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的女記者

本文摘自：《文史精華》 2006年第10期

抗戰勝利後，十裏洋場的上海灘更加熱鬧了，一向多事的新聞界崛起了一批女記者，記者而為“女”，在當時的社會便似乎大有可談了。女記者的長相、穿著、能力、情感、生活等無一不是小報和社會新聞類期刊的報道對象，在捧藝人之餘再捧捧女記者，好不熱鬧。

女性從事新聞業，清末就有了，抗戰時期更是湧現了一些優秀的女記者。開風氣之先的上海，在抗戰前女記者還是鳳毛麟角，但抗戰勝利後，上海各報紛紛延攬女記者，一時成了一種風尚。據筆者粗略統計，１９４５－１９４９年間，在上海報刊中曾以女記者名義被報道過的女性有６０人之多。但當時對女記者的定義很寬泛，把凡是在新聞單位裏工作的女性都稱做女記者，真正外出采訪、寫稿子、編新聞，當成一種職業的女記者其實並不多，主要有《中央社》的陳香梅、《申報》的謝寶珠、《新聞報》的嚴洵、《大英夜報》（後《商報》）的池廷熹、《和平報》的陳羽新、《正言報》的李青來、《辛報》的許瑾、《文匯報》的麥少楣、《新民晚報》的高汾和周光楣、《聯合報》的姚芳藻、《世界晨報》的邵瓊等十幾位。

雖然４０年代的人開始逐漸擯棄對“女性也能當記者”的懷疑，但較為開放的上海對女記者的關注似乎仍停留在“女”字上。自然女記者的花邊新聞也成了茶餘飯後不可缺少的談資。

速寫上海灘女記者們的眾生相

那時的上海灘女記者也真是熱鬧，似乎什麽樣的女人都可以來當一回女記者，於是各小報、社會新聞類雜誌在報道這些女記者時，很喜歡根據這些女記者的特征來寫一些略帶調侃的速寫，或者給這些女記者取些綽號，以吸引人的眼球。一些花邊新聞較多的女記者，差不多都有一個綽號。

上海老牌報紙《申報》在抗戰勝利後也趕起了時髦，聘用起了女記者，一出手就不同凡響，其麾下的女記者謝寶珠備受一些小報、雜誌的關注，花邊新聞不斷，綽號也最多，如其中之一便是“高貴的嬌小姐”。據說她“出進必要摩托車”，這在普遍盛行“１１路車”兩條腿走路的當時，是夠嬌貴的了，不過誰讓人家有個當大老板的父親呢，本來就是小姐嘛，說者也隻有眼紅的份兒。《新聞報》記者嚴洵，抗戰勝利後較早投入了上海新聞界，因待人接物開誠布公，被稱為“天真姑娘”。《正言報》的李青來，因筆鋒頗健，而且喜歡寫些小文章發在文藝刊物上，因此被譽為“小文學家”。而由話劇演員改行當記者的女白雲，自然就得了個 “話劇名旦”的稱號，並且許多人對她當記者後取的名字“陳霞飛”的來曆頗感興趣。《大英夜報》的池廷熹因喜歡時常拉著新聞人物問個不休，有“打破沙鍋璺（問）到底”的作風，而被譽為“女學士”。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麥少楣，出自廣東的一個書香世家，父親在當時上海灘也算是個小有名氣的文人，小報對她自然也頗關注，據說其“能駕自由車而脫雙手，穿短裙，有南國佳人風”。此外，像《前線日報》的夏丁杉，因好與人辯論被認稱為“辯論能手”；《新民報》的高汾，因丈夫高集是《大公報》記者，被戲稱為“夫唱婦隨”；《無錫人報》的孫方中，因長得討人喜歡，被稱作“洋囡囡”；《世界晨報》的女記者邵瓊，因為喜歡寫些左派文章，就得了個“真左筆”的雅號。而《中央社》的陳香梅，卻不知何故，被笑稱為“少奶奶”。

