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44：華東特案組之（五）——紅色捕鳥蛛（下）

【塵封檔案】係列之144：華東特案組之（五）——紅色捕鳥蛛（下）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8年第10期

作者：魏遲櫻、東方明、李西始

上期內容提要：

    1949年底，上海和蘇州先後發生詭異的猝死案件，一男一女兩個看似毫不相幹的受害人均服用同一種毒藥死亡。華東特案組介入調查，發現他們都有為敵特收集情報的嫌疑，而且曾經與一個中日混血舞女接觸頻繁。就在特案組在滬、蘇兩地尋找中日混血女間諜的蹤跡時，她卻突然現身杭州，她的目標是新中國空軍剛剛接收的筧橋機場……

• 嘉興脫逃

    在尤信子看來，她的落網純屬偶然。她是按照以前特工訓練時日本教官所傳授的安全規則進行操作的，而且經過多次實踐，表明這個規則是行之有效的。因此，獲悉小皮匠出事，尤信子立刻作出了離開杭城的決定。當然，她也知道不能機械地照搬以往的經驗，畢竟，這種伎倆她已經玩過兩次，對手可能會據此采取相應的措施，所以她並未去火車站，而是順了一輛路旁停著的自行車，騎至滬杭公路，再搭順風車逃至嘉興。

    到了嘉興，她改頭換麵，把自己打扮成青年知識女性的模樣，憑隨身攜帶的絕對高仿真的上海近郊某小學出具的出差證明和工作證，入住於梅灣街上的“和福旅社”。當天午夜，她順利應付過了嘉興警方對旅館等場所的檢查。今晨，尤信子離開旅社後，尋思此刻去火車站可能太早，容易引人注意，就去南湖遊覽了兩個小時，然後招了一輛三輪車前往火車站。買票、進站都很順利，可是，在候車室她卻遇到麻煩了。

    昨晚尤信子在旅社應付過的是當地派出所的例行治安巡查，民警並未接到有關盤查疑似尤信子的女特務的通知。此刻到了火車站就不同了，前一天焦允俊已經作了布置，對滬杭鐵路沿線的列車和車站進行布控，上海市委社會部下轄的便衣隊與上海鐵路公安處也派出便衣民警在鬆江、嘉善、嘉興各車站蹲守。這些便衣化裝成普通旅客，已在車站待了一個通宵，此刻都是一臉倦容，在候車室長椅上倚著行李半真半假地打盹兒。這一幕在女特務看來並無異常，以為都是些從大老遠農村趕來候車的鄉下人。她沒有想到，這些“鄉下人”手裏都有她的照片——特案組從“仙樂斯”的商業資料中翻拍了每個舞女的“玉照”。此刻她以真實麵目出現在火車站，那就隻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兒了。

    女特務落網，特案組諸君的激動可想而知。可是，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匆匆驅車趕到嘉興的時候，等待他們的卻是一個壞到不能再壞的消息：尤信子逃跑了！

    尤信子被捕時，在場的偵查員都不是華東特案組的正式成員，為首的大鄭是上海市委社會部（即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便衣隊應特案組要求臨時調派的，根據特案組的指令，鐵路公安派出的便衣歸其指揮。但因為是在鐵路地界，他還是征求了鐵路公安便衣的意見，問應該把被捕者臨時關押在哪裏。幹公安的都是人精，鐵路公安這邊帶隊的老程當然知道，此刻嘉興車站的這班人馬都是華東特案組的“蝦兵小卒”，人家征求意見就是客氣一下而已，自然不會真的指望他出什麽主意。

    大鄭其實早有打算，這種情況下，這個被視為要犯的女特務最好的關押方式就是原地不動，以免在押送途中發生不測。誰知道她是否有同夥一路同行，此刻見她失風被捕，會不會出手營救，或者幹脆殺人滅口？所以，大鄭決定把尤信子關押在嘉興車站站區一幢獨立的兩層小樓內。這幢小樓是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交通部路政司司長陳福鈞奉部長俞大維之命，用財政部特撥款項建造的，當時沒說什麽用途，但該建築造價不菲，裝潢考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應該是為高官準備的。蔣介石是浙江人，沒準兒幾時想到嘉興逛逛南湖，嚐嚐五芳齋現包現煮的粽子，從上海或者杭州抵達嘉興火車站後總得先在車站稍稍停留，裝模作樣慰問一下鐵路員工；離開時一旦遇到鐵路交通發生問題，列車受阻晚點，總得有個臨時休息一下甚至過夜的處所，建造這幢小樓就是出於此類考慮。不過，小樓蓋好後，蔣介石沒有來過，交通部長俞大維倒是來住過一夜，李宗仁也來喝過茶。嘉興解放後，小樓一並被我方接管，仍是保持原樣，並沒有辟作辦公場所或其他用途。現在，大鄭決定把尤信子臨時關押於此。

    大鄭是來自山東的解放區公安幹部，之前在山東和解放後的上海參加偵辦過若幹案件，具有一定經驗。此刻他尋思，自己帶來的上海市局便衣、鐵路公安便衣加上嘉興火車站的駐站公安人員（嘉興站未設派出所）一共有八人，在這麽一棟小樓裏，篤定看得住她。於是，先把銬上手銬的尤信子帶到小樓底層的一個空房間內，請站長喚來兩個車站女職工對人犯進行搜查，沒有發現武器或者毒藥。想想不放心，又請在車站義務幫忙維持秩序的兩個當地女青年治安積極分子再次搜查，確實沒有遺漏，就把所有搜出的物品扣押，人犯押解二樓，在衛生間裏放了一把椅子，讓尤信子坐在上麵，反銬於椅背上。

    衛生間的窗戶上裝著拇指粗的鍍鋅鋼條，大鄭逐根試過，非常牢固，別說一個女子，就是一個彪形大漢徒手也沒法兒破壞。衛生間進門處有玄關，走出玄關就是小樓二層的一個大客廳，擺放著橢圓形的會議桌和椅子，靠牆一側有兩張三人沙發。大鄭事先查看過，把人犯囚於衛生間內，隻要把守住玄關口，那就插翅難飛。他安排兩個便衣坐在玄關口，規定半小時開門查看一次，其餘六人一律不準下樓，都待在客廳裏。反正特案組偵查員從杭州趕來用不了多長時間，頂多兩三個小時。

    如此嚴密的警戒，應該看得住這麽一個女特務了。沒想到，一小時後偵查員打開衛生間門查看時，裏麵的女特務已經不見了，原先銬住人犯的手銬被打開，掛在椅背上。椅子則被移至衛生間正中，上方的鋁質天花板拆開一個洞，外麵的屋頂也被拆開了。一個體形瘦小的偵查員鑽進天花板，探身屋頂查看，發現有一條用撕開的浴巾、浴袍、毛巾連接起來的繩索，一頭係在橫梁上，一頭垂落地麵。

    人犯居然在偵查員的眼皮底下完成了開銬、製作繩索、拆開天花板脫逃這一係列動作，大鄭、老程互相看了一眼，同時拔槍：就這麽點兒時間，她應該逃不遠，趕快追捕！

    眾偵查員隨即下樓，分頭向檢票口、候車室、站台上的車站工作人員、候車的旅客進行詢問。這個時段，站台上候車的旅客漸漸多了，至少有上百人，扶老攜幼，都帶著大件行李，有的還挑著擔子。站台上一片嘈雜，混亂不堪。偵查員生怕逃犯混在旅客裏，準備一會兒趁亂上車，於是在車站工作人員的協助下，就地征用了一個估計是專賣繩索的小販挑著的一擔麻繩，拉起了臨時警戒線，分幾撥逐個對旅客進行甄別。剛甄別完，列車到站了，總算沒耽擱正常發車。

    旅客群裏並無逃犯，眾人分析下來，認為女特務很有可能已經出站了。那時的火車站，僅僅車站區域有圍牆或者竹籬笆，再往外是沒有任何隔離物的，想要逃票比較容易，下車後別走站台的出口，避開工作人員的視線，設法沿著鐵路走出車站區域就行了。因此，一幹偵查員都認為逃犯就是這樣逃離的。

    大鄭、老程稍一商量，決定沿鐵路線分頭追蹤，老程則留在車站，電話聯係嘉興市公安局，以華東特案組的名義要求予以緊急協助，出動警力設卡巡查，捉拿要犯尤信子。

    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駕車一路疾馳，在脫逃事件發生兩個多小時後抵達嘉興火車站。留守車站的老程立刻向特案組長報告一應情況，臨末說目前正在追捕之中。焦允俊臉色鐵青，一聲不吭，打個手勢示意孫慎言、譚弦隨其查看現場。老程說衛生間還保持著原狀，沒有人進出過。可是，走在頭裏的焦允俊甫一進門，立即駐步，回頭招呼老程：“沒動過？你來看看！”

    老程是山東人，八路軍出身，參加了上海戰役，在偵察排長任上隨所在團集體轉業至鐵路局，在鐵路公安處當了一名偵查組長。要說偵查經驗，也是有一些的，他所主持的小組也確實偵破過幾起案子。現在，他聽焦允俊這麽一說，情知不妙，進門一看，臉色頓時煞白！

    那張原本銬著女特務後來又被尤信子踩著攀爬的椅子，位置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從留在地磚上的椅腳痕跡可以一眼看出；而椅子坐麵上留下的兩個反方向的鞋印，足以表明逃犯在登上椅子爬上天花板之後，她的雙腳又在這把椅子上麵踩過——女特務爬上天花板之後並未脫逃，而是躲在小樓屋頂，給偵查員造成其已脫逃的假象，成功調虎離山，再從屋頂下來，趁亂溜出小樓，而此時偵查員們都在站台上檢查旅客呢。

    焦允俊戴上手套，脫下鞋子，換了另一把椅子踩著鑽進天花板，上到屋頂。小樓屋頂是呈人字形向兩側較大幅度傾斜的，先前那個精瘦的小個子偵查員查看時，隻是站在天花板上把半個身子探出屋頂，發現那根用撕開的浴巾、毛巾、浴袍編製的布繩，想當然地認為尤信子已經逃離了，沒想到應該爬上屋頂，往人字形的另一側查看一下。焦允俊以前在部隊長期從事情報偵察，這種手段自然熟門熟路。隨即鑽出天花板上到屋頂一看，不由得暗暗佩服，尤信子那手活兒幹得比他當初還從容，沿著屋頂一路攀爬過去，竟然沒弄亂一塊瓦片，不仔細看還真難以發現。

    現在，隻有把希望寄托於追逃上了，但焦允俊估計此刻把逃犯追回的可能性不大。尤信子是一個慮事頗細的特工，不按常規出牌，膽子又大。這種角色的行事風格是走一步看三步，不動則已，但凡行動，就把後路都考慮好了。當然，再聰明的人也有失手的時候。之前特案組有分工，另一路偵查員已由郝真儒帶領前往上海北站，他們會不會堵住尤信子呢？

• 二度落網

    12月18日傍晚，焦允俊、孫慎言、譚弦驅車返回上海虹橋路華東特案組駐地，與郝真儒、沙懋麟、張寶賢、支富德四人會合，郝真儒那一路在北站也沒有候到逃犯，已經指令配合抓捕的市局便衣、鐵路公安和北站分局民警三十餘人分班繼續輪流蹲守。

    這個情況雖在焦允俊的意料之中，但他還是有些失望，當下歎了一口氣：“咱們大夥兒研究一下下一步該怎麽走吧。老郝你怎麽想？”

    下一步的走法，郝真儒有兩個考慮：一是繼續追捕逃犯，直到抓住為止。二是追逃活兒交由外援便衣負責，特案組偵查員另外開辟戰場，尋覓新的線索，挖掘尤信子背後的特務組織——鋪得這麽開的收集情報活動，不可能隻有一個人在幹，而且從其受命分工的活動內容來看，不過是敵特方整盤棋上的一個棋子。如果這次她在嘉興車站未曾逃脫，自然可以順藤摸瓜抓到她的同夥、後台；現在尤信子脫逃了，幾時能夠歸案甚至能否歸案還難說，因此把寶押在第一個考慮上似乎欠妥，而且時間上也不允許無限期地往下拖延。既然如此，與其盯著追逃，倒不如開辟新的戰線。

    接著，全組偵查員人人發言，對這兩個考慮進行分析，列出利弊。最後決定雙管齊下：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個仍去杭州偵辦該案；郝真儒、沙懋麟、張寶賢、支富德四人一邊主持上海這邊的蹲守追逃（具體工作由外援便衣去做），一邊追查尤信子可能留下的蛛絲馬跡，從中尋覓其同夥或者後台的線索。

