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筆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塵封檔案】係列之148：華東特案組（六）甬城行動（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9年 第2期 81-102頁 共22頁
作者：魏遲嬰、東方明、邱北始、周老壯
上期內容提要：
寧波解放初期，盤踞於舟山的國民黨軍隊不斷派出軍機對寧波進行空襲，潛伏在寧波城內的敵特組織則為敵機指示轟炸目標，給寧波軍民造成巨大損失，嚴重幹擾了我軍解放舟山群島以及東南沿海其他島嶼的戰略部署。1950年2月，華東特案組密赴這座別名“甬城”的濱海古城，奉命挖出潛伏在寧波的敵特組織。不料，剛剛抓獲了一個敵特組織成員，正待從他身上挖出線索，他就在特案組眾偵查員眼皮底下被同夥雇傭的江洋大盜槍殺了……
九、緊鑼密鼓
1950年2月16日，除夕。華東特案組七名成員以及滬、甬兩地的各七名外援便衣全體出動，調查檢舉信中舉報的那個在元旦前夜發射信號彈向敵機指示空襲目標的敵特分子。一天下來，未能獲得任何線索。
當天晚上，焦允俊讓寧波市局的七名便衣外援全部回家，與家人歡度除夕，剩下的人一起吃年夜飯。他們搭夥駐地警衛班夥房，年夜飯與部隊一樣。寧波盛產海鮮，部隊夥房置辦的這頓年夜飯自是比較豐盛。不過，焦允俊之前對大家許諾的喝酒未能兌現，倒不是因為沒找到線索沒心情喝酒，而是郝真儒堅決不讓，理由自不待言：提高警惕，謹防敵特搞破壞。
這倒並非空穴來風。寧波雖已解放近九個月，但是，因為地處前沿，敵特活動猖獗，時有暗殺、爆炸，甚至小股匪特襲擊等惡性案件發生。郝真儒生性謹慎，在黨支部三成員的碰頭會上反複強調不能喝酒，焦允俊也就不再堅持。用焦允俊的話說，這是他參加革命以來菜肴最為豐盛的一頓年夜飯，但同時也是最沒滋味的一頓，就因為沒酒。
次日，大年初一。特案組和滬甬便衣不放假，外甥點燈籠——照舊。除郝真儒留守駐地，特案組及便衣外援二十人按之前的分工外出訪查線索。
焦允俊原是跟譚弦和上海外援老鬱結伴訪查的，這天他不知出於什麽考慮，要獨自上街溜達，看能不能新年新氣象，撞個大運。中午他沒回來吃午餐，直到下午四時許方才灰頭土臉地出現在駐地，說看來俺老焦流年不利，白跑了大半天啥線索也沒摸到，不知其他兄弟是否交上了好運。郝真儒皺了皺眉，正要提醒他注意語言，電話鈴響了。
電話是聯絡員老蓋打來的，說市局石甘棠局長今晚邀請特案組全體吃個飯，給大家拜年。原本有點兒沒精打采的焦允俊眼睛頓時一亮，說石局長是上虞人氏，上虞舊時屬紹興府管轄，紹興人擅長釀酒，紹興黃酒遠近馳名，紹興人也都善飲，估計石局長也不例外，所以這頓飯肯定有酒。說著，他看了郝真儒一眼，話鋒一轉：不過呢，老郝你昨晚說的也有道理，在寧波地麵上過年可不敢大意，我的意見，要不咱們就別去了。郝真儒思忖片刻，說如果全體不去，那就是拒絕地方同誌的盛情了，不太合適，我的意見是推舉一位同誌作為特案組的代表過去。
焦允俊說，那你去不就行了。石局長講究正形，老郝你一貫正形，赴石局長的飯局，保證談得攏。郝真儒說我向來滴酒不沾，這種場合不喝酒怎麽行？要不……話說到這兒，突然明白了焦允俊的用意，老郝微微一笑，說老支同誌酒量不錯，說話也謹慎，我覺得他代表特案組過去比較合適。焦允俊沒想到郝真儒這樣嚴肅的人也會玩心思，他本打算借機赴飯局喝回酒解解饞，做了好些鋪墊，不料被老郝看穿，當下做痛心疾首狀，老郝啊，不是俺批評你，這種跟地方同誌溝通的大事，具體派誰去，還是要咱們三個支部成員好好研究一下，你怎麽能獨斷專行呢？說著說著，忽見老郝和支富德相視而笑，意識到自己被他們捉弄了，不由有些尷尬，但馬上又恢複正常，說看來以後要注意防火防盜加上防老郝了。那俺就自作主張了，特遣焦允俊同誌以特案組代表名義榮赴石局長飯局。此令！
郝真儒原以為焦允俊好不容易遇上這麽一個喝酒的機會，會在石局長那裏多待會兒，出乎意料，剛過七點焦允俊就返回駐地了。郝真儒等一幹偵查員正圍著桌子議案情，沒人聞到他身上有酒氣，也就是說，他赴飯局竟然沒喝酒——這明顯反常啊。看上去，焦允俊興致還不錯，剛要和大家打招呼，忽然眼光一掃，定格在桌上放著的一支信號槍上，頓時一個愣怔：“這是從哪裏弄來的？”
郝真儒看看孫慎言，意思是讓孫向焦允俊匯報一應情況，因為這條線索是以孫慎言為首的那撥偵查員查摸到的——
孫慎言和外援便衣陳功、彭祖壽一組，負責走訪第一、二區交界的中山路一帶的居民，收集與檢舉信中所說的那個發射信號彈的敵特分子相關的線索。他們先去了管段派出所，戶籍警老朱向他們介紹了本管段居民的大致情況，然後陪同他們下去走訪。上午走訪了二十多戶居民，未能獲得線索。老朱建議下午把幾個居委會幹部召來，開個座談會，請他們說說各自區域的居民情況。
這天是年初一，五名居委幹部來派出所時，不約而同都帶來一些花生瓜子、自製糖果糕團等茶食，座談會成了茶話會。五人說了一些情況，提供的嫌疑對象一共有十一個。但以孫慎言的專業眼光判斷，這些對象都與案件無涉。當然，老孫不會把這層意思表露出來，那肯定會挫傷人家的積極性。一聊就聊到三點多，戶籍警老朱剛宣布散會，忽然風風火火闖進一個女子，說要向戶籍警反映情況。
來人叫薛荷花，是老朱管段的居民。問她要反映什麽情況，薛荷花將抱在手裏的一個沉甸甸的藍色布包往桌上一放。孫慎言馬上聽出是金屬物件，生怕是爆炸物，迅疾阻止正要伸手的老朱，朝陳功丟個眼色，後者示意老朱把薛荷花帶到另一間屋裏。孫慎言吩咐陳功、彭祖壽也去外麵待著，先側耳諦聽是否有定時器聲響，然後小心翼翼把布包打開，裏麵的物件就是眼下放在駐地會議室桌上的信號槍。
這支信號槍薛荷花是如何得到的呢？薛荷花說，她來派出所就是要檢舉發射信號彈的特務，這個特務，就是她的丈夫！
薛荷花的丈夫名叫許錦品，四十掛零，寧波本地人氏。兩人都是再婚，抗戰期間，日寇在寧波城內追捕遊擊隊，雙方交火，許的前妻誤中流彈；薛的前夫是個生意人，因為生意好，手中有了錢，於是吃喝嫖賭，薛一怒之下離了婚。那是1946年的事兒，過了一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小學老師許錦品，兩人處下來，都覺得還不錯。當時提倡“集團婚禮”，就是多對夫婦舉行集體婚禮，熱鬧且節省。薛、許兩個的婚禮當時是上了報紙的，因為他們夫婦兩側還各站著一對新人——薛、許與前任配偶均生有一女，其時都已成年，也有了對象，幹脆湊到一起行了婚儀大禮。
婚後，薛荷花與丈夫相處和睦，經濟上也比較寬裕。許有一份教師薪水，盡管國共內戰打得不可開交，作為後方的江南也受戰爭影響，行業欠薪並不鮮見，但教師行業都是發全薪的；而薛荷花離婚時分得了一筆比較可觀的財產，光是利息就足夠一般的生活用度了。薛對這份日子心滿意足，不料，自去年5月下旬寧波解放，丈夫漸漸發生了變化。
起初是平時晚飯和周日午餐晚餐不像往常那樣回家來吃了，到了暑假也不像以往那樣好好待在家裏，經常外出，通宵不歸是常事。寒假開始後，許錦品更是隔三差五夜不歸宿。薛荷花問他何故，他推說是在做生意。春節前夫妻倆商量得好好的，小年夜（2月15日）那天一起去上海走親戚加遊覽，過了初五再返甬。許錦品的一個表弟在客運碼頭售票處工作，購票方便，前幾天已經幫忙代購了船票。在薛荷花看來，這趟旅行已經是板上釘釘，可2月14日丈夫出去後卻沒再回家。薛荷花等到次日，知道有問題了，就去碼頭向表弟詢問，得知許錦品已於昨天中午把兩張船票退了，說有急事要去慈城孝東鎮（舊慈溪縣城，1954年改稱慈溪鎮，後改為慈城鎮，現屬寧波市江北區）。薛荷花以為許肯定要回寧波過年，哪知昨天並未回家。出嫁的女兒事先聽母親說要去滬過年，也就沒來家裏和母親團聚，昨晚的年夜飯，薛荷花是一個人吃的。
今天上午，薛荷花越想越惱火，外出溜達時看見街頭貼著的公安局號召居民檢舉敵特的通告，回想丈夫這大半年來的變化，不禁覺得可疑，而其爽約退掉船票後又去慈城孝東鎮之舉，更是讓薛心中的疑團發酵，尋思待丈夫回家後得好好盤問一番，如果他真的跟敵特有勾結，那這夫妻肯定做不成了。薛荷花一個人也無心過年，決定把家裏打掃一番，在整理五鬥櫥時，無意發現最下麵的抽鬥裏竟然有一支信號槍，斷定許錦品是特務，遂出門直奔派出所。
聽孫慎言如此這般一番匯報，焦允俊沒吭聲，拿起信號槍看了看。他對此類玩意兒很是熟悉，三下五除二把信號槍大卸八塊，仔細檢查了一番，又拚裝還原，扭臉看看郝真儒、支富德，突然起身離開。郝、支會意，知道他有話要說，也跟著出了會議室。
在另一間屋子裏，焦允俊、郝真儒、支富德三人舉行臨時支委會。焦允俊先前去赴宴，原本是打算痛飲一番的。沒想到石局長一上來就向他傳達了一個絕密消息：中央決定在蘇聯老大哥的幫助下，組建包括高炮陣地、雷達係統在內的新中國防空部隊，保衛首都及沿海各大中城市的空域。華北軍區高炮十八團已調赴上海，蘇聯軍方也應我國的要求，派出防空部隊前往上海。中央認為，徹底解決盤踞舟山群島國民黨軍隊的時機已經成熟，寧波係前沿基地，必須進駐防空部隊。最近，蘇聯防空專家小組將在我軍方人員陪同下到寧波進行勘察，擇定防空部隊陣地。台灣敵特肯定要作出強烈反應，進行包括刺探情報、轟炸陣地選址和裝備、暗殺蘇聯專家和我方技術人員等破壞行動。華東局社會部、浙江省公安廳領導相繼作出指示，寧波公安要全力以赴完成警衛使命，並轉告華東特案組，務必注意敵特在這方麵的動向。
赴宴路上，焦允俊一直在考慮眼下針對檢舉信開展的偵查工作，他有一種直覺，這樁活兒有什麽地方不對頭。經過一個十字路口等紅燈時，腦子裏突然靈光閃現——如果這封檢舉信是敵特分子故意炮製的呢？想到這裏，他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待見到石甘棠局長，聽他傳達了上述情況，焦允俊已基本認定自己的猜測八九不離十了。當然，根據紀律規定，特案組的工作內容對當地警方也是嚴格保密的，所以他沒向石局長透露。
意識到偵查方向和策略需要馬上調整，他也就沒心思蹭酒喝了。回到駐地，報務員剛剛收到一份密電，正要送特案組領導。密電是馬頭兒發來的，內容有二：一是據我方最近獲得的情報，台灣方麵已獲悉華東特案組赴甬開展偵查的情況，估計會通知甬城的潛伏敵特，要求特案組全體同誌務必注意安全；二是已委托浙江省廳轉告寧波方麵，向特案組傳達一個絕密消息——就是焦允俊剛剛在石局長那裏聽到的內容。
