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65：“投名狀”之謎（上）

【塵封檔案】係列之165：“投名狀”之謎（上）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0年8月2

作者：魏遲嬰　東方明

一、一案三命

1949年3月15日晚，解放半年的濟南特別市發生了一起三命疑案。

這起案件的現場，在一家名喚“祥元館”的飯館裏。祥元館位於舊時被濟南人稱為“四大馬路”之一的經四路上，是一家隻有一個門麵、店堂僅能容納八副四人座頭的小飯館。不過，這家小飯館的年頭兒可不短了，早在清朝道光年間就已開張。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即1820年至1850年，就算祥元館是在道光掛掉的那一年開張的，到本案發生時，提一提腳跟就能躋身百年老字號的行列了。

祥元館的老板姓史，名春悅，飯館傳到他手裏已經是第四代了。史春悅深得祖輩真傳，一手魯菜炒得別具一格。“別”在哪裏？史家祖傳廚藝的特點是擅用廉價代用品，市麵上哪樣食材價高，就會以其他相對價低的食材替代。史家的規矩是“店不欺客”，在店堂張貼了告示，跟食客講明某幾道菜肴是使用了代用品的，所以價格便宜。奇的是，尋常食客品嚐下來，使用代用品的菜肴跟使用真食材的並無兩樣。名聲由此傳播開，加之價格公道，以及人們天生的好奇心，生意一向很好。

本案發生時段，由於戰事，史春悅執掌的祥元館也進入了低穀。解放以來的頭兩個月，飯館勉強保本，直到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後，人心漸穩，新政權又采取了一些措施促進經濟，人們的收入增加了，這才逐漸開始好轉。這種由時局變化導致的生意起落，史春悅並不在意——從清朝道光年間至今，中國本是多事之秋，鴉片戰爭、太平天國、庚子之亂，祖輩都撐過來了，史春悅本人則親曆過辛亥革命、北洋及抗戰時期的動蕩，照舊做他的生意，祥元館的所有規矩一成不變。之所以說到“規矩”，是因為其中有一條跟本案有關——

祥元館打自開張以來，即宣布“夜不驅客”，也就是晚市（不是夜市）沒有規定的打烊時間，食客來用晚餐，坐下後點了酒菜，隨便你吃到何時，半夜離去也可，待到天明也罷。由於館子小，食客有限，祥元館向來都是由史老板親自掌廚，另雇兩個族親一個學徒幫廚、跑堂、雜務兼帶結賬。人手少，一天活兒幹下來自是辛勞，遇到吃飯時間長的食客，老板夥計也不陪著他們，食客申明不再添置酒菜後，即結賬會鈔，然後鎖上後堂包括夥房的門，留下店門的掛鎖，關照食客盡興後自行離去，隻要把店門鎖上即可。這種做法，就像上麵所說的使用替代品食材一樣，隻有祥元館敢想敢做，別說濟南，就是山東全省隻怕也無第二家仿效。

“夜不驅客”是祥元館生意穩定的另一保障。而本文中的三個被害人，就是因祥元館“夜不驅客”的規矩，讓凶手鑽了空子，落得“三命嗚呼”的。

據祥元館東夥稱，三個遇害的食客係祥元館的熟客，每月總要來祥元館一兩回，都是晚市光臨，幾乎每次都要把掛鎖留給他們代為鎖門。這幾個人很君子，每次走前都會把用過的碗碟杯筷等收拾在一起，凳子放入桌下，然後才關燈鎖門離開。這天也是這樣，三位約齊了來祥元館喝酒，海闊天空聊得甚是投機，晚上八時許，史老板和夥計準備下班時，這三人還沒有結束的意思。於是，照例在結賬後把掛鎖往旁邊桌上一放，道聲客官慢用，咱們先走了，回頭麻煩把店門給鎖上，明兒見！

其實這哥兒仨並不是天天光顧祥元館的，所謂“明兒見”不過是客套話。哪知，次日天還沒亮，史老板東夥幾個還真跟這哥兒仨見麵了。不過，這時看到的已是三具僵硬的屍體，更嚇人的是，他們的右耳朵竟然都不翼而飛！

最早發現祥元館出事的是一個姓馬的中年男子，此公是中學體育老師。馬老師教體育，自是非常注重自身鍛煉，每天早上出門跑步，順帶遛狗。他養的是一條純種日本軍犬，那是抗戰勝利時從侵華日軍在濟南這邊的一個軍犬訓練基地弄出來的，給起了個頗具時代特色的名字，曰“倭敗”。當時這條狗不過七八個月，如今已經五歲了。祥元館店堂裏三具躺臥血泊中的屍體，就是這條狼狗發現的。

這天早上，馬老師帶著“倭敗”，照例沿著固定路線晨跑。狼狗已經訓練得能跟主人絕對配合，不必語言指令，隻要吹聲口哨，它就能明白馬老師的意思。所以，跑步時通常都是將其項圈上的皮帶解下來的，它會在主人旁邊亦步亦趨。可這天卻是例外，“倭敗”經過祥元館時，突然從馬路竄向人行道，直奔飯館緊閉著的門前，稍稍一嗅，吠叫不止。馬老師不知何故，但相信狼狗不會無故亂吠，估計祥元館裏麵有啥蹊蹺，便過去查看。

飯館大門緊閉，鐵栓鼻子上扣著那把大掛鎖，裏麵燈火全無，一片漆黑，即使湊近店門兩側外裝鐵柵欄的窗戶往裏看也看不出什麽。馬老師出身武人家庭，其祖上數代都是久走江湖的鏢師，到他這一代，保鏢不行了，但武術還是傳承下來，一並學到的還有江湖經驗。當下，他把皮帶扣上狼狗的項圈，牽著繼續跑步。不過，目標改了，沒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濟南特別市公安局第六分局向警方報告。

接待馬老師的夜班警員老朱是個留用人員，當時正準備下班，對這種類似道聽途說的情況反映不以為然。不過，他不敢表現出來。一是解放後新政權公安機關紀律嚴明，二是這馬老師的拳術在泉城頗有名氣，社會上凡是跟江湖搭得上界的人士，不管白道黑道，對其都比較客氣。所以，老朱向馬老師表示感謝，當著馬老師的麵往管段派出所打了個電話，請他們派人到祥元館看看。馬老師也重返祥元館——因為是他反映的情況，他要了解究竟。

馬老師是和接到電話後趕來的兩個派出所警員同時到達現場的。這回狼狗也不嗅門縫了，直接上前用爪子撓大門，邊撓邊叫。警員一看便知情況有異，二話不說，從路旁撿了半塊磚頭，抬手就把窗玻璃拍碎了。頓時，一股濃烈的血腥氣撲麵而來！這時天色已明，湊近窗口向裏麵張望，三具屍體赫然在目！

一案三命！派出所警員哪敢處置？也處置不了。其中一個連忙截了一輛路人的自行車，疾赴六分局報告。

六分局的值班領導是分局長陳昌奉。陳昌奉是1929年參加紅軍的老革命，曾擔任毛澤東的警衛員七年，建國後撰寫過一本影響頗大的暢銷書《跟隨毛主席長征》。延安時期，他出任過陝北公安處警衛員訓練班主任、延安公安局科長、公安分局局長等職，是一位資深保衛工作者。

陳昌奉首先給市局打電話報告案情，放下電話，即帶領值班警員趕赴現場。在等候市局刑技人員過來時，先向聞訊出門看熱鬧的鄰裏了解情況，得知祥元館店主史春悅就住在附近，便命派出所警員前往傳喚。史老板慌慌張張趕到時，市局刑技人員已經在進行勘查了。

當天午前，濟南特別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決定，由市局第二科和六分局刑警隊共同組建專案組，負責偵查這起惡性刑案。專案組正副組長由吳冰琨、杜誌堅分任，五名組員石守相、張大庸、衣景新、錢尚禮、齊寶樂都是從市局第二科和六分局抽調的。李士英指定市局二科副科長郭宜春、六分局局長陳昌奉對專案組的偵查工作進行督導。郭宜春係山東濰坊人氏，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參與組建成立八路軍魯東抗日遊擊隊第七支隊第二大隊，曾任指導員、沂水縣第四區區委書記、縣公安局長、中共魯中南區公安處處長，濟南解放後，擔任濟南特別市公安局二科（稍後升格為處）分管刑偵的副科長。

下午，專案組舉行首次會議，郭宜春、陳昌奉到場，聽取專案組長吳冰琨匯總現場勘查及被害人的一應情況。

從清晨到現在，專案組長吳冰琨一直在忙碌。現場勘查結束後，他走訪了三個死者的家人，然後回市局向刑技人員了解現場勘查情況，午後，又去找法醫了解屍體解剖情況。

老吳是江蘇鬆江人氏，十三歲隨父母移居上海。父母是天主教徒，他上的是教會中學。三年下來，文化成績一般，有兩樣倒是出類拔萃，一是英語，二是體育。他的英語口語水平，已經可以去外灘跟任何一個操英語的洋人流暢對話；體育方麵，他是上海市中學生運動會中短跑、跳高獎牌獲得者，公共租界舉辦的拳擊大賽青年二組亞軍、摔跤季軍。初中畢業後，學校見他對繼續讀書似乎不感興趣，正好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來學校招收巡捕，就將其推薦了。租界警務處的英國官員跟他一番交談下來，又讓隨行的巡捕與其小試了幾下拳擊摔跤，也不折騰什麽初試複試了，當場拍板錄用。

吳冰琨在巡捕房刑事部幹了五年，對偵查刑案頗有心得。又因故跳槽去法租界待了一年多，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離開上海，前往南京。除了當偵探，他別無其他特長，經人介紹進了日偽南京市警察局做了一名刑警。1944年初，他開始跟中共地下黨接觸，為黨組織提供情報，利用刑警身份掩護、營救地下同誌，為運送根據地緊缺物資提供便利條件。由於表現突出，一年後被吸收入黨。抗戰勝利後，其中共黨員身份暴露，組織上緊急將其調往山東根據地從事公安工作。濟南解放後，調至市公安局第二科下轄的刑警隊任職。

以老吳的這番經曆所形成的思路，今天上午這麽一個圈子兜下來，心裏已對現場作了一番模擬推演，他的情況匯總顯得別具一格，不但完整，而且還原了案子發生的過程——

昨天傍晚六點多，三個被害人來到每月都會光顧的祥元館用餐。跑堂根據他們平時的習慣，將其安排在店堂中間右側一副座頭上。跑堂對這三位老食客的口味了如指掌，詢問並無變化之後，照例招呼在廚房掌勺的店主史春悅：“來了雙金（指三人中有兩個姓金）三位老客，外甥打燈籠——照舅（舊）嘞！”史老板於是吩咐幫廚宰魚殺雞烹豬蹄，另準備幾樣熱炒菜肴的主料、配料，自己動手切了一盤熟牛肉，配上細鹽、蒜泥，連同兩斤散舀高粱酒讓跑堂先端上去。

這三位老食客把兩斤高粱酒喝去一半時，店堂裏的食客隻剩他們一副座頭了。待跑堂把其他桌上的殘羹冷菜收拾幹淨，牆上那口老式掛鍾正好敲響八點。這時，三人起身，一聲“賬來”，跑堂便奉上賬單。他們隨即掏錢會鈔，但並不告辭。跑堂手腳麻利地把店堂裏側那兩副靠牆座頭移至正中，並成一副座頭，然後把原先那副座頭上的剩菜端至臨時拚成的座頭上。幾乎與此同時，史春悅從廚房端出一個碩大的紫銅火鍋，放在雙拚桌子中間，招呼跑堂送上一應火鍋食材、蘸料，學徒則把一盤饅頭、兩個灌滿開水的熱水瓶、三個瓷杯、茶葉罐以及店門的大掛鎖放在旁邊一副空座頭上。

史春悅衝三人抱拳作揖：“三位先生，敝號老規矩，兄弟失陪了。恕罪！”

三人還禮：“史老板請便！”

根據刑技人員在飯館門閂上提取到的指紋推斷，史老板東夥離開後，跑堂所喊的“雙金”之一金大呂即把店門上了閂，然後，三人繼續喝酒吃菜。

據向死者家人了解，這三個老食客以往在祥元館聚餐，一般都會在十點鍾前結束，偶爾因為興致高，或者需要商量的生意上的事情比較複雜，一時難以達成一致意見，也會延遲些，午夜回家也是有的。有一次幹脆都沒有回家——實在太晚了，三人把店堂裏取暖的火爐加煤捅旺，趴在桌上打盹兒，至天明方才離去。

法醫根據死者胃內的食物殘渣推斷，三人一直待到十點過後還沒有停止吃喝，桌上遺留的火鍋食材、蘸料和高粱酒還有不少，說明飯局尚未結束，也許還會持續一兩個小時。這個判斷跟死者家屬的說法相符，三人中的“雙金”是一對嫡親兄弟，都已成家，當天傍晚他們離家出門時都曾對家人說過，今晚商量的事情比較重要，是一筆大生意，估計回來得晚些。

十點過後，凶手來了。不過，四鄰八舍都說未曾聽見有人敲響祥元館的店門，也沒聽見過高門大嗓呼喊開門的聲音。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通過輕叩窗玻璃的方式引起三個食客的注意。三個食客做出了反應，被害人之一解仲逵（那副雙拚座頭和餐具上留下的指紋表明，他所坐的位置離門口最近）便去窗口查看，然後，就開了店門——根據指紋留在門閂上的不同位置，可判斷出是上門閂還是開門閂。

其時已是夜深，有人來叩窗戶，解仲逵能夠把大門打開讓來人入內，說明他們（至少其中一個）應該是跟來人熟識的。那麽，會不會是預先約好對方會在這個時間過來談事兒的呢？這個，吳冰琨認為不太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會在祥元館東夥離開之前，要求提供來人的餐具，可能還會增加兩樣菜肴。但他們並未這樣做，所以，來人應該是不速之客。

三個食客都是背部挨刀殞命，現場沒有發現掙紮、搏鬥的痕跡，甚至根本沒有站起來，就坐在座位上被凶手一刀奪命。由此判斷，三人的右耳是死後被割下來的。盡管凶手作案時戴著手套，離開時用飯館的拖把一路倒退著拭去了腳印，但從上述“刀創都在背後、無掙紮搏鬥痕跡、都是坐在座位上被一刀奪命”的情形判斷，凶手應該不少於三人，因為三個食客不可能老老實實心甘情願坐在座位上挨刀子。

說到這裏，需要交代三個死者的基本情況了——

三人中的“雙金”是一對嫡親兄弟，年齡分別是三十歲、二十八歲，名字分別叫金黃鍾、金大呂。兄弟倆的名字連起來是一個成語，本意是形容音樂的莊嚴、和諧。從這兩個名字上看，“雙金”該是出身於喜愛音樂的家庭。確實，他們的父親是早年留學德國的海歸，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主業是貿易，音樂是其業餘愛好。他有一副好嗓子，男高音，曾在教堂擔任唱詩班領唱。老金在抗戰後期因“涉嫌反日”被日寇殺害。當時，黃鍾、大呂兩個兒子已被老爸帶出道，子承父業，幹的也是貿易——西藥批發商。

三個食客中還有一位，名叫解仲逵，三十七歲，西藥經紀人。解在老金在世時是老金的長期合作者，曾為老金介紹過不少上下家生意。老金被日寇殺害後，當時已經在經營一家西藥房的“雙金”也上了日軍憲兵隊的黑名單，是解仲逵把他們悄悄送出城躲到郊區鄉下的。人是安全了，西藥房卻給憲兵隊查封了。一段時間後，憲兵隊長換人了，“雙金”這才回城。西藥房自然沒法兒再經營了，就在解仲逵的幫助下做起了西藥批發生意。

