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173：“白衣天使”盜劫案

【塵封檔案】係列之173：“白衣天使”盜劫案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21年第04期

文：範匯公、羅閑丁

 

一、外僑猝死

　　1952年元月2日，是一個北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嚴寒日子。淩晨兩點不到，上海市公安局黃浦分局值班室接到一個“報告死亡”的電話。

　　電話來自位於乍浦路橋堍的上海市公濟醫院，報稱該院住院部有一位前天人住單人病房的男性病人葉先生剛才死亡了。值班警員問死亡原因，對方說哮喘發作，搶救無效，也就不到半個小時人就走了。警員問葉先生是患什麽毛病入住醫院的，對方答稱這患者是老哮喘，一到冬天就發病，一發病就來醫院要求住院，而且必須給他安排單人病房——費用當然不菲，但人家掏得出，就盡可能予以安排。警員感到不解，因哮喘病入住醫院，半夜發作，搶救無效撒手西歸，盡管不幸，但應該屬於正常現象，哪家醫院不死人的？為什麽要報告公安呢？這時，對方才作出說明：死者是外國僑民，按照公安的規定，是必須報告的。

　　於是，按照程序規定，上報上海市公安局。市局立刻通知外事科指派值班警員前往公濟醫院，同時，黃浦分局治安科也派員前往，會同市局外事警員處置此事。

　　公濟醫院距黃浦分局不遠，治安科警員小許騎自行車趕到醫院時，駕警用摩托車前往的市局外事警員老殷也已抵達。

　　公濟醫院是上海灘一家老醫院，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天主教江南教區創辦。從創辦開始一直到抗戰勝利，都隻收治外籍患者，其性質屬於療養性醫院。即使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滬上租界被日寇占領期間，該院也隻關押英美僑民中的病囚。戰後該院作為敵產被舊上海市衛生局接收，方才改為公立醫院，對市民開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該院被市軍管會接管時，共有病床490張。本案發生時，該院仍然叫公濟醫院，1953年元旦改名為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

　　來的路上，小許、老殷隻當這一趟差使屬於正常履行一下程序，外僑因病去世，醫院向公安機關報告，警方派員前往核實，然後讓醫院填一份單子，簽名蓋章。如果有家屬在場的話，例行公事表示一下撫慰就算完事了。沒想到，跟醫院方麵一接觸，發現此事並沒有那麽簡單。

　　死者是個白俄，名叫葉夫根尼，六十歲，住提籃橋區鄧脫路——解放後改名丹徒路，但一班老住戶仍習慣以舊名稱之，這位葉先生的病史登記上就是這樣填寫的。前天，即1951年12月31日晚七時許，葉夫根尼坐一輛三輪車來到公濟醫院掛急診，自訴氣短、憋悶、呼吸困難等症狀。接診醫生是個年輕人，翻看了患者帶來的舊病曆，說您這是哮喘病症狀，這上麵記載著已有多年病史啦，可能跟氣候倏冷有關係，住院治療吧。葉夫根尼說我也是這麽想的，把生活用品都帶來了，請給我安排單人病房。

　　這天晚上是1951年與1952年新舊更替時段，因為節前許多住院病人出院，病房有空餘，這位葉先生就被安排進了住院部二樓東側的一間單人病房。當時醫療機構沒有如今所謂的“護工”，醫院對難以自理的病人采取兩種做法：輕度的由當班護士在例行巡查病房時負責解決，其他時間病人如有需求，可用鈴聲召喚護士；嚴重的則由醫院安排看護在病房值守。看護也屬於護士，通常是實習生或者剛入職的新護士。單人病房就是頭等病房，不管入住病員日常生活能否自理，都會配備一個看護，承擔該護理對象的包括醫護及生活護理的全部服務。

　　葉夫根尼的這間病房也是這樣。但是，老葉對醫院的這個安排卻不以為然，他不喜歡整天有人在眼前晃來晃去，更討厭晚上入睡後有人待在同一間病房裏打盹兒，所以，他每晚臨睡前都會把看護打發走。

　　被打發走的看護當然不能提前下班，也不敢離開病區，隻能在護士室（當時的護士工作有專門的房間，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在走廊裏設護士站）坐坐，見值班護士忙碌就搭手相幫一下。不過，不能做其他事情，哪怕自學《XX護理學》也不行。對於老葉這個有點兒另類的病員，看護小邱自然不敢疏怠，每隔個把小時就會偷偷踅進病房去查看一下。