聽焦允俊說了上述情況，郝真儒沉思不語。支富德說，檢舉信是真是假，一時還不好下結論，今天下午老孫不是接到舉報，連信號槍都拿到手了。焦允俊搖頭，說信號槍的確是真貨，可以正常使用，但槍膛裏沒有火藥味兒，也沒有經常擦拭的痕跡，顯然很久沒使用過了。而且這是日本貨，顯然是日軍投降時繳獲的戰利品，我認為跟我們要查的線索無關。那個去慈城過年的許老師估摸不會是特務分子，多半是婚外情。
郝真儒緩緩點頭，說檢舉信到底是真是假，事關調查方向，我們必須好好研究一下。焦允俊說，俺老焦已經準備好熬通宵了，這個春節，終生難忘啊！
說是熬通宵，可支委會到午夜就結束了。次日清晨，特案組以及外援偵查員在前後兩個院子裏晨練時，發現焦允俊沒露麵，都以為焦允俊最近太過疲勞，起晚了。可是，等到開早飯了，焦允俊依舊不見人影。有人問郝真儒，老郝也是一臉茫然。
特案組長竟然失蹤了！
十、虛實有道
焦允俊銷聲匿跡三十六個小時，重新出現在眾人麵前時，已是年初三傍晚。一幹偵查員嚴守紀律，不但沒有上前問長問短，看到組長時的眼神也與往常沒有兩樣，就仿佛老焦始終與他們在一起。焦允俊不在的這兩天裏，特案組其他偵查員完成了一項調查，證實了焦允俊的判斷，那個許老師與本案無關。
年初二，特案組除郝真儒留守駐地，其餘五名偵查員由支富德帶隊，另有數名外援便衣，一幹人直奔慈城孝東鎮查覓許錦品的下落。來到鎮派出所，支富德以上海市公安局偵查員的名義跟所長單獨聊了聊，有限道明來意，要求派出所全體民警放下手頭的工作，全力協助查找許老師的下落。
調查工作進行到年初三上午八時許，總算有了結果，許錦品與鎮上一個鄔姓小寡婦去了鎮外三裏地鄔家莊小寡婦的外婆家。於是立刻出動，把這對男女一並拿下，押解回甬。訊問下來，許錦品跟鄔氏是情人關係，兩人當年讀師範時是校友。去年鄔的丈夫患病而歿，許就與其勾搭上了。至於那支信號槍，是他在抗戰勝利後從收舊貨的“破爛王”那裏買下的。他是體育老師，一直想弄支發令槍，但校長跟他有隙，他向校長提了幾次，都被打了回票。正鬱悶時，偶然看見胡同口的“破爛王”在擺弄一支日軍遺留下來的信號槍，尋思可以改裝成發令槍，就出了點兒小錢買了下來。還沒來得及改裝，校長換了人，新校長是他的師範班長，那就一切好說了，發令槍一買就是兩支。這樣，那支信號槍就一直擱在家裏。
訊問結束，偵查員隨即找到“破爛王”蘇老二，許的說法得到了證實。於是，這條線索就給排除了。
至於特案組長這段時間去了哪裏，在幹什麽，隻有郝真儒知曉。但老郝是資深地下工作者出身，當年奉命打入租界捕房一待數年也沒有露馬腳，口風之緊可想而知，他的“一臉茫然”蒙過了所有同誌。現在，該是揭開蓋子的時候了。
年初一晚上的支委會上，焦允俊、郝真儒、支富德結合檢舉信的真假以及上級密電傳達的內容進行討論，決定改變工作策略，原先是敵在暗處我在明處，現在將其調個方向，變成我在暗處敵在明處。那麽，具體怎麽個調法兒呢？最佳方案就是利用蘇聯防空專家來甬為防空陣地選址之機，針對敵特擬進行的刺探和破壞活動，暗中設伏，尋機將其擒獲。因此，應請上級與寧波方麵聯係，屆時寧波市人民政府放出風聲，稱我方將在甬部署防空部隊以保衛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再造出些聲勢，引蛇出洞。
既然那封檢舉信很可能出自敵特之手，目的是轉移特案組的偵查視線，目前不宜讓對手察覺到特案組已對檢舉信的真實性產生懷疑，有必要假戲真做，寧波警方以及特案組都應抽出一部分力量，繼續對此進行偵查。
上述事宜商量定當，支委會結束，老郝立刻起草請示電報交報務員拍發，忙完這些方才安歇。焦允俊和郝真儒住一間屋子，兩人躺下後，心裏還惦記著工作，一時睡不著，遂又聊起案情，聊著聊著，兩人都意識到拍發電報之舉似有不妥。為什麽這麽說呢？蘇聯專家來甬為防空陣地選址，那屬於軍方的管轄範疇，特案組的工作要與此搭上關係，須上級跟軍方協商，不是華東局社會部說了就算的，而且事關重大，說不定還需要由北京最後拍板。如此，馬處長向華東局社會部領導請示的時候就需要若幹充分的理由，否則萬一說不清楚，就不得不來電詢問，那就耽擱時間了。焦、郝認為有必要向馬頭兒當麵報告，於是就有了焦允俊的滬上之行。出於安全考慮，郝真儒主張嚴格保密，就他們兩個知道就可以了。
寧波赴滬的交通實在令人沮喪，火車、汽車都不通，自備汽車輾轉繞道都不行（曹峨江、錢塘江均無橋梁），交通工具隻有輪船。幸虧這是春節期間，滬甬之間每天加開一趟客輪，焦允俊在年初二拂曉前到碼頭上船，當天傍晚抵達上海，立刻去見馬處長。馬頭兒已經收到電報，誠如焦允俊估料的那樣，上邊要了解的情況很多，馬頭兒列了一個提綱，正想電告特案組。現在焦允俊來了，那就更好了。
對於老焦來說，滬上之行是工作、生活雙豐收。馬頭兒體恤特案組長的辛苦，招呼秘書小楊給焦允俊拿來了“荷蘭水”（當時滬上對汽水的稱謂）讓他品嚐，還不知從哪兒弄來了一瓶標簽上印著外文的葡萄酒。焦允俊一邊喝酒一邊匯報工作，總算是安慰了一下肚子裏的酒蟲。
年初三，下榻於延安東路市公安局內部招待所大滬飯店的焦允俊早早趕到十六鋪客運碼頭，上船前，小楊匆匆趕到，送上一包供焦允俊途中充饑解渴的吃食，同時悄悄告知，特案組的“釣魚”計劃已經獲得上級批準。焦允俊當天回到寧波，立即宣布計劃於次日啟動。
年初四中午，全市各區、街道、公家單位都接到通知，要求張貼標語，大張旗鼓地歡迎我軍防空部隊即將進駐甬城；幾家檔次較高的旅館也接到通知，要求打掃衛生、更新設施、培訓人員，準備接待蘇聯專家和解放軍防空部隊來甬做準備工作的人員。年初五下午，舉行全市鬥爭大會（即後來的批鬥會），數十名反革命分子、土匪強盜被押上台，其中就有已經排除嫌疑的小學老師許錦品及其情婦鄔某，這二位臨時被官方借用，作為“為敵機指引空襲目標的敵特分子”接受批鬥。特案組特地請聯絡員給石甘棠局長捎話，要求對許、鄔進行嚴密保護，以防場麵失控，二人被憤怒的群眾毆打致傷。
特案組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九支”頭目、代號“09”的“八池醬園”老板紀辛光完全被蒙在鼓裏，以為特案組已經被自己牽著鼻子走了。這幾天，他每天向台灣“國防部二廳”總部發密電報告情況，得到總部的褒獎，不由心情大好。不過，畢竟是老牌特工，紀辛光的好心情來得快去得也快，到年初五夜間打坐練功後就完全消退了。換位思考，他很快意識到，那封檢舉信的效力如同藥物一樣是有時限的，盡管特案組被引上歧路，但早晚會回過神來，繼續盯著與單超昌有來往的人不放，這是“九支”的軟檔。
因此，紀辛光必須設法牽製特案組的精力，像炮製檢舉信那樣製造一個又一個圈套，使特案組疲於奔命，而不致處於“沒有方向”的狀態中——一旦沒有偵查方向了，他們就會主動尋找方向，通常的思維就是把之前沒有進行完的調查，或者雖然已經調查過但心裏覺得不踏實的某幾個對象再查摸一遍。這是紀辛光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他必須繼續給特案組出難題。
想到這裏的時候，“九支”電台報務員、醬園賬房先生同時也是紀辛光的助手王複祥送來一份“二廳”發來的密電，譯出來一看，竟是特案組在甬城駐地的地址。
特案組駐地是嚴格保密的，“九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刺探到，怎麽台灣方麵這麽清楚呢？這個，連資深特工紀辛光也想不明白。不過，這份情報的獲得，倒是給了紀辛光一個轉移特案組偵查視線的機會。
前麵說過，紀辛光早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久就被“國防部二廳”的前身“軍委會二廳”派遣來甬，以醬園老板身份為掩護從事情報工作。盡管手下有八名得力部屬，但光靠醬園這些特務夥計顯然是不夠的，紀辛光還得廣泛交際，結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中自然也有海盜慣匪之流，前文說及的“水陸通吃”淩仕琰就是其中之一。另外，還有一個溫州海盜“鐵腳王”王彪，抗戰時一度也是紀辛光依靠的一個得力對象。抗戰勝利後，王彪不知所蹤，紀辛光也就把這個曾經對天八拜喝過血酒的老哥丟在腦後了。哪知，除夕那天中午，王彪突然登門拜訪。
紀辛光所處的環境今非昔比。以往遇到重要的情報交易，或者提供情報的是黑道白道的有名人物，紀辛光必親自出馬，否則就顯得沒有誠意，以後人家就不會再跟你打交道了。如今在人民政府眼皮底下，過去的那些狐朋狗友別說在家裏接待，大街上最好也不要碰到。這類角色，林林總總加起來少說有十幾個。好在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懲治漢奸時處置了一些，因健康原因或黑道火並死了若幹，寧波解放後還有三個被鎮壓了，剩下的不知下落，如今寧波地麵上已經沒人知道醬園的底細和紀辛光東夥的真實身份了。紀辛光萬萬沒想到，此刻竟冒出了一個“鐵腳王”！
王彪告訴紀辛光，當年他得罪了一個勢力很大的仇家，隻好潛往上海灘。先在市區做生意，不料對方竟然派人追到上海。他尋思市區不能待了，就去了浦東高橋鎮，生意也不敢做了，目標太大，容易暴露。幸好他少年時學過木匠，就買了些工具，租了間屋子，做起了箍桶匠。去年5月上海解放，報載那仇家被溫州老家那邊的人民政府槍斃了，他總算鬆了口氣。可也有壞消息，雖然抗戰爆發後他大多在寧波、紹興、嵊州一帶作案，但早年在溫州也是惡名昭著，那邊的父老鄉親還惦記著他，早就向政府控訴過了。臘八節那天晚上，溫州公安追捕到高橋鎮上，深夜造訪，破門而入。幸虧他常年為匪，機警異常，地形又熟，僥幸逃脫。之後，在長三角轉悠了一個月，覺得處處都是陷阱，大陸已不是他這種人的棲身之地，要想活下去，隻有投奔台灣的朋友。
從福建去台灣風險太大，不說偷渡，光是從長三角奔福建就危險重重。思來想去，隻有從寧波去舟山，再從舟山去台灣。但他長期為害寧（波）紹（興）地區，多次在舟山群島作案，早已是窗戶裏吹喇叭——名聲在外，舟山官府每一任警察局長、保安團長等上任時簽發的通緝令中都有王彪的大名，而且特別抬舉“鐵腳王”，總是把他排在前麵。如此，他如果貿然踏上舟山群島，想來不會有好果子吃。無奈之下，便來拜訪盟弟紀辛光，隻要紀辛光給他寫一紙三指寬的條子，舟山黨政軍警保安團無論哪個部門都會一路綠燈。這就是“鐵腳王”拜訪紀老板的目的。
