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17：津門連環命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17：津門連環命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6年第7期

作者：易明佳

一、少女身亡

1958年元月下旬。天津市。

當時的天津，係河北省的一個省轄市。市內有一座由清代私家花園“李家花園”改建成的公園，那就是津門名園——人民公園。本案的首位被害人就是位於這座公園南側瓊州道上陶姓居民家的女兒陶祖娟。

陶家的主人名叫陶裕民，祖籍湖北漢口，這年四十掛零，係天津市疏浚公司的一名技術人員；其妻儲占美原是家庭婦女，兩年前天津增辦初中，經區教育局動員，走出家門做了一名中學教師。陶裕民夫婦婚後生了三個子女，頭胎是雙胞胎女兒，取名陶祖娟、陶祖秀，當年十四歲，初一在讀學生；二胎是個兒子，名叫陶祖遠，八歲，是一年級小學生。以當時的收入與生活開支標準，陶裕民夫婦雙職工養全家五口，屬於中等水平。

陶家的生活一向平靜如水，直到兩個月前接待了一位親戚之後，出現波瀾。那位親戚名叫陶裕國，是陶裕民的堂兄。陶氏兄弟的父輩都是在漢口做洋行買辦的，後來老二即陶裕民的老爸陶豐潤所依倚的英國老板把生意轉向中國北方，到天津經營了。當時陶豐潤尚未成家，應洋老板之邀來天津發展，自此就在天津安了家，娶妻生子。老大陶豐儉供職的洋行仍在漢口，因此他繼續留在漢口，十年後他自己開了一家洋貨批發行。後來陶老大撒手西歸，資產傳到兒子陶裕國手裏。陶裕國是個經商天才，父親遺留下來的產業到他手裏得以發揚光大，成為武漢有名的兼營百貨、五金業的資本家，業界人稱“陶大先生”。

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位陶大先生不但商業細胞了得，政治敏銳性也超強。早在中共武裝力量在搞“千裏挺進大別山”的時候，他不知憑什麽竟然預見到當時還貌似強大的國民黨政權會倒台，而且還預感到共產黨掌握政權後，像他這樣的有產階級，日子將不複從前。所以，當別的商人因內戰而趁機大做緊俏物資生意的時候，他則盤算著把自己的企業遷往海外。待到1949年初“徐蚌會戰”（國民黨方麵對“淮海戰役”的稱謂）以國民黨軍隊慘敗而結束的時候，陶大先生舉家去了香港定居。

陶裕國生有兩子，長子天生一塊經商的料，1955年二十二歲時就已接管了老爸的產業，陶大先生退居二線當了顧問；小兒子卻一聽“生意”兩字頭就疼，早早去了美國留學。六十歲的陶裕國與老妻雙雙居住在香港荃灣的別墅內，雖有司機、傭人侍候，但年紀大了，總不時似有落寞之感襲來，於是，老兩口就想物色一個合適對象長期生活在他們身邊。這個合適對象，就是陶裕民的女兒。

1957年11月初，陶裕國夫婦在闊別內地八年多後，首次回來探親，名謂“祭掃祖墳，探訪親友”，其實真正的目的是來跟陶裕民夫婦商量從雙胞胎女兒中“割讓”一個給他們當女兒之事。

對於此事，陶裕民表示自己沒有意見，女兒呢，估計也會願意跟伯父伯母去香港的，問題是妻子儲占美是否願意。於是，陶裕國夫婦在飯店設宴款待陶裕民夫婦，特地跟弟媳婦談這事。出乎意料的是，儲占美一說就通，爽快地答應了。往下，就是陶祖娟、陶祖秀姐妹倆誰去誰留了。陶裕民夫婦把決定權交給了堂兄夫婦——事後想來，其實陶裕民夫婦都是希望有一個女兒移民香港的，畢竟他們也知道，去香港生活肯定會比留在內地滋潤些。

陶裕國夫婦那幾天一直留意兩個侄女的表現，最後一致看中了雙胞胎中的姐姐陶祖娟。

至此，算是“萬事俱備”了，所欠的東風就是辦理領養、移民手續。從建國開始到“文革”前的那段時間裏，國家對這種情況是開綠燈的，隻要確是親戚關係，雙方情願，符合領養條件——移民海外也可以接受，通常都是允許的。於是，陶裕國夫婦就開始辦理手續。那時辦手續的環節比較簡單，隻要家庭、街道、區市兩級民政局四方許可就行了。陶裕國夫婦辦妥領養手續後，於1958年元月16日帶著內地的證明返回香港給陶祖娟辦理移民手續，預計到春暖花開的時候就可以來天津把侄女帶往香港了。

這時，中小學都已進入了期末複習迎考階段，陶祖娟比較有上進心，她努力複習，想考個年級第一。她還有一個念頭，要求其妹其弟都能考出好成績，在她去香港前，三人拿著學校發的獎狀一起去照相館拍一張合影。所以，她對妹妹、弟弟的功課複習也盯得很緊。

1958年元月29日的清晨，陶祖娟在考完語文、數學兩科後正加緊複習外語時，突然腹痛難熬，捂肚打滾，慘叫不已，然後昏迷，隨即被送往醫院。

入院後，醫生針對陶祖娟的病情，先是化驗大小便和血液——那時候化驗技術落後，有些重要項目的化驗結果並不是立馬就可以得到的，而從先得到的結果來看，難以斷定究竟是什麽原因導致的病症。因一時無法斷定患者生了什麽病，所以不可能對症下藥，隻能暫時先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措施，針對其腹痛頭痛惡心嘔吐等症狀開藥和輸液。哪知，病情發展得非常迅速，也就四五個小時，化驗結果還沒全部出來，陶祖娟突然再次昏迷。醫院隨即進行搶救，原以為會像入院時那樣很快就會蘇醒，哪知全院醫生會診救治也回天乏力，到中午時分，這個年方十四的小姑娘竟然就這麽撒手西行了！

陶祖娟患的是什麽病？醫生無法確定。在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上，死因是腎衰竭引起的電解質紊亂。陶裕民夫婦悲痛欲絕，難以自已。陶祖秀、陶祖遠姐弟畢竟尚未成年，哭過一陣後守著靈堂隻是發呆，茶飯不思，夜不成寐，不知該說什麽該做什麽。

陶祖娟的遺體放在醫院的太平間裏，暫不處理的原因是要等香港的陶裕國夫婦過來奔喪。陶裕國夫婦雖然沒有舉行過正式認女儀式，但是，從法律上來說，內地這邊的領養手續已辦完，所以，陶祖娟就是他們的女兒。陶裕國夫婦接到天津這邊發過去的電報後，立刻辦理赴內地奔喪的手續。那時香港沒有直飛天津的民航航班，隻能從香港飛北京後再轉乘火車赴津門。陶裕國夫婦趕到天津時已是陶祖娟死亡後的第三天——2月1日。事後想來，也幸虧這麽拖了一拖，才沒有使陶祖娟成為默默無聞消失在人間的一個冤魂。

對陶祖娟的死因產生疑問的，並不是陶裕國夫婦，而是另一個跟這對夫婦差不多同一時刻趕到天津來的親戚。這人名叫儲占忠，是儲占美的胞弟，陶氏姐弟的嫡親舅舅。

儲占忠到達陶家後，按照風俗先去外甥女靈前上香致哀，喪家照例要向吊唁人致謝並簡介死者去世時的情況。儲占美的情緒已經基本恢複，更因是娘家人來吊唁，所以由她出麵致謝。儲占忠參加工作伊始曾被派往公安局幫忙，跟著刑警轉悠過兩個多月，破案本領當然來不及學，但畢竟知曉若幹偵查路數，聽姐姐把一應情況介紹完，點了支香煙抽著，邊抽邊沉思，臨末提出了一個問題：“這腎衰竭是由什麽引起的？”

這個問題，儲占美回答不上來，因為醫生並沒有跟死者家屬說起過。正好她執教的學校有一個跟她關係很好的翁姓老師和其丈夫也來吊唁，其夫姓錢，在衛生局工作，由於是醫生出身，比較熟悉這種情況，就把引起腎衰竭的種種原因簡述了一遍。

儲占忠聽後，提出了第二個問題：“既然中毒也會引起腎衰竭，那麽就不能排除陶祖娟中毒身亡的可能性，是不是？”

這時陶裕民和陶裕國也過來了，聽見儲占忠提出的這個問題，兄弟倆對視了一眼，認為儲占忠說得似有幾分道理。陶裕國當下便問老弟：“祖娟死亡之事警察署（香港把派出所稱為警察署）是否知道？”

陶裕民說：“我們去過派出所，派出所的同誌看了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沒說什麽就把戶口注銷了。”

“這是不對的，你們應該把剛才孩子她舅說的話跟警察說一說。不過現在去說也來得及，我去警察署走一趟。”

儲占忠說：“我陪大哥一起去，代表家屬把情況說一下，要求派出所的同誌對此進行調查。”

陶裕國、儲占忠到了派出所，因其中一位是香港人，值班民警便把馬姓所長請了出來。儲占忠一看，這馬所長就是他參加工作伊始去公安局給刑警打雜時跟過的一位從部隊轉業下來的幹部，便點頭招呼。馬所長也認出小儲，於是雙方說話就縮短了距離感。他聽陶裕國把情況一說，便皺起了眉頭：“你們二位的意思我明白了，是說死者家屬對女孩兒的死亡存疑，懷疑她可能死於食物中毒或者其他方式的中毒，是不是？有懷疑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公安機關也有義務對此進行調查。不過，懷疑也得有個起碼的依據吧？目前有沒有呢？我看隻怕沒有——既沒有人檢舉她被人下了毒，也沒有人看見她自己服過毒，更沒有人發現她生前有厭世輕生的傾向。那麽怎麽辦呢？公安機關遇到這種情況，通常采取的措施就是解剖遺體進行檢驗，這種情形按規定需要家屬簽字。”

儲占忠聞言一愣。那時候還是五十年代，民間認為屍體解剖那是“千刀萬剮”，一般情況下家屬肯定是不肯簽字的。他雖然是孩子的嫡親舅舅，但這種事他是做不了主的。儲占忠做不了主，陶裕國卻是做得了主而且敢做主的，因為他在香港生活多年，能夠接受對親人的遺體進行解剖，而且從法律意義上來說他已經是死者的父親了，於是立刻拍板：“行！我簽字！”

這一簽，馬所長就隻好走程序了。當下就聯係上級單位進行屍檢。法醫解剖的結果，還真的認定陶祖娟死於食物中毒。進一步的病理檢驗結論認為：毒藥的化學成分比較複雜，難以斷定究竟是哪種毒藥。

這下，所有聞知這一消息的人無不大驚：誰跟一個十四歲的小姑娘過不去，而且竟然對其下毒，一下子就要了她的性命？

可是，對於公安方麵來說，其審視角度就不同了——中毒是已被認定了的事實，但是，是屬於何種性質的中毒，即究竟是自殺還是他殺，抑或誤食毒藥，尚且不能確定。因此，目前還不能刑事立案，隻能先進行調查，待查明中毒原因再說。

二、食物中毒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鍾躍淵、呼知義受命調查陶祖娟中毒的原因。當時已經是2月1日晚七點，兩人趕到陶家，進入已被派出所馬所長下令封閉了的陶氏姐妹的臥室兼書房，對一應物品逐件進行察看。陶祖秀被刑警喚入室內，分辨每件物品的歸屬。鍾、呼二人辦事極為認真，陶祖秀辨認後，又分別把陶裕民夫婦以及八齡童陶祖遠喚入，請三人複看陶祖秀辨認得是否準確。

