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就業故事

民國時期就業故事

作者：佚名

【前言】

此文所講的民國時期就業故事大多是吃筆墨飯的文人。如果細數清末至民國的大師，就可以看出，幾乎都是吃筆墨飯的文人，理工科技者寥寥無幾。現如今在大陸出現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中，有很大一部分也是吃筆墨飯的文科生。從根源上講，這種熱衷文科，嫌棄理工的現象與中國文化中的“士農工商”傳統有關，一如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的文章中所說的，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不同的是，如今商的地位提高，與士並立，農工變為工農，不知是否與共產黨的“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的理論有關。

【正文】

在民國時，由於社會動蕩，經濟不發達，人們求職非常不容易。先來講個就業的故事：據《中州軼聞》載，那時，有個河南人叫靳誌，他不僅致力於國學研究，還留學英法，精通英文、法文。正因為他精通此兩種外語，先是被錄用到外交部工作，後又到重慶另一個部做筆劄工作，正好用他中國舊文學的功底。他曾經自我解嘲說：“虧我洋貨國貨俱全，可供顧客選購。”可見在民國時，沒有兩把刷子，想謀個好差事真是難啊！

我們來看看那些民國名人和一般百姓的求職就業之路是如何走的。

1、名人也借調

魯迅先生就曾有過一次借調的經曆。據《金陵掌故》載：1909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先後在紹興幾座學堂任教或做監督（校長），後因魯迅對紹興軍政分府都督王金發的行為進行抨擊，受到威脅，工作很不順心。就在這時，魯迅接到好友許壽堂的來信，邀請他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幫忙。這樣，魯迅離開故鄉前往南京。魯迅對此回憶道：“然而事情很湊巧，季茀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範愛農）也很讚成，但頗淒涼，說——‘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雖然政府的各個部門都已經成立，但大多是空架子。拿教育部來說，當時隻有總長蔡元培，次長景耀月和一個會計，且連辦公用房也沒有。蔡元培找到許壽堂等人幫忙，看來許壽堂也是借調過來的，他們從江蘇都督府內務司那裏借到幾間房子，直到1月19日，才正式對外辦公。

當時的教育部，按照臨時政府的規定，主要是“管理教育、學藝及曆象、禮教事務”。工作人員沒有明確分工，也沒有明確職務。魯迅來到後，同許壽堂一樣都是部員，除食宿免費外，每人每月有30元的部員津貼。當時，魯迅的工作，一是對形勢和政策進行宣傳演講；二是收購圖書，準備建立中央圖書館；三是創辦《文教》雜誌。

就是這樣一份借調的工作，還差一點因為魯迅太過耿直，被弄掉了。一次，蔡元培受命北上北京，次長景耀月來代理部務。此人好大喜功，隻知擴充自己的勢力，引用私人，忽然開會要辦雜誌，魯迅不睬他，他也不太識人，暗中開了一個名單，送請大總統任命，竟把魯迅的名字給無端除去了。幸而蔡元培回來，趕快把這件事撤銷了。

由於南京臨時政府在“南北議和”中一再退讓，孫中山不得不辭去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南京政府也遷往北京。3月下旬，蔡元培宣布教育部正式解散，並向北京政府推薦了一部分部員，其中就有魯迅和許壽堂。5月初，兩人乘船由海路北上，去北京政府教育部任“薦任僉事”。魯迅在南京政府教育部的借調生涯就此結束。

另外著名翻譯家、兒童文學作家葉君健也有過借調的經曆。據《京華風雲》載：抗戰爆發後，正在日本從事英語、世界語教學工作的葉君健回到祖國，被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推薦到湖北隨縣的一個中學教英文，此時正在武漢的好友馮乃超和張光年推薦他，借調到郭沫若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第七處工作，任務是用英語對外宣傳。後來同樣被借調到三廳工作的還有著名作家鬱達夫。可見那時的名人雖然有能力，但要是沒有人推薦，找一份合適的工作還是很難的。

2、名家助人就業

名家有時自己就業都很難，尚需別人推薦，可是一旦他們有能力幫助別人時，他們會義不容辭，向求職者伸出援手。據《陪都星雲》載：徐悲鴻先生曾在重慶慷慨贈送“兩匹馬”，扶持青年陳汝言開起了上海雜誌公司。