抗戰時王彪幫過紀辛光的大忙，有兩次直接救過他的性命，救命之恩，不能不報。況且王彪在寧紹地區江湖上人脈甚廣，朋友眾多，如果“九支”有什麽事兒需要他相幫，相信隻要開口，應該不會打回票。至於對方提出的要求，實施起來就像對淩仕琰一樣，小菜一碟。紀辛光答應提供幫助，當然，不能向對方透露自己目前的身份，隻說抗戰勝利後已不再為黨國效力，規規矩矩經營醬園生意。但以前的朋友應該還有一些在舟山，容他打聽一下再做計議。鑒於“鐵腳王”目前的身份，寧波市裏顯然是不能待的，可以去醬園在鄉下沈莊的一個佃戶家裏暫時棲身，待過完年再說。隨即給王彪安排船隻，前往鄉下。
現在，紀辛光得到了特案組駐地的地址，腦子裏突然冒出一個念頭：何不指使“鐵腳王”組織一次對特案組的暗殺行動？如果成功，對醬園最大的威脅就消除了；不成功也沒關係，正好可以牽製特案組的精力——發生了暗殺事件，還不得立刻把全部力量投入到追查凶手上去？不過，這事隻能讓王彪出麵去組織，不能把醬園牽連進去。
2月23日，醬園賬房先生王複祥去了沈莊，跟“鐵腳王”一拍即合。這廝在沈莊躲著，正覺無聊，此刻有了釋放的機會，況且此事跟其潛逃舟山有直接關係，他當然樂意去做。
而這時特案組正在忙著準備實施“釣魚”計劃，根本不知道危險正在逼近……
十一、暗殺行動
在王彪二十餘年的匪盜生涯中，暗殺、綁票之類的活兒不知幹過多少，抗戰時僅在寧波一地就製造過兩起針對日軍軍官住所的投毒和爆炸行動，拿到過紀辛光轉交的“軍委會二廳”的獎賞。因為多次成功，他慣於在固有的框框裏思考問題，認為這次針對華東特案組的行動也不過如此。
王彪對寧波市區的地理非常熟悉，紀辛光一報地址，他馬上想起了那裏的房屋結構情況以及周邊的地形。當然，踩點還是需要的。化裝成小販過去瞄了瞄，發現那裏已經成了軍用倉庫，住著一個班的警衛戰士。硬上肯定不行，那怎麽辦呢？王彪想到了投毒。
經過兩天化裝跟蹤，王彪發現特案組自己並不開夥，而是在警衛班搭夥。警衛班有一個年歲較長的戰士專事炊事，他采買食材有幾個固定店家，其中的烹飪調料一直是在附近的“日升油醬店”購買。王彪暗忖，這真叫天助我也。怎麽這麽說呢？原來這家油醬店的梁老板年輕時幹過半年海盜，是王彪一個道上朋友老朱的嘍囉。後來負傷瘸了一條腿，老朱就給了梁一筆錢讓他回家。梁用這筆錢鈔作為本錢，從走街串巷叫賣油醬的小販做起，直到後來開起了店鋪做了老板。老朱的日子卻是每況愈下，1946年內部火並一敗塗地差點兒喪生，嚇得趕緊金盆洗手改做良民。因傷病什麽都幹不了，至今還縮在家裏，日子越過越難，不但經濟拮據，不時還有公安登門外調，估計他折進局子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王彪的主意就打在老朱身上。他買了幾樣禮物前往拜訪，兩人心照不宣，見麵隻聊友情，不談近況。王彪說他有一個親戚有海蜇要出售，是否可讓親戚在“日升油醬店”店堂一角擺個小攤頭，賣光就算，煩請兄台去跟梁老板打個招呼。老朱是個精明人，跟王彪交往時間又長，知道這主兒心裏小九九比較多，隻怕眼前這話頭有詐。不過，有詐也好，王彪以前跟國民黨特務走得近，沒準兒現在已經加入了那幫子，此刻幹的就是特工的活兒。他幹脆把話挑明，說了自己的處境，想投奔舟山的朋友，但他現在貧病纏身，沒有別人相助根本挪不了窩，是否可以請王彪幫忙通融。王彪要派對方用場，尋思先答應了再說。於是老朱就去找了梁老板，自是一說就成。
王彪以前在寧波地麵上頗有幾個嘍囉，解放後的處境都跟老朱差不多，想逃離，又苦於沒有渠道。王彪要完成紀辛光委托之事，正好讓他們發揮作用。當下，他就去找了一個名叫魯三兒的家夥，請他相幫賣海蜇。之所以找魯三兒幹這樁活兒，是因為這主兒以前就是幹的這個營生，對於海產非常熟悉。魯三兒就拿了王彪給的本錢，批了些海蜇以及分裝所需的陶瓷小壇子。
根據與紀辛光的約定，王彪在靈橋畔的電線杆上留了個記號。紀辛光隨即指派王複祥跟王彪見麵。王複祥回來匯報了王彪的行動方案，紀辛光反複考慮，認為可行，就讓王複祥給王彪提供毒藥。
魯三兒按照王彪的吩咐，把海蜇加老醋、食鹽、蒜泥、香油、辣椒粉等進行調理，再炒了一斤白芝麻分裝在一個個小瓶裏，出售時送給顧客，關照取食時撒一些，可添味增香。然後，就攜了一應物品前往“日升油醬店”，在店堂一角擺了個小攤。梁老板取了塊木板，上麵寫了“本店新到海蜇，歡迎選購”之類的廣告詞放在門外。當天就有顧客購買，魯三兒便從大甕裏取出海蜇裝進陶瓷小罐，連同熟芝麻一並賣給人家。
次日，2月27日，解放軍警衛班那個專事炊事的戰士老封前往“日升油醬店”采購調料，魯三兒熱情推銷。老封嚐了嚐海蜇，覺得味道不錯，就買了一小壇。從大甕取出海蜇裝進小壇時，魯三兒趁機做了手腳，摻入了毒藥。
特案組的夥食標準比警衛班高一些，老封每頓都要給偵查員加菜。老封行事頂真，給特案組加的菜，他自己隻燒不嚐，警衛班其他人自然也不會要求嚐一口。但老封並非廚子出身，也沒有進過任何培訓班，缺乏鑽研精神，對自己的工作要求隻是把飯菜做熟，保證吃了不拉肚子即可。因此，偵查員的夥食要麽淡而無味，要麽鹹得像是“打殺了鹽販子”。這天，老封把那壇海蜇買回駐地後，當晚就作為加菜之一裝了一盤放到桌上。專業出身的魯三兒的調味水平比老封不知高多少個檔次，焦允俊正在會議室聽取偵查員當天的工作情況匯報，聞著海蜇的香味，忍不住一個勁兒地吸溜鼻子。一會兒匯報完了，就吵吵著讓趕緊開飯。特案組有規矩，人不齊不能動筷子。六名偵查員已經坐好了，隻有老郝還在收拾卷宗，反複檢查放入保險箱鎖上後方才進餐廳。
一進門，郝真儒就被海蜇調料的那股香味兒刺激得連連咳嗽。他這一咳嗽，倒提醒了焦允俊，他拍了下額頭說，看俺這腦子，事兒一多就健忘了。遂讓譚弦把老封喚來，讓把那盤海蜇收了，能擱就擱著，不能擱就讓警衛班同誌吃了。眾人包括郝真儒在內都不明所以，隻有譚弦連連點頭：“老封，你就把海蜇收了吧。”
原來，焦允俊想起海蜇是海貨，用中醫的說法，海貨是“發物”，患病者吃了以後病情容易加劇。前幾天吃年夜飯，菜肴以海貨居多，老郝吃了之後，老毛病犯了，夜間咳嗽不止。好在不是每頓飯都像年夜飯那麽豐盛，也不是每頓飯都有海貨，這兩天老郝的咳嗽剛剛好一些。當下，焦允俊想起這個茬兒，就讓老封把海蜇拿走了。當時誰也不知道，焦允俊的一閃念，竟然避免了特案組全體中毒身亡的一起大禍。
那碟端下去的海蜇，被老封重新放入壇子給封了起來。老郝的咳嗽持續到破案也沒有痊愈，所以那個壇子一直沒有再打開。稍後特案組轉移駐地，老封也把那壇海蜇的事給忘了。特案組完成使命離開寧波後，老封才又想起那壇海蜇，打開一看，因為是加了調料的，已經長黴變質，遂連壇子一起扔掉了。三個月後，舟山解放，王彪落網，訊問時交代了這段情節。石甘棠局長驚出一頭冷汗，雖然事情已經過去，還是向省廳打了專題報告。浙江省公安廳把報告呈送已經由華東局社會部改組的華東局公安部，特案組一幹偵查員這才知道他們曾經在鬼門關前轉悠了一圈。
紀辛光落網後交代，他對王彪策劃的這次暗殺行動寄予很大希望，一直在等候好消息。不料一連等了三天，並無捷報傳來。紀辛光不解，炊事員買回了海蜇，特案組偵查員為什麽不吃呢？若說是已經被察覺了吧，監視“日升油醬店”的特務夥計說那裏一切正常，既沒有公安人員前往查問，也沒有發現化裝便衣在周圍監視。而據台灣方麵的指示，2月24日，一支由蘇聯專家和中國軍方技術權威組成的專家組抵達寧波，下榻於第四區南演武街的內部招待所，“九支”應立即著手刺探相關情報。最近三天，台灣方麵已經來了兩份密電催促，可見軍情十萬火急。紀辛光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踏實，遂決定找王彪當麵了解特案組至今為何還平安無事的原因。
3月3日上午，紀辛光在沈莊附近小河的一條烏篷船上與王彪秘密見麵。王彪對特案組為何安然無恙也想不通，他是土匪出身，對“行動”二字的理解和實踐還停留在傳統層麵，因此質疑會不會是毒藥有問題。紀辛光對於王彪的無知表示理解，也懶得解釋。王彪見紀老板臉色冷峻，知道這樁活兒肯定極為要緊，提出幹脆就別等著投毒奏效了，不如再組織一次行動。聽魯三兒說，他那幾個以前的部屬都盼著能跟著他幹點兒什麽事，作為去舟山的投名狀。這幾個弟兄跟魯三兒一樣，心狠手辣，沒有不敢幹的活兒，而且幹這一路的經驗豐富技藝高超。如果領著他們搞一次伏擊，對付幾個共產黨的偵查員，應該不在話下。
王彪的想法跟紀辛光不謀而合，在詢問過王彪幾個關鍵問題後，紀辛光拍板：就這麽幹！
不過，鑒於之前“水陸通吃”淩仕琰護送梅老道逃舟山不成反被擊斃，從而留下隱患的教訓，紀辛光提出兩點：一是他不提供行動武器，讓魯三兒他們自己設法解決；二是王彪隻負責前期工作，到臨門一腳時應停止跟魯三兒等人的接觸，由紀辛光接手。紀辛光將遵守諾言，待王彪交出魯三兒等人的一應關係，即安排王彪去舟山，舟山那邊會有人接應。
紀辛光此舉並非完全出於“信守諾言”或“有恩必報”，一個合格的特工，他的所作所為都是根據工作需要，不可能玩江湖義氣。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安全保密的考慮：魯三兒等人的行動不管成敗，隻要發動，就可以起到牽製特案組偵查力量甚至轉移偵查方向的作用，但是，也保不齊行動時會有人落網。如果王彪在場或者留在寧波，就有被警方拿下的可能，那“九支”就沒法兒再玩下去了。所以，他必須把王彪打發到舟山。去舟山既能讓王彪脫險，也是紀辛光的保險。而且，王彪去舟山後的行動是受到限製的——當然這時候還不能告訴他，否則他要是在舟山待得不如意，哪天來個“脫離樊籠”返回寧波，那對“九支”就大大不利了。
王彪當然不知道紀辛光的真實想法，聽說有這等好事兒，自是高興。於是加緊操作，隻用了兩天時間就把魯三兒等五個舊部召集來了。3月5日傍晚，他把跟魯三兒等人的接頭地點和方式告知醬園特務夥計章翔健後，立刻消失在暮色之中。三個月後，當王彪重新踏上甬城地麵時，已是鐐銬加身——他是被解放軍押解回來的。
章翔健同時又是紀辛光的使者，負責聽取魯三兒等人的暗殺方案、檢查武器裝備、發放賞金。當晚九時許，按照王彪的吩咐，魯三兒五人在南郊大河頭路奉化江邊一座門窗全無冷風颼颼的破廟裏等候接頭，正等得不耐煩罵罵咧咧的時候，一身黑衣的章翔健幽靈般出現在他們身後。魯三兒等人嚇了一跳，但接頭暗號準確無誤，不得不聽從對方的吩咐，把明天要進行的暗殺行動方案和武器配備情況如實稟告。章翔健聽後未置可否，臨末掏出五枚黃金戒指分發各人，說這是定金，行動之後，不論是否成功，你們即按照“鐵腳王”安排好的路線前往舟山。說完越窗而出，轉眼沒了影子。
