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三屆”和“老五屆”的文革回憶
筆者關注文革曆史資料的收藏和研究，包括參與建立和運營《華夏文摘》的“網上文革博物館”網站將近有二十年時間了。這過程中注意到一個現象：大體上說，二十年前，對我們的博物館熱烈支持、向我們提供資料、投送稿件的人多是文革開始時在校的中學生，習慣上稱為“老三屆”。他們的回憶、爭論集中在以下幾個話題：早期紅衛兵和他們的暴力行動，“對聯”、血統論及中學裏的派別鬥爭，當然還有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最初的時候，電腦網絡的中文交流還在起步階段，當年有的“老三屆”網友沒有中文書寫軟件，或者不會中文輸入，但是擋不住他們傾訴自己文革經曆的強烈願望，常常把手寫的稿件郵寄給我們，再由義工將它們輸入為電子文本發到網上傳布，他們當年的執著可見一斑。相形之下，文革開始時在校的大學生，習慣上稱為“老五屆”的，他們的回憶和討論，不免顯得有點冷清。
“老五屆”對於文革曆史的回憶和反思落後於“老三屆”的弟妹們，在筆者看來，同他們在文革後期以及文革結束後的境遇有關——他們中許多人雖然和中學生一樣，畢業後也有一段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的經曆，還發生過在廣東牛田洋勞動的眾多大學生死於台風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為“國家幹部”的勞動鍛煉，有固定的工資收入和明確的期限，而不像中學生那樣隻看得到“一輩子紮根農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結束的時候，他們大部分已經在廠礦企業或機關從事或多或少的專業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學生那樣還要為返城抗爭以及回城後麵臨成家立業等困境。在此後的二十幾年時間裏，“老五屆”人在社會上已經占有了大致穩定的地位，不必像許多“老三屆”人那樣在市場化大潮的衝擊下為免於貧困和下崗而掙紮。艱難困苦，使得“老三屆”人難於和過去年代告別，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向人們訴說他們在過去幾十年裏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於成，也造就了他們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曆史時期的優秀文藝作品。相比之下，平穩的生活加上當局不鼓勵反思文革的大環境使“老五屆”人缺少了回到過去的動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們無暇回顧自己走過的路程。更重要的是，“老五屆”中有一個群體在文革後的遭遇同“老三屆”中的相應群體有天壤之別，這就是當年大學裏的學生領袖，他們本來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們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後作為“三種人”重則判刑，輕則禁言。而“老三屆”裏的學生領袖，則完全沒有受到政治懲罰，有的甚至被重用，培養成接班人。大學裏的學生領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屆”人在早期的文革回憶活動中失去了主力和帶頭人。
這種情形，到最近十來年，有了大的改觀——入獄的刑期已滿，禁言的威懾漸消，北京和外省的許多高等院校文革中的學生領袖以及積極分子，逐漸加入到回憶和反思文革的活動中來。與此同時，廣大的平穩度過後文革時代的“老五屆”人則逐漸進入退休年齡，也有了空閑的時間，來回首似煙非煙的往事。不管屬於那一類人，當他們在晚年回顧逝去的歲月年華的時候，無不痛心於自己在青年時代不幸躬逢文化大革命的動蕩，個人的人生道路毫無例外地因此而改變：讀書時學業中斷，運動中被利用後遭拋棄，畢業後成為“臭老九”備受歧視，專業知識無用武之地，個人抱負難以伸展，……。總之，他們後來的種種遭遇都和文革脫不了幹係。同時，他們也意識到，經曆文革這樣“史無前例”的變局，固然是人生不堪回首之不幸，也未嚐不是一種可作為後世人鏡鑒的精神財富。把自己的經曆和思考記錄下來，使之成為整個民族精神遺產的一部分傳諸後世，對於今後國家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子孫後代的這種責任感促使他們紛紛撰寫回憶錄，或在境外發行，或在網上交流。近年興起的校友聚會活動以及網絡通信的普及，也為激活往事的回憶、促進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