1938年，江蘇太倉籍的青年學者陳汝言流亡到山城重慶，他看到沙坪壩高等學府林立，學生上萬，卻沒有一家像樣的書店。現有書店，隻是經營一些無關抗戰甚至趣味低級的讀物，便決心開一家好書店經營世界名著等。但是他此時囊中羞澀，經費從何而來呢？當時，支持他開書店的知名教授很多，有胡小石、傅抱石、範存忠、呂天石、陳之佛、柳無忌等，可是他們也都是度日維艱，愛莫能助。這時，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給他出了個點子：“要錢隻有找徐悲鴻，他的畫是熱門，最好賣，‘一匹馬’就是五百元。”那時，徐悲鴻以熱心社會公益事業著稱。抗戰以來，他曾屢次將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裏和昆明、貴陽、重慶等地舉辦畫展的收入全部捐獻，救濟離鄉背井的難民。

陳汝言到江北盤溪石家祠堂找到了徐悲鴻。徐悲鴻聽了他的想法，對這位小同鄉很是讚同地說：“你想辦個出版社，我支持。我雖然不是大富翁，出點錢作開辦費還是可以的，不過你要辦出自己的特色。沙坪壩是個文化區，知識分子多，應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國內的好作品，你回去先找中央大學的一些知名教授做編委，然後來找我拿錢。”不久，陳汝言再訪徐悲鴻，聽說有八位知名教授擔任編委，徐悲鴻便立即拿出一千元交給陳說：“這是‘兩匹馬’的價錢，給你作開辦費。”不久，上海雜誌公司便在沙坪壩正式開張，發起人為徐悲鴻，主編是柳無忌、徐仲年。此後，書店果然不負徐望，有係統地翻譯出版了一批世界文學名著，深受莘莘學子的歡迎。

另據《羊城擷采》載：魯迅先生也有過開書店的經曆。1927年1月，魯迅正在中山大學任教，為活躍廣州青年的文化生活，他在羊城芳草街四十四號開了一間書店。因為店麵不大，賣的都是北新書店的書，所以叫做“北新書屋”。其實，這家書店，魯迅隻是做個“後台老板”，平時都是交給許廣平的妹妹許月平料理，從而解決了許月平的就業問題。

3、名人賣字養家

民國時，就業難吃飯難，真是比比皆是，就連一些名家也時常遭遇無米下鍋的尷尬境地。好在他們還有一技之長，有的就以賣字賣文為生。

據《津沽舊事》載：天津有一個很有名氣的末代翰林叫高毓浵，書法功底深厚，深受人們喜愛。上世紀20年代時，高毓浵一家寓居上海，就是靠賣字養活一家老小。高毓浵的潤例是：楹聯及屏幅四尺以內四元，五尺六尺各加一元；堂額每字一尺四元，二尺八元；扇麵跨行四元，單行八元；碑誌百字十元；篆刻每字一尺八元；題簽二元。篆隸金石甲骨加倍。另有文例：散文每篇四元，駢體加倍；詩詞題詠每首四元，絕句小令減半。在當時翰林公中，他訂的價格並不高。合作的紙店紛紛要求他提價，他不為所動，常常謙虛地說：“論我的字，本不值這麽多錢，他們買的隻是我的翰林圖章。”

高毓浵一家住在上海租界，三樓三底的一套住房，租價相當高，他共有四個子女，上學的學費也不是一筆小數字，包括一家人的吃喝拉撒，全靠他賣字維持。高毓浵每隔四五天就能接到二三十件訂單，他要集中一天寫完。由其妻子一早用尺寸較大的墨海研墨，這需要一上午。高毓浵午後才開始寫字，一直寫到深夜，往往要到墨用完為止，因為到次日，隔夜墨就不能用了。這些生意基本能夠養家糊口了。每當碰到巨室豪門的壽辰日，他們壽堂都要掛壽屏，每堂需要八至十二條不等，這種生意最掙錢。高毓浵連作帶寫，大約五六天的功夫，一堂壽屏潤筆合計可以收入二三百元，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字。每到這時，高毓浵全家就改善生活，下館子、看大戲，盡情遊樂一番，花費還不到十分之一。

無獨有偶，北洋政府時的眾議院議員林長民，在曹錕賄選總統時，麵對曹錕開出的一張選票五千元高價，他毫不動心，並公開反對。事後林長民避居天津，以防迫害。據《閩海過帆》載：林長民寓居天津後，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計出了問題，因為他工書法，得柳公權之遒勁，無奈隻有賣字為生，他自題潤例雲：“去年不賣票，今年來賣字。同以筆墨換金錢，遑問昨非與今是。”他自己一語道破其中玄機，可見其高風亮節。人們敬重他的為人和書法，前來求書法的甚眾，一時收入也不比賄選票價少，使他們一家渡過了難關。

另外，據《海上春秋》載：著名作家張天翼，三十年代時，寄居其姐姐家裏，他姐夫是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官員邵元衝，可是他卻不依靠姐姐家的權勢謀得職業。當時他在南京，沒有固定工作，仍以寫作為生，而那時的稿費每千字也隻有二三元，生活十分艱苦。可是他仍然活得有滋有味。

