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057：申城反標案

《塵封檔案》拾遺之057：申城反標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一、外白渡橋上的反標

1949年9月12日。
這是一個秋日的夜晚，秋高氣爽，涼風習習。外灘那口著名的海關大鍾敲響四下後不多久，外白渡橋畔南側南蘇州路上出現了三個人影，這是正在執行例行巡邏的黃浦公安分局夜間治安巡邏隊第七小組，由警察小王和青年治安積極分子小楊、小儲組成。根據規定的巡邏路線，他們這個小組每天這個時間從南蘇州路穿出後，左拐走上外白渡橋，然後下橋沿著外灘的江堤一直走到十六鋪碼頭，最後返回分局交班。
可是，今晚第七巡邏小組卻無法按照正常時間交班了，因為他們馬上就要遭遇突然一幕。這個遭遇揭開了一個轟動上海灘的係列政治案件的序幕。
三人走上了外白渡橋，此刻的橋頭燈光黯淡，空寂無人，連過往車輛也沒有一輛。巡邏小組有個慣例：走到外白渡橋上後，他們都會在橋頭停留片刻，抽支煙，稍稍歇息一下再走。今晚也是這樣，三位巡邏者在橋中間靠近黃浦江一側的欄杆前停了下來，每人點了一支煙。正好這時有一艘燈火通明的客輪從黃浦江上緩緩駛過，三人就聊起了輪船。剛聊沒幾句，忽然從江上吹來一陣風，隻聽到“呼啦啦”一陣聲響，警察小王回頭一看，驚了個目瞪口呆——
外白渡橋是一座由英國人設計的以設置於橋麵上的鋼梁代替橋樁的西洋式橋梁，剛才這陣風把三人站立位置對麵的橋梁鐵架上部的一塊長條形白布吹落下來，亮出了白布上麵的紅色大字，竟是一幅煽動攻擊中共的反動標語！
當下，小王定定神，馬上作出反應，一個箭步衝過橋麵，抬頭看了看，發現反標是用繩子係在橋梁上的，說了聲“解下來”，便要往橋梁上攀爬。小楊、小儲也跟了過來，兩人中不知是誰提醒說是否需要保護好現場，現在還不能動吧。一語提醒了小王，於是打消了主意。但這時遠處已有汽車在開過來，為防止消息擴散，他脫下了身上的外套，並讓楊、儲兩人也把外套脫下，爬上去係在反標上。看看三件衣服還不夠，便又脫下了長褲，這才勉強把布幅上的大字遮住。然後，便指令跑得最快的小儲急往分局報告，自己和小楊守在現場。
黃浦分局隨即派員前往現場勘查取證，同時向市公安局值班室報告。由於案情非同一般，市局當即也指派兩名警員到場督察。
當時受技術手段的限製，現場勘查遠比六十年後的今天簡單得多。沒有錄像機攝像取證，可供使用的僅是一架舊的德國照相機，用120黑白底片從各個角度、不同的距離拍攝了一些照片。然後就是提取案犯可能遺留在橋梁上的指紋、腳印等痕跡，但技術人員發現案犯是戴著手套攀爬上橋梁鋼架的，沒有留下指紋，也沒有發現腳印。
根據現場情況判斷，估計案犯是在半夜途經外白渡橋的車輛、行人稀少之際動手作案的。那條兩頭套著比白布稍寬的擀麵杖樣木棍的條幅反標，是事先準備好後帶到現場來的。在現場的作案過程很短：抵達後，爬上橋梁鋼架，將故意虛卷著的反標用細繩拴在鋼架上，將反標擱在一根斜鋼梁上就是了。由於反標是斜著放置的，所以當有稍大的風，或者有一定載重量的汽車開過橋麵時，反標就會自動掉落下來，正好打開，懸掛在橋梁的鋼架上，過往車輛裏的乘客和路人自是一目了然。
兩小時後，黃浦分局的領導聽取了值班負責人對此情況的報告，自是重視，立刻召集前往現場勘查的警員聽取匯報。這不能說不利索了，但沒有想到的是市局的動作比分局還利索。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李士英是一位老革命、資深政治保衛工作者，他在上班前就從住處往局裏打電話詢問當晚有什麽情況，聽說外白渡橋出現反動標語的案情後，馬上趕到市局聽取那兩位去現場督察的警員的匯報。李士英憑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和豐富的工作經驗，馬上作出了一個判斷：這起反標案件不同於以往的同類案件，可能是敵特勢力的一種有預謀的係列破壞活動的開場動作。因此，必須引起充分重視，立刻組織力量給予打擊。於是，李士英跟主管政治保衛工作的副局長揚帆交換意見後，決定責成黃浦、虹口兩個分局抽調專人對該案進行調查。
之所以把虹口分局也叫上，那是因為外白渡橋是黃浦分局和虹口分局管轄範圍的分界線，橋南歸黃浦管，橋北歸虹口管。嚴格點說來，反標的位置是在橋麵靠南的一側，應該屬於黃浦分局管轄，但調查時肯定會兩個區都參與，所以幹脆一上來就由黃浦、虹口兩個區的分局聯手進行比較妥當。
黃浦、虹口兩個分局接到市局指示後，當即各抽調三名政保偵查員組建了聯合偵查專案組，由黃浦分局資深偵查員壽汝君擔任組長。
上午十點，壽汝君召集五名組員舉行了首次案情分析會，對本案情況作出了以下分析——
案件性質：這是一起政治性案件，其作案動機比較明顯，就是借反動標語製造混亂。如果不及時偵破，予以嚴厲打擊，可能還會出現同樣的破壞活動。
作案手段：有預謀，可能還事先物色、觀察過現場；動作迅速，手法熟練，之前估計進行過演練。
可供作為破案線索的物證、痕跡：嶄新的白布、寫反標的紅色油漆、作為固定物的兩根估計用鍬把截斷後使用的木棍，白布兩端用以套住木棍的手工縫紉、拴係木棍的細繩，扣細繩的那種特別的打結手法都可以作為線索來進行追查。
案犯身份分析：現場作案者具有較強的攀爬能力，結合特殊的打繩結的手法，估計此人可能幹過水手、水兵之類的職業。幕後作案者人數尚無法判斷，而從反標文字書寫筆跡來看，該文字應當出自一個接受過私塾教育、幼時專門練過毛筆字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而通常這樣的受過教育的人不大可能去當水手、水兵，因此估計此人跟現場作案者並非同一人。
調查方向：一、對居住在外白渡橋南北兩側一公裏內的居民以及夜間上下班路過者進行訪查，詢問是否發現過可疑現象；二、對黃浦、虹口兩區出售白色龍頭細布的布店進行訪查，看是否有人一次性購買過數公尺以上的白布，如果沒有收獲，將這種訪查擴大到全市各個區的布店；三、對黃浦、虹口兩區出售鐵鍬或者鍬把的店鋪進行訪查，看是否有人購買過鐵鍬或者鍬把，如果沒有收獲，將這種訪查擴大到全市各個區的同類店鋪；四、向黃浦、虹口兩區各派出所發出協查通知，請各所通過居委會悄然了解各街坊範圍內是否有人買過多達數公尺的白布，以及是否有人用手工縫過白布。
案情分析會結束，已是下午兩點多。壽汝君說事不宜遲，大家按照分工立刻開始行動吧。於是，專案組六名偵查員按照各自供職的分局分工，分別在黃浦、虹口兩區查摸線索。
三個偵查員要負責一個區範圍內幾個方麵的調查，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當天，沒有獲得任何線索。
第二天，上午也沒有線索，下午兩個區一下子冒出來三條線索，有關於購買龍頭細布的，有關於鐵鍬把的，還有一條是一個街頭擺手工縫紉攤的大嫂提供的有人找她做針線活要縫白布活兒因為價錢沒有談攏而作罷的事兒。偵查員一一調查下來，都排除了跟反標案件的關係。
如此一折騰，已經到了晚上。專案組的臨時辦公點設在黃浦分局，六人去食堂吃了晚飯，正要開一個碰頭會議議情況時，忽然接到虹口分局的電話，說有人去分局反映跟反標案件相關的情況，反映者要求直接跟專案人員談。
壽汝君心裏一喜，立刻帶著偵查員老金、小趙前往虹口分局。

二、嫌疑人“老山東”

反映情況者有兩個人，是一對青年情侶。男的二十三歲，姓張，是南京路一家商店的店員；女的二十歲，姓董，是醫院的護士。偵查員還沒見到這二位時，心裏已經對他們產生了比較強烈的興趣。此話怎說？因為外白渡橋出現反標的情況對外是嚴格保密的，別說社會上的人了，就是分局內部也沒有公開，隻限於領導以及相關偵查員知曉。偵查員到派出所去調查時，也隻是要求協助查摸如“購買龍頭細布、鍬把”、“是否有人在外白渡橋看見過什麽反常現象、可疑人物”之類的情況，沒有說什麽“反標案件”。而眼前這對情侶到虹口分局竟然開口就是說要提供反標案相關情況，這不是奇怪嗎？
所以，壽汝君先要問一問張、董兩人：你們所說的什麽“反標案件”，不知從何說起？
對方一開口，偵查員暗吃一驚！女護士小董說：“昨晚外白渡橋上出現反動標語的事兒，外麵許多人都在說呀！”
哦？那你們是從哪裏聽來的？
我是從一個來診所找我打針的人那兒聽說的。
這一情節專案組當晚就去找那個打針的男子詢問過，那位說是聽鄰居韋某說的。再去找韋某，這才知道反標之事還是擴散了：此人是挖泥船的船員，這幾天挖泥船就停在外白渡橋畔靠近黃浦江的外灘公園堤岸那裏，白天施工，晚上下班後得有人在船上值班。韋某就是昨晚船上的兩位值班者之一。當時，另一位值班者鬱某起來小解，正好看到橋上發生的一幕，反動標語的每一個字都看得清清楚楚。這等驚人新聞除非當場就割了他的舌頭才有可能不傳給別人聽。鬱某當時就叫醒韋某，韋某趕緊起來看時，正見巡邏組用衣服遮住反標文字的一幕。於是，外白渡橋上出現反標的傳聞就這樣產生了。
再說這對情侶反映的情況。小張的父親人稱“老張頭”，是開雜貨鋪子的。老張頭性格內向，為人老實本分，心胸不大寬敞，誰對他好誰對他不好，別人可能自己還沒有意識到，他卻會記在心裏，而且一記多年，決不會忘記。他的雜貨鋪子有賣鐵鍬以及適用於各種生產工具的木把成品或者原料，因此自然會被派出所作為調查對象。但因為反標案對外保密，警方在可能的條件下都是通過居委會出麵前往詢問的。老張頭這邊的居委會治保委員林阿姨是老張家的鄰居，以前兩家發生過矛盾，之後多年不理不睬，直到上海解放後林阿姨做了居委會工作，這才主動跟老張頭說話了。但這種和好屬於麵和心不和，加上林阿姨小市民習氣比較嚴重，時不時有雞毛當令箭之舉，使老張頭心裏很不爽。
今天傍晚，林阿姨根據派出所的布置前往老張頭的雜貨鋪子去了解是否有人購買過鐵鍬或者木把事宜。她不知為何了解此事，但既是派出所下的令，那肯定跟案子有關，於是就把自己也想象成參與破案的一員了，進門就頤指氣使盤問樣地說明了來意。老張頭哪裏吃她這一套，馬上搖頭，說我這幾天生意不好，沒有人來買過任何東西。林阿姨有點失望，但也沒有辦法，隻好悻悻而去。
林阿姨離開後，老張頭就關門打烊回家了。飯桌上，他說起此事，兒子小張聽著覺得老爸話裏似是隱藏著什麽，於是就問老爸說的是否是實話。老張頭說我對她說實話幹什麽，不過，要說有人買過木把什麽的，那倒確實是沒有。但我店裏確實拿出去過一根木把原料，那是弄堂口老山東來買，這人經常幫我搬搬扛扛，現在要根木頭難道我還收他錢，就送給他了。