    次日中午，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驅車抵達杭州。杭州的活兒原本就沒有結束，落網的小皮匠王富貴的供詞中有一點尚未查明：他供稱前一天已經把一隻用鞋釘“記錄”了情報的布鞋底按照女特務所囑藏匿於筧橋鎮秀才橋下的石縫裏，案發後，焦允俊指派譚弦率偵查員去現場看過，鞋底已被取走。是尤信子取走的嗎？應該不可能。筧橋這樣一個江南小鎮，平時少有外人來訪，如果街上走過一個一看便知是城裏人的陌生人，不管是男是女，立刻會受到注意，甚至成為鎮民茶餘飯後的談資。但鎮上並未有人反映過這種情況，說明尤信子沒有親自出馬去取情報。這也是她必須雇傭小皮匠王富貴的原因——如果她能不受人注意地在筧橋鎮上逗留數日，完全可以入住靠近鎮口的旅館客棧，隻要守在房間的窗口就可以收集軍事情報了。可她沒有這樣做，更不可能跑到筧橋鎮的秀才橋下去取情報，多半會像雇傭小皮匠那樣，臨時雇人代勞。這個人是誰呢？

    昨天接到尤信子被捕的消息離開杭城時，焦允俊把調查任務下達給臨時抽調來的滬杭同行便衣了。同時下達的還有一項內容：小皮匠王富貴是因與李大牙鬥毆被民警帶到派出所的，尤信子得到了這個消息，當晚即逃離杭城。既然尤信子本人不可能藏匿於筧橋鎮上，監視小皮匠動靜的活兒也隻好外包出去托人代勞。這個受托人是哪位？焦允俊估計，很有可能是“兩番手腳一番做”，尤信子委托的是同一人。不管是一人還是兩人，都要盡快調查清楚。

    現在，焦允俊三人去而複歸，所要進行的調查包含三個內容：小皮匠收集的情報是怎樣到達藏匿於杭城的尤信子之手的，小皮匠折進派出所的信息是通過什麽途徑被尤信子知曉的，以及尤信子在杭州期間躲藏於何處。

    當天下午，焦允俊三人把滬杭同行召集起來，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先是匯總昨天和今天上午的調查情況——

    上海偵查員負責調查傳遞情報的線索。他們走訪了秀才橋畔的住戶和商鋪，得知橋下有時會有叫花子棲身，但找了幾個曾在橋下棲身現已去土地廟過夜的乞丐問下來，卻並無收獲。杭州便衣負責調查王富貴折進派出所的信息是通過什麽途徑傳遞到杭州的。他們找李大牙詢問，沒有收獲。又向李供職的鎮清潔所了解，所方證明李大牙從派出所獲釋後，被留置在清潔所，上班和工餘時間都有人“陪同”，未發現他跟外界有過接觸。然後，偵查員就把思維轉到了派出所那一塊兒，跟包括所長在內的全所民警和青年治安積極分子一一談了話，無果。

    聽了匯報，焦允俊談了以下觀點：估計這兩樁活兒應該都是筧橋本鎮人做的，而且有可能是同一人幹的。因此，第一，秀才橋那事兒繼續往下調查，盯著叫花子查；第二，小皮匠與李大牙打架被傳喚，這是鎮上許多人都知道的，僅僅這一點應該不至於驚動尤信子，她所關心的是李大牙被單位領走之後，王富貴為何遲遲沒獲釋。所以，她安排的眼線應該是關注著此事。怎麽關注？在王、李被傳喚後一直待在派出所附近盯著就是——照這個思路去查，應該查得到！

    兩撥偵查員立刻按照焦允俊指點的方向去調查，竟然都找到了對象。焦允俊所料果然不錯，傳遞鞋掌情報和把小皮匠折進派出所的消息通報尤信子的是同一個人——具有乞丐和短工雙重身份的本鎮孤身閑漢戚貴根。

    戚貴根在乞討之餘，還會給來往於杭城與筧橋之間的旅遊者、走親戚的人或倒騰土特產的商販做挑夫，相幫運輸行李貨物，掙一點兒小錢。據其落網後交代，他就是在給一個前往筧橋鎮遊覽的五十多歲的老婆婆提行李時被臨時雇傭為“地下交通員”的。這個老婆婆，自然就是化裝後的尤信子了。

    尤信子的防範確實比較到位，她應該知曉江南小鎮居民對到訪的陌生人有一種自然而然的關注；由於筧橋有軍用機場，派出所民警更是對外來者加倍留意。所以，她采取的是安全第一的方針，能不露麵就不露麵。

     “老婆婆”坐在戚貴根向別人借的小船上，一路打聽鎮上適宜於充當“臨時工”的人選。最後，從十來個被提及的人選中，選中了戚貴根本人和小皮匠王富貴，還打聽了小皮匠在杭州經常出沒的場所。於是就跟戚貴根談妥了買賣，但當時並未說明具體要做什麽，隻說是“你肯定做得了的小事”。這時，小船差不多也快要到筧橋了，尤信子果斷決定不進鎮子，讓戚原路返回。快到城裏時，停船上岸，當場預付講定的一半報酬。

    戚貴根老老實實地執行“老婆婆”的指令，每天下午四五點鍾去一趟杭城拱宸橋，如果“老婆婆”有事要他去做，會在那裏現身。之後，他一連去了三天，12月15日，終於見著了“老婆婆”。對方讓他從次日開始一連五天去秀才橋下取鞋掌，並且留意小皮匠王富貴的動靜，如果發生什麽異常，必須馬上去杭州報信兒。

     “老婆婆”給了他一個送鞋掌的地址——賣魚橋畔公寓樓門口有一個沒有門牌號碼的信報箱，每天下午從秀才橋下取到鞋掌後，立刻進城，到賣魚橋公寓樓門前投進那個信報箱。如果發現小皮匠出事，比如被派出所抓了，就假裝看熱鬧，打聽一下是怎麽回事。如果小皮匠被關押著長時間不放出來，必須立刻趕到賣魚橋，用小刀在信報箱右下角削掉一小塊木片。那天戚貴根在派出所外麵轉悠了一陣兒，看見李大牙被釋放了，而小皮匠還沒出來。又等了半個鍾頭，忽見小皮匠被反銬著由徐所長、民警老錢等人押出來，上了對麵市河埠頭上的那條專供派出所押解人犯、運送物品的小船，意識到應該向“老婆婆”報告了，拔腿就往鎮外跑。正好有輛運煤卡車卸完煤要回城，他便上前跟相識的裝卸工說想搭個車。人家說隻要你不嫌髒，那就上車吧。於是，他就上了後麵的車廂。如此推算，小皮匠還沒被押解到杭縣公安局，他就已經在賣魚橋公寓樓前的信報箱右下角留下了記號。至於那個“老婆婆”是幾時看到這個暗號的，他就不清楚了。後來，他再也沒見過“老婆婆”。

    訊問結束，焦允俊立刻招呼孫慎言、譚弦：“咱們去賣魚橋看看！”

    賣魚橋原名歸錦橋，舊時杭城漁民都在此橋及附近路段集中賣魚，坊間就把此橋喚作賣魚橋了。本案中尤信子臨時雇傭的“地下交通員”戚貴根所說的那座公寓樓，坐落於賣魚橋西側的莫幹山路。焦允俊三人過去查看，隻見公寓樓一字展開，共有十上十下二十套房子。據說原先每家的大門都是靠馬路這邊的，後來營造商聽了一個算命先生的話，把已經建在臨街的大門改到了後麵。可問題隨之而來，先是民政局不允許把門牌移到後麵去，接著郵局跟進，堅持不肯往各家新辟的門口投遞郵件。一眾住戶無奈之下，隻得找些舊木板邊角料，在臨街那一側的牆上釘一個簡易信報箱。

    此刻偵查員看到的那些信報箱高高低低，材料、式樣、色彩都不一，讓人眼花繚亂。訊問時戚貴根說得很清楚，他把鞋掌投進了一個表麵塗著黑漆，上麵用白色油漆書寫著“信報箱”三個字但沒有門牌號碼的長方形木箱，信報箱的右下角被他用小刀削去了一塊木片，以傳遞小皮匠出事的信息。眼前的二十個信報箱倒是有黑漆白字的，但除了“信報箱”三字，下麵還有門牌號碼，並沒有隻寫著“信報箱”而不寫門牌號碼的。再看其他顏色的，也有不寫“信報箱”字樣的，但每一個上麵都寫著門牌號碼。一家家箱子看過去，忽然發現一條牆縫上有被釘子釘入的痕跡。眾偵查員恍然，看來是尤信子在這個位置臨時增加了一個信報箱，用來作為傳遞情報的交接點。發現出事後，她把這口箱子拆除了。

    盡管偵查員不相信尤信子就住在該樓或者跟該樓的哪家住戶有交往，但還是決定請管段派出所出麵召集二十戶居民（每戶一人）開會。偵查員分為兩撥，一撥在會上了解情況，另一撥到公寓樓挨家挨戶走訪，看是否有住戶留意到牆壁上臨時增設了一個木箱，然後又拆除了。

    調查沒有結果。走訪公寓樓附近的街坊、店鋪、上下班經過的路人、走街串巷的小販，也未獲得任何信息。對公寓樓的調查就此中斷。

    當天晚上，焦允俊、孫慎言、譚弦三人開會研究案情。焦允俊請另外二位換個角度考慮：倘若是我方情報人員在敵占區活動，比如就是我們三個，那麽，我們該怎麽完成跟戚貴根的情報交接？首先一點是，尤信子的路數是對頭的，從防範角度來說，接收情報的一方能不跟交通員接觸就盡量不接觸。這種接觸不但容易引人注目，還有另一層危險，那就是沒準兒交通員已經被敵方發現並跟蹤，甚至已經叛變，因此不得不防。為安全起見，通常會設置秘密地點供交通員放置情報，然後自己伺機去取。其次是戚貴根執行的另一項使命——在小皮匠出事時緊急發送警示暗號，這在從前搞隱蔽工作時也是經常碰到的。記得有一次俺老焦流年不利，一天之內跑了鎮江、南京五個密點，竟然處處都是警示暗號！當然，尤信子這次給戚貴根的使命與聯絡點的安全無關，但性質是一樣的。她不知道這種警示是否會出現、什麽時候出現，必須時時刻刻提防。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她的落腳點在何處，最起碼是哪個區域。

    她有一種“時時刻刻關注是否會出現警示”的需求，所以不能掉以輕心。那麽，她會怎樣做呢？根據我們以前在白區從事情報工作時的做法，一般說來不大可能會在警示點周圍直接監視。敵人並不愚蠢，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話可不是我說的。實際工作中，我焦某就遇到過不少比我智商高得多的對手。如果我采取這種隱藏在警示點周圍的方式，一邊從事秘密工作，一邊注意是否有警示出現，那基本上不超過一個星期就會被敵人發現。

    我想，尤信子肯定也是這樣考慮的。她不可能待在賣魚橋公寓樓周圍一天到晚盯著，而是采取以下兩種方式中的一種，一是雇人留意，二是自己待在公寓樓附近（不是周圍），過一段時間，比如兩個小時，佯裝散步什麽的，溜達到公寓樓門前瞧上一眼。經過公寓樓時，她不會駐步停留，也不會刻意盯著信報箱，隻需餘光一掃就行了。這也是她把信報箱漆成黑色的原因，右下角的黑色表麵被削去一片，露出原木的顏色，那是很醒目的。

    說到這裏，焦允俊目光炯炯看著兩個部下：“你們覺得尤信子會選擇這兩種方式中的哪一種呢？”

    孫慎言、譚弦兩人的觀點一致：應該選擇後一種。為什麽？因為“一事不煩二主”，如果她選擇前一種，還不如幹脆讓戚貴根直接去她指定的地址當麵報警。

    焦允俊一拍大腿：“對！就是這麽簡單！”

    繼續往下分析，三偵查員認為既然是後一種情況，尤信子的落腳點就應該在賣魚橋公寓樓附近。逃離嘉興火車站後，尤信子多半不會躲在這個落腳點，但在這裏也許會發現其以往活動情況的線索。焦允俊最後拍板：明天開始對此進行排查！

    沒想到，僅僅過了三個多鍾頭，12月20日淩晨三時許，浙江省公安廳的機要通訊員騎著摩托車來到特案組臨時駐地，送來一封剛剛收到的密電。焦允俊看後一陣驚喜，連忙招呼孫慎言、譚弦立刻穿衣起床，緊急出動。

    密電是郝真儒從上海發來的。郝真儒、沙懋麟、張寶賢、支富德四人在上海負責蹲守逃犯尤信子，同時循著已經掌握的尤信子的活動情況、社會關係等進行複查，重點是對之前可能遺漏的情況進行挖掘。因為工作量很大，在馬處長協調下，又給特案組臨時增派了人手，連同原先的外援加起來一共三十多人，分成四組，特案組四個偵查員各負責一組。

    12月19日，張寶賢率領他負責的那一組偵查員對之前在尤信子的棲身點發現的一些零碎物品再次進行檢查。這些物品中有一口老式樟木箱，裏麵裝著的東西五花八門，書籍、報刊、明星照片、化妝品廣告、萬金油空盒、手電筒、原封保存但已過期的電池、縫紉機和收音機零件、小工具甚至針頭線腦，林林總總有五六十種之多。據房東說，尤信子當初搬離該址時，是把這些物品作為垃圾準備扔掉的。但她看上去身體纖弱，顯然沒法兒把這口大箱子弄出去，就在交割房子時請房東幫忙，待她離開後把這口木箱連同其他清理出來的垃圾一並丟棄。為此，她還特地買了兩盒“美麗牌”香煙送給房東。