然後，他們先檢查了陶祖秀的那些物品，沒有發現藏有食品或者藥品；再檢查陶祖娟的物品，也沒有發現什麽。接著就跟陶祖娟的家庭成員分別談話，了解她生前的飲食習慣、喜歡吃些什麽等。匯總下來獲得的信息是，陶氏姐妹雖然是雙胞胎，但對食品的喜好卻大不相同。就主食而言，姐姐喜歡吃麵食，妹妹卻愛吃米飯和粥；葷菜方麵，姐姐愛吃牛肉羊肉蛋類，妹妹卻偏嗜豬肉海鮮水產；零食方麵，姐姐嗜好甜食，酷嗜各類糕點蜜餞，妹妹愛的卻是瓜子花生，等等。陶家的經濟狀況在當時的天津市屬於中等，三個孩子不大可能獲得很多的零用錢，陶裕民每個月給兩個女兒每人一元、兒子六角作為零用錢，讓他們購買自己喜歡的東西，文具用品是父母出錢買的。姐妹倆的性格有異，零用錢的用處也不同——妹妹喜歡有錢就用，而姐姐則比較節儉，每月一元最多隻花掉一半，基本用於購買蜜餞、糖果。她生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日，就買了一包五分錢的話梅，可是隻吃了一顆。據妹妹說，那一顆也隻咂了片刻就吐出來了，然後就幹嘔，那包話梅就放在她的抽鬥裏再也沒有動過。至於陶祖娟吃的其他東西，無非是主食、菜肴，這是全家人都在吃的，其他人吃了沒有任何不良反應。

那包話梅自是立刻被封存，次日送往市局進行檢驗。

隨後，刑警決定調查陶祖娟的同學以及其他交往關係。這時全市中小學都已經考完試即將放寒假了，不過老師還是每天要去學校閱卷和參加政治學習的，這為刑警提供了方便。次日，他們去學校跟陶祖娟生前就讀的初一（3）班的各科任教老師逐個見麵，了解到這女孩兒在校學習成績名列前茅，跟同學的關係也處得不錯。當時的校園風氣，男女生之間基本是沒有交往的，跟她處得特別好的那六七個同學全是女生。鍾躍淵、呼知義根據學校提供的那些女生的地址一一登門訪查，卻沒有獲得任何與陶祖娟中毒身亡有關的信息。

市局對送檢的那包話梅的鑒定結果也出來了，沒有發現有毒成分。

這時已是下午三點，二刑警正撓頭的時候，忽然接到派出所的電話，說陶家報告，陶氏姐妹的臥室中發現一隻死老鼠，不知跟陶祖娟之死是否有關係，問刑警是否需要去現場勘查一下。發現這個情況，二刑警自然是要去一趟的，但他們並沒有抱多大希望。

這天上午，陶祖娟的遺體已被火化。陶家的親朋好友商量說趁大夥兒都在的當兒，幫主人把家給打掃一下，陶祖娟留下的東西該扔的扔掉，免得生者見之總是難拋思念之情。正好次日要返港的陶裕國夫婦要去買些東西帶給香港親友，便由陶裕民夫婦和祖秀、祖遠陪同著上街去了，也免得主人在家看到清理亡女物品時睹物思人。那隻死老鼠，就是清理陶氏姐妹的房間時在床底下發現的。幾個親友商量下來，說還是什麽都別動，先報告派出所吧，不知這跟祖娟中毒是否有關係。

鍾、呼二人過去後，先看了那隻死老鼠，個頭兒不大，是小老鼠，死亡時間應該就在這兩三天內，因為還沒產生異味。這隻老鼠是怎麽死的？必須送檢才能知道。不過，二刑警對此有一個假設：那隻老鼠會不會是吃了什麽有毒食品被毒死的呢？這屋裏的東西盡管昨天已經檢查過了，也有可能遺漏了什麽被老鼠吃下去了，於是毒性發作一命嗚呼。兩人交換了意見，認為不能排除這種可能，就動手檢查室內尚未來得及清理的物品。

這一查，有了發現：陶祖娟書包的底部被老鼠咬了一個不規則形狀的小洞。這個書包刑警昨天檢查過，沒有發現藏有食物。刑警記得很清楚，當時書包是完整的，底部並無這個小洞。這樣看來，那隻死亡的老鼠在書包底部咬出這個小洞是在昨天檢查後，多半是夜間，那是老鼠出來覓食的好機會。那麽，小老鼠在書包裏覓到了什麽食物呢？經檢查，發現與被咬破的小洞相連的乃是一個內袋，在內袋裏發現些許食物殘渣，黑色的，聞上去似有一種淡淡的類似芝麻的香味。

死老鼠和書包以及發現的食物殘渣立刻被送往市局進行化驗鑒定，結果證實食物殘渣中含有有毒化學物質，與陶祖娟體內查得的毒性物質的化學成分相同。而那隻老鼠，則是吃了這種食物的殘渣才死亡的。

二刑警接下來的使命，是調查書包裏的食物殘渣是從哪種食物上掉落下來的，以及陶祖娟是通過什麽途徑獲取這種食品、又是在何種情況下進食的。

根據陶祖娟生前喜吃甜食以及書包裏的食物殘渣的特征，刑警認為這種食品很有可能是街頭或者商店有售的某種糕點類的零食。他們決定循著這個思路進行查摸，先是去了專門生產糕點的一家作坊式的食品廠，跟師傅聊下來，並無收獲。據對方說，差不多所有糕點類的食品都會掉渣，可是掉落下的渣渣是黑色的，還似有淡淡的芝麻香味兒，那就難說了。糕點類食品摻入芝麻的倒是有幾種，比如麻餅、麻片，可是按行業規定都是使用白芝麻，而且隻灑在糕點的表麵，不可能掉落黑色殘渣。

食品廠師傅建議刑警去糖果店打聽，會不會是某種糖果。二刑警便去糖果店碰運氣，店員聽他們說明來意後，拿出芝麻糖說：“咱們店黑色的就是這種自製的芝麻糖了，是用花生米和黑芝麻加上麥芽糖熬製的，您二位看看會不會是這種？”

刑警一看，這糖是長條狀的，長有一尺，寬、厚各寸許，是論重量出售的，顧客可以整條買，也可以切開零碎買，不管整條還是零碎，都是按每斤七角八分計價的。他們掏錢買了小半條，讓店員切開。用紙襯著拿到手裏，一股香味撲鼻而來，嚐了嚐，香甜可口，味道不錯。但是，其顏色並不是純黑的，而是黑中有白，因為其中的花生米是黃白色的，黑芝麻的內芯也並非純黑色的。

這時，一個年約五十的店員捧著一盤鬆子糖從內堂出來，聽說刑警要打聽的情況後給出了一個建議：“你們可以去向那些街頭小販打聽，我記得有一種小販自製的芝麻糕，用的是黑芝麻白芝麻不清楚，反正是用芝麻摻上蒸熟的糯米粉、麵粉加上糖和糖精做的，由於其中放了一種據說是專門用於食品的黑色顏料，所以裏外全是黑的。這種芝麻糕現在應該還有賣的，我不久前還在街頭小攤上看到過。”

二刑警便騎了自行車在河西區的大街小巷轉悠，專門尋找那些流動或者固定的出售糕點、糖果、蜜餞的小販。半個小時後，終於在西橫街遇到了一個推著車賣貨品的小老頭兒，一邊行進一邊用沙啞的嗓子叫出一串悠長的似曲非曲的聲音，留意一聽，所叫賣的商品中有“芝麻糕”。於是他們就喚住小老頭兒，先沒表明身份，而是佯裝顧客讓其把芝麻糕拿出來看看，邊看邊詢問來路。小老頭兒臉上露出一種自豪的神情，說那是他自己製作的，全天津如今隻有他還在自製自賣這種芝麻糕。鍾躍淵掏錢讓稱半斤，小老頭兒手腳麻利地稱好，用紙包上，說兩毛二、三兩糧票。呼知義說你一個流動小販還做收糧票的買賣，政府允許嗎？小老頭兒說他這糕點是用糧食製的，現在國家搞統購統銷，買糧食得付錢付糧票，他不收糧票，這生意怎麽做得下去呢？

刑警亮出證件：“推上車子跟我們走一趟！”

小老頭兒名叫胡清中，原是在河東區開糕餅店的，還練形意拳，據說技藝還可以。天津解放前三年，他不知中了什麽邪，加入“一貫道”並成了一名狂熱分子。天津解放後被公安局逮了進去，原是要重判的，但他說曾營救過中共地下黨，而且還不止一個，當下報出了一串名字。原以為這家夥是隨口胡扯，哪知一查還真有其事，而且其中有兩位建國後已經當了相當級別的幹部，於是根據政策從輕處置，判了他四年徒刑。這一蹲監獄，糕餅店沒人經營，自然倒閉了。待他刑滿出獄，想再開也開不了了——此時已經公私合營，私人不能辦廠開店了。好在祖傳的製作糕餅的手藝還在，他就幹起了個體戶。刑警自然要查其出售的產品是否有毒，便問小老頭兒這些糕點裏都擱了些啥東西，讓他把配方一一說清楚。胡清中說這個他可就不敢從命了，這是祖上傳下來的秘方，是靠著它吃飯的，他可不敢違背祖上規矩向外人泄露。如果懷疑其中有啥問題，可以逐樣拿去化驗，但話說在前頭，化驗出來沒有問題，可得把毀了的樣品折錢折糧票算給他，他是小本兒經營，一丁點兒都是賠不起的。

刑警對這個老油子還真沒轍，尋思涉案的是芝麻糕，那就買一塊芝麻糕去鑒定吧。鑒定結果是，配方弄不清楚，但並無有毒成分。這樣一來，小老頭兒就算是解脫了。當然，刑警得向他了解陶祖娟是否向他買過芝麻糕，他說這個他就記不得了，每天向他買糕點的人太多了，他是隻認錢和糧票不認人的。

鍾、呼二人商量下來，認為從理論上來說，胡清中的芝麻糕化驗下來沒毒，但並不等於他賣給陶祖娟時沒毒（如果是陶祖娟本人向他買的），憑這小老頭兒的武術根底，手腳肯定麻利，當麵耍點兒手段下個毒什麽的料想不成問題。但是，這種可能性基本為零——他並不認識陶家人，他與陶裕民從事的行業並不交叉，所以永遠也沒有發生矛盾的概率，不可能結下什麽冤仇而導致其對陶祖娟下黑手。

刑警於是想到了另一種可能：芝麻糕是置陶祖娟於死地的毒藥的載體，陶祖娟本人不可能自己下毒，那麽隻能是別人了，所以這是一起他殺案件。至於下毒的人，應該是具有接近陶祖娟之便利條件的那部分人，隻要把那部分人列一份名單，逐個進行調查，應該是可以查明凶手的。

當然，這是一起命案，所以應該先立案，然後由分局組建專案組，著手開展偵查工作。所以，鍾、呼二人就得寫一份報告，把調查情況一一寫清楚，呈報領導研究批示，組建的專案組成員中如果有他倆的名字，才可根據專案組領導的指令開展工作。