最近幾年裏，“老五屆”人在網絡和傳統的書刊中發表的各種反思和回憶，在數量和質量上同“老三屆”人相比，已有後來居上之勢。這些紙媒或網絡的出版物現在已經難以一一列舉，依筆者掛一漏萬的觀察，僅北京高校學生領袖的長篇個人回憶錄，就有清華大學蒯大富的《清華文革五十天》、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革紀事》、孫怒濤的《良知的拷問》、葉誌江的《走出文革》；有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以許愛晶的筆名）所撰《清華蒯大富》，戴維堤的個人回憶《逝者如斯》；有北京地質學院的聶樹人的《“地質東方紅“興亡史》等係列回憶錄。外省學生領袖的回憶錄有重慶大學周孜仁的《紅衛兵小報主編自述》，有合肥工業大學梁守福的《亂流浮沉半生緣》，哈爾濱師範學院範正美的《秋夢追思》等等。集體的文革回憶資料匯編則有北京大學的《燕園風雲錄》、《告別未名湖》和清華大學的《曆史拒絕遺忘——清華十年文革回憶反思集》、《水木風雨——北京清華大學文革史》等。至於網絡上的篇幅較短的個人回憶和評論，更加不計其數。
二，科大學生的文革回憶
在這眾多的個人回憶錄中，作為中國科技大學的校友，我特別注意該校學生對“一打三反”運動的幾篇回憶。在１９６８年軍宣隊、工宣隊開進校園到１９７１年林彪出逃事件之間，高等學校經曆了“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三項大的運動，就筆者對各校師生回憶的閱讀所及，似乎“清理階級隊伍”和“清查五一六”兩項運動對高校的師生為害最烈。“一打三反”運動相對而言在學校裏涉及麵較小，然而這幾篇科大學生的回憶卻改變了我的印象。這些回憶包括：
（１）朱柏生：“不堪回首的安徽”，（載本刊zk１４１２a），
（２）周景生：“我親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載本刊zk１２０５a），
（３）梁偉清：“《湖殤》——白湖蒙難四十四年祭”（載本刊zk１２０５a），
（４）孫進和：“致聚會同學——回憶‘一打三反’”（載本刊zk１５０３a），
（５）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連載於本刊zk１５０３a及以後幾期）
他們的回憶基本上都講了同一件事：中國科技大學在１９７０年南遷到安徽省以後，在當地的工宣隊和軍宣隊所主導的“一打三反”運動中不堪回首的遭遇。
其中忻鼎亮所寫的《我在“一打三反”的風雨中——一個文革中的大學生“思想犯”的自述》（以下簡稱“風雨中”）又是引起筆者最多思考的一篇。忻鼎亮是我的大學校友，而且同係，比我晚兩年入學。已經不記得最初如何相識的，說明時間很久遠，至少是在文革初期就認識了。但是因為不同年級，我要比他早畢業兩年。這兩年對於科大學生來說差別很大：我畢業時學校還在北京玉泉路的舊校址，而他畢業時學校已經搬遷到了安徽。而“風雨中”的主要內容就是講他和同學、教師們隨學校搬到安徽以及後來的遭遇，這恰好是筆者所知不詳的一段曆史。他和其他同學們對“一打三反”運動的回憶讓我產生一種“假如當時我沒有離校”的不寒而栗的後怕，並從科大師生的遭遇聯想到安徽省文革曆史中兩個聞名全國的案例：一個是黃梅戲著名演員嚴鳳英１９６８年自殺身亡後，劇團的軍代表竟然要求醫生對嚴開膛剖肚尋找“特務”作案工具；另一個是固鎮縣的基層幹部方忠謀在１９７０年——正是“一打三反”如火如荼的年份——遭到自己的丈夫和中學生兒子舉報，在兩個月之內以反革命罪處死。這些案例，加上忻鼎亮及其他同學對於“一打三反”運動的回憶，使得安徽省的文革運動呈現出特別恐怖猙獰的麵貌。人們不禁會發生聯想：安徽省文革運動的殘酷性同這段時間的安徽主政者——李德生——從一個軍長急劇升遷到中共中央副主席高位是否有著某種聯係？
筆者之所以要寫這樣一篇隨筆式的感言，還因為在閱讀“風雨中”的過程中強烈地感受到此文在回憶和反思方麵具有同類文章中不多見的特點。舉例來說，作者在回憶自己在運動中被整的時候，沒有把整人者作妖魔化處理，而是描寫了製度造成的精神恐怖和整人機器的純熟技巧，另一方麵，作者對自己被整的過程中如何屈從、投降也毫不諱言，坦誠地展示了自己難堪、尷尬的負麵形象。這樣的秉筆直書對中國政治中整人運動的機製、危害性和製度性原因所作的深入挖掘和分析，相信對政治學者、曆史學者都有不可多得的啟示作用。可以說，“風雨中”無論在回憶的真誠、反思的深刻方麵都不亞於前麵所列舉的那些文革“名人”回憶錄中的佳作，如果不是質量更高的話。