    那口樟木箱子油漆雖已斑駁，但箱體完好無損，隻要重新上漆，就是一口嶄新的箱子。須知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尋常百姓家裏有這麽一口樟木箱，那可是值得炫耀的資本。於是房東一口答應。之後，房東忙於其他事情，就把這口箱子連同裏麵的物品一並移到閣樓上，一晃兩年沒動過。待到偵查員登門調查時，見多識廣的房東料想前房客惹的麻煩不小，哪敢隱瞞，就把箱子連同裏麵的東西一並交了出來。特案組偵查員進行過檢查，並未發現什麽有價值的線索。現在，郝真儒要求張寶賢再次對箱子和裏麵的物品進行檢查，他的理由是，尤信子既然已經關照房東把這口箱子處理掉，按說不會遺漏可能透露其信息的物品，但也不能排除她當時考慮不周，留下了什麽蛛絲馬跡的可能性。現在沒有別的突破口，權當是死馬當作活馬醫吧。

    張寶賢幾個按照這個思路再次搜檢，把這樁活兒進行得比之前更加徹底，不但把所有書籍報刊的裝訂線拆開，甚至把整口樟木箱都拆了，還原成一塊塊木板。可是，最後依然什麽收獲都沒有。幹到天黑準備收工時，郝真儒派人給他們送來了晚餐。來人捎來了口信兒，說讓張寶賢等人把一應物品全部登記造冊，要作為材料放入案件卷宗。

    幾個偵查員吃過晚飯又開始加班。幹到一半，張寶賢登記到一本拆開的古籍線裝書，那是一本上中下三卷的石印醫藥書，書名是《江南醫案拾萃》，未標出版者，隻注明“太湖隱士輯錄”，標價銀洋三元；其內容是一樁樁自明朝晚期一直到清朝末年江南地區的一些著名中醫、遊方郎中治愈各類疑難雜症的病例，每個病例都寫得簡明扼要。張寶賢那一陣兒過於勞累，內火上升，口腔有兩處潰瘍，雖不影響工作，但飲食時小有痛楚。此刻忽然想到這本書裏是否有治療這類症狀的偏方什麽的，於是仔細閱讀，查到了幾個方子，是針對不同症狀和病因的口腔潰瘍的，治療方法有繁有簡，最簡單的法子眼下就能實施。想起附近有一家夜間可以叩門購藥的中藥店，就去配了一味中藥，回來一試，還真如書中所言“必可立見奇效”，嘴裏很快就不痛了。

    其他幾個偵查員見之都嘖嘖稱奇，有人開玩笑說把這本醫書看上半年，隻怕就能做郎中了。另一個年過五旬的偵查員說，這還真不是說著玩的，小時候聽老人聊小刀會造反的事兒，小刀會的創始人劉麗川就是靠背中醫古方免費給貧苦群眾治病把人聚攏起來的。無意中的閑聊提醒了張寶賢，尋思這確實是一條速成郎中的捷徑。尤信子手頭放著這麽一冊醫書，會不會就是出於此意呢？這女特務會不會也用這法子把自己變成祖傳中醫什麽的，此刻正躲在哪個角落裏給人治病呢？這麽想著，就有一種提出來跟戰友探討的衝動，但隨即就克製住了。眼前這幾位是戰友不假，但特案組有紀律，外援隻是聽指揮完成分派的活兒，不能參與案情分析。張寶賢有什麽想法隻能向領導匯報，此刻他的領導是郝真儒，也就隻能對老郝去說。

    郝真儒一聽，認為言之有理。但老郝做事嚴謹，不會著風就扯篷，當下讓人把那一套三卷的醫書送來仔細翻閱，又把特案組其餘三個偵查員召攏來開會分析，如實作了記錄，最後方才拍板把這一情況通報給正在杭州尋覓尤信子線索的特案組長。

    焦允俊的工作風格就不同了，接到密電，馬上把孫慎言、譚弦叫起來，說憑直覺，我覺得老郝提供的這個信息於我們這邊有用，你二位有何高見？三人再次分析小皮匠和戚貴根的口供以及賣魚橋公寓樓那個突然出現然後又消失的奇怪的信報箱，最後作出判斷，尤信子很有可能化身中醫隱藏在附近一帶。

    那就沒啥遲疑的了，立刻排查就是。考慮到不能弄出大動靜以免驚動了尤信子，導致這主兒再次逃跑，一幹偵查員分成四撥，以賣魚橋為中心，分頭查找附近的診所、醫院和中藥店鋪的地址，先不打聽，待天明後再作計議。

    上午八點，焦允俊下令開始行動，還是按照原先的分工，四路人員同時出動，佯裝病家去診所、醫院、中藥店查看。半小時後，孫慎言負責的那一撥在湖墅路上的“真源堂”當場抓獲正在坐堂問診的“速成中醫”尤信子！

• 代號：紅色捕鳥蛛

    當天下午，尤信子被押解至滬，隨即由特案組對其進行訊問。原以為這個女特務肯定會負隅頑抗，出乎意料的是，尤信子竟很配合，有問必答，不問也答——對自己的口供予以補充。

    1937年底，在上海虹口一家日本洋行打工的尤信子被侵華日軍招募為特工，送往橫濱陸軍特工訓練基地進行訓練。再度返回上海灘，尤信子的公開身份是舞女。在這段時間裏，她為日本軍方收集了與“軍統”、“中統”、中共、蘇聯、美國等方麵有關的大量情報。尤信子的特務活動能力不但受到了日本軍方的肯定，還引起了美國情報機關的注意。抗戰勝利前大約兩個月，一個平時與其有情報交往、名叫巴澤爾的美國特工（持德國護照，對外身份為洋行經理）頻頻約見她，最後成功說服尤信子加盟由其負責的“戰略情報局駐上海第五聯絡站”。對於自己成為雙麵間諜，尤信子有一種負罪感，認為是對天皇的背叛。但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巴澤爾給她看了一份特高課的暗殺名單，尤信子禁不住冒出一頭冷汗。被列入這份名單的，都是日本軍方出於保密需要決定永久封口的內部人員，大部分是中國人，少數是日本和其他國籍的正式或非正式特務，橋本有信子——尤信子也在其中。從此，尤信子死心塌地為美國服務。

    1946年4月，“第五聯絡站”結束使命，予以撤銷。巴澤爾離華前告知尤信子，戰略情報局即將解散，美國政府正在籌建替代該局的新的情報機構，鑒於她的能力和忠誠，相信新機構成立後仍會與其聯係。在此期間，將按月發放足夠維持她日常生活的特別津貼，讓她趁這段時間學點兒東西，沒準兒以後用得上。尤信子就報名參加了西洋拳擊培訓班，每天接受三個小時的訓練。此外，她還自學了中醫。偵查員發現的那三卷醫書，就是她從舊書店淘得的教材。

    1947年12月，尤信子終於迎來了自己盼望已久的新上司。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濃眉大眼，臉部棱角分明，看上去像是華人，說一口帶著點兒地方口音的北方官話，持美國護照，姓名是愛德·奎恩。當然，對於一個有資格接替巴澤爾的特工來說，不管什麽國家的護照他都能弄到，而且肯定是真的。對方告訴尤信子，他的中國名字叫魯汀，以後可以以“魯先生”相稱。魯汀給尤信子下達的指令是協助其收集及中轉情報——國民黨、中共、其他黨派以及蘇聯、英國、法國等僑民在江南地區的活動情況等都屬於情報內容。半年後，突然下達新指令，讓尤信子前往蘇州、杭州、南京、鎮江四地，以行醫、經商、繪畫、理發這四個職業辦理落戶手續，但沒有透露這樣安排的原因。當時還處於舊政權統治下，中情局在國統區有關係，尤信子的落戶、就業安排都很順利，她自己根本就不用操心。

    說到這裏的時候，尤信子臉上露出得意的神色：“所以，我在江南除上海以外另有四個合法身份。如果我對你們幾位稍加重視，恐怕諸位想跟我這樣見麵，隻能是一個長久的念頭而已。”

    焦允俊聽著不住點頭：“佩服！”

    郝真儒擔心焦允俊會說出些不合時宜的話，趕緊咳嗽一聲予以提醒。但焦允俊還是往下發表意見了：“常言道狡兔三窟，你有四窟，已經超量了，所以該是狐狸了。不過你東奔西突最終仍沒逃出羅網，隻能算一隻低水平的狐狸。尤小姐，你認同我的見解嗎？”

    郝真儒連忙打斷：“尤信子，到這一步，說這話也沒意義，你還是繼續往下交代吧。”

    尤信子奉命在四地建立備用落腳點後，上司並未讓她幹具體活兒，隻是要求她在四地往返穿梭，輪流露麵，以掩護自己的新身份。1949年春節前兩天，魯汀約她在禮查飯店喝咖啡，告訴她說：國民黨政權很快就會崩潰，美國政府是否會繼續支持國民黨目前尚無定論，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統治中國，中情局都需要在中國——特別是上海以及周邊的長三角區域建立穩固的情報係統。我已經接到命令，在三個月之內組建一個情報小組，代號“紅色捕鳥蛛”，我是組長，尤小姐是我的助手，應該是副組長。如果以後我離開這個職位，將會推薦你接任組長一職。

    這時，科班出身的訊問高手沙懋麟開腔了：“尤小姐，你說的禮查飯店我以前經常光顧，咖啡廳環境不錯，侍者的禮儀風度跟倫敦那些著名的咖啡廳高度相似。不過，以你所說的當時被中情局雪藏的情況，別人把你約到那裏去喝咖啡似乎不大適宜。別的不說，你的服飾可能就會被門童攔下。所以，你剛才這個說法是不是值得商榷啊？你說呢？”

    沙懋麟一開口，焦、郝立刻不吭聲了，他們知道高手開始發揮作用了，他要從人犯口中套出跟那個魯汀會麵的細節，以便稍後開展調查。當然，這種路數對於接受過反偵訊訓練的特工來說不一定有效，因此焦允俊外表雖然看似輕鬆，心裏卻在暗暗祈禱，但願眼前這位上套兒。後來的事實證明，尤信子在與沙懋麟的對話中，無意間透露出些許信息，特案組就是憑著這些信息查摸到魯汀的線索的。這是後話，這裏暫且打住。

    然後，就說到紅色捕鳥蛛了。尤信子看了看眼前這幾位被其視為“土八路”的偵查員，試圖扮演一下老師的角色：“你們知道什麽叫捕鳥蛛嗎？”

    事後，焦允俊承認他不知道，沙懋麟也沒聽說過，但喜歡閱讀的郝真儒和譚弦卻是知曉的。郝真儒當年在租界巡捕房做內勤時，還親眼看見過被刑事部偵探查獲的從台灣攜入滬上的捕鳥蛛活體。當下和譚弦你一言他一語稍稍一說，尤信子就蔫兒了，解釋說魯汀告訴她，上邊為情報小組起這麽一個代號，是希望該組特工在即將由中共執政的紅色環境中不但能保全自己，還應像捕鳥蛛那樣反噬對手。

    訊問進行得還算順利，可是，偵查員最想獲得的關於紅色捕鳥蛛情況的希望卻落空了。據尤信子交代，她雖被任命為魯汀的助手，但進行的活動也就僅僅是負責招募“臨時工”收集情報，特工小組的核心機密比如人事情況、交通員、聯絡點等一概不知，她與魯汀也是單線聯係。因此，特案組認為她不過是該小組的一個普通特務，所謂“助手”僅僅是一種忽悠，“應該是副組長”、“接任組長”之語更是空頭支票。

    特案組的多數成員從事過情報工作，都知道一個情報小組的組長助手應該做什麽。尤信子自稱組長助手，可她對紅色捕鳥蛛小組一共有多少成員以及活動情況竟然一無所知，不但需要自己來回奔波收買小嘍囉收集情報，還需要自己直接動手對已經造成潛在威脅的對象實施封口行動，如果這就是一個組長助手幹的活兒，那也真是太搞笑了。事後想來，這也合乎情理：中情局不可能把這麽一個特務小組交給尤信子執掌。早在江南解放之前，他們就著手讓尤信子在蘇州、杭州、南京、鎮江四地設置活動據點，顯然是打算讓尤信子長期潛伏，她隻是被作為一件收集情報的工具在使用。

    12月21日上午，特案組長焦允俊向馬處長匯報一應情況，馬處長要求在最短時間內把紅色捕鳥蛛特工小組全部成員緝拿歸案。此外，還透露了一個隻有高層領導知曉的消息：本案已經引起北京的重視，要求盡快破獲，一應案情將作為中央相關部門分析目前國際形勢的參考依據。

    特案組隨即開會研究如何落實上級指示，大夥兒認為要深挖紅色捕鳥蛛的根底，除了對已被捕的尤信子供認的情況進行甄別，還有必要對那個持美國護照的紅色捕鳥蛛組長魯汀開展偵查，焦允俊幹脆把魯汀稱為“蛛首”。