暗殺方案是王彪製訂的——
王、魯連日跟蹤發現，特案組偵查員每天上午或步行或駕車離開駐地後，先去尚書街的一處深宅（外援便衣駐地），然後再分別離開，各奔東西。幾趟盯下來，王、魯認準了特案組七名偵查員的臉容，而且注意到偵查員不論開車還是步行，都必須經過一處名叫吳家埭的偏僻路段。吳家埭一邊臨河，另一邊是一家工廠的高圍牆，非常適宜搞行動。從特案組駐地過來，先要上一座可以通行汽車的由整根圓木架設的木橋，橋麵有一個坡度。魯三兒等人就在這座橋上動手。
如果目標駕車經過，車輛下橋時，事先停在路邊的一輛黃包車會“自動”擋住去路（黃包車用繩子拴著，另一頭係在臨河停著的一條烏篷船上，屆時拉繩子即可讓黃包車“自動”行駛）。特案組一向開快車，加上下坡的作用，刹車不及，難免與黃包車發生碰撞。黃包車裏藏著一顆地雷，那還是魯三兒在抗戰勝利時撿得的，這一碰撞的後果，就是一場劇烈爆炸！
如果對方刹車成功，沒撞到黃包車呢？這個，王彪也留有後手。後手有兩道：急刹車之後，車上的偵查員肯定要下來查看究竟，這時，臨河停靠的烏篷船裏藏著的王彪的三個手下就會用兩支駁殼槍、一支衝鋒槍向偵查員射擊。此為其一，還有第二，烏篷船裏的人開火的同時，事先埋伏在橋下的兩個殺手上到木橋中央，他們不但有槍支，還有手雷。這樣兩麵夾擊，特案組偵查員難能幸免。行動成功之後，魯三兒等人就迅速潛逃舟山……
十二、“K13”抵甬
應該說，這個暗殺方案製訂得很到位，無論從哪個角度考慮，都沒有不成功的理由。可是，現場指揮員魯三兒、已經成功潛逃舟山的王彪，以及後台老板紀辛光都沒有想到，這樣一個從形式上來說甚至可以列入台灣特務機構“經典行動案例”的完美方案，卻在尚未開始時就被特案組粉碎了！
前麵說過，王彪、魯三兒等曾數次秘密盯梢過特案組偵查員，以掌握其活動規律，這是製訂行動方案的必要環節。不過，他們盯的不是一般人，而是特案組，那這種動作就要列入“風投”範疇了。特案組偵查員都是什麽水平，而王彪、魯三兒等跟他們相比，不在一個檔次上。盡管這些慣匪行事詭秘，其盯梢之舉還是在前一天上午引起了偵查員張寶賢的注意。
當時張寶賢正駕駛中吉普前往外援便衣駐地，經過吳家埭木橋時，眼風掃到了化裝漁民在橋頭一側佯裝賣魚的慣匪分子陶和順。就這麽一瞥，腦子裏立即作出了反應：這張臉孔昨天好像見過。昨天是譚弦開車，他們離開駐地大門時，張寶賢注意到十幾米外有個穿清道夫馬甲的男子正在掃地。清道夫一夜之間搖身一變，成了賣魚小販，而且出現的地點都是特案組中吉普行經之處，這麽明顯的異常，張寶賢想不注意都不成。當然，停車是不妥的，甚至車速也不能放慢，否則就可能打草驚蛇。張寶賢不動聲色，照常行駛，抵達目的地後才悄悄向特案組長報告。
焦允俊暗吃一驚，自己每天出行時都會下意識留意是否遭到跟蹤或者偷窺，竟然沒有發現這個情況，這主兒厲害啊！隨即吩咐沙懋麟、孫慎言化裝黃包車夫和乘客，一個拉車一個坐車，沿著剛才中吉普行經的路線轉一個來回。這一轉，自然不可能瞟見魯三兒等人，人家早已完成晨間跟蹤作業，溜達到茶館喝茶吃早點去了。但沙、孫兩個在經過吳家埭木橋時，發現此處非常適宜搞伏擊。回來一說，焦允俊馬上讓他們畫了份草圖，三人一番研究，特案組長認為沙、孫之慮不無道理。跟郝真儒、支富德一商量，決定次日開始對吳家埭地段進行嚴密監控。
這天早晨，早在魯三兒等五名殺手趕到現場設伏前，特案組偵查員以及外援便衣共十四人就已悄然進入水陸埋伏點。半小時後，殺手拉著藏有地雷的黃包車、搖著埋伏著魯三兒等人的烏篷船來到河邊埠頭停泊時，隻道暗殺行動基本已是板上釘釘，無甚懸念了。哪知此番冒著春寒的起早不但勞而無功，反倒自投羅網。最後的結果，對於特案組來說，倒真的是“無甚懸念”，沒發一槍，就把五名殺手一舉擒獲。
當即訊問，魯三兒等五犯都作了交代。其供述表明，暗殺行動的幕後策劃者是王彪，前一天晚上正式下達命令的則是“舟山方麵”的神秘人物。特案組最後得出的結論是：這次未遂暗殺行動的策劃和具體指使人是來自舟山的敵特，王彪是其中一個，另一個可能是王的助手。
特案組為什麽沒有把未遂暗殺與甬城的潛伏特務聯係起來呢？這是因為：第一，“鐵腳王”雖然是寧溫地區的慣匪，但他早在抗戰勝利後就銷聲匿跡了，結合此次未遂暗殺行動，特案組分析其銷聲匿跡的原因可能是已經為敵所用，早已潛逃至舟山，此次是奉命潛入寧波從事破壞活動的。第二，從之前當地警方破獲的若幹起敵特破壞案件的情況來看，包括行刺我方主要領導、陰謀炸橋等重大案件在內的所有案子，都是敵方派遣過來或者潛伏在甬的行動特工執行的。這說明敵方特務組織分工明確，情報特工負責情報活兒，行動特工負責行動活兒，兩者之間互不交叉。這次針對特案組的暗殺行動，顯然屬於行動特工的業務範圍，估計是從舟山潛入甬城的王彪負責的。
事後總結，特案組意識到這個估斷不準確，但當時特案組針對此事的反應顯然是正確的。焦允俊、郝真儒、支富德研究後作出決定：特案組繼續按照之前製訂的計劃行事，不另外分出人手調查暗殺事件；魯三兒等五人由華東局社會部派員押解去滬，另外安排專人訊問。半年後，魯三兒等五匪連同舟山解放後落網的王彪一起被判處死刑，分別在寧波、溫州執行槍決。
當天下午，特案組駐地遷往年前焦允俊挑選的備用點，滬甬十四名外援便衣也轉移了駐地。
挫敗敵特暗殺計劃的當天，即3月6日深夜，正要休息的焦允俊和郝真儒接到來自上海的密電。電報是馬處長以華東局社會部的名義發來的，大意是：軍方破譯了一份台灣“國防部二廳”發給代號“09”的甬城潛伏特務的密電，“二廳”對“09”正在執行的刺探蘇聯赴甬專家情報的活動勉勵有加，並告知總部已指派執行相關計劃的同誌（代號“K13”）赴甬，抵達後會與“09”聯係，“09”應據其要求提供協助。
台北發出這份密電的時間是十多天前，也即2月24日，特案組由此判斷，電文所言的那位“K13”早已抵甬，並且已與“09”取得聯係，目前的狀況應該在以下幾個估計之中：其一，“09”已經獲取了蘇聯專家在甬行蹤的情報，“K13”正在或已經製訂了行動方案，準備付諸實施；其二，假設“09”由於某種原因，尚未獲取相關情報，那麽“K13”就有兩種可能，或是在甬城某處隱藏，等候“09”向他提供情報，或是因我方布控過嚴，導致無法下手，“K13”無功而返；其三，如果“K13”是一個深諳此道的行家老手，也有可能自行刺探或者核實“09”提供的情報，以便在完全心中有數的前提下製訂行動方案。
焦允俊和郝真儒都意識到眼下的情勢不容樂觀，既然我方並不知道敵方究竟進行到哪一步，就應該做最壞的打算——“K13”已經獲取他所希望的全部情報，並製訂好方案，立馬就要開始行動了！
前麵曾經說過，特案組早已針對敵特方的情況製訂了“釣魚”計劃。從理論上來說，上級轉來的這份情報證明“魚兒”即將上鉤，但此刻焦、郝兩個“漁夫”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們並未發現“魚兒”的存在，更別說上鉤的跡象了。兩人商議片刻，都沒有頭緒，老郝說要不把同誌們喚起來開個會吧，你來主持，大夥兒集思廣益，總會找到突破口的。
焦允俊主持的會議一般來說時間都不會很長，他不喜歡講套話；而特案組這些偵查員也都是講究實幹的，不喜歡空話廢話，但今晚這個會議卻開了兩個小時。大夥兒觀點一致：從這份情報判斷，我方製訂的“釣魚”計劃奏效，敵特方已經上鉤，特案組對敵特預謀的暗殺計劃不予理睬的策略也是對頭的。但使人不解的是，“釣魚”計劃已經實施多日，特案組也好，甬城警方也好，均對蘇聯專家和中方人員組成的工作小組每天的行動嚴密關注，卻沒有發現任何可疑跡象。這就是說，敵特故意給我方留下他們對蘇聯專家來甬之事沒有興趣的印象。特案組認為，“09”必定是一個諜戰高手，采取任何行動都不忘要留一手。更使偵查員歎為觀止的是，“09”靠近他所感興趣的目標時，我方這些算得上行家裏手的反間諜人員竟然毫無察覺。焦允俊感歎，這廝厲害！他這一套倒是值得我等學習啊！哪天有機會跟他見麵，俺一定要跟他聊聊……特案組長還要往下嘮叨，見老郝嚴厲的目光掃視過來，遂嘻嘻一笑端杯喝茶了。
那麽，往下應該怎麽辦呢？眾人麵麵相覷，都覺得有些不得要領。焦允俊開腔了：“那俺就說說意見吧，很簡單，從明天——哦，已經過午夜了，該是今天了，從今天起，建議專家組暫時停止外出，留在招待所隨便幹點兒什麽，比如匯總這些天的調查情況之類，這是第一；第二是調整警衛方案，由原先的內外齊緊變成內緊外鬆。兩步棋同時走，可能會把對手引過來，諸位以為如何？”
大夥兒都認為這個想法不錯，焦允俊說事不宜遲，老郝你辛苦一下，現在就給老蓋打電話，請他馬上把特案組的上述意見轉告專家組。
郝真儒去辦公室打了電話返回，見大夥兒還沒散，不禁覺得奇怪，說怎麽還不散會？離天亮還有兩三個小時，快去休息呀！這話一說，似是觸動了幾個偵查員腦子裏那根主管睡眠的神經，頓時哈欠連天。焦允俊說是我讓大家再堅持一下的，你剛才去打電話，我突然想起一個問題，想再討論一下，所以就請同誌們堅持片刻。
焦允俊這個臨時冒出來的問題是，敵特方無論是“09”也好，抑或那個奉命潛入甬城的“K13”也好，沒有理由一直穩著不動，他們要搞暗殺搞破壞，就必須獲取專家組日常生活規律和日程等方麵的情報。焦允俊憑直覺認為敵方已經在著手刺探相關情報了，隻不過我方沒有察覺。那麽，敵方是通過什麽途徑刺探情報的呢？
一幹偵查員倦意頓消，一番討論後，把注意力集中到招待所內部。這個為接待專家組臨時組建起來的內部招待所屬於倉促上馬，全所上至所長下到雜役，都是從市政府下屬單位臨時抽調來的。這種單位的工作人員當然需要政審，而且是市公安局石甘棠局長親自把關，逐個審閱的材料。正因如此，特案組對此比較放心，之前考慮敵特滲透的途徑時，沒有過多重視招待所內部人員的問題。但是現在路路不通，就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到這方麵了。
焦允俊拍板，天亮後立刻排查招待所全體工作人員的政治麵貌和一貫表現，還要把觸角延伸到他們的社會關係。
這一查，果然發現了線索！
十三、妙計穿幫
這家倉促上馬的內部招待所配備有所長、副所長和兩個股級幹部，其中行政股長尹菊中是位三十歲的女同誌。尹菊中出身廚師家庭，其父尹桂生早年是甬城名廚，是當地僅有的三位既能燒甬幫菜，又能燒杭幫菜、蘇錫幫菜甚至徽菜粵菜的大廚之一。尹師傅生性耿直，富於正義感，抗戰時接受中共地下黨的委托，利用職業之便收集日偽情報，並參與過幾次鋤奸行動。1944年春的一個雨夜，他從打工的館子下班回家途中遭到暗殺，凶手始終未能查明。
