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74：龍潭疑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74：龍潭疑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5期

刊發日期：2021年5月11日 星期二

文：易明佳、青於公

1951年初夏，皖北行署（其時安徽省分為皖南、皖北兩個省級行署，至1952年8月方才合並組建新中國安徽省）下轄之合肥市發生一起旅館住宿旅客外出夜歸時意外溺亡事故。警方在做例行治安處置時，發現死者疑似已被皖南行署公安局通緝半年的一名慣匪，循蹤調查，竟有意外發現……

一、龍潭驚現浮屍

1951年6月11日，合肥市西門街“碧水驛館”入住了一位四十歲左右的男性旅客，持蓋有皖南行署區蕪湖市“五福糧行”店章的鉛印抬頭便箋前往辦理登記入住手續。旅館按照其要求，給他安排了一個位於後院的單間。

“碧水驛館”的老板姓章，土生土長的合肥本地人。他本姓端木，名翊斐，出身平民，早年讀過一些書，成人後以執教私塾及做賬房先生為生。二十四歲那年入贅章姓人家，按照習俗改為章姓。章家經營旅館業，規模中等，生意做得不溫不火。十年後，1937年春，嶽丈病逝，章翊斐接手旅館，把原先的“瑞福客棧”易名為“碧水驛館”，並斥資重新裝修，門麵來了個脫胎換骨。

章翊斐此舉是了結了一個由來已久的心願，他曾多次向老丈人進言應該把後院裝修一番，圍牆改為踞水雕欄，以供旅客臨水而坐，飲茶閑談，增添興致。但老丈人卻似一塊頑石，對此充耳不聞，悶聲不響。現在老人家西行了，旅館執掌權轉移到了章翊斐手裏，他自然要做此番操作，以了卻多年的心願。

旅館後院外有個水泊，麵積大約一畝有餘，呈不規則形狀，水卻有兩三米深，被當地人喚作“龍潭”。章老板的這個改造主意，從造景角度來說，委實不錯。造景後重新開張的旅館，生意確實猶如芝麻開花，還真節節升高。一些旅客入住後由於種種原因會晚歸，有的甚至會晚到午夜過後乃至拂曉時分方才返店。如此，就苦了輪到夜間值班的店員夥計。原本是可以在九十點鍾後躺下一覺睡到晨曦初露的，現在就沒法兒睡個囫圇覺了。夜間值班屬於義務加班，既無額外補貼也沒調體，晚上睡不好就會影響到次日白天的工作。章老板尋思要不增添人手吧，可是默算下來，舍不得增添成本。於是，遂作退而求次之想。也虧他想得出，竟產生了一個在後院外的水泊上架設一座便橋的主意。

說是橋，其實很簡單。也就是去竹行買些毛竹，粗的做橋墩橫梁，細些的並排鋪設算是橋麵。用了兩天工夫，一座長二十多米寬約兩尺的便橋就架起來了。由於旅館兩側都是鄰家的圍牆，不做通行之想，所以後院是沒有門的。現在有了橋，就對著橋頭增設了一扇後門。門上裝了司必靈鎖，請街頭鎖匠增配了十幾把鑰匙。旅客出門時如要在晚上十點後方能返回的，可從櫃上拿一把鑰匙——當然是要付押金的，夜出返回時繞一個圈，從後院外水泊的竹橋上過來，自己打開後門入內即可。

1951年6月13日，不幸的事發生了。

這個倒黴的旅客，6月11日入住登記時向“碧水驛館”出示的證明表明他名叫謝國運，係蕪湖市“五福糧行”的店員，前來合肥辦理糧行業務事宜。入住當天，謝國運放下行李就出門辦事去了，離開時沒向櫃上取後門鑰匙。天色未黑他就回來了，晚餐是讓旅館夥計從附近“望月飯莊”叫的外賣。次日，他上午沒出門，下午出門時向櫃上取了鑰匙。沒有人知道他當晚是幾點返回旅館的，反正第三天上午他在房間睡覺，直到午後才起來，午餐是讓夥計向旅館對麵的麵館叫了一碗蓋澆麵。下午有兩個男子來訪，他是在後院麵對龍潭的臨水平台接待人家的，三人喝茶聊天。後來夥計去打掃平台時，發現他們抽了二三十支香煙。晚餐是去外麵吃的，三人是一起離開旅館的，臨出門時謝國運向櫃上取了鑰匙。這一出去，他再也沒能返回“碧水驛館”。

謝國運的屍體，是在次日即6月14日午後被幾個在龍潭畔捕蝦的少年發現的。當合肥市公安局西門派出所（本案發生前後一段時間，合肥市取消區和街道行政區劃，全市改由五個警政合一的派出所統一管理）接到群眾報告稱西門街龍潭發現浮屍時，並未當作一柱案子來看。

這時，“碧水驛館”的老板章翊斐早已聞訊趕至。他倒還有些保護現場的意識，在斷定死者就是住店旅客謝國運後，當即叫來兩名夥計攔守竹橋，不準圍觀群眾踏上橋麵半步。警員張楚一和警訓班實習生小丁兩人抵達現場後，從發現浮屍的位置初步判定死者是從竹橋上掉落水裏的（龍潭是一個與外界無活水相通的水泊，所以水基本是靜止不動的)，於是重點查看了竹橋的橋麵，發現確實留有與死者所穿皮鞋（一隻已經在落水後掙紮時脫落沉入水底）底部花紋、尺碼相符的踉蹌痕跡。張楚一是留用舊刑警，抗戰前的國民黨警校肄業生，曾專門學習過刑偵鑒識，結業後又在日偽和國民黨舊政權警察局從事多年刑偵，所以對橋麵上的痕跡做出鑒定見解，認為謝國運是在外喝酒後返回旅館經過竹橋時，因步履不穩竹橋搖晃而失足落水。這一見解稍後得到了市局偵查科技術警員的認同。

至此，謝國運的落水死亡基本已是與刑案無關的一起意外事故了。接下來，張楚一和小丁兩個進入“碧水驛館”對死者遺留下來的物品進行檢查。以當時警方通常的處置方式，無非就是粗略檢查一下所有物品，由旅館老板或者賬房先生逐一予以一式兩份登記，警員確認無誤後簽字，然後帶走一份，另一份由旅館方留存、通知家屬前來領屍時作為交還遺物的憑證。讓張楚一和小丁意外的是，他們在檢查死者物品時，竟從謝國運生前所攜帶的那口上鎖小皮箱的箱蓋暗袋裏，發現有一封隻寫了一個開頭的檢舉信函！

這封隻有一個開頭的檢舉信函是寫在一張普通白紙上的，其文字如下：“皖北行署公安局暨合肥市公安局領導：敝人茲因檢舉長期隱藏於合肥之慣匪‘日無影’黃世斌事由特奉函……”“函”字之後就斷了，省略號是作者為行文方便添加上去的。

這封隻寫了開頭的檢舉信函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視，這是因為謝國運檢舉的乃是皖地一度令人聞之色變的慣匪“日無影”黃世斌之故。

黃世斌，湖北省麻城人氏，出生於一個前清敗落低級武官的家庭。早年隨父習練祖傳武術，父親去世後與其兄黃世升一起經營武館。大約二十年前，黃氏兄弟受其一土匪弟子的牽連，湖北省警察廳派出警員會同麻城當地警局、保安團夜襲武館緝拿。他們事先得到警局內部消息，趕在警方行動前夤夜滑腳，殺死三名警方監視武館的暗樁。此後，鄂皖豫三省交界地區原本就多如牛毛的匪夥中又增加了一股“後起之秀”。這股以黃氏兄弟為首的匪夥人數不算多，最盛時也不過四五十人，為害卻大，不但劫財劫色，還要人性命。匪首黃世升、黃世斌兄弟凶殘毒辣，嗜血成性，被坊間議論指為“殺人如麻”。曾有一位外地說書先生途經當地，聞聽“二黃”之罪惡創作了一個作品在茶館演出。“二黃”得知後不怒反喜，說這是為他們揚名立萬，哪天若是遇見這位先生，還要當麵表示感謝呢。黃世升的“夜無聲”諢號，就是這位說書先生賜予的。不是說他武功高到什麽程度，夜間潛入村寨作案時輕悄到連狗也難以察覺，而是指人們對這主兒害怕到隻要他進村，家裏就不敢發出一丁點兒聲音。老大有諢名，自然也不能把老二忽略掉，那黃世斌也得了個綽號，曰“日無影”——指的是大白天人們聞報這惡魔要進村莊時，即刻逃之夭夭，全村連個人影兒都沒有！

“二黃”兄弟匪夥自三十年代前期組建後，長期盤踞於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處的隘門關，他們作惡多端，血債累累。抗戰中期，匪夥內部發生內訌，導致匪夥解散，“二黃”下落不明。1950年12月，有被皖南行署公安局抓獲的兩個土匪，在交代中言及“二黃”尚在人世，而且藏身皖地（此“皖”泛指皖北皖南兩個行署區），其中一個被捕者聲稱曾在蚌埠親眼見“日無影”在酒樓喝酒，另一匪徒則稱曾聽朋友聊起過“夜無聲”在合肥地區現身。

蚌埠、合肥兩市當時都屬於皖北行署管轄，於是，皖南行署公安局就向皖北行署公安局發出了通報上述內容的公函。皖北行署公安局收到該公函後，隨即轉發合肥、蚌埠兩市公安局，並向皖北行署區下轄之五個專區四十七縣以及淮南礦區辦事處諸公安機關發出了相關提示通知。

合肥市公安局收到皖北行署公安局轉發的皖南方麵的通報後，即向下轄五個派出所做了傳達，各派出所要求全體警員在日常辦案時注意留意有關慣匪“二黃”的線索。這是半年前的事，大夥兒確實都留意了，但沒有獲得任何信息。時間一長，差不多也就快要丟至腦後了。不料在這天，相關信息竟然讓刑警張楚一和實習警員小丁給撞個正著！

張楚一即刻把該信息向西門派出所匯報，派出所便上報合肥市公安局。當時，皖北行署公安局局長陳元良正好在市局檢查工作，聞訊後認為這可能是一條查緝慣匪“二黃”的重要線索，要求合肥市公安局立即對此進行調查。於是，市局偵查科即派員會同西門派出所警員前往“碧水驛館”現場進行勘查，並通知法醫對溺水死亡者謝國運進行解剖檢驗，以確定死因。

法醫解剖檢驗的結論是：未發現死者生前遭受諸種方式傷害的跡象，屬於落水溺亡，可以排除他殺。另該死者生前曾喝過高度烈酒，落水溺亡時間距其結束餐飲大約三個小時；根據屍變跡象判斷當時大約在6月13日夜間十一時至次日淩晨二時之間。

調查人員在提取謝國運辦理入住手續時所留下的筆跡、生前所入住的旅館單間中的相關痕跡後，對那份被其藏於小皮箱箱蓋暗袋裏的剛寫了個開頭的檢舉信函的認定是：檢舉信函確實出自其本人之手，從字跡判斷，書寫時他並未受到現場環境綜合因素的影響，是在姿勢穩定氣息平和的狀態下進行的。

謝國運入住旅館後，曾向櫃上提出一個要求：如果有客來訪，務須先煩請夥計通報一聲，在其表示同意之後方才允許來客入內。對於當時的旅館業來說，這種要求並不出格，所以自是滿足。6月13日下午，那兩個來客前往拜訪時，確實被前台要求暫留，說應旅客之囑，其時他可能在午休，故宜先由店方去知會為妥。當時前往後院知會的是旅館夥計老汪，他告訴警員說其時房門緊閉，叩門後，那位謝先生倒是立刻應聲了，不過沒開門，隻是把窗子開了一條縫跟他說話。聽說有客來訪，謝先生說請櫃上過三分鍾放行，但沒說原因。此刻警員眼前的這份用旅館提供的玻璃筆尖蘸水筆書寫的那兩行文字，最後數字的筆跡有細微的變形痕跡，這種變形通常隻有在因為急於要讓墨水幹涸而用嘴吹幹的情況下才會形成。因此，調查人員判斷謝國運因為有客突然來訪，而被迫中斷書寫檢舉信函，他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在寫這封檢舉信函，所以立刻中止，急急吹幹墨跡後隨即收藏進皮箱暗袋內。

調查人員根據以上情況，對謝國運的溺亡作出了認定，認為從表象來看，謝氏之死很像是一種酒後途經竹橋時的意外失足落水導致的事故，但是，由於有了那封未完成的檢舉慣匪“日無影”黃世斌下落的信函，這起事故就在無形中給披上了一層詭譎，容易使人感到此事似有“過於巧合”之嫌。有人提出不能排除有他人攙扶已醉得難以單獨過橋的謝氏行至落水點位置後，鬆手讓其自行跌落的可能，要做到這一點，操作起來並不難。另外，刑警張楚一直接提出另一種從理論上來說完全是有可能存在的設想：如果皖南行署公安局半年前行文知會合肥警方慣匪“二黃”的情況屬實，“二黃”果真藏匿在本城，那麽謝國運來合肥準備檢舉黃犯之舉可能已被黃世斌所察覺，黃犯為繼續安全藏匿下去，於是就決定對謝國運予以滅口。至於滅口的作案手法，因為有“碧水驛館”竹橋的存在，隻要設計把謝國運灌醉，大概率就能導致他在過竹橋時摔落龍潭了。被害人有可能就是遭遇了這種套路。

6月15日，臨時調查組把上述不同的觀點形成書麵文字後，上報合肥市公安局。市局幾位領導還沒對這份《調查報告》完成傳閱時，西門派出所又送來了一份電報。這份來自蕪湖的電報，使合肥警方作出了對謝國運之死立案偵查的決定。

臨時調查組在開展調查時，西門派出所方麵並未閑著，該所向蕪湖市公安局發了一份電報，要求通知死者謝國運的家屬迅即赴合肥辨認屍體，以便進行善後工作。這份電報是6月14日下午發出的，次日，6月15日中午，西門派出所收到了蕪湖市公安局的回電，其內容出乎意料，竟是說蕪湖市“五福糧行”早在1949年4月上旬蕪湖解放前夕就已關閉，店主已經舉家返回東北老家。據向米糧同業公會詢查，原“五福糧行”的店員、股東中均無謝國運其人。

西門派出所據此認為入住“碧水驛館”的謝國運可疑，而這麽一個可疑對象竟然跑到合肥來檢舉慣匪黃世斌，然後，這人卻又“失足落水，一命嗚呼”，那就必須引起注意了。因此，西門派出所就把這份電報交往市局了。

6月15日晚，合肥市公安局作出決定，組建專案組，對謝國運之真實身份、死亡性質及原因和慣匪“二黃”是否藏匿於本市進行偵查。

二、訪查涉嫌對象

專案組由市局與西門派出所刑警葉超然、馮繼竹、金亞中、郭豐福、張楚一及兩名警訓班實習生小丁、劉敏瑛（女）組成，由新四軍鋤奸幹部出身的葉超然擔任組長。

當天晚上，專案組即舉行了由葉超然主持的首次案情分析會。大夥兒聽之前對該案進行調查的臨時調查組組長、現在的專案組副組長馮繼竹及第一時間接觸該案的刑警張楚一介紹了一應情況後，隨即紛紛發言分析案情，歸納起來有以下三個需要弄清楚的問題：

首先，謝國運入住旅館時所持的蕪湖“五福糧行”的介紹信已被證實是過期的廢品，其假冒該糧行店員身份的泡沫也已經被戳破。他那封隻寫了一個開頭的檢舉慣匪黃世斌的信函似乎成了一個不解之謎，其謎底不僅是黃犯究竟藏匿於合肥何處，還有其本身為何要從外埠趕到合肥入住旅館後方才書寫檢舉信。如果說謝國運並非來自外埠，而原本就是居住在合肥本城的市民，那麽，為什麽不在自己住所寫檢舉信，而偏偏要使用假身份入住旅館後再寫呢？

其次，從謝國運入住旅館後並未立刻寫檢舉信，而是外出（應是會訪親友）以及在旅館接待訪客之舉來看，他入住旅館似乎又並不專門為書寫檢舉信，而似是另有其他事情。其他事是什麽？是否跟他檢舉黃世斌有關？

最後，謝國運外出會訪以及在旅館接待的兩個訪客是何許人？跟他又是什麽關係？

眾刑警認為，調查本案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須查明謝國運的真實身份，而以上三個問題如果得以查明厘清，那就基本可以掌握謝國運的身份情況了。反複討論下來，大夥兒一致讚同把查明謝國運此生最後一頓晚餐的地點以及同席人（如果存在的話）作為最佳調查切入點。