    大方向定下了，眾人開始討論具體細節，各抒己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隻有郝真儒一言不發，仿佛穩坐釣魚台。焦允俊馬上意識到老郝大概是有想法了，示意大家安靜，聽老郝怎麽說。果然被焦允俊猜中，郝真儒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尤信子的供詞要甄別核實，魯汀的線索也不能放著，兩項調查同時進行。

    對此，焦允俊卻有不同意見。他的想法是集中力量，盯著魯汀查線索。為什麽呢？焦允俊說：“我琢磨下來，像尤信子這樣一個女特務，充其量不過是捕鳥蛛的一條細腿，一條細腿不可能知道蜘蛛的腦袋也就是魯汀是怎麽想的，她隻是按照腦袋的指揮行動。現在，她被捕了，這條腿已經斷了，蜘蛛必須把這條細腿與其本身分離——這是情報工作的規矩。即便尤信子交代的內容中有可以作為追查魯汀線索的蛛絲馬跡，那也早就被切斷了。根據我們對尤信子情況的分析，她不過是那個特務小組的一個普通成員，魯汀是組長，那就是老牌特務了，他以前跟尤信子來往時自有一套掩飾自己身份信息的路數。對尤信子的口供當然需要甄別核查，但不能對這種善後性質的工作抱太大希望。我的直覺告訴我，時間緊迫，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應該緊盯著魯汀那條線索追查。”

    郝真儒聽得很認真，臨末緩緩點頭。於是作出決定：對尤信子口供的甄別核實，由郝真儒率領外援便衣負責，全組其他偵查員都撲到魯汀的線索上去。

    焦允俊之所以對追查魯汀有一種躍躍欲試的熱情和衝動，跟訊問尤信子時沙懋麟和女特務的那段對話內容有關。科班出身的沙懋麟精於訊問，擅長貌似不經意地從訊問對象口中套取信息。對尤信子的訊問就是這樣，表麵上，沙懋麟是對尤信子所說的在禮查飯店與魯汀見麵表示懷疑，實際上，是為了引誘尤信子說出見麵的細節，以便從中發現蛛絲馬跡。沙懋麟的目的達到了，尤信子為了證明自己所言不虛，無意中透露魯汀似是禮查飯店咖啡廳的熟客。訊問結束，沙懋麟對焦允俊說了他的猜測。焦允俊知道沙懋麟一向謹慎，沒有把握的話絕對不會出口，因此對其判斷深信不疑，認為循著這條線索追查，很有可能發現魯汀的蹤跡。

    散會後，焦允俊等六名偵查員前往外白渡橋畔的禮查飯店摸情況。這家坐落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處的飯店由英國商人於1846年創辦，是上海灘最早的現代化酒店——沒有之一，在本案發生時就已經是百年老字號，當時租給私企建華地產公司經營，仍由英國人管理，但大多數員工都是華人。根據全國總工會的要求，上海的大中型中外私企都已建立工會組織，因此，焦允俊一行去飯店後找的不是英國高層管理人員，而是工會負責人。說明來意後，工會負責人隨即跟英國高層管理人員聯係，由他們安排飯店咖啡廳的中外員工輪流接受偵查員的詢問。

    調查結果誠如沙懋麟、焦允俊的估料，那個魯汀確實是咖啡廳的常客。不過，這人獨自來喝咖啡的次數較多，與他在咖啡廳會客的比率大約為20∶1，也就是說，如果他每天來喝咖啡，也隻是平均三個禮拜才約別人會見一次；當然，他不可能天天來喝咖啡，所以起碼平均一個月才在咖啡廳約見他人一次。像這樣的常客，禮查飯店咖啡廳裏蠻多的，在門童、侍者眼中不過是熟麵孔，通常說來很難根據偵查員的描述（具體描述來自於尤信子的供詞）對上號，即便對上號，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準確。可是，焦允俊一行的運氣卻是出奇地好，竟然罕見地遇到了一個意外——

    大約一年前，咖啡廳來了一位英國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這人跟咖啡廳的英國老板一樣，少年時有過一段小太保的曆史，同為倫敦泰晤士河第四碼頭的少年霸主。後來兩人離開倫敦，一個去了美國費城學小提琴，一個來到上海打工，從洋行跑街（推銷員）一步步做到了老板。闊別三十多年在上海重逢，兩人自有一番感慨。小提琴家激動之餘，當場演奏了兩首名曲，那場景被一位喜愛攝影的常客桂先生拍攝下來。那天正好魯汀也在喝咖啡，結果就被拍進了鏡頭。

    咖啡廳老板把照片衝擴後放進相框張掛出來，隨即遭到魯汀的抗議，要求將其在照片中的影像處理掉，並把底片銷毀。老板覺得不大能理解，但還是請南京路著名的“王開照相館”對照片進行處理，重新製作了一張。取照片時，老板約了魯汀同去“王開”，請其審閱刪除了其影像的照片，得到魯的點頭認可後，又讓魯驗明底片，遞上一把剪刀讓對方親手把底片銷毀。魯汀又隨老板返回禮查飯店，親手銷毀了原先那張放大照。這樣的經曆，咖啡廳的英國老板自然印象極深，跟焦允俊一說，焦允俊立刻來了興趣。讓特案組長驚喜的還在後頭——老板居然拿出了一張嶄新的放大照片，上麵清楚地顯示了魯汀的麵容。原來，英國老板頭一次衝擴該照片時，請“王開”製作了三張，尋思以後如果損壞了也有備份。魯汀提抗議後，老板銷毀了原照片和底片，但沒有說他手頭還有兩張。

    可以想象，這一意外對於特案組的調查工作具有怎樣的意義。憑著這張照片，偵查員很快就獲得了有關魯汀的線索。

    線索一共有三條，那是三個外籍人員：猶太電氣商人米克爾、白俄房地產經紀人克阿爾和原公共租界交響樂團法國琴師布魯諾。據幾個侍者回憶，最近一年多的時間裏，魯汀曾在禮查飯店咖啡廳跟這三人分別單獨喝過兩三次咖啡。侍者之所以記得這三位，是因為這三人的業務都與禮查飯店發生過關係，以前有一段時間他們經常出入禮查飯店。

    那麽，上海解放後這三位是否還在滬上呢？線索提供人說他們都沒有離開上海，有的最近來喝過咖啡，有的曾在馬路上遇到過，電氣商米克爾和維修工還有業務交往。

    特案組先是去了上海市公安局外事辦，查閱解放後繼續居留滬上的外僑登記材料，對這三人進行初步評估——

    猶太電氣商人米克爾自三十年代初開始在北京路經營電氣安裝維修公司，兼開門市部出售各種電氣零部件，生意做得風生水起；上海解放後，由於采購渠道受阻，生意受到影響，兼做二手零部件買賣。猶太人在上海的狀況有些微妙，他們有自己的圈子，在其他洋人眼中屬於不受待見的另類，這種狀況導致他們隻注重做生意，對政治不感興趣。米克爾的材料顯示，此人從未參與過與政治相關的活動，其交往的中外人士中也未見敏感對象。

    白俄房地產經紀人克阿爾跟米克爾的情況差不多。當時滬上的白俄跟猶太人一樣，也屬於“逃亡者”，謀生手段與猶太人如出一轍。不同的是，白俄中頗有些出身貴族（或者本人就曾是俄國貴族），有的還在沙皇時期從政從軍並擔任職務，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是無法跟政治割裂開的。再加上經濟利益的誘惑，他們給各種政治勢力充當情報員，也有少數參與恐怖活動。據克阿爾在登記材料中的自述，抗戰時他就曾向“軍統”、“中統”有償提供過情報，因為他的房地產經紀人職業便於收集情報。同時，他也跟中共地下人員接觸，非常周到地提供房產信息及租房服務（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到三十年代前期，中共中央機關一度設於上海，出於安全考慮，需要經常更換機關地址並設置備用機關和住宿點），還曾為特科行動人員的鋤奸工作提供掩護。至於克阿爾跟魯汀的接觸是出於何種動機，那就有待於調查了。不過，特案組偵查員估計，克阿爾解放前也隻是偶爾客串一回情報“臨時工”，沒有加入特務組織，如今已是新社會，人民專政的力度他是親眼目睹的，一般說來，不會跟著紅色捕鳥蛛這種情報組織趟渾水。

    法國琴師布魯諾的經曆比較簡單，他出身於裏昂的一個中學音樂教員家庭，受家庭影響，自幼喜歡音樂。少年時隨學校組織的暑假旅行團來了一趟上海，自此就喜歡上了這座東方最著名的國際大都市。十八歲那年，他隻身帶著一把小提琴搭乘遠洋輪再次旅滬，然後就留下不走了，至今已有三十個年頭。他在上海成了家，娶了個中國護士為妻，生育了兩個女兒，如今都已出嫁。布魯諾長期供職於公共租界交響樂團，抗戰勝利後租界不複存在，原交響樂團成為國民黨市政府的樂團，他被留用繼續拉小提琴。不久樂團解散，他就做起了音樂家教，同時去舞廳客串“洋琴鬼”（舊時滬上坊間對外籍樂師的稱謂）。住地轄區派出所對布魯諾所做的鑒定是：未發現此人與反動組織有涉。

    次日，即12月22日，特案組分三撥分頭前往這三個外籍人員那裏查摸情況。原以為他們既然能夠成為魯汀邀請喝咖啡的對象，必定有戲。可是，三撥偵查員分別跟這三位洋先生聊下來，卻是大跌眼鏡！三人所說的魯汀約見的事由，實在讓人難以相信他們說的是實話。

    電氣商人米克爾說，那是1949年4月下旬的事兒。那天他接到魯汀打來的電話，由於對方操一口流利的英語，猶太老板也就使用了英語。魯汀說他有一位外地朋友想采購一批舶來品電氣零部件，托他在上海尋找合適的零售商。他想起之前經常在禮查飯店咖啡廳遇到跟客戶談生意的米克爾先生，尋思能在禮查飯店這樣的場所洽談商業合作的老板應該比較靠譜，就向朋友推薦了米克爾先生。朋友回信表示同意，請魯汀先跟米克爾接觸一下，談談意向，如果有合作可能，那他就從外埠赴滬正式洽談。於是魯汀就給米克爾打了電話。兩人見麵後，米克爾看了對方出示的采購清單，非常興奮，這是一樁大生意，他使出渾身解數，隻想把對方拴住。離開禮查飯店時，米克爾覺得這次洽談進行得很順利，期待著往下的那位正主兒“外埠朋友”接著出場。可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白俄房地產經紀人克阿爾先生的情況跟猶太老板如出一轍。魯汀也是給他打了電話，要求見麵，說自己來自英國，受一位富豪友人之托，想在上海物色一處適合開醫院的房產，租售都可。由於國共內戰，克阿爾當時的業務不景氣，聽說有這麽一個機會，自是喜出望外，於1949年4月12日晚前往禮查飯店赴約。往下的遭遇，就是猶太老板的那個版本了。

    法國琴師布魯諾的情況跟上麵兩位差不多，如果一定要說不同，那就是他的住所沒有安裝電話，魯汀是通過郵寄信函的方式跟他聯係的，兩人見麵的時間是1949年4月17日下午。由於布魯諾的職業關係，故事版本略有改變，變成了有朋友想開辦一個小提琴培訓班，想請布魯諾先生前往執教，具體事宜也是由正主兒親自出麵洽談。布魯諾就等著好事成真，當然，也沒有下文了。

    那麽，魯汀是怎麽知曉他們的地址的呢？很簡單，猶太老板和白俄經紀人曾在報紙上刊登過廣告；布魯諾住在禮查飯店附近的密勒路（即峨眉路），他在住所門外的牆上釘了一塊尺餘見方的搪瓷廣告銘牌。魯汀顯然是據此獲得了相關信息。

    三人所言是否屬實呢？偵查員對此進行了分析，認為結合禮查飯店咖啡廳老板、員工提供的信息（魯汀在1949年4月底之後再也未曾光顧過）判斷，應該是可信的。這樣做的原因，顯然是考慮到解放後一旦新政權對其開展調查，肯定會獲知他經常光顧禮查飯店，為擾亂調查視線，他就玩了這麽一出。還別說，此刻對於特案組來說，還真麵臨著再次斷線的危險。

    往下該怎麽訪查魯汀的下落呢？

• 魯汀落網

    當晚，特案組七名偵查員再次開會分析案情。郝真儒分管落實甄別、核查尤信子的供詞內容，那兩天寒潮來襲，他感冒發燒，但依舊堅持上班。當然，沒法兒出馬奔波了，就待在駐地坐鎮指揮。此刻調查結束，老郝的燒也退了，當下先匯報了工作情況，臨末說看來還是焦允俊同誌走對了路，尤信子的供詞對追查魯汀並無價值。焦允俊聽著覺得受用，微合雙目靜候下文，沒想到聽到的卻是“我說完了，老焦，往下該你了……”

    焦允俊睜開眼睛歎了口氣：“唉，別人一誇我，我就擔心誇得不夠。看，還真讓俺擔心著了。”