曾在一段時間內受到小報、社會新聞類雜誌廣泛關注的女記者趣事，要屬女歌手姚玲轉行當記者一事。據這些花邊新聞報道，姚玲原是上海的一個女歌手，最早在南華酒店唱歌，不久為當時某編輯先生賞識，就為她在自己所編輯的報紙上開設了一個信箱，連圖帶文，每日連載，於是外界罕聞的姚玲，由此名氣大增。後來她又轉到他處唱歌，時常有一班文友因為某編輯的緣故，前去捧場，並撰文捧她。不久，不僅歌唱界知有其人，就連文藝界也知道有姚玲這麽一個人了，後來她幹脆脫去歌衫，改行當起了記者，一時引得小報、雜誌競相報道。

海上女記者中，最徒有其名的恐怕要屬“美人魚”楊秀瓊的記者經曆。年輕美貌的楊秀瓊，在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運動會上囊括了全運會女子遊泳全部金牌，在場觀看的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立即認她為幹女兒，同時”美人魚“的雅號不脛而走。１９３４年８月１日，楊秀瓊去南京運動會做遊泳表演，受到當時行政院長汪精衛的接見。南京記者描寫她：“風度雍容華貴，雙眸明亮，性格爽朗。穿玉色衣服，赤足趿高跟拖鞋，身軀健壯，遠望如希臘女戰士，言談和藹，含南國風味，十分可親。”因此楊秀瓊在３０年代就是一朵受寵於民國頂級風月場所的“交際花”。隻可惜她在抗戰時期被迫當了四川軍閥範紹增的第１８房姨太太。抗戰勝利後，《僑聲報》的編輯們，不知出於何種考慮，聘她為該報記者，一時被許多小報所關注。不過這位新聞界的“美人魚”卻很少下海采訪新聞，不久也就不了了之了。從楊秀瓊的這次女記者經曆中，隱約能體味出當時上海灘女記者為什麽會受到小報、社會新聞類雜誌的關注。

抗戰勝利後的上海，已經逐漸擯棄了對“女人也能當記者”的懷疑和偏見，女性從事新聞人數不斷增多，有直接從學校畢業後就進入新聞界的，也有後來改行的。比如女作家改行當女記者之類，這種現象頗為常見，很多記者本身就是作家。但像“美人魚”楊秀瓊這樣的遊泳冠軍來兼職做女記者，就有點懷疑編輯經理們的用心了；而像姚玲這種由歌手正式改行當記者，以及女白雲（陳霞飛）由話劇演員改行做記者，則無疑增添了上海灘女記者群的熱鬧。自然“花瓶”、“交際花”、“花蝴蝶”之類的稱號在所難免。