6月16日，專案組刑警全體出動，開始訪查有可能是謝國運最後一頓晚餐的就餐飯館。法醫解剖檢驗時，對死者胃腸內尚未消化掉的食物殘渣的鑒定是：其進食的食物中有較多牛肉羊肉，還有花生米等，因此懷疑謝國運是在某家清真飯館用的餐。當時的合肥市區，清真飯館隻有五家，刑警花了半天時間，就已全部跑遍。可奇怪的是，這五家清真飯館都稱並無貌似謝國運的食客光顧過。

一幹刑警正七嘴八舌商量應該如何訪查時，運氣來了！

位於尚武街上的“仁心齋”之前接受刑警登門調查時，一幹跑堂打雜的夥計都說沒有接待過類似謝國運外形、衣著的食客。賬房先生跟食客是不見麵的，隻管收銀，所以無法回答這個問題。當時，王姓老板不在店裏。刑警尋思這樣像模像樣有點兒範兒的一家飯館，上菜都是跑堂夥計的話，跟老板肯定沒有關係。現在每個夥計都說沒有謝國運那樣一個食客的印象，那顯然謝國運的最後一頓晚餐肯定不是在這家吃的，所以就告辭而去。沒想到，這個看似沒錯的思維，竟有一點兒遺漏。這一點，正好是跟謝國運有關的。晚市開始前，去郊區辦事的王老板回來了。老板外出時代理負責店務的賬房先生交割午市營業款時，順便說了說有警察來店了解13日晚市是否有怎生模樣的一個男子前來用餐的情況。王老板一聽，頓時一個激靈，然後就往外走。去哪裏？上車站區派出所反映情況。派出所接待警員聽說他是來談跟謝國運有關情況的，按照規定已經進入專案調查的案子其他警務單位是不能接談的，遂先將其穩住，然後電告市局。市局遂通知專案組。專案組接到電話後，正副組長葉超然、馮繼竹親自出馬，前往車站區派出所跟王老板見麵。

原來，謝國運的最後一頓晚餐正是去“仁心齋”吃的。一起去的另有兩個男子，其中一位是王老板的妹夫穆老五。這穆老五是幫會人士，以經營棺材鋪為業。一度在合肥東部一帶做出過若幹市麵，因為抗戰時期合肥被日寇占領後組建漢奸偽政權時，被日寇點名占了一個官位，類似顧問，是個虛銜，不領薪餉，發給津貼。穆老五一向交際廣泛，江湖上三教九流黑白兩道都有他的朋友。當時新四軍敵工部經常派員化裝潛入合肥開展秘密活動，穆老五跟他們也有接觸，相幫做過一些活兒，有時有償，有時盡義務。後來被日偽情報人員發現這人有問題，以“體麵的文明方式”將其請去憲兵隊赴宴。這種情況下，自然是“酒無好酒，宴無好宴”，人家讓他交出跟新四軍方麵的聯絡方式。穆老五哪肯承認，當下矢口否認，還一迭聲叫起撞天冤來。接下來就既不體麵也不文明了，日本憲兵對他施展了數種毒刑。要說這穆老五也是一條漢子，竟然硬是緊咬牙關挨了過來。這時，他的幫會和各路江湖朋友發揮了作用，紛紛以各種方式進行營救，據說還有土匪綁架了已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淮南煤礦的一名日本籍高管作為營救穆老五的籌碼。稍後，穆老五獲釋，但一條腿已瘸。此後，穆老五聲稱退出江湖，專心經商，不再過問其他事務。解放後，可能由於穆老五抗戰時跟新四軍情報人員的交往原因，新政權並未找過他。他還是做“穆記棺材店”的老板。

那麽，穆老五這次怎麽跟披著一層神秘色彩的謝國運接觸了呢？這個問題，王老板回答不上來。他隻向專案組反映，這個妹夫6月13日傍晚帶著兩個朋友（他是向王老板這麽介紹的）從後門進了“仁心齋”。這家清真飯館有前後門，但後門是不對外開放的，僅供飯館內部員工使用，為的是進貨和處理廚餘垃圾的方便。但是，穆老五是王老板的妹夫，所以從旁邊小巷子繞進來途經王老板那間設在樓梯間的老板室時叩了下麵朝巷子的窗子，打聲招呼，王老板就立馬親自去後院給他開門了。開門後，方才發現妹夫帶來了兩個朋友，說吃個便飯，不必去前麵包間，就在後院葡萄架下放副座頭即可。王老板自是點頭，這天生意很好，一幹夥計個個忙得猶如陀螺。所以王老板也不去前麵叫人進來伺候了，就讓妹夫自己搬桌拿凳子。所點的酒菜，也是廚師直接給送過來的（廚房在後院，貪個近便）。

這頓飯，是穆老五請客。他以前是“仁心齋”的常客，瘸了一條腿後，有時會來飯館坐坐，但不再用餐，隻是到老板室喝杯茶抽支煙，跟王老板聊聊天。所以，這次他說請客，王老板就免單了。穆老五按照客人的意思，隻點了幾個冷菜，其中有兩大盤牛肉、羊肉，一瓶一斤裝白酒，主食是牛肉餡兒的餃子。這頓晚餐他們大約吃了一個半小時，席間三人聊了些什麽，王老板並不知曉，因為他去忙店裏其他事務了。

葉超然、馮繼竹對王老板所做的這番陳述中的兩點產生了興趣：一是三人隻點了一瓶一斤裝白酒，二是他們餐畢離開時大約是晚上七點半。

於是，他們向王老板追問細節：穆老五和兩位客人是否都喝了酒？還是隻是其中的某一位喝了酒？王老板答稱：“三人都喝了酒，我那妹夫有酒量，喝得可能多些。他們用餐時，我曾抽空兒去葡萄架下跟他們嘮了幾句，敬了一杯酒，你們打聽的那位客人隻喝了半杯。他們離開時，我在樓梯間裏過目被稅務局退回的上月營業額報表，琢磨該如何修改，穆老五過來給我打招呼說告辭前，我記得牆上的掛鍾敲了一下，那是半點報時。”

葉超然、馮繼竹兩人迅速對視了一眼，不約而同產生了疑問：法醫解剖後曾說過謝國運的死亡時間大約是在6月13日晚十一時至次日淩晨二時，但現在看來謝國運七點半就已經離開了“仁心齋”，這跟法醫的鑒定結論差了些時間，看來，謝在離開這家清真飯館後，又去另一處地方吃了一頓有酒有菜的席，而且，菜肴中也有牛肉羊肉。另外，他在“仁心齋”用餐時酒喝得不多，不可能到午夜前後過竹橋時步履踉蹌失足落水。那份強烈的醉意應該來自他當天晚上的第二頓酒，那才是他“最後的晚餐”。

那天晚上，謝國運離開“仁心齋”後，又去了哪裏？又跟何許人一起喝了酒？是否仍是穆老五？或者是一起去“仁心齋”的另一個男子？這中間的疑問，看來應該去問穆老五。

黃昏時分，專案組刑警馮繼竹、郭豐福、張楚一前往“穆記棺材店”。這是一個前店堂中工場後住宅格局的所在，按照行規，棺材店都是“晚開門早打烊”，所以這時已是店門緊閉。穆老五畢竟是個見過世麵的角色，考慮到有人敲門後麵住宅裏聽不見，所以裝了電鈴。刑警按了電鈴幾下後，稍等片刻，裏麵便有人應門了。刑警聽那聲音符合“仁心齋”王老板所說的公鴨韻味，便估計是穆老五本人。穆老五開門見是三個身穿便衣的男子，顯然感到意外，一個愣怔後把來人讓入店堂。棺材店接待外人通常不讓座不倒茶也不奉煙，都是站在那裏說事的——取“待的時間越短越好”之意。所以，三刑警就都站著說話，說是有些事情要問他。事後想來，這穆老五委實厲害，他聽後，臉上原本掛著的戒備頓時煙消雲散，立馬一副如釋重負的輕鬆狀，露出非常自然的笑容，衝刑警做出點頭哈腰的職業姿勢，指指內宅方向壓低了聲音說：“不宜讓內人察知，是否我跟您三位去外麵找個地方坐著細說？要不，去局子也可以。”

刑警對這個建議持接受態度，馮繼竹點頭同意。穆老五指指身上穿的那件已經洗得發白的布褂子，說煩請三位稍待，他去換身衣服。三刑警去“穆記棺材店”是找穆老五詢問情況，並非執行拘捕，所以麵對著當事人這種良好的配合態度，沒有理由對其產生懷疑和戒心，當下自是無異議，穆老五道聲“抱歉”後轉身去了後麵。

這一去，竟是不返！穆老五已從後門不辭而別了。

通常說來，此舉顯然表明穆老五心裏有鬼，看來這主兒跟謝國運案件有關。於是，馮繼竹當即決定把“穆記棺材店”裏的一幹夥計以及穆老五的家屬全部帶往派出所。這一番折騰，一直忙到午夜前方才結束。據穆老五的老婆梁友珍說，老五跟“小丫”有一腿，他還動過想娶過來為小老婆的心思，由於梁友珍堅決反對，甚至以死抗爭，這才被迫放棄。但是，穆老五還是暗地與其來往。至於“小丫”是什麽角色，梁氏就不清楚了，她沒見過該女子，甚至連住在本城的哪個旮旯都沒聽說過。

刑警又向夥計打聽，說法倒是一致，聽說過穆老板確實在外麵養著一個女人，但那是從穆梁兩口子吵架中知曉的，其他情況就不清楚了。刑警正犯愁時，夥計中年歲最長的老周想起了一個人——穆老五的結拜兄弟嵇鬆齡，說這人與穆老五結交甚密，兩人喝酒時無話不談，可能知曉“小丫”的情況。

6月17日，三刑警去找嵇鬆齡了解情況。這主兒是做皮革生意的，據說對於鑒別各類皮革頗有眼力，係行業翹楚。解放前他就已是同業公會理事，解放後仍受到重視，當時軍方在合肥有一家生產皮革軍用品的工廠，批進皮革原料吃不準質量時都是請他去做鑒定。嵇鬆齡沒有政治問題，也未加入過任何黨派，但因為解放前跟幫會人土多有交往，所以解放後在政治上被人視為“不待見”，甚至還曾被公安數次傳訊。此刻刑警出現在他麵前時，他就下意識地以為又要去局子“嘮嘮”了。當時他正在鑒定一批準備收購的牛皮，見來人出示證件後，便說煩請稍等，容他洗洗手換身衣服。刑警說用不著，隻是問個事兒。

嵇鬆齡聽刑警說明來意後，緩緩點頭，說：“穆老五確實跟我拜過把子，不過解放後已經不來往了。倒也不是互相生分了，而是政治形勢原因，雙方都不想沾惹，免得遭人疑心，也沒有明說過，反正就不再見麵了。”

“哦，是這樣！那麽，嵇先生是否聽說過穆老五跟‘小丫’有交往？”

“這個，是有的。老五一度還想娶那女子做小老婆呢，鬧得原配投河上吊，差點兒真‘走’了，還是我去勸說後方才讓他打消了念頭的。”

“那麽，現在兩人是否還在來往？”

“這個，不可能吧？因為據我所知，那個‘小丫’已經嫁人了，丈夫是輪船公司的機修匠，據說手藝不錯。”

刑警認為，“小丫”已經嫁人了並不等於穆老五就絕對不會再與其來往了，況且，這主兒處在突發情況下慌亂潛逃的狀態，有可能會去找“小丫”。於是，刑警就向嵇鬆齡問明“小丫”的住址後前往調查。

三刑警先去了“小丫”住所地的管轄警務單位大東門派出所，了解到以下情況——

‘小丫’姓宋，名小雅，出身於一個舊知識分子家庭，其父係前清秀才，後做了私塾先生，五十多歲時被一所私立小學聘為校長，三年後病逝。當時宋小雅三十四歲，係一守了十多年寡的單身女子。宋小雅自幼喪母，跟著小姨過日子，所以跟老爸不親。她十七歲時不顧宋老秀才的強烈反對，從中學初二年級輟學，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八歲的國民黨軍官儲某。婚後兩年多，儲某所在部隊奉命前往江西參加對中共武裝力量的“圍剿”，在一次戰鬥中被擊斃。之後，宋小雅就開始過單身日子。這女子姿色不錯，年紀輕輕守寡自是惹人注目，一時間專職和業餘的媒人絡繹不絕，但都被她拒絕了。

接著就要說到棺材店的老板穆老五了。穆老五當年跟一個中醫薑老爺子走得比較近，因為早先穆老五的老娘染病難治，由於薑郎中的精心治療，才得以多活了一年兩個月。穆老五為此很感激薑郎中，那段時間年邁的薑郎中自己也染上了不治之症，臥床不起，已是日暮西山氣息奄奄。穆老五聞訊便隔三岔五前往探視，送錢送藥。一日夜間前往，正端坐病榻前跟老爺子說話時，外麵傳來一幫紈絝子弟騷擾宋小雅的聒噪聲，弄得老爺子唉聲歎氣皺眉不已。穆老五一看便知顯然是因那股噪聲而起，便問這是什麽人在鬧騰。旁邊的薑宅家眷說了緣由，還告訴穆老五這種情況已經有一段時間了，隻不過他前幾次過來時沒碰上。穆老五當下便說那今天他倒是要管一管了。他被日偽委任了一個類似顧問性質的虛銜，其實在“皇軍”眼裏根本連個傀儡都算不上，但對於漢奸偽政權衙門裏的那些基層小吏來說，卻是有著一定震懾作用的。他當下便寫了一張紙條，掏出自己的名片夾，讓薑家的用人送往日偽警察署。一會兒，外麵那原本要維持到八九點鍾的聒噪聲就平息了，此後，再也沒出現過。

再往下，該說到之後宋小雅跟穆老五有一腿的起因了。這個，派出所方麵就不清楚了。正好有一個居委會大媽來派出所辦事，她是宋小雅的街坊，刑警便向她打聽。這位大媽說好像是宋小雅事後聽一個舊警察家屬說起那幫騷擾者突然消失的原因，心裏便對穆老五產生了感激之意。也就不過一個多星期吧，穆老五出事被日本憲兵隊抓了進去。宋小雅聽了很是著急，到處打聽怎樣可以把穆先生救出來，還想去憲兵隊探監，但被鄰居勸住了。因為她若果真前往，隻怕自己也回不來了。過了一陣兒，宋小雅聽說穆老五被放出來了，因為受了刑傷，住在醫院裏，就馬上去探望。宋小雅就是這樣跟穆老五認識的，然後兩人就有了那種來往。當時還是舊社會，這種男女交往算不上什麽，娶小老婆官府也不會禁止。所以，街坊對穆老五去宋小雅住所與其幽會都是習以為常，沒有人把這當作一回事兒。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穆老五和宋小雅可能礙於形勢，就不再來往了。至於是男方還是女方提出中斷來往的，外人就不清楚了。不久，宋小雅經一個親戚的介紹，嫁給了輪船公司的一個機修匠。男方比宋小雅小七歲，未婚，孤兒出身，是個貧窮人，沒有房子，婚前常年住在船上，婚後才住到宋小雅這邊來。

至於昨天穆老五是否去找過宋小雅，這位居委會大媽就不清楚了。三刑警交換了意見，決定前往宋小雅家直接問她。

宋小雅獨自一人在家，麵對著三位有著特殊身份的不速之客，她似乎倒也並不吃驚，且不慌不忙地告訴刑警，她跟穆先生以前確實有交往，解放後是穆先生提出中斷這種關係的。然後，她就嫁給了機修匠伍金祥。結婚時，她邀請了穆先生，但他沒來，隻是讓一個朋友送來了一份禮金。之後一直到現在，兩人再也沒見過麵。

三刑警對宋小雅上述說法的真實性疑信參半。返回駐地後專案組刑警一起分析，馮繼竹對宋小雅的那份鎮定以及回答內容的清晰條理感到不可思議。張楚一提出：宋小雅的父親已經去世多年，他的房產是怎麽處置的？會不會宋小雅把慌慌張張逃去向她求援的穆老五藏到其亡父遺居了？

一幹刑警立刻進行調查，很快就查明已故宋秀才的遺居位於洗馬橋，其去世後由宋小雅長期出租。一個多月前原房客剛遷走，一時無人租借，空著。專案組當即全體出動前往，把躲藏在那裏的棺材店老板逮個正著！