    眾人大笑。笑夠了，焦允俊說：“咱們言歸正傳吧，訊問尤信子時，關於傳遞收集到的情報她是怎麽說的？小譚你念一下筆錄。”

    譚弦拿起已經裝訂成冊的筆錄稍稍一翻，把其中相關的內容念了念，大意是尤信子按照魯汀的指令，把收集到的情報寄往預定地點——上海蒲西路天主堂街徐家匯天主堂郵欄。

    郵欄是一個什麽概念呢？就是一些大公司、報館或者公寓大樓的開放式信報箱，通常設置於入口處的大堂內。徐家匯天主堂是遠東第一大教堂，亦是中國著名教堂，係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座堂，堂內可容納三千餘教徒進行禮拜等活動；天主堂與附設之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府和修女院一起構成極具特色的西洋建築群，占地麵積數千平方米。1910年9月建成後，由於教徒不斷增加，專業神職人員、雜工以及教徒義工也相應增多。按照當時的規矩，教徒的郵件可以寄到教堂，由教徒自己去取，以表示對教堂的信任，所以該堂每天收到的郵件甚多，郵差用自行車根本運不過來，必須用麻袋裝，有時還不止一麻袋，再用三輪車甚至汽車運至天主堂。天主堂收到郵件後的分類頗費人工，就在內部建了公共郵欄，請郵差直接把郵件放進郵欄，供收件人自取。這個做法一直持續到1951年方才取消。

    用焦允俊的說法是，不得不佩服魯汀的智慧，他讓尤信子把收集到的情報以郵寄普通信件或印刷品的方式寄往徐家匯天主堂的公共郵欄，然後自己前往或者遣人去取。這麽有名的一座教堂，即使沒有活動的平常日子，進進出出的教友和遊客也是絡繹不絕。魯汀混在其中，去郵欄那裏轉一轉，取郵件，跟一個尋常教友一樣，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所謂“大隱隱於市”就是這個意思，越是熱鬧的地方反而越安全。

    通過禮查飯店查摸魯汀的線索已經沒有指望了，特案組隻得著眼於徐家匯天主堂。可如何進行調查呢？這讓特案組頗費躊躇。

    當時滬上有一批以上海教區首任中國籍主教龔品梅為首的反動神職人員，對新政權抱仇視態度，秘密從事顛覆活動。新政權對此已有所察覺，但這是內部核心級機密，別說尋常偵查員了，就是相當級別的政保幹部也不知情。不過，由於華東特案組工作的特殊性，組織上對焦允俊、郝真儒兩位組領導透過風，一旦工作中需要和天主教人士打交道，可以作為參考。現在，特案組準備把偵查觸角伸向徐家匯天主堂，盡管眼下隻是對堂內公共郵欄的使用情況進行調查，但也隻能秘密進行。

    焦允俊、郝真儒利用會議休息時間私下交換了意見，認為魯汀目前肯定已經知曉尤信子被捕的消息，按照情報工作的慣例，這條傳遞情報的通道顯然必須關閉，至少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不能再次使用。所以，化裝教友混入天主堂搞守株待兔顯然沒用，隻有另外設法——是不是可以帶著魯汀的照片向教堂內部人員打聽？

    這是郝真儒提出來的，焦允俊想了想，說眼下似乎沒有更穩妥的辦法，看來隻有從這上麵考慮了，一會兒請同誌們一起斟酌吧。

    正商量到這裏的時候，馬處長突然來了。焦允俊眼尖，瞥見對方懷裏鼓鼓囊囊，便知必有犒賞，嬉皮笑臉地說：“正跟老郝商量怎麽解決煙荒問題呢，處長就來送溫暖了。”

    馬處長拿出來的卻是一聽美國奶粉：“聽說真儒同誌最近發燒，我來看看。”說著把奶粉遞給郝真儒，轉臉掃了焦允俊一眼，“香煙？忘帶了。”

    焦允俊神色不變：“處長，人都說俺火眼金睛，他們可能不知道，俺小焦的鼻子也是挺厲害的。即便您老棉大衣裹得嚴嚴實實，可懷裏若是揣著香煙的話，俺還是聞得出的，而且好像不止一條。”

     “你那是狗鼻子！”馬處長遂把懷裏的兩條香煙拿出來放在桌上，“我就是來慰問一下，順便看看你們的工作進度，有什麽困難嗎？”

    焦允俊趕緊匯報了情況：“我正和老郝商量應該怎麽把觸角往教堂伸呢，還真是有點兒無從下手。”

    馬處長沉思片刻，緩緩點頭：“今晚你們就忙到這裏吧，趕緊休息。這個問題我去了解一下，明天給你們打電話。在沒接到電話之前，暫勿行動！”

    次日上午，馬處長的秘書小楊來電傳達領導指示：特案組同誌連日辛勞，今天可以休息一下；所議之事，由組織上另行安排，一有結果，即予告知。

    後來知道，馬處長估計，鑒於解放後上海天主教會的部分神職人員有異動跡象，組織上可能已經建立了從其內部獲取信息的渠道。為防止特案組的調查驚動龔品梅一夥，可以把此事交由組織安插在徐家匯天主堂的內線。馬處長連夜向上級匯報了自己的設想，很快得到批準。

    12月25日中午，馬處長告知特案組，說據內線秘密調查，並未發現有貌似魯汀者去徐家匯天主堂公共郵欄取過郵件。

    看來這條路也走不通了。那麽，往下應該怎麽辦呢？焦允俊、郝真儒正束手無策時，忽然接到一個電話。

    電話是禮查飯店工會領導老呂打來的，說一位三個月前已退休的庶務老苗今天上午外出辦事路過飯店，順便來看看老同事。此公打十五歲進禮查飯店幹到六十歲技工退休，在飯店整整幹了四十五年，老呂想起此前偵查員調查魯先生無果，曾留言要求工會方麵相幫留意（禮查飯店屬於外資私企，工會是唯一可以依靠的組織），於是拿出偵查員留下的魯汀的照片，問老苗是否有印象。老苗一看就說眼熟，這位華僑先生以前經常來喝咖啡，有時還去餐廳用餐。去年秋天，有那麽一陣兒，每周一兩次吧，這個華僑都會帶一個二十來歲的美貌女子來飯店的舞廳跳舞。以老苗曆練多年的職業眼光，一眼就看出那女子應該是做舞女的，不僅舞技嫻熟，而且言談舉止間帶著點兒風塵相。老苗能回憶起來的也就這點兒內容，但工會方麵還是立刻致電特案組告知以上情況。

    焦允俊接聽電話後，額手稱幸：“天助我也！”

    郝真儒也很興奮，不過他還是沒忘記說一句：“這是人民群眾支持我們的工作，跟‘天’沒有關係，所謂‘天助我也’，那是帶有封建色彩的說法，你以後要注意。”

    焦允俊尋思這老郝真逗，好不容易柳暗花明，俺開心都來不及，他還板著個臉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故意逗老郝：“怎麽跟‘天’沒關係？‘天’是什麽……哦，具體是什麽，咱也說不清。但我說的‘天’，指的就是人民群眾。我們是革命隊伍，來自人民群眾，我們鬧革命，也是為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就是我們的‘天’。剛剛人民群眾之一苗老爺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關鍵線索，所以我說‘天助我也’，一點兒也沒錯啊！”

    郝真儒哪裏有這份胡攪蠻纏的本事，隻有苦笑：“我真服你了，你以後可以去做律師了。”

    焦允俊笑道：“老郝你生性嚴肅，加上細致認真，可以當法官。今後咱哥兒倆一個律師一個法官，在法庭上還是你一句我一句逗悶子，多好……”看郝真儒拉長了臉，擔心他又上綱上線，焦允俊趕緊轉移話題，“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就此打住。老沙，麻煩你開輛車，把苗老爺子請過來，咱跟他好好聊聊。老孫、小譚，你們兩個去禮查飯店的舞廳，看能不能打聽到那個舞女的情況。”

    很快，兩路情況匯總，得知那個女子確實是職業舞女，姓名、籍貫、經曆等不詳，可能曾供職於靜安寺“逍遙宮”、霞飛路“國際都會”和虹口“海上俱樂部”三家二流舞廳中的一家。可是，特案組調查下來，三家舞廳卻並無此女。偵查員想到另一種可能，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百老匯酒店（今上海大廈）、國際飯店等著名賓館都有附設的舞廳，也許此女在那些地方從業。

    當天晚上，特案組終於在國際飯店的舞廳打聽到這個舞女的情況。此女名叫袁希珍，家住江寧區萬春街61弄89號。當天午夜，袁氏被秘密傳喚。

    很快查明，袁氏與紅色捕鳥蛛無涉，也不知道該特務組織。她與魯汀的交往是雙方互相看中了對方的優勢，袁羨慕魯的財力和華僑身份，純粹是圖利；魯看中袁的年輕貌美，純粹是圖色。兩人到目前還在交往，袁最近還被魯帶到過其住所河濱大樓。

    淩晨一時許，晚歸的魯汀在路邊招了一輛出租車，讓駛往其寓所河濱大樓。司機是一個斯文青年，長著一張娃娃臉，還有點兒靦腆，一看就是從業不久。當然，魯汀不知道這小夥兒姓譚，更沒想到小譚竟直接把轎車開進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大院。一路緊跟的特案組其他偵查員隨即把魯汀從轎車裏拖出來，銬上雙副手銬，換了輛車，押解到虹橋路華東特案組駐地。

    訊問馬上進行。特案組對這次訊問寄予很大希望，焦允俊一心想通過其供詞把紅色捕鳥蛛一網打盡。為此，上海市公安局調撥了多輛汽車、摩托車和武裝便衣，在特案組駐地內外待命，作好了隨時出動，把魯汀供出的下屬捉拿歸案的準備。沒想到，這個目標一時卻難能實現——眼前這個被捕者並非紅色捕鳥蛛的“蛛首”，不過是“蛛首”的替身一類的角色。

    魯汀，現年四十歲，加拿大籍華人，三十歲前一直居住於渥太華，英文名字叫安德森·格爾瓦，化名思·萊柯克。早年從事繪畫，擅長設計街頭廣告。1940年，因感情問題殺害情敵，其後逃往紐約，隱瞞其真實身份，用欺騙手段獲得美國國籍。聯邦調查局當時正配合戰略情報局（中情局前身）招募特工，他們瞄上了魯汀，認為可以將其作為招募對象。戰略情報局官員直接出麵跟魯汀密談，魯汀擔心罪行敗露，正想找個靠山，於是成為該局的雇員。經過八個月的訓練，魯汀被派往上海從事秘密工作。

    戰後，戰略情報局解散。魯汀生怕回美國後被引渡到加拿大，請求繼續留在上海。而美方也正需要有人留滬善後，同意了他的請求，照發薪水。不久中情局成立，魯汀回歸特務係統，成為中情局雇員。他在滬上有合法職業掩護，熟悉當地情況，還建立了一些人脈關係，中情局指令他建立秘密交通點，專門負責轉送情報以及特工活動器材，偶爾也受命接應來往人員。1947年12月1日，魯汀接到命令，結束交通點使命，特務關係轉至新組建的紅色捕鳥蛛小組，由組長即真正的“蛛首”胡離穀領導，擔任組長助理，增加薪水，上級還許諾，待該小組完成使命解散後，可將其調往香港或日本。

    胡離穀這個名字有些古怪，乍聽上去容易使人產生哂笑其父母沒有文化的衝動。不過，這個名字跟他的父母沒有關係。此公的英文名字叫Henry G Wolcott，胡離穀係英文諧音，念著還是蠻順口的。魯汀隻見過胡離穀一次，那還是在他剛剛加入紅色捕鳥蛛小組不久。胡約他在霞飛路一家川菜館見麵，告知必要時可以以組長的名義約見下屬，交代任務，並代行檢查下屬工作進度之職。至於兩人之間的聯係，可以通過電話、電報（郵局明碼，使用約定的暗語）、信函、印刷品進行。魯汀跟尤信子以及其他四個下屬見麵，胡離穀會預先用上述方式通知雙方，魯汀和約見對象隻要準時赴約即可。因此，魯汀並不知道紅色捕鳥蛛小組成員的真實姓名、職業、住址，隻知道各人的年齡、性別、長相及口音。那五名成員中，隻有尤信子是女性，代號“瑞1”，“瑞”即“紅色”對應的英文red中文諧音的簡化。其他四個成員也是這樣，而魯汀的代號則是一個字——“瑞”。總之，這是一個“瑞氏家族”。至於胡離穀的代號是“瑞”什麽，那就隻有胡本人以及他的上司清楚了。