當時，小張還不知道外白渡橋反標案，聽了也就聽了。飯後，他去女友家。小董開口就告訴他外白渡橋反標案新聞，又說到她家隔壁的布店已經有人來調查過出售白布的情況了。小張心裏一動，於是就想到了林阿姨對老爸的詢問，便對女友說了。小董問老山東是誰。小張說老山東是我家弄堂口擺水果攤的一個姓柳的山東大漢，聽說以前當過國民黨將軍的衛兵，解放後公安局還找過他呢，不過老山東人倒還是不錯的，熱心，講義氣。
小董正在爭取入團，事事追求進步，她聽那位前來打針的患者詳細說過橋頭出現反標的那一幕情景，知道反標的組成部件也有木把類的物件，此刻一聽老山東是個曆史有問題的人，便說這事你爸做得不對。小張說那怎麽辦，要不我去跟老爸說一下讓他去找林阿姨。小董說這倒不必了，我們直接去公安局反映不就得了！
壽汝君等三人聽說此事後，便和小張一起去張家，直接向老張頭了解被老山東拿去的那根木把原料的尺寸、木質等，老金、小趙則去派出所了解老山東的情況。
老張頭承認老山東確實拿去了一根木把原料，說那是一根長約一百七十厘米的麻栗棍，通常那是被人們買去做鍬柄、錘子柄之類的，價格比較便宜。老山東來選購時，沒有說用途，隻是看中了這根料，用手比畫著尺寸，自說自話點頭道“行”，然後就問價格想掏錢。老張頭因老山東平日裏經常幫他義務搬運貨物，所以怎麽也不肯收錢，老山東最後就把料拿走了。
老金、小趙從派出所了解到，老山東名叫柳鳴，四十五歲，二十年前曾當過兵，擔任過顧祝同的衛兵排長，1933年負傷後退伍，到上海定居，靠做小生意謀生。之後一直到1947年，沒有聽說過跟國民黨、日偽有過什麽關係。1947年，柳鳴的女兒交上了一個“保密局”特務上尉，不久兩人結婚。柳鳴跟特務女婿關係不錯，翁婿倆經常吃吃喝喝，還曾讓特務女婿跟海關打招呼進過幾批美國貨倒賣。反正那段時候柳鳴家裏經常有“保密局”的人進進出出，鄰居不敢對柳家人有什麽話頭，連警察局也對其畏懼三分。上海解放前個把月，柳鳴女兒跟著特務丈夫去了台灣，老山東大怒，當街大罵國民黨，結果被警察局拘留了幾天，直到解放軍打來才把他放了出來。解放後，柳鳴沒有按照軍管會命令去登記曆史身份，被集訓了半個月，出來後牢騷頗多。
專案組分析下來，認為以柳鳴的情況，不能排除其跟案件的關係，於是決定跟其當麵接觸。
當晚十二點，老山東柳鳴被從熟睡中喚醒，偵查員就在他家向其了解那根木料的情況。柳鳴承認他確實去老張頭那裏拿過一套木料，是用來做擀麵杖的，因為他想改行賣麵點了。他少年時學過木匠活，所以也不請別人幫忙了，自己動手鋸斷、刨圓就是了。
偵查員讓柳鳴把他做的東西拿出來過目，柳的老婆果然拿出兩根嶄新的擀麵杖。偵查員量了量尺寸，發現跟老張頭所說的那根木料還差很大一截，正好可以用於反標。於是，疑心頓起，便問老山東剩下的木料呢。答稱放在門外的，不知讓誰順手牽羊給順走了。
這就有說不清的樣子了，當時在偵查工作中對於這種對象通常是把對方請進去繼續說，於是，老山東就給帶走了。他到了黃浦分局還想解釋木料之事，但偵查員不跟他說這個了，而是讓他把最近幾天的行蹤去向證明人都一一說清楚。
與此同時，專案組請來了三位技藝精湛的老木匠，把柳鳴製作的擀麵杖、老張頭鋪子裏同時進貨的相同的麻栗木料、反標的短木棍一起交給他們作鑒定。最後，三人一致斷定柳鳴的擀麵杖跟老張頭的麻栗料是同一貨品，而反標的短木棍的木料則是柏樹木料。
柳鳴所說的近日行蹤活動都有人證明，表明其沒有作案時間，而他家裏最近也沒有外人訪問過。這樣，老山東的嫌疑就給排除了，當天下午就讓他回家了。
差不多就在老山東走出黃浦分局的當兒，新的反標案發生了！
新發生的反標案竟然有三起，分別在永安公司、老城隍廟和北火車站——
永安公司是當時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後來曾改稱過“華聯商廈”。上海解放初期，由於受多種原因影響，經濟一度出現蕭條，永安公司的經營也受到影響，1949年8月至12月出現虧損。本案發生的時間正處於該公司虧損階段，但作為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貨公司，天天還是顧客盈門，隻是購買力下降而已。這天下午三時許，前往小百貨部襪子櫃台選購襪子的兩位女顧客同時發現櫃台前側的玻璃上張貼著一幅反動標語。一時間，兩人都一個激靈愣住了，呆若木雞地站立在離櫃台三尺距離處。櫃台裏的營業員正要熱情招呼她們，見狀不禁覺得奇怪，正要詢問“你們怎麽啦”，其中一個顧客反應過來，指著櫃台大叫：“反動標語！”於是，店堂裏一片混亂，等到維持秩序的安保人員聞訊趕來封住樓層通道時，許多顧客早已離開了。
老城隍廟是上海灘的一處名勝景點，是當時外地人來上海必定要去的地方之一，就是上海本地百姓沒事也是時不時去轉一下的。因此，那裏整日人頭濟濟，喧嘩不休。反動標語是在豫園門前的石獅子上發現的，令人氣憤的是，一對石獅子上竟然在同一部位都給貼上了一張。遊客發現後，起初沒有聲張，隻是互相悄悄指點著嘀咕，於是便有好事者紛紛過去看究竟。等到兩個戴著紅袖章的治安積極分子聽說過來時，已經擠不進圍觀的人群了。這二位盡管不過十八九歲，但做事倒顯出一份成熟，他們沒有莽撞地動手把反標撕下，而是從旁邊不遠處的一個水果攤頭上拿來兩個空籮筐把石獅子的頭部遮蓋住，既保護了現場，又做到了防止擴散。然後，才給邑廟分局打電話報警。
如果說前麵兩起案件的反標擴散範圍還算比較小的話，北火車站的擴散範圍就大得多了。北火車站簡稱北站，當時是上海最大、承擔著幾乎全部鐵路運輸使命的一個車站，從全國各地來上海，或者途經上海前往北方、南方的旅客都必須在這裏停留。反動標語就出現在北站的候車室裏。一共有五處之多，分別張貼於窗戶、牆壁和椅子上。當時還不像現在這樣有專門的屬於鐵道部的警察維持車站的秩序，鐵路公安是有的，屬於軍隊編製，稱為“中央軍委鐵道部公安局”，下轄公安第31至第35師共五個師，承擔的任務是警衛全國鐵路沿線大型橋隧，車站治安都是由地方公安管的。北站地區當時作為一個單獨的區，有公安分局，北站分局在北火車站設置了一個派出所。但由於警力有限而且任務太重，所以警察不可能一直在候車室巡邏。此刻，候車室發現了反標，派出所一時還不知道。等到接到報警趕去處理時，已經不知有多少旅客知曉發生了什麽情況了。
三處反標，都是在64開大小的白色道林紙上鉛印的，但印刷質量不高，可能是用小型手搖印刷機之類弄出來的。
這天上午，市公安局已經把“外白渡橋反標案”向全市二十個市區分局的領導作了通報。因此，當這三處新發現反標現場的所屬分局領導接到報告後，當即向市局急報。市局揚帆副局長召來政保線相關領導，說新發現的三處反標現場分別屬於老閘、邑廟、北站三個區的分局管轄，看來市局得派員參加專案偵查了。於是決定：立刻抽調兩名資深偵查員牽頭組建反標專案聯合偵查組，組員由黃浦、虹口、老閘、邑廟、北站五個分局各出三人擔任。
這樣，一個由十七名偵查員組成的聯合專案組成立了。新專案組由市局政保二處程曉芝科長擔任組長，原黃浦虹口聯合專案組組長壽汝君擔任副組長。
專案組兵分三路，分別前往三處已在保護之中的現場取證，每路各配備一名刑事偵查技術人員。取證過程中，三路偵查員都發現了從未碰到過的現象：反標不知是用何種粘連劑張貼的，用通常使用的方法竟然無法完整地揭下來；而書寫反標的白色紙張，表麵竟然都未能提取到指紋。
北站勘查的那一路偵查員急中生智，幹脆把張貼著反標的窗戶玻璃整塊卸下，連同也貼著反標的門板和椅子一起借了輛卡車運到了市局。他們回來時，另外兩路還沒有想出如何對付這種奇怪的張貼物的法子，打電話聯係後，去永安公司的那一路也學樣把張貼著反標的那個櫃台整個運了回來。老城隍廟那邊的一路就無法學習這種經驗了，這麽重分量的一對石獅子根本無法對付，於是隻好把反標用藥水噴濕後，用刀子邊刮邊小心翼翼地揭，最後也隻能帶了些殘渣回來。
程曉芝說立刻把所有證物送檢，我們這邊開會，綜合勘查情況，進行案情分析。
偵查員分析，案犯是利用人多熱鬧反而無從注意的條件進行作案的，這點可以想通。但是另一點就想不通了：三處張貼的反標上都未曾發現留有案犯的指紋，這隻能理解為案犯是戴了手套作案的。可是，現在是江南地區的9月份，白天氣溫還比較高，如果戴著手套出現在人多場合，眾目睽睽之下不是反而更容易惹人注目了嗎？而且，粘貼反標的是一種黏性特別強的特殊膠水，戴了手套操作，不方便不說，難道就不怕手套被粘住？
眾人議了一陣，不得要領。壽汝君說那我們先討論另外方麵的情況吧，於是就把話題轉到了作案地點和時間上。作案地點很清楚，至於時間，這倒是一個新動向。三處反標應該是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張貼出來的，因此不可能是同一個案犯在作案，案犯應該至少有三人。從這點上可以推斷出，這是一個反革命團夥在作案。
刑技鑒定人員在化學專家的幫助下，終於獲得了使專案組比較滿意的結果，解答了使偵查員感到困惑的問題：反標所使用的白紙，並非一般的道林紙，而是一種用特殊原料製作的紙張。這種紙張的正反兩麵具有不同的作用，正麵塗著一種化學物質，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把與紙張表麵接觸過的由汗液、油脂等主要成分組成的指紋分解破壞掉；反麵噴塗了另一種化學物質，其效果是紙張表麵平時跟一般白紙無異，光滑平整，不粘不膩，但是隻要跟水分接觸，立刻會產生極強的黏性，能夠跟任何物體緊密相連，難以揭下。
另外，反標是用手搖印刷機印刷的，但這台印刷機似乎有質量問題，所以難以印出高質量的產品。不過，其使用的油墨是特製的，具有揮發性強、形成字跡後難以擦拭的特點。
上述除印刷機外的所有產品，都非中國技術所能夠生產的，那是西方國家的最新高科技研究成果，而且據資料表明，此類產品即使在西方國家也還沒有形成批量生產能力，所以市場上是無法購置到的。
因此，這應該是特工人員使用的專用產品。

三、可疑的駝背男子

次日，專案組兵分數路開始查摸線索。至當天下午兩點，一共查摸到三條線索——
第一條是永安公司的營業員提供的。昨天發現反標後，這家私營公司的高層很是重視，要求下麵員工積極主動配合警方調查，各個樓層下班後都開了會。跟發現反標的襪子櫃台相鄰的針線櫃台、手套櫃台、手帕櫃台的營業員回家後都靜下心來盡力回憶各自昨天是否看到過異常、可疑情況。手帕櫃台營業員李春香忽然想起昨天發現反標前幾分鍾時，曾有一個似曾臉熟的駝背男子在那幾個櫃台前轉悠過，當時她就覺得此人形跡異常，懷疑會不會是扒手。原本想注意此人的，但因為這時有人來買手帕，就把目光收了回來，根據顧客的要求拿出一些手帕供其挑選。這位顧客還沒挑選定當時，襪子櫃台已經發現了反標，她留意先前那男子時，已經不見影蹤了。
李春香今天原本休息，但為此特地去了趟公司。她跟手套櫃台的營業員小方說起此節時，小方被提醒了，說她也見過那個可疑男子。小方甚至記得比李春香還清楚，說那男子經常來永安公司轉悠的，從來沒有看到他買過東西，夏天時甚至穿著汗背心、木拖板就進來了，也不知幹什麽。