以下，筆者想跟大家分享閱讀此文引發的萬千思緒中感受最深的兩點。
三，文革中思想變異的脈絡
忻鼎亮的“風雨中”可貴之處，在於他在其中詳細地回顧了自己在文革中思想變異的脈絡。大學生的文革回憶錄，大部分是對運動中一些事件的回憶和辯論，尤其是北京高校學生領袖的回憶錄，對於高層領導以及重大事件常有詳細回憶和披露，從研究運動過程的角度來看具有頗高的價值，但是這也使得有些回憶錄不免像是文革“大事記”，而對於這些學生在運動中思想活動的敘述則顯得較為單薄。忻鼎亮的“風雨中”的特點之一，是對於自己在文革進程中的思想變異作了詳細的回顧——
他在文革前同絕大多數在那個時代成長起來的青年一樣，對毛澤東有高度的崇拜。在文革初期，由於他的獨立思考傾向同政治指導員有一些小的抵牾，加上一時的衝動，起而造反，恰好同毛澤東在發動群眾時采取的策略相呼應，因而有一段時間顯得站對了隊，於是誤以為“自己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並且“總覺得毛主席會支持我的想法”。
然而，“毛主席６７年秋後一係列指示發表，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理解的毛澤東思想是錯的”。在忻鼎亮的自以為是的“毛澤東思想”裏，哪些是“錯的”呢？他和他的戰友們原先以為“走資派就是因為脫離群眾地位改變後變壞的”，從而“堅定地認為不受群眾監督的領導最容易變成修正主義分子，並誤認為這是理解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要義。”然而，到１９６７年秋季，他們從毛澤東的一係列指示中體會到，“毛澤東及其文革追隨者的意思是：這些‘走資派’並不是因為地位改變而變壞的，而是原來就是混入黨內的壞人，所以受到嚴厲懲治的不是建國後劣跡斑斑的貪官汙吏，而是當年國共鬥爭中有過汙點的‘叛徒’、‘特務’，而隻要忠於毛主席，不管如何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甚至鎮壓群眾，都無關緊要，都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不準炮打！這和我信奉的‘炮打司令部’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尤其使他們不能理解的是１９６８年春季發表的毛澤東關於文革的新說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他們的疑問是：“怎麽能說文革是兩黨鬥爭的繼續呢？莫非劉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國民黨？或者說是受蔣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麽解釋？蘇聯變修也是受了沙皇勢力的影響嗎？這實在是匪夷所思，與我以前對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徑庭，甚至是對立的。”
今天來回顧這一段曆史，我們看到的其實是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和中期出於不同時期的策略需要而偷換文革宗旨的一種手法——文革初期，他在“中共中央關於文化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裏宣告“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用“反修防修”的口號把“做官當老爺”的幹部階層端出來讓群眾揭發批判，同時也部分解除了國人在１９５７年反右後形成的怕運動整到自己頭上的後顧之憂。同時，正如“風雨中”所說，“十六條”的第五條講黨的階級路線，一反共產黨執政以來的習慣做法，完全沒有家庭出身、“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類詞語，而隻講依靠左派，團結大多數，孤立右派。這就在缺乏經驗的青年學生麵前展現了一種隻要積極投入，人人都能當左派的虛幻前景，從而達到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的目的。