    紅色捕鳥蛛現階段的使命是收集情報，這是胡離穀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約見“瑞”時說的。那次見麵兩人談了兩個小時，胡對國共內戰形勢作了被後來的事實證明是精準到位的預測（當然也可能是中情局專家的預測，胡不過是鸚鵡學舌），然後就說到正題——紅色捕鳥蛛今後的使命是收集即將處於中共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各方麵的情報，以供美國政府研判形勢製訂對策時作為參考。至於紅色捕鳥蛛諸成員收集情報種類的分工，他會根據小組成員的個人綜合情況進行合理的安排。屆時，會直接通知到每個人，或者由“瑞”轉達。每個人都有一套不同的暗語、密碼，他會另外設法送達本人，與“瑞”的聯係也是這樣。胡離穀當場就把密碼本給了魯汀（偵查員在魯汀的住處搜到了這個密碼本，之前落網的尤信子的落腳處也發現了密碼本，正如魯汀的交代，兩本密碼是不同的）。每個成員收集的情報，都以密碼的形式，通過郵遞渠道寄往指定的地址。至於指定地址在哪裏，胡離穀沒有告訴“瑞”。

    因此，“瑞”這個名義上的組長助理，其實不過是一個交通員，負責以“蛛首”的名義出麵跟諸“瑞”接觸，遞交胡離穀通過郵寄方式送達他的公司或者住所的密函，有時則是郵包，那就是類似尤信子使用的毒藥等特務活動器材了。魯汀當然知道規矩，根本不去探究內盛何物，隻管原封不動地遞交諸“瑞”。

    紅色捕鳥蛛的活動方式顯然是由中情局專家精心設計的，目的是最大限度保證“蛛首”的安全——隻有“蛛首”安全，才能完成使命。本案破獲後，據胡離穀交代，整個兒特務小組中，隻有他是中情局的正式特工，魯汀和尤信子不過是一般雇員，而其他的“瑞”字頭嘍囉，那就是“臨時工”了。

    魯汀回憶，胡離穀看上去五十來歲，但魯汀在中情局接受訓練時學過化裝術，他認為胡是化了裝的，實際年齡應該跟他相差無幾，也在四十歲上下。同樣的原因，其一米八五左右的身高可能也要打點兒折扣，估計不超過一米八。胡的體態比較敦實，兩人握手時，對方的手掌大而有力，給魯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這人長著一張稍長的國字臉，濃密的黃褐色絡腮胡子，使其神情看上去有些凶狠。當時是晚上，下著雨，對方戴著一頂黑色鴨舌帽，在川菜館裏落座後，對方摘下帽子，露出一頭黑色卷發，不知是天生的還是染的，抑或是戴著假發套。看長相，魯汀懷疑他有中國血統，可能是混血兒。胡離穀說話的聲音比較有特點，發音部位仿佛不在嗓子，而在胸腹腔，帶共鳴效果，讓人聽著有一種“這人若去唱歌，應該是一個不錯的男低音”的想法。

     “瑞2”到“瑞5”四位均係男性，都說一口帶著明顯上海腔的國語。“瑞2”體形偏瘦，但給人一種精悍之感，舉手投足非常協調，應該是練過武的。跟他幾次接觸下來，魯汀感覺，這人有些江湖經驗。

     “瑞3”的年齡比“瑞2”大了將近十歲。這人舉止粗魯，似乎受的教育不多，長相倒是比較端正，濃眉大眼，隻是皮膚看上去略顯粗糙。“瑞3”身高在一米七左右，個頭兒不算高，但肩寬腰圓，算是條壯漢。他的國語不僅帶有滬語口音，若幹個字的發音還夾雜著蘇北腔，而且說話的嗓音難聽得要命。有多難聽呢？如果讓他在“燕雲樓”（滬上第一家經營北京烤鴨的著名菜館）廚房裏模仿鴨子叫，大廚肯定會一個激靈，以為發生死鴨複活的靈異事件了。

     “瑞4”是個麵皮白淨身材單瘦的青年男子，戴一副玳瑁架眼鏡，魯汀仔細觀察過，估計是平光鏡。這個斯文書生樣的青年，談吐舉止間透著一股難以掩飾的娘娘腔，但魯汀卻捕捉到他的眼神中不經意露出的凶狠之色，因此判斷他絕對不是個善茬兒。魯汀甚至還瞎琢磨過，如果讓此人轉崗去“搞行動”的話，應該是把好手。

     “瑞5”是“瑞”字頭中年齡最大的一個，看上去四十五六，穿長衫戴瓜皮帽，背脊略駝，體形偏瘦，像是做賬房先生的。這人有些深藏不露，跟魯汀接上頭後，穩穩坐在那裏，一副氣定神閑的樣子，說話也是不卑不亢，措詞得體，言語簡練，能夠用點頭或者搖頭等肢體語言表示的意思，絕對不會吐一個字；可以用一兩個字表達意思的，絕對不會用三個字。此人的警惕性極高，魯汀約他在福州路一家茶樓見麵，雙方談完話，傳遞過密件後，估計事情已經辦完，他不等魯汀開口就主動起身告辭。顯然，他不想在危險之地多停留一分鍾。

    一輪訊問結束後，郝真儒向魯汀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你是怎麽知曉尤信子已被我方逮捕的？”

    魯汀的回答使在場偵查員的心一下子懸到了半空——他接到了胡離穀的明碼急電，命其“即刻切斷與瑞1的聯係”，由此推斷出尤信子出事了。此言一出，焦允俊和郝真儒對了一個眼色，兩人心裏都沉甸甸的——本來，在發現魯汀並非紅色捕鳥蛛的“蛛首”，不過是一個執行交通使命的替身之後，兩人雖然沒有交換過想法，但以往的經驗告訴他們，無須著急，還有機會，可以從魯汀的活動中發現蛛絲馬跡，順藤摸瓜追查下去，最後找到正主兒。沒想到，敵特對此事先已有準備，一開始在組織結構上就作了防範性設計。這種設計非常巧妙，既是單線聯係式的防範結構，又有“蛛首”對組員的直接監督，掌握每一個組員的情況，以便隨時調整方案，一旦某個組員出事，在保證全組安全的前提下依然可以繼續執行既定使命，也就是“不妨礙工作”。這麽一來，焦允俊、郝真儒利用魯汀的口供尋找破案線索的念頭就變成肥皂泡了。

    不過，焦允俊並不氣餒，馬上追問：“那麽，你被捕的消息胡離穀同樣會知曉吧？”

    魯汀的回答有點兒模棱兩可：“大概也會吧。”

     “依據？”

    魯汀說不出依據，這不過是他的估計。

    這下焦允俊頭痛了，難道胡離穀手裏掌握著兩套特務班子，一套負責收集情報，另一套負責監視情報人員？這可能嗎？特案組長一時找不到答案。訊問已經進行了六個小時，中間沒有休息過，他忽然有一種大腦缺氧的感覺，腦子裏就像打翻了糨糊。焦允俊決定暫停訊問，清醒一下再作計議。

    之前魯汀供稱，收到了胡離穀發來的電報，命令他切斷與“瑞1”的聯係，焦允俊隨即派遣孫慎言去江西路市電報局查閱那份電報底稿。這會兒，孫慎言驅車回來了，郝真儒看了底稿原件，上麵有發報人的住址，馬上叫人拿來內部印製的《上海市馬路裏弄情況大全》。焦允俊湊過來掃了一眼那個住址：“北站區好像沒有這麽一條馬路，大概是個假地址。”

    果然，郝真儒查下來，別說北站區了，整個兒上海市也沒有叫那個名字的馬路，指望根據電報底稿落款地址查摸線索的念頭就此斷了。

• 釣魚計劃

    特案組七名偵查員開了一個短會分析魯汀的口供，認為基本屬實，但中情局不可能為紅色捕鳥蛛另外配備一套班子以監督尤信子等特務。該小組執行的收集情報使命屬於大戰略性質，搞情報的都知道，這種情報通常沒有時間上的緊迫性，內容也比較零碎寬泛（比如蔣翠瑋在閣樓上用望遠鏡窺伺淞滬警備司令部大門），被我方察覺的概率比較低，即便察覺，我方的反應也不會像對待大案要案那樣興師動眾。這種性質的情報收集在情報特工的活動中所列級別最低，中情局不可能另外為紅色捕鳥蛛配備一套班子予以協助。

    那麽，胡離穀是怎麽獲知尤信子落網的消息的呢？特案組認為，可能那是胡自己搞出的一個什麽防範的法子，比如命令手下的特務“定時報告自己的位置”，一旦沒有在約定時間內接到報告，那就視為出事。

    以上估斷在稍後對尤信子的再次訊問中得到了證實。尤信子交代，魯汀（她仍以為魯是其上司）給她的密令中有一條是“執行使命時定時報告位置”。她從杭州逃到嘉興入住旅館前，先到嘉興郵電局往上海徐家匯天主堂拍發了一份急電，用暗語報告已暴露的情況。在嘉興火車站脫逃返回杭州後，又發了一份密碼電報，稱“無恙，已離原地”，沒說自己曾經被捕，以免遭組織滅口。至於收報人的姓名，則采用“韻母代日法”（清同治狀元洪鈞即賽金花的老公發明的專用於電報紀日的方法），把發報日期的代字諧音作為收報人姓氏，後麵的名字則用代號裏阿拉伯數字的中文諧音，比如尤信子的代號是“瑞1”，如果是3日發的電報，那就取上平聲韻“江”為姓，名字則是1對應的英語one的諧音漢字，“文”、“雯”、“聞”、“紊”等均可。

    可是，據魯汀供稱，他並未接到過這種指令。這可能是中情局或者胡離穀考慮到，在上海有合法公開身份（美商公司襄理）的魯汀並不執行收集情報的具體使命，隻是偶爾需要時跑跑地下交通，而解放後的上海灘不像舊時那樣，在馬路上行走隨時可能遭到“抄靶子”（搜身），這就沒有暴露另一特務身份的危險，也就免了這道防範程序。當然，這隻是在短時間內有效，如果時間稍長，或者正巧胡離穀有事需要緊急約見他的話，那就要被發現了。因此，特案組必須想一個法子避免胡在短時間裏（比如兩三天）發覺魯汀出事，來不及切割與魯的關係，我方則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差開展偵查，希圖有所突破。

    討論中，支富德提出建議，是否可以采用“釣魚法”，立刻釋放魯汀，在原住所監控居住，監控力度嚴密到偵查員入室與其同吃同住。其間如果有郵件或者電報送上門來，則視情決定是否讓魯汀立功贖罪，在我控製下前往胡離穀指定的地點跟某個“瑞”字頭特務見麵，傳達密令。然後，對該特務進行秘密跟蹤，摸清其真實身份。

    焦允俊否定了老支的建議，他認為這樣做隻不過是抓捕“蛛足”，對於“蛛首”來說並不構成安全方麵的威脅。我方的主攻目標是胡離穀，隻要抓住此人，下麵的“瑞”字頭諸特務也就落到我們手裏了。如果隻是抓“蛛足”，就算把那四個特務全部逮捕了，紅色捕鳥蛛不過消停片刻，然後重新招兵買馬物色小特務再次開展活動，我方也得繼續跟著忙碌。斬草除根，擒賊擒王，焦允俊的意見是把全部力量撲到抓捕胡離穀上麵去。

    靜場片刻，有偵查員發言讚同焦允俊的意見。支富德考慮下來，也承認焦允俊說得有理。然後，郝真儒表態同意。於是，下一步就是討論怎樣追緝胡離穀其人。一番熱議，最後決定還是采用老支的建議，實施釣魚戰術。但是目標不同，老支是打算利用魯汀釣那些小特務，而這回是釣這些特務的頭子胡離穀。

    具體辦法是把魯放回其住所河濱大樓，偵查員貼身監控，同時對整幢大樓內外進行全方位監控。但是，最多隻能讓魯汀在該公寓待上半天，即下午返回，當天午夜就得離開，因為如果真的有胡離穀的密令寄達，那是不能讓魯去跟其他特務會麵的，我方的目標不是抓獲小特務，而是追查後台胡離穀。試想，紅色捕鳥蛛的兩個有中情局雇員身份的特工尤信子、魯汀都落網了，尚且對追查胡離穀幾無作用，還能指望通過發現其他小特務的線索順藤摸瓜一舉成功？

    如果寄至河濱大樓的密令被擱置不予執行，就會引起胡離穀的警覺，可能認為魯已出事，幹脆切斷這條線。所以，特案組想出了一個應對之法：魯汀公開露麵返回河濱大樓，當天深夜來一個“因病住院”。之後，如果有魯汀的郵件寄至河濱大樓，則由我方秘密拆檢拍照留底，然後照原樣密封，蓋上河濱大樓門房收發章，填寫“收件人因病住院”退回。盡管魯汀寄來的郵件落款多半是假地址，但是根據魯汀的口供，他所記得的數個落款地址中也有靠譜的，不過都是類似徐家匯天主堂那樣的公共郵欄或郵箱。這種郵件退回後，會被收件地（大學、公司或者公寓樓）門房放置於公共郵欄或郵箱裏。郵件退回，執行使命的小特務自然接不到任務，沒有任務，就不會定時向胡離穀報告自己的位置。胡離穀沒有收到實時報告，有可能自己或指使他人去公共郵欄查看，那麽，他就會知曉魯汀不是出事，而是因病入院了。如此，胡就會去核查魯汀因病入院之事是否屬實。而對於特案組來說，隻要“蛛首”在預判之方位伸出觸角，那就一定有辦法抓住他。