第二條也是永安公司的。該公司清潔工朱阿姨在案發那天襪子櫃台發現反標之前大約五分鍾，去該樓層的女廁所清洗拖把時，看見有一打扮時髦的三十歲出頭的女子，挎著一個高級坤包進了廁所，原以為是來如廁的，但該女子卻未進一個個分隔開的抽水馬桶間，而是來到朱阿姨洗拖把的水池前，要朱阿姨讓開。那個年代，真正是“顧客就是上帝”的年代，朱阿姨馬上退到旁邊。原以為對方要洗手，但看看她的雙手很清爽，並未沾染到什麽髒東西，正不解時，見該女子從坤包裏取出一塊幹燥的小毛巾，放到水龍頭下衝濕了，卻又不絞幹，就濕漉漉地拎在手裏出去了。
如此，就苦了朱阿姨：店裏的規矩是所有地麵，不管店堂內還是樓梯、過道包括廁所裏麵，都必須時時保持無髒跡無水漬，她剛剛打掃好屬於自己的那一塊工作範圍，現在被這個時髦女弄濕了地麵，隻好趕緊補救。於是，朱阿姨就拿了一個幹拖把，循著地麵的水跡一路抹過去。水跡出了女廁所，穿過過道，進入店堂，最後消失在離襪子櫃台不過幾米的手帕櫃台旁邊。朱阿姨抹掉水跡後就返回女廁所去洗拖把了。拖把還沒洗好，就聽見外麵傳來喧嘩聲——襪子櫃台那裏發現反標了！
朱阿姨想不出那個時髦女子跟反標會有什麽關係，但是，因為專案組偵查員來店裏召集昨天在場的員工開座談會了解情況時說凡是看到、聽到任何反常的情況，都有必要反映。於是，朱阿姨就覺得那個女子此舉使她無法想通——這大概就是反常情況了，於是就向偵查員反映了。
第三條線索來自老城隍廟。偵查員在反標現場一個擺米花糖攤的浦東老頭那裏了解到，在發現反標前幾分鍾，他曾看到一個穿米黃色襯衫、戴眼鏡的青年男子，手裏拿著一瓶汽水，一邊喝著一邊從豫園大門裏出來。走到門口的石獅子前，那人駐步了，像是在等人。接著，老頭就看見了一個使人不解的鏡頭，那人把汽水往右側的石獅子頭部潑了些許；接著，又走到左側的那個石獅子前，同樣往頭部潑了一些。然後，又邊喝汽水邊緩步離開了。同時目睹這一幕的，還有老頭旁邊那個賣茶葉蛋的蘇北老太。
專案組當即對這三條線索進行了分析，第二、第三條線索的反映者朱阿姨、浦東老頭、蘇北老太見之不解的現象，對於眾偵查員來說，由於之前已有技術鑒定，所以對此很好理解：時髦女和眼鏡男的舉動很有可能是張貼反標的一個步驟，因為反標紙張是一種無須使用粘膠劑而隻要有少許液體就可牢牢粘於任何物體表麵的特殊紙製品，作案者為防止引人注目，所以把作案過程分解成兩個步驟實施，先由一人用液體濕潤張貼反標的位置，再由另一人把反標往該位置一按即可。從這點來說，時髦女、眼鏡男的舉動完全符合張貼反標的操作特征。
至於第一條線索，從那個駝背男子的鬼鬼祟祟舉止和出現在現場的時間來推斷，偵查員認為此人很有可能是配合時髦女作案的案犯。
來自老閘分局的彭蒙等三名專案組偵查員受命查摸駝背男子，針對永安公司營業員李春香、小方所反映的此人時常去永安公司轉悠，而且夏天時就穿著汗背心、木拖板的特征，偵查員估計駝背男子應該是就住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就好，先就地查摸一番。
彭蒙三人決定分頭向活躍在永安公司附近的那些攤販了解駝背男子。為提高工作效率，他們每人定了一個範圍，約定一小時後回到永安公司正門口碰頭。事實上，根本不需要一個小時，三個偵查員隻問了幾個攤販，就大致上摸清了駝背男子的情況：這人姓辛，這一帶都稱他“老辛”，據說是做小百貨掮客生意的，解放前參加過青幫，後來因為違反幫規而受到責罰後被趕出幫會，他那駝背聽說就是因此而形成的。另外，有消息說老辛在日偽時期曾做過“76號”（即汪偽特工總部）的密探，抗戰勝利後又替“軍統”效過力。老辛家住河南中路明興裏，距永安公司很近。
彭蒙借用永安公司總經理室的電話把上述情況向專案組長程曉芝報告了，請示下一步如何進行。程曉芝指示說：把辛某傳到派出所訊問，由你們三人執行；我另外派人對其住所進行搜查。
彭蒙三人於是去了派出所，一了解，弄清楚明興裏確實住著這樣一個駝背男子，姓辛名阿根，四十三歲，以掮客為業，曆史上有問題，解放後主動向公安局登記，但因其沒有正式參加過汪偽漢奸和國民黨組織，不擔任職務，沒有領過薪水，所以不在登記範圍之內，當然也就談不上對其作出什麽處理了。偵查員請戶籍警設法把辛阿根悄然傳喚到派出所來，不能驚動包括其家屬在內的任何人。
戶籍警小施計謀就通過居委會把辛阿根悄然傳喚過來了，這主兒見多識廣，麵對著冷不防出現在麵前的三個偵查員猶自顯得很平靜，微微點頭問道：“三位先生是哪裏的？分局？市局？還是華東公安部的？”
彭蒙說我們是哪裏來的你此刻就不要關心了，還是說說你最近在幹些什麽吧。辛阿根說我一個小老百姓還能幹什麽呢，無非是做做掮客，給人介紹些小生意拿點傭金口罷了。
偵查員讓他說得具體些，把這一周來自己的活動情況一五一十都說清楚。辛阿根似乎覺得不對頭，收起了那套油腔滑調，點頭哈腰作恭敬狀：“是！是！遵命遵命！”
嘴上這樣說，但行動卻是搔頭摸頸片刻後，皺著眉頭道：“對不起！我想不起來啊！”
這就是忽悠人了，彭蒙三人於是就加深了對其的懷疑。彭蒙喝道：“一周做的事情都想不起來了？那好，就說說一天前的吧，昨天下午你在幹什麽？說！”
辛阿根的眼睛裏一瞬間明顯地閃過了一絲驚慌，隨即佯裝鎮定：“昨天下午？哦，這我倒是記得的，我在家睡覺啊！”
“在家睡覺？誰可以給你證明？”
“我老婆，你們去問她好了。”
就在這時，提審室門外出現了一個人，彭蒙一看，心裏竊喜。出現的這位是專案組偵查員大老張，他是受命和另外兩位偵查員前往辛阿根家執行搜查任務的。現在出現在門外，說明對辛家的搜查是有收獲的。
大老張三人去辛阿根家搜查，確實查到了辛阿根的犯罪證據，可是辛阿根犯的罪跟反動標語案卻沒有關係。大老張他們在辛家搜查到的東西竟是四十九個空錢包！偵查員回過神來，如此看來，這家夥是個扒手啊！
當時，辛阿根的老婆不在家，家裏隻有兩個剛成年的女兒。搜到錢包後，偵查員當然要問問她們是否知道這是從哪裏來的，兩人還沒有回答時，辛阿根的老婆回來了，見狀大驚，隨後就耍潑，一邊哭叫一邊倒在地上打滾。大老張是資深偵查員，冷眼瞧著，馬上看出了名堂，辛妻是朝床那邊滾的，滾到床邊時略略停留了一下。於是，大老張馬上斷定：這個女人有問題！
於是，偵查員就把原已檢查過的床底下的雜物重新翻檢。辛妻見了，竟不哭了，上前來伸手欲抱大老張的腳，被另外的偵查員扯住後，她發出了絕望的哭號聲。大老張從已被先前的搜查弄得一片狼藉的雜物中找到了一本銀行存折，內有人民幣存款1897萬元（按：此係舊版人民幣，相當於1955年發行的新版人民幣1897元），這在當時已經算是一筆非常了得的金額了。
於是，大老張一行就押著辛妻去了派出所。當下，彭蒙聽了這番介紹心裏很是鬱悶，又有點好笑，尋思幹政治保衛的一不留神倒是替刑偵線抓獲了一個老扒手。
把贓款存折給辛阿根過目，又讓其跟老婆見了麵後，這主兒就願意老實交代了。
原來，辛阿根是個老扒手，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經開始作案了。他從來沒有作過什麽大案名案，扒竊對象都是尋常百姓，又從來不收徒弟，因此在黑道上沒有什麽名氣。但是，有一點卻差不多可以創紀錄了：三十年來作案無數，竟然從未失手過。“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這句話，在他身上出現了例外。所以，當年他曾被汪偽“76號”特工總部和“軍統”看中，讓他對指定的對象扒竊過情報。解放後，辛阿根曾想過金盆洗手，但經不住金錢的誘惑，加上老婆時不時老是在耳邊鼓動著讓他“稍稍弄一點”，於是就又重操舊業。他扒竊所獲的贓款，全部交給老婆，由老婆存進銀行，部分則購買黃金首飾，藏於地下。
辛阿根並非道上人物，因此，他根本不按黑道規矩行事。黑道上講究“兔子不吃窩邊草”，他卻是不管，通常作案就在南京路上，離他家距離最近的永安公司則是首選目標。昨天下午，辛阿根確實去了永安公司，在襪子櫃台的那個樓層店堂裏扒竊了一個錢包，內有人民幣29萬元和一些零錢。回家後，辛阿根照例把贓款交給了老婆。老婆今天下午就去銀行存了，沒想到回家正好撞上警察來搜查，盡管急中生智想把存折密藏起來也沒用。
彭蒙立刻給程曉芝打電話匯報了上述情況。程曉芝也覺得吃了一個悶，他在電話那頭稍一停頓，提出了一個假設：鑒於辛阿根曆史上跟國民黨“軍統”特務有過勾結行為，因此還不能完全排除其跟反標案的關係。況且，扒手的動作具有那種常人不及的敏捷，簡直跟魔術師有一比，被敵特分子看中了雇其張貼反標也不是沒有可能。因此，對辛阿根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作了案要有一個確鑿的認定。
於是，彭蒙三人就決定繼續對辛阿根訊問，務必要弄清楚其昨天下午去永安公司是否真的在作扒竊案。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偵查員也顧不得饑腸轆轆，再次對辛阿根進行訊問，也不多說，隻要求他說清憑什麽認定昨天下午確實是去了永安公司扒竊，而沒有做其他什麽壞事。
原以為辛阿根對此不一定能夠說得清楚，因為以偵查員的估斷，對方最多不過以其老婆今天去銀行存款為理由。這當然不會有假，因為存折上是寫明了存款日期的，銀行也可以作證。但這似乎並不能說明存進去的這筆款子就是昨天在永安公司扒竊所得的贓款，如果是準備好張貼反標的，那也可以事先準備好一筆款子，屆時存進去，以此作為確實是在扒竊的理由。因此，彭蒙等人已經作好了跟對方磨蹭一番的打算。
哪知辛阿根竟然一說就清楚了，他怎麽說呢？他說，有證據可以證明我昨天在永安公司確實摸皮夾子了，而沒有做其他什麽壞事，這個證據就是：我扒竊的那個皮夾子是有主兒的，那人姓邢，是交通大學的一位老師。
哦！難道辛阿根認識失主？
否！但辛阿根確實說得沒錯，因為當時幹扒手這一行的有個習慣，凡是扒到證件、月票的，那就得給人家寄回去，也省得失主又要申請又要拍照的幾次三番折騰補領了。寄回去也不必付郵費，也不需要去郵局，隻要看見街頭那裏有綠色郵箱的扔進去就是。而郵局方麵對此也已經形成了慣例，凡是發現郵箱裏有證件、月票之類的，就弄個信封裝進去，外麵寫上證件標明的地址，封起來給人家郵去。
而辛阿根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扒竊的那個錢包，裏麵就是裝著證件的，辛阿根看了看，失主是交通大學的一位老師，於是他就把證件投進了郵箱，估計這會兒已經郵到交通大學那邊了。
偵查員於是就往交通大學打電話，讓總機轉到保衛處值班員那裏，請對方了解一下是否有這樣一位姓甚叫甚的老師昨天下午在永安公司丟失過錢包。
二十分鍾後，對方回電證實了此事。
於是，辛阿根的疑點就給排除了。