按說，有這種人生經曆的解仲逵和“雙金”，夜晚是不會貿然讓人進入店堂的。估計外麵叩窗之後，解仲逵之所以肯開門，很有可能當時在窗外露麵的隻有那個他們熟識的家夥，其他凶手則隱在視線死角。店門開啟後，一夥凶手湧入，三人本該做出反應。“雙金”學過西洋拳擊，解仲逵也是練過武的，而且自幼頑劣，久經街頭鬥毆戰陣，據家屬反映，上周還在酒後跟人幹過一架，以一敵二完勝。可是從現場桌椅來看，他們根本沒有任何反抗，“雙金”兩個站都沒站起來。由此推斷，解仲逵去開門後，直接就被來人逼回原位，乖乖坐下了。因此，吳冰琨認為來人不但持刀，而且手裏有槍。

然後，凶手就下手了。現場痕跡以及死者的倒地姿勢表明，三個被害人均未做出反應。這就不能用“持槍威逼”的理由來解釋了。三人未被捆綁、四肢能活動、嘴巴可以呼喊，眼見得性命不保，哪怕僅僅是條件反射，也要掙紮一下的。之所以連掙紮都沒有，應該是另一個原因造成的——欺騙！

結合三人隨身錢包、懷表、鋼筆不翼而飛的情形來看，凶手在殺害他們前對其實施了搶劫。這種搶劫應該是比較“溫和”的，老吳推斷大致上是這樣一幕——凶手用槍逼住三個目標，喝令他們把身上財物掏出來放在桌上。三人照辦後，為首案犯稱懷疑他們有隱瞞，讓同夥搜身。於是，其餘案犯持刀分別站在三被害人背後。說時遲那時快，隨著為首案犯一個暗號，尖刀直捅三人背部。

法醫解剖認定，三人均死於從背後刺入心、肺、肝髒器的刀傷。“雙金”兄弟一個挨三刀，一個挨兩刀；解仲逵挨了四刀。對創口的檢驗表明，凶手使用的刀具並不相同，有的是雙刃匕首，有的是單刃匕首，還有無護手的小攮子以及彈簧水果刀，一共有四五種之多。這也印證了老吳之前對凶手人數的判斷。創口有深有淺，這不僅僅是刀具的長短不同導致的，還有用刀手法的差異。看得出，其中至少有兩人出刀不夠果斷，有拖泥帶水的痕跡。

案犯劫財的收獲並不如何可觀。吳冰琨向死者家屬了解到的情況是，“雙金”和解仲逵昨晚的聚餐，不是正式談生意，而是為了一樁即將進行的西藥交易聊一個基本構想，不必下定金什麽的，所以三人隨身攜帶的錢鈔有限。初步匡算，三人身上的現金（北海幣）折合銀洋，合計不過二十多元；即使加上“雙金”的手表、鋼筆和解仲逵的那塊懷表，總計也就一百多銀洋。對此，吳冰琨感到有些不解，如果案犯事先得到消息，專為劫財而來，就這點兒收獲，卻要背上三條人命，似乎太不值當了。

還有一個細節也使他困惑。解仲逵平時一直使用一塊西鐵城老式懷表，但這天除了懷表，左腕上還戴著一塊手表。解仲逵已故的父親早年是鍾表修理匠，他少年時一度對修鍾表產生過相當的熱情。其父有心栽培，教得很上心。解仲逵學了兩年多，已經能夠輕鬆修理尋常鍾表，如果讓他在街頭擺一個鍾表修理攤，自食其力肯定沒問題。但後來他的興趣轉移到其他方麵去了，也就很少折騰鍾表了。不過，老父傳授的技藝是忘不了的。再者，正式踏上社會後，他發現這門手藝可以幫他結交朋友、化解矛盾，成為西藥掮客後，他一直幫助朋友、客戶義務修理鍾表，花在這方麵的時間比談生意少不了多少。

案發這天，他出門前剛剛幫一個朋友更換了一塊手表的發條。按照修表的規矩，往下應該測試走時是否準確，他就隨手把這塊表戴在手腕上了。按說，案犯若是為劫財而來，應該把這塊手表也劫走才對，可不知怎麽的，人家竟然沒下手。

因此，吳冰琨認為，案犯的作案動機不是搶劫，而是本案中最殘忍血腥也最令人發指的情節——割耳！

二、動機難尋

吳冰琨的這個判斷，得到了在場大多數刑警的認同，但也有幾個刑警有不同意見，其中包括兩個經驗豐富、在泉城小有名氣的老刑警。他們說抗戰前濟南黑道作案比較邪門，有一夥匪徒作案後——特別是劫財殺人案件，為轉移警方偵查視線，滅口後偏偏要挖眼睛、割耳鼻或者砍去手腳，弄得跟仇殺似的。抗戰爆發濟南淪陷後，這夥匪徒不知去向，再沒任何消息。一晃十餘年，這次的祥元館凶案，會不會是這個團夥又冒出來了？

到場主持案情分析的陳昌奉、郭宜春交換了意見，說咱們這是案情分析會，既然是分析，就要考慮到各種可能性，請大家不要拘束，踴躍發言，想到啥說啥。

討論一展開，一幹刑警又發現了更多疑點——

如果案犯是盯著正在祥元館喝酒議事的“雙金”和解仲逵的財物下手的，那很難說他們是一夥專業劫匪，甚至對於搶劫作案很是生疏，在“物色搶劫目標”這一最初環節上都沒做好，連及格分都夠不上。他們選中的目標雖說是商人老板，而且從事的是當時緊俏的西藥批發和中介，但三個受害人那天隨身所攜財物有限，事後分贓，估計個個都會有一種“此番折騰不值”的感歎。這一點，之前吳冰琨已經想到。再加上實施搶劫時竟然漏掉了解仲逵的手表，更是讓人大跌眼鏡。

現場相關痕跡顯示，案犯中那個叩窗招呼解仲逵開門的家夥，顯見係解仲逵的熟人，跟解的關係可能還不錯，因為解仲逵對其不設防，叩窗一招呼就為他開了門。如此作為，似與一夥有槍有刀有膽量的強徒的作案風格不合。通常說來，既然匪徒認識解仲逵，那為什麽不幹脆上解仲逵家去下手呢？解仲逵家裏就夫婦兩口子，十七歲的女兒年前已經出嫁。據吳冰琨等向解妻了解，解仲逵雖然隻是一個無店麵無執照閑雲野鶴般的西藥中介，但這一行收入頗豐，其家財積累已達數千銀洋。這一點，料想那個叩窗熟友不可能不知道。因此，專案組傾向於排除這夥案犯的劫財動機。

繼續往下捋，那就是害命了。掠去三個被害人的隨身財物，不過是順手牽羊之舉。按照之前吳冰琨的推斷，案犯極有可能以刀槍威逼，讓受害人把身上財物取出後放在桌上，這應該是事先策劃好的用來蒙蔽受害人以防其反抗（一旦反抗就會鬧出動靜，驚動鄰裏）的作案手法。待到趁被害人猝不及防下手後，就順手把桌上的財物一並掠入囊中了。案犯這樣做，可能也有轉移公安機關偵查視線的用意。

再往下討論，偵查員麵臨的問題就是：案犯為什麽對每個受害人都連捅數刀，而且可能除了那個持槍者，每個案犯都下了手？這一點，再加上割耳，一幹刑警就把作案動機跟仇殺聯係起來了。

吳冰琨走訪死者家屬時了解到，死者之一解仲逵的已故父親、鍾表匠出身的“解記鍾表店”老板解宏祥，係濟南有名的“尚武濟天道”的三大謀士之一，江湖上將其排名第二。老解長期為該幫與其他幫會的械鬥爭利出謀劃策，跟多起針對幫會對手的暗殺、縱火、綁架案件有關。江湖人士的一致看法是，如果後來解宏祥不是死於日本憲兵隊之手，也活不到現在，肯定會被對手幹掉。

解妻告訴刑警，其公公死於日本憲兵隊之後，親族操辦喪事時，就曾有幾撥黑道人士登門，當眾聲稱，“解鍾表”（這是解宏祥未發跡前坊間對其的稱謂）人死了，但跟咱們的事兒尚未了結，當初他為“尚武濟天道”出謀劃策危及吾等家眷親族友人，按照道上規矩，咱們少不得也要照樣奉還。但他此次命喪日本人之手，咱們都是中國人，也就不趁機落井下石，給汝一幹家眷親族雪上加霜，待日後再作計較！

專案組刑警認為，很有可能是時隔五年之後，那話頭發作了。當年那幾個黑道角色或者其後人，因局勢變化或將離開濟南，所以想把這筆賬給了結了，便糾集起來策劃實施了這宗命案。至於連“雙金”一並殺害，可能是出於滅口之需。

根據上述分析，專案組形成了偵查思路：從幫會關係入手，調查解仲逵亡父以前的江湖恩怨，重點是曾經得罪過的幫會對手，此為其一。其二，把解宏祥死後辦喪事時上門威脅的那些黑道家夥挖一下，作為涉案嫌疑人予以調查。第三，那個叩窗招呼解仲逵開門的案犯，應該是解仲逵的熟人，不但熟諳解氏的日常活動軌跡，而且在業已起更的深夜輕而易舉就能使解仲逵放鬆警惕，把門打開放其入內，足見解對其非常信任。對於解仲逵這種活躍在濟南西藥業生意圈裏的經紀人來說，能跟人建立起這份信任，應該有比較密切的交往，這種交往也應該能落在旁人眼裏，留下印象。因此，有必要將此作為一個突破口。第四，對贓物、凶器進行布控。

專案組七名刑警分為三撥，分別負責第一至第三方麵的調查，第四方麵對贓物、凶器的調查，專案組已經無人可派，就以市局名義向全市七十一個派出所下達協查指令，由派出所安排警員在各自管段內進行布控查摸。

前三個需要調查的方麵，重點是第二個，即1944年解家辦喪事時那幾個登門威脅要實施報複的家夥。根據分工，這方麵的調查由專案組長吳冰琨率領刑警衣景新、齊寶樂負責。案情分析會上，包括對專案組進行督導的陳昌奉、郭宜春在內，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比較容易獲得突破的口子。

之前吳冰琨走訪解家了解基本情況時，曾問過解妻馮氏，那幾個發出威脅的家夥是哪個會道門的。馮氏是個無業家庭婦女，婦人之間聊家長裏短能夠高談闊論，但對男人世界的江湖恩怨卻是一片空白。眼下吳冰琨、衣景新、齊寶樂二度登門，解家又出現了當年的一幕。一幹親朋好友聞知噩耗，紛紛從四麵八方趕來，協助布置靈堂，操辦喪事。在刑警看來，這是他們了解馮氏回答不了的那個問題的一個機會——此番前來吊唁或協助辦理後事的那些人中，肯定有一部分也參加過“解鍾表”的喪事。他們中不乏老江湖，應該說得清這個問題。

下午三點多，吳冰琨等三刑警前往解宅。這時，其他兩撥刑警已經出發了。吳冰琨三個之所以走得晚些，是在翻閱那本吳冰琨從市局社會科借來的《濟南概況》，了解濟南會道門的基本情況。

這是濟南解放前幾個月，中共濟南地下市委遵照華東局的指令收集整理的一本介紹本地社會情況的冊子，盡管製作簡陋，但對於接管濟南舊警察係統的我方軍代表來說，卻是一本頗受歡迎的資料匯編。該冊子內容詳盡，對濟南三教九流的介紹準確到位，受到了山東省委社會部的好評。吳冰琨是資深刑警，但在濟南不過工作了半年，對當地情況隻能說是一知半解。跟他一撥的那二位情況也差不多，都是老區來的接管同誌，以前從事過公安工作，但對濟南的了解基本是一張白紙。因此，老吳說咱們先臨陣磨下刀，把濟南會道門的情況快速熟悉一下，哪怕是囫圇吞棗呢，好歹跟別人打交道時接得上話。

三人做了個把鍾頭的準備工作，弄清了死者老爸解宏祥所任謀士的那個幫會“尚武濟天道”的底細。

這個組織在濟南地麵上也算是老字號，是清朝同治年間創辦的，其創始人穆湘人係太子太保、山東巡撫丁寶楨的戈什哈。同治八年，慈禧太後的寵宦安德海違反祖製，在未帶任何公文的情況下擅出宮禁並借機斂財。八月初二，安德海行至泰安境內，被丁大人派出的由親信戈什哈穆湘人督率的騎兵逮捕，押解濟南，於八月初七將安德海就地正法。安氏長期倚仗慈禧太後作威作福，民憤頗大，百姓拍手稱快，“丁寶楨誅安德海”遂成為一段佳話。後來，丁寶楨調任四川總督，穆湘人未曾跟隨，留在濟南以經商謀生。穆湘人武藝高強，喜歡習研技擊，就組織了一個團體，名曰“尚武濟天道”。

“尚武濟天道”在穆湘人及之後三代執掌之下，純是研習武術的幫會。韓複榘出任山東省主席後，安置其手槍旅一彭姓軍官擔任該幫會掌門，自此，幫會的性質就變了，經常參與各會道門之間的爭鬥，引起了那些老理事、老會眾的反對。彭掌門大怒，拔槍拍在桌上——若論徒手較量，即便單打獨鬥，他也絕對不是眼前這些人中任何一個的對手。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臉皮徹底撕破，那就無可挽回了。次日，多數老理事、老會眾在報紙上刊登啟事，聲明集體退出，跟“尚武濟天道”再無瓜葛。

“尚武濟天道”自此大換血，解仲逵的老爸就是在這當口兒被朋友拉進來的。因他工於心計，被理事會視為智囊。不久，抗戰爆發，韓複榘率軍逃跑，濟南失守，稍後，韓被蔣介石在武漢槍決。韓軍逃離時，彭掌門宣布退出軍界，留在泉城，一心研習國術，不再過問其他。不過也有人說，他是奉韓複榘密令留在濟南從事情報工作的，不知真假。反正日軍占領濟南後，沒聽說彭掌門跟日偽方麵有什麽來往，但也不曾研習國術，依舊熱衷於跟其他幫會爭財奪利。

由於靠山老韓已倒，原先那些武功了得的老會徒也已離開，“尚武濟天道”實力不再，隻好搞些由解宏祥等謀士策劃的歪門邪道。老解在智囊中雖然排名第二，但實際上，幾乎所有點子都是他出的。那些吃了虧的對手自然對老解恨之入骨，但一時也奈何不了他。最後，估計是有高人幕後策劃，借日本憲兵隊之手除掉了解宏祥。抗戰勝利後，原本就已在走下坡路的“尚武濟天道”別說“濟天”了，自顧也沒法兒周全，省警察廳為完成取締“日偽餘孽”的指標，隨便加了個罪名，就把他們給端了。

當下，三刑警到了解宅。解仲逵的遺體已由親友雇了一輛大車接回，擱在靈堂正中。解妻馮氏認出為首這位就是上午來過的吳同誌，就把夫家親族中一位年歲不到五十但輩分頗高的男子向他介紹了，說這是咱家大爺，從郊區趕來主持喪事的，上次我公公出事，也是大爺主持的。

此公不卑不亢向吳冰琨行禮，語速不緊不慢，口齒清晰，說在下姓解，名翼翔。說著已經拿出三張名片，禮數周到地向三位刑警一一奉上。一看便知，這是熟諳套路的老江湖。吳冰琨跟他聊下來，方知這位解翼翔是青幫中人，五年前解宏祥喪事上那兩撥登門威脅的會道門人士就是他接待並勸退的。解翼翔記憶力驚人，時隔五年，他跟那些人素不相識，就打過那麽一回照麵，竟然把對方的姓名綽號、外貌體形、嗓音腔調以及幫會身份記得清清楚楚，當下一一道來。