而到了１９６７年夏天，“揪劉火線”圍困中南海已使劉少奇成為過街老鼠和砧上魚肉，群眾運動的目的已經達到；武漢“七二零”事件也使毛澤東親身感受到了軍政幹部對他的強烈不滿。於是在秋季後，毛澤東一方麵拋出王、關、戚等“小爬蟲”作替罪羊，一方麵悄悄更換文革的內涵，在１９６８年春季把它拋出來，將文革重新定義為是國共鬥爭的繼續，既可安撫和回收那些跟著他向國民黨奪權的老幹部的人心，也是為他最終拋棄造反派、把鬥爭矛頭重新轉向群眾埋下伏筆，成為此後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幾項運動的理論基礎。
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到１９６７年秋季，再到１９６８春季的兩年時間裏，如此玩弄文革的定義，也許隻是他在一生政治博弈中不動聲色的一步平常棋。可是忻鼎亮和他的同伴卻發現了１９６７年秋後的毛澤東思想同１９６６年的毛澤東思想的“大相徑庭”和“對立”，在他們有點“一根筋”的頭腦中引起了一場十二級風暴：“我感到極其灰心，而且有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我最崇拜的領袖居然在使詐，為了打到政敵竟欺騙全體國民發起這樣一場大規模的造神整人運動！我當時的情緒就像祥林嫂用斧頭砍廟門的門檻一樣，對毛澤東從崇拜到失望轉至反感”。也就是說，他們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產生了懷疑！筆者回憶當年讀到毛澤東將文革歸結為國共鬥爭繼續的“最新指示”時，也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１９６６年的毛澤東文革理論，是整共產黨內的走資派，用林彪的別扭而又一針見血的話概括，就是“革從前革過的命的命”，這樣的“理論創新”確實使得許多覺得自己沒趕上革命年代的青少年熱血沸騰。可是１９６８年的毛澤東卻把文革重新回歸到國共鬥爭，那不就是“從前革過的命”嗎？那還要文化大革命幹什麽呢？正如忻鼎亮所說，毛的急轉彎“促使自己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的支柱信念轟然倒塌。”
毛澤東把發動文革視作自己一生兩大功業之一。在生命的最後一年裏，為了挽救文革在人們心目中每況愈下的地位，他知道不能單靠“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這樣強詞奪理的口號。於是公開發表自己在文革前的一些內部批示，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請注意，這些話又否定了文革就是國共鬥爭繼續的說法，重新肯定走資派是幹部中的蛻化變質分子，目的是把丟失的人心收拾回來。但是，１９６６年時受他文革學說感召的人們已經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分子”等運動中遭到了幾乎滅頂的災難，新發表的“最高指示”盡管言辭上比１９６６年的理論說得更凶狠，但是除了報刊電台的鼓吹以外，在社會上並沒有引起什麽反響，同１９６６年那種萬眾歡騰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毛澤東曾借用羅隱在《籌筆驛》中的詩句“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來表達自己的無奈，卻不知道檢討，以“英雄”自況的他之所以“不自由”，就是因為在“時來”的早些年裏文革的宗旨變換得太“自由”了，致使人們頭腦裏的信念崩塌，相信他的人越來越少。
近些年來，崇拜毛澤東和懷念文革的思潮在中國官民中頗有市場，它與中國的社會現狀有密切的關係，本文不擬作詳細的分析。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毛派”人士在重新掀起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時，常常引用毛澤東在１９６６年關於鬥爭“走資派”的言論和臨終前不到一年時間內發表的關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語錄作為理由，說明毛澤東的“英明遠見”和為底層群眾爭取權利的“偉大胸懷”。