四、大光明電影院的轟動一幕

專案組在徹夜研究案情的時候，上海市區西南側徐家匯天主教堂附近的一處民房內，有人也還沒就寢，正在床上反複輾轉著考慮一項重大陰謀。這項考慮所產生的結果，導致次日下午專案組偵查員全體出動，前往當時上海灘的一處著名場所。
這處場所，是位於南京西路216號的大光明電影院。
這天下午一點，大光明電影院放映蘇聯影片《我們的生活》。這部故事片是難能列入“優秀影片”行列的，但在解放伊始國內已經禁映西方國家的影片，而新中國又還不能拍攝自己的故事片的日子裏，這種故事片的票房價值還是蠻高的。大光明電影院這天下午一點鍾的場次早在十一點時，售票窗口就已經掛出了“客滿”牌子。
電影散場時，是下午兩點五十分。電影院的員工照例開始打掃。清潔工作進行到一半時，有人發現在12排20座的椅子背麵貼著反動標語。幾乎是同時，影院的男女廁所裏都發現有反動標語。
打掃立刻停止，電影院當即向老閘公安分局報警。其時上海各個分局都已接到市局的通知，讓如若接到此類報警的話立刻向市局報告，電話可直接打到專案組辦公室。專案組接到報警電話，程曉芝下令：全體立刻出警！
專案組一幹偵查員抵達大光明電影院後，先將影院封鎖，電影院工作人員全體就地待命。兩名刑偵技術人員比專案組來得稍稍遲些，他們抵達後，立刻拍照取證，勘查現場，提取證據。
這回出現的反動標語一共是三處，每處各有兩幅。文字不多，都是指名道姓攻擊中共領袖的。反標的種類比較別致：是用剪下的鉛印字體拚成語句後，以粘膠劑貼在被上海人稱為“橡皮膠”的醫用膠布上，然後把膠布貼在椅子背麵和男女廁所的牆上。
刑技人員勘查現場後，帶著提取的證據返回市局去進行技術鑒定了。這邊專案組偵查員隨即開始忙碌，十四名偵查員分頭找大光明電影院的所有工作人員個別談話，了解情況。然後會合起來向組長匯報，就地進行分析。大家稍稍議了議，就找到了尋找線索的原始點：張貼反標的案犯應該是13排20座的那個觀眾。
得出上述結論的理由是：張貼於男女廁所的反標肯定是在電影放映即將結束時，案犯偷偷溜過去作的案。大光明電影院的男女廁所呈左右並列方向，廁所外麵是男女共用的盥洗室。電影放映快結束時，觀眾通常不會去上廁所的，因此，這當兒不管案犯是男是女，都能溜進男女廁所張貼反標，肯定不會被人發現。這兩處的案犯應該說不容易調查，因為從理論上來說，每個觀眾都有作案的條件。而13排20座這個座位就不同了，必須是坐在這個位置上的觀眾，才有條件輕而易舉地把反標偷偷張貼在自己前麵的椅背上。這家夥可真會抓機會，這麽小的麵積一貼就是兩幅反標。
那好，就盯著持13排20座的那個觀眾查吧！
可是，大光明電影院開映前兩小時電影票就已經售罄了。電影票又不是實名製出售的，要從一千多張電影票裏找出那個坐在13排20座位置上的觀眾，其難度雖然不敢稱是大海撈針，但也絕對不是一樁好幹的活兒。在這種情況下，有時就要指望運氣了，運氣好的，就有希望找到這位特殊觀眾；運氣差的，那你就折騰吧，折騰到筋疲力盡還不一定有成效。
專案組在這個回合中的運氣應該說是比較好的，他們從售票員那裏獲得信息：當天下午兩點鍾這場的13排1座至20座，也就是13排中間的那二十個座位，全部是由榆林區泰昌織布廠的團組織預訂了的，上一天就來取了票。電影票有了主兒，那就好辦了。
老金、大老張兩人去了泰昌織布廠，那是一家私營工廠，但已經建立了黨團組織和工會，找到團支部書記小印一問，他說團支部確實組織了電影觀摩活動，用團費購買了二十張電影票，作為對在最近開展的迎接開國大典活動中表現突出的團員和非團青年的獎勵。電影票是團支部副書記小汪負責購買和發放的。
小汪向偵查員介紹了以下情況：她是三天前給大光明電影院打電話訂的票，昨天去付款取票，拿回廠裏後就分發給了受獎勵者。說著，她拿出了二十個獲得電影票者的名單。偵查員一看，名單上隻有取票後在姓名後麵打的勾，並無每個人的座位票號。一問，小汪用不解的眼光看著他們，反問道：要登記座位號幹嗎？
偵查員又不好說你們這一排位置的觀眾中有人涉嫌張貼反標了，隻好含糊地說我們正在調查一件事，需要了解一些觀眾的座位情況。既然你的這個名單上沒有座位票號，那麽你看是否可以幫助我們弄清這二十名觀眾的座位號。小汪說這沒問題，不過需要一些時間，因為看電影的人今天下午廠裏是放了他們半天假的，看過電影後就直接回家了，你們急著要了解的話，我就去問清楚他們的地址後陪你們登門一個個詢問。
這樣做有點麻煩，但有這種機會已經算是不錯了，於是就請小汪去打聽那二十名觀眾的家庭住址。估計一家家跑下來會用去很多時間，老金就給程曉芝打了電話，匯報了情況。他還沒開口說想增加人手，程曉芝已經想到了，說我這就派幾位同誌過來和你們一起查摸。
半小時後，專案組副組長壽汝君帶著三名偵查員驅車過來了。小汪已經通過工友一一問清了二十名觀眾的住址，於是劃分了區域，分成三撥人馬，也不要小汪陪同了，直接前往各家查訪。
壽汝君和老金一路，兩人查訪的第一位觀眾就是坐在具有作案條件的13排20座位置的那位，那是一個姓劉的女青年，二十一歲，在廠裏的食堂工作。壽汝君左看右看，總覺得眼前這個臉帶稚氣的姑娘跟張貼反標這樣的事兒似乎沾不上邊，但還是把她帶到了廠裏了解情況。
小劉麵對著偵查員的詢問，很是鎮靜，她還保存著票根，表明自己確實是那個座位的觀眾。壽汝君讓老金跟她有一句沒一句的先聊著，自己去了廠長室借用電話撥打派出所了解小劉的家庭情況和社會關係。派出所說這個姑娘出身於工人家庭，往上一輩是從蘇北逃荒到上海灘的，解放前一直很苦，是標準的無產階級。那個逃荒來的爺爺已經去世，現在家裏是父母、弟妹。小劉是老大，在上海沒有什麽社會關係。她本人從來沒有犯過事，也沒有任何跟違法事兒沾邊的傳聞。
壽汝君聽著覺得這事兒有點玄了，這樣一個姑娘，似乎不應該有張貼反標的犯罪動機。忽然想起不知是否在談戀愛，如果有男友的話，或許跟男友有關係。於是就向小汪打聽，小汪說這要問問食堂的人了。馬上去了解，得知小劉從來沒有談過朋友，有人介紹過，但她沒有意思，連麵也沒去見。
壽汝君讓小汪去陪小劉說話，把老金叫了出來，兩人一交換觀點，都覺得這事不靠譜兒。正說著的時候，另一路偵查員回來了，他們了解到的一個情況似乎可以解答壽汝君、老金的困惑：小劉緊挨著的13排18座的那張電影票被轉讓了。
大光明電影院當時的座位排列，20座是靠過道的，這樣，小劉那個位置就隻有一個鄰座：13排18座。這個位置的票子是發給細紗車間團員林秀鳳的，小林已經結婚，兒子兩歲。她拿到電影票後很高興，那年頭一個工人能夠免費看一場電影是難得的好運了，況且這張電影票還代表著一份榮譽。但小林沒有看成，因為她的兒子生病了，婆婆要她帶著去醫院。小林於是就去大光明電影院門口，把電影票轉讓掉了。
如此，偵查員就產生了一個推斷：13排18座的那個觀眾也是有條件在12排20座的背麵張貼反標的，當然，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要在20座的觀眾小劉離開或者打瞌睡的當兒進行。
於是問小劉：看電影的時候，你是否瞌睡過？或者離開過座位？
這……沒有啊，我一直在看電影呀！
幹偵查工作的，腦子通常都特別管用，壽汝君馬上產生了另一個推斷：18座的那個觀眾可以在電影放映結束散場時，將已經捏在手裏的反標貼於12排20座的背麵！
因此，看來得尋找那個從小林手裏得到電影票的觀眾。
據小林說，那是一個五十來歲的小老頭，穿著打扮和談吐舉止都是上海灘那種“老克臘”做派。
“老克臘”這個詞匯是外來語，通常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說“克臘”是英語“colour”，意思是“色彩”，引申開去，可以說是“光鮮”、“體麵”，也就是上海人所說的“花頭”。而前麵冠著一個“老”字，意思是說這群人的年紀不輕了。另一種解釋說“克臘”是英語“classic”，指的是層次高，品位高，“老”字當然還是指年紀一把。具體說來，“老克臘”的形象應該是這樣的：他們灰發或者白發，一頭發絲抹過適量的生發油，梳理得紋絲不亂，可能還會架著一副秀氣的眼鏡，一眼望過去文質彬彬。男的穿筆挺的西褲，皮鞋擦得光可鑒人，冷天圍羊毛的格子圍巾，出門禦寒是大方簡潔的派克大衣，三五成友定期在咖啡館裏喝蒸餾咖啡玩兩下橋牌。至於上了舞場，他們的風度是可以讓年輕人自慚形穢得邁不開步子的。他們都有些許高尚的嗜好，收藏一兩件玩意兒，唱得一口字正腔圓的英文老歌。至於他們對於明星的評價，用跨越時空的觀點來說，那麽張曼玉的風情不過是小兒科，阮玲玉那樣的女性才算是正統的尤物。
小林轉讓電影票的那個小老頭就是這樣一位“老克臘”，專案組決定尋查他。
當然，這絕對不是一樁好幹的活兒。當時上海全市有將近五百萬人口，盡管“老克臘”占著極小的比例，但由於分布於各區各街道，如果要一一查找到進行核實的話，那就是走進死胡同去了。專案組當然不想進死胡同，而且也不想在這方麵耗費過多的時間。因此，就想了一個辦法：分頭去各影劇院門口蹲守。
想出這個辦法來的理由是：即使以偵查員的內行眼光來看“大光明反標案”，也不得不承認這種案件比較難破，作案是在無人注意時進行的，動作極快，手法隱蔽，過後一走了之。但從犯罪心理學而言，正因為如此，案犯就會產生繼續下手的念頭，況且其張貼反標原本就是為了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其影響當然越大越好。所以，專案組認為，案犯肯定還會下手，那就盯著全市那幾家著名的影劇院就行了。
這個主意是對頭的，次日晚上六時多，偵查員小趙在“天蟾舞台”門口發現一個小老頭跟小林所說的“老克臘”酷似，連穿著衣服的顏色都一模一樣。於是，小趙當即悄然尾隨，跟在對方後麵進了劇場，看清楚此人的座位後，返身出來給組長程曉芝打了電話。程曉芝當即給老閘分局打電話，請分局出動便衣前往“天蟾舞台”，聽候偵查員小趙指令。
小趙向四名便衣警察下達的命令是：以抓扒手為名把那個“老克臘”請到場外，對其搜查，不管是否發現可疑物品，都須問清姓名住址職業等，並向其住處管段派出所予以核實。
這個“老克臘”就這樣落網了。從他的身上搜出了跟昨天大光明電影院內發現的反標一模一樣的還未來得及張貼出去的“橡皮膠反標”。
“老克臘”被押到市局，先讓其按下指紋，供刑技鑒定；又指派數名偵查員前往其徐家匯住所搜查；然後，由專案組正副組長程曉芝、壽汝君出馬主持訊問。
此人名叫沈榘耀，五十二歲，浙江奉化人氏，出身於一個清朝官僚家庭，祖上三代都當過知府、知縣之類的文官，其本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讀過四書五經，留學英倫，中西文化貫通。1926年曾受聘於軍閥孫傳芳，在孫手下擔任幕僚，被授少校軍銜。次年蔣介石北伐到了上海，沈榘耀原本是屬於敵方軍官，屬於被誅範圍。但他那當過知縣的清朝遺老老爸給出了個主意，去跟蔣總司令攀同鄉。此招奏效，蔣介石不但沒追究沈榘耀的“附逆”罪責，還把他帶到南京，封其當了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科長。