誰是上海灘最美的女記者

上海人一向注重穿著打扮，對女記者的外表形象當然得先評頭論足一番。那麽誰是上海灘最美的女記者呢？有說是《新聞報》的嚴洵，活潑大方，待人真誠，但馬上有人出來說《女記者中無美人》：嚴小姐說話時露著一排並無編貝之美的長牙齒，使麵對著與之講話的人，有一種不快之意，怎麽能算美呢？如果嚴小姐是上海最美的女記者，則不免要對上海女記者的形象感到遺憾了。不少人建議“記者之花”應給《申報》的謝寶珠，她不僅家世好，天生麗質，白皙可愛，且雙目凝睇時，大有纏綿悱惻之感，又好打扮，穿著時髦而有貴族氣，衣服上下午都不一樣，色彩搭配協調，而且還喜歡自己設計服裝，有“時裝設計師”的綽號，可算是上海灘典型的摩登女性，“記者之花”非她莫屬。有人甚至戲稱如果“上海小姐”的評比中有“女記者組”，則謝寶珠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奪魁。但有人對此卻很不屑，謝寶珠有啥美的，胖胖矮矮的，像個小胖蹄，采訪時戴滿珠光寶氣，俗氣。又愛畫眉毛塗口紅的，像個少婦。還是無錫來的女記者孫方中最美，明眸皓齒，體態婀娜，風度不錯，又討人喜歡，標準的時代新女性。各社會新聞類雜誌上拿此二人作比較的花邊新聞還真不少。但仍有人不以為然，認為還是《正言報》的李青來最美，人家曾拍過電影《日本間諜》，還是位女作家，可謂多才多藝，人又生得漂亮。可還是有人不服，“美人魚”楊秀瓊不是加入《僑聲報》了嗎？人家可是遊泳冠軍，再來當個“記者之花”應該沒什麽問題吧？而且她的穿著打扮也是夠時髦的。為此有些雜誌還寫起了《女記者時裝大競賽》，專門比起了謝寶珠、楊秀瓊的衣著打扮誰更時髦，誰更有派頭。可惜“美人魚”好像並沒有把做記者當回事，很少出去采訪寫稿子。還好又來了個歌星姚玲，她不是改行當記者了嗎？她可是在南華酒店、仙樂、中央西萊唱過歌的女歌手，捧的人可不少，現在改行當記者，該是女記者中壓卷之作了，精彩自不待言。但有人噓聲了，人家畢竟是歌手，好像有點名不正言不順啊，對她的改行可不是那麽看好。

記者難道非美不行嗎？男記者可沒聽說要評美的。給女性評什麽“之花”向來是男性熱衷的事，花邊新聞如果不評美，誰感興趣？有人出來寫文章了：自然美麗並非女記者必要的條件之一，但女記者如果不美的話，“非特無功於采訪，抑且有過於外勤”，為何呢？因為如果女記者不美，非但不能“取悅”於人，反而給人“ 厭惡”之感，則不是阻塞了新聞的來源嗎？因此，“說得老實一點，漂亮何嚐不是女記者的主要條件”。原來如此啊，說得何等理直氣壯！

誰是上海灘最有能力的女記者

看來要評“記者之花”確實不太容易，那就來議議誰是上海灘最有才能的女記者吧。記者畢竟不同於一般的職業，沒有能力怎麽行？不少人說：風頭最健的恐怕要算中央社的陳香梅了吧，人家剛從大學畢業就加入中央通訊社昆明分社，成為該社第一位女記者。而且因為英語流利，被派采訪盟軍新聞，尤其是陳納德和他的飛虎隊。抗戰勝利後就被調往上海中央通訊社工作。陳香梅當時雖隻是中央社的一個小記者，但因流利的英語，良好的綜合素質，再加上女性特有的風度和氣質，以及采訪國際新聞這一當時女性很少涉及的領域，在當時新聞界也是小有名氣。更因其與陳納德的一段情緣，據說美留滬海陸空軍將領沒有人不知道她的名字的。而且刊登的文章文筆洗練外，尤其能在文中嵌以小趣味，且英語造詣之高，環顧左右無出其右者。中央社對她也是很器重的。有些小報更是寫道：當蔣主席首次蒞滬，魏德邁設宴於花懋飯店，除陳香梅被允許入內外，其他記者全部吃癟，大喊“寫她不過”。所以此中翹楚舍“陳”其誰？

《申報》謝寶珠的風頭也不亞於陳香梅，廬山會議的表現就是證據，相比之下似乎更受到小報雜誌們的追寵。１９４６年夏季，因國內時局的錯綜複雜和美國參與國共調停等因素，廬山會議成了全國矚目的焦點。大批記者擁上廬山，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新聞神經戰，謝寶珠和陳香梅是當時廬山上僅有的兩位女記者，而謝寶珠更是借著這次廬山會議大大地出了名。她憑著女性特有的魅力和傑出的交際手腕，四處活動，最為活躍，常能采訪到其他記者難以采訪到的新聞。那段時間《申報》第一版上常常能看到她的文章，如《蔣夫人的廬山生活》、《主席在匡廬的生活》、《馬帥夫人蔣夫人同遊牯嶺街》、《廬山一角》、《在廬山，看政局》等。並且１９４６年８月３日《申報》“每周畫刊·廬山之夏”的照片，多為謝寶珠所拍，其中還有一張她和司徒雷登的合影，真可謂出盡風頭。當然也忙壞了小報、社會新聞類雜誌那些喜歡捕風捉影的記者，一時間都知道上海出現了謝寶珠這樣可以挖點兒新聞的女記者，對她的能力讚不絕口的報道可謂不少。