當時的尹菊中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其夫姓蘭，也是廚師。尹菊中略知其父生前的一些情況，認定凶手來自日偽方麵，發誓要為父報仇，斷七後棄家別夫，前往四明山新四軍浙東遊擊隊司令部，要求參加革命。遊擊隊方麵經過研究，未予接納，讓她返回寧波，說如有需要，會派人與她聯係。稍後，可能是對其進行過政審調查，不時指派她做一些秘密工作。於是，她就成了一名沒有編製、不算正式參加革命隊伍的地下工作者。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寧波解放。這時，其夫因對其行為不理解，已經與她離婚，她過著一份清貧的單身日子。
寧波解放後，尹菊中境遇尷尬。她不在編製，而且從未與寧波地下黨有過聯係，而長期跟她有工作關係的四明山遊擊隊方麵也沒有為她建立過檔案。這種情況初解放時比較普遍，很多人想不通，於是到處上訪。尹菊中也是如此，但她的運氣比較好，當年她投奔四明山根據地時，跟她見麵的領導中有一位《新浙東報》的顧社長對她的情況比較感興趣，曾指派記者對她進行過采訪。解放後，尹菊中才知道顧社長名叫顧德歡，當年接見她時就已是中共浙東區黨委委員、宣傳部長，社長是其兼職，現在則是寧波市軍管會副主任、中共寧波市委副書記、浙江省委委員。碰了幾次壁後，尹菊中在年前直接求見顧德歡。於是，她為革命出過力的事終於找到了一個證明人。組織上根據顧德歡所寫的證明材料，查明了一應事實，決定解決尹菊中的工作問題，正好要組建內部招待所，遂任命她為行政股長。
特案組調查到的線索就與這位女股長有關，但並非其本人有什麽問題。尹菊中有個堂妹叫尹潤君，尹潤君的父母都是留美攻讀醫學的知識分子，兩人回國後在上海從事醫務工作。這對夫婦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舊時，這種家庭都是講究信仰傳承的，父母信教，子女通常也跟著信教。但尹潤君卻是例外，她在讀小學時就冒出叛逆的苗頭，五年級時宣布退出教會小學，自己報名進了一所普通小學。可以想見，她跟父母的關係處得很糟糕。小學畢業後，她自作主張離開上海，回寧波老家跟祖父祖母過日子，在寧波上了初中。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優秀，但初中畢業後卻不想進高中，放棄升學考試，去尼姑庵做了兩年居士。然後，又做了三年小學教師。孩子王做煩了，改行成了西藥掮客。寧波解放前夕，她堅決拒絕跟隨父母前往香港，西藥掮客也不做了，徹底處於無業狀態。這年，她二十七歲。轉眼過了年，她又長了一歲，卻還從未談過戀愛。這在當時真正算是老姑娘了。
長堂妹三歲的尹菊中，童年時因姐妹倆分居滬甬兩地，少有來往。後來堂妹回到寧波生活，兩人來往漸密。雖然性格迥異，但這對堂姐妹的關係卻要超出尋常親姐妹。如果她們晚年寫回憶錄的話，可能還會寫到堂姐在為新四軍四明山遊擊隊冒死效力時，堂妹也曾利用其職業和人脈關係多次提供過幫助。解放後尹菊中寫上訪材料時，尹潤君總是為她出主意，並提供一些堂姐已經忘記但她還記得的經曆和人物。因此，尹菊中對這個在人們眼裏純屬另類的堂妹的感情是比較深的。正因為感情深，盡管堂姐自己也單身，卻一直熱心地替堂妹張羅對象。
當然，像尹潤君這樣行事風格的女性，通常屬於不受待見的一類，盡管堂姐不斷努力，但收效甚微。春節後，尹菊中有了工作，忙著新開張的招待所，也就顧不上為堂妹介紹對象的事了。姐妹倆住得不遠，因為都是單獨居住，姐姐就讓妹妹不必自己做飯了，幹脆就到她那裏去吃。陰曆年前到現在，尹潤君一直在堂姐那裏搭夥。春節後，尹菊中工作忙碌，回家比較晚，燒飯就是堂妹的事兒了。
3月3日元宵節傍晚，尹菊中下班回家，意外發現家裏多了一個男青年，年齡與堂妹相仿，穿著一套藏青色厚呢中山裝，鼻梁上架著一副褐色玳瑁框眼鏡，舉止斯文，談吐不俗，一看就是讀書人。尹菊中是過來人，一看男子跟堂妹之間的眼神交流，就意識到這位應該是堂妹正在談的男友。尹潤君既然屬於另類角色，對此類事兒自然不會扭捏，當下大大方方向堂姐介紹，這是以前在上海法租界讀教會小學時的同班同學。那男子衝尹菊中微微欠身，點頭致意：“菊中阿姐您好，敝人邱寧靜。”說著，雙手奉上名片。
邱寧靜告訴尹菊中，他是寧波人氏，童年隨父母赴滬，與尹潤君在法租界教會小學同窗三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這次受正在籌建的上海市新紡織公會聯合購機處派遣，前來寧波打聽收購廢舊輪機的信息。受帝國主義經濟封鎖的影響，上海紡織業諸廠家嚴重缺乏機修材料，聽說寧波這邊有不少國民黨反動派敗逃時炸毀的機帆船，因無法修複已經報廢，公會方麵想收購部分舊零件運回滬上改裝利用。
那麽，他跟尹潤君之間是怎麽回事呢？堂妹告訴堂姐，早在她上初中時，就已經和小邱斷斷續續通信了，後來一度中斷。前兩年，小邱來寧波探望老家親戚，兩人見過麵。之後，又恢複了通信。她有時去上海辦事，每次都是小邱給安排食宿。後來國共戰事延伸到華南，她和小邱又斷了聯係。這次小邱突然出現，令她喜出望外，當即果斷表白。她打算跟小邱一起返滬，在上海國際飯店舉行訂婚儀式。
尹菊中自是深信不疑，便以主人身份熱情接待小邱，並關照堂妹，小邱在寧波出差期間，膳食都可在她家解決。那天之後直到現在，尹潤君和小邱的晚餐都是在尹菊中家裏吃的，兩人共同操持，尹菊中如果回家早，也會下廚。她是名廚之女，自有一手不凡廚藝。尹氏姐妹都能喝酒，每天晚飯三人喝酒聊天，倒也熱鬧。
經特案組連續兩天的調查，認定尹菊中是唯一一個在專家組下榻期間與外來人員接觸過的招待所工作人員。與此同時，焦允俊著手布置對邱寧靜的跟蹤與調查，邱下榻於第四區百寧街亞東旅館，入住登記上的身份跟他對尹菊中的說法相符。3月8日晚，焦允俊讓報務員發密電，要求馬處長派員調查邱寧靜的身份情況。3月9日上午，馬處長回電稱，身份及出差事宜查實無誤。但焦允俊還是不放心，憑直覺他總覺得這人身上有戲，遂決定跟尹菊中進行一次秘密談話。
焦允俊、郝真儒跟行政股長談下來，發現這個小邱確實有疑點：第一，據尹菊中回憶，每天晚餐喝酒聊天時，小邱總喜歡把話題往她的工作即招待所方麵引，還曾直接打聽過蘇聯專家的情況，當然是以好奇以及“出於對寧波防空情況的關心”為由。尹菊中是否透露過什麽，她記不清了，因為小邱總是在她喝得差不多的時候才說及此類話題。第二，尹潤君曾兩次前往招待所給堂姐送茶葉和點心，招待所長知道她是尹菊中的妹妹，每次警衛向其請示時都同意放行。堂妹閑著沒事，看得出是想坐一會兒喝杯茶跟堂姐聊聊天的，但尹菊中事情多，兩次都是收下東西後就匆匆將其打發走了。第二次時她還關照過堂妹，說這裏很忙，以後不要來了——偵查員懷疑尹潤君此舉係邱寧靜指使。第三，從2月26日邱寧靜抵達寧波至今，陸續換了四家旅館，這與尋常出差人員的習慣迥異。寧波一共四個區，他接觸的客戶所在地多集中在其中的一兩個區；另外，他每天晚飯都是趕到尹菊中家去吃的，白天還要跟尹潤君見麵，按常理，應該住在一個既方便接觸客戶又方便去尹氏姐妹住所的位置。可他卻頻繁更換旅館，這種做法特案組偵查員都比較熟悉，解放前他們在敵占區活動時就是這樣做的。
特案組由此作出初步判斷，邱寧靜很有可能就是軍方破譯的那份密電中所說的“K13”，他此行的目的是暗殺蘇聯專家！焦允俊當即下令，拘捕邱寧靜和尹潤君！
下午兩點，尹潤君到案。可邱寧靜下榻的旅館裏卻無其蹤影，登記簿上顯示，他的住宿費是付到明天的，應該還沒離開。執行使命的偵查員致電特案組長請示，焦允俊馬上訊問已被帶至駐地的尹潤君。尹的回答讓他大吃一驚：邱寧靜今晨已離開寧波返滬了！
尹潤君說，昨晚小邱接到上海電報，臨時有事必須立刻返滬。他說自己走得早，旅館賬房可能還沒上班，讓尹潤君今天代他去把房退了。事不宜遲，焦允俊立刻發電向馬處長匯報情況，要求派員赴十六鋪客運碼頭蹲守，客輪抵達後，即刻上船拘捕邱寧靜，原船押解到甬。
邱寧靜既然上了船，那就跑不了了。3月10日晨，邱寧靜被押解到寧波。其間，馬處長已派員調查清楚邱寧靜偽造簡曆混入紡織業公會的情節。特案組隨即進行訊問，邱寧靜供認其係“二廳”行動特工。
邱寧靜的特工生涯是從1940年開始的。其時上海灘華界已經淪陷，他住在租界“孤島”，是法國銀行的白領。想當初，邱寧靜也是一名熱血青年，對日偽在華界的暴行深惡痛絕。他自幼拜師學武，身手不錯，而“熱血＋武藝”是當時“軍統”、“中統”和“軍委會二廳”在滬地下組織招收特工的基本條件。“二廳”捷足先登，把邱寧靜收入麾下。簡單培訓後，先搞情報，以測試其能力和忠誠度。一年後，密赴“二廳”在安徽的臨時基地接受行動訓練，待其返回上海時，已是一名合格的殺手。長話短說，一晃兒就到了上海解放前夕，邱寧靜受命潛伏。上峰一直沒有跟他聯係，直到年初七那天突然召見，下達命令：立即赴甬暗殺蘇聯專家！
“二廳”總部的特工專家選擇邱寧靜執行此項使命，應該是經過多方麵考慮的，邱不但是行動特工中的高手，而且是甬籍人氏，在上海有經得起查證的合法職業和戶籍，最關鍵的一點，則是他跟招待所行政股長尹菊中的堂妹尹潤君的同窗及戀愛關係。由此也可以看出，“09”收集我方情報的效率還是蠻高的。從時間推算，台灣方麵作出派遣邱寧靜執行該項使命的決定，距寧波市人民政府為接待軍方專家組臨時組建內部招待所不過短短三天時間，“09”已弄到了招待所工作人員的名單以及他們的社會關係等情報。
邱寧靜奉命赴甬後，迅速評估形勢，認為隻要不發生意外情況，沒必要跟“09”聯係。這倒不是想獨吞功勞，而是為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這種重大使命，能夠少一個人知曉，那就少一個；能夠晚一些讓必須知曉的人知曉，那就盡可能晚一些。因此，他自始至終沒有使用上線交代給他的聯絡方式。
邱寧靜雖然並非特工科班出身，隻不過在抗戰時期“軍委會二廳”的安徽特工技能訓練班待過半年，但他人很聰明，擅琢磨，會總結，他交代出的行動計劃，令焦允俊等老牌情報工作者都暗暗心驚。這套計劃包含了食物投毒、氣體投毒、定時爆炸、自動縱火等，既可單獨實施，同時環環相扣，可以保證一計不成，立即有後續。後來結案時，郝真儒把這套計劃單列上報，請上級領導評議是否對於今後的政治保衛工作有防範性參考價值。不久，馬處長透露說，這套計劃已被送往北京。