沈榘耀其實不是做官的料，他出身富貴，屬於紈絝子弟，嗜好吃喝玩樂，不耐煩負實責做具體事情，於是做了三四個月官就辭職回上海了。之後，他當過教師，做過記者，開過公司，還在巡捕房做過譯員，反正沒有一樁職業幹得長的。沈榘耀屬於“三房合一子”，到他這一代，就他這麽一個男丁獨子，因此老爸那一代弟兄三人去世時都有遺囑把大部分遺產留給他，他做工作不過是圖個新鮮，並無靠此掙錢的念頭。他有的是錢，上海、廣州、南京都有其產業，又有蔣介石這樣一個同鄉，因此也沒有哪方勢力來動他的腦筋敲他的竹杠。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全部淪陷後，他的那些不動產才被日本軍隊沒收。
不久，日本方麵打聽到沈榘耀跟蔣介石有著一份特殊關係，便發還沒收的不動產，並派官員登門拜訪。日本方麵的意思是想請沈榘耀出山在上海特別市漢奸政府擔任一個職務，但沈卻擔心“軍統”殺手找其算賬賞一顆子彈，便拒絕了。日本人的糾纏是出了名的，再三規勸，力促出山。而沈榘耀的韌性在朋友圈裏也很有名，一番勢均力敵的談判後，以沈去漢奸報紙當了一名記者了結了此事。
抗戰勝利後，“軍統”登門找沈榘耀了，以“文化漢奸”的罪名將其逮捕，財產沒收，準備判刑。關鍵時刻，沈榘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結果又化險為夷，還發還了大部分財產。之後，沈榘耀在家閑居，一直到幾個月前上海解放。
了解了上述這些情況後，刑技人員的鑒定也出來了：沈榘耀的指紋與上一天在大光明電影院發現的反動標語醫用膠布上留下的指紋是相同的。
程曉芝、壽汝君兩人心裏有了底，於是就讓沈榘耀交代反標之事。沈榘耀不愧是“老克臘”中的鐵杆分子，一臉無辜：“什麽反動標語？我不知道哇！”
不知道？那從你身上抄出來的“橡皮膠”是怎麽回事？
沈榘耀還是保持著鎮靜，說那不是我的，估計是哪個跟我有仇的家夥為了陷害我收買了扒手塞到我口袋裏的，同誌，上海灘的扒手你們肯定是知道的，那份手腳，絕對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嘛。
壽汝君開口了：“沈榘耀啊，這就是你的不對了，編故事嘛，要編得高級些才能蒙得住人。”
“這不是編故事！這是真的事實呀！人民政府不是講實事求是嗎？我……”
“停！拜托了，請你不要玩這一套。給你看樣東西，看過後我們再談。”
沈榘耀麵對著指紋相同的技術鑒定，目瞪口呆：“這……”
偵查員袖裏還有乾坤：“再讓你看一個人。”
這人就是小林了，她一眼認出眼前這個小老頭就是昨天她轉讓電影票的“老克臘”。
沈榘耀這才無話可說。識時務也是上海灘“老克臘”的特點之一，於是他就作了交代——
上海解放前夕，有朋友勸沈榘耀逃離大陸，或去香港澳門，或去台灣，再不就去英美。沈榘耀也知道像他這樣的主兒在共產黨統治下日子不會過得再像以前那樣滋潤，但想來想去實在舍不得丟下那些不動產。他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大上海。
解放後，沈榘耀根據市軍管會的通告，前往公安局登記了曆史身份。但隻交代了在孫傳芳部隊當少校幕僚的事兒，沒說跟蔣介石的關係，也沒提曾給汪偽報紙當過記者，因為他認為那不是通告中所說的“偽職”。但這隻是一種小聰明，人民政府很快就掌握了他的曆史問題，不過鑒於他沒有直接做過壞事，當汪偽報紙記者也不過是領了一個記者證，連豆腐幹大小的稿件也沒有寫過一篇，所以就網開一麵沒有追究。但財產是要處理的，於是，在沈榘耀名下的九套房子就隻給他留下了一套，而且是在徐家匯那邊的其房產中最小最差的那套，另外，他放在銀行保管庫裏的幾十兩黃金、八幅字畫也變成了一紙蓋著市軍管會大紅印章的收條。
沈榘耀受此打擊，哪裏忍得下這口氣？頓時對共產黨、人民政府產生了一種發自內心深處的憤恨。他有一台功率強大的美國收音機，時不時收聽海外電台廣播，受敵台宣傳影響，對共產黨今後的政策愈加恐懼，尋思看來隻有往海外逃了。於是，就開始暗做準備。
這當兒，外白渡橋、永安公司、老城隍廟、北站接連出現了反動標語，這種消息自是不脛而走，傳到沈榘耀耳朵裏，他覺得深受鼓舞，同時也受到啟發：我何不也弄幾張反標貼貼，出一口惡氣？再說，我不管逃到香港、澳門還是台灣，那裏都是共產黨對手的地盤，張揚一下，說不定還會被人家當英雄看哩！於是，就有了用橡皮膏製作反標後張貼於大光明電影院之舉。
沈榘耀供到這當兒，偵查員心裏一涼：難道這是單獨的一樁案子，跟其他係列反標案沒有關係？
事後，程曉芝、壽汝君兩位主審者回想起來，對於各自當時的這種失望感到好笑。其實，當時如果有內行旁觀者知曉沈榘耀的那些曆史情況的話，沒等這主兒繼續往下供當場就會得出結論：外白渡橋係列反標案作案團夥不可能讓沈榘耀這樣的角色去影劇院張貼反標。因為類似張貼（指的是現場張貼，不包括事先的幕後策劃）反標這樣的活兒，任何一個上了他們那條賊船的阿貓阿狗都能去幹的，如果雇一個扒手的話，動作還會比沈榘耀利索得多，也許能多張貼幾條也說不定。而以沈榘耀跟蔣介石的那份關係，如果跟海外潛入的特務組織、反革命團夥搭上，人家分派給他的就隻能是幕後活兒，否則一旦發生差錯，將來他們就不大好跟上峰交代。
但是，當時程曉芝、壽汝君都沒有這麽考慮，他們指望的是沈榘耀乃係那個製造係列反標案件的特務組織的成員，他的落網能夠使專案組順藤摸瓜。因此，他們自然不相信這位“老克臘”的供詞，正要開展政策攻心促使對方老實交代時，去沈榘耀住所搜查的偵查員回來了。
偵查員從沈榘耀住所搜查到用於製作反標的橡皮膏、剪得淩亂不堪的報紙、書刊和一瓶膠水，此外，還有從小林那裏轉讓到的大光明影院的12排18座的電影票的票根，他們順便還把那台功率強大的美國收音機也拿來了。
這些證據不但可以證明沈榘耀確實是製造大光明電影院反標的案犯，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證明沈榘耀不是製造係列反標案的那個特務組織的成員。也就是說，沈榘耀的供詞屬實。
大光明電影院反標案作為一個單獨案件的偵查工作到此就畫上了句號，“老克臘”沈榘耀不久被上海市軍管會以反革命罪判刑七年。

五、神秘的“汪模”

專案組雖然未能偵破外白渡橋係列反標案，但是能在一天多時間裏一舉破獲同樣有著比較大的負麵影響的大光明電影院反標案，可算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了。為此，市局領導給予表揚。
當然，專案組諸君個個心知肚明，這種表揚同時也是一種催促，他們必須盡快破獲外白渡橋係列反標案。可是，盡管專案組再次梳理了偵查思路，卻始終未能獲得新的線索。直到兩天後，另一個案件的發生才給偵查工作帶來了發現線索的新機會。
9月21日上午，南京西路2004號樂義飯店大門口發生了情況：又有人張貼“那玩意兒”。
上海灘著名的飯店不少，上海大廈、國際飯店、錦江飯店、和平飯店，當然樂義飯店也名列其中，可是為什麽要把“那玩意兒”張貼到樂義飯店大門口去呢？如果要說產生的影響，國際飯店、上海大廈、和平飯店似乎都要比樂義飯店大些，可是，特務就是選中了樂義飯店。此為何故？這裏麵自有原因，因為這家飯店當時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第二警備區的駐地。
這天上午九點，哨兵剛剛換崗。接崗的哨兵在飯店大門口的那個木頭崗亭裏站了才兩三分鍾，忽然從梵皇渡路方向走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女子，行至崗亭前駐步，點頭一笑，輕聲道：“同誌，勞駕打聽一下，我要去祥福車行應該怎麽走？”
哨兵給她指點了方向，但該女子卻未能領會，反複問了幾遍才總算弄清楚了，又是客氣地連連道謝。一轉身，一輛三輪車過來，揮手招停，上車款款而去。哨兵是個十八九歲的年輕小夥子，望著遠去的三輪車覺得什麽地方似乎不對頭，一時卻又想不起到底哪裏不對頭。當三輪車駛出他的視線的時候，他才忽然想起這事兒似乎有些蹊蹺：既然這個女人可以叫三輪車，那為什麽還要來向我打聽呢？況且，祥福車行離這裏並不遠，步行七八分鍾就到了，她犯得著破費嗎？
這樣想著，哨兵就出了崗亭。出來之後，目光在崗亭前各處稍一掃視，不禁一個激靈：那塊長方形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淞滬警備司令部第二警備區”的牌子的下方“備”和“區”兩字的交界處，斜斜地張貼著一張長方形的白紙，把那兩個字各遮住了一半！
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已經把本市發生反動標語係列案的情況向淞滬警備司令部作了通報，司令部已經向警衛範圍中有市區區域的第一、二、三警備區作了傳達，部隊隨即逐級下達，要求各基層在執行警衛任務時務必注意這一動向。因此，這個哨兵是知道市區發生反標案情況的。但他此刻望過去覺得那張紙上的字很小，不像是標語。於是趕緊上前去看個仔細，隻一看題目，就倒抽了一口冷氣：《告共軍官兵書》！
嗬！敵特調花樣了，竟弄起了策反信！
專案組接到報案迅即趕到樂義飯店，現場勘查所獲得的痕跡證據表明：這起案件所使用的紙張、油墨和印刷跟之前永安公司、老城隍廟、北站三處的反動標語是一模一樣的。張貼方式也是一樣的，先在木牌上灑水，然後將紙張往上粘。所不同的是，由於要在哨兵眼皮底下作案，所以要另外安排一個人假裝向哨兵問路而轉移哨兵的注意力。
偵查員向哨兵了解：那個女子怎生模樣？
哨兵提供的情況是：該女子看上去大約三十來歲，說上海話，穿一件淺綠色絲綢連衫裙，頭發是那種長波浪披肩式。穿什麽鞋沒看清，因為她站在崗亭外麵，沒法看。
專案組副組長壽汝君看了看崗亭方向，又注視了一下人行道上的樹葉，問道：“她站的這個位置，處於上風頭，你回憶一下，是否聞到什麽氣味？”
哨兵說，他聞到了香水的氣味。
如上所述，從穿著打扮來判斷，這是一個時髦女人。專案組於是馬上想起了永安公司清潔工朱阿姨見到過的那個可疑女人，分析這兩處出現的女人可能為同一人。永安公司出現的那位沒有尋訪到線索，現在這個不知能否找到。不管是否有希望，肯定要花力氣尋訪的。因此，理應圍繞著尋查該女子而開展一些工作，比如向樂義飯店周邊的所有有固定位置的人（商店店員、各類攤販、執勤的交警），以及能夠找得著的正好路過此處的人（比如郵差、中藥店的送藥員）進行查摸，並去祥福車行進行調查。