4、合營飯店，人人做老板

在那個名家生存尚且困難的時代，百姓的生計可想而知，可是他們能苦中作樂，自謀職業，走出自己謀職就業的路子來。據《八桂香屑錄》載：抗戰初期，在廣西柳州鶴山旁河南路上段開了一家名叫“七·七”的飯店，更與眾不同的是老板、賬房、侍者、賣手、飯司務等，都是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和高中生，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朝氣蓬勃。每天邊工作邊學習，互幫互教，取長補短。飯店開得熱火朝天。

他們采取合作經營的方式，人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每月結賬一次，他們還從盈利中拿出百分之六十捐助各自的同學——在前線工作的戰地服務團團員。有時，他們利用顧客候車、等人的空隙，開展形式多樣圍繞抗戰的時事問答，宣傳抗戰；答對的顧客獎勵一碟小菜、一件點心或一份小禮物，答不上的顧客他們深入淺出地解釋。這一生動活潑的形式很受顧客歡迎，因而店內從早到晚，座無虛席。

1939年2月，著名記者陸詒撰文在《新華日報》上介紹了這家別開生麵的飯店。

這樣的好點子，也不是偶然現象，而在北國的哈爾濱還出現了一個“一毛錢飯館”。據《黑土金沙錄》載： “九·一八”第二年的冬天，哈爾濱道裏中國四道街出現了一個小飯館，匾額上書“一毛錢飯館”。這個飯館是當時的一些文化人開的，當時在哈爾濱的一些左翼作家比較困難，中共滿洲省委派人出麵，聯係了劉昨非、王關石、白濤、馮詠秋、黃田、裴馨園等六個進步文化界人士，共同籌集資金，租賃房屋，雇用了一個廚師。一切準備就緒，他們在門前放了掛爆竹，就開業了。

小飯館的設施雖然簡陋，但很潔淨、文雅。牆上掛的都是畫家們的畫。跑堂的都是些文化人，都很樸實熱情，加之他們以經濟實惠為宗旨，吃一頓簡便的飯，隻需要一毛錢；一盤溜炒，也是一毛錢。薄利多銷，顧客盈門，普通市民都願意到這裏就餐，一時生意興隆。尤其是一些文化人，當時在哈爾濱的舒群、羅烽、白朗、蕭軍、蕭紅、方未艾、唐景陽、金劍嘯等許多作家、畫家、編輯、記者、教師，都是這裏的常客。因此這裏成了哈爾濱進步文化界人士經常聚會的地方。

5、官場求職有喜悲

如果說一些名人和百姓，為了生計可以賣字、開飯館，那麽官場的人們求職是啥樣呢？杜聿明作為堂堂的國軍將領，當年曾拒絕其從弟杜聿功的求職請求。據《三秦軼事》載：1935年，杜聿明任國軍二十五師副師長時，其從弟杜聿功沒有工作，就寫信請他給謀份差事，結果杜聿明拒絕了。他在給杜聿功的回信中說：“為伊設想已久，皆覺無適當工作，因外間作事，非文必武，此二者又非伊之長，欲謀其他事務，則政府限令軍人不得幹政，雖欲力為亦無門可告，故再四思之實覺為之難也。”

杜聿明應該是一個遵紀守法、按章辦事的軍人，其弟在他這裏求職無望，相信讀了此信後也會慢慢理解他的。

哥哥是高官謀職都靠不上，那麽自己去跑官的有效果嗎？據《兩浙軼事》載：抗戰初期，原浙江省軍管區國民軍訓處少將處長王夢，是黃埔一期的學生，也是的嫡係門生。

1939年春，王夢獲知蔣介石將對人事有所調整，便想去競逐中將軍長，特將處長職務暫交與別人代理，自己乘小轎車由浙江金華出發，星夜兼程趕往重慶。由於星夜行車趕路，王夢很疲倦，結果就進入了夢鄉，同時行車時車門又沒關好，以致幾次顛簸震動後，車門自動打開了，車行至湖南的一個橋上時，睡夢中的王夢竟掉到橋下的河裏。司機發覺後，立即趕回尋找主人，將他從河裏救起。王夢已不省人事，送當地醫院搶救。後來命算是搶救過來了，可是雙眼神經受重傷，造成了鬥雞眼，麵容破相，住院達半年之久。這時重慶人事調整已告結束，王夢再回到金華時，他原來的處長職務，也被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的連襟所代替。這真是有豬頭沒廟門，王夢的升官美夢就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