三、穆老五的交代

穆老五被捕後，刑警隨即提審。一番旁敲側擊下來，發現這家夥竟然還不知道之前與他一起在“仁心齋”用晚餐的謝國運已經殞命。刑警跟他“聊”及謝國運時，他隨口說出了一個使專案組意想不到的情況——謝國運其人，竟然就是正被皖南公安機關通緝的慣匪“夜無聲”黃世升！

前麵說過，穆老五當年也算得上一個道上小有名氣的角色，盡管他不是幫會中人，但在合肥幫會中不但說得上話，有時對於那幾個幫會大佬做出呼風喚雨決策時，竟有能力使人家做出適當改變。而且，他還善於跟江湖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交際，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不但本地黑道人物跟他多有交際，外埠的江洋大盜綠林梟雄來合肥也會請穆老五喝酒看戲，以前活躍在鄂豫皖交界處的慣匪黃世升、黃世斌也是如此。不過，穆老五認為黃氏兄弟殺心太重，斷定他們不得善終，所以，有意識跟這對惡魔兄弟保持距離。他跟黃世升見過麵，喝過酒，看過戲，逛過窯子，但從未與黃世斌見過麵，不是他不想跟人家見麵，而是黃世斌的性格跟其老兄不同，屬於陰狠毒辣一類，據說凡事隻對自己負責，別的人哪怕是自己父母老婆子女都不在他心目之中，且對別人疑心極重，輕易不會拋頭露麵。用解放後對這類家夥的評價來說，就是“隱藏得很深”。黃世升跟穆老五混得熟了，有時遇到為難事兒，會向老五開口求助，諸如臨時湊些錢鈔，手下弟兄受了傷患了病當地無法醫治潛入合肥來治療要求請郎中找住處，藏匿贓物，介紹銷贓，等等。穆老五講義氣，對方開口，他隻要能夠辦到的，都是一口應允。當然，黃世升是黑道專業戶，知曉江湖規矩，每次都不會讓穆老五白幹，因此兩人處得還不錯。

這種不錯的關係到後來發生了變化：那次，黃氏兄弟主掌的那幫匪夥跟一支行軍路過的國民黨部隊遭遇，國軍倒是沒打算對付匪夥，因為該部隊隻是路過。而黃氏匪夥卻以為人家對他們“久聞其名，如雷貫耳”，從而心存畏懼。因為眼饞這些丘八的武器裝備，於是就決定組織一次伏擊。鑒於是“敵眾我寡”的態勢，故布置搞個突襲即可，關鍵是要把人家的武器裝備劫到手。伏擊戰開始後，起初情勢還不錯，國軍猝不及防，被土匪打得抱頭鼠竄。匪夥於是按照事先所策劃的，不予戀戰，獲取戰利品要緊。戰利品是獲取了，可是還沒運回老窩，就被反應過來的國軍追上。這回，輪到土匪抱頭鼠竄了。如果不是仗著地形熟、擅行山路，黃氏匪夥全軍覆沒也是有可能的。部分匪徒脫險後，黃氏兄弟清點下來，全班人馬五十三個隻剩下三十二個，其中四個還是重傷員。

當地跟匪夥有聯係的中醫對付不了重傷，大當家黃世升於是下令派人去縣城綁架了一個據說是從英國留洋回國開診所的外科西醫。西醫看後，說這幾位的傷不算重，但因為受了感染無法控製而轉為重傷了。重到什麽程度？如果不能控製住感染，那就需要去買棺材了。話音剛落，黃世升就拔出兩支駁殼槍，對準西醫的胸口：“他們死，你就活不了！”

當時盤尼西林即後來被稱為青黴素的抗生素已經問世，但還沒有投入生產。西藥中對付細菌感染的磺胺作為人類對抗細菌的急先鋒獨立承擔重任，這位西醫此刻隻能動用其診所中數量不多的磺胺來為四個匪徒傷員治療了。土匪生怕他脫逃，隻允許他寫一張紙條派人去其診所取藥。又因為擔心軍警方會在診所設伏，所以沒敢派土匪前往縣城，而是臨時雇了一個具有滾刀肉素質的二流子去取藥。

磺胺取來了，給傷員使用後很快就起到了效果。匪夥上下都很高興，設宴款待西醫。那海歸知識分子原以為可以獲釋了，尋思脫險後得趕緊舉家逃離家鄉。但小心翼翼試探下來，發現匪夥並無釋放他的意思，於是隻好坦陳：這些磺胺隻能暫時把這四名傷員的感染壓下去，不能徹底治愈，所以很快又會重新感染。要想徹底治愈，必須得盡快購買更多的磺胺。匪首黃氏兄弟聽後很是重視，連忙請教應該去哪裏才能買到這種神藥。西醫說最穩妥的是去上海或者廣州，但路程太遠；其次是漢口或者合肥。“二黃”商量下來，決定去合肥購買。黃世升讓黃世斌留守山寨，自己親自出馬，帶著四個土匪前往合肥。這四匪中，有一個姓秦的老土匪出身四代土匪世家，原是這股匪夥的首領。後來“二黃”前來投奔，他接觸下來認為這對兄弟器質極佳，於是決定“讓賢”。這種“高風亮節”在土匪世界中屬於鳳毛麟角，所以當時曾被江湖人熱議，對“二黃”兄弟起到了增加關注度的作用。“二黃”盡管殘忍成性，但上位之後對秦匪倒是非常尊重，優渥有加。這次黃世升請秦匪隨行，完全是為讓這個前老大去省城逛逛玩玩解解悶。在黃世升看來，去合肥買藥是一次沒有風險的旅行。而秦匪自己也是這樣想的，所以很樂意出這趟差。

一行五人順利抵達合肥後，先選好了下榻旅館入住，然後著手做采購計劃。當時國統區對中央蘇區封鎖甚嚴，西藥及其器械、兵工原材料、印刷器械和紙張等都是列入禁運名單的。本著從源頭上抓起的原則，在銷售關節就非常注意監控。所以，操一口外埠口音的黃世升幾人想買相當數量的磺胺，是頗有風險的，隻能請當地人幫忙。黃世升每年都去合肥兩三趟，人頭比較熟，當下就帶了一個土匪外出訪客。無非是吃吃喝喝，席間談妥代購西藥事宜。哪知返回旅館後，竟有一個壞消息等著黃老大：秦匪和另一土匪離開旅館前往附近大街閑逛，入一新開茶樓喝茶。不料真所謂“冤家路狹”，剛剛入座，就被一個以前曾作為綁票對象的商人認出。那人也不吭聲，悄悄去了警察局密報。警察當即出動，趕到茶樓將秦匪逮捕。另一土匪因正好去外麵買煙而得以幸免。

黃世升聞訊後，後悔不已，責怪自己不該請前老大隨行。以老秦的罪行，死刑是免不了的。對於現任老大來說，寧可隨行的另外三個土匪都掛掉，也不願老秦被官府幹掉。這倒不全是對老秦的感情所係，更多的是出於對自己聲譽的考慮。江湖上都知道老秦“讓賢”，現在這位前老大隨同現老大進省城後凳子還沒坐熱，就被官府逮捕，然後判處死刑拉上刑場一槍崩掉，這在爾虞我詐盛行的黑道上會產生什麽影響？不久之後將會有多少不利於“二黃”兄弟聲譽的流言蜚語出現？

黃世升考慮再三，決定設法把老秦營救出獄。當時，官府對於此類案件的處置速度通常都是很快的，被捕後短短數日便開刀問斬的案例不在少數。所以，黃世升趕緊動用匪夥所在縣城的一個平時基本不用的隱秘關係，往那裏發了一份暗語加急電報讓即轉山寨，命留守的老弟黃世斌立刻調派人手速赴合肥開展營救行動。黃世斌收到電報後，連夜派了八個匪徒去合肥。

黃世升這當口兒隻有親自出馬了，等到那八個匪徒抵達後，連同原赴合肥購買磺胺的三個匪徒加他自己一共十二人，計劃是對關押老秦的看守所進行突襲。臨行動當天，意外獲得情報說看守所對麵屬於警察局的一個空院落，突然被稅警因原住處改建而臨時借居。如此，就不得不需要考慮到這樣一種可能：劫獄行動一開始，勢必驚動那些稅警。稅警也有槍支子彈，盡管作戰技能跟土匪沒法兒比，但正如街頭群毆混鬥時的“亂拳打死老師傅”一樣，一陣亂槍掃射過來，劫獄者難保不受損失，沒準兒行動就會失敗。因此，黃世升隻好向合肥當地的江湖黑道方麵求助，要求組織十來名莽漢作為補充力量參與劫獄行動，沒有槍支不要緊，棍棒刀矛皆可。

這次劫獄行動如果從最初的目的來說，是成功了，黃世升救出了老秦。但是，從代價而言，黃世升自認為是失敗的，因為參與行動的土匪加當地莽漢一共被擊斃九人。省城發生這等大案，官府自是重視，事後的追緝措施可想而知。黃世升事先已經想到這一點，所以行動後立即逃離合肥。當然，逃命之餘，還要顧及自己的聲譽，所以他逃出城後在郊區一關係戶那裏暫作停留包紮創傷、補充能量、準備幹糧時，沒忘記寫一張紙條，囑關係戶送交“穆記棺材店”老板穆老五，要求穆老五以當地民間慈善機構的名義（穆係慈善機構“普善堂”理事）代為收殮安葬九名死者的屍體，所需開支煩請暫墊，日後照數奉還。

這種代為收殮無人辨認屍體的行為，在舊時比較常見。對於官方來說，也具有減輕財政負擔的作用，因此隻要有人提出，都是一路綠燈。穆老五經營棺材生意，又是社會活躍人物，故即使他無意加入“普善堂”，也自有人會將其扯進去，還選其為理事。之前，穆老五並不知道黃世升潛來合肥辦事，聞聽發生武裝劫獄大案，也沒跟黃世升其人聯係起來。這時接到黃世升托人捎來的紙條，馬上意識到看來這是此人所為。那就縱有千般不願，也得硬著頭皮伸手了。因為他知道黃世升是一個習慣於計較得失的家夥，據說曾為別人留宿安排他睡的床上的蚊帳上有個小洞導致有蚊子鑽入，就在心裏記了多年，一直到用另一種類似的方式“回報”對方後方才平息。小事兒尚且如此，像眼前這樁收殮九具屍體的大事，如果拒絕的話，隻怕哪天挨了他的黑槍一命嗚呼也有可能啊！反正此事也無須穆老五本人直接出力，隻消雇幾個鍾點工做一番操作即可。至於棺材，店裏摞著現貨，也算是做成了一筆生意，反正一應款項回頭黃世升會償付的。

可是，令穆老五鬱悶的是，黃世升這回卻是放了鴿子，這筆錢鈔墊出去後也就不過一個來月，就傳來了黃氏兄弟匪夥出事散夥的消息，然後那兄弟倆就沒音信了。穆老五惦記著這筆欠款，四處打聽，還暗裏托人留意黃世升是否在合肥出現，但一直沒有結果。

1949年1月下旬合肥解放後，穆老五尋思這事兒算是徹底黃了，暗忖算我倒黴吧，自我安慰破財消災，圖個太平。沒想到，1951年6月11日，忽然聽到一個消息：黃世升來合肥了！

穆老五聞訊，當即動用其已多年未用的江湖關係對該消息追根究底，很快就查明黃世升如今已改名換姓喚作“謝國運”，下榻於西門街“碧水驛館”。於是，他約了一個可靠的朋友作為幫手，於6月13日下午以突然登門的方式前往“碧水驛館”拜訪“謝先生”。黃世升對於穆老五的突然出現大出意料，不過，那倒並不是因為欠穆老五的債，而是為自己的安全擔心。當然，以其資深慣匪的底氣，表麵上是看不出他的這份擔心的，交談中根本沒提及隻言片語類似“你是怎麽知曉我來合肥以及下榻在這邊”的意思。但他邀請穆老五兩人去室外臨潭飲茶聊天時，所選擇的是能把四周動靜看得清清楚楚的位置。穆老五雖然己經不在江湖上混了，但此刻跟黃世升接觸，還是講究道上規矩，明明是來討債的，但自始至終卻對此事沒提及一個字，也不言及其銷售棺材生意是盈是虧。而黃世升也照江湖規矩辦，聊了一陣兒，開口邀請二位客人去外麵下館子吃個便飯。穆老五自然聽從對方的建議，但說該是他做東盡地主之誼。三人起身欲離時，黃世升掏出一條“小黃魚”（老秤五兩的金條）遞給穆老五：“欠了多年，甚為抱歉！”

穆老五說：“多了。”

黃世升一聲哈哈：“利息。”

穆老五交代的黃世升喝酒不多和他們三個餐畢離開清真飯館的時間與“仁心齋”王老板所說的相吻合。

那麽，刑警登門時你為何要不辭而別呢？這個……穆老五語塞。不過，這主兒畢竟是個見過世麵經曆過風雨的角色，他知道刑警往下肯定要去找6月13日作為其幫手前往“碧水驛館”跟“謝國運”見麵然後去清真飯館喝酒的同伴，而那個同伴雖然是他的道上弟子，但處在這當口兒恐怕腦子裏想的最多的是“坦白從寬”。與其這樣，倒不如此刻自己交代為好，反正事情也不算大，即便吃場官司，也不過坐兩三年牢罷了。於是，穆老五就來了個竹筒倒豆子。原來，穆老五幾天前做了樁違法事兒：幫一個以前也是朋友的江洋大盜藏匿了一批贓物，但沒藏在棺材店裏，怕會走漏風聲，而是藏在萬利生——穆老五拜訪“謝國運”時一起同往的那個幫手——那裏。萬利生家裏是開醬園的，前店後作坊，麵積大，全是壇壇罐罐，酒甏堆積如山，最適宜藏匿東西。晚上偷偷開了臨河的後門，轉移贓物的船隻靠上河埠，稍做操作，就可把贓物藏一個天衣無縫了。

刑警突然登門，穆老五以為是那江洋大盜己經落網而且供出了藏匿贓物之事，那這樁活兒便穿幫了，尋思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於是就果斷來了個不辭而別。他逃離棺材店後第一時間去了萬家醬園，想跟萬利生通個氣。但萬利生不在家，家人說他去參加一位朋友的壽筵了，晚上可能不回來。於是，穆老五就去找老相好宋小雅，正好其丈夫出航了，就索性在那裏住了下來。

6月18日，專案組抓獲了萬利生。訊問下來，其口供跟穆老五相符。然後，刑警就對穆、萬兩人6月13日晚上與黃世升分手後的去向和活動情況做了調查，最後獲得的結果是：這兩人均無針對黃世升之死的作案時間。

如此，對於專案組來說，意味著“謝國運”——黃世升的線索斷了

四、一個職業殺手

當晚，專案組在駐地開會分析案情。

一番七嘴八舌氣氛熱烈的發言後，休息十五分鍾。其間，專案組組長葉超然讓負責記錄的實習警員小丁把大夥兒的觀點歸納了幾條要點，臨末他默讀了一遍，在腦子裏增加了若幹內容，待眾人集中起來後作了口頭總結——第一，很有可能黃世升當晚第二次喝酒時並無下酒菜，而隻是若幹茶食類小吃。如果這個推斷無誤，那麽黃世升當晚第二次喝酒的場所應該不會是酒店飯館，而可能是酒吧、咖啡館，或者是私人住宅。照此推測，黃世升與穆老五分手後跟那人的見麵多半屬於偶遇之類，遇到老熟人了，而且以往交情不淺，對方也無意（或者由於某種原因比如自己曆史問題為黃世升所知而不敢）檢舉他。好久不見，兩人都有說說話的念頭，於是就一起去了符合上述分析條件的某個場所。兩人都已經吃過晚餐了，所以沒去酒店飯館，而是選擇了酒吧或者咖啡館，抑或對方的家裏。酒吧、咖啡館都有酒精度數較高的酒供應，客人在談興很濃時，會要上一瓶。至於如果在對方家裏，也是有條件獲取高度酒的。因此，看來黃世升生前最後一次與人交流的過程還是比較興奮而且是毫無戒心的。他有酒量，但是之前跟穆老五、萬利生喝酒時沒放開暢飲，估計應該是感到話不投機。第二次喝酒時敢喝了，看來他跟對方的關係要比穆老五鐵。