但是，這些工作做下來，偵查員並無任何收獲，所有被調查到的人員都說對這樣一個女子沒有什麽印象。
這番調查進行下來，到將最後結果匯總給專案組長程曉芝的時候，已經是當天傍晚時分了。程曉芝正盤算著晚上開會分析案情的時候，刑技人員打來電話，說他們在對當天的證據進行鑒定時，有了一個新的發現。
這次張貼的這份“告共軍官兵書”，全文不計標點符號共376字，是印在16開特製紙張上的。刑技人員鑒定後，對於油墨、紙張的結論與之前的永安公司、老城隍廟、北站三處發現的反標的結論是一致的，都是國內無法生產的特製產品。但在鑒定印刷情況時，卻有了新的發現。之前三處地方張貼的反標，對於印刷的鑒定結論是用小型手搖印刷機印刷的，但印刷機質量或者調試有問題，所以印出的字跡看上去像是次品。這次的鑒定物的字數遠比反標多，這個問題就更加明顯了。鑒定人員越看越覺得這不像是用機器印刷出來的，倒似是在字盤裏用鉛字排出文章後，刷上一層油墨，放上紙張，用橡皮滾筒壓出來的。
刑技人員中沒有人是搞印刷出身的，所以如果要推翻上次那個技術鑒定的話，最好是請專業行家來相幫。於是，他們就從印鈔廠請來了一位老法師，用現在慣用的話來說，就是專家，請他作一個鑒定。老法師一看，馬上得出結論：這是用排版打樣手段弄出來的，並非機器所為！
當時還沒有什麽電腦照排，印刷全是用鉛字排版的。所謂排版打樣，就是排字工人根據稿件上的文字，依樣從字庫裏挑選出相應的鉛字，放進一個固定麵積的版框裏排列好，然後如同上麵所說的那樣，刷上油墨，放上紙張，用橡皮滾筒滾壓一下，把紙張揭下來就成了小樣，進行校對後修正差錯。
刑技人員又請老法師鑒定之前的反標，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
於是，刑技人員就把這一結論通知專案組了。
這個新發現，對於專案組來說是打開了另一個窗口。偵查員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也許可以以鉛字作為突破口。當然，這個辦法是否可以一試，那還得去向內行人請教。
跟刑技人員聯係獲得那個印鈔廠老法師的住址後，專案組連夜登門請教。老法師說你們的調查是可以試一試的，不過這並非是印刷工人的強項了，而應該去找字模技師。
印刷廠使用的鉛字，是排字工自己澆出來的，其過程是：把磨損廢棄的鉛字，或者專用的鉛坯，放在鐵質容器內加溫使其熔化，倒進字模坯子，冷卻後就形成了鉛字。而字模，則是由字模工廠生產的。因此，如果要從鉛字著手追查線索，那得去向製作字模的技師請教。
偵查員周清揚、小常奉命去尋訪這方麵的老法師。兩人先去了行業協會，然後去拜訪一位姓丁的老法師。這是一個年過六旬的老頭，早年漂洋過海去英國留學，學的是化學，因為貧困而去倫敦的一家字模工廠打工，竟然喜歡上了字模製作這一行，最後連化學也不學了，就改行學起了字模製作，順帶也學了印刷技術。回國後，有人向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推薦了這個人才。宋子文來上海時就召見了他，稱其為老丁。宋子文是一個英語說得比漢語還流利的人物，跟老丁一吐英語，後者竟然不遜於他。於是大喜，任命老丁去中央印鈔廠任職。老丁拒絕了，說他立誌不當官，隻做工。宋子文說不做官也可以，但你得去中央印鈔廠發揮才能，到了那邊想幹什麽由你隨便挑選就是。於是，老丁就去中央印鈔廠幹起了模具製作。但他生性倔強，又長期在西方生活，看不慣國民黨那一套腐敗做派，幹了沒多久就離開了。
老丁離開中央印鈔廠後，自己開了一家字模製作小作坊。他在字模製作方麵確實具有同行業中別人沒有的一套本領，所以不但上海灘所有字模製作匠都佩服他，不時登門求教，就是南京、北平、廣州甚至東南亞的同行也經常麻煩他，或登門請教，或請其去當地現場解決問題。
本來，老丁是可以活躍在新中國的字模行業隊伍裏，發揮他那份才能。可惜的是，兩年前他中風了，半身癱瘓，此刻連生活都不大好自理，不過腦子還清楚，麵對著偵查員的求教，他示意打開台燈，用放大鏡對著那幾份物證照片反複查看。
最後，丁老法師得出結論：這是“汪模”鉛字，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已經沒有了。
周清揚、小常兩人聽得一頭霧水，互相交換著眼色，然後虛心求教：“丁師傅，這個……什麽叫‘汪模’？”
所謂“汪模”，是當年上海灘“汪誠紀字模坊”生產的字模。汪誠紀祖上數代為官，學問甚好，書畫金石樣樣精通。汪誠紀出生於這樣的家庭，三歲開始就接受嚴格的文化訓練，指望走父輩道路，在朝廷裏占一個位置。汪誠紀也確實有實力，十三歲就中了秀才，十七歲中舉人，正準備繼續衝刺時，清廷垮台了，從而終止了他的仕途之夢。汪家的好運由此也就打住了，先是已經退仕的祖父病歿，跟著剛從官位上下來的老父給仇人幹掉了，然後就是分家。汪誠紀排行最小，且由小妾所生，因此家產分得最少。
但是，正所謂“是金子總是要發光的”，汪誠紀的才華並不限於科舉。他很快就把注意力從四書五經轉移到了機械方麵，不久就來了一個徹底轉型，隱瞞了舉人身份和曾經顯赫的家世，去了江南製造局當徒工。
江南製造局是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簡稱，熟悉中國近代工業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近代工業的搖籃。
江南製造局當時集中著一幫子中外機械專家、能工巧匠，汪誠紀進去之後，刻苦好學，自然獲益匪淺。學了兩年，他的舉人身份被人發現了，於是成為一樁新聞，而他也就被中外專家、工匠看好，人家為他的這種追求事業的執著所感動，於是都願意向他傳授技藝。就這樣，汪誠紀在江南製造局一待十年，成為一名機械技師，其專長是模具製造。
正當他有望成為工匠主管的時候，他卻忽然辭職不幹了，不顧人家的再三挽留，毅然離開了當時已改稱為“江南造船所”的這家大型工廠，回到家裏閑居。這是幹甚？原來，汪誠紀心裏另有打算，他想開一家字模作坊。
這十年裏，汪誠紀對於家傳的書畫金石猶自興致不減，常習不輟。他選擇模具作為自己的主攻方向與這份愛好也有關係，畢竟模具工藝是機械製造中的精細活兒。對於書畫金石最初也不過是一份愛好，一種自幼養成的習慣，汪誠紀也沒有想到過要把這份愛好和後來轉型後學到的技藝結合起來。待到十年後成為一名技師了，他忽然找到了結合的路子，那就是字模。
於是，上海灘就誕生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漢字字模——“汪模”。“汪模”的特點是：製造工匠自己寫字，自己刻模，而且這位工匠於這兩行都是專家級水平，這是字模行業中從未有過以後也注定不會再有的一個特殊個例。不難想象，汪誠紀製作的字模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優質產品，因此，行業內稱其為“汪模”。
汪誠紀出名後，外國收藏家慕名前來定製“汪模”，一概遭到拒絕。抗戰爆發後，汪誠紀立刻移往租界居住，以防日本人強行搶模。據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次日，日本軍隊攻掠租界時，接到過逮捕汪誠紀的命令。但這個命令無法執行了，因為汪誠紀在前一天晚上因高血壓症發作而住進了法租界金神父路廣慈醫院，三小時後即告不治。而其作坊內，並無“汪模”成品。
字模是有使用期限的，到了一定期限就報廢了。這樣，“汪模”就此消失了。丁老法師指著麵前的鑒定物證說，這鉛字是“汪模”那是確信無疑的，但那是即將報廢或者已經報廢了的“汪模”裏澆出的鉛字。你們要追查下去的話，那就順著“汪模”追，想來是會有結果的，因為汪誠紀字模坊對於出售的每副“汪模”都是有登記的。盡管汪誠紀已經過世了，他那字模坊也沒有了，但我知道汪家後人還在，對於一個文化底蘊深厚的家庭，我想他們是不會輕易處理掉上輩人留下來的遺物的。
專案組於是立馬追查汪誠紀的後人，次日就查得了結果：汪誠紀的妻子在丈夫去世後不久也因病過世，留下兩個女兒都已結婚，大女兒嫁到蘇州去了，小女兒是招女婿上門，結婚後已經生了一對子女。程曉芝說這位汪先生是一位人物，值得我們敬重，他的後人同樣應當得到一份尊重，我帶兩位同誌去登門拜訪，還要備一份禮物。
汪家小女兒名叫汪丹鳳，住在南市文廟附近，本人是家庭婦女，其夫是江南造船所（即前述之江南製造局，1953年更名為江南造船廠）的一名電焊技工。程曉芝帶著兩名偵查員，身穿便衣，攜帶茶食、水果登門拜訪，汪丹鳳聽說是為了解父親情況而來，接待甚為熱情。交談中，偵查員提到當年“汪誠紀字模坊”出售“汪模”是否有記錄資料之事，汪丹鳳說確實是有的，至今還保存著，因為那是先父的親筆墨跡。
程曉芝說不知是否可以麻煩你把這份記錄資料拿出來給我們看一看，如果有價值，我們可能還要拍照。汪丹鳳說這沒有問題，於是就從閣樓上找出了一本厚厚的線裝賬。打開一看，裏麵記錄著銷售出去的每一副字模的情況：什麽型號、什麽字體的字模，該字模的製作時間，以什麽價格出售給哪個印刷廠或者私人，是何時前來定製的，甚至還記錄著是由何人介紹前來購買的。偵查員說這一點丁老法師倒沒有介紹過，汪丹鳳在旁邊說先父製作出售字模其實不全是為了掙錢，因為他的經濟情況還是不錯的，其中還有著很大的文化情結。先父生前多次說到過，他製作的漢字字模不能賣給外國人，為防止外國人利用中國人出麵前來定製，所以先父立下店規：必須有熟人介紹並作信譽擔保，這筆生意才能成交。
程曉芝三人當下真有喜出望外之感，立刻用照相機把每一頁資料都拍攝了兩份底片。
照片衝印出來後，偵查員再次拜訪丁老法師，請他相幫判定反標物證的字體大致上應該屬於何時出售的何種“汪模”。丁老法師審看一番後，挑選出了十二副字模的出售記錄資料照片，說你們要找的鉛字，應該是從這些字模中的某一副裏澆出來的。
好！那就順藤摸瓜往下查吧。能否查出線索來呢？
專案組根據丁老法師挑選出的那十二副“汪模”，派出六撥人馬同時進行查摸，一有著落就設法取證，立刻送請丁老法師鑒定。兩天後，獲得線索：符合查證特點的那些鉛字可能是榆林區太陽印刷社流出來的。
偵查員於是先對太陽印刷社進行外圍調查，得知該社係一個名叫談臻一的男子於1944年開辦。談臻一是江蘇常熟人氏，現年五十七歲，早年就到上海來謀生，當過商務印書館的學徒，後來離開商務印書館去老城隍廟開了一家製作名片、年畫、招貼之類的小店鋪。抗戰勝利前一年，搬到榆林區居住，開了一家小印刷社。此人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也未聽說過跟日偽、國民黨人士有什麽交往，應該是一個老實本分的生意人。