　　葉夫根尼經醫生治療後，哮喘症狀減輕，這天晚上睡得很熟。次日起來，自覺狀態已大有好轉，心情不錯，對換班的看護小黃以及查房的醫生甚至在走廊裏溜達的病友都很客氣，一個個致以新年問候。這天，他的哮喘又發作過三次，但不算嚴重，按照醫囑服藥並進行吸氧處理後，很快就平複了。

　　一天無話。當晚，又是小邱值班，一切依舊。午夜過後，小邱正在護士室做棉花球，忽然電鈴聲大作，看顯示板上閃爍的紅燈，正是葉夫根尼所住病房發出的呼喚。小邱急忙趕去，隻見老葉躺在床上，猶如剛剛被撈上來的魚，大張著嘴巴艱難地呼吸，臉色白中透青，隱隱還有些許灰色。這是哮喘嚴重發作時的症狀，並且已經影響到心髒功能，臨床上屬於“瀕危”的情形了。小邱見狀大驚，也不敢助其吸氧，立刻按鈴急召醫生。

　　當時的醫院設施跟如今不可同日而語，這種搶救就在病房裏進行。值班醫生急急趕到，檢查下來，發現病人的支氣管嚴重痙攣，心跳頻率異常。醫生認為心跳異常應是支氣管痙攣引發，因此先得把痙攣控製住。這時，接到電話的英國籍內科專家丹尼爾先生也來了，他就住在公濟醫院後麵與醫院連通的宿舍裏。丹尼爾讚同值班醫生的診斷，隨即實施控製痙攣的措施。可是，兩人竭盡全力，還是未能控製住病人的支氣管痙攣和稍後出現的心髒危機，大約半小時後，葉夫根尼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死者是俄羅斯國籍（此指沙俄），醫院根據解放後國家的規定，即向轄地警方黃浦分局報告。同時，又按照葉夫根尼辦理住院登記手續時留下的資料，指派專人騎摩托車前往其住所丹徒路通知其家人。老葉早年有過婚娶，二十年前妻子病歿。之後他單身多年，直到抗戰勝利後的次年方才跟一個中國女子同居，算是結束了單身生活。這個四十五歲的女子是個東正教徒，名叫郭金妮，是一家私立中學的音樂老師，去年夏天因中學解散而失業。接到噩耗，她深感震驚，即搭乘來人的摩托車前往醫院。

　　麵對著葉夫根尼的遺體，郭金妮自是悲痛。但她出身東正教家庭，據說已經三代信教，周歲即洗禮，是個資深教徒。麵對愛人的死亡，她倒沒有像尋常婦女那樣哭天搶地，還保持著一份清醒。這位音樂老師在向死者致哀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理遺物。這一整理，發現了異常：老葉入院時隨身攜帶的一個細長口袋以及手表都不見了！

　　手表倒還罷了，據郭金妮說，這個由她親手縫製的布袋，長半尺、寬三寸，裝滿東西後呈圓棍狀；兩側連接手指粗的布繩，可以拴在腰間。裏麵裝著老葉的畢生積蓄，具體多少她不清楚，但曾看見過老葉將其倒在桌上清點的一幕（一瞥而已，隨即就回避了），記得有金條、首飾和銀元，還有折疊成長條的綠色美鈔。這個布袋老葉一直拴在腰間，晚上睡眠時是否解下她不清楚，因為這對同居者是分室而居的。

　　這麽一說，醫院方麵引起了注意。值班醫生比較謹慎，也很細心，阻止了護士長叫看護翻查病床的企圖，而是馬上電告總值班，總值班則打電話通知保衛科值班人員。當晚在保衛科值班的是科員小鍾。小鍾出身小資本家家庭，高中沒讀完，因家道敗落輟學。之前他在學校秘密參加了地下團組織，失學後團關係轉到地下機關，以“找工作”為名跑交通。上海解放後，組織上考慮將他安排到新政權接收的醫療機構工作，為此還進行了一段時間的培訓。1949年10月，他被分派到公濟醫院當了保衛科科員。

　　小鍾趕到病房，了解情況後，說不是已經報分局了嗎？死者是外僑，按照規定，公安部門會派人來實地查看的，估計人馬上就要到了。這邊什麽都別動，所有人員退出病房，等警察過來後聽人家的。