第二，黃世升生前留下的文字表明他準備向公安機關檢舉（應該是匿名或者化名）其同胞老弟、慣匪黃世斌。之前專案組分析案情時，對黃世升在抵達合肥入住“碧水驛館”的第三天方才開始動筆書寫檢舉信函覺得有些不解，今晚的案情分析會上有刑警提出新觀點，認為黃世升此次赴合肥有可能不是專為檢舉其弟黃世斌，而是為其他事宜，他甚至不清楚黃世斌隱藏在合肥，或者雖然知道黃世斌藏匿於合肥但並不清楚究竟躲在哪個旮旯。此次來合肥辦其他事情時，在頭天或者次日（即6月11日、12日），跟他人會麵時偶然得知其弟黃世斌藏匿於合肥的確鑿信息後，決定檢舉這個早已跟自己分道揚鑣甚至有重要利害衝突的兄弟。因此，本案需要查明的並不僅僅是黃世升的死因，還要通過調查獲取“二黃”中的另一慣匪黃世斌的下落。而從現在所掌握的情況看，查明黃世升的死因跟查得黃世斌的藏匿信息，很有可能是相關聯的。

第三，以目前掌握的情況，應該怎樣進行調查？專案組的目光投射到黃世升溺水身亡的現場“碧水驛館”後麵的龍潭，之前法醫進行解剖檢驗時確認“謝國運”是生前落水，他在落水後曾進行過掙紮。而他不會遊泳，龍潭水又較深，又是深更半夜，這個原本白天就冷僻的地方當然不可能指望有人正好經過而伸手施救，所以他隻能是一命嗚呼了。此刻刑警推測，黃世升在水裏的這種掙紮，是否會導致其衣袋裏的物品因此而遺失？“碧水驛館”和“仁心齋”方麵以及穆老五、萬利生等所回憶的這位謝姓旅客隨身帶著的鋼筆、折扇已經不見了。當時以為這個死者是“謝國運”而非慣匪黃世升，所以張楚一對此並未在意。現在，有三個刑警想到了很有可能已經沉沒到龍潭水底的鋼筆和折扇，其中有人提出是否有打撈一下的必要？

眾刑警議下來，認為有這個必要。於是，次日，6月19日，專案組雇了幾個忙時種田閑時打魚的近郊農人，弄了一些木板，搬到龍潭岸邊，就地製作了三個類似木排可以乘載一定重量的工具，請他們駕“舟”進行打撈工作。他們用罱泥工具從水底把淤泥夾著提出水麵，傾倒在木排上，然後查看，無甚發現，又把木排劃出指定區域，將淤泥推入水中，然後返回再撈一兜淤泥，如此重複進行。打撈工作一直進行到暮色初降，總算打撈起了那把折扇，但鋼筆卻不見影蹤。

在龍潭邊上守候了一天的刑警返回駐地後顧不上吃晚餐，立刻對折扇進行檢查。之前，包括最先得知“謝國運”入住“碧水驛館”時即手持一把看似古色古香折扇的刑警張楚一，在提出懷疑折扇沉入水底的觀點時，也對一把折扇何以落水後不浮於水麵覺得不解。現在，折扇打撈起來了，一幹刑警方才發現，這把折扇其實是一件武器！折扇由十二片扇骨組成，看似輕柔的扇麵是用經過特殊處理的蠶絲織就的薄綢製作的，正麵是一幅山水畫，背麵是文字。但由於浸於泥水之故，已經看不清字畫的具體內容了。說這把折扇是武器，倒並非指扇麵，而是指扇骨，那是用精鋼鍛製後打磨而成的薄刃利器，使用時隻需倒握扇子，呈尖頭狀的扇尾就是一把七寸短劍；卸下扇麵和固定扇骨的插銷，可將扇骨逐段拔下，作為鏢形暗器擲擊敵方。江湖上關於黃世升“擅使暗器”的傳說估計就是據此而來。

6月20日，專案組正副組長葉超然、馮繼竹一番商量後，決定組織全組成員對黃世升留下的全部遺物進行徹底查看，規定所有物品都必須經過每一個刑警之手。這種流水操作法進行下來，竟然有了一個新發現：在一張一萬元（此係第一套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的兌換比率為10000:1，下同）的人民幣上，發現有幾個鉛筆字：三（1）班苗小草。筆跡顯得稚嫩，但寫得很端正。刑警斷定這是某所小學的哪一位學生所寫，是向學校交學費時家長生怕老師弄錯了，或者被疑假幣，所以就讓孩子親筆寫上班級姓名。這張鈔票是怎麽落到黃世升手裏的？刑警估計應是黃世升在某家商店買東西後找回的零票。這是否具有值得一查的價值？

眾人議下來，認為目前手頭既然沒有其他線索，那就有必要試著把這張鈔票查一查，指望撞到好運氣，能據此來一個順藤摸瓜，把黃世升到合肥後的某個行蹤痕跡的線頭給牽扯出來。

這活兒如果放到現在，要查苗小草這樣一個小學生，非常簡單，但在七十年前，則要耗費不少人力和時間。指望通過戶籍登記調查是不可能的，那時候的戶籍底卡都是人工登記，別說不知道苗小草住在哪個派出所的管段了，就是知曉也得全組出動去查閱底卡，半天一天能夠查到算是不錯的了。那該如何行動呢？刑警先是去了市教育局，抄錄了全市所有小學的校名及地址，然後全組刑警分頭走訪。

這一番折騰，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方才結束。眾人總算沒有白辛苦，不但找到了苗小草小朋友，還出乎意料地了解到了那張寫著該小朋友姓名和班級的一萬元鈔票的去向！

苗小草是合肥市西門派出所管轄的四古巷街上“私立鴻仁小學”三年級的一名女生，那張一萬元鈔票是她交給學校的學費。當時學生交學費校方是不出具收款憑證的，學生交給班主任，班主任做個登記，然後把錢交給校長（小學沒有專職財務）。家長生怕她把錢帶到學校後因為玩耍而丟失，或者老師收到鈔票後因為臨時有事去辦而忘記登記了，那時對於尋常百姓來說，一萬元也是值得重視的，所以，家長就想出了讓孩子在鈔票上寫上班級和姓名的法子。這張鈔票是苗小草過完六一兒童節後次日帶到學校去交的學費，班主任收到後就把錢交給了校長蘇慈友。蘇慈友是位年屆花甲的老式文人，早年師範畢業後執教私塾，中年時被市教育局聘為小學教導主任。抗戰時，他因合肥日偽當局強令推行日語教學而毅然辭職，甘願在街頭設攤看相卜卦代書家信也不為日偽服務。抗戰勝利後，蘇慈友的一個在海外的華僑族親小輩回故鄉探親，出資在合肥辦了“私立鴻仁小學”，聘蘇慈友為校長。舊時一般私立小學很多都是隻能保本，像蘇慈友這麽一個舊書生，讓他既抓教學又搞創收，那是勉為其難。剛開始尚能做到收支平衡，後來國民黨當局濫印金圓券，搞得物價飛漲，民不聊生。鴻仁小學虧本，蘇慈友向已經返回海外的華僑小輩去函通報情況，要求增加辦學經費，讓學校繼續經營下去。那小輩答應了，可是增加的額度根本抵不上物價的漲幅。蘇慈友不好意思再向人家開口，於是就把自己的房子給賣了，全家租房子作居所，把賣房款作為虧損貼補。如此維持到1949年初，眼見得賣房款也即將用完的時候，合肥解放了。解放後，人民政府對私立小學采取適當經濟補貼的政策，逐步分期分批改製或者兼並。鴻仁小學排在後麵，本案發生時還未輪上。

由於解放後人民政府提倡盡力吸收貧窮兒童上小學，鴻仁小學雖然能獲得政府補貼，但不可能全部由政府承擔，所以必須精打細算節省開支方能支撐下去。私立學校教職員工的薪水是由校方給付的，蘇校長一手抓教學，一手負責財政，經常為捉襟見肘而頭疼，有時就會發生欠薪情況。今年春夏之交就是這樣，都已經進入6月份了，4月份的薪水還沒發全。6月13日，蘇校長從朋友處以私人名義借到一筆錢，連同當天有幾個班級老師交上來的學費，總算勉強對付著把4、5兩個月的薪水給發全了。三（1）班班主任劉翠婷是最後一個來領薪水的，領之前她先把當天收到的五個學生的學費共八萬元拿出來，蘇校長說她就不必交了，他把薪金少給她八萬元就行了。這樣，學生苗小草所交的那張上麵寫著班級和姓名的一萬元鈔票就成了劉老師的私人財產。

下午放學後劉翠婷回家，想起這天是其婆婆莫氏的生日，便張羅著要備幾個好菜為老人慶生。她去菜場買菜路過附近菜市街一家小酒肆時，順便買了兩味鹵菜，那張有苗小草名字的一萬元鈔票就是這樣花出去的。

專案組刑警金亞中、郭豐福兩人奉命走訪小酒肆史姓店主，了解那張鈔票的下落。這是一家隻有兩副座頭帶一個外賣窗口的夫妻小店，老史與妻子兩人合力張羅廚房店堂，生意好時忙得不可開交。劉翠婷因為是街坊，平時節儉，一年到頭難得有幾回來買鹵菜，所以老史還記得。他告訴刑警是他接待劉老師的，也記得她是買了豬頭肉和鹵蛋，是用一張半新不舊的一萬元鈔票付的款，但是，他根本不曾留意過那張鈔票上是否有鉛筆字。

那麽，那張鈔票後來去哪裏了呢？老史低頭想了一陣兒，然後搖頭，抱歉地說：“不清楚，記不得啦！”

這時，老史的妻子走過來了。她已經聽見刑警跟丈夫的對話，說好像是找給一個操外地口音的顧客了。金亞中、郭豐福兩人暗喜：看來有戲！便請她回想一下具體情況。

老史妻子的說法是：那天店裏的生意一般，兩副座頭零零落落的食客沒有湊滿過一桌，而且都是隻點上一碟小菜上二兩零拷低價白酒，人均消費額隻有兩三千元。直到晚上小酒肆準備關門打烊時，來了兩個男子，所耗錢鈔方才突破一萬元。老史妻子對於這其中一位食客的年齡、體貌的描述與黃世升相符。兩人點了兩瓶半斤裝白酒，喝完後又要了一瓶。由於已進入夏令時節，當時小酒肆沒冰箱保存菜肴，所以小酒肆都是當天準備新鮮食材烹製菜肴，當天賣光後結束營業。這兩個食客來得晚，隻剩下一些殘羹菜渣。他們倒也並不在乎，吩咐“有什麽上什麽”，老史就把殘羹菜渣煮開了敲了三個雞蛋弄了半鍋湯，又把自製的臭豆腐以及花生米各炸了一碟，讓老婆從泡菜甏裏撈了些泡菜，湊成了四道菜。最後結賬，總共是一萬二千六百元。記得是那個看上去年歲稍輕的男子——即體貌似黃世升的——會的鈔，他掏出一張五萬元鈔票遞給老史的妻子，說這麽晚了還打擾你們，不好意思，找個三萬元整數就可以了。老史妻子是不經手鈔票的，所以她去向正在廚房收拾的丈夫交錢結算。老史隨手從兜裏取了三張一萬元鈔票讓老婆去找給顧客，並關照要向人家表示謝意。

老史經其妻這麽一說，也想起了這個情況。於是，他說看來劉老師的那張有小學生名字的鈔票是他找給那兩位客人了。

刑警聽這兩口子如此這般說下來，暗忖這基本上可以跟從黃世升屍體衣袋裏發現的那張有苗小草姓名的一萬元鈔票的情節對得上。於是，刑警自然要向老史夫婦了解那兩個男子在小酒肆喝酒時聊了些什麽。老史夫婦想了一陣兒，說他們喝酒時倒是說了不少話，但聲音壓得很低，而且不知是有意還是正巧，當上菜添酒添水時，兩人就隻是喝酒，並不言語。

金亞中、郭豐福兩人有些失望，但還是沒有放棄，繼續打聽：“他們二位是幾時離開的？”老史想了想，說很晚了，大約十點多鍾了。

“兩人出門後是一起走的，還是分開走的？”

這個，老史可就說不上來了。又問其妻，也不得要領，說那麽晚了，忙了一天，已經非常累了，哪有心思去留意這呢！

刑警見打聽不出什麽來了，於是謝過這對夫婦後告辭而去。

這條信息引起了專案組的重視。當天，專案組即指派兩名刑警前往“碧水驛館”，了解老史夫婦所提供的那天晚上與基本認定是死者黃世升的那個酒伴——一個四十多歲、方頭圓麵、兩腮留有刮去絡腮胡子後痕跡的體格健壯男子——是否作為訪客去過旅館。老板夥計逐個問下來，都說沒有任何印象。

專案組組長葉超然對這個結果有思想準備，所以已經在駐地跟另外幾名專案組成員討論絡腮胡子離開老史小酒肆之後會用何種方式回家的問題。一般說來，無非是以下兩種方式之一：步行或者乘坐人力車，即三輪車或者黃包車。此刻，在兩名刑警對“碧水驛館”的走訪勞而無功之後，隨即決定集中全組警力對此進行訪查。

訪查工作分兩步同時進行。一是走訪老史小酒肆附近街坊居民，指望撞上好運，正好有誰遇到了黃世升和絡腮胡子離開小酒肆後分手的那一幕；二是跟合肥市人力車同業公會聯係，要求公會向各個基層小組下達配合警方此項調查的通知。

這兩步調查進行了整整一天。6月22日晚，專案組匯總了調查結果，竟是白板一塊！

偵查工作進行到這一步，自是令一幹刑警產生比較嚴重的沮喪感。不過，幹這一行的，即便再沮喪也仍得咬咬牙，重新振作起來，再次分析情況，尋找突破方向。當晚，大夥兒一直研究到午夜，在無法找到其他突破口的情況下，隻好采用那種“死馬當活馬醫”的路數，重新把注意力投向老史夫婦。

葉超然說，看來還得去小酒肆走訪老史夫婦，請他們把一應情況重新回想一遍，著重從那兩個特殊食客的具體細節方麵去挖掘，回想得越詳細越好，挖掘得越深越好。

6月23日上午，刑警葉超然、金亞中、張楚一和實習警員劉敏瑛四人直奔小酒肆。老史夫婦正在拾掇店堂、廚房。葉超然尋思人家每天什麽時候該幹什麽活兒都是有時間安排的，一個環節遲緩了就得影響下一個環節，要是耽擱時間長了回頭午市隻怕有的菜肴上不了桌，於是就讓飯館學徒出身的金亞中給老史做助手，自己和張楚一、劉敏瑛與老史妻子一起擇菜、殺魚、洗豬腸。刑警一邊幹活兒一邊聊天樣地進行啟發性的探詢。可是，活兒快幹完了，老史妻子想來想去也沒有新的情況可以提供。

葉超然看另一邊，金亞中倒是跟老史還在說話，於是朝張楚一使了個眼色，兩人起身去了老史那裏。老史的活兒已幹完，要給來人沏茶，被葉超然阻止。老史卻很客氣，說做這門生意的，來的都是客，必須要上茶的。葉超然見似乎阻止不了，便掏出一包尚未啟封的香煙放在桌上。這下，老史可就不依了。兩人正在推推讓讓時，劉敏瑛突然站起來朝葉超然招手。葉超然見之心裏一喜：看來老史妻子回想起什麽有價值的細節了！

老史妻子確實回想起了一個細節，她不知是否有用，是在跟劉敏瑛閑聊快要結束時突然想起來的。她說，那個兩腮留有大麵積剃去絡腮胡子後痕跡的食客，進門坐下後喝了一杯熱茶、兩杯酒，可能覺得有些燥熱，於是就把上身所穿的那件淺灰色對襟褂衫的琵琶紐扣全部解開，用以散熱。另一個食客見之可能覺得不雅，小聲說了句什麽，對方就重新把紐扣扣上，隻留上側一顆沒扣。這一幕應該算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常情景，並無什麽價值，但是，老史妻子此刻卻從自己大腦的深處扯出了一個很快就被專案組認為是有價值的細節：她記得絡腮胡子那發達的胸肌上，有一個三角形的刺青。

這個三角形刺青對於小酒肆經營者來說根本沒有任何意義，但是，此刻對於專案組刑警而言，卻意味著可能獲得了一個尋找打開這起案件迷宮之門鑰匙的方向。刑警立刻對此進行討論，認為絡腮胡子胸部的三角形刺青很有可能是某個幫會組織的標記。葉超然於是立即向合肥市公安局秘書室借了一本打字油印版本的小冊子《民國合肥幫會組織》。

合肥解放前夕，中共地下黨組織對當地社會綜合情況進行調查後，分門別類編印了若幹種類小冊子，提供給軍方和接管部門。《民國合肥幫會組織》是其中的一種，印數有限，僅供軍管會高層、公安政保、統戰以及民政部門作為參考使用。小冊子屬於“內部出版”性質，僅僅是“注意保存”，並非“保密”，所以治安部門也能用，但印得不多，發行有限，刑偵部門工作中如果有需要的（初解放時刑偵屬於治安口的分支），可以向秘書室商借。