當然各人有各人捧的角，也有說《新聞報》嚴洵的，有說《大英晚報》池廷熹的。此二人抗戰勝利戰後就被所在報紙派到南京采訪新聞，聽說是特派記者中唯一的兩位女記者呢，而且兩人結成一體，相當活躍，凡是記者所到的地方，她倆莫不爭先而至。南京國民政府五五謁陵時，何應欽到達陵園的時候，嚴洵首先奔上去采訪，何應欽問她是哪家報社的，她回說《新聞報》，何連連點頭說：“好極了好極了”，可謂出盡風頭。回上海後，更是勤奮努力，拂曉就佇立在蔣介石上海官邸路口，“春風如剪，毫不為意，默記進出要人，尋找新聞線索，苦幹精神，彌足稱道”。也有說是經濟學家吳大琨的妻子林珊的，她最出風頭的時候是在範長江主辦的“國際新聞通訊”當記者時。林珊在戰時的桂林，很是活躍。花邊新聞誇張地寫道：“當南寧收複後，第一批記者抵進這座被摧毀的城市時，林珊便是其中的一個，而且她還設法在軍隊中找到了一匹馬，英武的全身戎裝，騎著馬，作為唯一的女記者，而跨入南寧城市去，采訪新聞，轟動了整個新聞圈。”可惜抗戰勝利回到上海後，她似乎隻“安分地守在家裏，過著她的賢妻良母生活”了。當然也有說是《正言報》李青來、《和平日報》楊惠的等等，不一而足。

看來女記者還是有點本事的，畢竟是知識女性，職業女性中的佼佼者。但有人按捺不住了，寫了個《女記者偷新聞》：“上海有幾位女記者，名氣相當的大，可記者的責任卻不怎麽會盡。”為什麽呢？原來她們對於采訪新聞和寫新聞並不感興趣，對於交際招待反而特別起勁。那她們的新聞怎麽來的呢？原來此中有個秘密，就是偷。怎麽偷？要寫新聞時就打個電話給其他報社的男記者，略施手段就行啦，至於報酬或者代價，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且還特地不指明地寫了一位比較有名的女記者是如何“混”的。她寫的稿子“白字連篇，編輯先生用她的稿子有如改小學生的作文”。但是“她還很有脾氣，要是編輯先生不用她的稿子的話，便向編輯先生哭訴，編輯先生無有不吃‘排頭’者”。

誰是上海灘最有魅力的女記者

在舊上海灘，女人若是有幾分姿色、比較活躍而又出了名的話，那麽她的情感世界等必是很受小報雜誌的好事者關注的。當時女記者中最受關注的無疑要屬《申報》謝寶珠了，花邊新聞不斷。她在廬山會議時出了不少風頭，而她在廬山的生活也成了許多記者采訪的好材料。聞說她到廬山不到２４小時，就因傑出的交際手腕和時尚的打扮被評為“記者之花”。此後關於她的花邊新聞更是不斷，《上海最美的女記者：謝寶珠在牯嶺病了》、《女記者謝寶珠在廬山談戀愛》、《謝寶珠情人》、《“記者之花”在牯嶺，申報謝寶珠落淚記》等。有說謝寶珠被男記者團團包圍而不知所措；有說她追求主席的侍從武官夏公權，而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也有說她與某要人散步山間，大談戀愛，等等等等，都寫得有板有眼的。《申報》女記者張明稱第二年她上廬山采訪時，當地人知道她是《申報》記者時第一反映就是：謝小姐來不來？謝寶珠在廬山的風頭由此可見一斑。