於是，刑警就掌握了那兩撥對象的基本情況——

第一撥來了兩個，是“一貫道”的，一個名叫儲濟庭，江湖綽號“儲老祖”，是“一貫道”的點傳師，據說裝神弄鬼有一手；另一個名叫牟雲天，綽號有點兒冷門，喚作“悶聲不響”。據解翼翔回憶，此人有一張白淨臉，戴著一副金絲框眼鏡，目光陰沉，一看便知是個肚子裏做功夫的角色。

第二撥來了三個，是“天運金船聖會”的會徒，為首那個名叫史九斤，江湖綽號“一聲吼”，據說嗓門兒甚大，曾有在人耳邊狂吼一聲使人家的聽力基本喪失的紀錄；另外兩個是其徒弟，分別叫莊銀富、劉林濤，出道不久，尚未闖出什麽名頭，所以還沒有綽號。

至於其他情況，解翼翔就不清楚了，隻是說那些主兒事後沒再來聒噪過，他在外麵也沒聽說過跟這話頭相關的傳聞。三刑警又向解翼翔問明了當年操辦解宏祥喪事時有哪些江湖朋友前來吊唁，得知一共有十七人。這十七人跟解宏祥還真是真正的哥們兒，這次老友之子遭遇不測，他們在聞知噩耗後立即作出了反應，此刻在場的共有十三位，那四個沒到場的，兩個已經病歿，兩個早已舉家離開泉城，自此斷了音信。

在解宅前空地上用油布臨時搭起的帳篷內，刑警把到場的那十三位聚合起來開了個座談會。與會者很健談，人人發言，聊了不少，但隻有江湖和會道門的信息，並無任何跟破案有關的直接線索。

之後，吳冰琨三刑警花了整整兩天的時間對上述兩撥對象進行了調查——

經與《濟南概況》中所載幫會內容核對，這五人中隻有那個“一貫道”點傳師“儲老祖”儲濟庭榜上有名，其餘四個沒能進入奉命收集相關情況的我方地下情報人員的視線，估計在江湖上都屬無名鼠輩，不值一談。正常說來，這種小角色的信息即使有人提供，在匯總情報時也會被刪除。否則，那本《濟南概況》得印多厚？不過，專案組偵查員卻覺得，越是這種無名鼠輩，涉案的可能就越大。

據解宅座談會上所獲得的信息，當年那兩撥人闖入喪事現場向解家發出威脅之事，乃是泉城江湖上的一樁新聞，引起了黑道熱議。黑道“主流”已經對該行為有了基本統一的看法：不管幹這樁事的人屬於哪個會道門，都不能代表其所在堂口的立場，隻是其個人行為，哪怕他們打著各自堂口的旗號也不例外。

座談會的出席者之一，十三人中年齡最大的原“尚武濟天道”賬房先生周錦清回憶說，解宏祥為本門策劃的所有行動，並沒有針對“天運金船聖會”和“一貫道”的。如果說闖喪事現場的那幾個人確實與解宏祥有什麽過節，也隻是他們的個人私利因“尚武濟天道”的什麽行動受到了損害，也就是說，純屬私人恩怨。而且這些人都是無名鼠輩，受到損害的程度也不一定怎麽嚴重——“尚武濟天道”雖然江河日下，畢竟是江湖老字號，其對手也都不是尋常之輩，沒必要自降身份對這些沒名沒號的小角色下狠手，至少沒涉及縱火、強奸、凶殺這三類惡性案由，否則江湖上早就傳開了。

所以，周老先生覺得，上述幾人涉案“尚欠理由”。老先生的觀點得到了其他與會者的讚同。但刑警不能因為這種推測就放棄對這條線索的調查，正副組長吳冰琨、杜誌堅交換意見後，決定先把那兩撥人在案發當晚的活動情況逐個捋一遍，看他們是否有作案時間。

刑警先是根據《濟南概況》上的記載，去了“天運金船聖會”總部，那裏原是一座破舊祠堂，抗戰勝利後，被該會施展強橫手段以很低的價格半搶半買地盤了下來。不過好景不長，濟南一解放，新政權命令“所有會道門一律停止活動”，該會因而立刻消停（後來死灰複燃出現大動作，被我警方撲滅，列入大案名錄，官方史籍有載）。總部隻留下一個日夜駐守的老頭兒，聽力似有問題，不知是不是被那個“一聲吼”史九斤弄的。刑警問了一陣，不得要領，隻好去了管片派出所，從一個留用老警員那裏打聽到史九斤的下落。

可是，按圖索驥找上門去，一見麵刑警心裏便涼了半截！怎麽呢？史九斤已經中風八個多月，半身不遂，言語不清，早已不是當年的“一聲吼”了。這等模樣，料想跟案子沒有關係，但刑警還是要問一問當年他闖入解家喪事現場的原因。不料，這家夥腦子也不大好使了，聽著隻是搖頭。向家人打聽，都說不清楚那事兒。再問另外兩個闖喪事現場的徒弟莊銀富、劉林濤，倒是答得上的，說那兩個原是郊區陳家莊的農民，是一對姨表兄弟，拜了史九斤為師加入幫會後才進的城。解放後，幫會停止活動，兩人已經回鄉種莊稼去了。

吳冰琨、衣景新、齊寶樂三人隨即前往陳家莊，順利找到了莊、劉。兩人確實已經還原為農民，一副莊稼把勢模樣。問他們最近在幹什麽，都說打自去年10月中旬從城裏回來後，一直在種莊稼。那麽，前天晚上離開過村莊嗎？兩人說就在村裏待著呢，晚上玩牌，玩到半夜，外麵下的夾大仙（黃鼠狼）的套子夾著了一條狗。於是牌也不打了，幾個人一起動手剝皮開膛，弄來兩瓶燒酒，吃喝到雞鳴時分方才各自回家。

刑警讓民兵隊長把另外兩個打牌的青年喚來一問，證實莊、劉所言不謬。又查看了那張剝下來的狗皮，終於確認這二人與本案無涉，隻好無功而返。當然，沒忘記順口問一下當年闖喪事現場的用意，對方的回答使刑警哭笑不得——史九斤聽說“一貫道”的“儲老祖”去解宅如此這般威脅了一通，迅速被人譽為“明大義，講江湖”，尋思何不仿效，也可為自己揚個小名氣，就叫上兩個徒弟前往了。

三、案件升級

上述調查，耗去了整整一天時間。次日，吳冰琨三人啟動了對第二個目標即“一貫道”點傳師“儲老祖”儲濟庭的調查。

“一貫道”的曆史不長，但在舊中國的影響頗大，其組織遍布多個省份，其成員數量驚人，而且其中有為數不少的舊政權黨政軍警特等機構的官員或者眷屬，有的還被特務機構掌控，成為特務機構的外圍組織。其時新中國尚未成立，對“一貫道”這類組織沒有明確定性，已解放地區如何對待該類組織也沒有統一的規定。不過，像濟南這樣的中心城市，且是“一貫道”活動的重點區域，我方是比較重視的。雖然沒有公開宣布“一貫道”組織屬於反動會道門，也沒有取締或告誡其停止活動，但要求“一貫道”骨幹分子須向公安局登記。本案偵查期間，“一貫道”還在民間進行活動，不過，“儲老祖”卻好像已經消停了。

上午，三刑警趕到儲濟庭擔任點傳師的“一貫道”壇口——位於銅元局後街的一個資本家遺孀段氏的花園洋房寓所，發現有二十來個徒眾在聚會。聽說刑警是來找“儲老祖”的，一幹人露出驚訝的神情，麵麵相覷，但沒人吭聲。吳冰琨把段氏喚到一旁，問這是怎麽回事。段氏用一種懷疑的眼光打量著專案組長，吞吞吐吐地問：“您三位真是公安局的同誌嗎？”

吳冰琨暗忖，他們三個雖然穿著便衣，但並非化裝偵查，即使尋常老百姓也能一眼看出他們是公家人，這婆子為啥有此疑惑呢？看來，隻是口頭上申明公安身份還不夠，於是，就亮出了證件。段氏有初中文化，看來也有些社會經驗，當下伸手接過證件，翻來覆去查看一番，這才雙手奉還，然後揭曉謎底——

儲濟庭早在半月之前就已經被公安局抓去了，就是在段氏這裏被帶走的。那天，段氏正在和人打牌，儲濟庭突然登門，說有點兒私事要說一下。落座後，段氏剛給他倒上咖啡，便衣就闖進來了，問明儲濟庭的身份，當即就把他銬走了。段氏追出門去，問他們是哪裏來的，為什麽要抓人。便衣答稱是市局的，至於為什麽抓人，你不必知道！

刑警終於明白這一幹“一貫道”徒眾剛才為何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他們了。半月之前，市局來人逮捕了點傳師儲濟庭，吳冰琨是市局第二科社會股（刑警隊）領導，如果儲是刑警隊抓捕的，他肯定知道。但是，他對此一無所知，那料想必是市局督察室抓的——濟南作為華東地區首個解放的省會城市，我方接管舊警局後建立的一應科室的稱謂與現時的意義不同，比如督察室，現在是管警紀的，那時的職能卻是政治保衛。

吳冰琨尋思，這裏既然是儲濟庭所在“一貫道”分支的堂口，是否知道跟儲濟庭一起闖解家喪事現場的那個綽號比較冷門的家夥——“悶聲不響”牟雲天呢？繼續詢問段氏，三刑警都有一種感歎：這個堂口看來真是“藏龍臥虎”之地啊！不但有被政保部門逮捕的“儲老祖”，竟還有日本特務牟雲天！

這個“悶聲不響”牟雲天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長期在濟南潛伏。1943年，他奉命混入“一貫道”。由於讚助了一筆不菲的金錢，一加入就被點傳師儲濟庭拉在身邊，不便安排“一貫道”的例行職務，就給了個“助理”的頭銜。抗戰勝利後，牟雲天不露聲色，繼續待在“一貫道”。但不知怎麽，讓“軍統”山東站偵知了其底細，逮捕後押解南京了。這是1946年1月間的事兒，至於押解南京之後如何，段氏這幹徒眾就不清楚了。

三刑警隨即去了市局，吳冰琨先向二科領導郭宜春報告了調查情況，要求跟督察室聯係向已捕人犯儲濟庭外調。公安局內部的活兒，隔部門如隔山，即使一個部門通常也互不知曉對方在偵辦哪個案子。所以，這就不是由郭宜春打個電話或者寫一紙條子就辦得了的事。按照規定，需要第二科向市局領導遞交書麵報告，領導批準後再跟督察室聯係，經督察室領導批準後，方可去市局看守所提審儲濟庭。

有刑警提出，這一撥就儲、牟兩個目標，都已有著落，可以認定沒有作案時間，是否不必提審儲濟庭了？吳冰琨說既然已經找到儲的下落了，還是去看守所走一趟吧。

儲濟庭是個頦下留著一綹焦黃色山羊胡子的小老頭兒，江湖綽號雖是“老祖”，卻並無半點兒道骨仙風之形，一眼看去還稍顯萎靡，不過，說話聲音倒中氣十足。他告訴刑警，其被捕並非因為他是“一貫道”骨幹分子，而是跟抗戰期間混入“一貫道”的日本特務中村有關，這個中村，也就是牟雲天。

抗戰勝利後，“軍統”將中村逮捕，押解南京，後來聽說並未法辦，而是搖身一變成為“軍統”改組的“國防部保密局”特工。濟南解放後沒幾天，那主兒化裝潛入泉城，半夜登門找儲濟庭聊了一陣，聊的都是濟南解放那幾天的情況——儲濟庭當著“一貫道”點傳師，每天去段氏那邊的本門堂口待上半天，跟一幹徒眾接觸，社會上的情況知道的比較多。

那天晚上，他跟中村說的就是這些情況。天明後，中村就走了，自此再也沒見過麵，也沒聽說過有關他的任何消息。直到這次市局便衣把他請進局子，他方才知道中村其實是奉命前來建立外圍特工組織的，而儲濟庭已經被任命為該組織的首領，國民黨“保密局”已經為此專門建立了檔案。然後，儲濟庭就開始叫冤。刑警說你先別扯這個，當初“尚武濟天道”的解宏祥死於日本憲兵隊之手，你帶著牟雲天闖喪事現場威脅家屬，究竟是怎麽回事？

這一問，儲濟庭馬上又叫起了撞天冤。原來，解宏祥的被捕是中村搗的鬼。當時儲還不知這主兒是日本特務，隻覺得這個江湖綽號“悶聲不響”的“助理”話語不多，能量卻不小，“一貫道”堂口遇到什麽問題，隻要他去外麵轉上一圈，總能順利解決。現在想來，中村應該還受命跟其他幾個喜歡鬧事的幫會如“紅槍會”、“銀刀會”、“十三股幫”有接觸，因為他曾讓儲幫他牽線搭橋結識那三個幫會的首領。

一次中村請儲濟庭去飯館喝酒，“十三股幫”總舵主李度也到場了。席間，李度說起“尚武濟天道”，可能之前曾吃過解宏祥的虧，對其恨之入骨。三天後，解就被憲兵隊逮捕，次日即被殺。然後，中村就跟李度做起了結拜兄弟。解宏祥的屍體被家屬領回後，是中村向儲濟庭提議去解宅看看。途中，中村說以“老祖”您的身份，過去總要有個說法吧，否則容易惹人議論。兩人商量下來，決定威脅幾句。這就是闖喪事現場的由來。

3月18日晚，專案組開會匯總案情。之前定下的四路調查，包括全市十一個公安分局、七十一個派出所對凶器和贓物的布控，均沒有任何發現。相比之下，還是吳冰琨、衣景新、齊寶樂這一路調查到的情況算是最有價值的，至少排除了史九斤和儲濟庭的作案嫌疑。

那麽，往下應該如何進行呢？一番討論後，眾偵查員形成一個觀點：目前還看不出三命疑案跟江湖黑道仇殺有什麽直接關係，不如暫時擱置一旁，先盯著“案犯之一必跟被害人解仲逵熟識”以及“贓物、凶器”這兩點查。這兩個方麵，應以前一個為主，後一個為輔。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前一個方麵的形成因素已經固定，隻要把解仲逵生前那些熟友反複梳理，總有希望發現線索。而後一個方麵則存在很大的變數——如果案犯不急著銷贓，布控就不會產生效果；而那幾種作案凶器又缺乏特點，在民間散布很廣，調查起來非常不容易，隻能作為一種參考。

於是，專案組對調查分工重新作了安排，五名刑警撲在調查解仲逵生前的社會關係上；兩名刑警負責跟全市分局、派出所聯係，參與贓物布控和對凶器的查摸。

計議定當，吳冰琨說時間不早了，大夥兒抓緊休息，明天上午按照分工各自行動就是，不必再來集中了。

可計劃趕不上變化。次日上午，吳冰琨接到市局領導電話，命其與副組長杜誌堅立刻前往市局。

這個電話來得不尋常。按照常規做法，跟專案組聯係的應是督導專案工作的市局第二科領導郭宜春。可是，郭宜春沒來電話，來電話的是市局副局長淩雲。這段時間，由於市局政治保衛部門督察室正副主任唐勁實、張洪範調往徐州市（當時徐州隸屬山東省）分任市公安局正副局長，組織上讓分管政保的淩雲副局長兼任督察室主任。按說，專案組正在偵查的這起大案並非淩副局長分管的，而現在卻是淩副局長電召專案組正副組長過去。吳冰琨禁不住心裏嘀咕，難道這個案子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

吳冰琨、杜誌堅兩人一路把自行車踩得飛快，抵達市局大門口剛下車，門衛室警衛已經迎上來了，說裏麵打電話通知了，讓他們直接去督察室。

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確切地說，應該是組織上獲得了一條非常重要的內部情報。

當時，山東省的另一重要城市青島尚未解放，還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之下。這個重要情報，就是在青島從事秘密工作的一位同誌獲取的，隻是，這時尚無法知道他的真實姓名。