兩人便決定開夜車把報告寫出來。當晚，他們折騰到午夜時分，總算完成了初稿。次日午後，忽然傳來消息——陶家的八歲幼兒出事了！

三、八齡童遇害

這天是1958年2月4日，立春日，農曆臘月十六，是天津市中小學寒假的第一天，學生須去學校領取本學期成績報告單和寒假作業。因為不是正式上學，學生在九點半到校即可。陶祖遠去得比較早，九點就已經到校了，跟那些也提早到校的小夥伴玩耍。九點半，上課鈴響，學生進教室，先拿出事先關照好讓帶來的抹布、報紙揩桌凳擦玻璃，打掃好衛生方才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安頓下來。然後由老師像平時上晨會課那樣，說了一通時事新聞，待這班七八歲的小朋友聽得稀裏糊塗一頭霧水後，方才發放成績報告單和寒假作業。到十點半校工搖響了下課鈴，便放學回家。

陶祖遠在班級裏有幾個小哥們兒，放學後經常一起走出校門，一路上打打鬧鬧，總須花費比別的同學長一倍的時間才能到家。他們各自的家長對此也已經習以為常，再說當時的社會治安狀況非常安穩，所以家長從來不著急。不過，事後才知道，那天中午陶祖遠回家的時間確實要比他那幾個小哥們兒晚些，他走進家門時都快十一點半了，儲占美已經準備好了午飯等得有點兒不耐煩了，正準備叫陶祖秀去那些小夥伴家把他叫回來呢。但當時儲占美並不知道兒子比同學回來得晚，所以沒有詢問緣由。

事後回憶，陶祖遠這天回家後的情況跟以往中午放學回家的情形也有所不同，往日孩子總是旋風降臨般地風風火火奔進家，進門就大叫“肚子餓”，這天他竟然沒說肚子餓，而是捂住了腹部。母親問他怎麽啦，他說肚子痛。儲占美判斷他是在外麵瘋玩時著了涼，因為大女兒之死造成的惡劣情緒尚未消除，當下就說了兒子兩句。當然，說歸說，關心還是要關心的，便命陶祖秀盛了一碗熱湯，叫兒子趁熱快喝，喝了肚子就不痛了。

可是，陶祖遠隻喝了兩口，就再也喝不下去了，雙手捂緊了肚子說了聲“媽媽……痛”就站不直了。母親和姐姐還沒做出反應，他已經倒地翻滾，慘叫不絕！

在鄰居的幫助下，陶祖遠很快被送往醫院。因為有了陶祖娟的先例，醫生一看便說這是食物中毒，馬上讓灌腸。可是，已經遲了，也就十來分鍾，這個聰明活潑的八齡童就斷了氣。

派出所接到居委會幹部的急報，馬所長立刻指派副所長老杜帶人前往醫院保護遺體，了解情況；自己則立刻給分局刑偵隊打電話，直接找了鍾躍淵和呼知義，說看來這肯定是他殺案件了，七天裏一家就死了兩個孩子，這還不是明顯的他殺命案嗎？

河西分局領導也是這樣認為的，當下通知刑偵隊出動。因為涉及兩條人命，同時向天津市公安局急電報告。很快，就傳來了市局局長萬曉塘的指示：立刻組建市局、河西分局聯合專案組，對該連環命案開展偵查，要求專案組趕在春節之前偵破該案，抓獲案犯。

專案組由來自市局、分局的七名刑警組成，河西分局原受命調查陶祖娟死因的刑警鍾、呼二人也在其中。另外五名刑警是應參道、吳玉鼎、張誌達、薑開山、謝雲，由應參道擔任組長，鍾躍淵任副組長。

下午三點，應參道從市局法醫那裏獲取對陶祖遠遺體解剖檢驗的結論後，趕到專案組駐地河西分局，主持召開了專案組首次案情分析會議。

法醫認為死者死於食物中毒，死前一小時內進食了黑芝麻餡兒的糯米團子，案犯在團子裏（糯米或者芝麻餡兒，芝麻餡兒的可能性居多）下了毒藥，毒藥成分與毒死陶祖娟的毒藥屬於同一類型。但該毒藥究竟是什麽玩意兒，天津這邊無法分辨，市局已決定把樣本空運上海進行鑒定。法醫特地指出，案犯用來作為毒藥載體的糯米團子中的芝麻餡兒，研磨得不像市場上有售的芝麻餡兒那樣細碎，應是自製的。

一幹刑警聽組長應參道介紹了上述情況後，紛紛對此發表意見，觀點比較一致，都對姐弟倆死於同一種毒藥的說法表示不解——陶祖娟自中毒到死亡中間大約隔了十二個小時，陶祖遠怎麽才個把兒小時？這個藥性發作時間怎麽相差這麽大呢？應參道說這個問題他向法醫請教過，法醫對此作了解釋：案犯對陶祖娟所吃的芝麻糕下毒較輕，對陶祖遠所吃的芝麻餡兒團子下毒很重；況且，姐弟倆相差六歲，體重懸殊，姐姐體質遠比弟弟好，對毒藥的耐受程度有比較明顯的差別；還有一個原因是姐弟倆吃帶毒食物時的饑飽狀態不同，陶祖娟是在非饑餓狀態下吃芝麻糕的，而陶祖遠則是在饑餓狀態下吃糯米團子的，所以一個中毒後掙紮了十二個小時，另一個卻在一個小時內就殞命了。

大夥兒弄明白這一原因後，對案情進行了討論，綜合起來大致上形成以下觀點：第一，從作案方式同是在食物中下同一種毒藥這一點來看，案犯應是同一人或者同一夥人；案犯在短短七天內接連下手，連害兩命，這種喪心病狂的作案方式簡直聞所未聞，由此可見案犯對陶家懷有極大極深的仇恨，應當從冤家仇人方麵來考慮凶手。第二，如果說陶祖遠不過一個八齡兒童，案犯能以食品作為誘餌輕而易舉達到作案目的的話，那麽另一受害人陶祖娟的情況就明顯不同，她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女，從生理心理上來說，都是正在步入青春期門檻的當兒，對外界接觸非常敏感，且比較矜持，不會輕易吃別人遞去的食物，因此，案犯應該是跟她比較熟悉的人。第三，從兩被害人在中毒前並未離開其住宅區域（活動範圍比較狹窄）這一點來看，案犯應該就在陶家或者兩人就讀的學校附近。

綜合上述觀點，專案組總結了案犯的基本特征：一是跟陶家人比較熟悉，可能是親朋好友一類的角色；二是會製作糯米團子和芝麻餡兒。這在以北方人居多的天津市，應該是比較容易識別的，因為天津市民中，會做包子饅頭的分布於家家戶戶，而會製作糯米團子的，隻怕千裏挑一也難——和糯米粉跟和麵粉的方法明顯不同，北方人一般都不熟悉如何和糯米粉，所以案犯可能是南方人。

一幹刑警又對如何開展偵查進行了研究，最後決定抓現成的熱點——從調查陶祖遠當天離開學校後的行蹤著手。

下午四點半，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分頭對陶祖遠就讀小學的老師、同學以及陶家的街坊鄰居、從學校到陶家的沿途居民等進行縝密調查。

調查分三路進行，一直查到晚上九點多才告一段落，具體情況如下——

第一路對學校師生進行調查。這路調查由刑警謝雲、薑開山兩人負責，他們先去找了陶祖遠的班主任楊老師。楊老師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婦女，個頭兒高大，說話帶著一股北方人的粗獷和熱情。她告訴刑警，今天的寒假放假課於上午十點半結束，全校統一，下課鈴一響，她說聲“下課”，學生們便歡呼雀躍，轉眼就一哄而散。老師們則留下，聽校長說了會兒事情，大約半小時後才離校。等她走出校門時，學生們應該早就到家了。因此，楊老師對陶祖遠離校後的情況一點兒都不知道。不過，楊老師說她知道和陶祖遠關係很好的那五個小夥伴，他們每天放學都是一起回家的，可以去問問他們。

楊老師很熱心，當下就撇下家務帶刑警去了五個小朋友家。她的丈夫在區法院當法官，她知道“回避”之說，每到一家，都是連門都不進，不讓學生知道是班主任帶刑警來的，刑警入內訪查，她則在附近等候刑警結束訪查再前往下一家。謝、薑二人跟五位小朋友逐個接觸下來，了解到他們五人平時放學後確實總是和陶祖遠一起回家，這天也是這樣。但陶祖遠沒和他們一路走到底，因為前幾天他家裏來了許多客人（前來為陶祖娟之死奔喪的親朋好友），其中有幾位很喜歡他，給了他一些零用錢，總共加起來據說有十多元，大部分都給母親收去保管了，隻給他留了幾毛零錢。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幾毛錢對於一個一年級的小學生來說，已是一筆小小的財富，陶祖遠不想一下子花光，還盤算著把這筆錢分成幾次花，買連環畫、印花紙（一種玩具粘貼紙）和幾樣零食。放學後他跟同學一起走了一程，在距陶家五六分鍾路程的岔路口分了手，說是要去李家胡同口的小人書攤上買印花紙。

根據法醫鑒定，致使陶祖遠喪生的毒藥是與胃裏尚未來得及消化的糯米團子混雜在一起的，由此推斷其中毒時間應該就在從放學到回家的這段時間裏。這說明陶祖遠和同學分手後曾進食過一個糯米團子。這種糯米團子市麵上並無出售，即使有售他也沒有糧票，光有鈔票是無法購買的，所以可以肯定那個糯米團子是有人故意給他吃的。

謝、薑二人完成上述調查並得出初步結論時，另兩路刑警尚未完成調查。謝、薑二人前往陶家，向正在單獨跟陶氏夫婦談話的組長應參道匯報了情況。應參道讓他們另外開辟一個新的調查方向，即對陶祖遠與五位小朋友分手後前往李家胡同口買印花紙的那段路上的居民進行調查。

晚上九點半左右，一幹刑警會合後互通信息，都未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應參道因而特地問了陶氏夫婦，得知孩子回家時手裏確實拿著一張印花紙，這張印花紙還保存著。應參道征得家屬同意，將該印花紙拿了回來。

次日，2月5日，專案組刑警繼續進行調查，重點是陶祖遠跟小夥伴分手後單獨活動那段時間的情況。應參道畫了一張草圖，按照參與調查的刑警人數劃出了範圍，每人一段進行分工。應參道工作認真，宣布分工後毫不客氣地對下屬說：“必須認真細致地進行調查，如果以後發現有哪位同誌漏查了應該查到的線索，必定報請領導對其進行處分！”

應參道本人則叫上謝雲帶著那張印花紙，去找那個在李家胡同口擺攤兒的攤主。可是，他們在李家胡同口等候了半個多小時，一直到上午九點都未見攤主前來出攤兒。兩人向胡同口一家雜貨小鋪的店主夫婦打聽，得知那個攤主是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兒，姓高，人們稱他“高老頭兒”。平時，高老頭兒每天總是早早就出攤兒了，因為他必須趕在學校上課鈴響之前至少半個小時做早市生意，有學生前來還上一天租借的小人兒書或者租借新看中的小人兒書，還會購買玩具和文具等。寒假暑假期間，高老頭兒會把營業時間稍作調整，出攤兒、收攤兒的時間都往後推半個多小時，但從來都是在八點半之前出攤兒的，今天絕對是個例外。

