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淡風和
高山流水
關於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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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來為什麽要銷毀自己的調查資料？
周伯萍父子的回憶除了提供了同那幾年人口變動有關的數字之外，都提到了周恩來對於計算結果嚴格保密的要求。似乎3000萬或者2000萬這些數字真是一團火，說出來就是禍。周恩來為什麽要這樣驚恐呢？周伯萍的回憶中說，因為“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蔑；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 周軒進在這個原因之外，還指出了另一個原因，他說：“當時國際上正千方百計地探聽我國缺糧情報。一旦獲知我國嚴重缺糧，必將成大幅提高糧價。我國有限的外匯將無法換回救災的足夠口糧。一旦這一數據泄露，其直接結果將是導致更多的、成千上萬人口因缺糧饑餓而死亡！”
當然，這些都是合乎中共領導人思路的理由，盡管現在看來，這樣的顧慮未免有點“冷戰思維”——即使在當時，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對世界各地的天災人禍，除了政治經濟上的考慮，還有人道的關懷，未必都是幸災樂禍和落井下石。但是，除開上麵的理由之外，應該還有一條重要的理由，否則就不能解釋，周恩來為什麽連那幾個副總理得到的資料都要收回？又為什麽關照周伯萍對於兩人得到的結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為什麽連原始報表都要銷毀？為什麽不能讓中央的其他領導人知道？至少，為了進口糧食，也應該讓他們心中有數吧？難道他們都是裏通外國的內奸？難道那些原始報表會落到外國人的手裏？周恩來的做法似乎有點過分——他實際上不僅銷毀了那些調查結果，而且要銷毀暴露他曾經做過調查的所有痕跡，他究竟要防範什麽呢？
對此，周軒進在上述紀念文章裏多少有意無意地透露了一點線索，他說：“曆史上從來就沒有什麽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那個時期如果有人鬥膽出來統計什麽餓死人數，就是反‘三麵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確的。”這句話說到了點子上。一來，它正確解釋了為何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亂。二來，也解釋了周恩來的在調查餓死人口數字的時候為何如此戰戰兢兢——他要防範有人給他扣上“反三麵紅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誰會這麽做呢？當然，這是不需要明說的——毛澤東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運動的時候，發明了一頂政治帽子：“秋後算賬派”，他放話說“要警惕黨內的觀潮派、算賬派，秋後出來算賬”。這頂帽子一出來，就徹底杜絕了黨內任何人用實施的後果來檢驗他的路線政策的企圖。即使出了像大量餓死人這樣的事，毛澤東自己不做全國性的人口調查，也沒有任何人敢做。最嚴重的時候，毛澤東隻是派出身邊的筆杆子或警衛員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調查。這樣做的好處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結果，他都可以用“一個指頭同九個指頭”的說辭來為自己辯護，從而使自己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應該說，毛澤東達到了他的目的，他的這頂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全國上下的幹部，攪亂了那段時間內的人口統計工作，中斷了人口統計結果的公布，給今天的曆史虛無主義者否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惡果、為毛澤東的罪錯翻案創造了可乘之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亞馬蒂亞·森說：“饑荒從來沒有發生在以下國家：獨立，經常舉行選舉，有反對黨提出批評，允許報界自由報導、並可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不受嚴密審查的國家。”而在1959年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之後的中國，不要說報界對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黨內的高級幹部都不敢對當時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問。而周恩來尤其如此，因為周恩來和陳雲在1958年因為“反冒進”受到過毛澤東的嚴厲批評，稱他們“和右派隻差五十米了”。從此周恩來就再也不敢對毛澤東的政策措施表示異議了。到了1961年初，事實已經顯示，毛澤東推動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造成了嚴重的饑荒，其失敗已經昭然若揭，周恩來和陳雲當初的“反冒進”被事實證明沒有反錯。周恩來知道，這個時候更要表現得低調，他甚至可能覺得，毛澤東關於黨內“秋後算賬派”的警告就是針對他的。他知道，毛澤東對於反對他而被證明反對錯了的人，或許還有團結的雅量，因為這隻會鞏固他的領袖地位；而對於反對他而被證明反對對了的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因為這會威脅到他的領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陳國棟小組“算賬”的結論是人口減少了3000萬，立刻指示將其銷毀。避免讓國內外反動派知道固然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讓毛澤東知道他在背後指使陳國棟等人“秋後算賬”。至於進一步調查餓死人口的數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當年做地下工作還要隱秘的辦法，隻讓計算結果爛在兩個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裏，而且事後銷毀了全部原始報表。假如不是周軒進的披露，這一段曆史將完全歸於虛無。
至於周恩來事後是否如他所說，單獨向毛澤東匯報他的調查所得，似乎沒有官方曆史記載顯示發生過這樣的事。筆者傾向於相信，周恩來沒有向毛澤東說過，即使他為了說服毛澤東同意進口糧食，通過某種方式讓毛澤東知道這些人口減損的數字，他也不會告訴毛是他自己計算出來的，因為這等於是讓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後整他的“黑材料”，為自己的“反冒進”翻案，這是萬萬做不得的。周軒進在《爸爸媽媽的白金婚風雨情》中披露過一段往事，從反麵說明如果向毛澤東說了真話，會有什麽後果：
1961年（應為1962年——引者），史稱“七千人大會”的中央工作會議後，爸爸和何畏、陳國棟、姚依林等四人，奉陳雲同誌的秘密派遣，分成兩組，下去調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糧和農民為自救，自留地裏的收成遠好過大田作物等真實情況。陳雲同誌為避免可能傷及其他同誌。告訴爸爸他們，這些情況，除向他本人匯報外，不得有任何外傳，包括不能向糧食部黨組會議匯報。北戴河中央會議前，陳雲同誌將爸爸他們調查的情況，單獨向毛主席做了匯報。毛主席憤怒地批評指責了陳雲同誌“右傾”，“離右派隻差半步”。據爸爸後來向我解釋說，這個“半步”，就是因為他們嚴格遵守了陳雲同誌規定的紀律。使得陳雲同誌所說的情況，除向毛主席本人匯報外，沒有做任何擴散。毛主席才沒有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將陳雲同誌和鄧子恢同誌一樣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麽集團分子之類的劫難。後來，《陳雲文選》出版時，爸爸曾指著其中一段文字：“我（陳雲）有三、四個可以無話不談，正真交心的朋友”，對我們說：“我就是這三、四個人中的一個!”
這段故事告訴我們，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授權，背著他作任何調查研究，無論動機如何純正無邪，在毛澤東的眼裏都是別有用心，輕則受到斥責，重的就是“什麽集團”，周恩來是不會像陳雲這樣冒失的。同陳雲進言差不多相同的時間，劉少奇“衝冠一怒為蒼生”，當著毛澤東的麵說出了那句點燃毛澤東怒火的話：“餓死這麽多人，曆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果然，這句話“說出來就是禍”，給自己招來了四年後的滅頂之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