他們不知道——或者裝作不知道：從１９６８年各地革命會員會建立一直到１９７５年末“反擊右傾翻案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發起了多次運動，包括“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等，這些運動的打擊對象，除了他在高層的政敵——林彪軍人集團以外，大部分都是原本就處於底層的“地富反壞右”、“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統計資料表明，在這段時間內上述運動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數遠超過文革初期的“走資派”死亡人數。也就是說，文革十年中有七八年的時間，毛的階級鬥爭並不是同“官僚主義者階級”的鬥爭，而是同“國民黨”的鬥爭。
對於“偉大領袖”的這種“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說辭，忻鼎亮等人本來可以像別人一樣，閉上眼睛，停止思考，繼續“緊跟偉大領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畢竟，掌權者在曆次運動中像“變臉”一樣變換各種口號，是中國政治生活的“常態”，大多數慣看“秋月春風”的人們，遇到自己思想跟不上反複無常的口號時，學會了用“辯證法”——其實就是見風使舵——來說服自己和別人，從而成為始終緊跟形勢、總是“站對隊”的政治不倒翁。可是總有少數人對朝秦暮楚的政治口號敏感而較真，在多數人的眼裏就成了“僵化和不懂辯證法”的人。忻鼎亮和他的同伴們正是這樣一群不願扭曲自己的“引而上學”之徒。在這樣的思想方法指導下，他們同當時造反派的主流漸行漸遠，開始了“認真讀書生涯”。讀書和討論的結果是“無法在異端的思想道路上踩住刹車”，導致了後來在“一打三反”運動中的滅頂之災。
像忻鼎亮這樣對自己的思想演變有如此詳細、清晰的回顧，在筆者閱讀過的個人文革回憶中，是少見的。他的敘述有助於回答這樣一個文革研究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為什麽在１９６６年的時候得到了全國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萬眾一心的擁護？可是到了１９７６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廣場事件中，他本人和他領導下的中國，被示威者影射為“秦皇的封建社會”，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許多論者和個人的回憶都把這種變化集中在一個關節點：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固然，林彪的出逃是對毛澤東的政治信譽和威望的沉重打擊，這一點毛澤東自己也清楚，以至於事發之後大病一場，文革也從此一蹶不振，隻是拖時間而已。但是忻鼎亮的自述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提供了另一個視角——文革從轟轟烈烈的開場到冷冷清清的收場，演變在九·一三之前即已開始，毛澤東的每一個出爾反爾的最高指示看似任性自如，人們都“熱烈歡呼”如儀，實際上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那就是使得一部分擁護者成為懷疑者，隻是在當時“道路以目”的社會氛圍下，這種懷疑隻能深藏在個人的心底，缺乏交流，隻有像忻鼎亮這樣的少數人才達到透徹的認識，而九·一三這樣的突變事件則提供了一個契機，使得已經日漸侵蝕的毛澤東神壇大麵積崩塌，讓那些懷疑者衝破自設的精神牢籠成了異端者。這種人心的變化在文革過程中是如何積累的？換句話說，毛澤東的人心是如何一步步流失的？這是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迄今還沒有得到文革史家像研究九·一三事件一樣的關注和投入。
四，思想型“紅衛兵”