這個例外跟陶家命案是否有關係呢？此刻，應參道、謝雲尚不清楚，但他們認為這似乎有些反常。於是，他們繼續向雜貨鋪店主夫婦和胡同裏的居民打聽高老頭兒的情況。這一打聽，就更反常了——店主夫婦竟然說不出高老頭兒家住何處，更別說其人的經曆、家庭成員什麽的了。這小老頭兒在李家胡同口擺攤兒至少五個年頭兒，跟店主夫婦以及胡同裏的居民時有接觸，可是他從未向人透露過自己是什麽人、居住在哪裏等個人情況。這種現象如果在今天還能說得過去，可是，在1958年時，社會上根本沒有“隱私權”之說，自己不說，別人也會打聽；幾次打聽下來如果還是吞吞吐吐刻意隱瞞，那就容易引起人家的懷疑，甚至會有好事者悄悄向派出所民警反映，由此發現什麽漏網潛逃的特務匪霸江洋大盜的情況也是有的。可是，這個高老頭兒卻似乎是個例外。他在李家胡同口擺攤兒這麽久，胡同裏外的那些居民人人都知道他，每天出出進進打招呼的不在少數，駐步租書、買玩具文具的也每天都有，互相之間總要閑聊幾句，難免有人會問長問短。令人難以置信的是，高老頭兒竟然從來沒有透露過自己的信息，而且能做到在保護自己隱私的同時還不引起別人的注意——從來沒有人向派出所民警反映過高老頭兒這個人可疑。

從陶祖遠帶回家的印花紙可以斷定高老頭兒與其有過直接接觸，於是刑警去了派出所，指望戶籍警知曉此人的情況。可是問下來，派出所方麵對此人也是一無所知。戶籍警承認他去胡同時多次看到過那個老頭兒，還不止一次向高老頭兒買過文具用品，卻從來沒有問過人家的個人情況。因為戶籍警管的是有戶口的居民，高老頭兒的戶口肯定不在本派出所管段內，而且他又不是暫住在李家胡同，隻不過是擺攤兒，戶籍警也就不去打聽人家什麽了。

如此，專案組隻好一邊打聽高老頭兒的住址一邊等候，指望他到下午或者明天就出攤兒了。

與此同時，另一刑警吳玉鼎繼續對坊間居民進行調查。在訪查時，一位居民說昨天中午看見過陶祖遠，當時小家夥正從南邊過來，走得不慌不忙，一手拿著一張印花紙，另一手拿著一個團子，已經吃了一半，露出黑乎乎的餡兒。這個居民目睹的一幕，證實了法醫所說的“進食了黑芝麻餡兒糯米團子”的判斷。

那麽，這個糯米團子是不是高老頭兒“贈予”的呢？

四、可疑的高老頭兒

當天，高老頭兒沒有出攤兒，專案組也未能調查到他的信息。傍晚，專案組會合後對此進行了討論，綜合意見集中於兩點：一是高老頭兒今天沒有出攤兒，可能是因為作案後心虛，不敢露麵；還有一種可能是正巧臨時因事纏身而沒法出攤兒。二是暫且把不出攤兒這事放在一旁，單從這小老頭兒在李家胡同口擺攤兒五個年頭兒，竟然不曾向人們泄露過自己哪怕一丁點兒的信息，這種做法有違常情，說明此人即使跟本案無關，也可能有曆史問題。

刑警決定，如若次日上午高老頭兒仍不出攤兒，則啟動對其住址、下落的全方位調查，並對調查方式作了安排。

2月6日，高老頭兒仍未出攤兒，專案組開始正式著手調查。方案昨晚已經形成，對於這些經驗豐富的刑警來說，要查找這樣一個目標的下落還算不上是一個難題。刑警的調查思路是：之前訪查李家胡同居民時獲得的信息表明，高老頭兒所設的小人兒書攤上的連環畫品種較多，新書頭天出版，最多隔一兩天他的攤頭上就已經有了；另外，市麵上每隔一段時間推出來的各種新玩具、文具，他也能及時擺出來。這裏麵涉及一個進貨渠道問題。當時所有商品都是由政府掌握的統一渠道供貨，高老頭兒再狡猾，也無法從其他渠道去進連環畫、玩具和文具，隻要循著這條線索進行調查，應該可以查到。專案組七名刑警據此分三路進行查摸。

查摸工作當天就有了收獲。高老頭兒的連環畫是從新華書店直接以市場銷售價購買的，河西區新華書店營業部的工作人員說，有這麽一個小老頭兒時常來買連環畫，每次一買就是十本以上。不過連環畫是公開銷售的普通商品，所以高老頭兒並未留下姓名、地址等信息，他來購買時從不跟營業員搭訕，營業員並不知道其個人信息。這一路刑警算是撲空了，不過另外兩路刑警卻有了令人滿意的收獲。玩具、文具當時由國營企業批發部統一進貨，統一批發，隻能批發，不能零售；價格也是嚴格按照國家劃定的幾類地區統一定價，沒有議價、浮動之說。批發部並不是阿貓阿狗任誰都可以拿到貨的，得憑營業執照。天津市當時對玩具、小文具批發稍有鬆動，規定可以憑證明酌情適量供應。高老頭兒就是憑證明去批發部以批發價購進玩具、文具的，他的證明是其居住地街道居委會出具的，上麵姓名、地址一應俱全——確實姓高，名叫淳清，五十二歲（這是1953年出具證明時的年齡），住址位於天津市河西區徽州道大聖堂。

刑警直接登門“拜訪”，發現高淳清腿上打著石膏，臥床不起。這對為何連續兩天不曾出攤兒當然是一個最合理的詮釋，可問題是這小老頭兒的腿是什麽時候骨折的？病曆卡記載高淳清是2月4日傍晚骨折的。據其本人說，2月4日傍晚，他收攤兒回家途中，拉著裝了小人兒書、玩具、文具的那輛自己製作的小推車行至離家數十米處時，腳下踩著了一塊由馬路低凹處的積水形成的冰，滑了一跤，於是就有了右側股骨脛骨折。據醫生估計，像高這個年歲，這種骨傷得在床上躺兩三個月才能下地。

高淳清的涉案嫌疑仍是不能擺脫。刑警問他2月4日午前是否有一個七八歲上下，缺了一顆門牙的兒童前往小人兒書攤買印花紙，他倒很坦率，幾乎想都沒想就點頭說有這事兒。

這等爽快出乎刑警意料，反倒使人產生懷疑。刑警又問他怎麽記得這麽清楚，高淳清笑道：“那天我的攤兒上來過十幾個小顧客買印花紙，你們若是問其他人我記不得，問這個缺了一顆門牙的我當然是記得的。那天除了這個小男孩兒，其他的都是隻買十枚以下的，隻有這個小男孩兒買了一整張，所以我印象深刻。”

高淳清那從容之態，使刑警意識到這小老頭兒絕對是有過不平凡經曆的主兒。接下來他說出的內容，更使刑警對此深信不疑——“同誌啊，我知道你們今天登門是來了解什麽的。老朽我已經聽說了，那個小男孩兒從我攤兒上買了印花紙回到家裏就死了，說是讓人給毒死的，所以，老朽我肯定會被你們調查的。唉，真是天可憐見，那天那小男孩兒來買印花紙時，我正好在做另一筆生意，附近‘慶新鐵木生產合作社’的鍾會計到我攤兒上來買文具，要我給她打一紙白條代替發票好報銷（當時財務製度允許此類行為）。我正要寫時，那小男孩兒風風火火地奔來了，一到就遞上錢來，說給他拿一整張孫悟空的印花紙。我見他凍得臉蛋兒通紅，不忍心讓他在寒風中等著，就先把他這筆生意做了。他拿了印花紙和找的零錢，拔腿就跑了。這一幕，鍾會計可是在場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們去問她一下就知道了。”

刑警聽他說得有鼻子有眼，況且如此從容不迫，便知十有八九是真實的。不過，既然來了，還得了解一下這個小老頭兒在李家胡同口擺攤兒五個年頭兒，何以刻意要把自己的情況隱瞞得嚴嚴實實滴水不漏的原因。詢問之下，了解到此人果然是有來頭的——

高淳清竟在1930年就已經加入中共，是天津地下黨的交通員。不久，平津地區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國民黨的嚴重破壞，損失慘重，北平、天津處於白色恐怖之中。高淳清的那條線倒沒有遭到破壞，不過在他這個地下交通員想來，估計也是朝不保夕了。他的地下黨身份家裏人是知道的，他的大舅子是國民黨特務，也知曉自己妹夫的身份，不過念及兄妹之情沒動手抓他去邀賞，也沒偷偷告密，隻是動員他去自首。高淳清那時還年輕，社會經驗既少，革命意誌又不堅定，左思右想，覺得自己無路可走，於是決定接受大舅子的“規勸”，去向“中統”天津特務機關自首。總算其人性未泯，還念及其直線領導、入黨介紹人老林以往對他的種種情誼，自首前在住所門口、窗前都擺出了“出事”的警號。這樣，盡管敵人立刻派特務（其大舅子是其中之一）前往他家蹲守，但沒抓到同黨。高淳清就這樣成了叛徒，從此再也沒跟中共方麵有過接觸。天津解放後，市委社會部在繳獲的敵偽檔案中發現了高淳清自首的記載，立刻將其逮捕。本來對他這樣的叛徒判個五年七年是肯定的，但考慮到他的叛變沒造成血債，而且其時已是外省地委書記的原老上級老林也發函為其證明當時確實主動擺出了警號，使上家交通員避免了被捕之險，總算網開一麵從輕發落，判了三年實刑。高淳清服滿刑期後，原先的工作（稅務局科員）自然幹不成了，政府隻管釋放，不管安置，他隻好自謀出路做了一名小販。因為要麵子，所以沒在住宅附近擺攤兒，而是去了離其家較遠的李家胡同口擺攤兒。

刑警隨即找了“慶新鐵木生產合作社”的女會計鍾豔翔核實高淳清所言之事，得到了證實。這樣，高淳清的作案嫌疑就給排除了。專案組在之後進行的匯總討論時認為，高淳清這條線索雖然排除了，但這次調查並非完全白辛苦了一趟，至少有一個收獲——可以認定被害人陶祖遠是在離開李家胡同口的小人兒書攤回家的途中遇到案犯，接受了那個被下了毒的糯米團子的。這樣，查摸的範圍就縮小了一些。

從李家胡同到陶家，步行也就十來分鍾，案犯就是在這段時間、這條路上對陶祖遠下的手。案子查到這份兒上，應該說已經快看見曙光了，專案組決定次日對此進行重點調查。老刑警呼知義向應參道建議安排兩人去跟陶氏夫婦聊聊情況，開辟另一調查渠道，因為陶祖遠接受那個有毒糯米團子時的情景不被目睹也是有可能的。陶祖娟、陶祖遠的被害應該是仇殺，凶手跟未成年的孩子當然是不會有什麽深仇大恨的，那就隻有從父母那裏著手查摸了。

應參道接受了這個建議，他和老呼去走訪陶家，其餘五位同誌查摸陶祖遠那天買了印花紙回家途中的情況。

2月7日的調查工作就是按照這一安排進行的。還真讓呼知義給預料著了，其他五位刑警查訪了一天，跟那段路上的每一戶臨街住戶、商家都接觸過，竟然未能獲得任何線索，倒是應、呼二人對陶家的訪問似有收獲。

這天是星期五，陶裕民原本是要去上班的，但因為咳嗽得厲害請了一天病假。上午他早早去醫院開了咳嗽藥，回到家還不到十點。這時，應、呼二人已經跟儲占美、陶祖秀聊一陣了，但還沒有進入實質性的談話內容，正好陶裕民回來了，就跟他聊上了。陶裕民是個比較健談的人，不過談話內容慣於開無軌電車，說到哪裏算哪裏，根本沒有一個重點，刑警也不便打斷他，就坐在那裏耐心聽著。這樣，上午很快就過去了