這本《民國合肥幫會組織》寫得比較詳細，但是，刑警把這本冊子翻遍，卻不見有標記為三角形刺青的幫會堂口。大夥兒便有一種失望感，心想看來運氣不佳，這個幫會堂口大概不是合肥地麵上的。葉超然說不是合肥的也要查到這個三角形刺青的海底。怎麽查？江湖上查，我們公安有不知道的，但是有人肯定是知道的，去找阮老鱉。

阮老鱉是資深青幫成員，姓阮名向達，“老鱉”是其渾名綽號。這人出身於幫會世家，精傷科醫術，有一身非常了得的水性，據說曾得高人秘傳，學過水下換氣功夫，一頭紮下河，在底下待的時間遠比常人久。抗戰時期日軍占領合肥，插著東洋旗的汽艇河上江中胡亂穿梭，撞翻民船乃是家常便飯，一個不對則機槍點名，那才叫大禍臨頭。當時，阮向達已經年過六旬，看著便火撞頂梁。一天半夜，他喝了烈酒，帶上特製的水下用具和“作案工具”，單槍匹馬下了水，悄無聲息潛至戒備森嚴的日軍碼頭，一番水下作業，數條軍用汽艇便憑空從水麵上消失了。阮向達做過此事後，並不聲張，次日沒事一樣照常坐在診所笑吟吟地接待患者。一直到抗戰勝利後，人們方才知道老阮的抗倭事跡。國民黨“中央社”記者聞訊前往采訪他，問其姓名，阮向達；道上名號？這個，老阮卻不曾起過，因為並不是所有青幫人都是搞打打殺殺的。老阮當時覺得不報出個名號來，似乎麵子過不去，於是隨口報出了“老鱉”二字。此後，人們便稱他“阮老鱉”。

阮老鱉憑著幫會世家、青幫資深骨幹加上傷科醫技，在舊社會要想做個一般角色也做不成。所以他的人脈頗廣，三教九流、各路幫會政黨都有他的朋友，有的還是舉行過對天八拜喝過血酒的契弟盟兄。不過，他本人還真沒作過惡，所以解放後他未曾受到新政權的追究。這人深諳江湖，合肥一解放，他就宣布其傷科診所關門打烊，永久停業，在家養老。以其多年行醫的積蓄，足夠全家過豐衣足食的生活。但他深居簡出的打算卻無法實施成功，本地以及外埠的外調、江湖朋友的來訪、本地中醫同業公會的“騷擾”（他是中醫同業公會理事，歇業時提出辭職，未成），等等，每天都有發生，有時甚至會一天數撥。阮老鱉以一種雖然臉露笑容但眼神中卻掠過一絲老大不情願情緒的狀態接待了以葉超然為首的三名刑警。待等聽明來意，老阮長籲一口氣，嘴裏吐出四個字：“此事簡單！”

“怎麽簡單法兒？”

“三角形刺青標記乃是‘三角禪堂’的會標。凡是參加這個幫會團夥的成員，必須在胸部文刺一個等邊三角形標記。不過，這個幫會早在抗戰開始不久就從江湖上消失了。”

刑警特地拜訪阮老鱉，當然不會被這麽一句話就給打發了。葉超然給予老阮足夠的尊重，按照江湖規矩作揖謝過，也說了四個字：“願聞其詳！”

老阮於是當麵奉告了以下內容：“三角禪堂”作為皖地幫會之一，資格頗老，早在1909年就已掛牌，是由從哥老會分裂出來的三個以黑道行事為生的江湖人士鬱衝霄、火仁貴和區小虎發起創立的。駐地在蕪湖，活動範圍遍及整個安徽以及江浙滬鄂。該組織成員不多，據說內部聚會時從未坐滿過兩桌。“三角禪堂”聽上去容易使人跟佛教產生聯想，其實鬱衝霄、火仁貴、區小虎三人都沒有出家記錄，也非居士，平時甚至連走過寺廟山門也沒有興趣瞥上一眼。“三角”，是因為該幫會的駐地設在一座占地不算大的三角形磚牆草頂的建築物內；“堂”，作為幫會組織，容易理解；至於“禪”，據說是由三個創立者之一的火仁貴提出的，這人屬於搖鵝毛扇子的智囊謀士一類，估計他在堂名中嵌入一個“禪”字多半出於蒙蔽外界的考慮。之所以要蒙蔽，是因為“三角禪堂”名義上是一個小型幫會團夥，其實卻是專事向外界提供特殊服務——暗殺——的一家地下公司。當然，這種服務是有償性質，而且收費不菲。

“三角禪堂”開張後，據說生意不溫不火。由於其活動範圍分布廣，而且所接受委托要解決的工作對象中既無達官貴人亦無富商巨賈以及社會名流，所以案子都不帶政治色彩，所以盡管每年都有若幹起命案發生，但從未引起官府的特別關注。這樣一直維持到三十年代初，“三角禪堂”內部發生了變化，先是老二火仁貴突然失蹤，一夜之間不見影蹤，連其平時的日常生活用品、收藏的珍貴古玩字畫以及多年分得的贓金等全都還在，就是一個大活人不見了。

火仁貴雖是“三角禪堂”的老二，但其在該職業暗殺團體中所起的作用卻是其他人無法替代的。他一失蹤，團體就沒了主心骨。原本就相互之間心存齟齬的老大鬱衝霄和老三區小虎沒了金牌調解員，漸漸便開始互相抵觸，稍有不對就爭吵、打架，甚至還拔槍互對，據說隻差一點兒就要血濺當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老大鬱衝霄自忖已經年屆半百，沒了年輕時的那股火氣闖勁，若是再在“三角禪堂”待下去，隻怕性命得壞在區老三手裏。於是，他便去九華山出家，還真的玩起了禪。不過，他這個和尚沒當幾年，就突發急病一命嗚呼了。

老大老二先後離去後，老三區小虎執掌這個暗殺團夥。這人生性凶殘，行為粗魯，遇事喜歡一意孤行，不計後果。這種角色對堂內下屬肯定談不上心存體恤，又特別貪婪，對贓金財帛的分配明顯不公。“三角禪堂”成員都是職業殺手，誰都不是省油的燈。老大這等做派，自然會引起公憤。於是，區小虎在1937年仲秋時節的一天，被屬下幹掉了。這個暗殺團夥由於成員少和職業的原因，為安全計互相之間平時也缺乏交流，所以，區小虎一死，大夥兒就各奔東西了。

“三角禪堂”就這樣在江湖上消失了。其自行離去各奔東西的那十來名胸部文了三角形標記的職業刺客，有的洗白身份改行做起良民，有的投奔其他匪夥，有的加入行伍，也有放不下老本行的，就做起了獨角蟹，行走江湖，繼續從事有償殺人業務。

阮老鱉言畢，抬手作揖：“說完了，就這些。”

刑警向老阮表示感謝，然後再次開口請教：“按您老高見，此刻我們要調查的那個對象，會是屬於您老所說的那幾類原‘三角禪堂’成員中的哪一類角色？”

阮老鱉說：“以老朽愚見，這小子可能是逃犯。”

“這個，恕我等愚鈍……不知何以見得？”

阮老鱉的見解是：此人如果是洗白身份後成為合肥市合法居民的話，那他在街頭跟黃世升不期而遇，應該是他請黃世升喝酒，以盡地主之誼。此是道上規矩，這主兒不敢也不會違背。但是，聽您幾位說下來，那天晚上他在那家小酒肆跟黃世升喝酒，卻是黃世升會的鈔。所以，他跟黃世升一樣，也是從外埠潛來合肥的。這人是逃犯，而且是一個混得不怎麽得法的逃犯！

專案組對阮老鱉提供的上述一應信息進行了研究，刑警郭豐福提出，既然黃世升自殺的可能性已經排除，酒後失足落水溺亡的推測也缺乏依據，那麽，現在可以從他殺上麵去考慮。那個絡腮胡子乃是職業殺手出身，是否是其受雇於黃世升的某個仇家，對這個工作對象暗地進行跟蹤，最後選擇在合肥將其幹掉。至於是用什麽巧妙隱蔽的方式下的手，以致於警方此刻還被蒙在鼓裏，那則有待於進一步偵查了。

郭豐福的觀點得到了另一位刑警的支持，但也有刑警提出質疑，理由是：黃世升是一名罪大惡極的慣匪，解放後如若落在人民政府手裏，百分之百是要被判死刑立即執行的。他的仇家應該知曉這一點，何必花費人力（聯係殺手）和財力雇傭職業殺手解決這個問題呢？隻要往公安局遞一封檢舉信就行了嘛，何必多此一舉拐彎抹角走曲線報仇之路呢？

郭豐福一方對此的反駁是：絡腮胡子也是一個跟黃世升有得一比的罪大惡極之徒，具有明顯的逃犯身份嫌疑。如果此刻假設的這個仇家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那麽能夠聯係上絡腮胡子把這一步棋子走成，本身就可以說明這主兒十有八九也是江湖人物，其罪行估計即便沒有黃世升大，隻怕也差不了多少。他不敢也不願意走檢舉——哪怕是匿名檢舉之路，因為一則生怕警方會通過檢舉信順藤摸瓜找到他這個檢舉人；二則可能是他不相信警方有能力憑著檢舉線索逮得著黃世升；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他隻知道黃世升這個仇家至今還活著，但並不清楚黃世升究竟藏身何地，雇傭職業殺手，可以連帶解決尋覓工作對象下落這個問題。

就在雙方爭論不休的當門兒．專案組組長葉超然腦子裏忽然靈光閃現：這個所謂的“仇家”，會不會就是死者黃世升的弟弟黃世斌！之前不是已有信息說黃世斌藏匿在合肥嗎？警方對此是想查緝的，可是這隻是一個傳說式的信息，真要調查，根本找不到方向。而其老兄黃世升卻已經知道，這次來合肥就是來找這個弟弟談啥事兒的。但是，事兒沒有談成，或者，連麵都沒能見上。黃世升麵對著其老弟的反常態度，大怒，於是就決定通過書寫檢舉信借助警方之手把黃世斌送往地獄。這兄弟倆能夠把“事業”做得那麽大，自然皆非尋常凡人，智商情商都非同一般。哥哥想得到的情況，弟弟自然也不會遺漏，甚至早在黃世斌作出對哥哥采取不待見決定的時候，就已經想過要把老哥幹掉了？因此，江湖上那句被奉為黑道經典格言之一的老話“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就成為黃世斌的行動準則。當然，他的下手方式不能抄老哥的作業，這並非涉及是否有新意的問題，而是如果他也向公安機關寄一封檢舉信或者打個電話而讓黃世升折進局子的話，哥哥肯定會把事兒向警方和盤托出，要死一塊兒死嘛。所以，黃世斌隻能用滅口手段來對付黃世升了。於是，曾經以暗殺為職業的前“三角禪堂”專業殺手絡腮胡子就有了用武之地。

當下，葉超然把上述思路跟大夥兒一說，眾人皆以為然。於是，專案組決定立即對絡腮胡子采取全力偵緝之措施。

專案組最後作出決定：兵分兩路對絡腮胡子的下落展開調查，一路前往原“三角禪堂”老窩駐地皖南蕪湖，向當地警方求助，了解該暗殺組織的情況，必要時還應有選擇性地接觸當地原黑道分子，希望能夠撞著好運，從蛛絲馬跡中獲得絡腮胡子的線索。另一路留在合肥，想方設法追查絡腮胡子的情況。大夥兒信心頗足，相信通過這雙管齊下的措施能夠達到目的。

6月28日下午，刑警終於查到了已經改名“金仲菊”的“三角禪堂”成員解三娃在蕪湖的住址。刑警立刻前往管段派出所了解情況，獲得的信息簡直使幾個刑警哭笑不得——解三娃已在上月中旬因酒後與人發生爭執，持械行凶致兩人當場死亡、兩人重傷被逮捕，現羈押於市局看守所。兜了這麽大一個圈子，沒想到這廝竟然早已被警方拿獲了！

馮繼竹、郭豐福、小丁隨即前往看守所提審解三娃。這是一個外貌看上去並不顯得粗莽的瘦高個兒中年男子，他已經從看守所給其手銬腳鐐的待遇而知曉自己酒後衝動行為的嚴重後果，倒也不抱什麽幻想，也不見有畏懼神態，對刑警說這是命，無法違抗，準備上刑場吃槍子兒了。待等聽馮繼竹說起“三角禪堂”，他一個愣怔之後，嗬嗬幾聲，說看來今年是流年不利，該來的好事兒不來，不該來的倒是接二連三啊！然後，問刑警郭豐福：“聽您口音，似是徐州人氏？”郭豐福問這是什麽意思？解三娃說他是徐州人，他倆應該是老鄉。郭豐福回過神來，便說起純正的徐州話來。解三娃說這真是異地遇老鄉了，難得！咱們可以聊聊。馮繼竹知道遇到這種罪大惡極的慣匪，如果他不肯開口吐露情況，那還真有些怵頭。現在這主兒主動攀老鄉交情，這倒是一個讓他吐露真情的機會，於是立刻遞上點燃的香煙。

解三娃跟郭豐福聊了徐州以往的風土人情，然後主動說起了“三角禪堂”的事兒。於是，從合肥赴蕪湖出差的三刑警總算不虛此行，獲得了絡腮胡子的簡單情況：姓馮名抱壤，江湖綽號“鳥見愁”，年齡籍貫不清楚，據說曾在舊軍隊當過騎兵，民國二十三年前後加入“三角禪堂”，從事的暗殺行動情況不清楚，因為根據“三角禪堂”的規矩，其成員互相之間是不能聊執行任務情況的。而解三娃與其平時並無私人交集，偶爾在堂口內見麵不過點點頭而已，從來不曾有過閑聊，因此互不知曉各自幹過些什麽專業活兒。

五、絡腮胡子脫逃

馮繼竹、郭豐福和小丁三人在蕪湖外調時，專案組另外四名刑警葉超然、金亞中、張楚一、劉敏瑛也正在積極開展對絡腮胡子馮抱壤——其時還不知道這廝名叫馮抱壤，為了敘述方便，以下提前使用該姓名——下落的調查。

由葉超然主持的這項調查，使用的還是“向江湖人查江湖事”的初解放時公安經常采用的老套路。其理由是：因為之前的案情分析認為，馮抱壤很有可能是從外埠潛逃來合肥的“三角禪堂”暗殺團夥的職業殺手，具有這種身份的逃犯，是當時警方追緝工作中最難弄也是最不願意遇到的對象。此類家夥在江湖上有廣泛的社會關係，在他們所到之地，隻要敢停留，通常就意味著在該地有可以信任有助於其暫時藏身的朋友。所以，要想打聽馮抱壤的行蹤信息，隻有考慮向黑道人士、幫會分子打聽。葉超然把這個思路跟老刑警張楚一說了說，張楚一深以為然。兩人交換了意見，認為阮老鱉對“三角禪堂”情況的介紹可能會有遺漏，所以有必要再次登門拜訪，請老阮再想想看。

阮老鱉聽了刑警二次登門的來意後，說他在刑警上次登門查詢離開後曾把絡腮胡子其人的外貌年齡在腦子裏重新過濾了幾遍，翻來覆去也沒有印象。看來老阮確實從來沒有見過或者聽說過此人。

葉超然和張楚一失望而歸，再議。張楚一的積極性很高，說自己是合肥當地的老刑警，對黑道、幫會比較熟悉，有若幹個說得上話的朋友。這些朋友，解放時有的已經逃離大陸，沒有逃離合肥的那些人中，解放後有的被捕，有的自殺，也有人安然無恙，過著正常人的生活。他可以去向他們中合適的對象打聽馮抱壤的行蹤信息。

於是，葉超然就讓老張把還在合肥的那十來個朋友的個人情況逐一作了介紹，兩人商量下來，選擇了一個綽號為“老癟三”的對象作為臨時耳目。

“老癟三”是早年從上海來合肥定居的一個五十來歲的男子，本名叫柏學誠。他有青幫身份，據說早年就已出道，資格很老，可以直接在黃金榮、杜月笙麵前說得上話。至於後來為何不在上海灘混而流落到合肥來定居，那就無人清楚了。“老癟三”在合肥經營土特產生意，一年中至少有半年時間在蘇浙皖山區遊蕩，說是采購土特產貨品，其實順帶還跟土匪有秘密交集，私下向匪夥提供有償服務，做些銷贓、代購物品、窩藏傷病員的事兒。這人有行事準則，就是不管匪夥出多高價格，他都拒絕進行提供作案情報、營救被捕匪徒、充任綁票談判中介等容易惹惱警方且被他視為“傷天害理”的合作。所以，他作為一個從外埠來合肥定居的江湖人，能夠得以在當地立穩腳跟，還結交三教九流，有時還接受舊警方的委托，悄然客串一把耳目。解放後，新政權至今沒有動他，據說除了其上述的處世哲學，還因其曾對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過幫助。

