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幹生”是上世紀50年代大學一道濃重的風景，他們的年齡比平常的學生要大些，談戀愛、結婚的事情是常有的。
他們的經曆多，思考和處理問題成熟，因此班級或支部甚至校學生會的工作都由他們擔任。
學生中的骨幹
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很多青年學子因為早早參加工作、參軍甚至參加抗美援朝，耽誤了在正常年齡報考大學的機會。不少人沒有讀完高中甚至初中，於是有了工農速成中學或工農速成班——用兩年時間讀完中學的主要課程，以便他們能以同等學曆報考大學，這也是“調幹生”與70年代靠“推薦”的工農兵學員的重要區別。那些年是全國統一試卷，而恰恰那些年全國的高中畢業生僅20萬左右，大學生源嚴重不足。
我是1959年進入北大中文係的，班裏調幹生近1/5。據高年級同學回憶，他們一個班調幹生幾乎占到1/3。當然，讀理工科的調幹生比例明顯比讀文科的少，年齡大了讀數理化難一些，這是很自然的。
“調幹生”一般都比直接從高中考上來的同學大四五歲以上，比如我們班，年齡最大的調幹生比我大9歲；而同年級年齡最大的調幹生要比我大15歲。
調幹生的特點是課堂成績不一定突出，尤其是外語，但他們經曆多、社會經驗多，思考和處理問題不像我們那麽幼稚甚至衝動，由他們擔任班級或支部的工作，明顯有優勢；他們很自然成為學生中的骨幹，也是黏合劑。
55屆的謝冕，17歲從福建參軍，23歲以同等學曆考入北大；同是福建人、與謝冕同年級的張炯還參加過閩西遊擊隊。還有孫紹振、溫小鈺、孫玉石、費振剛等，後來都成為響當當的名字。
各式各樣調幹生
比起55級來，我們年級的調幹生算不上“輝煌”，但他們與我們畢竟天天泡在一起，那感覺要更親近。
我們年級擔任支部書記的孟憲忠，上大學前在部隊已是軍官，他剛三十出頭就被我們叫“老頭子”。他給我的印象是嚴肅，但愛才、不整人，跟我們幾個年齡較小的同學關係更好，有時還打打鬧鬧的開玩笑。
作為支部書記，很多事必定是早就知道，比如我的畢業分配半年前就定了，“老頭子”的嘴極嚴。填分配誌願時，有電台、報社記者來，年級通知我去接受采訪，希望我高調表態：到邊疆去、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可我偏偏“不識相”，說自己倒不是怕苦，而是肺病沒有好，還拿不定主意，或許隻能去學校教教書。這樣的表態讓他們失望，自然不能見報。
“老頭子”馬上知道了，但他隻對我苦笑了一下：“你倒是個說實話的。”
那一年別的係高調表態的同學留校了，可見表不表態其實一個樣。我們那一屆畢業生分配得應該說是最好的，大部分留在北京，而且多在中央國家機關。然而，“老頭子”自己的工作卻拖了好幾個月，最後被分到北京玻璃總廠宣傳科。直到二三十年後我們才依稀聽說，當時係總支有領導認為“老頭子”“右”！
曾在誌願軍總部任少尉參謀的胡誌釧比我大9歲，浙江人，5年中我與他最密切。他回老家探親常和我“買同一趟車”走，那時車慢，要三四十小時，還得換車。他路過上海就在我家歇一夜，同我父母等四五口人擠在一間僅16平方米的屋子裏。
印象最深的是胡誌釧跟我講過朝鮮戰場的若幹秘事，這於我這樣涉世太淺的人無異於振聾發聵。我直到改革開放時才敢講。再就是我去了五七幹校，在那裏又因“現行”受審查，我父母一時沒有我音訊很著急。胡誌釧在北京別的單位搞專案，他打聽了我的事情，給我父母寫信安慰他們；他還寫信給我暗示林彪“有事了”，這份情義真是難能可貴。
當年也有調幹生仗著“老資格”喜歡訓人的。還有人覺得吃學生食堂苦，自己夠級別要求吃小灶的，於是受到係裏批評。那年頭想搞這樣的特殊，真沒有門兒。同學三五成群出去玩，其中有調幹生的話，大家肯定是“吃大戶”，因為調幹生是帶工資上學的，我們則或靠父母供給或靠一個月十幾元的助學金。其實，不少調幹生都成家了，有家庭負擔。
上學時可以結婚
調幹生找對象也是學校一道風景。當我們這些直接從中學考來的還懵懵懂懂時，他們早該談戀愛了。於是，我們就看戲，評頭論足，出主意，亂點鴛鴦譜，傳播緋聞。寒暑假的時候，宿舍人走了多半，高年級某宿舍門口會貼出一張信箋紙大的“告示”：“某某某與某某情投意合，定於某日在本室舉行婚禮，歡迎同窗友好光臨。”這多半是調幹生了，按今天的說法，是最典型的“裸婚”。
“文革”十年，大家都被耽誤了。待到改革開放，起用青年知識分子，我們趕上個尾巴——因為四十出頭，年齡優勢還沒有完全喪失。我們大多成為各行各業的業務骨幹或中層領導。可那些調幹生就不一樣，他們年齡過點了。
“調幹生”已成往事，也許永遠是曆史了。
(《北京青年報》4.13 楊匡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