既然有這麽好的一套行動計劃，邱寧靜為什麽要放棄行動，離甬返滬呢？那是因為邱寧靜竟然發現了老牌情報特工“09”也未能察覺的秘密——所謂“專家組來甬勘察防空陣地”純屬虛構，乃是特案組的“釣魚”之計！
邱寧靜是怎麽發現這個秘密的呢？抗戰時期邱寧靜在上海搞行動時，由於“軍委會二廳”的潛伏特務人手少，而且是以搞情報為主，上級沒有下達行動活兒時，行動特工有時也受命刺探情報。邱寧靜自然不能例外。邱寧靜腦子活絡，接到任務後懶得跑東奔西，還得化裝，而且當時馬路上日軍憲兵隊特高課、汪偽“七十六號”的漢奸特務攔截搜身很頻繁，人身安全缺乏保障。他就想出了一個刺探情報的法子——利用自己習練武術身手利索擅長攀高跳躍的特長搞電話竊聽。他弄了一套電話局修理工的服裝，大白天就敢爬上馬路旁的電線杆監聽電話線路，晚上則偷接一根隱藏在木頭電線杆裏的電話線（在電線杆表麵用工具割出線槽，埋進電話線後塗拭柏油遮掩，不易被發現），通到地麵後再埋進泥土，一直延伸到預先租下的路邊房屋內，接上一部電話機偷聽日偽內部的通話，內容就作為情報報上去。
現在，邱寧靜故技重施，而且還沒那麽複雜。他從上海帶來了自製的竊聽設備，接在自己所住旅館房間裏的電話機上，形成另一條線路。尹潤君去他住的旅館時，他就讓她用套房外間的電話機跟堂姐通電話，他則去裏間臥室，用私接的另一部電話機竊聽。尹潤君不知道自己被利用，跟堂姐通話時語調正常。堂姐尹菊中當然不會跟堂妹說工作情況，那麽，邱寧靜的竊聽有什麽意義呢？有！他要竊聽的是背景音，即招待所內部人員以及下榻的中外專家、保衛人員的說話內容。邱寧靜希望能從竊聽到的隻言片語中尋覓到有價值的情報內容。
這活兒要碰運氣，邱寧靜的運氣不錯，讓他碰到了。昨天下午尹菊中下班前大約半小時，接到尹潤君從邱寧靜所住旅館打來的電話，堂妹請堂姐下班回家時從招待所附近的“明月齋”帶些熟羊肉回家。兩人正說話時，專家組的翻譯來找尹股長，拿來一封已經封口並貼了郵票的信，說蘇聯專家別斯科夫中校請尹股長待會兒下班經過郵局時代投。尹菊中自是一口答應。邱寧靜竊聽到這段內容，當即決定把蘇聯專家的這封信弄到手。
邱寧靜借口留在旅館準備一份報價單，讓尹潤君先去堂姐家做飯，他一會兒再過去。待尹離開旅館，邱寧靜立刻出門，前往尹菊中下班回家時經過的那家郵局。郵局斜對麵是一家小酒館，他入內在靠窗處占了個位置，讓跑堂沏了一杯茶，要了兩個涼菜。一會兒，尹菊中騎著自行車出現了，把一封信投進了郵局門口的那個綠色郵筒。
當晚，邱寧靜在尹菊中家吃過晚飯離開，又去郵局附近的電影院看了場電影，散場已是十點多了。建國初期，像寧波這樣的中等城市，普通人除了看戲看電影，幾無其他夜生活。晚上這個時段，大街上鮮有路人，這給邱寧靜使用特製工具從郵筒裏竊取信件提供了有利條件。這種活兒他當年在日偽統治下的上海灘經常幹，駕輕就熟，不過短短數分鍾，就把郵筒裏所有的信件都弄了出來，一共有十四封。之所以要一網打盡，是因為他發現每個信封上寫的竟然都是中文。吃不準蘇聯專家為什麽用中文寫信，而且收信人的地址也都在中國，他索性把十四封信都拿走了。
回到旅館，把十四封信一一拆開，終於發現了蘇聯專家別斯科夫的那封信，看了內容，邱寧靜幾乎崩潰！
怎麽呢？這是寄往上海虹口公平路某號的一封家信，除了抬頭、落款是俄文，其他都是中文。信中說他到寧波出差，一切均好，讓妻子及家人不必掛念。日前組織上轉告了他的幼女患麻痧的情況，讓他欣慰的是，組織上說由公家負責醫治事宜，費用全免，並許諾請全上海最好的兒科專家治療，讓妻子不必擔心，雲雲。
邱寧靜長期居住在滬上，又是幹特工的，對上海灘的街區分布、居民情況爛熟於心。他知道公平路那裏居住著很多白俄僑民，都是十月革命後流亡中國的沙俄官員、貴族及其後人。這就是說，所謂的蘇聯專家別斯科夫中校，乃是一個冒牌貨！而所謂的專家組，則是中共偵查人員精心設計的圈套，為的是“釣魚”。
他意識到自己已經處於高度危險之中。之所以至今還沒有被偵查人員跟蹤監視，那是人家生怕打草驚蛇。往下該怎麽辦？隻有一走了之，趕緊離開寧波。邱寧靜在旅館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次日一早直奔碼頭。一路上提心吊膽，眼看抵達上海了，船剛靠岸，他就被當地警方堵在船上……
十四、計中之計
邱寧靜的供述內容對特案組的震動可想而知，而蒙在鼓裏的尹氏姐妹對一應情況的陳述，旁證了那封“專家”信件泄密的真實性。
接下來，特案組要了解的就是我方的“釣魚”計劃是否已經被“09”和台北“二廳”察知。邱寧靜供稱他並未接觸過“09”及其同夥，這一點是真是假目前難能確認。即使邱寧靜沒說假話，也不能由此認定“釣魚”計劃未曾被其他敵特分子察知。
特案組七名偵查員中，除譚弦之外，其餘六人都曾是專業情報人員，對於這一行的規矩是清楚的。據邱寧靜交代，上線在向他下達赴甬執行暗殺行動的使命時，曾給了他與“09”秘密接頭的方式，讓他抵達寧波後即與“09”取得聯係，獲取行動對象的情報信息，以便製訂行動方案；如果需要相應的器材或人員方麵的支援，也可以從“09”那裏獲得協助。從特工這一行的規矩來說，這當然不是單方麵的通知，也必須通知到“09”。也就是說，“09”肯定知道邱寧靜已經抵達本市，並著手做接頭的準備。
但這次的情況有點兒特殊，資深行動特工邱寧靜出於安全考慮，抵達甬城後並未與“09”接頭，而是自行刺探相關情報。這樣，從“09”的角度來說，就會感到有些無從應付，甚至對行動的安全產生疑慮。為了能夠掌控局麵，在根據上峰指示刺探內部招待所情況的同時，他也會設法尋覓邱寧靜的行蹤。寧波不大，不過四個區，而且剛剛過年，外埠來甬出差住宿的人員不會太多，許多旅館的入住率都不到一半，要查摸邱寧靜那樣一個對象還是比較容易的。由此推斷，“09”很有可能已經查摸到了邱寧靜的下榻信息，並掌握了其與尹氏姐妹頻頻接觸的情況。此時邱寧靜突然不辭而別，肯定會引起“09”的警覺。
至於不辭而別的原因，“09”倒不必費心去琢磨。情報人員負責收集的是情報，情報背後的實質是什麽，另有專人研判，他們隻要把情報傳遞出去就可以了。“09”發現邱寧靜突然不辭而別，必定會立刻向台北“二廳”總部匯報。“二廳”總部的情報專家研判之後，如果認為跟“09”相關，通常應該告知“09”，因為這關係到“09”的安全，同時對下一步如何開展秘密活動也有參考作用。
分析到這兒，郝真儒向特案組長焦允俊提出了一個在場其他偵查員都想請教的問題：被邱寧靜弄到手的那封信函究竟是怎麽回事？
焦允俊說，實不相瞞，這個計謀還是馬頭兒親自製訂的——
當初製訂“釣魚”計劃時，馬處長考慮到軍方專家組裏有蘇聯專家，我方利用蘇聯專家進行“釣魚”的做法可能不被人家所接受，況且也吃不準這種事是否需要外交部或國防部外事局批準，如果按規定逐級上報，不知幾時能有結果，是否能獲批就更沒把握了。思來想去，與其假戲真做，倒不如假戲假做。真正的軍方專家組按照他們的既定計劃赴甬開展工作，我方這邊呢，照葫蘆畫瓢，組建一個也有外籍人士、中方人員並配備翻譯的仿真專家組，同時前往寧波。既然不過是借用軍方專家組這麽一個名義，成員都是冒牌貨，此事也就不必驚動外交部或者國防部外事局了。
出於保密考慮，這事除了華東局社會部領導和軍方高層，下邊就隻有馬處長和焦允俊知道，特案組其他偵查員包括郝真儒也被蒙在鼓裏——多一個人知道，這場戲就多一分穿幫的可能。因此，年初三清晨，當焦允俊在“失蹤”三十六小時後重新出現在戰友們麵前時，他心裏是兜著一個重要秘密的。
說完前因後果，焦允俊歎了口氣：“組織上為支持特案組實施這個計劃，耗費了那麽多人力物力，短時間裏組建起一個足以以假亂真的專家組，何等不易！沒想到一招不慎，弄出了那麽一封信，前功盡棄，太可惜啦！”
支富德說：“確實可惜！馬處長應該給這個專家組指派了領導吧？這位仁兄怎麽這麽大意呢？”
正在這時，報務員在會議室門口露了露臉，焦允俊便知上級有電報發來了。按規定，特案組偵查員與報務員之間不能串崗，會議室屬於偵查員的活動範圍，報務員不能隨便進入。當下，焦允俊離開會議室，在走廊裏簽收。待譯出電文，竟是一個意外——電報是馬處長簽發的，簽署時間是今天上午十點，但從上海發出的時間卻是下午五點，也就是幾分鍾前。電報內容是，馬處長已經抵甬，將到特案組駐地看望偵查員。
返回會議室，焦允俊把這個消息告訴眾人。大夥兒都認為領導是來慰問特案組的，焦允俊卻搖頭，說如果是慰問，那就該在春節期間，此刻過來，肯定是為工作。當然，慰問品是少不了的，香煙、罐頭、壓縮餅幹、巧克力，還有給老郝同誌捎的奶粉和魚肝油，沒準兒還有酒，不過那該是破案後喝的了。正說著，門衛來電，說首長到了。
馬處長一行是搭乘華東軍區海軍（東海艦隊前身）的軍用快艇赴甬的，果然帶來了慰問品，但主要還是談工作。馬處長先聽取了焦允俊、郝真儒的匯報，然後通報了他掌握的最新情況——
今天一早，軍方緊急約見馬處長，當麵遞交了一份昨晚破譯的“09”向台灣“二廳”拍發的密電，內容是奉命來甬執行特別使命的“K13”同誌已於3月9日晨六時許在上海十六鋪客運碼頭剛剛抵滬的客輪上被捕，隨即隨該輪船押解寧波。這顯然表明邱寧靜在甬的活動情況是受到“09”一方監視的，邱突然離甬時，肯定有特務隨船跟蹤。馬處長立刻決定親自赴甬，除了慰問，主要是跟特案組同誌一起商議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偵查工作。
當下，馬處長跟焦、郝談過話後，說事不宜遲，咱們這就接著開全體會議。
按照慣例，領導出場一般總得說幾句開場白，馬處長也不例外。不過，他的開場白很短，內容使包括焦、郝二位在內的所有特案組偵查員都感到意外。他宣布了一個消息：特案組在甬城實施“釣魚”計劃的這段日子裏，軍方已經悄然完成了對即將部署的防空部隊陣地的勘察工作。此刻，裝載我軍高炮部隊的運輸船隊，已經在華東軍區海軍艦艇的護衛下離開上海前往寧波，明天上午即可抵達（這次移防使用的是蘇聯在華高炮旅的名義）。從此，蔣匪空軍進犯騷擾甬城的曆史結束了！軍方認為，能夠順利完成防空陣地的勘察工作，與華東特案組實施“釣魚”計劃牽製潛伏敵特的注意力不無關係，特委托馬處長向特案組表示感謝。
開場白過後，馬處長建議馬上進入分析案情階段，長話短說，盡快結束。他還有其他工作要安排——已經跟石局長約好麵談，天亮後，他就要搭乘客輪返滬。