現在，專案組決定跟“老癟三”建立臨時關係，請其悄然打聽“三角禪堂”匪徒馮抱壤的行蹤信息。葉超然派張楚一出馬去跟“老癟三”洽談，言明警方可以提供在此過程中的必要開支，以及誤工費用。“老癟三”聽後沒有反應，良久才說：“老張，茲事體大，你讓你們老大來跟我麵談吧。”

於是，葉超然就親自出馬了。他在一家警方操縱的具有特殊使命的飯館的一個隱蔽包間請“老癟三”吃飯，張楚一作為介紹人作陪。席間，“老癟三”隻聽不說，酒喝得不多，菜幾乎沒沾。臨末，方用兩個字表態，曰：“可以。”葉超然知道跟江湖人打交道，必須“江湖”，便掏出事先準備好的一個裝著一遝鈔票的信封遞過去，說：“這是費用，請柏先生先用起來，不夠的話回頭還可補充。”“老癟三”沒接，說：“這活兒可能比較容易，無須花銷，您二位等我的消息吧。”

這是6月24日馮繼竹三人動身赴蕪湖外調頭天的事。“老癟三”行事果然迅疾，也就不過一個晝夜，次日晚上就送來了信息：上月下旬確實有一個符合你們要打聽一應特征的絡腮胡子在合肥出現，自稱姓薑，人稱“老薑”。下榻何處不清楚，隻知道這主兒在合肥有一個綽號為“花狐狸”的相好，至於“花狐狸”是何許角色，那就不得而知了。

“老癟三”收集到的這個信息，看似並無多大作用，以外行人的理解，不就是把絡腮胡子換成了“花狐狸”，而後者是什麽角色仍然是一個謎嘛。但是，對於專案組來說，其意義就大不一樣了。“花狐狸”固然跟絡腮胡子一樣也是一個謎，但是這兩個謎的難度有別，“花狐狸”這個謎應當比絡腮胡子容易猜破。

於是，專案組就開始把猜“花狐狸”之謎作為接下來的工作內容。刑警進行了分析：馮抱壤是男性，其在合肥這邊的相好“花狐狸”理應係一女子。從其“花狐狸”這麽一個綽號判斷，該女子多半是從事性工作的風塵女一類。但通常說來，“花狐狸”這樣一個綽號，應該不適用於妓女．而可能是暗門子從業者。刑警決定對該女的調查就從暗門子這一行著手。當然，也有可能“花狐狸”其人原本是妓女出身，有妓女專用類的花名，但在煙花窯子待了多年花謝珠黃對嫖客缺乏吸引力後已經離開妓院，改做暗娼。按照這一行的規矩，暗娼不能使用“妓院體”的花名，於是她就易名“花狐狸”。因此，刑警認為對“花狐狸”的調查宜著眼於妓女、暗娼行業。

調查妓女、暗娼這種性工作從業人員，要比調查其他行當人員麻煩些，因為其他行當通常都是有“組織”即同業公會的，刑警可以通過同業公會的協助開展工作。而妓院業並無同業公會，舊社會要經營妓院需要向官府提出申請，獲準後方可開張。這聽上去跟其他行業並無區別，但經營妓院的審批權並不像其他行業那樣由工商拍板，其審批權以及獲準營業後的管理權都在社會局手裏。解放後原國民黨政府的社會局已經消亡，本案發生時，合肥的妓院亦已經被取締，那些妓女各奔東西，隻有部分留在合肥。從理論上來說，如果“花狐狸”果真是由妓女改行做暗門子生意的，那對其知根知底的“姐妹”有可能在被遣散的那部分中，此刻要去打聽、尋找，難度沒準兒就大得多，而且不能保證肯定能找得到。因此，刑警決定還是先把暗娼作為對象進行走訪。

初解放時，暗門子職業雖然屬於非法性質，但許多地方的政府還沒將其作為需要懲治的對象進行打擊，既不收容也不罰款，基本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因此，派出所對暗娼的情況並不熟悉，倒是民政局有一部分名單，那都是妓院被取締後遣散的原妓女。刑警於是先去了合肥市民政局，走訪了當時參與取締妓院工作的幾個女幹部。了解下來，政府把工作做得很細，工作人員在整個取締和安置、遣散過程中跟妓女接觸頗多，有些妓女把女幹部當作親朋好友似的推心置腹無話不說，分別時還留下了自己的聯係方式，有從良嫁人的還特地送來了喜糖。這對於刑警來說自然有用，於是，幾個女幹部隨即把各自保留的地址抄了一份，還給其中有的人寫了便條，請她們積極協助刑警的調查工作。

葉超然、金亞中、張楚一以及劉敏瑛四人分為兩撥，分頭進行走訪。忙碌到6月27日上午，張楚一和劉敏瑛從從良後嫁給一個木匠的原妓女曹秀梅那裏獲得了關於“花狐狸”的信息。

“花狐狸”，四十二歲，蚌埠人氏，本名蔣小麗，幼年父母雙亡，無家可歸，以行乞為生。十三歲時被人拐騙後賣至合肥妓院“暗香閣”做雛妓，老鴇給她起了花名喚作“媚妞兒”。此後，她曾兩次被嫖客從妓院贖出，作為“金絲鳥”置於別宅。但她遇到的那兩個公子哥兒都是始亂終棄的家夥，一段時間後就不辭而別，臨走還偷偷將其賣給另一家妓院。她還沒反應過來時，妓院“大茶壺”便已經出現在眼前，凶神惡煞般地將其擄掠至妓院，被迫重操舊業。幹這一行的吃的是青春飯，一過三十歲就開始走下坡路了。但“媚妞兒”經過多年曆練，還真有一股超常的嬌媚味兒，加上體態玲瓏，天生不孕，少了通常妓女難免的打胎折磨摧殘，臉容也顯得年輕，得以一直維持到四十掛零還有嫖客進門。

以上信息，由與蔣小麗同為“暗香閣”做妓女的曹秀梅提供。曹秀梅告訴刑警，合肥解放後取締妓院時，因為她與蔣小麗的關係一向比較好，曾數次悄悄商量過出路問題。當時政府對於妓女的安置，大致上是以下三種方式：一是自行離去，自找出路，鼓勵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選擇配偶嫁人；二是由政府安排在國有工廠、農場就業，做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三是被拐騙被迫入妓院的姐妹，鼓勵返回家鄉，一應手續、路費等概由政府承擔，本地政府負責與當地政府聯係落實安排就業、介紹配偶等事宜。曹秀梅、蔣小麗兩人反複商量下來，決定選擇第一種方式。曹秀梅最近幾年在妓院接客時認識了一個年近五十、無子無女的鰥夫魯某，對方是個木匠，接觸時間長了，曹秀梅覺得對方為人憨厚，能為別人著想，於是就想嫁給對方。她把自己的想法跟工作組透露後，幹部便去征求魯木匠的意見。魯某認為蠻好，於是兩人就去民政局領了結婚證。蔣小麗走的也是同一條路，不過，她嫁的對象並非是以前接待過的熟客，而是一個臨時結識的比她大二十歲的老頭兒。那老頭兒姓梁，是個魚販子，據說早年曾是舊軍人，後來還從事過“水上活動”——客串水匪。據說梁老頭兒對社會新聞比較敏感，而且喜歡琢磨。人民政府一宣布要取締妓院，他就說自已做了十來年鰥夫，這回要借政府的光娶一年輕美貌的娘子暖床了。於是，他就去民政局上訪，出示同業公會出具證明，說自己是勞動人民（魚販子的成分是自由職業者，確實可以列入勞動人民行列），然後訴說自己多年前喪妻後因為貧窮（這話應該有水分，因為魚販子收入不菲，而且他有祖傳的一座小宅院）至今未能續弦，現在趁政府切除毒瘤取締妓院的東風，請求留意幫其物色一個合適的妻子。梁老頭兒上訪後，因為接待幹部並沒有給他一個肯定的回答，想想還不穩當，便又去郵局門前花錢請專門為人代寫書信的代書先生寫了一份《征婚啟事》，回家路上買了一些零食，回去後招來四鄰八舍的中小學生，以零食為“潤筆”讓他們謄抄了多份，次日張貼到本市若幹妓院大門口。據說，文盲蔣小麗就是聽人讀了這份《征婚啟事》後，決定嫁給老梁的。

蔣小麗在擇偶上起步比曹秀梅晚，但她是閃婚，跟老梁見麵後的次日就去民政局領結婚證，領了結婚證就直接跟著老梁進了那幢祖傳的還算精致的小宅院。而曹秀梅是半個月後方才領證成婚的。

不過，蔣小麗的婚姻隻維持了三個半月。那天晚上，老梁酒後突然頭痛如絞，蔣小麗立即向鄰居求助，眾人將魚販子急送醫院。醫生診斷說是中風腦出血。於是立刻搶救，但以那時的醫療水平，這種病況基本上是沒有奇跡發生的。不到一小時，老梁就走了。

蔣小麗由新娘變為寡婦後，民政幹部還是對她比較關心的，主動登門慰問，征求其意見：是否需要給你介紹一份工作？可以去工廠做工，也可以去商店做營業員。蔣小麗都謝絕了，說她有辦法過下去的。接下來她的一番操作顯得很從容，竟像事先製訂過步驟那樣有一種行雲流水的韻味：把合法繼承的那套小宅院出租，自己另外租了一處兩居室的平房。她生性似乎比較貪婪，又耐不住寂寞，於是又以徐娘半老之姿色韻味，開始重操舊業，做起了暗娼。沒多久，外麵就有傳言，說“媚妞兒”變成了“花狐狸”。“花狐狸”之渾號是蔣小麗自己所起，還是主顧所賜，曹秀梅就不清楚了。

刑警自然要向曹秀梅了解蔣小麗是否跟馮抱壤有一腿之況，曹秀梅說這個她不清楚。因為她婚後跟蔣小麗雖有來往，但不頻繁，而且呈現越來越少的趨向。葉超然等交換意見後，讓曹秀梅找一個合適的理由去蔣小麗那裏看看，還可以當麵向蔣小麗打聽一下是否準備再次嫁人。

曹秀梅受命而去，按照刑警的布置如此這般跟蔣小麗周旋了一番。返回後向刑警回複，說蔣小麗像是變了個人似的，對她不像以前在妓院時那樣親熱，說話感覺很不坦率，似有瞞瞞藏藏之嫌。葉超然聽後，點頭向她表示感謝。

葉超然送走曹秀梅時，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這時，專案組辦公室隻有他一個人在，金亞中、張楚一和劉敏瑛三人都已經被他派出去執行任務了。什麽任務？對蔣小麗實施秘密監視。專案組之前讓曹秀梅前往拜訪蔣小麗之舉，雖然是在向曹秀梅了解蔣小麗情況之後倉促商量產生的，但是從事後獲得的效果來看，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計策。刑警從曹秀梅對蔣小麗一應情況的介紹中，認為以蔣小麗不甘寂寞和貪婪的性格來做推測的話，之前“老癟三”所提供的關於馮抱壤跟“花狐狸”相好之說多半屬實。但是，蔣小麗租的房子是兩間平房，且處於臨街位置，如果馮抱壤公然出入甚至入住姘居的話，蔣小麗是單身女，有選擇配偶的自由，可以接受，但是對於逃犯馮抱壤而言，以其職業殺手的那份機警，顯然不會認同。所以，馮抱壤應該是在合肥另有藏身之地。如何尋找馮抱壤的藏匿點，刑警把主意打在蔣小麗那裏，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想法：派曹秀梅前往蔣小麗那裏進行一番打草驚蛇式的刺探。蔣小麗必被驚動，以其性格，應該會在曹秀梅離開後立即迫不及待地去向馮抱壤通報這個情況。而專案組隻消在蔣小麗住處附近設下流動暗樁，待蔣在曹離開後出門去向馮抱壤通報情況時，悄然尾隨，料想能夠輕而易舉地弄清楚馮抱壤的藏身之地。

金亞中、張楚一和劉敏瑛，此刻就是去執行流動暗樁任務的。因為曹秀梅在蔣小麗那裏逗留的時間不長，所以當他們三人還沒選擇好合適的位置時，曹就已經告辭而去。稍後，蔣小麗也出來了，她略帶慌張地鎖了門後，攔下一輛正好經過的空黃包車，匆匆而行。蔣小麗坐在黃包車上，以她的閱曆，當然根本不會想到要回頭留意，黃包車後麵已經跟上了兩輛自行車。一輛是專案組的公車，由金亞中踩著，後麵坐著張楚一；另一輛是七八成新的女式車，是劉敏瑛的私車，由她自己不緊不慢地騎著。

三刑警這一跟，抵達的目的地簡直令人大出意料——竟然是曹秀梅之前跟刑警反映情況時提到過的那所蔣小麗從魚販子梁老頭兒那裏繼承來的還算精致的小宅院！

金亞中、張楚一和劉敏瑛目睹這一幕後，還真差點犯迷糊了：這麽說來，難道馮抱壤是蔣小麗的房客？

金亞中是這個三人臨時小組的負責人，他稍一思忖，說咱們先不考慮那麽多，我和老張在這兒待著，小劉去附近找部電話向葉組長報告這個情況後再說。

葉超然接到電話後，立刻下令：金亞中、張楚一和小劉繼續監視，如果蔣小麗單獨離開小宅院，則由小劉跟蹤；馮抱壤離開的話，不管是獨自一人還是與蔣小麗一起，都須三人一起跟上去。葉超然特別強調：鑒於馮抱壤是職業殺手，應該具有超強的反抗能力，所以不到萬不得己，不可擅自采取抓捕行動。萬一出現意外情況時，可以使用手槍，但隻能擊其非要害部位，打傷後將其逮捕。我馬上過來！

這當口兒，半老徐娘蔣小麗在產權屬於她的小宅院裏幹什麽呢？她在跟“老薑”生氣。“老薑”就是馮抱壤。對於蔣小麗來說，馮抱壤這個男人是她人生中的一個謎：她跟此人的初次相識是在1940年，當時“暗香閣”的老鴇是合肥地麵上有點兒名氣的女光棍龔大娘，龔是偽警察局偵緝隊副隊長平介鑫的相好，所以“暗香閣”在落實日偽當局的《大力維持治安暫行章程》方麵敢於小打折扣，比如查驗嫖客證件比較馬虎，人家塞了錢鈔給點兒好處的話，就會睜隻眼閉隻眼，不在乎來人是什麽底細。赴蕪湖外調的刑警從“三角禪堂”專用刺青師李胡子所提供的馮抱壤的入堂時間推算，其時他已經是一名從事暗殺三四年的職業殺手了。至於馮抱壤當時出現在合肥是專程來行刺哪個工作對象，還是去其他地方執行任務抑或完成了任務返回蕪湖複命而途經，那就不清楚了。反正那天晚上他是下榻在“暗香閣”，成為“媚妞兒”蔣小麗的一個客人。使蔣小麗感到高興的是，這個客人除了按妓院價格支付了嫖資外，還另給了她一份超過嫖資的小費。這對於一個已經從業多年年屆三十的妓女來說，是出乎意料的。於是，蔣小麗就對這個自稱“老薑”的男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或許“老薑”也對“媚妞兒”有一份好感，之後他來合肥每次都是到“暗香閣”過夜，而且必選蔣小麗。如此多年下來，兩人的關係就由妓女嫖客轉為男女相好。但是，解放後，“老薑”卻突然失蹤了。蔣小麗相信，人民政府取締妓院的時候，如果她能聯係上“老薑”，那她肯定會嫁給他。

蔣小麗原以為今生今世再也見不到這個令她心儀的男人了，哪知上月下旬的一天，她正在自己租住的住宅門口呆坐著的時候，“老薑”突然猶如從地底下冒出來似的猝然出現在她的眼前。“老薑”對於蔣小麗的情況竟然了如指掌，見麵之後就下令：“把你在米市街的那座小宅院騰出來，我要住進去。”

蔣小麗說：“那房子我租給別人了，已經預收了半年租金……”