這位無名英雄的代號是“鮁魚”，年齡、性別、職業、籍貫等一概不清楚。根據其送出的這條絕密情報的內容推測，“鮁魚”可能是中共打入“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的內線，或者雖不是內線，但有條件接觸到山東站的敵特。這條絕密情報的內容，和專案組眼下要偵破的三命疑案有關——

3月17日，有一個來自濟南、不明身份的神秘旅客乘火車抵達青島（當時解放區和國統區之間的鐵路交通依舊維持，但火車的終點站在青島郊區，旅客下車後須自行解決前往市區的交通問題；從青島往濟南的回程火車也是如此）。搭乘載客馬車進入市區後，此人去了市警察局，不知跟接待的警察嘀咕了些什麽，稍後就由警察局派了一輛小吉普將其送往“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山東站原駐濟南，去年濟南解放前遷往青島）。

此人向“保密局”山東站遞交了一封密函和一件封得嚴嚴實實的物品。落款為“暗殺團”的密函稱，來人係濟南一夥“有識熱血誌士”自發組建的“魯濟勘亂建國團”派遣的信使，冒死從濟南潛赴青島，求見“國防部保密局”駐青島機關長官，為的是報告他們成立這個特別團體的情況。

該團體的主要宗旨是，擬在“淪陷區”策劃實施以暗殺中共黨政軍領導為主兼帶爆炸、縱火等破壞活動，故又稱“魯濟暗殺團”。“暗殺團”已於日前正式成立，目前有十七名成員，均係國民黨員、“三青團”員，計劃進一步發展擴大。密函要求得到黨國的支持，希望“國防部保密局”將“魯濟勘亂建國團”正式列入編製，給予經費、武器及相應器材，並指派行動專家對團體成員進行諸般行動技術的培訓。當然，若是直接指派資深特工專家擔任“暗殺團”的長官，那是再好不過了。

密函還稱，眼下國共鬥爭緊張激烈，組建“暗殺團”非常容易引起誤解。按照特工這一行的規矩和防諜反諜之需，“保密局”必然要對他們報告的上述情況予以嚴格審查。為縮短審查時間，盡快獲得“保密局”方麵的認可，“暗殺團”決定遞交“投名狀”。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已於3月15日夜間采取行動，對在濟南市經四路老字號飯店祥元館內喝酒的三名食客（附有姓名、年齡、職業及家庭住址說明）予以“密裁”。分別割下三死者耳朵一枚，作為“投名狀”奉上，以向黨國表示“其誌之堅”，雲雲。

“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對上述情況大感意外，這種事兒抗戰時由戴笠執掌的“軍統”據說曾遇到過，但抗戰勝利“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後，就再也沒聽說過。眼下黨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有這種情況冒出來，當然是一樁大好事。但茲事體大，不是山東站能拍板決定的，不可能當場答複這個信使。所以，接待特務與其作了一番談話後，就將其打發走了。

當天，“保密局”山東站即舉行有七名校級特務參加的專題會議研究此事，決定將一應情況上報“保密局”總部，由總部定奪。

“鮁魚”的這份重要情報是以急電方式向華東局社會部發送的。華東局社會部收到該情報後，連夜傳達中共濟南特別市市委社會部，自然立刻就驚動了主持山東省委社會部和濟南市委社會部工作的李士英和淩雲。這兩位資深保衛工作專家連夜研究後，認為該情報的真實性不容置疑——祥元館三命疑案中被害人的一應情況跟情報顯示的相關內容完全一致，遂決定立刻組建專案班子進行偵查，要求盡快破獲“魯濟暗殺團”，趕在這夥反革命分子再次作案前將其一網打盡。

專案班子包括兩個專案組。第一專案組由濟南特別市公安局督察室偵查股（當時稱為“偵察股”，稍後升格為科）四位從事政治保衛工作的偵查員許嘉新、黃筠、祝希雨、袁力組成，另將之前負責調查祥元館凶殺案的市局、六分局聯合專案組組長吳冰琨調入，擔任該組組長；第二專案組由原市局、六分局聯合專案組原班人馬（除吳冰琨外）組成，原副組長杜誌堅擔任該組組長。

專案一組駐市局，二組仍駐六分局。一組負責對“魯濟暗殺團”的核心調查，即那個赴青島主動找“保密局”山東站遞交密函和投名狀，要求“為黨國效力”的信使，須以最快速度查明其人的下落，暫不驚動，嚴密監視，順藤摸瓜查明“魯濟暗殺團”的內部情況，一舉破獲這個反革命團夥；二組負責外圍調查，按照之前擬定的調查方案繼續進行下去，全力追查那個跟解仲逵熟識的案犯，以及對贓物、凶器的布控查摸。

兩個組的工作互相之間不通氣，組長吳冰琨、杜誌堅直接接受市局副局長兼督察室主任淩雲的領導，並按照要求匯報偵查進展情況。

四、兵分兩路

往下關於偵查進展情況的交代，就得“花開兩朵，各表一枝”了。

當天，專案二組在贓物布控方麵獲得了突破——

濟南市第六區中大槐樹街（今中大槐樹南街）上，有一家隻有半個門麵的“薛氏鍾表”。店主薛鼎是個腿腳不便的瘸子，四十來歲，濟南本地人氏，以前在國民黨山東省主席兼第三路軍總指揮韓複榘的手槍旅當兵，據說能雙手使槍，百發百中。1937年冬，日軍進攻山東，韓軍與其進行了當時著名的“血戰德州”戰鬥。薛鼎下肢負傷，自此殘疾。傷愈後，為謀生計，發揮自己雙手靈巧的特長，自學維修鍾表，開了一家鍾表修理小鋪。

薛鼎以前在手槍旅時，喜歡結交江湖朋友，傷殘改行做鍾表匠後，自有朋友光顧生意。“薛氏鍾表”漸漸就在道上有了些名氣，除了維修鍾表，還暗中做起了出售新舊鍾表的買賣。自然，買進賣出的貨色均是來路不明之物。日偽警察局和抗戰勝利後的國民黨警察局中，有些刑警跟黑道有勾結，或者幹脆就是黑道角色，再者，以前人家“薛雙槍”在韓大帥的手槍旅效力時，跟警方也經常有來有往，因此，明知薛鼎收贓銷贓，也就故意眼開眼閉。濟南解放後，薛鼎的鍾表小鋪還開著，生意也還不錯，江湖弟兄黑道朋友依然偷偷前往銷贓，隻是做得隱蔽些了。

其時薛鼎的社會經驗已經修煉得爐火純青，江湖級別“老”到骨灰級了。新政權的公安機關對贓物布控得很嚴，經常有留用刑警前往“薛氏鍾表”，叮囑他留意贓物。薛鼎對尋常警員根本不放在眼裏，有時管段派出所有著接管幹部身份的所長、分局軍代表什麽的去布置贓物布控方麵的工作，他也敢陽奉陰違，警方還拿他沒辦法——這主兒是老江湖，尋常訓誡治他不了。抓他吧，曆史反革命算不上，他雖是韓複榘手槍旅的資深槍手，但一直就是一個士兵，連班長也沒有當過，論成分撐足也隻能算是舊軍人。找個茬兒說他包庇小偷拘他？不是不可以，但人家是殘疾人，真的進去了人民政府就得養他，還得派其他人犯伺候他。犯得著嗎？所以，別說派出所了，就是分局對他也沒奈何。

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魯濟暗殺團”大案偵查工作零的突破，竟然就是這個薛鼎發揮了作用！

這天上午十時許，管段派出所新民警小周騎著自行車經過“薛氏鍾表”，忽聽一聲吆喝：“停車！你過來！”小周不知何人在吆喝，也不知是在叫誰，照舊蹬著。薛鼎大惱：“姓周的小警察，喚你呐！沒聽見還是怎麽的？”

小周這才知道被吆喝的對象是自己，當下掉轉車頭來到鍾表鋪前，正要問有啥事兒，薛鼎先開腔了，用的是舊軍隊長官對士兵發號施令的口吻：“你給你們陳局長捎個話，就說修鍾表的薛師傅請他過來一趟，跟他說點兒事。”

這口氣有點兒大，小周自然要問是啥事兒。“啥事兒？你這種小警察也配知道？”

小周暗惱，可麵對這個難纏的主兒又不好發作，便回所裏向所長報告了。所長說這薛瘸子一向很牛的，他要求捎話，咱給他捎到就是。於是，真的就往分局打了電話。

薛瘸子說的陳局長，就是第六分局局長、老紅軍陳昌奉。當天早些時候，他已經接到市局通知，與原祥元館三命疑案專案組另一督察領導郭宜春一起聽淩雲傳達了組織上關於調整專案組轄屬事宜的指示。此刻，得知薛鼎要見他，估計對方可能有什麽線索要提供，當下也不去考慮自己已經不擔任該案專案組的督察領導了，立刻叫上一個部屬，兩人騎上自行車直奔薛鼎的鍾表鋪。

薛鼎見陳昌奉親臨，那份架子終於收斂了些：“聽說政府在布控查贓物，我這裏有一塊表，局長您有興趣的話可以拿去瞧瞧。”

陳昌奉一看是塊老式西鐵城懷表，心裏一動：三命疑案布控的贓物中的確有一塊這種品牌的懷表，也是六七成新舊。那是死者解仲逵的。記得專案組匯報案情時偵查員提到過，據解仲逵之妻馮氏稱，老解前年從舊貨攤淘得一塊日本西鐵城懷表，他是鍾表世家出身，識表，知道這塊表雖然舊，卻是一塊好表，這價也開得便宜，遂掏錢買下。拿回家後自己打開懷表後蓋，在內麵留了一個暗記。

陳昌奉讓薛鼎擰開懷表的後蓋，一看，果然有一個特殊的暗記！

臨末，薛鼎還說了一個小插曲。他收下這塊懷表後的次日清晨，從家裏過來正要開門營業時，忽然來了一個一看就是小混混兒的小子，稱想買一塊便宜些的懷表，英納格、西鐵城什麽的都可以，式樣老些也沒關係。薛鼎聽見“西鐵城”三字，尋思難道昨天收購那塊懷表時，正好被這小子從鋪子前經過掃溜著了，猜是收贓，現在是來打秋風的？當下便惱了，幾聲喝罵就把那小子攆跑了。

專案二組接收了這塊懷表，也獲悉了薛鼎向陳昌奉報告的全部內容。他們當即去老解家核實，終於確認這是本案的一件贓物。這乃是警方自3月16日開展偵查以來獲得的第一條實實在在的線索。遺憾的是，當時刑警隻顧盯著這塊懷表，卻忽視了薛鼎最後說的那段小插曲——這是後話。

懷表得到確認後，二組刑警石守相、張大庸受命往下進行調查。陳昌奉拿到這塊懷表時，已經向薛鼎詢問了來路，得知是一個名叫秦寶德的青年男子拿來的。石守相、張大庸兩人便根據賣方留下的地址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秦寶德的情況。派出所說管段裏有這人，是個私立小學體育老師。秦寶德出身城市平民家庭，其父是自由職業者，母親無業，小秦在家裏排行老三，上麵兩個姐姐都已出嫁。小秦本人結過婚，其妻是同一小學的同事，濟南解放前夕跟人私奔了，不知去向。這人平時比較老實，曆史清白，沒參加過任何黨派組織及會道門，也不善結交朋友，日子過得謹慎太平。

刑警請派出所找個不會引起別人注意也不會驚著他的理由，悄悄把秦寶德傳喚來所接受調查。

一會兒，小秦來了，還帶著戶口本——派出所通知他的理由是，接受他一個多月之前提出的關於注銷其私奔妻子戶口的申請，讓他來辦理手續。手續倒還真的給他辦了，不過根據民政部門的規定，還須登報聲明跟其妻解除婚姻關係。當時新中國尚未成立，新婚姻法還沒出台，隻能延用解放前的慣例。

秦寶德見這事有實質性進展，非常高興，一迭聲道謝。這時刑警已經在一旁待著了，待他謝過剛要起身告辭，被按住肩膀請他暫緩，說還有事兒要麻煩你一下。說著，刑警把那塊懷表放在他麵前。

秦寶德交代，前天一個學生的家長送給他一張戲票，說外埠來了個新冒出的角兒，都說唱得不錯，有朋友送來幾張戲票，給秦老師一張。小秦對看戲不感興趣，但他還是收了下來，不想去看，尋思去退了吧。傍晚，就去戲院門前把票退給了等票的觀眾。正要離開，不知從哪裏竄出一個十七八歲膚色黝黑的青年，對方從懷裏掏出這塊懷表，在他眼前飛快地晃了一下，用目光詢問，意思是：要嗎？

沒等小秦反應過來，那青年另一手已經伸出了兩個指頭。小秦從來不跟這類人打交道，對江湖暗語暗號絕對陌生，不知什麽意思，隻有怔怔地看著對方。那小子一指路邊，兩個指頭扯著他的衣角將其引至行道樹下，悄聲道：“這是東洋貨，便宜點兒賣了，兩塊大洋，付北海幣也行。別看是舊的，您聽聽這聲音，嚓嚓嚓走得多歡！”

小秦是有手表的，瑞士梅花，走得很準，外形也好，因此並不想另置一塊。但對方報出的價格實在太吸引人了，暗忖如果收下後轉手出售，那不是可以小賺些許？兩三塊大洋總有的，遂決定買下來。不過，他身邊隻有一點兒零錢，就讓對方隨其回家去取。就這樣，他把這塊猜測必定來路不正的懷表買了下來。昨天中午，他抽空去附近經四路上的“薛氏鍾表”一轉手，果然賺得折合三塊大洋的北海幣。

石守相、張大庸兩個當場做了一份筆錄，讓秦寶德簽了名，蓋了手印。電話請示組長杜誌堅後，嚴令其守口如瓶隨傳隨到，就讓秦寶德回家了。

往下，就是找那個在戲院門前銷贓的上家黑小子了。杜誌堅對留用老刑警錢尚禮說，老錢，我尋思這活兒交給您去做最合適了。

錢尚禮四十歲出頭，打自十八歲考入北洋政府山東省會警察局以來就幹刑偵，雖然始終是底層警員，也沒有過因其發揮的關鍵作用偵破了哪宗大案的記錄，但他在泉城地麵上人脈頗廣，手頭掌握著若幹個鐵杆耳目。所以，杜誌堅派他查摸那個在戲院門口銷贓的賊頭狗腦的目標。

果然，老錢頭天接任務，次日下午就打探到了消息——那個銷贓的主兒名叫陶阿龍，是個扒手。別看隻有十八歲，人家可是見過大世麵的資深扒竊從業者。

陶阿龍出道確實早，他是自幼就被父母遺棄的苦孩子。父母是何許模樣？自己是怎麽被遺棄的？小時候住在哪裏？等等，他一概沒有印象。從四五歲記事起，他就跟著一個老叫花（以這個年齡段孩子的認知判斷，那叫花子當時估計不會很老，最多中年而已）。十餘年後回想起來，他估計那個老叫花很有可能是個職業扒手，為躲避江湖仇家追殺，改名換姓故意淪為乞丐的。

和老叫花一起生活的那十餘年裏，陶阿龍學到了不少江湖經驗，具備職業乞丐的機靈、堅韌以及識別社會上各種人物的眼力。在他十五歲那年，老叫花突然失蹤。失蹤前半年，老叫花還傳授了他一些扒竊手段。老叫花失蹤之後，陶阿龍一邊行乞一邊習練扒竊，如今已是一個獨來獨往的職業扒手了。如果不是解放後黑道“好景不再”，隻怕他在江湖上已經有名號了。