５０年代暢銷香港的《侍衛官雜記》一書中，廬山上的美女記者薛明玉就是以她為原型的。從廬山歸來後，謝寶珠的感情問題仍然受到各小報的關注，她與《申報》采訪部主任吳嘉棠的戀情，從開始傳聞、證實到結合，在不太短的時間內，為許多小報所密切關注，差不多三天兩頭就有報道。她與吳嘉棠的結合，在當時新聞界也算一段佳話，不過排場著實不小。據說倆人花了７０００美金在上海白賽仲路上買了一幢花園洋房。白賽仲路即今天的上海複興西路，該條路上有不少民國時期的名人建築，如建於１９３６－１９４８年的４４弄１７號，是稱為“玫瑰別墅”；“七間房”的民國建築，由７座風格類似的小住宅組成，有一處曾是孫中山之子孫科的私人房產。能在這種地方購買花園洋房做新房，自然也是很惹人注意的。且據《申報》記者透露，洋房內的裝飾極其奢華，被他們譽為“小皇宮”。謝寶珠曾經親自督率了十數名男女員工，駕駛了一輛轎車，兩輛十輪大貨車，搬了一整天的嫁妝。可見其嫁妝之豐厚了。當然忙著布置愛巢，準備嫁妝，花邊新聞雖仍不斷，但記者的身份卻是慢慢被淡忘了。

其他女記者的情感世界同樣受人關注，最有意思的是女記者邵瓊的一段羅曼史。說是抗戰勝利後，邵瓊比她丈夫先離開重慶回到上海，進入《世界晨報》當記者。報社一位姓包的編輯主任立即看上了她，對她窮追猛打，誓言決不放棄。邵瓊起初因剛進報社，自然要敷衍他一下，後來纏不過就不再理睬他。結果這位編輯主任的精神竟然受刺激到發癡，最後隻好辭職了。邵瓊也因此被人誤解，好在其丈夫不久以後也來了上海。此外像陳香梅、池廷熹等的情感新聞也時有報道，但風頭都不敵謝寶珠，看來謝寶珠即使評不上上海最美的女記者，但評個“花邊新聞之最”應是受之無愧的了。

當然也有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有位寫了個《女記者難娶》，為何呢？作者的理由是：首先，女記者們見識頗廣，交的朋友不少，因此被她選中的機會就比較難。其次，做了太太後，她仍在外交際，誰給你洗衣做飯？再次，她今天碰見某師長，明天會見某局長，你丈夫的地位就不保。豈不是娶不得嗎？此文雖冠以“幽默小品”之名，但恐怕暴露了當時部分大男人的真實心態吧。

上海女記者形象和女記者事件

社會上捧女記者的多了，無形中把女記者和交際花給搭上邊，又確有些花瓶式的女記者混充其中，因此在這些花邊新聞中，不少人對女記者始終抱有很深的成見。比如一則批評上海參議員楊撫生的花邊新聞《楊撫生看中女記者》。楊撫生是當時上海鶴鳴鞋帽商店的老板，也是當時上海市的參議員之一。該文寫道：據說楊撫生在１９４７年１月的市政會議上，隻發了一句言：“一尺多長的美國皮鞋運到中國來有什麽用？”那麽他在會場上幹什麽呢？原來其每日在會場中別的不注意，獨對一些“記者之花”們特別感興趣。他常常找機會和她們搭訕，有人推測他的作用有二，一是為了想讓她們為自己的商店做些宣傳，至於二嘛，“則是既不可說，就不必說了”，對楊進行諷刺、調侃的同時也連帶貶低了女記者的形象。有些花邊新聞對女記者的貶低則是直截了當的，比如一則《謝寶珠情人》的花邊新聞，作者就直截了當地寫道：“老實說，像她這樣打扮得珠光寶氣的小姐做新聞記者，目的無非是做跳板而已。”怎麽跳呢？無非是利用記者身份接近達官貴人，然後找個好對象，便可以功成身退，過貴夫人的生活了。但有時新聞對女記者的貶低可能是作者不經意的，如《女記者孫方中出洋》本是個中性的新聞報道，但作者卻認為：“孫方中以女記者身份，活躍於京、滬、錫之間，引起了軍、政、商界注意以後，好多人加以推測，認為這位女記者再紅一些時候將發紫，紫了以後一定會博得貴人相助，而親善，訂立終身大事，果然在今日孫方中是宣告離開新聞界，準備去美國留學了。”在這些新聞中，作者大多認為記者對於女性而言隻是一個找到好對象的跳板而已。