對方毫不客氣地打斷道：“讓房客走，租金還給人家，如要違約補償，也給他！”說著，他把一遝鈔票放在桌上。

於是，那座小宅院就成了逃犯馮抱壤的藏身之所。蔣小麗問是否要按規定去向派出所把房客的租住信息注銷，然後把他的信息登記一下。“老薑”搖頭：“不必！此後如若有人問起，你就用那個房客的信息回答他們就是。”

蔣小麗聽後，便對“老薑”的真實身份有了懷疑。不過，她對這個男人已經有了感情，況且他出手慷慨大方，並且從不吃醋，知道她跟其他男人有染，但並沒幹涉過，甚至提也不提。所以，她樂得裝糊塗。萬一哪天他真的被警察抓去了，她也完全可以以“不知道他的情況”為由蒙混過去。當然，蔣小麗想歸這麽想，其實此事已經有意無意成了她的一塊心病。所以，當已經很久沒來看過她的曹秀梅今天突然說是路過順便來她家裏看看時，平時從來不防範這個好姐妹的蔣小麗突然對她產生了懷疑。偏偏曹秀梅進來後還像居委會大媽檢查愛國衛生那樣東張西望，甚至連床上枕頭都要掀起來看看下麵，嘴裏還要問長問短，甚至著重問家裏是不是有男人來往。這麽一來，蔣小麗不想生疑也難了。於是，她就想到了要給“老薑”報個信兒。

哪知，蔣小麗趕過來跟“老薑”一說，他竟然根本不在乎，說：“曹秀梅是你多年好友，怎麽會對你有二心呢？就像你蔣小麗一樣，如果有人讓你打聽曹秀梅的情況，你肯幹嗎？”蔣小麗聽他這麽一說，不禁有一種“好心被當作驢肝肺”的感覺，頗覺委屈。於是，她禁不住衝“老薑”發火了。這是她自打認識這個男人以來第一次發火，嚷了幾句愈發委屈，便哭了起來。蔣小麗一哭，馮抱壤似乎心也軟了，便勸慰，還做了幾句自我檢討，總算把她的怒火平息下去了。

蔣小麗平靜下來後，堅持自己的觀點，說他既然已經接受她的說法，那就趕緊搬離這裏吧。馮抱壤表示同意，說要不她去薦房店看看，選一處市郊接合部偏僻些的房子，看著行的，立馬下定金。說著，他掏出幾張鈔票塞進蔣小麗的手裏。蔣小麗說應該這樣，不過，人家可是要身份證明、出差證明或者戶口本的，你有嗎？馮抱壤說沒關係，你隻要選中了房子，我就有證明讓人家登記。

蔣小麗於是就出門而去。

外麵蹲守的刑警一看蔣小麗單獨出來了，就讓劉敏瑛跟上去。

這時，葉超然已經趕來了，但他沒到小宅院這邊來，而是去了附近的派出所了解相關情況。派出所戶籍警的登記冊上寫著的是原先租客的身份信息，說是一個三代五口的家庭，男主人是中學教師，妻子是貿易公司職員，男主人的老母親帶著兩個小孫子。他們是肥東戶口，因為解放初期換了工作來市區上班了，就搬過來了。當時正在搞新行政區劃，就把戶口遷進城來落在親戚那裏（解放前的合肥稱為“合肥縣”，解放後把原合肥縣一拆為三，即合肥市、肥東縣、肥西縣）。這一家子在市裏沒有房子，就暫時租居，搬來這邊前據說已經換過兩處住所了。葉超然聽著不解：難道馮抱壤這廝早已定居合肥了？想了想，就要求戶籍警把居委會幹部請來，最好還叫兩個鄰居。

居委會幹部和兩個鄰居很快就來了。葉超然一問情況，居委會幹部的說法跟派出所掌握的一樣，而鄰居的說法卻是：那戶人家上月下旬已經搬走，房子好像空著，沒看見有人搬進去。

葉超然聽後，心裏明白了，於是他去監視點跟金亞中、張楚一會合。三人議了議情況，認為馮抱壤應該是藏匿於小宅院內，決定繼續監視，到晚上采取抓捕行動。如果天黑前目標自行出來，則實施抓捕。葉超然立即向市局要求增派人手，參加抓捕。這時，劉敏瑛跟蹤蔣小麗見其回住處後返回現場複命，葉超然聽說她曾去過薦房店後，斷定是在為馮抱壤物色落腳點，於是決定先將蔣小麗控製。

蔣小麗被捕後，很快就交代了一應情況。於是，專案組正式製訂了當晚抓捕馮抱壤的計劃。

天黑後，抓捕行動開始實施。可是，一幹刑警突入小宅院後，卻發現撲了個空！經勘查，目標是從後院翻牆逃遁的。由於傍晚前下過雨，所以從痕跡推斷馮抱壤是在下雨前即下午四點前就已經逃走了。如此看來，馮抱壤是完全相信蔣小麗的報警的，隻是因為想穩住蔣，所以故意不信。所謂讓蔣去物色房子準備搬離，也是蒙人的手段而已。

六、終於水落石出

專案組隨即開展對逃犯馮抱壤的查緝，但是，一直到6月29日晚赴蕪湖外調的三刑警馮繼竹、郭豐福、小丁風塵仆仆返回合肥，也未能查到馮抱壤的行蹤信息。

6月30日上午，專案組全體成員開會。先是馮繼竹三人通報赴蕪湖調查的一應情況，有刑警聽說馮抱壤有個綽號名喚“鳥見愁”時，便作猜測：這主兒是不是有類似“神彈子”那樣的絕技，擅長使用彈弓？這個說法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大夥兒不約而同地想起黃世升6月13日外出夜間返回下榻的“碧水驛館”在竹橋上失足落水的那一幕。當時大家對此一直心存疑惑，像黃世升這樣一個身強力壯、會武術、長期活躍於山區，山間羊腸小道尚且能行走如飛的慣匪，喝了老酒就連這麽一座兩尺寬的竹橋都過不去了？那他以往長年累月在山區生活，就一直禁酒了？現在看來，應該是這個擅使彈弓射鳥百發百中的“三角禪堂”殺手馮抱壤在從中作祟。

刑警認為當時的情況應該是這樣的：兩人從老史那小酒肆出來後，其實並沒有分手，是步行一段路後攔了一輛三輪車或者出租馬車由馮抱壤送黃世升返回旅館的。這一送，就把黃世升送進閻王殿了。以馮抱壤這種老手的反偵查思路，應該不會讓車輛直接行至“碧水驛館”後麵的龍潭畔的，而是在附近停車，然後兩人步行過去，至竹橋前，兩人這才分手。馮抱壤沒有上橋，也沒離開，站在一側橋頭目送黃世升往前走。待其走到橋中間時，掏出彈弓開始下手。估計射出的不會是尋常用來獵鳥的石塊兒，而是鐵彈子甚至鐵蒺藜——多半是後者，因為鐵蒺藜在馮抱壤這種已經把打彈弓發展到一門武功的殺手手裏作為子彈射出時，其表麵不規則的鐵刺會在空中發出令人恐懼的隱隱聲響。黃世升對馮抱壤那“鳥見愁”的渾名肯定是知道的，況且，馮抱壤是受雇於人打算取其性命的，可能還會在鐵蒺藜上淬毒，挨一下絕對是要見血封喉的。所以，黃世升難免驚恐萬狀，一邊往前逃，一邊把腦袋移來晃去以避讓接二連三飛來的致命彈丸。以馮抱壤的本領，要想一丸射中目標，當然易如反掌，但他應該是不想在屍體上留下他殺痕跡，所以故意不射中目標，而是讓一顆顆彈丸在目標腦袋旁邊掠過，製造恐慌，亂其心神，導致步履不穩，最後“自然落水”。

這個目的，最終是達到了。隻是，人們永遠不可能知道那天晚上，“鳥見愁”射出了多少顆彈丸方才達到目的。

案情分析會開到這當口兒的時候，專案組獲得一個消息：鼓樓街的一口水井裏發現疑似逃犯馮抱壤的屍體！

葉超然隨即下令：郭豐福、金亞中、小丁前往看守所，把在押人犯蔣小麗提解至現場。專案組其餘成員當即前往現場，了解到該屍體是今天上午七點多被發現的。這口水井由於附近準備擴建馬路，居民搬遷，所以已經不作為日常生活所用了。上午有幾個孩子在井台上玩耍，無意間趴在水井沿口，發現井裏有什麽物件，驚叫起來引來路人，這才發現是一具屍體。派出所接到報告後當即指派警員前來處置，打撈起來後發現死者身上有刀刺創口。

市局隨即指派法醫、刑警趕到現場。法醫對屍體進行解剖後得出結論：死因是以單刃匕首從背後刺入心髒，一刀斃命；死亡時間應在解剖屍體之前的三十小時左右。死者被害前大約兩小時內曾進食，在胃內發現雞肉、魚肉、花生米等食物殘渣，並曾喝過一定數量的白酒。

市局刑警勘查水井現場後結合法醫的解剖結論所作出的判斷是：凶手作案的第一現場並非是發現屍體的水井以及周邊，水井區域係凶手處置屍體的第二現場；鑒於凶手殺人後需要轉移屍體，第一現場距離第二現場應該不會很遠，否則雖然是在夜間轉移的，也要考慮到正巧路遇由派出所組織的夜間治安巡查隊；另外，轉移屍體不可能像背個傷員那樣背著就出門了，得偽裝成貨物樣方可施行，因此凶手是使用了運輸工具的。

這是市局刑警在第二現場就地交換意見時發表的觀點。這時，有個年輕刑警發現已經被井水泡得有些腫脹的死者臉龐兩側顯出刮過後又萌生出來的半毫米左右的濃密胡茬，忽然想起“6·14”命案專案組以市局名義發布的《追逃通知》，禁不住嘀咕了一句：“這人會不會就是正在被追捕的那個專案嫌疑犯，通知中不是說那人的明顯特征是有濃密的絡腮胡子嗎？”

一語提醒了眾人，大夥兒重新圍攏來查看，又把還在一旁東張西望希望發現什麽新線索的法醫請過來查看。當時，合肥警方在下發《追逃通知》時是不往法醫室送的，所以法醫並不知道這兩天正在追捕這樣一個逃犯。幹刑警的記憶力都不錯，有位年輕刑警便把《追逃通知》的有關內容說了說，法醫仔細看了死者的臉容，說：“有這個可能。”於是，現場的刑警頭兒就派那位年輕刑警去附近找個電話向領導報告。

當下，專案組葉超然四人抵達現場時，金亞中三人已把蔣小麗提解過來，正在辨認屍體，很快就予以確認。於是，市局刑警就地跟專案組辦了交接。

專案組隨即開展工作，盡管市局刑警已經對現場勘查過了，但他們還是又查看了一遍。建國初期社會上對保護現場意識普遍缺乏，水井有屍體的消息一經傳開，圍觀群眾肯定比刑警來得早，所以井台以及周圍已經沒啥指紋、足跡可以提取的了。而以當時的刑事技術、勘查現場無非也就是提取指紋、足跡、血跡、毛發以及遺留物如衣服鞋子、隨身攜帶的物品之類，所以專案組跟市局刑警一樣並無發現。葉超然說那就走訪周邊群眾吧，看昨晚是否有人看見和聽見過什麽動靜。

走訪下來，住在水井附近路口的兩戶居民家有睡眠質量差的老人反映，前天晚上曾聽見有輕微的“吱吱嘎嘎”的聲音響過。這個“過”是指這種聲音從他們住所外麵通往水井的那條便道上經過，好像是有人推著獨輪車從馬路上往水井那邊去。刑警對此自然頗感興趣，要詢問個究竟。比如：那“吱吱嘎嘎”的聲音從您家窗外經過之後，是否又返回過？兩位耳聞者都說之後就沒再聽見過那聲音。刑警於是推測那聲音很有可能就是凶手用來轉移屍體的獨輪車車軸所發出的，估計來時因為裝著屍體，先在平坦的馬路上推動，沒有聲音，待推上已成為建築工地出入口之一而變得坑坑窪窪的便道時，獨輪車就“吭聲”了。之所以隻響過一次，那是因為凶手拋屍後獨輪車解脫了負重，所以原路返回時就不響了。

為檢驗這個推測是否具有合理性，專案組刑警借來一輛獨輪車，坐上一個人，由另一人推著從馬路上經便道往水井現場推。獨輪車在經過那兩戶居民家外麵時，由於路麵破損很嚴重，果然發出了“吱吱嘎嘎”的聲響。獨輪車上的人下來後再推，聲音就消失了。

這是一條線索，專案組決定以此為破案的切入點調查那輛被凶手用來轉移屍體的獨輪車。

當時的合肥地麵上，坊間獨輪車很多，除了公私運輸公司擁有外，市民中搞個體載人載貨運輸的也需要使用這種運輸工具。這種獨輪車的外形差不多，但輪胎材料有區別，運輸公司的獨輪車都是像三輪車黃包車那樣的橡膠輪胎，當地稱為“膠皮車輪”，私人擁有膠皮輪獨輪車的也有，但不多；大部分獨輪車都是木質輪，分兩種，一種是純木頭製作的，還有一種則是為經久耐用而在木車輪外緣箍上一圈鐵條。刑警為縮小調查範圍，找來了這三種輪子的獨輪車到現場進行測試，最後的結論是：橡膠輪胎的獨輪車由於車軸使用了滾珠軸承，所以即使載了重物在現場經過也不會發出“吱吱嘎嘎”的聲響；其餘兩種車輪的獨輪車，則都會發出聲響。

於是，警方決定把私人擁有的獨輪車作為調查的重點。

專案組分析：之前分析案情時曾有過一個推測，認為黃世升之死可能與黃世斌有關。馮抱壤是一名職業殺手，他不會平白無故衝熟人黃世升下手，應該是受雇於人。這個人，此刻刑警懷疑就是黃世斌！本來，經過警方縝密偵查，已將嫌疑對象鎖定為馮抱壤。但這個具有豐富經驗的“三角禪堂”職業殺手卻玩了個金蟬脫殼之計把專案組耍了一把，來了個不辭而別。這廝會逃到哪個旮旯去？現在屍體在眼前，說明他並未逃離合肥，而是藏匿於本市的某個被其認為相對安全的處所。這個處所，刑警認為應該是黃世斌那裏——要麽是在黃世斌的住所，要麽是由黃世斌為其安排的另外藏身之處。至於馮抱壤為何沒立刻逃離合肥，估計是他跟黃世斌的雇金賬還沒結算清；還有可能是以其經驗，料到警方會對他這樣的凶犯廣泛撒網捉拿，他的逃跑速度肯定沒有警方以電話電報作為傳遞信息工具的布控速度快，所以先找上家黃世斌躲一躲風頭再說。

那麽，既然躲藏得比較安全，怎麽又被拋屍水井了呢？刑警估計，馮抱壤跟黃世升、黃世斌兄弟以前曾有過比較深的交往，甚至雙方有過合夥作案的經曆。因此，馮抱壤對黃世斌並不提防。而對於黃世斌來說，他利用馮抱壤除掉了黃世升，這應該是一個秘密，他當然希望這個秘密塵封永久，直到他“百年善終”。可以理解黃世斌的這個心思，所以，他就下手了。從死者所挨的那致命一刀的位置來判斷，黃世斌應該是在對方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突然下手的。馮抱壤盡管是功夫不凡的職業殺手，但是絕對沒有想到黃世斌會衝他來這一招兒。

對凶手有一個大致的定位後，專案組認為從轉移屍體這一點來看，黃世斌的窩點應該就在附近區域。眾刑警對如何尋覓那輛目前已被定為偵查切入口的獨輪車進行的考慮是：在派出所的配合下，發動群眾進行排查。

接下來，竟然出現了捷徑。專案組得到了一個最新信息：居住在附近的一個名叫譚寶根的米行老板今天上午來派出所向民警報案，說他的那輛專門用於給客戶送貨的獨輪車丟失了。接待譚老板的民警將該情況做了記錄後，讓譚老板先回去，說警方會進行調查，如果有了下落，肯定會立刻通知他。正說到這裏的時候，附近一家私營煤球廠派人來報告，說他們在廠區後門外茅草遍布的荒地邊緣發現了一輛獨輪車，老板說不是本廠的物品不能拿，就讓夥計把獨輪車推到派出所來了。