聽了錢尚禮上述內容的匯報後，杜誌堅考慮到案子的性質已經起了變化，行事就特別謹慎，不敢擅越職權作出決定，遂去市局向淩雲當麵匯報。其時淩雲擔任的職務眾多——中共山東省委社會部副部長、濟南特別市市委委員、市委社會部副部長、市政府委員、市公安局副局長兼督察室主任等，加之處於初解放時那種百廢待興的狀態中，其工作忙碌程度可想而知。

杜誌堅一直等到晚上八點才有機會向淩雲當麵匯報上述情況，然後請示是否可以直接“動”陶阿龍。淩雲指示：可以“動”，但不是抓捕；最好采用通過可靠的第三方向他了解贓物來源的方式進行調查。同時，二組要安排人員對其進行秘密監視。

五、美女信使

與此同時，專案一組也開始了對“魯濟暗殺團”派赴青島的那個“信使”的調查。這個信使是怎生一個人物？說破了可能會使人大跌眼鏡——

濟南市北坦南街住著一戶人家，隻有一對母女。物質生活水平尚能維持溫飽，在眾多尋常市民眼裏屬於小康水平，但在富人眼中，不過是早已風光不再的沒落戶。女主人是個四十二歲的中年婦女，姓白，名淑華，係舊時濟南城一度頗有名氣的糧商薑義真的如夫人；其女兒名叫白薑，聽這名字就知道是白淑華與薑老板生下的骨肉。

十年前，六十歲的薑老板病歿，臨終前當著圍集於病榻前的全家成員留下遺囑，分配財產。如夫人白淑華和庶出的小女兒白薑分得位於北坦南街的一套宅院以及財物若幹，此外，還給了她們位於西門外的十多畝土地。當然，白氏獲得這筆算得上豐厚的遺產是有一個附加條件的，那就是終生不得再嫁。如若違反，老薑家其他家庭成員有權收回上述財產，將其掃地出門；收回的財產歸於女兒白薑名下，在其未成年之前，由薑家三個兒子即白薑的大哥二哥三哥作為監護人代為管理，待其滿十六歲時交還妹妹。這年，白薑九歲，正在讀小學三年級。

一晃十年過去，白薑已經長成了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白姑娘三年前讀完初中，以其成績，是有把握考入高中甚至日後還有希望更進一步邁入大學校門的，其母長期以來心心念念也正是這麽想的。可是，白姑娘自己卻對上高中考大學不感興趣，堅持要盡快參加工作，早日踏上社會。而且，對自己日後的職業也已經有了打算——做一名護士。

舊時護士作為一門職業，是比較體麵的，社會上將從業者稱為“護士小姐”。白薑的性格得自其母遺傳，天生待人溫和，頗有耐心，她認為自己做一名護士應該沒有問題。長期以來，這對母女相依為命，白淑華對女兒通常都是采取依從態度，在擇業問題上也就違心點了頭。

白薑在初中階段的學習成績，常年保持年級前三十名之內的水平，考衛生學校自無懸念。衛校學製兩年，其中半年去當時濟南市唯一的公立醫院——濟南市立醫院實習。1948年6月，白薑實習期滿，被醫院留用，遂成為該院的一名正式護士。同年9月，濟南獲得解放，市軍管會接管了這家醫院，成立醫院管理委員會（1949年4月，濟南特別市人民政府衛生局正式接管該院，仍使用濟南市立醫院的名稱）。醫院所有權由舊政權變更為新政權，對於白薑的工作並無影響，她仍舊是一名護士，還是待在原來的門診外科崗位上。可是，她的人生卻因一次邂逅發生了巨大變故！

1949年元旦，白薑輪到上日班。她像往常一樣準時到達崗位，剛跟夜班護士辦完交接班手續，就來了一個患者。那是一個帥哥，高個頭兒，膚色白皙，舉止斯文中透著些許富家公子哥兒的傲慢。白薑一看病曆卡，上麵寫著這青年名叫梁成坤，二十一歲，住濟南市第四區上新街。梁成坤向醫生自訴，最近他喜歡上了晨練，每天清晨都出門跑步。今天剛跑了幾分鍾，踩上了路麵上的薄冰，猝不及防一跤摔翻，手腕條件反射般地撐了一下，腕部一陣劇痛，就動不了了，估計是骨折了。

濟南市立醫院這個名字聽上去有點兒牛，其實就是一家規模普通的綜合醫院。普通到什麽程度？沒有骨科，外科醫生兼治骨折。如今的年輕人聽著估計會不解，但那時全國大多數城市都是這樣的，不足為奇。當然，X光機器是有的，可以檢查骨折與否。梁成坤檢查下來，沒有骨折，但並非無恙，因為放射醫生在檢查單上寫著“骨裂”。所以，可以不打石膏，不過得上夾板。

在當時的醫生眼裏，像梁成坤這樣的傷情屬於微乎其微，就把上夾板的活兒交給護士去幹了。由於是新護士，白薑頗費了些周折，梁成坤也因此多皺了若幹次眉頭。就是這次相遇，兩個青年男女竟然擦出了火花。

如果白薑知道稍後會發生什麽事，隻怕打死也不會蹚這窪渾水玩這縷火花的——

梁成坤出身舊軍人家庭，其老爸梁興盛早年曾任北洋軍隊少將旅長、軍法處長。1927年蔣介石組建南京國民政府後，老梁審時度勢退出行伍，回山東掖縣老家做了三年寓公。直到韓複榘擔任省主席後，方才舉家從掖縣搬回濟南上新街的老寓所，坊間稱之為“梁公館”。一段時間後，發現老韓對前北洋軍隊的梁少將不感興趣，並無刁難之意，老梁就大著膽子做起了生意。他從上海批進了五金商品，開了一家批零兼營的商行，後來又開了一家俄羅斯大菜館。

軍人改行經商，若非借助勢力，通常都是失敗者比成功人士多。但老梁卻是一個例外，他在韓複榘統治時期順利經商、廣進財源，日偽時期還是如此，而且並未借助任何勢力。抗戰勝利後，他壓縮經營項目，五金商行關閉，隻留那家俄羅斯大菜館。濟南解放前夕，俄羅斯大菜館也關了。

老梁與妻陸氏生有兩男三女五個子女，梁成坤排老三。陸氏是老梁當年跟著張大帥進駐上海時娶的一個江南水鄉女子，據說是洋學生。可能是遺傳的原因，梁少爺的長相氣質酷似來自江南水鄉的母親。老梁認定這個兒子是塊文料，非常關注他的學業，1947年，果然考上了山東大學醫學院（抗戰勝利後，山東大學在青島恢複辦學，合並了德華高等專門學堂醫學學科組建的醫學院）。

大一暑假，梁成坤回到濟南，發現患上了肺結核。於是休學一年，在家休養。當時，治療肺結核的特效藥盤尼西林（即青黴素）已經推出，但舊中國無法生產，國內醫藥市場沒有供應，隻有黑市上有走私貨出售，不過價格貴得驚人，有與黃金等價之說。好在老梁家有錢，治療了一段時間就痊愈了。盡管如此，梁少爺卻不能馬上回學校——醫學院的製度嚴格，事先說好休學一年就得一年，毛病治好了也得一年，這可能跟學年銜接也有關係。梁成坤隻好繼續待在家裏。老爸請了名中醫開方給他調理，中醫建議要加強鍛煉。於是，從去年入冬開始他就天天晨跑。

手腕受傷後，梁成坤不再跑步。那個老中醫建議他習練氣功，說對強身健體很有裨益。梁成坤就去找他的表兄劉炎溪。劉炎溪曾拜一個深諳道家養生之術的老道士學過氣功，七八年下來，把原先病懨懨的羸弱體質硬是改造成如今的身強力壯氣色紅潤。這對姨表兄弟自幼親近，二十餘年沒斷過來往，對於表弟的這個要求，劉炎溪自無二話，一口答應。

哪知，梁成坤這一拜師，不但害了他自己，還害了他的初戀白小姐！

比梁成坤大五歲的劉炎溪大學肄業，早在高中時就已參加“三青團”，並擔任組織幹事，進大學後又加入了國民黨。肄業回濟南後，走從政道路，通過打點成為一名正式公務員。劉炎溪的性格中頗有自負成分，常發生不逢時的感歎。當然，跟同齡人相比，由於他攻讀的專業以及經濟富有，有條件接觸大量洋文報刊書籍，有高質量的短波收音機收聽國際廣播，他了解到的時事新聞和國際國內相關專家的時評內容遠比周圍同學朋友多，甚至不亞於中央社的新聞記者。加之他本人確實是有幾分聰明的，他對時政的分析經常讓人覺得“很有見地”。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見地”都是紙上談兵，隻是當時大家、包括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中共山東兵團圍攻濟南時，劉炎溪因患闌尾炎手術住院。城內國民黨守軍麵對著由中共名將許世友指揮的十四萬攻城大軍驚慌失措，最高長官王耀武下令省會警察局的三千多名警官全部出動，限製交通，實施宵禁。劉炎溪躺在醫院病房，連家人送飯都盼不到，別說收聽短波閱讀時事新聞了。等到他出院，外麵已經換了天下。回到家，他立刻打開大功率收音機收聽國內外電台的新聞播報和時事評論，最後他得出結論，認為形勢還不至於那麽悲觀，隻要美國不放棄力挺國民黨的政策，中共是占不了上風的。

類似劉炎溪這種角色，差不多都有剛愎自用的潛在性格，劉炎溪在這方麵還比較強烈。他一旦認定了形勢走向，就會王八吃秤砣鐵心堅持到底，即使見了棺材估計也不會掉淚。中間過程中不管出現什麽與其觀點相悖的事實，他都會以詭辯式的思維進行分析，予以駁斥，堅持謬論。濟南戰役中共完勝，之後徐州失守，“徐蚌會戰”（國民黨方麵對淮海戰役的稱謂）國民黨遭到慘敗，劉炎溪仍然信心十足，堅信國軍最終必勝。

正是由於這種思維和立場，劉炎溪忽然發現以前的“生不逢時”之歎已經出現了轉機，遂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暗忖何不利用這個機會組織起一支力量，在濟南地麵上給中共暗中添亂，製造麻煩，擾亂社會，影響民心。如此，必能對國民黨方麵不久之後的“光複”行動有所助力。待“光複”之後，他劉某人就是有功之臣，到那時，他就不是一個小公務員了。

無獨有偶，濟南城裏持這種想法的還另有一位，那就是教書匠、國民黨員褚介君。三十掛零的褚介君一眼看去是個老成持重的斯文書生，平時經常手握古卷飲酒長吟，舞文弄墨，還刻了一方“當代李太白”的印章作為其贈人書畫的招牌標記。可是，如果真把此人看作一個不問政治隻知悠悠懷古的書呆子，那就錯了。這人在政治上是很積極的，中學時就參加了“三青團”，抗戰爆發濟南淪陷後又加入了“汪記”國民黨。到了抗戰勝利，不知怎麽轉了組織關係，搖身一變成為“蔣記”國民黨成員。劉炎溪跟他就是在某次濟南國民黨市黨部的黨員座談會上相識的，兩人惺惺相惜，遂成莫逆之交。

褚介君很欣賞劉炎溪的那套時政分析，兩人每月總有幾次小聚，一邊喝酒一邊聊天。他們都自認為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有誌之士”，最推崇的就是“蔣總統”，每每喝得酒酣臉紅氣血上升時，總有“餘生也晚”的感歎，否則就趕得上奔赴廣州報考黃埔軍校，榮幸地成為“蔣校長門生”了。濟南解放後，他們沒再見過麵，因為兩人都要“保持氣節”，拒不向濟南市軍管會登記反動身份。褚介君終日縮在其執教的中學閉門不出，連家也不回；劉炎溪擔任的偽公職沒了，幹脆也就不露麵了。

如此狀況，一直持續到1949年2月11日。那天，劉炎溪突然收到一封未具落款名址的信，一看筆跡便認出係褚老師所寫。信函內容很簡單，大意是：兄台近況可好？弟比較空閑，懶得出門，若後天有暇，下午來吾處一聚如何？

2月13日下午四時，劉炎溪前往學校赴約。這一聚，便有了一個後來被列入專業史籍的反革命組織“魯濟勘亂建國團”，別稱“魯濟暗殺團”。

褚介君、劉炎溪兩人按照擬定的方案開始發展“魯濟暗殺團”成員，很快就物色到了一些跟他倆抱有同樣想法的青年。到2月下旬，這個反革命團夥已經有了十七名成員，都是解放前參加國民黨、“三青團”，滿腦子反共思想的家夥。隻有一人例外，屬於無黨派人士，那就是劉炎溪的表弟梁成坤。

梁少爺其時剛拜表兄為師習練道家養生功，每天要跟劉炎溪見麵。他於政治不感興趣，淡泊到幾無概念，生性又比較怯懦，對表哥從小就欽佩之至，言聽計從，凡事隻要表哥開腔，他就會習慣性地接受並照著去做。那天，劉炎溪跟他分析時勢，說中共執政後對梁少將這樣有反動軍隊高級將領曆史的對象，一定不會客氣，把表弟嚇得瑟瑟作抖，當即向表兄請教該如何應對。劉炎溪道出良方妙策：隻要回到解放前，一切照舊，老梁家還是照過以前的舒心日子。所以，要站在黨國一邊，待美國出兵助力蔣總統“光複”，就無後顧之憂了。

把表弟忽悠得差不多了，劉炎溪方才端出“魯濟勘亂救國團”，說人家的入門門檻可是非常高了，哥為你爭取到了一個名額。在梁少爺的記憶中，多年來所有出自這個表哥腦袋的主意，實施下來都是對他有幫助的，當下不假思索，立刻點頭。劉炎溪趁熱打鐵，讓表弟填了一份油印申請表格。填畢，雙方起立，表哥跟表弟鄭重握手，祝賀梁少爺“慧眼辨正，迷霧識途”。然後，老大褚介君從隔壁屋裏出來，對梁少爺予以熱情勉勵。

褚介君認為，既然“為信仰而建立組織”，那就要取得黨國方麵的認可，否則，那就是一夥烏合之眾，跟大夥兒的“信仰”就合不上拍了。所以，組織也好，團體也好，算是有了，但不宜自封職務。褚介君是暗殺團的首領，劉炎溪則是其軍師，相當於參謀長的角色，內部分別自稱為“大統領”、“二統領”（手下成員私下則稱之為“老大”、“老二”）。一切走正規之路，先得獲得黨國的認可，成為黨國某個機構——比如“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二廳”或者“內調局”（前身即“中統”）——下轄的正式組織，由上級部門給予編製，正式任命職務。

再說，眼下這夥人盡管都胸有大誌、腹藏韜略，卻沒有哪怕半點兒實戰經驗，真的要搞暗殺、縱火、綁架、爆炸等行動，別說跟專業特工比了，也不敢和江湖響馬匪盜站在一條線上，就是尋常街頭鬥毆的小混混兒隻怕也比不上，所以，必須獲得黨國專業特工教官的指點。僅僅有這些還不夠，真的要實施行動，還需要配備先進的特工器材，比如武器、毒藥、定時炸彈等。因此，當務之急是盡快跟黨國的相關機構取得聯係。如何取得聯係呢？人家恐怕不會自己找上門來，要考慮委派信使前往國統區接洽。

另外，“暗殺團”全體成員應馬上著手刺探情報，把濟南這邊的中共黨政軍首腦以及民主人士中頭麵人物的日常活動規律，重要機關如市委市政府、公安局、電台報館以及重要物資儲存處、電廠、水廠等的地址、地形等收集起來，有多少算多少，以便“暗殺團”在獲得黨國方麵的認可後，可以迅速開始行動，盡快製造影響。