大夥兒議下來，認為我方建立起防空網後，敵機不敢再犯甬地，“09”配合敵空軍空襲這一塊的使命算是完成了。但情報特工永遠不會閑下來，台灣方麵肯定還會指令“09”進行其他領域的情報刺探。特案組既然已駐寧波一個多月了，那就必須把活兒幹下去，非得把“09”挖出來不可。至於具體怎麽開展偵查，根據焦允俊提出的基本思路，一幹偵查員反複討論下來，認為可以從兩個方麵著手：一是通過向碼頭和客輪調查，希望能夠獲取相關線索；二是撿起之前已被處決的惡霸單超昌的社會關係的線頭，繼續進行調查。
上述第一個調查思路，是由那份被軍方截獲的“09”發往“二廳”的密電引發的。眾偵查員認為，“09”方肯定是指派特務秘密跟蹤邱寧靜，意外發現邱竟然上了回上海的客輪，情急之下也跟蹤上船，從而及時獲取了邱被捕的情報，然後原船返甬。雁過留聲，這個特務在跟蹤過程中肯定也會留下蛛絲馬跡，特別是他在情急之下登輪赴滬，以及在上海十六鋪碼頭發現邱寧靜被我方拿下，急於向上峰報告這個緊急變故原船回甬之舉，都不是計劃內的行動，事先無法預見，那就容易露出破綻。
比如坐船要買票，緊急登船，那就需要向黃牛高價購票，這就有可能留下線索；再比如來回搭乘同一條客輪，難免會與船員相遇，從而給船員留下印象（該特務很有可能是甬籍，而客輪船員中不乏寧波當地人，說不定就有人跟該特務認識）。所以，有必要對活躍於寧波、上海兩地客運碼頭上倒騰船票的黃牛以及客輪上的船員進行調查。
至於第二個調查思路，那是春節前就已經在進行的，隻不過因敵特拋出的假檢舉信和節後針對特案組的暗殺行動暫時擱置，現在是重撿線頭，繼續進行調查。
送走馬處長，焦允俊對人員作了分工：支富德率領三名滬地便衣外援隨船去滬，途中向船員進行調查，要求所有船員包括船長都必須一一接觸，以免遺漏線索；抵滬後，則找十六鋪客運碼頭上的黃牛進行調查。張寶賢率三名甬城便衣外援在寧波這邊的客運碼頭向黃牛調查。焦允俊、沙懋麟、孫慎言、譚弦四人各率兩名外援便衣，分別走訪惡霸單超昌的社會關係，郝真儒留守駐地負責協調。
十五、“九支”覆滅
3月11日清晨，支富德和上海外援便衣李瀟、富民眾、金飛一行四人上了寧波開往上海的客輪。先去拜訪了船長，亮明身份後，未透露案情，隻說辦案需要，要求約談船員。船長是老江湖，這條航線不知跑過多少來回了，北洋、民國、日偽諸時期，警察上船調查案子的情況經常遇到，已經有了經驗，當下先把花名冊拿給偵查員，又喚來當班管事，讓他安排一間空艙，按照花名冊上的順序把船員一個個召來接受詢問。
所有船員一個個談過，並無收獲。盡管船員中有一半以上是寧波本地人，但寧波是個大碼頭，客流量大，他們回憶下來，都說9日那天沒有遇到過熟悉的旅客。不過，調查之路也並沒有就此斷了，希望還有。有個老船員提供了一個方向：當時寧波有的市民以跑單幫為業，經常搭乘客輪往返於甬滬之間，把寧（波）紹（興）地區的海鮮幹貨、筍幹、茶葉、竹器等土特產和上海的布料、小百貨來回倒騰，賺取差價。這類跑單幫的在甬城人頭熟，經常坐船，有時還坐“回頭船”（即如跟蹤邱寧靜的特務那樣，船到滬後，把貨交給接船的滬上合夥人，取了對方準備好的貨物原船返甬），有可能會遇到偵查員要查找的那個家夥。那個老船員最後還說，現在這趟船上，像這樣的旅客就有七八個。
支富德也是老江湖，知道這就不能讓管事的一個個去喚過來了，否則那幾位肯定會猜到是這個老船員提供的信息。當時工商局雖然還沒有打擊投機倒把，法院也不會以此定罪判刑，但這種旅客所攜的貨物有時經不起檢視，可能來路不明，甚至夾帶違禁品。所以，支富德隻向老船員問清了這幾位旅客待在哪個艙室哪個鋪位，由偵查員自己去傳喚。
這趟旅程大約十二個小時，偵查員有的是時間，跟八個跑單幫的旅客聊下來，其中有兩個結伴做這一行的鄰居提供了一個似乎符合條件的主兒。這對鄰居都姓王，年紀相差二十歲，這裏稱老王、小王。“二王”這一陣兒運氣比較好，結交了滬上一個做海鮮幹貨生意的二道販子。這人要貨不算多，每次一兩擔，貨色比較雜，舉凡蝦幹、蝦皮、海帶、紫菜、鹹魚、風鰻都要，而且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從不克扣分量。春節後原本是生意淡季，但這人聯係到若幹家工廠食堂，需求量反而比年前還多。自年初五以來，“二王”每兩天就要跑一趟上海，貨送到上海十六鋪碼頭後立刻跟對方交割，拿了錢原船返回。次晨抵甬後，立刻去進貨，隔天再赴滬。
據“二王”回憶，9日那天他們抵滬後也是原船返甬的，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即將到岸時，輪船被水上公安局命令停泊在黃浦江上不準靠岸。他們以為要查貨，有些緊張，卻原來是抓了一名旅客。被捕者未曾被押解上岸，而是原船押回寧波。“二王”記得，不算這個原船押解的被捕者，還有三名旅客也是原船返甬的，其中兩個自然是他倆，另一個也是寧波人，三十多歲，穿藏青色中式棉襖、黑色燈心絨褲子，頭戴一頂有些舊的米色防水布鴨舌帽。“二王”之前並沒有留意此人，從寧波上船後去餐廳吃早點時，他們三個在同一張桌子上用餐，才對其留下了印象。雖然沒有說話，但雙方互相點頭致意，也算認識了。
當天傍晚，“二王”在十六鋪碼頭下船交接貨物，然後重新檢票登輪，去餐廳吃晚餐時，再次與此人相遇。這回，老王跟他說了話，但出於跑單幫一行的職業敏感，並沒有說到乘“回頭船”之舉，隻聊了聊剛才水上公安局抓人之事。對方隨口搭了兩句腔，“二王”聽得清楚，這人說的是一口寧波話。小王對支富德說，總覺得這人的一張國字臉曾在哪裏看見過，一時又想不起來。偵查員就給他留了個電話，叮囑他萬一想起來，立即撥這個號碼。
這是支富德一行在赴滬途中調查到的情況。傍晚輪船抵達上海，四位偵查員隨即跟十六鋪客運碼頭派出所聯係，通過派出所找了幾個榜上有名的“老黃牛”。輪船下完客打掃過又上客，隨即起錨去甬，在碼頭詢問可能時間來不及，偵查員就讓那幾個黃牛享受免費旅行待遇，將他們請上船。一會兒，輪船開出吳淞口，偵查員把那幾位集中起來，開了一個座談會。支富德心平氣和跟他們一說用意，眾黃牛都是一副如釋重負的表情——剛被帶上輪船時，他們還以為這回折了，因為倒票是要受到警方打擊的。現在聽支富德這麽一說，都長出一口氣。票販子的記性都比較好，而且具有職業眼光，再加上得知是虛驚一場後心緒大好，都積極配合調查，你一言他一語爭相開口，一說就說到了“鴨舌帽”。
作為資深黃牛，自然一眼就可以分辨出旅客中那些買高價票乘“回頭船”的主兒。這類旅客通常都是如“二王”那樣跑單幫的，他們經常跟黃牛打交道，雙方都熟識了，有的還攀上了朋友，互通有無，黃牛請他們捎帶寧波海鮮，作為酬謝，除了確保他們能夠獲得船票，而且收平價，相當於代購船票。而像“二王”所說的“鴨舌帽”那樣的旅客，黃牛們一年也遇不上幾個。
那年頭兒，從寧波跑一趟上海，對於尋常人來說不是一樁小事兒，更別說到了十六鋪下船後哪裏都不去，隨即花高價買一張船票立刻登輪返回的了。以黃牛的經驗，這種角色通常都是神情焦灼，甚至哭哭啼啼——那是因為家中發生嚴重變故，諸如老人猝亡、房屋失火、小孩兒走失之類，才會剛下船還沒出碼頭又急煎煎買票趕回去。但據向“鴨舌帽”提供高價船票的那個黃牛說，這人跟尋常乘“回頭船”的旅客有明顯區別：一是隨身隻帶了一個癟癟的舊軍用帆布挎包；二是神情與尋常人無異；三是出手比較大方，對黃牛報出的高票價沒有討價還價，掏錢時眉頭都不皺一下；四是整個兒買票過程時間並不長，但他卻不時朝四周張望。
根據上述情況，偵查員初步斷定“鴨舌帽”就是特案組要訪查的對象。這主兒說一口地道的寧波話，而且小王甚至覺得此人臉熟，那麽他必是甬城人氏無疑。之前支富德聽小王說了“臉熟”之語後，隨即跟小王聊了一陣，對這個青年的簡曆和日常活動作了了解，知道他在寧波的生活圈子比較狹窄，朋友不多，平時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海鮮幹貨行。跑單幫這個職業費心勞力，但凡有點兒空閑時間，小王都是在家待著。小王對“鴨舌帽”感到“臉熟”，自然是因為以前見過。在哪裏見過呢？可以排除海鮮幹貨批發行以及街坊鄰裏，這兩個區域是小王最熟悉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遇見“鴨舌帽”，多半會留下比較清晰的印象。那麽還可能在哪裏遇上呢？如果是在大街上打過照麵，那一定是有什麽特殊的原因才會留下印象。如此，支富德推斷“鴨舌帽”從事的公開職業可能是沿街叫賣的小販之類。
與此同時，寧波這邊，張寶賢與甬城便衣外援穆迎冰、老錢、小林四人已完成了向當地客運碼頭黃牛的調查。當時寧波碼頭的票販子沿襲舊時的做法，倒騰船票不像上海黃牛那樣偷偷摸摸，完全是一副理直氣壯的樣子。工商、警方人手有限，正事都忙不過來，也就沒精力去過問這種尚未列入打擊範圍的行為。因此，張寶賢等偵查員跟黃牛打交道就多費了若幹周折。但調查工作還算順利，9日那天在開船前向黃牛買票的九個旅客中，有一人年齡體態口音等特征與“鴨舌帽”相符，但衣著打扮稍有區別，戴的不是鴨舌帽，而是一頂深灰色無簷絨線帽。偵查員認為這可能是那主兒的一種簡易化裝手法。
再說焦允俊、孫慎言、沙懋麟、譚弦以及八名滬甬便衣外援對惡霸單超昌生前社會關係的調查。年前，特案組曾集中力量調查過這方麵的情況，凡是被單宅門房老俞記錄在登記冊子上的來訪者，隻要還找得到的，都一一當麵了解過，但未能獲得線索。特案組正在考慮是否還要進行第二輪調查時，收到了假檢舉信，一度偵查方向走偏。之後直到現在，將近三個星期裏，特案組的工作量特別大，沒有時間顧及此事（即究竟是何人委托單超昌給鍾表匠吉祥德設套，把他拉下水為敵特分子效命的）。現在，焦允俊這一路重啟這項調查，十二名偵查員分六個小組分頭奔波了兩天，接觸的對象有上百個，但並未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3月12日上午，特案組開了個短會，對“鴨舌帽”的情況作了分析。郝真儒提出，支富德、張寶賢那兩撥偵查員是否合而為一，集中力量調查“鴨舌帽”。焦允俊搖頭，說年前對單惡霸線索的調查因為突然收到的那封檢舉信而中斷，敵特炮製這封檢舉信，為的就是轉移我們的偵查視線。為什麽要轉移我們的偵查視線？很明顯，盯著單惡霸往下查很可能查到真相，否則“09”著什麽急啊？我認為這回咱們應該盯著單惡霸的線索一口氣查到底。