這回已經熟悉了夫婦倆的談話路數，刑警也就不讓對方掌握話語主動權了，直接開口要求夫婦倆回憶是否跟人結下過什麽冤仇，這當然指的是那種可以上升到“深仇大恨”高度的事兒，而不是三言兩語就解決得了的雞毛蒜皮的小矛盾。陶裕民健談，所以還是以他說話居多。他說自己的性格屬於大大咧咧的那一類，從來沒有心機，說話隨隨便便，平時單位裏跟同事間的小矛盾那是免不了的，不過互相之間從來不曾發生過粗脖子紅臉的吵鬧。這跟他業務水平比較高也有關係，技術方麵那班同事對他都是另眼看待的。所以，若說到人家跟他結下梁子而且嚴重到接連殺其子女的程度，那顯然是不可能的。

陶裕民說完，刑警又問儲占美。她還沒開口，丈夫已經搖頭開腔了：“她呀，是教書匠，也算是吃開口飯的，但平時跟人話少得可憐，就是跟我也是這樣，有時一天到晚待在一起，所說的話加起來還不到十句。”

刑警對此已有感覺，知道儲占美的性格屬於沉默寡言那一類，通常，這種性格的人是不容易跟人產生矛盾的。當然，凡事都有例外，有時沉默會比健談更容易產生不良後果。所以，刑警還是認為沉默寡言的儲占美並非不可能跟他人結怨成仇。

這番話是應參道對儲占美說的。應參道有一雙捕捉人的細微表情變化的銳眼，他有個習慣，跟別人說話時，哪怕麵對的是跟案件沒有任何關係的人，雙目也總炯炯有神地盯著對方。此刻也是這樣，他發現儲占美聽了自己這番話後，目光就像流星劃破夜空似的飛快地閃過一絲異樣，應參道的腦子裏也猶如電光火石般地掠過一種直覺——她可能有什麽情況向別人隱瞞著！

專案組對此進行討論後，決定請領導指派一名女警去跟儲占美個別談話，力爭讓她吐露真言。

這位女警名叫崔向南，係市局預審處的一名預審員，那年二十八歲。她的特點是耐心細致，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永遠細聲慢氣，善於下套。領導認為派崔向南出馬最為合適：一是同為女性，二是她有耐心，三是她那獨特細致的洞察能力，四是她與人溝通時的那份常人不及的親和力。警方相信，如果儲占美確實有重大隱秘的話，她一定經不住崔向南的“溫和攻勢”。

崔向南接受任務後，立刻趕到河西分局跟應參道見麵，聽他把本案的一應情況詳細介紹一遍後，連夜進行跟儲占美的談話準備工作。

次日上午，放寒假在家的儲占美接到學校的通知，請她去一趟區教育局。她不知教育局叫她去有啥事兒，匆匆前往，崔向南和應參道已經在那裏等著她了。教育局應警方要求安排了一個房間，崔向南請儲占美入內談話，應參道則坐在隔壁屋裏喝茶翻閱報紙，不讓任何人靠近。

五、女主人的情夫

崔向南成功完成了使命，兩小時後，當她走出房間時，心裏已經兜著儲占美說出的一個嫌疑人的名字——鄭世渭。

在儲占美所有的親朋好友、同事鄰居中，隻怕沒有一個人會相信她與鄭世渭有著一份長達六年的婚外戀，一直到半年前才告中斷。儲占美出身資本家家庭，她的父親儲雄飛是天津法租界一個頗有名氣的商人。儲占美生活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中，從小過著非常優越的生活，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著大家閨秀的氣質。因此，人們在男女關係方麵對她從來不曾有過絲毫的懷疑——包括她的丈夫陶裕民。正因為如此，陶裕民才把自己的一個關係很鐵的哥們兒鄭世渭帶進了家門，奉為座上賓，讓妻子操持廚務，精心烹飪中西菜點熱情款待。但陶裕民怎麽也沒有想到，他此舉竟是引狼入室，通過自己的手把一頂綠帽子戴到了自己頭上。

那是1951年春天，當時儲占美還沒有參加工作，膝下已有三個孩子，家裏由其資本家老爸出錢雇傭的兩個保姆相幫料理，她當著全職太太，過著相當滋潤的日子。正值抗美援朝，政府動員各界人士支持保家衛國運動，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三十歲的儲占美自是難能置之度外，況且她以前所接受的正規教育使其擁有相當的藝術功底，舉凡畫畫、書法、演講、文娛等跟宣傳活動密切相關的活兒，她都能幹得得心應手。很快，她就成為全區有名的積極分子。不久，區裏要組織一支業餘文藝宣傳小分隊，分管副區長點名要儲占美出任負責文藝演出的副隊長。儲占美上任後接受的第一個使命是要求她在一周之內排演一台節目，兩個用途：一是參加有市領導觀摩的全市抗美援朝文藝匯演，二是參加歡迎誌願軍英雄事跡報告團的慰問演出。區領導要求，這兩次演出對於本區的榮譽和在全市的影響關係極大，隻許成功，不能失敗！

儲占美的能力還可以，可是心理素質不佳，受不住壓力，壓力稍大，效果就會朝反方向走。如果持續施壓的話，那隻怕她就得崩潰了。自接受使命的當天起，她失眠了三十六個小時，不單是睡不著，而且還得工作——寫策劃書，牽頭開會，動員別人踴躍參加匯演，還得請人創作節目。三十六個小時下來，原本人前人後都光彩照人的儲占美，整個兒變了模樣，說得刻薄一點兒，跟僵屍鬼有一比。丈夫看著心裏自然不是個味兒。不過陶裕民有辦法幫助妻子，他想到了一個人，一個跟他關係很鐵的哥們兒。

這哥們兒就是鄭世渭，出身梨園世家，從小就學戲，但尚未出師就打了退堂鼓，又改學樂器伴奏。這方麵他倒似有天賦，他幾年下來把京劇伴奏的各種樂器都玩得得心應手，達到專業水平，還順帶著把各種西洋樂器學了個遍，專業水平可能還不夠，但在業餘演出中已經能頂大梁當台柱子了。這哥們兒雖沒上幾年學，但他能編劇寫本子，因為學過表演，在業餘演員麵前還能充個導演、藝術總監什麽的。不過，鄭世渭的正業卻跟演出沒有關係，他是做生意的，在和平區襄陽道開了家兩上兩下三個門臉的飯館，跟三教九流都有交往。正因如此，天津解放後他曾受過審查，去集訓大隊待了三個月，最後結論是並無罪惡，基本可以算是良民一個。鄭世渭被審查期間，飯館由其兩個朋友相幫經營，照樣打理得風生水起，營業額節節上升。後來，國家搞公私合營，鄭世渭順應形勢，人家讓他擔任經理，他起初很高興，剛要唱幾句讚歌，隨即又來了個書記，明擺著是管著經理的。他心裏不爽，索性請了長病假。工資打折他不在乎：一是鈔票存在銀行可拿利息，二是他有祖上留下的遺產，房屋出租有租金，日子過得照樣滋潤。

陶裕民打的就是鄭世渭的主意，尋思這哥們兒一是精通吹拉彈唱，二是會編劇導演，三是人脈廣，拉一撥幫手借幾樣道具隻需開個口就行，何不請他協助儲占美完成這樁重要使命呢？主意打定，陶裕民便去找鄭世渭，自是一說就成。鄭世渭過來後問了問情況，說那是小菜一碟，不過舉手之勞，嫂子不必著急，在旁邊看著就行。這話倒還真不是吹的，鄭世渭的確有一套，不過三天時間，就給弄出了一台由合唱、獨唱、舞蹈、相聲、器樂等組成的綜合節目，而且水準還很高。彩排時區領導來一看，大鼓其掌，讚不絕口。

就這樣，鄭世渭和儲占美有了交往，而且升溫很快，不到半年就越過了那條界線。鄭世渭跟陶裕民繼續保持著原有的關係，這種關係正好巧妙地掩蓋了他和女主人的婚外情。這對男女的婚外戀保持了整整六年，雙方的配偶竟都沒有發現，而且也沒有任何外人對此產生過懷疑。直到半年前，兩人的感情出現了裂隙——

去年秋天開學後，學校組織校外社會活動，發動學生利用星期天陪伴榮軍院的殘疾軍人去公園遊玩散心。儲占美擔任初一年級的班主任，活動時得在場，那天下午，她就去了公園。沒想到恰恰遇到鄭世渭挽著一個美貌少婦的胳膊在那裏逛，肩上還掛著一架照相機，時不時停下來給少婦拍照，還去小賣部給少婦買汽水喝。儲占美簡直懷疑自己置身夢中！待在遠處反複揉著眼睛看了又看，終於確定自己沒有看錯，那男子肯定是鄭世渭，而他對那少婦的殷勤以前也曾用在儲占美身上。以儲占美的性格，如果她當時沒有帶學生進行社會活動，而是單獨一人的話，肯定要上去亮相，就在那對兒跟前晃悠，看鄭世渭怎麽說。但此刻她隻好佯裝無事，還得故意避開對方，就像是她做了虧心事似的。

當晚，鄭世渭正好到陶家來，提著兩個哈密瓜，說是新疆一個朋友送來的。儲占美和丈夫一起跟他閑聊時，沒透露自己白天去了公園，而是問鄭世渭星期天是怎麽度過的。鄭世渭臉不改色，從容作答，說他昨晚在幫人修改一個劇本，睡得很晚，今天上午十一點才起床；下午應一班戲劇界的老友之約，一起聚了聚，聊得很開心。儲占美氣得差點兒當場發作，忍了又忍才壓了下來。當晚，她就給鄭世渭寫了一封信，說了公園那一幕，將負心郎痛罵了一頓，宣布兩人從此斷絕關係。

原以為此事就到此為止了，哪知鄭世渭卻仍想與儲占美保持原來的關係，和以往一樣若無其事地來陶家，而陶裕民被蒙在鼓裏，照樣熱情接待。鄭世渭則以“慰問”為名到廚房對女主人動手動腳，儲占美生怕被丈夫察覺，不敢發作。直到一個月前，儲占美給鄭世渭寫了一封信，警告他如果再敢圖謀不軌，她將以死相拚！鄭世渭回複了一封隻有一句話的短信，寄到她教書的學校：敢斷，我就敢殺你子女！

專案組設法提取到鄭世渭的筆跡，連同儲占美交出的那封信一起送交市局技術處進行鑒定，結論是該信確實出自鄭世渭之手。而鄭世渭與陶家子女的熟悉程度完全符合之前專案組所分析的凶手的作案條件，刑警初步確定鄭世渭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2月9日下午，刑警前往鄭家傳喚鄭世渭。鄭世渭不在家，問其妻子鄭世渭去哪裏了，答稱不知道，說丈夫長病假不上班，一直喜歡到處亂逛，出門數日甚至十多天不回家也是經常有的事兒。刑警問鄭世渭這次離家帶了哪些東西，得知什麽也沒帶，估計這家夥可能沒往外地跑，決定先不開展追逃行動，而是在天津本地暗暗訪查。

專案組抽調了四名刑警訪查鄭世渭的下落，之所以沒有全組出動，是因為這天又發現了一條線索。

六、一名凶手落網

這條線索，跟一個名叫車家耀的人有關。車家耀，江蘇常州人氏，五十來歲，北洋時期曾當過舊軍隊的排長，後退伍經商，娶妻生子，定居津門。車家所住房舍與陶家不過一裏之遙，兩家屬於坊間鄰裏關係，但從來不打招呼，偶爾路遇，雙方也就互相瞅一眼而已。可是，這天陶裕民忽然找專案組反映，說他跟車家耀曾經結下過梁子——