前麵說過，汪誠紀已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病歿，他的字模坊也隨之倒閉，1944年開印刷社的談臻一是從哪裏弄到的“汪模”呢？據偵查員了解，這副“汪模”是一個名叫顏德清的人向“汪誠紀字模坊”定製的。顏是開印刷廠的，此人嗜賭，而且喜歡豪賭，據說曾跟杜月笙賭過，還贏了杜一些大洋。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無論經營實業還是賭博，都是需要專心致誌去做的，一心難兩用，顏老板賭到後來一敗塗地，連印刷廠都抵押出去了。這樣，他就要把事情作個了斷，決定舉家前往海外投奔親戚。正好這時談臻一要開印刷社，這二位是好友，於是顏德清就把那副已經使用了一段時間的“汪模”轉讓給談臻一。從當初跟汪誠紀的約定來說，這是違規動作，但這時汪先生已經作古，所以顏老板也就沒有顧忌了。
偵查員老李、老金奉命對太陽印刷社進行直接調查，兩人商議下來，決定先通過派出所把談臻一傳喚來接觸一下。
談臻一出現在偵查員麵前，這個五十七歲的老頭給人一種老實憨厚的感覺，性格內向，說話語速很慢，像是思維跟不上的樣子。他對於“汪模”所作的那番敘述跟之前專案組獲得的情況沒有什麽差別，這當然不是偵查員此刻所要關心的，他們這當兒關心的是：“汪模”澆出了鉛字，是誰在使用？
誰在使用？就是太陽印刷社在用嘛。
好！那排查的範圍就小得多了，讓咱們一一進行吧。偵查員先排除了太陽印刷社印刷反動標語的可能，因為丁老法師已經說過，在鉛字上打樣稿的人肯定不是印刷行業的人，那手法太生疏了。那麽，會不會有人偷偷把印刷社的鉛字弄些出去給案犯使用呢？
談臻一對此的回答是搖頭：不可能的！我那裏除了我一共才三個工人，他們怎麽會把鉛字弄出去呢？
偵查員覺得跟談臻一談不清楚，決定跟他那三個工人聊聊，那就得去太陽印刷社了。到得那裏，一個工人正在忙碌，兩個可以抽空，於是兩個偵查員就分別跟他們聊了一會兒，沒有獲得什麽情況。
然後就跟最後一位工人聊了，這回是兩個偵查員一起出麵。那個工人才二十一歲，剛滿師不久，姓宋。老金給了他一支香煙，說小宋咱們談談，先介紹一下，我們一個姓金，一個姓李，是公安局的，今天想向你了解一下你們這裏的鉛字是否有過外流情況，你不要有什麽顧慮，有什麽說什麽，一切有我們擔待。
偵查員原先對小宋沒有什麽指望，三個年紀大的老板、員工都談過了，未能提供什麽線索，這個小夥子還能說出些什麽來呢？但小宋一開口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他竟然提供了一條線索——
小宋是郊區嘉定人，晚上是住在印刷社裏的，老板這樣安排，也有著一層讓小夥子看店防盜的意思。太陽印刷社是前店後家的格局，前麵是印刷社，中間隔著一個不大的院子，院子那頭就是老板一家的住所了。老板有一女一子，女兒名叫雅仙，已經出嫁，聽說丈夫在外地工作，所以雅仙經常回娘家。
小宋對雅仙印象甚好，因為打從他四年前到印刷社那天開始，雅仙就一直對他很好，說話和氣，每次來還經常帶些小吃、點心，當然另外兩個工人也是有份的。大約8月底，雅仙又來了，這次是傍晚過來的，說要在娘家過夜。當時小宋正坐在門前路燈下乘涼看《水滸》，雅仙掏出兩張鈔票遞給他，說今天我過來得急，沒有帶什麽東西，我聽說提籃橋那邊新開了一家糕團店，做的芙蓉糕味道不錯，小宋你跑一趟去買三盒來，一盒給你，兩盒我給阿爸姆媽和弟弟。
小宋買了芙蓉糕回來時，雅仙正和弟弟崇仙坐在門口聊天，她拿了芙蓉糕後就和崇仙一起去後麵家裏了。小宋當時沒有感覺到什麽，但次日早晨早飯前照例打掃店堂時，發現架子上字盤裏的鉛字少了一些。
印刷場所的鉛字是放在字盤裏後按部首放在架子上的，通常同一個字都有成百上千個放一盤，常用字則放幾盤。小宋每天下班前的最後一項工作，就是把字盤裝滿。因此，他此刻一看就發覺少了鉛字。但對於印刷社來說，少一些鉛字不算一回事的，反正有字模，沒了自己澆就是。因此，他當時也沒吭聲。
偵查員分析：如果小宋說的情況屬實，那麽談雅仙就是偷拿鉛字的嫌疑人了，是她用買芙蓉糕的借口將小宋支開，然後下手偷拿了若幹鉛字。從太陽印刷社到提籃橋買芙蓉糕，一個來回大約四十分鍾，這段時間足夠供其下手了。
看來有必要對這位談雅仙女士作一番外圍調查了。
這一查，偵查員大吃一驚！
談雅仙的居住地跟其父母屬於同一派出所管段，老金、老李去派出所了解這位女士的情況。派出所調出了談雅仙的戶籍檔案資料，老金看著那裏麵的照片，皺著眉頭對老李說：“哎！這個女人我好像在哪裏見過似的。”轉臉問戶籍警，“她住過虹口嗎？”
戶籍警搖頭：“沒有。這人一直住在榆林區。”
於是放在一邊，翻閱資料：談雅仙，1930年1月3日生，父談臻一，母談王氏；文化程度高小；無業；已婚（1942年嫁與朱大業），生有一子，名朱謀富，已於1948年患病去世。
偵查員問戶籍警：“談雅仙的丈夫朱大業是幹什麽的？”
“是個生意人，做西藥生意的。但解放後曾有群眾向我們反映說這人是國民黨特務，由於口說無憑，我們也不能予以認定，隻在內部做了記錄。”
“朱大業的戶口在哪個區？”
“朱大業原住處在徐匯區，那裏還住著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他的戶口在跟談雅仙結婚後就遷到了榆林區由他出資買的結婚房子裏，但他在解放前幾個月去香港了，而且據談雅仙說離開上海後從未有過聯係，生死不知。解放後我們登記戶口時就把他原來在國民黨警察局的戶籍登記取消了。”
說到這裏的時候，老金腦子裏忽然電光石火似的閃過一個念頭，重新拿過談雅仙的照片：“我想起來了，這個女人的長相跟樂義飯店門口那個哨兵說的向他問路的女人相像啊！”
老金這麽一說，老李也被提醒了，看著照片連連點頭：“確實像。”
隨即，兩人又同時想起談雅仙似乎也符合永安公司清潔工朱阿姨所說的那個時髦女嫌疑人。
偵查員便馬上給組長程曉芝打電話匯報。程曉芝大喜，說你們請派出所同誌協助趕緊準備好七八張跟談雅仙年齡差不多的照片，我這就跟警備司令部和永安公司聯係，立刻派車把那位哨兵同誌和朱阿姨請到派出所來辨認。
辨認結果：哨兵確認談雅仙就是那天向他打聽“祥福車行往哪裏走”的那個女子；朱阿姨也認定談雅仙即是那天她在女廁所看見的那個有不同尋常之舉的時髦女。
專案組對於這種既涉嫌在永安公司和樂義飯店張貼反標，又涉嫌偷拿印製反標的鉛字的雙料嫌疑分子，當然隻有用開一張拘票的法子來對付了。
可是，此刻下手已經晚了，談雅仙已經無法捉拿了！

六、滅頂之災

為防止驚動談雅仙的同夥，專案組決定悄然將其拘捕。跟派出所方麵商量後，指示居委會主任出麵去把談雅仙請至居委會商量出黑板報之事。偵查員等候在居委會，待談雅仙進門後將其拘捕，然後從居委會後門押解上車，送往市局訊問。
偵查員擔心談雅仙是否肯來，居委會主任相當自信，說平時談雅仙經常熱心地幫助居委會出黑板報的，大約一小時前她在弄堂口遇到談雅仙從外麵回來時，談還問幾時出黑板報，一定要叫上她。
這個計劃是很周密的，但是再周密的計劃也隻能在活人身上實施方才有效。對於談雅仙來說，這個計劃是實施不了了，因為這個女人已經死了！
居委會主任到談雅仙住所時，大門虛掩著。談雅仙平時就一個人居住，這可能也是她經常回娘家的一個原因。居委會主任叫門，不應。叫了數聲後就推門而進，客堂裏無人，繼續叫喚，仍不應，便去廚房張望，發現談雅仙倒在地上，臉色青紫，看似已經沒氣了。
專案組諸君大驚之下，立刻勘查現場，初步確認談雅仙是被人扼殺的。
程曉芝和副組長壽汝君交換了意見，一致認為十有八九是殺人滅口。這就意味著目前的偵查觸角已經伸到了反標係列案的邊緣部位，觸及了敵特的神經了。
專案組全體集中於談雅仙住所，一番緊急短暫的商議後，決定立刻全體行動，分別進行以下工作：一、調查談雅仙死前數小時內的行蹤去向，特別是偵查員訪查過太陽印刷社之後那段時間的活動情況，要調查她去了何地，跟何人見過麵。二、談雅仙死亡前，曾經有過什麽人到過她家。三、調查談雅仙平時跟什麽人接觸以及有過什麽言論。四、調查談雅仙的丈夫朱大業的政治麵貌以及解放前的情況。
四小時後，專案組再次開會，程曉芝宣布了剛從法醫那裏獲得的屍檢結果：談雅仙是在發現其被害前的一小時之內被人用手卡住了脖子活活扼死的。如果說這一情況尚在意料之中的話，接下來公布的另一情況就使人意外了：屍檢發現談雅仙已經懷孕兩個月。
有人聽了不無擔心道：這當兒別岔出來另一個情殺情節，那就熱鬧了。程曉芝說懷孕情節我們先不去關注，還是按照四小時前定下的偵查方向進行情況匯總和分析。
各路人馬在這四小時內對談雅仙的鄰居、家屬、親戚、朋友等進行了調查，獲得的情況綜合分析如下——
談雅仙死前大約兩小時，剛從外麵逛街回來，從其購買的東西來推測，她可能是去了南京路，因為她到家後就拿了兩盒“泰康食品商店”包裝的糕點送往娘家。
到了娘家後，談雅仙原先說好要在那裏吃飯的，還說可能晚飯也在娘家吃了。但是，當她母親把午飯準備好後，她卻突然說要出去一趟，是否回來吃午飯不一定。她母親想讓她先吃一點再出去，但她聽都沒聽，步履匆匆地出門而去。
是什麽原因促使談雅仙改變主意匆匆出門呢？據偵查員對談家包括印刷社的那三個工人在內的成員逐個交談所獲得的情況，這段時間談雅仙無意間從父親那裏得知先前曾有公安局便衣前來調查“汪模”鉛字之事。
那麽，談雅仙為什麽在聞知上述情況後要改變主意，立刻離開娘家呢？專案人員估計是急於要向指使她偷拿鉛字的幕後人報告“已經受到警方注意”這一重要信息，也就是說，她要趕緊發出警報。談雅仙離開娘家後去了哪裏？會見了什麽人？偵查員循著從談家到談雅仙自己住所的路走了一遍，最後將注意力放到了沿途有電話機的地方。從時間上推算，談雅仙不可能趕到某個地方去報警，然後再在死前大約一小時返回自己的住所。從其離開娘家到居委會主任在弄堂口遇到她的這段時間，隻夠她用不很快的速度步行一趟。但她改變主意不吃午飯而突然離開娘家顯然不是為了趕回自己的住所，所以，符合情理的解釋應該是：她趕緊離開娘家，在離娘家不遠的某個有電話機的地方停下來，借用人家的電話機向指使她偷拿鉛字的幕後人報了警。
報警之後，那位幕後人給談雅仙下達了指令：我們立刻見麵！地點：你的住所！
於是，談雅仙就往回趕，在弄堂口她遇到了居委會主任。她回家後不久，那個幕後人或者受幕後人指使的人來到談雅仙的住所，從現場桌子上的茶杯看，談雅仙當時還沏了茶款待來人，而來人對於那杯上好的杭州龍井茶卻沒有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女主人談雅仙的性命！於是，談雅仙就被來人卡住脖子扼死了。