　　說話間，老殷、小許已經抵達醫院了。兩人聽明情況，交換了意見，決定先查看一下現場。老殷是原滬上公共租界巡捕房刑事捕探出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願繼續給汪偽政權的警局效力，遂辭職。抗戰勝利，老殷應邀返回國民黨政權的警察局，還是幹刑警。解放戰爭時期，他曾協助中共地下黨做過一些秘密工作，解放後被新政權留用，因熟悉警務且精通外語，被分派到市局外事科。小許麵對著這樣一位前輩，所謂“意見”無非就是“我聽您的”。於是，老殷就請小邱拿來三副醫用橡膠手套，分別戴上後入內查看，小許是助手，小邱則打下手。

　　檢查下來，死者身上確實沒有郭金妮所說的小布袋。把遺體移到擔架上，檢查了整張病床，也沒有發現。老殷不愧為老刑警，讓小許、小邱配合著把病床的棉被、床單卷紮起來封存，然後要求醫院把老葉的遺體移送太平間，說可能需要解剖。打電話向市局請示後，即與小許前往丹徒路葉夫根尼的住所查看。

　　管段派出所的警員已經等在門口了。據派出所民警介紹，老葉是職業調音師，還兼營出售樂器零配件和易損件，其住所乃是前店後宅格局。所謂查看，其實就是搜查。當然，老殷提出實施此舉，並非主觀懷疑死者生前有什麽不軌，而是因為老葉是單身，同居的郭金妮不一定知曉其生前的財產情況，需要對郭金妮所說的那個不翼而飛的小布袋究竟是否存在以及攜往醫院的真實性作出判斷。

　　查看住所的結果是：老葉家中藏有銀元一百三十三枚、人民幣二百餘萬元（此係第一套人民幣，與1955年3月1日發行的第二套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10000︰1。下同），未見其他金銀珠寶、古玩字畫等貴重財物。另外，發現郭金妮居住的臥室內有女式首飾一套五件，均由滬上九大銀樓之一的“裘天寶”出品，盛放的盒子中附有寫著郭氏姓名的發票，上麵的日期是民國十六年（1927年），郭說這是其當初出嫁時娘家的陪嫁。

　　老殷據此進行推理：葉夫根尼係白俄僑民，應是十月革命後逃亡來華定居滬上的。他長期生活於戰亂年代，經濟方麵的處世第一要旨應是硬通貨意識，隻要手頭寬裕，理應把法幣（國民政府抗戰前發行的貨幣）、金圓券兌換成“黃白綠”（舊時上海灘對黃金、銀洋、美元的稱謂），而現在其住所隻有銀元和人民幣，未發現“黃”、“綠”，如此看來，郭金妮的“小布袋”之說基本屬實——至於為什麽家裏的一百三十三枚銀元沒有帶在身邊，隻能留待往下由辦案人員去研判了，此刻老殷隻是初步認定郭氏所言是否可信，以供領導決定是否應該立案調查時作為參考。

　　老殷把上述思路跟小許交流，小許頻頻點頭，眼露欽佩之色。兩人遂返回公濟醫院，由老殷向市局總值班打電話匯報一應情況。總值班下達指令：通知公濟醫院必須完整保護現場和死者遺體；死者隨身的遺物以及被褥床單等物品由老殷帶回，暫由外事科作為物證保存。

　　根據當時的規定，凡是涉及外僑的刑事案件，概由市局負責偵辦。1月2日上午十時許，上海市公安局領導班子在1952年的首次局務會議上作出決定：對葉夫根尼之死進行初步調查，暫不立案。

　　刑技人員、法醫隨即出動，自然也得扯上已經熟悉相關情況的外事警員老殷。刑技人員對老殷的保護現場之舉頗為讚賞，很快，他們就有了發現——

　　一是在床單上提取到些許布質纖維，經與郭金妮提供的她當初為老葉縫製那個小布袋時剩餘的布料比照，確認同一。據此可以認定，郭金妮所言老葉隨身帶著那個裝著“黃白綠”的小布袋的情況屬實。被老葉縛於腰間的小布袋已被人掠去，其作案手法是用一把不甚鋒利的小刀割斷了與小布袋連接的布繩，遺留在床單上的布質纖維就是這樣產生的。