車家耀在舊社會曾參加“一貫道”，一度還很狂熱，不但向“一貫道”組織捐大洋，還多次無償捐獻自己經營的糧店裏的米麵，這是附近鄰裏有目共睹的事兒。車家耀所參加的那個“一貫道”組織，其背後變相掌壇的是國民黨天津市警察局偵緝隊頭目榮中白。榮在抗戰時期係“軍統”地下特工，抗戰勝利後“軍統”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他是天津這邊的一個小頭目，軍銜是少校。天津解放前夕，榮中白受命抓捕中共地下黨成員，因為生怕警察局中混有共黨分子，不敢像平時辦理刑事案件那樣動用全部警察，隻是悄悄通知了一些知根知底的骨幹。這樣，人手就不夠，上級讓榮中白自己想辦法，他就想到了動用“一貫道”。天津解放後人民政府公布的材料顯示，榮中白這一路當時一共抓捕了二十五名中共地下黨和外圍人員，其中二十一人被殺害，一人病死獄中。

天津解放前夕，榮中白逃往南京，不久又去了台灣。人民政府清算血債時這主兒雖然名居榜首，卻無法捉拿歸案。不過，受榮中白差遣助紂為虐的那些家夥可就沒那麽幸運了，公安局通過內查敵檔外調線索，這些人一個個全都折進了局子，其中一部分被判處死刑。被捕的人犯中，有一個就是車家耀。

當時，公安局在全市進行聲勢浩大的宣傳活動，一是震懾參與者向政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二是動員知情群眾檢舉揭發，向警方提供線索。像陶裕民這樣的舊式知識分子，按說通常是不會對此等活動感興趣的，也就談不上什麽檢舉揭發。可是，用陶裕民後來的說法，不知腦子裏哪根筋搭錯了，也沒有人動員過，有一天下班後喝了二兩燒酒，跟老婆聊了會兒家常，腦子裏突然回憶起一幕情景——

那是天津解放前夕的一個寒風呼嘯的夜晚，陶裕民夫婦應一位世交好友關某之邀參加了他們的告別宴。宴終，陶裕民夫婦為趕在戒嚴前回家，走得有點兒急，經過離家不遠的一條胡同口時，隱約看見黑暗中蹲著一個穿棉大衣的男子。當時兩人也沒留意，隻顧匆匆回家。次日傳來消息說，住在那條胡同裏的彭老師昨晚讓人逮走了。三天後，彭老師的頭顱被掛上了城頭。天津解放後，這位以小學老師身份為掩護從事黨的秘密工作的青年彭宗義，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公安局對彭宗義烈士被害一案成立了專案組，駐紮在陶家這邊的派出所。有群眾悄悄向專案人員反映，彭老師被捕那天晚上，曾看見過其住所的胡同口有人出入和蹲守。專案組在派出所、居委會的配合下，在管段一次次召開會議，動員、啟發居民檢舉與該線索有關的蛛絲馬跡。陶裕民當時上的是沒有規律的三班倒，有不參加會議的借口。而儲占美是家庭婦女，天天得去參加動員會。平時夫婦倆說話時，妻子難免要跟丈夫說說“揭發反革命分子”的事，陶裕民腦子裏也就稍許有了些概念。

這樣過了整整三個月，專案組抓住了與該案相關的六名案犯，但對彭宗義烈士被捕遇害負有直接責任的那個在彭宅胡同口蹲守的案犯卻始終沒有下落。但偵查工作不可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專案組奉命解散，大夥兒這才鬆了一口氣，尋思再也不必參加動員會或者不時接待登門的專案人員了。陶裕民夫婦也大覺輕鬆，尋思從此可以過正常生活了。

陶裕民所謂的“搭錯了筋”，發生在彭烈士被害六年後。那天下班喝過酒，他跟儲占美聊天時不知怎麽想到了已經歇菜了的那樁專案調查，說起天津解放前夕的那個晚上他倆從關老兄那邊赴宴回家時，在彭老師家的那個胡同口不是見到過一個穿著黑色棉大衣的主兒嗎？現在想起來，怎麽那麽像住在“大槐樹”的那個姓車的家夥！他這一說，儲占美覺得瞧那身影兒還真有點兒像。夫婦倆雖是普普通通的群眾，可是那個年頭兒，群眾的覺悟和積極性還是很高的，當下就決定立刻去派出所反映。究竟是或不是，那就由政府調查了。

警方調查的結果是，在兩天後的晚上把車家耀銬走了。之前捕獲的那六個案犯都已經判決了，最重的判了死刑，最輕的也判了十年。不過其時風頭已過，1956年2月，車家耀被判處八年徒刑，據說還是因認罪態度好被從寬處理的。

令人意外的是，也就不過四五個月，有天早晨人們看見車家耀大搖大擺出現在街頭。緊接著，派出所民警在下胡同時告知居委會幹部並讓其轉告鄰裏：該案屬於錯案，車家耀與彭宗義烈士被害無涉，也無其他曆史、現行罪行，故無罪釋放。不久，坊間傳說那個蹲守的正身兒早已因其他事兒折進了局子，隻是一直沒有交代此事。車家耀被錯判後，那廝犯了重病，看守所對其仁至義盡，送醫送藥，住院時還派了四個民警監護兼帶侍候。那人深受感動，臨死前交代了這樁罪行。經查其交代內容屬實，車家耀就被平反了。

這樁錯案給車家耀造成了嚴重後果——他入獄後，其雙親均急病而歿；妻子帶著子女改嫁去了保定；其住房被一公家單位占用；原先的工作丟了，雖說釋放後原係統按照政策立刻接收了他，但原崗位（會計）已經安排了人，就給他調了個裝卸工的崗位。這兩個工作崗位的待遇和工作量，可以用“霄壤之別”來形容。那時候，錯案沒有什麽“國家賠償”，車家耀上訪了一年，才拿到了關押期間的“病假工資”（原工資打八折）。他又上訪了半年，總算住回到了原先的老房子。當然，父母雙亡、妻離子散那是沒法兒改變的了。

現在，陶裕民突然想起這件事，就向專案組報告了。

專案組對這條線索相當重視，調來了兩名刑警，由組長應參道帶領進行初步查摸。調查下來，發現車家耀似有作案條件——

其一，車家耀在陶祖遠被害前四天，剛從江蘇常州老家探親返津。元月31日，他把帶回來的自製特產黑芝麻餡兒的糯米團子分贈給四鄰品嚐，一共送了八家，每家四個，他自己應該還留了若幹個。據了解，受贈的四鄰當天就把團子吃了。所以，陶祖遠所食的團子的來源隻能鎖定車家耀了。

其二，車家耀當初被捕後，不肯承認自己參與了彭宗義被害案件，要求承辦員出示證據。承辦員便把檢舉人陶裕民叫去，當麵對質。陶裕民說那天晚上他看見蹲守者所穿的黑色棉大衣的一個袖口上有一個長方形的淺色補丁，承辦員問車家耀是否有這樣一件棉大衣？車家耀恰恰有這樣一件袖口上補著長方形灰色補丁的棉大衣，已經落在警方手裏，這也是警方抓他的一個重要原因。當下，他給問住了，錯案由此產生。車家耀被平反釋放後，對陶裕民恨之入骨，但凡跟人說到自己蒙冤入獄之事，對陶裕民總是罵聲不絕，詛咒陶家斷子絕孫。

其三，據向車家耀供職的木材公司以及鄰居調查，陶祖遠被害那天車家耀未曾上班，在家待著，有作案時間。

鑒於上述情況，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傳訊車家耀。

2月10日深夜，刑警應參道、吳玉鼎、謝雲前往車家耀住處。開門見是刑警，車家耀倒也不是特別吃驚，說：“你們來啦？我承認，事兒是我幹的！”

未訊先認，刑警自是一陣輕鬆。把人帶到分局。車家耀對自己下手毒死陶祖遠之事供認不諱——

車家耀自被陶裕民檢舉後，對陶恨之入骨。不久冤案被厘清後，如果家裏和單位的情況還跟被捕前一樣，估計他還不至於把這種仇恨延續下去，跟陶裕民說不定會“相逢一笑泯恩仇”。可是，他出獄後的境遇跟入獄前實在是過於懸殊了。於是，他就把一股火氣全部集中到陶裕民身上，每當幹了一天裝卸工作周身疲憊回到空空蕩蕩的家裏時，他就越發對陶裕民恨得牙根發癢，有一種想殺死陶氏全家的衝動。

到了一個月之前，這種情緒稍稍得到了緩解。車家耀接到常州老家親戚的信件，說替他張羅了一門親事，女方是個農村喪偶婦女，願意嫁給他後赴津定居，讓他回家相親。車家耀拿著信件去向單位領導請假，領導自然立刻準假，還說這是探親假，不扣工資獎金，也不會影響年終獎發放。車家耀便興衝衝去了常州，一路上沉浸在對未來生活的憧憬中。可是，這趟相親卻不順利。女方跟他見過麵後，沒有表態，事後讓媒人捎來的話是“人長得太老相”。實際情況卻是，女方相親後特地跑到常州城裏請人算了一卦，結論是車家耀不久恐有血光之災，這門親事就這樣吹了。

可以想象，車家耀返回天津時的心情是何等惡劣。偏偏單位還有事兒等著他，那個批準他請探親假的領導上任伊始，對勞資政策生疏，並不知道回家探望兄弟姐妹不在享受探親待遇之內。所以，領導批的探親假作廢了，隻能算是事假，那就要扣工資獎金，年終獎也會大受影響。車家耀孤身一人自己養自己，經濟算是比較寬裕的，不缺這幾張鈔票，但心情方麵純屬雪上加霜。他屈指一算，尋思一個月假期還差幾天，一樣要扣工資獎金，那就幹脆休滿一個月後再上班算了。

車家耀入獄後對於自己的犯罪客觀原因作過回顧，認為他如果直接去單位上班，很有可能就沒有這樁事兒了。返津後的第二天，他聽說了一個消息——他的仇人陶家的大女兒被人毒死了！車家耀頓時一陣欣喜，暗說“老天有眼”，總算給陶家報應了。他不上班，在家閑著無事可做，早晚兩餐就喝點兒小酒解解悶兒。喝酒時當然要想到這件事，尋思不知是誰對陶家下的手，反正已下手，怎麽就隻毒死了大女兒，若把另外兩個也一並毒死不是更好嗎？至少該把兒子幹掉，讓陶裕民那廝斷子絕孫！隨即又想，我何不趁機下手，能幹掉一個算一個，當然最好是幹掉那個男孩兒！車家耀被捕後對刑警說，這個念頭一冒出來，他自己也嚇了一跳，尋思這不是要犯殺人大罪嗎？這可不敢啊！不過轉念又想，人家不是也殺了人嗎，公安局折騰了個把兒禮拜也沒發現什麽線索，這說明即便是殺人大罪，隻要做得巧妙，也是可以瞞得過去的。這樣想著，他腦子裏又冒出一個念頭——如若這幾天下手，人們就懷疑不到他頭上來，肯定認為還是那個毒死陶家大女兒的凶手作的案。這件事再怎麽查也查不到他頭上來，因為誰都知道陶家大女兒死的時候他在常州老家探親。

許多人都曾有過一念之差，車家耀此刻也不例外，問題是他這個“一念”差得實在太離譜了，他竟然把腦子裏產生的這個念頭真的作為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來實施了。聽說陶家大女兒是吃了摻了不知什麽毒藥的芝麻糕被毒死的，他就想仿效那個凶手。次日，車家耀去百貨公司買東西返回時，路遇一個打著竹板叫賣老鼠藥的外地小販，便買了兩包，還順便去西藥店買了一支注射針筒。誘餌是現成的，他探親帶回的黑芝麻餡兒的糯米團子就可以了。至於具體如何下手作案，那再考慮吧。