對舊上海女記者來說，這些新聞尚不足為懼，畢竟隻是小報雜誌供人消遣的“亂談”而已，看了一笑了之也就罷了，但如果是《中央日報》這樣嚴肅的報紙對女記者的批評，可就不容輕視了。

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３日《中央日報》（上海版）的副刊《文綜》上發表了記者徐翊（徐開壘）的《女記者》一文，作者一開篇就寫道：“可憐的中國，我們真不知道要為它悲哀，還是應該替它歡喜；在和我離開遙遠的昔日，那時節所不曾有過的，現在她們出現了。”文中所謂的她們就是“上海女記者”。他竟然為了這些“無冕女皇”的出現而感歎起中國的可憐來了。作者表明，自己剛回到上海看到這些女記者時，本想敬頌這種新人物的產生，“可是日子一久，往昔所有的好心情，都已經為日子所付給我們的經驗所破滅了，以至於無複有勇氣為這些‘無冕女皇’稱頌了”。那麽究竟是怎樣一種經驗呢？作者在接下來的文字中描述得異常清楚，“當我們想起她，我們就隻覺得除了一隻花蝴蝶在空中亂穿亂飛一陣之外，別得就什麽也沒有了。”作者接著列舉了這些“花蝴蝶”女記者的種種行為：她天天的工作就是會見名人，和參加招待會。在招待會上，她吃得很少，但有時也吃得很多，但無論怎樣，遲到和早退，她是必然的。而這樣矯揉造作無非是為了引人注意。訪問名人時，那些名人，看到她卡片上嬌滴滴的名字，照例是偷閑接見。纏了多時後，留影道別，於是第二天便能在報上看到注有“本報記者××與×××”字樣的照片等等。總之“她從來不知道除了高樓大廈之外，還有其他產生新聞的地方。她隻在名人之間跳動著，她的卡片像雪片一樣在冷氣間裏飛舞”。作者對上海女記者的諷刺真是不留絲毫餘地。

此文一出後，頗有反響，還鬧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風波。該報隻好於７月１５日又刊了《關於女記者的題外話》，發表了女讀者足征的《從讀女記者想起》和徐翊的《答足征先生》，算是對女記者風波的回應。編輯也出來說：文藝隻是文藝，無須把它看實，我們隻要在其間有所會心，有所警惕。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連作者也不否認是“有感而發”。而足征女士卻是一起筆就說道：讀了女記者一文，“我難受得流淚了”。但她又說：後來躺在床上想了一陣子，我的情緒才冷靜下來，認為“責人愈深，愛人愈明，這篇文章正是給我們女人，尤其是女記者們的一個警惕，一個暗示，至少他還談了我們女人，所以我們還是應該表示感激的”。