經譚老板辨認，確認這輛獨輪車就是米行丟失的那輛。專案組隨即通知市局技術室派員過來提取痕跡，車把上有明顯被擦拭過的痕跡，所以隻提取到了煤球廠夥計的指紋。但在獨輪車的車架縫隙中，檢測到了血跡。經與死者的血型相比對，確認相同。於是，這輛獨輪車被認定就是凶手用來轉移馮抱壤屍體的運輸工具。

刑警向譚記米行了解到了丟失獨輪車的情況：前天下午米行打烊前，有個住在附近的居民前來購買了五十斤大米。按照規矩，購買這麽些大米是應由米行派夥計送貨上門的。當時米行正好進貨，那顧客是熟人，便說不勞他們了，把車借給他，他自己推回去就是了，反正不遠，回頭他把車還過來。一會兒，那顧客就把獨輪車還過來了。當時貨已卸完，但老板、賬房和夥計還在清點、算賬、收拾、打掃，所以他打了聲招呼把獨輪車停在米行門前的路邊後，就自行離開了。該顧客當時並未針對哪一個店裏人員打招呼，而一幹正在忙碌的店裏人員雖是好幾人都看到和聽見了，但事後互相都以為會有人去把獨輪車推進來的。稍後打烊時見門口已經沒了車子，還以為是有人已經把車推進去了，誰也不曾想到獨輪車已經不翼而飛了！直到今天上午有顧客購買大米需要送貨，方才發現獨輪車不見了，米行內部遍尋無蹤，終於意識到是失竊了。

這就為專案組提供了最小的偵查範圍——隻要追查到是誰順走了獨輪車，就等於找到了打開案件迷宮之門的鑰匙。

於是，全組刑警都撲到了譚記米行方圓五百米左右的這塊區域，連夜走訪居民，打聽有誰曾看見或者聽說過什麽人順走了米行的那輛獨輪車。7月1日下午，一個綽號為“光頭妹”的目標進入了專案組的視線。

“光頭妹”，大名淩景靈，時年十七歲。通常說來，乍一聽，這是一個少女，其實不然，他是一個小子。這小子出身中產家庭，老爸是資本家，有廠有店，娶了大小兩個老婆，可是多年來卻沒給他生下過孩子，這就麵臨著斷代風險。於是他就請郎中看西醫，吃藥無數，無效，便走另一條老祖宗傳下來的途徑，燒香拜佛，求簽許願，外加跳大神驅邪鬼。後來，不知怎麽弄的，竟然感動了送子娘娘，小老婆終於懷上了，生下來竟然還是個男孩兒。淩老板喜出望外，趕忙去寺廟拜謝菩薩，求得一枚上上簽，請人解讀下來說是要把兒子當閨女養，方能保得住養得大。於是，他不但給孩子起了個女性名字，還給孩子穿女嬰衣服，買女娃娃的玩家，而且製定新家規：家裏所有人都必須稱小淩為“妹妹”。

那麽，“光頭”一說又是怎麽來的呢？當女孩兒養，總不見得要剃光頭吧？這個，另有說法：小淩三歲時，每天晚上總會指著室內上空用稚嫩的童聲聲稱自己看見有“光頭爺爺”被倒吊著。可以想象，這話對父母的震撼力的等級之高。淩老板沒有別的辦法，還是搞迷信那套，但這個“妹子”卻繼續堅持聲稱自己看見有“光頭爺爺”被倒吊在空中。淩老板苦思無法，痛苦不堪，尋死的心都有。直到有一天，家裏來了一位淩老板早年讀書時的同學，此刻已是南京電力公司的工程師。晚上兩個老同學喝酒時，淩老板說起此事。工程師說把孩子抱出來讓他看看。這時小淩已經四歲半，長得白白胖胖，卻是一幅呆頭呆腦的模樣。工程師跟小淩玩了會兒遊戲，一邊玩一邊聊。最後，竟然被工程師發現了“光頭爺爺倒懸空中”的奧秘：那是在指電燈泡！淩老板聞之，如釋重負，驚喜之餘疑信參半，想了想，立刻派人去自家開的五金店裏取來日光燈，當即裝上取代電燈泡。再問小淩，回答是：“光頭爺爺走了！”

消息泄出，不知哪位鄰居隨口給小淩取了個綽號喚作“光頭妹”，很快就在這一帶傳開了。有個老頭兒下了條評語：這少爺長大後必是個傻小子。倒還別說，還真給言中了。小淩長到七八歲，果然是個智障兒童。這是人生一個不幸，殊不料到了解放前兩年，淩家遇到了更大的不幸：淩老板做投機生意破產，被債主逼得懸梁自盡，淩家一夜之間變成了貧窮戶。小淩由闊少爺變成窮小子，又智障，其生活狀況可想而知。

現在，有群眾向專案組反映，說看見6月28日傍晚“光頭妹”推走了譚記米行的獨輪車。於是，專案組決定跟這傻小子當麵接觸一下。考慮到凶手就在附近待著，有“明處暗處”之隱患，所以刑警沒直接登門，也沒傳喚，而是通過居委會叫了一個平時跟“光頭妹”說得上話的十五歲少年小楊，由刑警中的“老江湖”張楚一向其傳授“如何如何”，果然輕而易舉就把“光頭妹”“訛”到了預先安排好的一個隱秘場所。

跟這種智障者打交道，正兒八經是不行的，通常對方也不怕你拍桌摔凳，所以隻有和顏悅色跟他聊天，把需要了解的內容夾雜在話縫中，一句一句地遞過去，同時時不時給他吃點兒零食。這一招兒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聊了一會兒，刑警從“光頭妹”嘴裏獲得了一個可能是指使他從米行竊車的嫌疑人。不過不是姓名，好像也不是綽號，而隻是一個根據“光頭妹”自己理解而產生的稱謂，叫作“長衫先生”。

長衫是舊社會時的流行衣服，解放後因為提倡新風尚，已經不再推出。尋常的被淘汰，質地好些的長衫則改為其他式樣的衣服。到本案發生的1951年，大城市市麵上己經罕見穿長衫者了。“光頭妹”此刻所說的“長衫先生”，看來應該是舊社會時附近眾多喜歡穿長衫男子中的一個。而這位“長衫先生”並非“光頭妹”家的近鄰，因為這傻小子能把四鄰八舍大人們的稱呼全都出來，隻要給他點兒零食，哪怕一把花生瓜子，他都會“張先生”、“李先生”、“王大伯”、“劉二叔”地一個個叫得準確無誤。可是，此刻他麵對刑警向他提出“這兩天有誰給你嚐了好吃的東西”的問題時，他脫口而出的是“長衫先生”；問他是哪位長衫先生，卻又說不出來。刑警分析，很有可能是一個住在附近、平素間有時跟“光頭妹”謀麵但傻小子不知其姓氏的“長衫先生”，用零食引誘這傻小子去米行順了獨輪車供其作為轉移屍體的運輸工具。

於是，專案組決定排查這個神秘的“長衫先生”。由於這是解放前的服飾，現在已經鮮有人穿了，所以盡管調查區域不算大，但要把以前穿過長衫的適齡男子一一梳理出來，工作量還是不小的。專案組領導考慮下來，認為這個措施看似科學，但最後未必能夠據此達到目的。因為光是把穿長衫的適齡男子排查出來還不行，還得從這些對象裏進行摸查。到時候憑什麽摸查認定凶手？還得借助另外的杠杆，比如：調查法醫解剖時從死者胃裏發現的雞肉、海哲等食物殘渣的來源。因此，葉超然又指派劉敏瑛在附近向有此類鹵菜出售的飯館或者熟食店鋪、小攤進行訪查。

7月3日傍晚，一幹刑警收工，匯總調查情況，排查到七十九名適齡“長衫先生”；另外，劉敏瑛從附近菜場外麵的一個熟食攤頭的攤主那裏打聽到6月28日那天的傍晚，有一個三十多歲身穿淺藍色短袖衫的燙發女子從攤頭上買了燒雞、海哲、白汁肉、鹵豆幹等熟食。攤主回憶，說以前見過這個女子，應該就住在附近。

專案組正要開飯然後連夜分析案情時，米行譚老板打來電話，說有情況提供，要求立刻跟刑警見麵。

譚老板是個迷信觀念比較嚴重的生意人，獨輪車被竊竟然讓凶手做了轉移屍體的運輸工具，那是大大的晦氣。這車子是用來為顧客送米的，現在雖然失而複得，但凡是知道此事的顧客來買米時都一概隻買少量，自己拿回家，不勞米行免費送貨上門；還有一些顧客幹脆舍近求遠去別的米行買米了。如此，譚老板對幕後指使“光頭妹”竊車的凶手便恨之入骨，想將其揪出的心情甚至比專案組刑警還急切。於是，他突然腦洞大開：我何不如此如此，或可能把凶手找到？

於是，譚老板就對米行學徒小邢做了一番吩咐。小邢便帶上零食找到“光頭妹”，那傻小子一個人在路邊一臉無聊地溜達，嘴裏竟然正在念叨“長衫先生”。小邢當然不清楚“長衫先生”是什麽意思，就與其搭訕，遞上零食，然後學著幕後指使者，讓“光頭妹”去米行門前悄悄把那輛獨輪車推走。估計這傻小子是把這種行為當作遊戲來玩了，聞之頓時來了勁兒，連連點頭表示願意。又問把獨輪車推到哪裏去？小邢按照譚老板的吩咐說：“隨便，你想推到哪裏就推到哪裏。”

小邢的誘導到此結束，“光頭妹”便去米行門前。那裏，一幹店員夥計都在店堂裏忙活，那輛獨輪車則故意停在6月28日失竊時的那個位置。對於“光頭妹”這樣的智障者來說，幹這種事兒沒有害怕意識，他二話不說，上前把車推了就走。這時，譚老板安排的另一個角色——鄰家年方十二歲的小學生小許出場了。他的任務是跟蹤，要弄清“光頭妹”把獨輪車推到哪裏去。

結果，“光頭妹”把獨輪車推到了大約半裏地之外的一家文具店門口，把車子停在人行道樹下。這是一家由一對中年夫婦經營的隻有一個門麵的小店，這時正準備打烊。“光頭妹”剛把獨輪車停穩，還沒轉身，老板娘便一個箭步從店裏衝出來，急赤白臉道：“這傻子，又把車子推來了……”還沒往下說，就被其丈夫打斷：“你胡說些什麽呀！進來！”讓老婆進去，他自己倒大步走出來了。小許隔著馬路看去，隻見他一邊四下觀望，一邊俯身跟“光頭妹”小聲說著什麽，掏出一張鈔票塞給傻小子。“光頭妹”連連點頭，將獨輪車推著離開了。小許繼續跟蹤，“光頭妹”把獨輪車推了一段路後，看見路邊有賣新鮮蓮蓬的地攤，就把車子就地一放，用文具店老板給的錢買了幾個蓮蓬，一邊剝一邊吃著往前走了。攤主要找錢給他，他也不理睬。

譚老板於是立即向專案組報告：文具店趙姓老板有嫌疑！

專案組當即指派郭豐福、劉敏瑛對文具店實施監視。小劉進入臨時監視點後，注意到正在上門板準備打烊的老板娘的中波浪燙發，心裏一動：這不是菜場熟食攤頭的攤主所說的28日傍晚去買鹵菜熟食的女人嗎？與此同時，專案組已經控製了“光頭妹”。

當晚稍後時分，文具店老板夫婦被捕。刑警對文具店後麵的住宅進行勘查，在作為餐廳使用的一間屋子裏提取到了凶手處理現場時被遺漏的血跡和指紋。經檢驗，血跡和指紋均與死者馮抱壤相符。

連夜進行訊問，文具店老板夫婦對雇傭馮抱壤以“鳥見愁”神彈子之手段導致黃世升在慌亂中失足落水溺亡，然後又在馮抱壤暴露後設計將其滅口之兩起謀殺案供認不諱。誠如之前專案組所預料的，化名趙藍雨的文具店老板確係罪大惡極的慣匪黃世斌，其妻沈美雲亦係一度活躍在皖南地區的女匪尹桂蘭。兩人在1945年逃亡江湖，最後在合肥結為夫妻，改名換姓開了家文具店洗白身份。國民黨警察局未曾發現眼皮底下藏匿著這麽一對屢次上通緝榜的慣匪，兩人得以安然度過了將近四年。1949年1月合肥解放後，他們繼續隱藏，偽裝老實，未被公安機關發覺。轉眼到了1951年初夏，這對慣匪夫婦終於發現“流年不利”。先是5月下旬黃世斌外出進貨時被當年的江湖好友、“三角禪堂”職業殺手馮抱壤發現，黃世斌枉為慣匪，竟然沒有察覺被馮抱壤一路跟蹤到文具店。其時，逃犯馮抱壤手頭拮據，便開口向黃世斌借錢。黃世斌意識到這是有借無還的敲詐，但出於無奈隻好掏出來。此後，馮抱壤又來過兩次，不知從哪裏弄到了錢，還了借款。不久，黃世斌又遇到了一樁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倒黴事”——他的嫡親老兄黃世升不知從哪裏獲得了他的信息，突然登門拜訪。見麵連寒暄也省略了，直接向老弟“借”黃金十兩，說是大陸已經無處藏身，決定偷渡海外，他雖然已經籌措到了若幹經費，但“窮家富路”，自然得多備些。黃世斌十兩黃金倒是掏得出，但他擔心借了十兩回頭哥哥再次開口，而且數額會增加。如果黃世升真是準備偷渡海外，從皖北到南方路途遙遠，途中以及偷渡時很有可能會出事。拒捕打死了倒也無所謂，就怕被公安生擒活捉，沒準兒會供出已經在合肥安然多年窩著的兄弟弟媳兩口子。因此，黃世斌以“手頭拮據，設法籌措”為由先將其穩住。往下如何？再作考慮。他這樣做，不過是出於自身安全考慮，準備將其滅口的。

嫡親兄弟久別重逢，黃世斌自然要款待一番。巧的是，他出去買鹵菜時，正好遇到馮抱壤來拜訪。於是截住，告知黃世升突然現身，讓馮抱壤回避不見，隱在附近，回頭黃世升告辭離開時，尾隨跟蹤，弄清其下榻何處。這對於職業殺手來說，是一樁小事，馮抱壤一口答應。就這樣，黃世升下榻“碧水驛館”的信息輕而易舉被黃世斌掌握了。

當晚，黃世斌夫婦兩人反複商量，決定把黃世升幹掉。黃世斌說此事可交給老馮去做，給他十兩黃金，完事後遠走高飛。次日，黃世斌跟馮抱壤一說，老馮點頭。馮抱壤對此事積極性頗高，隨即製訂行動方案，考慮到不能留下謀殺痕跡，他接受了黃世斌的建議，決定製造一個跟黃世升“不期而遇的驚喜”，然後找個地方去喝酒，把對方灌得差不多後送他返回旅館，以其神彈子手段使對方落水。龍潭水深，這個旱鴨子在喝高後掉落下去，絕無生還可能，而且死後不留他殺痕跡。

馮抱壤對於搞暗殺行動具有豐富經驗，他收下一半定金後，隨即對目標實施秘密監視。6月13日晚，黃世升在“仁心齋”與穆老五、萬利生喝酒，當然被馮抱壤盡收眼底。待黃世升與穆、萬二人分手後，馮抱壤立即現身跟黃世升來了個不期而遇。他跟黃世升的關係比較鐵，黃世升不疑有他，江湖人見麵，自是要喝幾杯。於是，馮抱壤順利幹掉了黃世升。

次日，馮抱壤跟黃世斌見麵，拿到了另一半傭金。按照約定，馮抱壤應該立刻遠走高飛的。可是，他因為在合肥有可靠的藏身點，所以不想離開。哪知，共產黨公安遠比國民黨警察厲害得多，沒幾天就被人家發現了線索。馮抱壤在慌亂之中逃離窩點，尋思一時無處可去，便去了文具店。黃世斌對於老馮的爽約自是惱火，以其生性和行事風格，這人絕對不可留了！當然，像馮抱壤這樣的職業殺手，黃世斌不敢貿然下手。況且，殺人之後，文具店內難以埋屍，必須選妥合適的拋屍處，還得準備好運輸工具。於是，他立刻著手處置。找好拋屍點後，6月28日傍晚前他去譚記米行對麵的鞋帽店買鞋子時，發現了米行門口停著的獨輪車，於是就利用“光頭妹”將車子順到手。當晚，黃、沈夫婦互相配合，終於將馮抱壤幹掉，然後拋屍於一裏外的鼓樓街水井。

1951年9月14日，黃世斌、沈美雲夫婦被皖北行署區軍管會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光頭妹”淩景靈因智障而免予處罰。穆老五、萬利生另案處理。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