“暗殺團”成員中，有一個褚介君的師範同學，名叫葉學時，畢業後做過兩年曆史老師，後來隔行跳槽去洋行當了一名管事。這人早在小學時就被人認為少年老成，後來讀曆史估計就是這個原因。不過據說葉學時的曆史讀得不咋樣，他嫌正統史籍太枯燥，喜歡讀不枯燥的野史。這個人的行事有些令人費解，比如上述讀曆史專業的跳槽去洋行做了一名管事，在宗教信仰上也很隨意，佛教、道教都信過，後來又信了耶穌，家裏還掛著蔣介石的照片。進洋行後，他一邊惡補英語，一邊卻又直接向國民黨市黨部遞了入黨申請書。劍走偏鋒有時竟能產生奇效，申請書遞上去隻一周，就被市黨部作為特例批準突擊入黨，而且組織關係也是掛在市黨部的。正因如此，解放後他沒去軍管會登記國民黨員身份，竟然就給混過去了——市黨部的檔案已經焚毀，除了褚介君自己，別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國民黨員，“暗殺團”案破獲後，還是他自己交代出來的。

因為性情古怪，葉學時獲得了一個綽號，喚作“老夫子”。褚介君跟葉老夫子私交不錯，組建“暗殺團”時，他跟葉聊了聊，發現這位老同學因其任國軍副師長的伯父在“徐蚌會戰”中“為國捐軀”，對共產黨恨之入骨，聲稱“此仇不報誓不為人”。於是，立刻將其拉進“暗殺團”，而且成為幾個核心成員之一。3月1日，褚介君跟葉學時說起準備跟黨國相關機構進行聯係，葉的野史知識發揮了作用，馬上提醒：這是需要遞交“投名狀”的，否則，人家憑什麽相信你這個團體不是中共反特部門設計出來的，為的是引誘敵方特工入甕呢？

就這樣，關於“投名狀”的研究上了“暗殺團”核心層的緊急議事會，即議即決：策劃幹一樁刑案，殺兩三個具有一定身份但並非政治人物的對象，割下耳朵作為“投名狀”，連同“報效黨國申請書”，一並向“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當麵遞交。

以褚介君的本意，是要直接向“國防部保密局”總部遞交的，但這時“保密局”總部已經遷往廣州，從濟南去廣州路途遙遠，中間還存在變數，隻好退而求次。“保密局”山東站原先是在省會濟南的，泉城解放前夕遷往青島了。濟南與青島之間的鐵路交通未斷，往返相對方便，遂決定向“保密局”山東站遞交。

“暗殺團”的三個核心成員褚介君、劉炎溪、葉學時對指派信使赴青島之事進行了研究。原以為此事比較容易，不就是去青島跑一趟嘛，權且當作旅遊就是了。可一旦討論到細節上，他們才發現此事不是那麽簡單。其時，“暗殺團”共有十七名成員，褚介君等人連同自身一個個掰著手指盤點下來，可以說，每個人都適合充任這個信使，但也可以說，每個成員都不適於進行這趟旅遊。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他們必須考慮到各自的實際情況——

像褚介君、葉學時這樣有工作的角色，需要離開濟南至少三四天——因為不能保證抵達後立刻就找得到“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機關所在地。這類特務機關別說在此刻時局風雨飄搖的當口兒了，就是抗戰前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1927年至1937年），也向來對外保密，不掛牌子，不公布電話，即使住在旁邊的老百姓，也隻是心領神會，知道這裏有一個什麽秘密單位，但不可能知曉具體是什麽單位。如若運氣差，光是找到山東站的機關所在地，說不定就要花三四天的時間。找到後登門求見，人家也不一定理睬，或者讓信使在旅館裏等待通知。如此，這趟“旅遊”得做好一個星期的打算。

對於有工作的人來說，處在濟南解放沒多久的特殊時期，不管是公家還是私人公司，即使同意你請假，隻怕背後竊竊私語猜測事由的人也不在少數。況且此行的目的地乃是跟一個敏感詞相關的，曰“敵占區”或者“國統區”。如此，隻怕就會有人去派出所報告一下了——解放初期這種情況非常常見。因此，光是能夠找到一個正當而且事後也不被懷疑的理由就不容易。況且，還有往返旅程中來自國共兩方政權的種種意想不到的障礙，這不但需要事先的周詳策劃、信使本人的機智從容，還需要那麽一點點運氣。

“暗殺團”也有如劉炎溪這樣暫時無業的成員，他們是否適合出這趟特別差使呢？細細算來，也不妥當。這個信使相當於隱蔽工作中的地下交通員，不光是送一封密信和“投名狀”，還有可能會被青島那邊“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的特務留下來問長問短。這種問話當然不會是跟你拉家常，肯定都是有用意的。盡管有“投名狀”遞送過去，但人家這時尚未對所謂三命凶案的真假進行查證，這種問長問短其實就是初查。回答得不妥當，人家就會起疑心，然後，可能就說不準了。運氣差些的話，沒準兒就真的不當回事，把東西往旁邊一扔就不管了。別看是特務機構，官僚那一套發作起來，比尋常衙門還厲害。

盡管劉炎溪很自負，主動提出說他可以承擔這樁差使到青島跑一趟，但被褚介君否定了。褚介君說，咱們誰也不必出這趟差了，為穩妥計，還是另外找人吧。

這話說得劉炎溪、葉學時都是一愣，暗忖“暗殺團”十七人都不稱職，難道另外找人來就能稱職了？上哪裏去找這種稱職角色呢？

褚介君說，咱們找一個不明所以但絕對聽話而且還可靠的局外人來承擔這樁差使。此人最好是年輕女性，涉世未深，沒怎麽出過遠門，給她這樣一個免費旅行的機會，她肯定願意；同時，這樣的角色也不容易引人懷疑。至於她到了青島該如何去打聽“國防部保密局”山東站，我想也就不勞她打聽了，讓她直接去市警察局即可。警察局那夥人再牛，一聽是從濟南來找“保密局”山東站的，想必不敢把她趕走，更不敢打馬虎眼。否則，回頭“保密局”山東站知曉一應情況後，肯定要找他們的麻煩。這個機關的地址，他們當然是知道的，一般說來，就會派輛車直接把人送過去了。這是警察局唯一的選擇。

“保密局”山東站對此會有什麽反應呢？憑那些特務的職業眼力，肯定能夠識別得出，來人隻是一個“雛兒”，就是被支使過去送信跑腿的。當然，也會問她一些問題。這時，就需要她的絕對聽話了。事先我們要跟她反複關照，見了對方，隻說自己是受托捎信兒捎東西的，其他一概不知。人家麵對著這樣一個“雛兒”，知道問長問短沒用，又不是抓捕的人犯，自然也不會動刑相逼。那麽他們會怎麽辦呢？我估計，多半是說幾句好聽的，把人打發走，然後把一應情況電告廣州。往下如何處置，就聽總部指令了。所以，這趟差使也就到此結束了。

褚介君這麽一說，劉、葉都認為言之有理。然後，話題就轉到如何物色這麽一個角色了。要說劉炎溪還真的是如他聲稱的“一心要幹大事兒”，在褚介君說出上述那一番話的時候，他就已經考慮好前往青島的合適人選了——其表弟梁成坤的女友白薑。他當即把白薑的情況作了一番介紹，怕那二位不放心，他又補充說：“兄弟對於差遣白小姐出這趟差，自有成竹在胸。首先，咱們的大事我始終叮囑梁少爺對她守口如瓶，別說相識不久的女友了，便是發妻又如何？橋歸橋，路歸路，兩碼事不能並作一碼。其次，梁少爺有正當的理由讓她去一趟青島。葉老師您知道，我那表弟原本在青島上大學，隻因痼疾纏身，不得已休學一年回濟南來療養。在青島上學期間，有一位老教授郭先生對他非常好，經常扯著他的手說他酷似其已去世數年的兒子，待他畢業後，要收其為螟蛉，將其留洋學得的全部醫術傳授於他。他對郭先生也是視為慈父，感情頗深，正盤算著他老人家六旬壽辰將屆，想寄一份禮品過去。這個心思，他跟白小姐也說起過。現在議這事，就是想改寄為送，就說他因肺疾未愈，不便親往，請白小姐代為送上禮物。然後，請白小姐順便去市警察局跑一趟，也不讓她出麵跟人家說要見‘保密局’山東站的人了，隻要求把一封密封的信件交給朱督察官即可。放心，密信裏說的是生意上的事，套用了些隱喻和典故，就是半道兒上被人拆開，也看不明白什麽意思，關鍵的內容都用密寫藥水寫在上麵。據梁少爺說，那位朱督察官是‘保密局’的人，在警察局專門負責學運的，這事青島各大學的學生差不多都知道。想來朱看了那封密信上的隱喻，馬上就會明白是怎麽回事了，畢竟他就是幹這行的嘛。”

劉炎溪如此這般說了一通，褚介君、葉學時都認為他“慮事周詳”，遂決定把這一重任交給白薑。

接下來，劉炎溪去了梁公館，跟表弟梁成坤說及此事，當然隱瞞了核心機密，隻說要跟青島朋友合夥做生意，想約人家來濟南麵洽，請白小姐捎信函禮品各一；郭教授的壽禮也已備妥，那是從家裏找出的一幅古畫，估計人家會喜歡。

梁少爺對這位表哥是百分之百的信任，自是沒有二話。劉炎溪又再三關照：關於“魯濟勘亂建國團”之事，絕對不能向白小姐透露一絲一毫！切記切記！

誠如劉炎溪所估料的，白薑此行一切順利，隻在青島待了兩個晚上就回來了。

當時朱督察官一看那封信函的內容，馬上開車將白薑送往“保密局”山東站。山東站特務打開密函，發現內文是正常談生意的內容，而行距留得比尋常信函稍寬，便知是用了密寫藥水。他們是這方麵的行家裏手，而密寫液是褚介君用學校化學課的試劑配製的，到了專業特務手裏，自是迎刃而解。特務閱信後，又拆開密封得嚴嚴實實的浸泡在酒精瓶裏的“投名狀”，對密函內容已經信了大半。

處理信件的同時，出麵接待的特務、山東站一個宓姓副站長正跟白小姐喝著咖啡聊天。看似海闊天空漫無邊際，其實卻是在摸底。白薑自始至終沒察覺到什麽古怪，甚至連她所到之處是特務機關都不曾意識到——門外不掛牌子，裏麵人來人往，像是個有點兒規模的公司的辦公地點，和梁成坤所謂談生意的說辭正好對得上。不久，負責處理密函的特務打來電話，宓某借故離開片刻，估計是看密函去了，回來之後又跟白薑聊了一會兒，這才派車把白薑送往郭教授家。

上述一應情況，是專案組後來才知道的。那麽，這時候專案組又查到哪一步了呢？

六、扒手阿龍

負責調查那個“暗殺團”信使的專案一組對這樁活兒有點兒怵頭，他們手中掌握的線索接近於零，諸如年齡、性別、籍貫、外形、職業等通常查摸目標時必需的條件，一個也沒有，隻是從“鮁魚”送出的情報內容推斷，這位信使是在祥元館凶殺案發生後次日即3月16日上午從濟南動身前往青島的，對其之後在青島的行蹤，除了知道信使去了一趟市警察局，繼而被送往“保密局”山東站之外，其他諸如在青島停留了多久、又去過些什麽地方、何時離開、是幾時返回濟南的，等等，都毫無頭緒。

如果類似的調查發生在今天，通過實名製購票就能輕而易舉地不斷縮小排查範圍，直至把目標從茫茫人海中拎出來，但在七十多年前，專案一組五名偵查員唯一的念頭就是“埋頭苦幹”。先是對這個團夥成員的情況進行分析——

“暗殺團”既有派遣信使密赴青島投效“保密局”之舉，那說明這夥反革命分子屬於“自幹戶”。而且，這些人中之前應該無人接觸過特工活兒，可能連道聽途說也不曾有過。但是，從“魯濟勘亂建國團”的起名、策劃以及主動向“保密局”提出“掛靠”的行為來看，這夥人又並非尋常的江洋大盜、地痞流氓——此時的形勢，任何人都看得十分清楚，中共勝利在望，而國民黨隻是垂死掙紮，這當口兒，即便想跟新政權對抗，自己偷偷幹就好了，沒必要費這麽大勁兒跑這麽老遠冒著這麽大風險特地趕到青島，去跟估計已經著手準備撤離的“保密局”山東站聯係“掛靠”。因此，這夥人十有八九是在解放前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分子，隻有這種對象才會有“組織觀念”，知道光靠自己的力量是絕對無法跟強大的中共抗衡的。而從其迫不及待、不惜犯下三命大案作為“投名狀”獲取信任的手段來看，這夥人明顯欠缺社會經驗和江湖曆練，年齡應該都不大。

根據上述分析，專案一組決定首先從解放後已向市軍管會登記的、三十五歲以下，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那部分對象中查找嫌疑人。

這項工作說起來似乎容易，做起來卻頗麻煩。濟南作為山東省會，乃是一個有十一個區的大城市，國民黨、“三青團”成員數量眾多，僅僅是把全部名單瀏覽一遍也要費一番工夫。大夥兒研究下來，決定以市局名義把這些工作分解開來，請基層協辦。

濟南解放伊始，市軍管會發布通令要求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的對象前往登記，具體實施時並不是真的去市軍管會辦理這個手續，而是分解到全市十一個區公安分局下轄的七十一個派出所進行。各派出所把登記材料抄錄一份留底，正本則上交分局；分局照此辦理，最後向軍管會公安部亦即市公安局匯總。現在，專案一組要求全市各派出所把那份副本拿出來，把上麵三十五歲以下的國民黨、“三青團”成員的名址另列出來。這樣做，既減少了工作量，也為調查工作加速提供了助力。

當天晚上，就有完成得快的十幾個派出所把名單送來了。偵查員連夜審查，圈出了其中一些符合條件的對象。次日，各派出所都已送交名單，專案一組偵查員忙碌了整整一天再搭上一個夜班，總算把認為有涉案可能的對象共二百三十七人梳理出來了。

3月22日，偵查員分頭下到相關派出所，對名單上的對象進行核查，一是了解各個對象的政治態度和日常表現，二是詢問解放以來這些人的活動情況，三是調查3月15日祥元館凶殺案發生那天晚上他們的行蹤去向，四是他們在3月16日至3月19日期間的活動情況，要求必須有兩個以上證明人。這些調查，都是在各個對象本人並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的，屬於外圍查摸。

這一查，又查了兩天，發現了十一個可疑對象，但很快就都排除了。後來發現，這次調查效果不佳，“暗殺團”十七名成員中，解放後辦過登記手續的有十二人，但最後“入圍”十一名可疑對象的隻有一人，這一人最後也被排除了——他沒有參與祥元館凶殺案，也沒充任信使去過青島，所以也就不存在有沒有作案時間了。至於那個充任信使的女護士白薑，則連“三青團”都沒參加過，根本不在排查範圍之內。

不過，白小姐還是未能避開專案人員的關注——這天晚上，專案二組的調查有了突破，其所獲得的信息直指“一個二十歲左右的俏妞兒”。

這個信息來自已經進入專案二組偵查視線的扒手陶阿龍。3月21日，二組組長杜誌堅讓老刑警錢尚禮通過耳目探得了陶阿龍的一應情況，向淩雲請示是否可以抓捕。淩雲指示不必抓捕，以免打草驚蛇，最好是通過第三人跟陶接觸，從其嘴裏套出他是從哪裏弄到這塊懷表的。

杜誌堅隨即落實淩雲的指示，專案二組刑警議了議，製訂了一個方案：從道上物色一個跟陶阿龍熟識（最好是陶比較信任）的角色，由此人出麵，邀幾個“同行”一起喝頓酒，事先跟其他人約好，酒桌上閑談時故意把話題往陶阿龍的扒竊技藝上引。這家夥喝得興致高漲時難免吹吹牛，估計會把懷表的來路主動說一說。

