誌潔就這樣隨盛世騏到了重慶。聽說安誌潔到了重慶，蔣介石夫婦格外熱情，告訴新疆駐重慶辦事處主任張元夫邀請她赴宴。宴後安誌潔謝絕了蔣介石替她做媒，保薦她讀中央大學的“好意”，鐵心回新疆等俞秀鬆回來。

 

1948年冬天，隨著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國民黨政府的官員紛紛準備逃往台灣。盛世才也不例外，準備帶著家人去台灣，並要安誌潔一起去。但安誌潔拒絕了，她毫不猶豫地表示留在大陸，隨公公回到諸暨老家，等待解放，打聽俞秀鬆的消息。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了，中蘇正式建交。安誌潔來到上海，會同俞秀鬆的四弟俞壽臧共同尋找俞秀鬆的下落。

 

安誌潔給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寫信，請求他們在蘇聯查找俞秀鬆的下落。不長時間，她就收到了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的回信。王稼祥告知她，俞秀鬆不在人世了，至於其犧牲詳情仍沒有寫。後來，在公婆的勸說下，安誌潔與俞壽臧結為夫婦。

 

經全家人商量後，俞秀鬆的父親在1961年11月7日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黨組織給俞秀鬆平反。一個多月後，他們收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關於追認俞秀鬆為革命烈士的信》，並收到了由毛澤東主席簽發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證（1982年換發為革命烈士證明書）。中國共產黨為俞秀鬆在國內洗掉了冤塵。但俞秀鬆犧牲的真相仍然是個謎，尤其是蘇聯當局沒有任何表示，仍是俞秀鬆一家的遺憾。

 

中蘇關係的緊張與十年“文革”，使他們無可奈何，一籌莫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安誌潔被聘為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並當選為上海市政協委員。與此同時，有關部門開始認真收集俞秀鬆烈士的資料，大力宣傳俞秀鬆的革命事跡，諸暨縣建造了俞秀鬆烈士紀念碑。俞秀鬆親屬立即把握這大好時機，抓緊追查俞秀鬆犧牲之詳情，爭取替俞秀鬆徹底平反。

 

1988年，安誌潔和俞壽臧到北京，請求李先念主席為俞秀鬆烈士紀念碑題詞，同時上書中共中央組織部，要求查明俞秀鬆犧牲真相，由蘇方出麵為俞秀鬆徹底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組織部與中聯部認真聯係後，考慮到當時的中蘇關係等情況，認為此時時機不妥，以後再議。到1991年，安誌潔又發函到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要求蘇聯政府查明俞秀鬆犧牲真相，並書麵為其平反。

 

1991年10月29日，他們收到蘇聯駐滬領事館秘書科茲洛夫的回信說：“哈薩克加盟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通知我國外交部：俞秀鬆，1899年在中國出生，1938年因被控告他有托洛茨基主義活動而逮捕。1939年2月21日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對俞秀鬆案件宣判死刑（槍斃）。判決當天，其屍體在莫斯科領河坡地火葬場火化。1991年7月27日哈薩克共和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把俞秀鬆的偵察案件轉送到哈薩克共和國檢察院審查俞秀鬆平反問題。審查結果本領事館將另外通知您……”

 

中國駐外使節為俞秀鬆一案平反昭雪的努力

 

此信將俞秀鬆犧牲的確切時間、地點和原因告知了其家屬，並請他們等待最後的結果，安誌潔他們充滿期待地等待著蘇聯的書麵平反證明。不想，風雲突變——蘇聯解體了。希望頓時變成了肥皂泡，一切似乎都無頭緒。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93年，安誌潔和俞壽臧應新疆自治區黨委黨史研究室和民政廳的邀請赴新疆烏魯木齊市訪問。1995年又應新疆大學、烏魯木齊市第一中學校慶辦公室邀請再次赴新疆烏魯木齊市訪問。

 

這兩次的訪問啟發了他們，使安誌潔想到原蘇聯領事館的回信中說的“此案件在哈薩克斯坦檢察院”。現在的哈薩克斯坦國家的首府阿拉木圖就離新疆不遠，應該找他們了解俞秀鬆犧牲時的情況。1995年9月，安誌潔托一個在哈薩克斯坦留學的學生捎去兩封信，一封給哈薩克斯坦政府外交部，另一封給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請他們盡快查明俞秀鬆冤案的真相，早日給予書麵平反證明。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館的陳棣大使接信後很重視，立即提上議事日程，認真負責地展開了查實工作。兩個月後，即同年11月3日，他們就收到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陳棣的回信。陳棣大使在信中說：“讀了您的信後，我被您的執著精神深深感動。俞秀鬆烈士的問題確屬曆史冤案，理應早日得到前蘇聯方麵的平反。過了近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個問題仍未能解決，令人不安。我館已照會哈薩克斯坦外交部，我本人已致函哈最高檢察院院長（我的朋友），請求他們盡快給予解決，使烈士名譽盡早得到全麵、徹底的恢複。”

 

1996年1月3日，安誌潔收到陳棣大使的第二封信，告知哈薩克斯坦最高檢察院向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軍事檢察院及內務部門查詢後告訴我館，哈方沒有查到有關俞秀鬆或王壽成的檔案資料。在一個“六人集團”的檔案中，他們查到了王壽成的名字，但這部分檔案材料目前大概保存在當時的突厥斯坦軍區（現屬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的檔案庫中，哈檢察院已經去文查問。

 