車家耀把一包老鼠藥加些許清水溶解，用針筒注射進了糯米團子裏。當晚，他幾乎一夜未眠，不是害怕，而是在考慮怎樣物色下手機會。他跟陶家人見麵連點頭禮都沒有，更別說搭腔說話了。找不到跟孩子直接接觸的機會，這倒是一個傷腦筋的難題。

次日，2月4日，車家耀睡了個懶覺，一直到十點過後才起床。午前，他站在家門口閑望。鄰家一個叫小虎子的三歲男孩兒在門前玩耍，車家耀便從蒸鍋上拿了一個蒸得溫熱的糯米團子，掰了半個給孩子，另外半個自己吃。正吃著，忽見過來一個背著書包的男孩兒，手裏拿著一張印花紙。忽然聞到團子散發出的那股濃濃的芝麻香味兒，男孩兒不由自主地放慢了步子。車家耀定睛一看，還真巧——竟然就是陶家的兒子！他立刻朝陶祖遠招手將其引進家門，把那個已經下了毒藥的團子遞給孩子，說餓了吧？吃吧。陶祖遠確實是餓了，當下接過，說聲“謝謝伯伯”後立刻咬了一口，脫口而出：“好吃！”車家耀原本是想讓孩子吃光了團子再走的，可陶祖遠急著回家，說聲“伯伯再見”拔腿就往外走。車家耀不便阻攔，喚住陶祖遠關照說，不要告訴任何人在伯伯這裏吃了東西，否則別人都來向伯伯討吃的，他可沒那麽多東西給人家。陶祖遠連連點頭，嘴裏嚼著團子出門而去。

很快，就傳來了陶家兒子中毒身亡的消息。車家耀這下似乎清醒了，禁不住一陣後怕。接下來的日子，車家耀是在極度的忐忑不安中度過的。他上過初中，幹過會計，在那年月算是有點兒頭腦的。因為有點兒頭腦，他作案後就要考慮警方是否會懷疑到自己這邊來。這時候考慮的內容，就不能一廂情願，而是要從刑警調查案件的路數來考慮了。車家耀沒有幹過警察，不過他以前曾是偵探小說迷，看過大量中外偵探小說；又結交過幾個舊警察朋友，平時喝酒閑聊時經常談及破案之事。因此，他這時候的分析還是比較客觀的。越客觀就越發現自己的策劃是有漏洞的，最大的漏洞就是黑芝麻餡兒的糯米團子。法醫解剖肯定會發現陶祖遠生前吃過團子，而他恰恰就在之前給四鄰送過團子。如果刑警廣泛訪查，那自己肯定難逃嫌疑。車家耀越想越絕望，預料到自己此番在劫難逃了。當刑警出現在他眼前時，他幹脆就承認是自己作的案。

專案組將從車家耀住所搜查出的另一包未啟封的毒藥送往市局檢驗，法醫證實該毒藥的成分與在死者陶祖遠胃髒發現的致命毒藥成分完全相同。又與致陶祖娟死亡的毒藥成分進行比對，與之前的結論一致——姐弟倆的死亡係同一種毒藥造成的。

這天下午，江蘇省常州市公安局給專案組發來回電，他們對車家耀回鄉探親時間以及活動情況進行了調查，證明車家耀所言屬實，也就是說，他沒有對陶祖娟下毒的作案時間。

七、真相大白

2月11日晚上，專案組舉行案情分析會。案件偵查至此，對於專案組來說實在是一個大大的意外，一幹刑警麵對著這個罕見的意外情況，一時不知該如何走下一步棋。議了一會兒，大夥兒的注意力又回到了之前已經盯上的另一嫌疑人鄭世渭身上。在車家耀的線索未暴露之前，鄭世渭是被作為重點犯罪嫌疑人來調查的。如果不是這家夥不知所蹤，肯定在車家耀暴露之前就已經折進局子了。刑警鍾躍淵、呼知義、張誌達、薑開山四人受命調查鄭世渭的下落，前一天對其“失蹤”情況已經查摸得八九不離十，正要向領導請示是否對其采取行動。

前麵說過，鄭世渭朋友多，天南地北跑來跑去日子過得很瀟灑。他瀟灑，刑警可就吃苦了，這幾天跑東跑西天津各區連同郊縣全部轉遍，最後獲得的信息是，目標跑到河南項城去了。

現在，既然疑上了這主兒，鍾躍淵等人就向應參道請示，是否有必要出一趟差，去河南項城將這主兒提溜回來？

專案組正說到這當兒時，接到鄭世渭住所管段派出所的電話，說他們布控的目標半小時前已經回到家裏了。應參道聞訊大喜，說趕緊把他提溜到分局！

鄭世渭在刑警麵前保持著他一貫從容活潑的特點，可是刑警因早已耳聞此人是津門小有名氣的票友，且精通舞台表演，腦子裏便有些先入為主，認為他這是裝腔。於是，刑警擺出一副秋風黑臉開始訊問，先問他是否知道儲占美的大女兒陶祖娟被害。鄭世渭點頭說當然知道，他還去陶家吊唁過。刑警問他之後有沒有去過陶家，你跟陶家關係不是很好嗎？鄭世渭說關係確實不錯，不過並不等於因為這樣他就必須放下一切事情留在陶家幫他們料理喪事。他有自己的事兒要做，再說陶家根本不缺人手。

鄭世渭所說的“自己的事兒”是什麽呢？他說是受寧河縣文化館的邀請，去寧河幫忙搞一台在全縣循環演出的文藝節目。他於陶祖娟死後的第二天下午出發，次日上午抵達，兩天後離開，然後就去了河南項城。去項城同樣是受邀前往相幫策劃節目，在那裏待了幾天，然後就回天津了。

刑警要鄭世渭把這些日子的活動情況一五一十排個清楚，卻不料這主兒已經準備好了，拿出兩張紙說在這兒呢。這一招兒弄得刑警吃驚不小。鄭世渭倒是照樣笑嘻嘻的，說：“你們既然來找我，那肯定是已經懷疑上我了，那我跟儲占美的事兒你們肯定也知曉了。我也確實對儲占美說過一些威脅的話。不過，這當不得真的，那是我在她突然翻臉之後一時激憤的反應。人嘛，都是這樣的。誰沒說過幾句過頭話呢？人命關天，你們肯定要好好查一查的，我這樣排出一張表來，你們就省事兒了，上麵有證明人，而且都有兩三個，你們隻要一查就知道了，我沒有作案時間。”

訊問到這裏，刑警反倒覺得似乎沒啥可問的了。大夥兒交換了意見，最後定下兩條措施：一是對鄭世渭在陶祖娟被害之前七十二小時的情況進行詳細調查，二是對其住所進行搜查。

整個專案組七名刑警全部出動，整整調查了一天半，其結果令人失望，鄭世渭確實沒有作案時間，在他家裏也沒查到毒藥。而審閱其日記，可以看出他對儲占美倒是一往情深，並無實施報複的念頭。

如此，這條原本寄予很大希望的線索就到此為止了，專案組排除了鄭世渭的疑點。眾刑警聚在一起重新研究該從哪個方向去尋找新的線索，大家都覺得這兩起已經可以認定為由不同案犯作下的命案存在著巧合——致命原因都是中毒身亡，毒藥是同一種老鼠藥，毒藥載體都是黑芝麻製作的食品。如果不是已經確認殺害陶祖遠的真凶是車家耀，恐怕很難使人相信姐弟倆是被不同的凶手殺害的。這是刑事偵查實踐中罕見的連環命案，專案組這些經驗豐富的刑警也從未遇到過。大夥兒反複討論，最後找到了一個連他們自己都覺得不一定有把握的方向——尋找毒藥來源。

2月14日，一幹刑警一上班就分頭上街走訪叫賣老鼠藥的小販。中午，眾人在分局會合，匯總調查情況。以前誰都沒有跟這種小販打過交道，這回接觸下來，才知道原來賣老鼠藥也是有幫夥的。天津地麵上當時有三個幫夥——安徽幫、河南幫和江西幫。其中以河南幫最牛，因為他們出售的老鼠藥是自己研製的，毒性最強，別說老鼠了，就是牛馬驢那樣的牲口也毒得死。刑警把三種老鼠藥送交市局化驗，結果表明毒死陶氏姐弟的老鼠藥還真是河南小販的“科研成果”。

刑警在調查中還了解到，三個幫夥賣老鼠藥雖然沒有劃分地段，任何一幫在全天津都可以叫賣，但幫夥內部卻是有規矩的，就像丐幫討飯一樣，每個人的叫賣區域都有規定，沒有特殊情況不得越界。當天下午，刑警就著眼於調查河南幫在河西區叫賣的是哪幾個小販。很快得知，那是一對堂兄弟——大龍、小龍。刑警找到這兩人，把他們請到派出所喝茶。他們承認確實是在這一帶叫賣老鼠藥，可是，哥兒倆誰也回答不了曾把老鼠藥賣給哪位主顧，因為他們既沒有那麽好的記性，也沒有必要對每一個主顧刻意留下記憶。刑警對此表示理解。

怎麽辦呢？專案組報請領導批準，向本區各派出所發了一份《協查通報》，要求各所指派戶籍警下到各人負責的管段，通過居委會向居民廣泛征集需要調查的信息。

2月16日中午，刑警在各派出所報上來的信息中發現了一條似與本案有關的線索——一個名叫柏峰的居民向居委會報告稱，他在元月24日下午，親眼看見陶家大閨女向沿街叫賣的小販買了一包老鼠藥。

專案組諸刑警聞之個個吃驚：是陶祖娟自己買的老鼠藥？難道不是他殺，而是自殺？

專案組立刻約見柏峰。那是一個年過六旬的老者，現已退休。他身體虛弱，瘦削的臉上有著一個高高的鼻梁，上麵架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柏老頭兒說，前一陣家裏鬧耗子，夜夜不得安寧。那天下午，他正在大街上閑逛時，遇見小販叫賣老鼠藥，於是就買了一包。付了錢離開時，看見陶家大閨女背著書包走來，喚住正要離開的小販，掏錢買了一包。

刑警看著老頭兒鼻梁上的那副深度近視眼鏡，半信半疑地問道：“老先生，您沒認錯人吧？”

柏峰笑道：“都是老街坊了，從小看著那閨女長大的。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一雙眼睛還管用呢，離得這麽近，哪會看錯人呢？”

刑警接著問：“您聽說陶祖娟死後，是否把她的死跟她買老鼠藥的事聯係起來想過？”

柏峰搖頭說道：“我又不知道那閨女是吃了老鼠藥死的，怎麽會那樣去想呢？再說，老百姓嘛，就該一切聽政府的，在這個案子上政府沒讓群眾說什麽，我即使想到什麽也不會對別人說，否則人家說我造謠那怎麽辦？”

當天下午，應參道叫上鍾躍淵、張誌達去了陶裕民供職的疏浚公司；同時安排呼知義、吳玉鼎、薑開山三人在分局約見儲占美。兩路刑警的調查內容是一致的——向陶氏夫婦了解陶祖娟是否有自殺傾向。陶裕民夫婦對此都是不假思索地矢口否定。刑警又分三路分別走訪了陶祖娟的班主任和幾個跟她關係很好的女生，了解下來，沒有人認為陶祖娟有自殺傾向。