這樁活兒，自然還是派給老錢，因為他對這種路數比較熟悉。

錢尚禮受命而去。可是，陶阿龍這家夥太難找了。其他幾個陪客都已經約好，獨獨陶阿龍卻沒法兒找到。這家夥沒有家，居無定所。手頭錢多時，住旅館；錢少時，住大車店；再少時，就去澡堂貓一夜；待到兩手空空時，車站候車室、橋洞、破廟什麽的都能過夜。用他自己的說法是，就像天上的雲，河裏的魚，隨風而移，隨水而流，每個白天他都不知道當晚在哪裏過夜。老錢一直找了兩天，方才打聽到陶阿龍的下落。

這天下午，老錢在館驛街一座破敗道觀門口看到這主兒正和兩個道士一邊曬太陽一邊閑聊。老錢不露聲色，讓跟在他後邊的耳目去把那個跟陶阿龍稱兄道弟的小混混兒李三兒喚來。半個多小時後，耳目踩著一輛估計是臨時撬竊的破自行車，載著李三兒來了。李三兒上前跟陶阿龍見麵，約了今晚的飯局。陶阿龍說老兄你算得真準哪，知道兄弟我發了點兒小財，就來說喝酒吃飯了。沒問題，今晚兄弟請客，不準其他任何朋友掏錢，誰跟我搶我跟誰急！

誠如事先估料的，陶阿龍一喝酒，話就多了。旁人把話題轉向扒竊，他說自己這方麵最有發言權，然後就大談心得。

他是從扒手的等級水平說起的，說這一行的最高等級其實不是親自動手，也不是帶幾個徒弟讓他們下手給自己抽成，而是“吃佛”。這是一個一度流行於北方地區的黑道切口，指的是技藝高超的扒手不必親自操作，也不收弟子，隻要讓扒手同行知曉他的技藝，就會主動把扒竊所得贓款贓物的一部分送上門來請其笑納。也有的黑勢力自己不會扒竊，但靠拳頭打服扒手後，也享受這種待遇——不過，這種“吃佛”是為道上所不齒的。據陶阿龍說，他的目標就是第一種“吃佛”。日前外出，正好遇到一個機會，鬧著玩兒似的小試一下，竟然就成功了，對方主動奉上一塊懷表。

李三兒幾個便向陶阿龍敬酒，口吐蓮花將其奉承了一番，終於把整個過程弄清楚了——

3月16日清晨，職業扒手陶阿龍一連三四天沒出手“作業”了，隻覺得手癢難熬，就從入住的小旅館出門，信步溜達，一逛逛到了附近的火車站。進到候車室，買了包瓜子，在角落裏一個位置上落座，嗑著瓜子，腦袋不動，被帽舌陰影遮掩著的一雙眼睛卻在滴溜溜打轉，目光在進進出出的眾多旅客或者接送行者臉上和身上掃溜，尋找合適的下手對象。

濟南解放以來，由於種種原因，原先幾個對陶阿龍比較熟悉且精於反扒的舊警便衣沒被新政權留用，讓陶阿龍有了一種解脫了無形捆仙繩般的輕鬆，自我感覺漸漸良好，對於下手目標的檔次也提升了，尋常勞動人民已經不屑，專盯著打扮時尚、毫無防範意識的那類紈絝子弟或妖嬈小姐。一旦發現有這種目標，他就會跟上去伺機下手。這天，他也是這麽打算的。可是，運氣似乎不佳，盯了半個小時，竟沒一個看起來值得下手的目標。

正要離開，忽見大門方向有個俏麗妞兒款款而來，身穿淡玫紅毛嗶嘰夾風衣，頭戴黑色無簷薄呢時裝帽，肩上挎著一個與其風衣顏色相匹配的淺粉色鯊魚皮坤包。以陶阿龍的職業眼光判斷，這妞兒應該屬於平時極少出門，甚至從沒來過火車站的那類小家碧玉，因為她對候車室這樣一個火車站最嘈雜混亂的環境顯得非常生疏，一邊走一邊東張西望，一隻手掌則按在坤包蓋上，纖長的手指直直地往下伸，看似無意，其實是刻意按壓在坤包蓋下側貼袋的拉鏈上。陶阿龍頓時興奮起來，暗忖她這坤包的貼袋裏必有值錢貨色！

哪知高興得太早了，陶阿龍還沒來得及起身湊過去，就有人趕在他之前下手了。那是一個三十來歲、舊時跑街先生裝束的主兒，但陶阿龍掃了一眼便得出結論，對方是外地來濟南“串市”（舊時黑道切口，流竄作案之意）的。

這人還帶著兩個徒弟，一個十四五歲，另一個十歲上下。小的那個衣衫襤褸，滿臉汙垢，疑是乞丐，但手裏卻沒打狗棒，也沒拿一隻豁口破碗。隻見那小孩兒像脫鎖猢猻似的，連竄帶鑽從幾個旅客之間的夾縫裏擠過去，趕到數米之外卻又駐步，等那俏妞兒過來，冷不防迎麵而上，就像分別多年的兒子見了親娘，張開雙臂猛撲過去。那妞兒大吃一驚，下意識地往旁邊躲避。小孩兒一下撲空，略轉方向，蓄勢正待故技重施，被那個身穿中式對襟衣衫、腋下夾一個黑色公文包宛若大商行推介產品職員的男子從後麵喝住。小孩兒佯裝惱怒，尖叫著撲向男子，張牙舞爪意欲耍潑，被那男子掄起皮包拍倒在地，邊哭嚎邊打滾兒。

陶阿龍是乞丐出身半路出家做了扒手，這種伎倆見得多了，旁人都盯著這一大一小看戲，隻有他知道那妞兒要中招了

陶阿龍是乞丐出身半路出家做了扒手，這種伎倆見得多了，旁人都盯著這一大一小看戲，隻有他知道那妞兒要中招了。

他想看看這個男子道行有多深，眼光一直沒離開過那個坤包。那妞兒果真是嚴重缺乏社會經驗，麵對著眼前的變故，那隻始終搭在坤包上的手掌已經無意識地離開了，胳膊上抬，手指抓住了從肩膀上垂下的坤包皮帶。說時遲那時快，另外一個大些的孩子假裝急著看熱鬧，從妞兒身旁擠了過去。畢竟學藝尚淺，跟那妞兒擦身而過時，還是有片刻的停留。在場眾人中，隻有陶阿龍知道這主兒已經得手。然後，那少年就混入人群，轉瞬不見了蹤影。

嚐試“吃佛”的念頭，就是這一刻從陶阿龍腦子裏冒出來的。他知道，男子和小乞丐演出的雙檔戲立馬就會結束，於是先離開現場，來到門口向一個流動小販買煙時回頭一看，裏麵果然已經散場。那妞兒沒發現自己已經中招（作案者下手後又把拉鏈扯上了），徑往檢票口進了站。

三個偷兒分別離開了候車室，之後不到一小時內，接連在站前廣場作案三起。然後離開車站，那小叫花去了一個隱蔽角落，很快就換了一套幹淨整潔的衣服，臉上的汙垢也擦去了。三人聚在一處，進了附近一家麵館，要了幾樣麵澆頭作為菜肴，竟然喝起酒來了。陶阿龍也跟著入內，在鄰近一副座頭上坐下。

這時麵館正處於早市剛落午市未起的中間時段，店堂裏食客寥寥無幾。陶阿龍點了一碗牛肉麵，等候時，見那男子一邊喝酒一邊朝他打量，便作了個黑道上的手勢。男子見之，大吃一驚，下意識一躍而起，衝他拱手：“這位小哥，請了！恭請移座，一起喝幾杯。”

陶阿龍沒答理，自顧伸了個懶腰，自言自語道：“手藝尚可入眼，隻是吃相太難看。攏共個把鍾點兒，已經下手四次，難道就不顧本地朋友的衣食來源了嗎？久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此刻若是有人嚷一嗓子，隻怕外麵經過的路人就要進來看個究竟了吧？如今是新社會，管閑事的人多著哪！”

那男子沒想到陶阿龍這麽一個年輕人，竟然深諳江湖之道，而且對扒竊如此內行，把他們三個連作四起案子看得清清楚楚，疑是泉城本地扒竊幫夥專在火車站區域“吃佛”的主兒，心中頓時忐忑。畢竟四起案子的贓物都還在身邊，一嗓子招來路人，那真個是人贓俱獲了！沒辦法，隻好按道上規矩行事了，遂掏出那塊懷表和一個錢包放在桌上，用手帕遮住，再次拱手：“請小哥移座共飲。”

就這樣，陶阿龍蹭到了一頓酒食，臨末照規矩兩樣“敬奉”隻取之一，就是那塊懷表。他沉浸在“吃佛”嚐試的成功中，也不作他想，轉手就把懷表賣給了小學體育老師秦寶德。

專案二組組長杜誌堅是武工隊偵察員出身，後從事解放區公安工作，係中共方麵派遣的對濟南舊政權警察係統進行接管的六百名人員之一。這位同誌平時言語不多，慮事比較周詳。當下，他聽老錢匯報了上述一應情況後，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陶阿龍年紀雖輕，行事倒有點兒老成，看來扒竊實踐比較豐富，估計是有些心得的。一般說來，類似這種年輕人，作案頻率應該是比較高的。既然如此，他作案所獲的贓款贓物是怎麽花掉的呢？

這個問題，二組諸刑警都沒想過。大夥兒一下子都愣了，目光定定地望著杜誌堅，不知他為什麽提出這麽一個問題，這跟追查懷表的來路有什麽關係呢？

杜誌堅解釋說，照陶阿龍的扒竊情況判斷，他應該屬於“收入頗豐”的一類人員，但從他的生活狀況來看，有時卻又窮得連住宿處也沒有。這種年齡，又是職業扒手，不可能有積蓄的觀念，所以，我想他可能是把贓款贓物耗費在其他方麵——多半是貪色吧？如果真是這樣，這人背後隻怕另有花頭。鍾表匠薛鼎向陳局長報告一應情況時曾提到過一段小插曲，秦寶德轉手銷贓後，有一個小混混兒模樣的主兒前去求購西鐵城懷表，那小混混兒莫非就是陶阿龍？這小子在把懷表賣給秦寶德後，又去“薛氏鍾表”想買回，此舉是否隱藏著什麽貓兒膩？

這麽一說，眾刑警皆覺組長言之有理，當下你一言他一語討論了一番，最後達成一致意見：有必要拘拿陶阿龍，訊問其在懷表問題上是否另有隱情。

“動”陶阿龍的權限，就不在專案二組組長手裏了，得向領導請示。淩雲在聽取杜誌堅的情況匯報後果斷決定：拘拿陶阿龍！

之前，專案二組為尋訪陶阿龍的行蹤，耗費了不少時間。杜誌堅早已關照錢尚禮，這次找到他後，安排專人盯著，免得回頭再有什麽事兒又要找他時耗時費神。老錢就命兩個耳目把陶給盯上了。現在，領導一拍板，刑警輕而易舉將陶阿龍拎進了局子。

隨即訊問，不問別的，單問那塊懷表的事。

陶阿龍對自己的被捕深感不解，對自己這種小角色竟然還要連夜訊問，更讓他摸不著頭腦。待到聽說是那塊懷表的事兒，嬉皮笑臉說那是咱跟人家開玩笑的，再說，讓他們知道咱泉城地麵上有技藝超過他們的角色，他們就會知難而退，早早離開，那不就相當於減少了咱這邊的發案，使群眾少受損失，讓你們這些警察也省力一些，是不是？

刑警不想跟他鬥嘴，說你犯的事兒可大可小，那塊懷表現在就在我們手裏，你可以看看——就是這塊，沒錯吧？我們隻想知道有關這塊懷表的事，你實話實說也行，編故事也行，反正我們肯定能查清楚你說的是真是假，對你的處理也就可大可小。

陶阿龍不笨，刑警的話外音他自然聽得懂，於是交代了這塊懷表的來龍去脈。前半段刑警已經知道，就說後半段——

誠如專案組所估料的，陶阿龍的扒竊收入不少，但他揮霍得也厲害，一是請客吃飯，二就是貪色。別看他小小年紀，卻對這一門興趣不小。而且，他對目標選擇是有要求的，並非“扯到籃裏都是菜”，什麽煙花女子、美貌寡婦、妙齡暗娼，於其他貪色的黑道主兒來說求之不得，他卻是不屑一顧。他對目標的要求是：黃花閨女、清麗俊俏、涉世不深、天真可愛，以及尋常百姓家庭背景，官員富戶家庭的一律不碰，免得引火燒身惹來麻煩。

那麽，他憑什麽去勾引人家呢？很簡單，一憑錢財，二憑貧嘴。據他說，憑這兩樣條件，通常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能把人家勾引入港，得手之後……就分手了。說到這裏，他見刑警用愕然的目光瞧著自己，便解釋說咱是江湖人士，今天不知明天的運，人總不見得一直交好運吧？那又何必跟她們再交往下去，哪天出了事折進局子，那不是害了人家嗎？照警局的規矩，如果跟人家保持來往，那你們肯定要去搜查人家宅第的，不但害得人家遭受街坊鄰裏的議論嘲笑，沒準兒還有失主聞訊找上門砸東西拆房子哩！

說了這麽多，陶阿龍的“情場原則”跟那塊懷表又有什麽關係呢？有的！陶阿龍說，他在火車站候車室剛看見那個妞兒時，心思尚在作案上，沒往那方麵去想。之後，他的腦子裏又冒出了“吃佛”的念頭，決定把那三個外埠偷兒作為嚐試對象。直到蹭著了酒，拿到了懷表，還沉浸在嚐試成功的喜悅裏。他對這塊懷表沒有興趣，次日晚餐後去看戲，就在戲院門前把懷表賣給了秦老師。

“往下呢？”刑警問。

“這個……就沒有往下了。”

杜誌堅給陶阿龍遞過一支香煙，還幫他點上火：“小陶啊，你是貧苦家庭出身，父母雙亡，自幼以行乞為生，按解放後的成分來說，你該是無產者，所以盡管你犯了事，但我們還是想對你從寬處理，給你一條出路。沒想到，你自己不珍惜……”邊說邊搖頭，接著對身邊的刑警小齊說，“去給他扯一紙逮捕證過來。”

陶阿龍嚇了個哆嗦，香煙也不抽了：“我怎麽不珍惜啊？我不是已經把懷表的事兒講清楚了？”

“講清楚了？未必！我問你，你小子為什麽想去把懷表贖回來？把銷出的贓物贖回來這種做法，不合道上規矩吧？要想得到從寬處理，那就得把一應情況都交代清楚，瞞是瞞不過去的。明白嗎？”

陶阿龍歎息：“唉！看來你們共產黨的警察比以前的那班家夥聰明。好吧，我服了！”

於是便作了補充交代，這才是專案組此刻最需要的情況——

卻說那天晚上戲院散場後陶阿龍去小旅館過夜，半夜醒來，眼前忽然浮現出昨天上午在火車站遇見的那個妞兒，就此睡不著了。為什麽呢？一是那妞兒的相貌符合他選擇女朋友的標準，二是他總覺得那妞兒好像在哪裏見到過，不過當時注意力都在她的坤包上，相貌沒看太仔細，那雙丹鳳眼倒是比較有特點，還有下巴頦上那顆美人痣……想起來了！不就是市立醫院那個小護士嗎？年前嚴小狗跟人打架肩膀挨了一刀，我陪他去醫院時，不就是那個小護士從我手裏接過病卡票據的嗎？