1月底他們又收到了陳棣大使的第三封信。信中說：“一月二十四日，我收到哈薩克斯坦總檢察院關於為俞秀鬆烈士平反之事的答複（附譯文一並寄去）。看來，哈方對此事處理認真，已查出俞秀鬆烈士當時是在莫斯科被判決的。他們提出，此事應找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建議您通過我駐俄羅斯使館來解決此事。我駐俄大使李鳳林同誌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是我兄長輩的老同事，他定會給您以全力協助。我最近也抽空給李大使去電話，請其予以協助。”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檢察院在1996年1月22日複信中說：“……王壽成於1939年1月 15日被蘇聯國家內務委員會、國家安全總局依照俄羅斯聯邦刑法第58、6，58、8，58、11條規定，在莫斯科予以逮捕和因國家罪追究刑事責任並交付法庭。根據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1939年2月21日的判決，王壽成（那裏曼諾夫、俞秀鬆）被判處極刑——槍決並沒收財產。法院的判決於當日即 1939年2月 21日執行。根據哈薩克斯坦共和國1993年4月14日《關於為大規模政治鎮壓犧牲者平反的法律》第 2條規定，所有在 1917年10月25日（11月17日）以後在現屬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領土的區域內直接受到政治鎮壓或根據蘇聯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法令強行遷到哈薩克斯坦的人員一律屬於平反之列，但鑒於王壽成（那裏曼諾夫、俞秀鬆）當時是在莫斯科被追究刑事責任和判決的，其平反問題不可能在這裏解決，也不屬於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總檢察院管轄範圍，你們應找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

 

收到此信以後，安誌潔立即給中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李鳳林大使寄去有關俞秀鬆的一些曆史資料，請求他幫助向俄羅斯政府提出為俞秀鬆書麵平反昭雪的要求。李鳳林大使1996年2月 22日回信告訴安誌潔，稱他已經向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提交了照會，提請其盡快查清此案，為俞秀鬆烈士平反昭雪。俄方已經允諾加緊辦理。

 

同時，安誌潔又收到陳棣大使的第四封信，告訴她又通過哈律師查到了烏茲別克斯坦軍事檢察院中卷宗號為7925的俞秀鬆案卷，要她與我國駐烏茲別克斯坦使館聯係，並將卷宗號告訴俄羅斯檢察院。安誌潔閱信後立即照辦。一月後，陳棣大使又給安誌潔發了第五封信，告訴她，他已與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通過電話，與我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館的關恒廣取得了聯係，他們都將盡力協辦此事。

 

後來安誌潔得知，有關俞秀鬆一案的有關文件存放在當時的烏茲別克共和國突厥斯坦軍區。為引起烏方重視，我國駐俄使館又通過駐烏茲別克使館促烏方盡快向我方提供有關材料。6月1日，我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關恒廣給安誌潔回信說：“我館曾多次與駐俄使館和駐哈大使聯係，了解有關信息，並根據來函所提供的線索，於3月份正式照會烏茲別克斯坦外交部，請烏軍事檢察院協助查找7925號檔案卷宗下落，以解決為俞秀鬆烈士平反問題。此後我們又通過烏有關部門和友人催促查尋。最近烏方正式複照我館稱，據烏國防部檔案中心查告，俞秀鬆的檔案材料1939年末送達烏軍事檢察院。看來，繼續在烏查找此案卷，線索已經不多。據我館進一步從烏外交部有關負責人（此人曾在中央檔案局工作）得知，由於當時戰爭初出現的混亂局麵，莫斯科當時批轉的檔案實際上後來並未送出。看來，有關檔案查找工作及俞秀鬆烈士的平反問題，尚需進一步通過俄總檢察院解決。”

 

安誌潔接到此信，立即又給中國駐俄使館去信，請求其再次向俄總檢察院反映，請予查找俞秀鬆案子的卷宗，以期早日了結此案。為了趁熱打鐵，她於同年7月，讓俞秀鬆的繼子俞敏專程去莫斯科拜訪李鳳林大使和李桐傑參讚，以進一步了解此案的進展情況和促進此案能早日結案。李鳳林大使熱情地接待了俞敏，派人駕車送俞敏去頓河火葬場吊唁查找俞秀鬆的墓地。墓地管理員告訴他，當時許多“政治犯”是集體被殺害、火化後埋葬在一起的，俞秀鬆的遺骨已不可能找到了，再也不能按照中國習俗還鄉了。

 

俞敏向墳地墓碑獻花，憑吊繼父俞秀鬆烈士的英靈。然後他又到俞秀鬆曾學習、工作過的東方大學、中山大學和列寧大學的舊址攝影留念。他返回上海後，將駐俄大使館的同誌認真、負責地抓緊查找的情況告訴了母親和所有親屬，大家聽了都為之感動，並充滿信心地期盼著早日收到俄方書麵平反昭雪的文書。

 

1996年國慶前夕，在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關心下，在眾人的努力下，俞秀鬆的親屬終於收到了中國駐俄羅斯大使館參讚李桐傑寄來的俄羅斯軍事檢察院致我國駐俄羅斯聯邦大使館、領事部的信和俞秀鬆的平反證明書（第 SYP－1288—96號）及譯文。李桐傑參讚在信中稱，8月29日，俄羅斯軍事檢察院正式作出為俞秀鬆烈士恢複名譽的決定。至此，這一沉結半個多世紀的冤案終於得到徹底平反。

 

由於俞秀鬆烈士蒙難在國外，遺骸或骨灰無法回歸祖國，這成了其親屬心中永久的創痛。上海福壽園了解情況後，在共青團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下，多次與安誌潔和烈士四弟俞壽臧聯係，決定在福壽園為俞秀鬆烈士建墓塑像。

 

2002年12月28日，俞秀鬆烈士紀念銅像落成，並在上海福壽園意遐苑中舉行落成揭幕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