    郝真儒說時間緊迫，當務之急是需要把話對魯汀說清楚，勉其立功贖罪。我看這事由焦允俊同誌出麵最為合適。焦允俊說既然老郝抬舉，我也就當仁不讓了，老孫、小譚做我的助手吧。

    三人再次出現在魯汀麵前，先問是否還有什麽罪行沒交代的，魯汀說都已經說了，沒有遺漏。焦允俊說以你犯的這些事兒，你估計人民政府會怎樣處置你？魯汀想了想，說如果美國政府營救不了，至少得判七八年徒刑。孫慎言冷笑，美國政府營救你？美國與新中國沒有建交，也沒有任何民間團體之間的對話渠道，這話從哪裏說起呢？再說你犯的是間諜罪，在新中國是以現行反革命罪論處的。你經常看報紙吧？對於反革命分子如何懲處，你應該清楚。

    魯汀潛伏搞情報，自然每天必讀報紙，中文英文報紙都得看，而且還收聽短波電台，對於新政權懲治反革命分子的嚴厲程度非常清楚，老孫一番話，打破了他僅有的一絲僥幸，當下便有點兒失態，脫口叫嚷：“我是美國人！”

    焦允俊說：“不管是哪國人，隻要觸犯我國的法律，都一視同仁！以你所犯的罪行，光是向尤信子傳遞必要時可以滅口的密令以及提供毒藥指使尤信子殺害三人，就已經構成故意殺人罪，再加上間諜罪行，你說會隻判七八年嗎？如果沒有立功表現，死刑是絕對逃不了的。”

    魯汀麵如死灰，目光呆滯，嘴裏好像在默念著什麽。偵查員不吭聲，冷眼看他是不是識時務。片刻，魯汀長歎一口氣，小聲問什麽樣的行為才算是立功表現。焦允俊就簡單說了說讓其配合我方偵緝胡離穀之舉。魯汀考慮良久，終於點頭。

    當天傍晚，魯汀乘坐一輛由偵查員化裝駕駛的出租車返回河濱大樓。隨其一起下車的還有一個年輕女子——舞女袁希珍。這是釣魚計劃的一個環節。考慮到河濱大樓可能有紅色捕鳥蛛的眼線，所以把原已羈押的這個魯汀的姘頭一並臨時開釋，讓其陪同魯汀回家。前麵說過，以往魯汀也曾有過將袁帶回住所廝混之舉，眼線見了不會起疑；即使並無眼線，待魯汀離開後，萬一胡離穀給河濱大樓打電話甚至親自前來打聽魯汀的情況，不明底細的門房也會“如實”告知。當然，魯汀與袁希珍這次是廝混不成的，特案組已經在其公寓以及整幢大樓內安排了多名便衣偵查員，其中有臨時從市局政保處借調來的女警。

    與此同時，位於北蘇州路乍浦路口的上海市公濟醫院（今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的軍代表正在接待特案組領導郝真儒。郝出示公函，簡要說了說需要醫院方麵如何配合，軍代表隨即安排接收特殊病員的一應事宜。

    午夜過後，舞女袁希珍根據特案組的指令，慌慌張張下樓衝進河濱大樓門房間，二話不說抄起電話機給距離最近的公濟醫院撥打電話，說河濱大樓有危急病人，要求醫院立刻出動救護車過來搶救。片刻，隨著由遠至近的刺耳鈴聲，一輛救護車疾馳而至。待在大樓附近坐鎮監控的現場總指揮焦允俊用望遠鏡觀察，發現坐在副駕位置上打鈴（當時救護車全是手動打鈴）的竟是郝真儒，不由得啞然失笑，尋思這老郝也有沉不住氣的時候。幸好這主兒戴著眼鏡，身穿白大褂，長相也斯文，勉強可以冒充隨車的急救醫生。不一會兒，由偵查員化裝的隨車雜工用擔架把魯汀抬下樓，送上救護車。

    魯汀入院後，被安排在一間雙人病房。與他同病房的“病友”是特案組偵查員支富德，隔壁和對麵病房的“病員”均是華東局社會部和上海市公安局臨時調撥給特案組的便衣偵查員。醫院的院子和車庫裏，另有多名便衣偵查員守著汽車、摩托車、自行車，隨時準備出動執行使命。化裝後的郝真儒也在其中，此刻他是醫院這邊的現場總指揮。

    河濱大樓以及魯汀供職的外資公司那邊，一幹便衣也都作了布控，由焦允俊擔任總指揮，四十名偵查員嚴陣以待。羅網已經張開，隻等胡離穀撞進網來。

• 舞女遁形

    出乎意料的是，特案組以如此陣容守株待兔一般一連守了三天，三處設伏點竟然都是風平浪靜波瀾不興。公濟醫院這邊沒動靜不說，也許胡離穀不知他的助手“生病住院”了，也就疏忽了對下屬的關心體恤；可是河濱大樓和魯汀供職的外資公司兩處也沒有任何消息，電話、電報、郵件都沒有，這就使偵查員感到不解了。

    12月27日晚，焦允俊悄然前往公濟醫院，與郝真儒、支富德兩人見麵，開了一個簡短的支委會。三人都覺得這個現象似乎不是好征兆，這樣一來，下一步該怎麽走就顯得非常重要了。三人意見不一，最後焦允俊拍板：“這樣吧，再熬三天！”

    特案組長這個決定當然不是一拍腦袋憑空產生的，他的依據是，魯汀曾供稱，有時候胡離穀沒活兒下派，最長的一次一個多月沒跟他聯係過。

    往下三天是1949年年末，冬至已過，正處於頭九時節，每天氣溫在零度以下。那個時候，上海地區多數建築是沒有取暖設備的，再冷也得幹熬著，一幹偵查員苦不堪言。郝真儒扮演醫生的角色，公濟醫院的醫生辦公室裏倒是裝著暖氣，但老郝不想搞特殊，堅持各處查崗，很少在辦公室待著。他前幾天發燒剛好，身體還沒完全恢複過來，在醫院裏時冷時熱的，結果又得了感冒，原本就有咳嗽痼疾，這幾天咳得更厲害。醫院軍代表幾乎是強迫老郝接受治療，讓醫生配了針劑，給他打了兩針，病情總算有所緩和。

    又是三天過去，風平浪靜照舊。焦允俊終於意識到不對頭，事後他承認，自己在分析案情時的確出現了偏差。

    特案組在製訂釣魚計劃時過於性急，隻考慮之後偵查工作的走向會循著預料的軌跡進行，沒考慮過“萬一胡離穀不上鉤怎麽辦”，這是其一；其二，所有偵查員都沒想到，魯汀的姘頭舞女袁希珍竟然是紅色捕鳥蛛新發展的特務，早在魯汀“急病發作”被救護車送醫院時，她就在河濱大樓二樓衛生間的窗戶上留下了警示信號，天明後胡離穀就知道了魯汀出事的消息。

    袁希珍出身小業主家庭，其父是開竹器店鋪的。這個小老板篤信天主教，家裏每增添一個孩子，就送教堂接受洗禮，袁希珍自也難免。成為教徒後，她就可以上教會小學了。教會小學不但不收學雜費，還免費供應一頓午餐，師資力量也不錯，尤其是外語，那教學效果簡直比如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白領父母省吃儉用給子女請一對一外教還好。袁希珍讀完小學，升到了教會中學的初中部，同樣享受學校提供的福利待遇，而且還發給校服。如果她肯努力，對付得了一場場考試，那之後她就可以進高中，然後出國留學或者進聖約翰大學。可是，袁希珍沒有這份福氣，讀到初二時，她就經常和一些富家的紈絝子弟廝混，終因違反校規翻牆逃夜被除名。

    可以想象，有這種德行的少女，被教會中學踢出校門交給社會後，會走上什麽樣的人生道路。之後兩年，袁希珍兩次打胎，最後竟然躲在一個富家子弟租的房子裏做起了金絲鳥。這種日子沒過多久，富家子弟玩膩了，給了袁一筆錢，把袁希珍打發了。無奈之下，袁就從金絲鳥改行當了舞女，還用富家子弟給的錢到當時滬上很常見的舞女培訓班接受了培訓。

    袁希珍在舞廳與魯汀相識，很快就把關係發展到了床上。魯汀還以為自己交上了桃花運，沒花幾個錢就把這個年輕貌美的姑娘勾引到手，而且對方對他一片癡情，仿佛他就是白馬王子。服刑期間他才知道，袁希珍是奉胡離穀之命監視自己的。這個經常自詡經曆過真正諜戰（指抗戰時在滬上從事秘密情報工作）並且毫發無損的中情局特工禁不住仰天長歎，有一種恨不得買塊豆腐撞死的懊惱。

    那麽，胡離穀是怎麽把袁希珍發展為“臨時工”的呢？難道跟魯汀一樣，也是去舞廳跳舞時搭上的？

    胡離穀是中情局有正式編製的特工，“深入敵後”活動時，不必自己赤膊上陣去收集情報，他的潛伏身份是美商上海電話公司的高級工程師，工作中沒有社交內容，從來不去舞廳，也很少在外麵吃飯喝咖啡。他需要在魯汀身邊安插一枚釘子，就讓其妻沙曼莉出麵物色一個合適的對象。

    沙曼莉是胡離穀真正意義上的妻子，並非為潛伏需要由上級指定的“名義夫妻”。她知道丈夫的真實身份，婚後不久，也被中情局發展為特工。讓他們夫妻倆一起來上海，就是中情局的意思。沙曼莉是正規醫科大學畢業，隨夫來滬後，她在黃浦區一家英國人開的診所當了一名內科醫生。

    接到丈夫物色釘子的指令後，沙曼莉就在全市的舞廳轉悠。最後，相中了袁希珍。胡離穀對袁希珍的情況進行暗察後，OK！於是沙曼莉開始跟袁希珍接觸。當時上海還沒有解放，像袁希珍這樣一個姿色出眾、智商情商卻都不及格，而且虛榮心特強、對錢財極貪婪的小女人，自是經不住沙曼莉的誘惑，很快就被拉下水了。當然，她不過是一個“臨時工”，既不知曉有紅色捕鳥蛛這樣一個特務組織，也不知道沙曼莉的背後還有一個名叫胡離穀的中情局正牌特工，這個人不但執掌著紅色捕鳥蛛，也可以決定袁小姐的生死。

    按照沙曼莉的吩咐，袁希珍與魯汀保持著一種不即不離的關係。每周通常會跟魯汀見兩三次麵，有時在外麵開房，有時就去河濱大樓魯汀的住所過夜。特案組把調查觸角伸向魯汀時，魯汀本人毫無察覺，袁希珍更是什麽都不知道。因此，有一天突然被偵查員傳喚，她自是大為震驚。可惜，當時偵查員對於袁希珍的震驚並未在意，隻道她年齡小沒見過世麵，先產生了其“並不涉案”的主觀判斷。真相大白後，焦允俊自嘲說：“沒想到俺這雙火眼金睛在這麽一個小丫頭麵前居然就沒用了。”

    袁希珍原以為供出魯汀的住址後會被釋放，她就可以立刻向沙曼莉報告。哪知特案組辦案一向謹慎，案子沒有辦畢時，不是隨便就放人的，袁希珍就繼續被關押著。決定實施釣魚計劃時，偵查員跟她談了立功贖罪問題，她自是一迭聲答應，心裏卻打著小算盤，暗忖能逃就逃，逃不掉就按照沙曼莉之前的交代，發出警示信號。

    待到與魯汀一起回到那個熟悉的房間，袁希珍方才發現情況根本不是她想象的那樣，房間裏有男女便衣四人，周圍的公寓裏也有便衣，魯汀的一舉一動都受到限製，對她看管得稍微鬆些，但想發警示信號，那就如同做白日夢了。

    不過，沙曼莉教給袁希珍的那套路數還是發揮了作用。早在第一次去河濱大樓時，袁希珍就按照指點，在樓道內女性公用衛生間的不起眼之處密藏了些許醫用膠帶，即上海人所說的“橡皮膠”。所以，她隻要去一趟衛生間，悄悄取出橡皮膠，撕下一小條貼在衛生間臨街窗口的玻璃上，警示信號就算發出了。

    那天晚上，袁希珍一共上了兩次衛生間。第一次是剛陪著魯汀抵達時，兩個女警陪同前往。進門之前，還讓她先駐步門口，由一個女便衣入內查看，但關注的隻是有沒有人身安全隱患，提防人犯跳樓或上吊自盡什麽的，沒往其他方麵去想。河濱大樓衛生間的窗框都是裝著金屬防護欄的，欄杆很粗，別說袁希珍，就是一個彪形大漢也沒法兒徒手拗彎。衛生間裏也無繩索之類，女警就放心地讓袁希珍進去了。但提防之心還是有的，一個女警在門口守著，另一個女警跟了進去，就在衛生間的水池那裏站著，致使袁希珍無法做手腳，隻好等下一次再尋找機會。