陶阿龍忽然覺得這天是他的黃道吉日，既然這護士妞兒已經入了俺的法眼，又有一個現成條件可以利用，我為何白白放過這個機會呢？

所謂“現成條件”，就是那塊“吃佛”而獲的懷表。盡管這種表隻適宜男人使用，不會受到哪個女子的青睞，但既然被她隨身帶著，而且像寶貝似的用手掌護著，說明這塊表跟她是有一定關係的。沒準兒是她的哪個男性親戚的，沒準兒是她男友的，反正是具有一定價值而且不僅僅是純金錢價值，很可能具有紀念意義，花錢也買不到。這就行了！她丟了這塊懷表肯定著急，掉眼淚是少不了的，沒準兒回頭還準備以頭撞牆哩。我如果出其不意給她一個驚喜，這條線準定搭得上。做護士的一個小妞兒，家庭背景應該不會顯赫，有錢有勢人家的小姐，父母誰舍得讓她從事這門職業？

這就是陶阿龍要去“薛氏鍾表”把那塊懷表贖回來的原因。他自以為道行已經修煉得差不多了，在泉城地麵上算得上一個“年輕的老江湖”了，哪知跟人家韓主席手槍旅出身的鍾表匠一比，人家連個小指頭都沒伸直就把他拂開了。陶阿龍隻好自認倒黴，放棄算了。可是，當晚他喝了幾杯酒後，又有了新的想法：盡管沒贖回懷表，但線頭還在我手裏呀！我可以去醫院找她，以火車站那一幕跟她搭訕，她不可能沒有任何反應。隻要她肯開腔，遇上我這張貧嘴，隻怕她想擺脫都沒有辦法。

陶阿龍估計那護士小姐已經從青島（也有可能是濟南至青島途中的其他某個地方，比如濰縣）回來了，就去市立醫院瞅了瞅。那妞兒果然已經上班了，穿著白大褂戴著個口罩在外科門診忙碌。陶阿龍便去掛了個號，可是等到他去外科時，她卻不在了，站在診室門口的是另一個年歲比那妞兒大些的女護士。目標不在，陶阿龍自然就不準備“看病”了。他問那個女護士：“剛才那位護士小姐怎麽不在了？”

對方瞟了他一眼，回答說：“剛才一下子來了三個車禍傷員，外科手術缺人，主任派她去手術室了。你找她有什麽事？”

陶阿龍說：“她丟了一樣東西，我知道下落。你轉告她一聲，過兩天我有空再過來。”

不過，陶阿龍沒再去市立醫院，因為他搭識了一個漂亮的女學生初某。這家夥本是個朝三暮四之徒，便把熱情轉移到了初某那裏。

......

七、密查線索

淩雲召見專案一組組長吳冰琨，介紹上述情況後，說看來這條線索總算露出來了，你們一組的任務是．秘密查明那個市立醫院外科護士的情況。

專案一組隨即對如何落實淩雲的指示進行研究，決定先核實那個護士的行蹤，即“是否有作案時間”“是否去過青島”“是否在那個時段出現在火車站”。在進行上述調查前，可以先派偵查員前往車站派出所了解情況，看是否有那個市立醫院外科護士的報案信息，如果有，則上述調查方案中已有結果的內容可以省略。

偵查員許嘉新、袁力兩個受命前往車站派出所，車站民警調出報案登記材料，那天上午一共接到七起扒竊報案，其中三起是陶阿龍所說的那三個外地偷兒幹的(判斷依據是作案手段類似)，但那個市立醫院的女護上並未報案。偵查員分析下來，認為其原因可能是以下兩種：一是她知曉那塊懷表的來路，發現懷表不翼而飛後根本不敢報案；二是她當時並未發現，待到發現時，她已經在途中甚至已經抵達青島了，也就沒法兒報案了。

上述兩種可能中，以第一種可能居多。以當時人們的生活水平，像這麽一塊懷表，可以算是家庭財產清單中的重要一項了，即便發現遺失時因在途中無法報案，但返回濟南後卻是可以向車站派出所報案的，至少也會去詢問一下。

與此同時，另三名偵查員吳冰琨、黃筠、祝希雨已在著手對那個市立醫院外科護士的外圍調查了。

醫院考勤記錄顯示，外科隻有一名護士在陶阿龍所說的那天未去醫院上班，之後兩天也連續調休，偵查員於是確認，調查對象正是這個名叫白薑的護士。正待進一步查下去，醫院人事科的一名辦事員卻告訴刑警，據內勤科員老屠說，20日上午收到了白小姐留在科室的一封辭職信。
當時濟南剛解放半年，很多方麵還處於百廢待興的狀態，即使像市立醫院這樣已被政府接管的單位，也還沒來得及建立起新的人事製度，醫院人事部門的所有做法還是沿襲解放前。舊時地方上的公私單位，除特務機關之處，即使黨政機關、警察局，從業人員要辭職也是非常容易的，當麵遞交或者通過郵寄、別人捎帶、“留書”(留條子)一份辭職報告(當時稱為“辭表”或“辭帖”)均可，通常不會受到留堆，也沒有什麽“難”可以“留”你的，因為既沒有勞動合同，也沒有社會保險，說走就走，絕無羈絆。所以，老屠也沒把這封信當回事，往旁邊一放就是。之後，白薑果然沒再來上班，也沒來電來函詢問結清工資之事。

偵查員留了紙條子，把那封辭職信帶走了。不過，這封信對於找到白薑的下落並無多大幫助，因為是直接遞交的，並非通過郵寄，信上隻有白薑的簽名，並無住址之類。舊時尋常單位都是不給員工設立檔案的，社會局也沒有這種規定。類似白薑的這種辭職信，人事部門知道就是了，看過算數，過幾天一扔了之。偵查員當然要問一下這位白薑小姐的家址，人事科卻不知道。那麽誰知道昵？說是外科護士長應該知道，護士的上班、加班都是由護士長安排的．有時急診病人多，忙碌起來，醫院會夤夜派車把護士從家裏接來。偵查員去問了護士長，果然，白薑的家址在她那個小本子上記著哩——北坦南街某號。

三偵查員又去了北坦派出所。一說白薑，所長問遍所有警員，都說沒有印象。吳冰琨尋思，看來那個扒手陶阿龍所說不錯，那姑娘還真是個沒“出世”的小妞兒，連戶籍警都不知道。

這時，正好來了一個高個兒老頭兒，看似跟所有警員都頗熟悉，打過招呼後，從提著的一個布兜兒裏掏出染紅了的雞蛋分發給眾人，連三個偵杳員也一人塞了一個。所長介紹說這是老羅，原是派出所警齡最長的老警，去年9月下旬濟南解放後留用。沒隔一個月．他六十歲生日那天，市局忽然來了個千部，說奉命通知老羅，按規定您老已獲準退休，今後不用來上班了，工資照發，患病去醫院治療概由政府支付一應費用。說著，跟老羅握手，說您老是全市公安係統留用警員中第一個享受退休待遇的，向您表示祝賀！祝您老健康長壽！當時，不僅僅是老羅本人被驚到了，其他留用警員也都深受感動。老羅退休後，時不時來派出所坐坐，作為轄區的“老土地”，他知道許多別人不清楚的情況。

偵查員聽所長這麽一介紹，便向老羅打聽白薑其人。老羅果然是“老土地”，馬上說知道這閨女，那是糧商薑義真薑老板和如夫人白淑華所生的女兒，隨母姓，以父姓為名，故叫白薑。後來薑老板病歿，母女倆另立門戶，住到了本管段內，但母女倆的戶口還掛在薑老板的本宅，聽說是薑家大兒子的主意，什麽原因就不清楚了。

偵查員這才恍然，難怪大夥兒都不知道這姑娘是誰，原來其中還有一段隱情。吳冰琨朝所長使個眼色，後者便招呼偵查員去他辦公室坐。出於保密需要，吳冰琨沒向對方透露正在調查的“暗殺團”案，隻說是在查摸祥元館命案的線索，這是案發伊始市局就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通報過的。吳冰琨出任該案專案組組長，圈內自然是有傳言的，至於後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該案從刑警隊轉隸市局督察室，警方內部就隻有相關領導和偵查員知曉了。所以，吳冰琨的說法順理成章。

派出所長表示將全力配合專案組的調查。目前，專案組急需在不驚動當事人的前提下查明白薑的下落。跟所長商量了一下，都認為警方不出麵為好．可以請保甲長(其時保甲製尚未廢除，但新政權已經根據人民群眾的反映，對舊保甲長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協助了解相關傦況。

新任保長方某曾是教師，坊間都稱其為方先生，解放前因追求民主進步被國民黨警察局關押，憤而辭職。解放後被區政府任命為保長，其工作積極性甚高，又是知識分子出身，辦法也多，很快就查到了白薑的去向一一

三天前，3月20日，白薑隨其母離家外出，據其母事先向鄰居透露，她在章丘有一個表姐，其子也即她的表外甥娶親，邀請她們母女參加婚禮。方先生做事比較仔細，追問過那家鄰居該信息是聽說還是親眼所見。鄰居說那天她並未親眼看見白氏母女出門，但頭天下午她在門前跟另一鄰居劉大爺說話時，遇到白淑華從外麵回來，手裏提著幾件禮品，正要上前搭話詢問，對方已經主動告訴說明天要去章丘吃喜酒之事。第二天上午，她從菜場買菜回家，見白宅大門緊閉，尋思都這個時候了(大約七八點鍾)還關著大門，料想母女倆已經出門了。

方先生又去找劉犬爺核實，劉說確有此事，他是親眼目睹白淑華提著禮品從外麵回來的，也聽說了次日母女倆要去章丘的話頭。正說著，劉大爺的兒媳婦從外麵回來了，聽明方先生的來意，說那天早晨她親眼看見白氏母女穿戴一新，手提禮品出的家門。

吳冰琨聽了方保長的匯報，問白宅使用的門鎖是司必靈鎖還是掛鎖。方保長說是司必靈鎖。吳冰琨當時沒說什麽，但總覺得不甚放心，畢竟這是一起要案，容不得半點兒差池。離開派出所返回駐地，專案一組幾個偵查員議了議，其他偵查員也跟吳冰琨有同樣的擔心——別是這對母女聽到什麽風聲跑路了？或者更糟糕，已被同夥滅口，藏屍宅內？還是設法進去看看比較保險。

當天深夜，專案一組悄然前往北坦南路白宅，帶了一個從看守所找來的精通開鎖的盜竊犯．還特地從承辦該犯案子的刑警那裏借得了收繳的開鎖工具。當時人們的夜生活普遍貧乏，午夜過後大街上已經車馬罕見，路人亦幾近絕跡。一行人抵達後，那個盜竊犯輕而易舉就把白宅大門上的司必靈鎖捅開了，還一臉不屑的表情，那意思很明白：這明明是大材小用嘛！

偵查員查奢了白宅的客廳、臥室、書房和廚房，沒有發現什麽異樣；又查看了前麵天井和後麵的小花園，也未見挖掘掩埋的痕跡，這才放下心來。

這種特殊行動進行一趟不容易，既然來了，還有一位開鎖高手，捎帶著把這座宅子裏上鎖的櫥櫃、抽鬥什麽的都打汗看了看，尤論是白淑華的珠寶首飾、黃金銀洋，還是白薑的私房錢之類．都在各自的私密空間保存得好好的——這說明她們(特別是專案組所關注的白薑)並未跑，路，應該真的是去章丘吃喜酒了。

專案一組把對白薑下落的查訪情況匯報上去後，淩雲問吳冰琨下一步準備怎麽做。吳冰琨說，我們研究了兩個方案，一個是去章丘查找白氏母女的落腳點；還有一個則是在濟南這邊做好守株待兔的安排。出於穩妥考慮，淩雲傾向於後者，但最終如何定奪，他要向李士英局長請示後再說。

大約半小時後，一組還沒等到上級指示，管段派出所來電通報了一個新情況：保長方先生剛才來所報告，說昨晚有人親眼所見，白薑站在附近的“泰山戲院”門口，像是在等退票或者等人！

吳冰琨立即叫上偵查員許嘉新、祝希雨直奔派出所。方先生已經在那裏等候了，旁邊還坐著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女性，她是方先生的妻子李幼仙。

引起重視的這條信息，就是李幼仙提供的。李幼仙早年畢業於女子師範，與方先生是同事。方先生因支持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而被捕，後經營救獲釋。方先生拒絕回校繼續執教，李老師隨即也公開宣布辭職。夫婦倆自謀出路，聲稱“勞動最光榮”，發揮自己的特長，妻子做了裁縫，丈夫堂堂大學畢業生，卻重新拾起祖傳的修鞋手藝做起了皮匠。

這天清晨，李幼仙去菜場買菜，巧遇這一帶有名的中式裁縫師傅老潘。在她初做裁縫時，老潘曾對其多有指點，兩人便駐步閑聊。片刻，住在附近的戲院畫師宣先生路過，宣先生年近八旬的老母穿了一輩子中式服裝，自從接觸過出自老潘之手的成衣後，從此就隻認潘師傅，其他即使是百年老字號的成衣匠製作的衣服也一概不認。因此，宣先生跟老潘關係一向很好，兩人每次見麵哪怕再忙，也會聊上幾句。

這天也是這樣，宣先生跟老潘寒喧過後，又向李幼仙打了招呼。李幼仙正待離去，被宣先生喚住，問方先生出任人民政府的保長後．不知是否還有空做鞋，他想請方先生為老母定做一雙軟底鞋，接著，話題就由做鞋說圈了本街坊剪鞋樣的高手白淑華。李幼仙說，聽說白女士這兩天攜女外出去章丘了，待她回來後，宣先生可請她為令堂剪了鞋樣送我家來，老方會抽空盡快完成的。哪知宣先生說，白女士可能回來了吧？昨晚我在戲院門前看見她的女兒白小姐了，她還招呼我呢。

專案組訪查白薑之事，吳冰琨是叮囑方保長保密的，李幼仙並不知曉，至於白椒華攜女外出之事，她是昨天聽到她家裏請她做衣服的街坊(白家的一位鄰居)隨口說起的，並沒當回事。李幼仙回家後，把老潘要為其老母定做一雙軟底鞋之事說了說，自然也就說到了宣先生在戲院門前遇到白小姐的情節。方保長一聽暗驚，趕緊出門前往派出所報告。
當下，吳冰琨、許嘉新、祝希雨去戲院找畫師宣先生核實情況，宣先生的陳述跟李幼仙相符。看來鄰居所說的白氏母女同去章丘之說有誤，至少白薑並沒離開濟南，但她也沒有回家，而是跟另外什麽人待在一起。這個“另外什麽人”十有八九就是差遣白薑作為“暗殺團”信使前往青島的幕後人物。

鑒於情況發生了變化，吳冰琨返回市局後立刻向淩雲報告。淩雲指示示一組分頭進行調查，一是在自宅附近設下暗樁，秘密監視：二是以“戲院門口”這條模糊線索作為切入點，設法找到白薑的下落。兩路工作同時鋪開，人手不夠可以從二組抽調。

吳冰琨回到辦公室，立刻作了分工，吳冰琨、袁力、黃筠三人負責調查白薑的下落，許嘉新、祝希雨負責對白宅的監視，暫不抽調二組人員，待偵查工作有了頭緒，再調不遲。

兩路偵查員隨即出動。吳冰琨三個直奔戲院，打算了解一下最近戲院門口都有些什麽小混混兒來做市麵，昨晚白薑出現在這裏，也許這些小混混兒們會留意到(以白薑的外貌、穿著，肯定會受到這些家夥的關注)。剛到戲院門口，戲院門房突然從門衛室裏衝出來，沒頭沒腦問了一句：“就是您三位吧？”

偵查員都是一愣，頭前的袁力第一個反應過來：“大爺，是有人要我們接聽電話吧？”
吳冰琨從門房的神情馬上知道袁力問著了，沒等門房回話就進了門衛室．一把抓起電話聽筒。

電話是偵查員祝希雨打來的：白宅出事了。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