忻鼎亮回憶錄的價值還在於，它提供了所謂“思想型紅衛兵”的文革曆程的一個完整案例。嚴格地說，忻鼎亮和同伴們隻是成立過一個《齊衛東》戰鬥隊，參加了本校的《東方紅公社》，並沒有正式成為紅衛兵，這裏把他歸入“紅衛兵”隻是在廣義上用來指當年的青年學生，而且屬於一群沒有多少名氣的青年學生。紅衛兵中的名人之所以有名氣，都是因為他們領導過人數眾多的團體和影響深遠的活動，在大事件中出過風頭，如北京大學生中的“五大領袖”，可以把他們歸屬於“行動型紅衛兵”。這些長於行動的名人常常缺乏思想的深度，他們中同時又敏於思考者不多，大學生中的朱成昭庶幾近之，中學生中楊曦光（楊小凱）可能算是唯一的一個有名氣的“思想型紅衛兵”。回顧整個文革過程，正如忻鼎亮在文章的標題裏所說的，“思想型紅衛兵”常常落個“思想犯”的下場，因為他們就是前邊說過的那種“不懂辯證法”的人，這個事實也告訴人們，文革並不是一個有些人所說的那種有思想自由的時期，而是“意識形態領域裏實行全麵專政”的時代。
“思想型紅衛兵”名氣不大，但是他們的影響有時卻未必小於那些行動型的領袖人物。忻鼎亮就是這樣一個不是學生領袖、卻對文革進程和思想潮流有不小影響的“思想型紅衛兵”，他們的影響不是表現在“登高一呼，應者雲集”，而是表現在以透徹的說理傳布自己的信念，用馬克思的話說，“理論隻要徹底，就能掌握群眾”。
忻鼎亮在文革中的影響力可以從兩個時期裏看出來，其一是運動初期，他和夥伴們到上海去串連時對徐景賢的影響。這方麵他在“風雨中”一文裏談得不多，但是在徐景賢撰寫的、逝世後由他的家人出版的《最後回憶》一書中，有相當詳細的回憶。徐景賢在該書的第三章“紅衛兵運動對我的衝擊”中這樣說：“我在紅衛兵接待站以市委文革小組成員的身份接待北京紅衛兵時，和幾個北京來的大學生有了較密切的交往，他們是中國科技大學的許小昆、忻鼎亮和北京大學的胡軻等人。”“許小昆和忻鼎亮都隻有二十出頭，比我要小十來歲，戴著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模樣，但討論起問題來卻十分認真，甚至有些咄咄逼人。……我的強烈感覺是：他們要對我進行造反的‘啟蒙’教育。我並不厭煩他們，相反我覺得他們無私、真誠，沒有個人的功利目的，一心一意地想要宣傳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他花了頗長的篇幅回憶他當時作為上海市委體製內幹部同許小昆和忻鼎亮二人一來一往的辯駁，並得出如下觀感：“我感到這些大學生真會思索，真有‘思想’。他們在政治上的思考比我深入，和他們的年齡很不相稱。”“我不得不垂下頭來，從內心表示折服：這些年青人來到上海，……他們隻是想宣傳他們最忠誠堅信的毛澤東思想，他們隻是想把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方針路線付諸實踐。當時他們對毛澤東的學說表示無限的信仰，而我也和他們一模一樣，對毛澤東的每一條‘最高指示’都要不折不扣地執行，相信到了迷信的程度。”
徐景賢承認：“我和北京紅衛兵的友誼，對我後來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確實起了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忻鼎亮和許小昆正是這些“北京紅衛兵”中對他影響最大的二人。徐景賢在上海文革中的作用是眾所周知的：他作為一個低層幹部從市委機關內部揭竿而起，敲響了上海市委的喪鍾，成為上海文革的轉折點。他在文革中後期被人稱為“徐老三”，在上海的地位僅次於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可以說是毛澤東控製文革基地上海的直接執行人。而不為人知的是：在背後促成徐景賢反戈一擊起來造反的，竟然有兩位北京來的大學生的影響！是忻鼎亮和許小昆以毛澤東關於文革的學說折服了徐景賢，才有了後來發生的一切。當然，這裏所說的“毛澤東的學說”是忻鼎亮和許小昆等人在１９６６年所理解和信仰的。１９６６年的毛澤東文革學說能夠使一個共產黨內頗有理論修養的幹部折服，固然應歸功於此學說本身在馬克思主義框架內理論上的徹底性，許、忻二子的辯才也功不可沒。
有意思的是，１９７０年，徐景賢在上海的權力如日中天。當他作為上海的實權人物執行中共中央１９７０年三號文件，在全市開展“一打三反”運動的時候，他當年的“革命引路人”忻鼎亮和許小昆卻正在安徽被當作反革命小集團的反派主角在全校遊鬥，在組織批鬥他們的工宣隊中，也不乏安徽省工礦企業的造反派頭目。革命的先行者成了反革命，而追隨者卻還在“繼續革命”道路上與時俱進，這樣的例子在曆史上屢見不鮮。最有名的莫過於陳獨秀，這位所有中國共產黨人的啟蒙者和領路人，後來被追隨他進入共產黨的人加上種種反革命的罪名而逐出組織。但是陳獨秀並沒有因此停止思想，反而在擺脫了共產國際的束縛之後有了更深入的反思，走上了信奉民主政治的道路。