大夥兒認為焦允俊的分析不無道理，接下來就討論怎樣繼續往下查。情況明擺著，單惡霸給鍾表匠吉祥德設套是在寧波解放前夕，也即去年5月上旬，當時單一直在家養病，那麽委托他此事的那位肯定就是在此期間登門拜訪的那些人中的一個。可偵查員查遍了門房老俞那本登記冊子上的幾乎全部人員，還對已經病歿或離開寧波去外埠的那六人進行了分析，認為可以排除他們的嫌疑——也就是說，冊子上有名字的那些人全部與此無涉。剩下的可能就是，此人登門時老俞沒有登記。
門房老俞是寧波鄉下人，抗戰前曾在當地大地主家做過三年管家，解放後因曆史問題被當地農會派人揪回家鄉接受鬥爭，想不通自殺了。那麽，登記是否有遺漏這個問題應該去向誰了解呢？首先是單超昌的家屬，不過年前特案組偵查員已經向一幹家眷逐個詢問過，並無收獲，他們因單被執行死刑，對新政權抱敵視態度，不肯提供信息是必然的。現在，偵查員認為可以找解放前曾在單家打過工幫過傭的人調查。
單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一共有三十二名家庭成員。解放前雇傭的廚師、保姆、傭人、花匠、車夫、管家、保鏢最多時共有十一人，解放後漸漸減少，到年前單超昌被執行死刑時，一個也不留了。不過，這些人中有八人家住甬城，找起來方便。3月12日下午，特案組連同外援便衣全體出動，分頭拜訪住在本地的那八人。偵查員譚弦、花滿山、小彭這一撥去找的是花匠葉阿公。
葉阿公是在單家打工時間最長的一個下人，從1925年到1950年，他一直在單家侍弄花草兼打掃花園。據說單超昌不是那種好相處的角色，脾氣很壞，特別是喝酒後，別說下人了，就是自己家人也照罵照打。但他對葉阿公倒是相對客氣，最厲害也不過是罵幾聲而已。所以，葉阿公不但在單家待的時間最長，而且還是最後一個離開的，他是在單超昌被槍斃後才被單家人辭退的。
按當時的階級成分劃分，葉阿公屬於無產階級，受壓迫者。不過，這老頭兒思想覺悟低，偵查員跟他聊起單家的情況時，他竟然對老東家之死表示惋惜，言語間還有埋怨政府對單氏的這種處置導致他受到了損失（估計是指少打了幾年工）的意思。不過，聊了一陣，他所敘述的關於單家的內容還是令偵查員有意外之喜——
葉阿公的敘述是從他待了二十五年的工作場所——花園開始的。單家的花園在宅子後麵臨河那一邊，圍牆外即是小河，圍牆上有後門，後門外建造了一個有石階的河埠。這是舊時江南臨河人家常有的建築格局，河埠用來供以船隻為交通、運輸工具的訪客或送貨的商家使用。當然，以單超昌的那份勢力，尋常對象即使是搖船來的，也不會獲準從後門進入宅院，隻能停了船，繞到前麵大門口請門房老俞通報，獲準並登記後方可入內。那麽，有沒有可以不必通報直接從後門進入宅院的人呢？也是有的，比如“泰昌地貨行”的老板董介壽，因為董是單老東家的嫡親妹夫。
董妻是單超昌唯一的妹妹，嫁到董家後患了一場怪病，長期處於半癱瘓狀態，且不能生育。董介壽對其不離不棄，相敬如賓，謝絕了包括單超昌在內所有人的勸說，拒絕納妾，妻子不能生育，那就領養一對子女。這種即使放在今天也是很多人難以企及的境界，讓惡霸大舅子深受感動，經常給予各種照顧。董介壽最近幾年因受風寒導致腿腳不是很靈便，出門的目的地若是有水路可通的話，他都選擇以舟代步。
去年5月上旬的一天，有一段時間沒登門的董介壽突然來了。董老板平時很注重自己的儀表，不管在家還是出門，都是收拾得清清爽爽，連胡子也是天天修剪。中年時就備了一支紅木鑲銀手杖，走路不慌不忙，四方步踱得有板有眼。這次來卻有點兒狼狽，船抵單宅後門外河埠停靠後，他是被隨行的夥計攙著上岸的，挪一步皺一下眉頭。原來，他的下肢發了流火（學名丹毒，係發生於皮膚和黏膜網狀淋巴管的急性炎症），疼痛難熬。葉阿公當下就尋思：腿腳不便，就不要出門了，在家休養吧，一定要趕來做啥呢？
董介壽頗有眼力，眼光一掃竟然就猜中了老花匠的心思。他對下人跟貴人是一個態度，微笑著喃喃自語：“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我董某一個平頭百姓，養家糊口靠的是地貨行生意，生意場上的朋友有事相托，這是看得起我，別說發點兒流火，再重的毛病也要撐著過來的。阿公，我老哥在家吧？”
有錢人能把自己平等對待，葉阿公自然很受用。每次董老板來，他都非常殷勤，當下連說在家，隨即搬了把藤椅出來，和地貨行夥計一起把董介壽抬進了內宅客堂。
董介壽停留時間不長，一刻鍾左右。他走後，女傭張媽到花園來了，說先生請阿公去一趟。先生就是單超昌，召老花匠去是因為平時經常被主人差出去辦事的保鏢今天臨時有事不在，單超昌就讓葉阿公當一回聽差——騎車去給趙先生送一封信。那個趙先生，就是趙氏父子中的老爸趙持威了。
聽了譚弦的匯報，郝真儒分析，董介壽就是敵特方和單超昌之間的穿針引線人。估計董老板本人不一定是潛伏特務，而是被敵特方所利用。眼下的當務之急，是把地貨行老板董介壽控製起來。這會兒老焦還沒回來，也就不等他了，咱們馬上行動，先去拘拿董介壽。隨即，郝真儒給老蓋打電話，讓他直接到管段派出所和特案組偵查員會合，請派出所出麵約談董介壽，將其秘密控製起來。
可還是晚了一步！郝真儒、譚弦等人趕到派出所時，聯絡員老蓋已經在那裏等著了。老蓋以省廳名義向派出所下達了“全力協助華東特案組開展工作”的命令，郝真儒要求所長秘密傳訊董介壽。所長出主意說，是否以稅務所名義約談董老板，郝真儒認為可行，於是指派兩名新參加工作的派出所民警穿便衣前往地貨行。
但董老板並不在地貨行。賬房先生說，前天傍晚，董老板說第二天一早要搭乘輪船赴滬辦事，委托賬房先生代管生意。昨天一天，董老板都沒露麵。地貨行是前店後宅格局，那兩個新民警隨即又去後麵內宅問家屬，也是這個說法。進一步了解下來，董介壽在滬並無親友，也沒跟家人說起過這次去上海辦啥事兒。
董老板就這樣失蹤了！
這麽一折騰，已經下午三點多了。郝真儒正打算返回駐地，剛剛回到駐地的焦允俊看了老郝留下的條子，來電詢問情況。老郝簡單說了說，焦允俊說你們在派出所待著，我這就過來。
很快，焦允許匆匆趕到，在派出所找了一間屋子，先請譚弦把向花匠葉阿公調查的情況詳細複述了一遍，一邊聽一邊皺眉思索。他的思維一向敏捷，譚弦說完，他接著把派出所長和管段民警請進來，向他們打聽董介壽的情況，得知董老板從未參加過任何黨派，跟舊政權包括日偽在內的官員也沒有任何瓜葛，隻是跟其大舅子單超昌的交往比較多，但沒聽說他參與過單的那些作惡行為，也沒有利用單的勢力欺壓他人。
焦允俊說，看來我們有必要去地貨行走一趟，再了解一點兒其他情況。郝真儒以為他還有下文，正等他說明，不料他已經起身往外走了，也隻有跟了上去。
焦允俊此舉並非心血來潮。剛才譚弦介紹向老花匠的調查情況時，轉述過葉阿公聽董老板說過的一句話——“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我董某一個平頭百姓，養家糊口靠的是地貨行生意，生意場上的朋友有事相托，這是看得起我，別說發點兒流火，再重的毛病也要撐著過來的。”焦允俊尋思，董抱病找大舅子，顯然是受人之托。是什麽人托他的？“生意場上的朋友”！如此，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到跟董的地貨行有生意來往的朋友上。
“地貨”一說，現在已經沒有了，但建國初期還在正常使用。所謂地貨，是對附地而生的蔬果的統稱，比如白菜、蘿卜、番薯、西瓜、香瓜、荸薺、茭白、慈姑、山藥等。地貨行業的生意夥伴比較單一，上家是農民或者菜販子，負責提供四季蔬果，下家則是民眾消費者和醬園。焦允俊之所以要到地貨行去，是為了弄清楚董介壽跟哪幾家醬園有業務來往。
地貨行賬房先生告訴偵查員，該行長期跟“八池醬園”合作，每年所進的貨有一半是供應“八池醬園”的。焦允俊在詢問賬房先生時，郝真儒等人則跟地貨行幾個夥計談話。他們也說到了“八池”，偵查員當然要問到具體接觸的人，地貨行夥計說起去醬園送貨時接觸過的醬園夥計中，有一個與“鴨舌帽”外貌相似。
如此，特案組終於找到了“09”特務團夥的據點。當晚，“八池醬園”被大批軍警包圍，“09”等特務還未來得及反抗就被擒獲。
連夜訊問，一直忙碌到次日中午。“九支”自為首的紀辛光、副手王複祥到往下的夥計九人，對一應罪行供認不諱。可是，董介壽被特務滅口的估測未能得到證實，所有特務都說不清楚董老板的下落。偵查員正感到奇怪時，董介壽卻向市公安局自首了。
原來，董老板在解放前夕應醬園賬房王複祥的要求找大舅子幫忙（王佯稱鍾表匠吉祥德與醬園有宿怨，最近頻繁威脅醬園企圖勒索錢財，故想叫人教訓一下），尋思不是什麽大事，這在舊時常有，在得到“保證不會發生傷亡事件”的許諾後，便去向大舅子單超昌求助。這種事情有單點頭，自是一錘定音。但董介壽心裏總覺得不踏實，過幾天流火好了，特地出門，佯裝路過吉祥德的鍾表攤，一看，這人還在修鍾表，一切正常。不久王複祥也再次登門，送來兩壇醬園自釀的黃酒表示感謝，於是也就放心了。
一晃兒到了臘月下旬，忽一日，董介壽聞知鍾表匠酒後猝死，不禁覺得奇怪。這時的董介壽已經失去了單超昌這棵大樹的遮護，遇事就隻好依靠自己了。他把這件事的前後過程連起來想來想去，總覺得蹊蹺。正好這當兒單超昌被處決，就以吊唁為名去了單家，聽說公安已去調查過解放前夕的訪客情況，便知自己的猜測並非空穴來風，此後便擔驚受怕，唯恐自己被卷進去。春節再去單家拜年，得知公安之後沒有來過，這才鬆了一口氣。不過，好景不長，前兩天他派行裏夥計去單家送東西，夥計回來隨口說起公安又去了單家。董老板剛剛放下的心馬上又提了起來，左思右想，決定找個地方先避避風頭再作計議。於是，就放風說要去上海辦事，實則去了近郊一個農民好友章某家住了下來。
章某對董老板的遭遇很上心，天天一大早就進城裏的茶館探聽信息。這天喝茶時，聞聽昨晚“八池醬園”出事，老板、賬房、夥計一古腦兒被公安局抓捕，估計攤上大事了。章某回家跟董介壽一說，董老板感歎，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估計公安局肯定要抓我的，倒不如自己上門投案吧。於是，就進城奔市局了。
1950年10月19日，華東軍政委員會委托浙江省軍管會對該案作出判決，“九支”成員紀辛光、王複祥、龔柏韜、鄭富星、章翔健、遊海歸、錢阿大、何佩軫及參與“九支”實施反革命活動的趙持威、趙金安父子和董介壽，分別被判處死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七至二十年。邱寧靜、尹潤君另案處理，分別獲刑十八年、三年。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