    幾小時後，魯汀“急病發作”，偵查員命袁希珍按照事先的交代去樓下門房間打電話叫救護車。別看袁希珍沒有接受過特工培訓，智商也不高，但對沙曼莉交代的使命領會得卻頗到位。她趁機做出一副驚慌急迫之狀，打完電話已是涕淚齊下，返回樓上後，就向偵查員提出去衛生間洗把臉。還是有女便衣跟隨，但已經對其不予提防了，監視者就站在走廊裏讓她獨自入內。袁希珍終於找到了機會。

    此前一天，沙曼莉往國際飯店打電話找袁希珍。其實此舉並無其他意義，隻是像以往那樣一起吃個飯，給些津貼，或者送些舶來的化妝品之類。可是，卻沒能聯係上。這種情況以前也曾有過，隔日再聯係就是。不過，因為尤信子剛剛出事，胡離穀得知後不放心，讓妻子隔天去國際飯店，不必打聽，隻是看看舞廳牆上袁希珍的舞牌是否還在，如果舞牌不在了，那就要注意河濱大樓那邊的情況了。第二天下午，沙曼莉坐了一輛三輪車前往國際飯店，途中特意繞了一下，經過河濱大樓時，發現了二樓窗口的警示信號。

    胡離穀立刻啟動應急方案，直接向“瑞5”下達指令，命其前往河濱大樓打聽情況。“瑞5”名叫畢繁燦，廣東江門人氏，抗戰前來滬，在“仁瑞米行”做賬房先生，抗戰爆發後被“中統”發展為情報特工，專門關注滬上大米行情，以此推測日軍的人數變動及調防情況。抗戰勝利後，畢繁燦脫離“中統”，不久又被胡離穀吸收進了紅色捕鳥蛛。

    接受使命後，畢繁燦當即前往河濱大樓一帶，從北蘇州路一個叫花子那裏輕而易舉打聽到，24日晚河濱大樓有一個外國人生急病，被救護車拉往公濟醫院。

    有袁希珍發出的警示在先，胡離穀斷定魯汀在“發病”前已經暴露。當然，“瑞5”不可能打聽到是袁希珍打電話叫的救護車這樣的細節——叫花子也是聽說，不會知道得這麽詳細，否則以胡離穀細密的心思，肯定會懷疑此舉是設局釣魚。而且，胡離穀不能像對待尤信子一樣，對魯汀出事不予過問。魯汀是美國國籍，盡管不是中情局的正式成員，但他這個紅色捕鳥蛛組長助理的職務是中情局的指派，現在丟了這麽一個人，胡離穀對上級要有一個交代，至少要把魯出事的來龍去脈說清楚。於是，他就想起了舞女袁希珍。

    據“瑞5”報告，他聽乞丐說過，那外國人好像是跟一個舞女軋姘頭時毛病發作送醫院的。這樣，袁希珍失聯的原因也就解釋得通了。胡離穀當然不知道袁希珍之前已被捕，那天是被我方扯出來戴罪立功的，按常理分析，他認為我方不會為難這麽一個“無辜”的小女子，但關一段時間把一應情況了解清楚那是肯定的。這幾天，估計她應該在公濟醫院相幫陪護，警方不會對她有什麽提防，因此，可以讓沙曼莉設法向其下達指令，讓她逃離醫院，再把她接應到某個安全地點，以便了解魯汀出事的前因後果。

    沙曼莉利用自己的醫生身份，向一些平時有交往的外國醫生或者曾留美的中國醫生打聽公濟醫院外籍醫生的情況。運氣似乎還不錯，12月30日，在旅滬歐美籍醫生的迎新派對上，沙曼莉結識了一位比她小十來歲的校友艾富裏。艾富裏是英國人，長期生活在美國，前年從康奈爾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回到英國。新中國成立後，英國雖未立刻宣布承認，但其表現出的姿態是傾向於承認的（1950年1月，英國政府宣布承認新中國，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西方大國），繼續執行1946年8月與民國上海市長吳國禎簽署的《倫敦與上海醫務人員交流協議》，於1949年11月派出十一名醫生赴滬。新中國政府將此舉看作友好表示，陳毅市長親自接見包括艾富裏在內的這些醫生。這十一名醫生分別被安排到滬上幾家大醫院，艾富裏被分派到公濟醫院。沙曼莉以學長身份與艾富裏相識後，次日即去公濟醫院拜訪這位學弟。艾富裏熱情接待，中午請學姐去醫院小食堂午餐。飯後即將離開時，沙曼莉在樓下大飯堂與袁希珍劈麵相遇。

    特案組讓袁希珍陪護無疾住院的魯汀，為的是安撫魯汀的情緒。相比魯汀，她的行動相對自由，比如可以和女便衣一起去醫院飯堂用餐。她沒想到會在此時此地跟沙曼莉相遇，稍稍一怔，還沒想好自己應該怎樣反應，沙曼莉和艾富裏有說有笑地跟她擦身而過，說笑時還帶出了一句“一絲開普”，即英語escape（逃）。事後袁希珍交代，她聽清了這個指令。沙曼莉的語速比較快，這個詞又故意說得不是很清晰，而且是夾雜在聊天之中的，說完之後又繼續剛才的話題，艾富裏也就沒有在意。和袁希珍走在一起的女便衣不懂英語，根本沒懷疑其中有什麽貓兒膩。

    結果，袁希珍在當天稍後成功脫逃！

• 一網打盡

    公濟醫院現場總指揮郝真儒是在當天下午三時許得知消息的，此時已是袁希珍脫逃半小時以後。老郝大驚之下，立刻往河濱大樓打電話向特案組長報告此事，連聲檢討“我失職”。焦允俊卻是天生的樂天派，說老郝你別逗了，組長是俺，若要追究責任，自是由兄弟我來承擔。不著急，逃了就逃了，回頭把這小妞兒抓回來就是了，說著歎了一口氣：“可惜了，這妞兒輪不著從寬啦！”

    焦允俊帶著原蹲守河濱大樓的幾個特案組偵查員趕到公濟醫院時，郝真儒正在向支富德下達追捕逃犯的命令。焦允俊說等等，為這麽一個妞兒興師動眾犯得著嗎？我已經電告市局對逃犯相關關係進行布控了，她逃不了的。咱們還是先議一議下一步怎麽辦吧。

    眾偵查員就在公濟醫院找了間空屋子開會，焦允俊讓郝真儒主持，老郝說他已經犯了錯誤，等著上級給處分，今天就不主持會議了。焦允俊嘀咕了一聲“老夫子”，說那就由我來主持吧，先不說小妞兒逃跑之事，免得老郝同誌心裏有壓力。我剛才過來前已經向馬頭兒……哦，向馬處長請示過了，領導命令停止執行釣魚計劃——蹲守了多日，沒見魚兒上鉤，應該不會來了。會議結束後，請沙懋麟同誌負責把魯汀送到提籃橋監獄寄押。然後就說到袁希珍的逃跑——抓捕的活兒可能就不勞我們在座諸位了，咱們有更要緊的活兒要幹，那就是把胡離穀捉拿歸案。不過，在這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袁希珍是怎麽逃跑的。倒不是追究責任，而是要吸取教訓，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類事故。

    魯汀被押走後，原先待在病房的那七八個男女外援偵查員都集中到臨時會議室來協助調查。焦允俊見他們一個個灰頭土臉的樣子，說同誌們別這樣，不就跑了個妞兒嗎，回頭追回來就是！這份責任由特案組承擔。諸位請坐！請大家回憶一下袁希珍這幾天的情況，咱們複雜事兒簡單化，分兩個方麵，病房內和病房外，重點是這妞兒跟外界的接觸。

    可是，眾人回憶下來，都說袁希珍跟外界沒有接觸，看上去很乖巧，真的像病員家屬一樣，沒事就待在病床前，特案組偵查員過來跟魯汀說話時，她就知趣地躲開。若要離開病房去衛生間或者開水房，都有女便衣跟著，去飯堂吃飯也是這樣。晚上就睡在病房的另一張空床上，睡得很沉，連夢話也不說。

    焦允俊的目光轉向那兩個女便衣：“二位同誌貴姓？哦，你姓張，小張；你是小熊。請你們回憶一下，陪同袁希珍到病房以外任何地方的時候，她有沒有接觸過外界的人？我說的外界，就是除了咱們內部人員以外的所有人；我說的接觸，哪怕是對個眼神也算。不著急，你們慢慢想。”

    張、熊一番回憶下來，沒想起任何異常情況。這時，特案組最年輕的偵查員譚弦開口了：“是不是請二位同誌再回憶一下，袁希珍自來到醫院後，每天下午兩三點鍾這段時間裏在幹些什麽？你們二位專門監護她的，又在幹些什麽？”

    小張、小熊說，醫院規定每天午休到兩點半，袁希珍也休息，她們兩個則輪流打盹兒，反正必須有一個醒著的。兩點半，工友送開水來了，袁希珍就提著熱水瓶出去灌水。因為就在病房門口，她們也就不跟出去了，反正時間不長，每天都是這樣。可今天袁希珍出去灌水，過了幾分鍾還沒進病房，小張就去門外走廊張望，沒見人，問推著開水車走過去的工友，說袁希珍沒打水，熱水瓶放在牆邊，人往走廊那頭去了，大概上衛生間了吧。小張趕緊去走廊盡頭的衛生間查看，沒有人影。這時她意識到情況不對，叫上小熊兩人分頭尋找，當然已經是徒勞了。

    譚弦說：“這就是說，袁希珍如果打算逃跑的話，她天天都有機會。可她之前幾天都沒跑，單單選今天逃跑了，這是為什麽呢？你倆再仔細回憶回憶從今早開始到她逃跑之前的所有情況。”

    這一回憶，中午和袁希珍一起去醫院飯堂吃飯的小熊就想起了她們遇到的那兩個外國男女，也不知是不是醫生。焦允俊一聽是外國人，馬上聯想到胡離穀，主張立刻著手調查這個情節，一個電話把醫院軍代表請到會議室。

    自6月10日接管醫院以來，軍代表已經待了將近七個月，對醫院的一應情況都很熟悉。先向小熊問了具體細節，說那兩個外國人是從飯堂二樓下來的，那就是在小食堂用的餐。小食堂是特地為在醫院工作的外籍醫生開的小灶，外籍人士用餐采用簽名製，今天中午有哪些人用餐可以立刻查明。

    當即致電膳食科，片刻，科長就把簽名本送來了。一翻，共有二十六人簽字領了午餐，其中一人領了兩份。膳食科長解釋說，那是英國政府11月份派來交流的艾富裏醫生，今天中午他有客到訪，就領了兩份。焦允俊問明那是一位女客，其相貌與小熊所說的外籍女士相符，就請軍代表把艾富裏醫生請過來。

    特案組偵查員跟艾富裏談話，聽他說了與沙曼莉醫生相識的經過，其美國國籍引起了他們的興趣，於是要求艾富裏回憶，中午餐後下樓時，沙曼莉的語言或是舉動有沒有什麽異常。艾富裏想來想去，終於想起沙曼莉曾經沒來由地嘀咕了一個英文單詞，發音好像是“一絲開普”，她的美式英語語速極快，當時他沒有在意。聞聽此言，通曉英語的郝真儒、支富德、譚弦三個互相對了個眼色，終於恍然：escape，原來如此！

    事後焦允俊連聲感歎：“罷了罷了，我犯了主觀主義啦！沒想到那個妞兒竟然跟洋女大夫關係密切，人家是打著拜訪校友的幌子來下達指令的。這妞兒，女特務啊！看上去傻不溜秋的，沒想到這麽厲害，咱們都看走眼了！”

    特案組當即決定，分兩路對逃犯袁希珍和洋大夫沙曼莉進行調查。接下來的行動竟是出奇地順利：一路偵查員還在排查袁希珍的社會關係時，另一路已經在市衛生局查到了美國旅滬醫生沙曼莉的執業醫院和住址。沙曼莉與其夫聞匯聯住在虹口區東長治路美商上海電話公司職員公寓，偵查員從市公安局外事處調出美商電話公司的外籍員工登記底卡，一看照片，覺得與魯汀描述的胡離穀相貌相似，即把照片拿去讓已移押提籃橋監獄的魯汀辨認，立刻得到確認。

    當天午夜，胡離穀、沙曼莉夫婦落網，二犯對所犯間諜罪行供認不諱。次日清晨，根據這對中情局夫妻特工的口供，特案組逮捕了“瑞2”姚康夫、“瑞3”金寶善、“瑞4”丁博誌、“瑞5”畢繁燦以及已被沙曼莉安頓在浦東某教堂躲藏的袁希珍；從胡離穀夫婦的住所查獲其藏匿的一應間諜活動經費、器材。

    1950年2月2日，根據高層指令，三美籍案犯胡離穀、沙曼莉、魯汀被押解北京，諸“瑞”及袁希珍留囚滬上。1950年11月30日，上海市軍管會對三名美籍案犯之外的其他八名案犯作出判決，判處尤信子死刑，畢繁燦無期徒刑；姚康夫、金寶善、丁博誌、袁希珍、戚貴根、王富貴分別領刑七至十五年不等。當天，尤信子被押解蘇州執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