忻鼎亮也是這樣，在畢業分配到河南省蘭考之後的日子裏，劫後餘生的他並沒有放棄獨立思考和認真讀書的習慣。他在此期間“補看了幾乎所有的中外名著，還接觸了薩特、弗洛伊德、悉尼·胡克、德熱拉斯等政論和哲學著作，頓時感到眼界大開，自覺思想境界又深入了一步。”他對中國走向自由和開放的前景有了更堅定的信心：“我越來越感到這樣的專製製度肯定長不了。一旦龍歸大海萬壽有疆之時，應該能看到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在這個思想成熟的過程中，他也通過同上山下鄉的“老三屆”知青的交往，影響了不少年輕人的思想，這就是忻鼎亮對文革發生影響的第二個時期。在這些受他影響的年輕人中，曾在蘭考地區插隊落戶、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朱學勤無疑是最傑出的一個，忻鼎亮回憶：“我和他在開封陋室裏談了三夜，詳述自己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我從自身經曆談起，按我獨特的理解分析整理文革的脈絡的各類典型事件。朱君聽得十分投入，並不時發問，許多內容他都記得很牢，多年後都能具體談及。據說他回鞏縣後，曾把我的談話內容作了認真的回憶並作了書麵記錄，從此開始了正式的對文革資料搜集和研究。”另外，忻鼎亮還對朱學勤係統地講述了《南共綱領》的主要內容。
事實上，筆者在這裏稱忻鼎亮為“思想型紅衛兵”，也是沿用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裏的說法，他在該文中說：“一九六八年前後，在上海，我曾與一些重點高中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視、電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文化革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的民間思潮。我把這些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人’。”朱學勤說的是１９６８年前後對他有過影響的高中學生。而朱學勤同忻鼎亮交往則是在他蘭考插隊落戶以及後來到鞏縣工作期間，時間應是１９７１年林彪出逃事件以後，此時社會上以及青年中對於文革的見解和思考比６８年的懷疑自然大大進了一步，在當年的大學生中流布則更為廣泛，隻要讀讀上麵列舉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對於“一打三反”的回憶錄，就可以發現，即便在林彪出逃事件之前夕，有這樣的懷疑甚至異端思想的學生已經占相當高的比例，他們的思想使得那些工宣隊和軍宣隊員驚呼“槍斃幾次都不為過”，這樣的話語雖然有無限上綱的威嚇成分，也反映出學生思想的大膽和“反動”程度。就這樣，從文革的回顧和思考到國際共運和“無產階級專政”本質，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亦師亦友的忻鼎亮把大學生中的思潮傳到了剛脫離少年時代的朱學勤這一代人那裏。
從“策反”徐景賢到“傳道”朱學勤，忻鼎亮的文革曆程在前期和後期表麵上似乎走了兩條相反方向的道路：前期是鼓動徐景賢緊跟毛澤東投入文革造反運動，後期卻是向朱學勤等知青散布質疑和反對毛澤東及文革的思想。然而詳細察之，就會發現它們的背後有著前後一致的思想脈絡——就是反對特權、主張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當初折服徐景賢的是１９６６年的“毛澤東思想”：實行“大民主”，批判走資派，恰好和忻鼎亮頭腦裏的思想傾向相契合；後期傳遞給朱學勤的則是對毛澤東專製主義和政治特權的厭惡。實際上是毛澤東本人，起先為了發動群眾，把文革的重點說成是鬥爭“走資派”，過了兩年，又把文革說成是同“國民黨”鬥爭的繼續，走了南轅北撤的兩條路。
忻鼎亮所持有的這種一以貫之的思想在文革後的開放環境中，同湧進國門的自由民主思想潮流交融匯合，成為今天人們所說的“普世價值”。“風雨中”一文通過一個學生的親身經曆告訴我們，普世價值並不是憑空從西方傳進來的，而是深植在人性的向往之中，雖然在１９４９年後的曆次運動中遭到一再剿殺，但是文革的狂風暴雨並未阻止它萌芽於地下，文革後破土而出，在今日中國的各種重要思潮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並深刻影響著未來的國家走向。
２０１５年４月６日
載《文革博物館通訊》zk1504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