當晚，專案組對此專門進行了討論。關於陶祖娟生前的精神狀況是否正常這一點，其實早在其死亡伊始刑警就進行過調查，並沒有發現陶祖娟有這方麵的傾向，現在的調查也是這樣。專案組製訂了調查提綱，大致是以下三個方麵：一是家庭，二是學校，三是社會。重點著眼於陶祖娟是否遭受過重大壓力和挫折，身心是否受到過足以產生自殺念頭的嚴重傷害。那年月，由於政治運動頻繁，成年人的壓力比較大；但未成年人（當時均以十八周歲或者高中畢業為界）的壓力反倒沒有如今這樣重，學業比較輕鬆，老師也不會體罰或毆打學生，更沒聽說過因為憂鬱症自殺的青少年。刑警針對上述三方麵的調查都未發現異常情況，所以對於陶祖娟是否自殺這個問題難以確定。

可是，柏峰說得言辭鑿鑿，他明明親眼看見陶祖娟向小販買了一包老鼠藥的。他的住所距陶家不遠，兩家屬於一個居民小組，平時跟陶祖娟經常打照麵，應該不會認錯人。陶祖娟瞞著家人買老鼠藥準備幹什麽呢？

專案組討論許久，始終不得要領。於是，大夥兒定了兩個新的調查方向——一是仔細閱讀陶祖娟生前留下的日記，二是繼續向學校方麵進行調查。

調查隻進行了半天，竟然就有了重要發現，而且是兩路人馬都有發現！

這回，組長應參道沒有親自出馬，專案組其他六名刑警一分為二，各負責一路調查——

鍾躍淵、吳玉鼎、謝雲三位負責閱讀陶祖娟生前的日記。陶裕民夫婦都是知識分子，對子女的文化教育抓得比較緊，規定子女從三年級開始就須記日記。陶祖娟記到初一已有四年，日記本用掉了三本半。這些日記本早在陶祖娟出事伊始就已到了專案組手裏，諸刑警都瀏覽過，沒有發現什麽值得引起重視的內容。不知是否因為父母曾有過關照，反正陶祖娟的日記中從來沒有提到過有關政治方麵的內容，對家庭生活、與家庭其他成員的接觸、玩耍什麽的倒是記得很多也很詳細。還有，跟同學的交往記得也比較多，但都隻敘不評。總之，這個十四歲的少女，並不像大多數同齡人記日記那樣，樂意敞開心扉。

三刑警商量下來，決定先讀這四本日記中的最後一本。最後一本隻記了半本其主人就死了，時間是從初一上學期開學第一天開始的，記到其被害前幾日。刑警選擇先讀這本日記的理由是，不論陶祖娟是自殺還是他殺，其原因一般說來都應該是在初一上學期這將近半年時間裏產生的。如果把這段時間裏所記的半本日記研讀完還不得要領的話，那就隻好再研讀前三本了。

三刑警中文化程度最高的是謝雲，這個二十六歲的小夥子是讀到大學二年級才輟學的，讀的還是中文專業，所以在文字功夫上肯定是技高一籌。鍾躍淵、吳玉鼎都把希望寄托在小謝身上，接受任務的當天晚上就把日記本交給他，讓他“多辛苦些”。謝雲自己也確實想有所發現，當晚一口氣就把日記看完，卻沒有發現什麽疑點。

次日，謝雲再看。一直看到上午十時許，突然拍案驚呼：“這裏的用詞怎麽跟之前不同呢？”

這一說，正在一旁捧著另外三本日記胡亂翻閱著的鍾躍淵、吳玉鼎一驚而起，異口同聲問：“發現了什麽內容？”

謝雲的發現說來很簡單。陶祖娟在1957年12月1日（星期日）的日記裏有一句話：“下午陪秀妹去公園。”同樣的話，在之前的日記中也曾出現過數次，都是跟遊公園有關的，但每次都是“和父母（或父親、母親、秀妹、遠弟）去公園”，從來沒有用過“陪”這個動詞。

這個發現引起了刑警的警覺。陶祖娟的各科學習成績都很優秀，語文更是出類拔萃，這也可以從她的日記中得到印證。她的用詞一向都很講究，寫作態度也認真，在同樣是去公園這件事上，之前一直用“和”，為什麽偏偏在那天的日記裏用了“陪”呢？“和”與“陪”雖然不過是一字之差，但意思卻是不同的，前者表示“主動”，後者則有“被動”的含義。也就是說，那天姐姐並不是“去公園”之舉的主動倡議人，或者即使是她提出來的，也是因為其妹妹的原因。12月1日是一個什麽日子？或者那天之前陶家發生了什麽情況？

這天之前的情況，陶祖娟在日記裏是有記錄的，就是本文開始時說到過的其堂伯父陶裕國從香港來天津，跟陶裕民夫婦商談過繼陶祖娟之事的那段時間。這就是說，關於這件事，姐妹倆因為境遇不同，各自是有各自的想法的。陶祖娟自是高興，但陶祖秀呢，陶祖娟的日記裏沒有寫過高興還是不高興，但從這個“陪”字來分析，肯定是不開心的。而且這種不開心很有可能已經被姐姐發現，姐姐為了安慰妹妹，星期天就陪她去公園散心。姐妹倆可能有話要說，因為陶祖娟在那天的日記裏還寫到弟弟意欲同往，遭到拒絕，為此她還從自己積攢的零花錢裏拿出一角錢送給弟弟讓他買零食，姐妹倆這才得以脫身。

這樣看來，姐妹倆在去香港定居這件事上是有矛盾的，妹妹對此事似乎“想不通”，可能還對姐姐使過小性子借以發泄。這個矛盾，是不是跟本案有關呢？

鍾躍淵三人在對此進行討論的時候，第二路刑警呼知義三人也有了意外發現——

呼知義三人去學校的日子正好是返校日，學生都在學校。刑警請老師把平時跟陶祖娟關係比較好的七名女生請出來，在一間空教室裏開座談會。刑警先是問了些她們平時跟陶祖娟交往的情況，主要是想從側麵了解陶祖娟最近這段時間是否有類似憂鬱的情緒表露出來。聊下來，七個女生都說陶祖娟平時一向就很陽光，自從其伯父要將其過繼為女兒攜往香港定居後，這種陽光可以說上升到燦爛的境界。倒是在同年級另一班級的其妹陶祖秀明顯顯出一副悶悶不樂的樣子，這也可以理解，畢竟在一起生活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同胞姐妹要分離了嘛。

然後，進入了第二個話題：陶祖娟上學放學是否喜歡跟你們幾位一起走？她在途中是否喜歡買東西？那七位女生的回答是：基本上都是一起走的，倒是她妹妹陶祖秀因為不同班、老師又喜歡拖堂，跟她們班級的放學時間有遲早，所以姐妹倆很少一起回家。至於買東西，陶祖娟很少買，倒是陶祖秀喜歡，她們經常看見她在校外的小攤頭或者沿街叫賣的小販那裏買些雜七雜八的東西。她們曾聽與其同班的女生說過，陶祖秀透露說，她的零花錢用光後，有時會偷偷從父母口袋裏順幾毛錢花。

刑警覺得有些跑題了，趕緊往回引，問女生們是否看見陶祖娟買過老鼠藥？女生中有一個姓丁的，是七人中最冷靜的一位，她問刑警說的是哪一天、哪個時段的事兒。刑警說是元月24日，下午三點鍾左右吧。小丁和其他女生交頭接耳，互相問那天是星期幾，有個女生隨身帶著的皮夾裏放著一張名片大小的彩色年曆卡片，當下一查，說那天是星期五，她們在學校上學。小丁的記性好，馬上說她想起來了，那天輪到她們小組做值日，她和陶祖娟一直忙到四點鍾過後才離校回家，其間陶祖娟一直跟他們在一起，沒有離開過。在場七位女生中隻有小丁與陶祖娟同一小組，為證實其說法是否準確，刑警隨即請老師把小組的其餘六名學生叫來，了解下來，證實小丁所言不謬。

中午，兩路刑警在分局會合，向組長匯報了調查情況，應參道馬上意識到之前那個高度近視加老眼昏花的柏峰認錯了人，他所看到的那個買老鼠藥的女孩兒，應該是陶祖秀！

專案組刑警顧不上吃午餐，立刻對此情況進行了討論，很快得出結論：下毒的是陶祖秀，其作案動機是出於對姐姐被伯父選中移民香港的忌妒；還可能是想通過下毒使姐姐患病（不一定是想把姐姐毒死），從而讓其伯父改變選擇，這樣她就可以去香港定居了。

下午一時，刑警前往陶家傳訊陶祖秀。進門便聞到一股煙味兒，原來陶祖秀返校時見三個刑警出現在校園裏，認出正是偵查兩起命案的專案組成員，當下知道情況不妙，回家後第一件事兒就是把自己的日記付之一炬。不過，如果刑警連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兒都對付不過來，那就該改行了。陶祖秀進分局後，也就幾個回合便敗下陣來，哭著對自己的罪行作了交代。

誠如專案組所分析的，陶祖秀是因忌妒而衝陶祖娟下了手。作案過程很簡單：她買了姐姐喜歡吃的芝麻糕，把老鼠藥用擀麵杖碾成粉末後溶於水中，把芝麻糕放入毒液中浸泡片刻，晾幹後又在外麵滾了一層糖粉。那天夜裏，姐妹倆在燈下複習功課時，她把有毒的芝麻糕拿給姐姐。當時，陶祖娟正在解數學難題，隨手用紙包了包放進書包，說一會兒再吃。姐姐具體是什麽時候吃的那就不清楚了。陶祖秀交代，她真的不想害死姐姐，隻不過是想讓姐姐大病一場，最好留下後遺症，這樣，就會迫使伯父改變主意，讓她移民去香港了。

連環命案至此終於圓滿偵破，這天，正是除夕。

五個月後的1958年6月20日，天津市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進行宣判：車家耀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陶祖秀犯故意傷害致死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押送少管所羈押改造，待滿十八歲後移押監獄繼續服刑。

【評論】

這個案件讓人感到痛心疾首!這對陶家夫妻倆的打擊是何等的大呀!

案件的真相真是殘酷

殘酷啊，少女得心機

好給力啊，少女殺手。

還以為是反特的。沒想到真相是這樣，真慘

太殘酷了。

人間悲劇啊，不該發生的事。

看完開頭，這包袱埋得太明顯了，感覺應該是妹妹為了去香港毒死姐姐。

我看到這個背景的第一反應是敵特破壞。

這個真相讓人難以接受

看了這麽多，發現這次不是敵特破壞，甚至沒挖出個敵特來

家破人亡啊，夫妻也得反目

看了開頭就知道啥事情，但還是太慘了~~~~

男主人最悲劇，老婆給他帶了帽，次女害死了姐姐、弟弟，真正是家破人亡；這人真有可能崩潰............

姓車的固然可恨，但也可悲，國家和單位對一個蒙冤入獄的人不但不予以補償，反而落井下石，也是造成這一悲劇的誘因之一！

這小女孩這麽小就……額

客觀條件的驟然的變化，往往使人難以接受。所以就產生了應急反應：祖秀和車家耀的反應都是這樣！

可憐啊，三個可愛孩子的家庭就這樣完了............

你們沒注意，那個沒出場的也是大師

這趟相親卻不順利。女方跟他見過麵後，沒有表態，事後讓媒人捎來的話是“人長得太老相”。實際情況卻是，女方相親後特地跑到常州城裏請人算了一卦，結論是車家耀不久恐有血光之災，這門親事就這樣吹了。

這丫頭太歹毒了。

人間悲劇，還不如兩個都帶出去，估計親身父母也會答應。

一開始我就懷疑妹妹有嫌疑。

一個小瑕疵：天津市是1958年2月劃歸河北省的，4月萬曉塘擔任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該案發生在58年1月，當時天津還是直轄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