但那些被說成是“花蝴蝶”的女記者恐怕就沒有這種阿Ｑ似的精神了，況且是在《中央日報》這樣嚴肅的大報上進行“諷刺”，那還了得？連徐翊的《答足征先生》都提到，許多女記者先生因了執著而打算聯合提出抗議。當時的小報、雜誌對這件事也有不少報道，稱此報道一出後上海女記者群起而攻之，甚至秘密結社討論對策，想找些報紙雜誌寫些正麵報道挽救形象危機。但這種影響一旦造成，要想彌補可不是容易的事，連《中央日報》（南京版）婦女周刊的《南京的女記者》一文中都寫道：有人說，上海的女記者，給人的印象是：玻璃裝備，一天到晚，這邊鑽進，那邊穿出，到了一個機關，沒坐到１０分鍾，拿起皮包又要走，顯得很忙似的，精勁很大，忍性兒太少，嫵媚有餘，活潑尚稱不足。而南京的女記者，正如南京嚴肅樸素的城景，給人的印象像一個朝氣蓬勃的女學生，合作，大方，正當地和男記者競爭。上海的女記者們對於這種評價和比較是不是覺得有點冤？還是擊中了要害？

此次小小事件之後，女記者的知名度反而提高了，各報紙雜誌似乎也更為關注女記者的新聞了。《今報》的《女人圈》副刊還特地開辟了一個“女記者群像”專欄，專門介紹上海的女記者。此時的女記者都以正麵形象出現，諸如“洪絮才一鳴驚人”、“謝寶珠最恨出風頭”、“李青來枵腹從公”、“蔣蘊薇二三事”、“邵瓊兼職僑申報”、“池廷熹小姐奔波忙”、“周綠雲攝得一手好照片”之類，或者寫一些生活瑣事趣事，如“有人關心邵瓊的瘦”、“姚芳藻雙鞭失蹤 ”、“嚴洵不愛玻璃提包”、“範思珍羞愧裸男圖”等等。

熱鬧到幾時

在記者前麵加個“女”字以突出其性別，這本身就是男權社會的一個象征。但女記者作為走向街頭的女性畢竟是社會的進步。起初由女性來跑外勤，主要是考慮到女性采訪婦女新聞比較方便，因此她們一天到晚隻在東家太太衙門裏竄進，西家夫人公館裏穿出，打聽一些開會、慰勞、保育之類的消息，跳不出太太、小姐、孩子的圈子。但由於女記者們本身的努力和修養，采訪圈子逐漸擴大，采訪能力也逐漸被社會所認可，記者成為女性自身解放和爭取文化領地的一個重要職業。“要正確的使女性占有文化，創造文化，享受文化，第一必須要把握文化機關的新聞紙，必須要有女性當中的若幹人去做這文化機關的工具，部分責任的工作者，在花瓶時代的現在，這是有著獨立的精神和偉大的使命的”。舊上海的女記者們走出家門，走向街頭，勇敢地和男人們競爭，顯示了女性在新聞方麵的才能。同時亦不忘自己的女兒身，愛好紅裝，穿著時髦，保留了上海女人追求時尚、突出女人味的特色，也因此而特別惹人注意，並且因魚龍混雜、來源複雜等因素惹來不少非議和責難，亦博得了不少同情和讚許。

這些花邊新聞主要見於當時的綜合性休閑刊物以及一些小報，如《東南風》、《上海灘》、《風光》、《大觀園周報》、《今報》等。這幾份刊物都創辦於抗戰勝利後，且都是以刊載上海地方的綜合新聞為主，尤其是上海灘光怪陸離的各色新聞、趣事，揭露政界、影劇界、文化界名人奇聞軼事，或者對歌舞廳紅舞女的或罵或捧，以及社會上各種畸形事態的描述，而女記者的花邊新聞也成了其中的一個點綴。此外像《電聲》、《一周間》、《七重天》、《大光》、《大光明》、《女性群像》、《中美周報》等也有一些關於女記者的報道。

今人在翻閱這些故紙堆、玩味這些花邊新聞，把這種曆史當做一種消遣時，亦會不由得對那些在不正常的關注下依然“我行我素”、活躍在新聞崗位上的舊上海女記者喝一聲好。隨著這些刊物的消失，女記者的花邊新聞似乎也漸漸消失了，而花邊新聞的主角們也逐漸沉寂，新時代的女記者開始登上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