凶手大白天登門，是很容易受到談雅仙的鄰居注目的，但這僅僅是通常而言。所謂通常，就是一般情況下。既然有一般情況，相對來說也就得允許特殊情況出現，此刻專案組遭遇到的就是這種特殊情況，偵查員反複向談雅仙的鄰居包括弄堂口修鞋的小皮匠、賣糖炒栗子的小販等人詢問下來，竟然沒有誰對此有印象。來也不見，去也不見，就像是隱身人似的。
這樣說來，線索就遺憾地中斷了嗎？
不！專案組找到了一個新的調查方向：電話！既然談雅仙在離開娘家後給幕後人打過電話報警，那麽就可以通過這個電話尋找對方的線索。
當然，這必須得有一個前提：知曉談雅仙是用哪部電話機撥打了報警電話，然後通過電話局進行查摸。
偵查員小常、小趙兩人從談雅仙娘家出門開始，對沿途有電話機的商店、工廠（當時上海街頭還沒有安裝公用電話）逐家進行查訪。查訪到第十五家大昌五金行時，終於得知談雅仙借用過他們的電話。
案情分析到這裏，其他都已經不重要了，程曉芝下令立刻派兩名偵查員前往電話局調查主叫號碼是大昌五金行的那部電話機所撥打的號碼。
電話局提供的情況是：在那個特定的時間裏大昌五金行的電話機是打給邑廟區的一家旅社的，這家旅社名叫長風旅社，是一家私營旅館。
當晚八點多，專案組副組長壽汝君帶領三名偵查員，在邑廟公安分局兩名警員的陪同下，以治安巡查為名來到了長風旅社。先看唯一的那個電話機的號碼，果然是大昌五金行的電話機所撥打過的號碼。然後就讓旅社老板把中午有可能接聽電話的旅社人員找來。老板不知發生了什麽事情，說他中午不在旅社，出去參加一個朋友的飯局了，旅社賬房張先生當時在，估計應該是張先生接聽的電話。
賬房先生來了，說他中午確實接聽了一個女人打來的電話，是請旅客錢先生聽電話，他讓茶房去叫了錢先生。錢先生聽電話時間很短，隻“嗯嗯”了兩聲，又說了句“你在家等著，我這就過來”就掛斷了。
偵查員交換了一個眼色，壽汝君說那位接聽電話的錢先生此刻還在你們這裏住著嗎？
賬房先生說錢先生下午已經結了賬離開了，是茶房阿蔡幫他拎了皮箱出門的。於是就叫來阿蔡詢問，茶房說那時大約是下午四點鍾，錢先生在旅社門口叫了一輛三輪車走的，我聽見他上車後對車夫說：“去北站！”
這一說，賬房先生又補充了一點：“錢先生接聽過那個女人打來的電話後就出門了，不一會兒返回，打了個電話讓北站售票處給他送一張傍晚去南京的車票來。三點鍾左右，他訂的車票送來了，是當著我的麵付的款。”
壽汝君聽得很仔細，想了想問道：“張先生你說的‘不一會兒就返回’的這個‘不一會兒’，大約有多長時間？”
賬房先生仰臉略略一想：“也就我抽了支香煙的時間吧。”
“那位錢先生是幾時住進來的？”
賬房先生在住店登記上翻閱了片刻，指著上麵的一行登記：“他是7月13日住進來的。”
偵查員一看，這位錢先生名叫錢聞茗，持安慶市富運商行的證明（登記注明著該“證明”有安慶市公安分局證明其真實性的簽章）入住長風旅社的，至今已有兩個多月。
旅社老板已經隱隱意識到這位錢先生可能不是良民，擔心警方跟他過不去，在一旁小心翼翼解釋說，這位客人入住後，派出所和分局在對旅社進行例行治安檢查時曾幾次對他進行過詢問，還查看過他的證明，沒有發現他有什麽問題。我也跟他閑聊過幾次，他告訴我他是商行的店員，負責采購工作，這次到上海來是為了采購小商品和五金件，因為商品供應緊張，不能很快就采購到，老板吩咐他長住上海，搶購一批是一批。
這位錢先生多大年齡？是怎麽模樣的一個人？說話口音？
哦！他大約三十五六歲樣子，中高個子，長相斯文，白淨長臉，眉毛比較濃；說話操國語官話，不過聽得出有時會夾一點浙江口音。
專案組連夜舉行案情分析會，對錢聞茗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談雅仙之死跟其肯定有關係，但他並非是直接殺談的凶手，因為賬房先生說的抽一支煙的時間是無法完成從邑廟區趕到榆林區殺了人再返回旅社的，估計他讓談雅仙等候在家，自己出去通過電話或者直接向待在附近的同夥下達了殺人滅口的命令。看來此人是這夥敵特分子的頭目，反標係列案顯然是在他的主持下進行的。
據旅社方麵反映，錢聞茗下午已經去了南京，現在需要作出決定：是否立刻赴南京追蹤此人？
這時，偵查員周清揚忽然亮出了一個觀點：這個錢聞茗很有可能就是談雅仙的丈夫朱大業！為什麽？一是因為法醫屍檢時發現談雅仙懷有兩個月的身孕，二是有群眾向派出所反映過朱大業是國民黨特務。
周清揚的觀點一提出，馬上引起了全體偵查員的重視。程曉芝下達命令：派人前往談雅仙住處、娘家調取其夫朱大業的照片，並立刻派車前往邑廟區把長風旅社的老板、賬房、茶房請來。
照片很快就取來了，一共找到了十二張，有朱大業的單獨照，也有包括結婚照在內的合影。專案組又找來一些其他照片，也是有合影有獨影，混在一起。等候了一會兒，長風旅社那三位被請過來了，請他們分別予以辨認。結果都是一眼就認定那個名叫錢聞茗的旅客就是朱大業。
這樣，偵查工作就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程曉芝說咱們不如暫緩去南京追捕朱大業，還是先立刻著手訪查朱大業的家屬吧，看看朱家在上海和外地有些什麽社會關係。
壽汝君帶了三名偵查員前往徐匯區朱大業家的管段派出所了解朱大業以及朱家的情況。派出所方麵並不知曉他們的管段裏曾經住過一個叫朱大業的人，這並不奇怪，因為朱早在1942年結婚後不久就已把戶口遷到榆林區去了，因此民警當然就談不上提供此人的什麽情況。
那麽朱家呢？朱家的情況倒是可以提供的：一對老夫婦，都已年過七旬，男主人原先是做中醫的，其妻是家庭婦女；家裏還住著已經結婚的另一兒子朱大方一家四口。至於朱家的社會關係，因為這家不是被警方內部關注的對象，所以沒有調查過。
偵查員於是就決定登門拜訪，直接向朱家人了解。
這時已是早上七時，誰也沒有想到，他們的運氣竟然這麽好：走進朱家院子，迎麵有個男子正要出門，跟偵查員劈麵相遇的一瞬間，對方眼睛閃過一道驚慌。壽汝君馬上作出反應，大喝一聲：“朱大業！”
對方沒有反應，但不安的眼神是無法掩蓋的。於是立刻被扭住，當下押解市局。
朱大業在上海待了將近三個月的時間沒有白過，他除了主持製造了反標係列案，還通過看報學習了共產黨的政策，一進局子馬上表示“願意徹底交代”。
原來，朱大業早在1939年就已經參加了國民黨“中統”局在上海的地下組織。平心而論，當時他倒是一個熱血青年，參加“中統”是為了抗日，也確實做了些抗日秘密工作。當時，朱大業的公開身份是經商，他一邊做生意一邊做特工，雙料角色都很到位。但是，由於朱大業不會鑽營，也不會搶功，所以在上峰眼裏似乎一直是一個小角色。直到1945年年初，情況才有了改觀。
國民黨的“中統”局，名稱幾經改變，直到1938年3月，才定名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也就是“中統”簡稱的由來。從1928年開始，這個特務機構的“掌門人”一直是老牌特務徐恩曾。1945年1月，徐恩曾因犯事而被蔣介石下令罷免，局長改由葉秀峰擔任。
徐恩曾下台前幾個月，曾要求在淪陷區從事秘密活動的“中統”特工將地下工作情況寫成材料，集中到總部，準備編教材用。朱大業是大學肄業生，上司就讓他寫了其中的一篇。這份材料交上去後，徐恩曾還沒看就下台了，葉秀峰接替了徐恩曾的工作後，對朱大業寫的這份材料很是欣賞，認為朱是一個人才，於是就下令“中統”上海區對朱大業予以保護，能夠不委派任務的就不委派。不久，日本投降了，葉秀峰主持的“中統”局遷回南京後，舉辦了一期特工幹部培訓班，朱大業被點名前往參加。培訓班結束後，朱大業被委為“中統”局上海區的一名科長，負責收集中共情報。
到了1947年下半年，蔣介石又指令“中統”局縮小編製，改組為“中央黨員通訊局”。1949年4月，國民黨政府南逃廣州，這個機構又被指令改稱“內政部調查局”，改由季源溥為局長。但是，由於習慣原因，人們通常還是將該特務機構稱為“中統”。當時，朱大業已經去了香港，生意當然不做了，特工仍舊在當，但由於欣賞他的葉秀峰已經調離“中統”，所以升遷無望，情緒沮喪。
這樣到了1949年6月1日，朱大業忽然接到命令讓他去廣州，在那裏，一個他從未見過麵的姓肖的處長向他宣布總部命令：任命其為“中華民國內政部調查局江南地區心理特戰總隊總隊長”，率部前往已被中共占領的上海市從事“心理特戰”，可笑的是，這個“總隊”連朱大業這個總隊長在內一共隻有四名成員。
命令宣布後，朱大業就和他的三名部屬一起接受美國特工專家的臨時培訓。7月2日，訓練結束，當天四人即登上海軍的軍艦，前往舟山，然後化裝搭乘漁船潛往上海。他們一行隨身攜帶了大量用於“心理作戰”的特殊紙張、油墨、偽造的黨政軍機關和公私企業的公章、空白信箋，以及活動經費和用於聯絡的密寫藥水。
朱大業一行抵達上海後，用偽造的證明分別入住於四處旅社，然後開始活動。朱大業悄悄與妻子談雅仙取得聯係，認定並無危險後，就按照行動方案將談發展為特務，指使其從太陽印刷社盜取鉛字，並直接參加了永安公司、樂義飯店案件。根據美國特工專家製訂的行動方案，朱大業開始偷偷進行包括熟悉形勢、地形在內的種種“心理特戰”準備工作。9月12日，“心理特戰總隊”開始行動，在外白渡橋上掛出條幅反標。接著接連作案，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朱大業所接受的任務是：在大陸發展特務，同時應在上海、杭州、南京等江浙滬地區的大中城市反複作案，製造影響，動搖中共方麵的軍心、民心。根據計劃，他們四人應在上海待到9月底，然後通過收音機從約定的海外電台節目中獲取總部指示，決定下一步去何地行動。
在上海屢屢作案似乎很是順利，朱大業沒有感受到恐懼和壓力。哪知，危險警報說來就來，昨天中午朱大業忽然接到談雅仙的電話說已有便衣警察前往太陽印刷社調查鉛字之事，不禁一個激靈。就在這一瞬間，朱大業作出了殺人滅口的決定，便讓談雅仙回住所等候，說立刻派人前往接她離開。然後，朱大業給手下特務郭良風打了電話，命其立刻前往談雅仙住所，將其滅口。
之後，朱大業故布疑陣，訂了前往南京的火車票，故意讓旅社方麵知曉自己的行蹤。其實，他去了北站後，立刻前往徐匯區自己的老家。離開廣州前，上峰告訴他，據最新收集的情報表明，上海任何方麵目前都不知道你的特務身份，因此如果需要，可以伺機行事。朱大業知道自己這回執行完使命離開大陸後不大可能再回來了，尋思父母年邁，應該告別一下。受此念頭驅使，他就決定回家過一夜。當晚果然無事，但早上他想離開時，卻偏偏跟偵查員劈麵相遇。
專案組根據朱大業的交代，隨即分兵前往郭良風等三個特務的藏身處，將三人全部逮捕。
1949年12月29日，朱大業、郭良風等四名特務被上海市軍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