　　二是在病房的床架、床頭櫃、凳子等家具上發現多枚紗手套指印以及不完整的手掌印。之前進出該病房的老葉、看護、醫生和警員老殷、小許，以及一天兩次按點（醫院規定探望住院病人有固定時間段，一般是下午和晚上各兩小時）前來探視的郭金妮都未戴過棉紡手套，可以認定這是案犯留下的。

　　法醫屍檢結論是：葉夫根尼死於隱性冠心病發作，誘發這種疾病的原因是老葉遭到盜竊或者搶劫後，情緒過於激動，導致支氣管痙攣，進而引發心髒病死亡。

　　至此，結合刑技鑒定和法醫剖檢結論，初步認定該案係財產型刑案，可能是盜竊，也可能是搶劫，具體案由，需視接下來的案件偵查情況予以認定。但不管怎麽說，立案是肯定的了。

上海市公安局決定，由市局和黃浦分局分別指派刑警組成專案組，對該案進行偵查。

 

二、連環劫案

　　午後，由伍嶽生、樂常富、騰博飛、盛時思、宋萃才五名偵查員組成的專案組在黃浦分局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市局外事科民警老殷受邀到場介紹案情，他同時也是外事科指定的專案組跟蘇聯領事館發生工作聯絡時的警方代表，雖然不是專案組成員，但他可以隨時了解案件的偵查情況和工作進度，專案組長伍嶽生也代表專案組要求老殷有空（他還承擔其他警務外事工作）多來坐坐，最好能參加案情分析。

　　老殷介紹過本案的案情後，又將其調查到的關於死者葉夫根尼的簡曆向專案組作了通報——

　　1892年，葉夫根尼出生於裏海第二大島秋列尼島的一個軍人世家，其父生前係沙俄海軍少將。老葉早在少年時代就被同學送了一個綽號日“將軍”，不過，這個綽號還是在上海灘被人叫得最多，這與其西洋樂器的高超演奏水平和精湛調音技能有關。可能得自其音樂家外祖父的基因遺傳，老葉自幼就對音樂感興趣。其母係大學音樂教授，在老葉三四歲時就與外祖父一起對其進行培養。按說，老葉成年後應該做一名音樂工作者，但海軍少將老爸認為他唯一的兒子應該繼承家族傳統，效力於沙俄軍隊。為此，將軍和音樂教授妻子發生了激烈爭執，最終達成協議，讓兒子進入海軍軍樂隊做一名小提琴演奏師一一既有了軍人身份，也不耽誤玩音樂。

　　軍隊的演奏師也有軍銜，到了1917年，二十六歲的老葉已經是海軍少校了。晉升少校不過三個月，十月革命爆發，沙俄政權謝幕。其時老葉的海軍少將老爸已經病歿，老葉沒有參加之後沙皇舊部在西方國家支持下的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軍事對抗——這場大規模對抗一直持續到1922年才以舊軍隊的失敗告終——而是選擇逃亡。數年間，他輾轉於蘇聯遠東地區、中國東北地區，最後來到上海定居。

　　滬上市民把俄國僑民統稱“白俄”（所謂“白”，指的是白種人的膚色，而非特指白俄羅斯這個民族），本文為敘述方便，以下也以“白俄”稱之。上世紀二十年代前後，有數以萬計的白俄來到上海，以各種職業為謀生手段，多居住於法租界的霞飛路（今淮海路）和原美租界（後英美租界合並為公共租界）的虹口一帶。

　　老葉唯一的技能是音樂，但初到上海，無法借以作為謀生手段。當時他已經結婚，還生了一子，有養家糊口的責任。萬般無奈之下，便把隨身唯一的值錢物品把至少已有百年曆史的小提琴出售作為本錢，開了一家麵包店。但他不是做生意的料，麵包店經營不善，又改為西餐社。不久西餐社失火被焚毀，老葉隻好去匯山碼頭扛大包，還涉足過清道夫、守夜人、門衛等職業。1930年，因一次偶然的機會，被人發現他居然是一個技藝高超的小提琴演奏師。公共租界交響樂團（也是滬上第一支交響樂團，解放後改組為上海交響樂團）聞訊後，召其去試了試，當場簽發聘書。

　　老葉在這家樂團擔任了三年第一小提琴演奏師，其間，他發現得自外祖父、母親真傳的調音技能似乎比演奏小提琴還受人歡迎，遂辭去公共租界交響樂團的工作，自己開了一家出售各種西洋樂器的店鋪，同時接受預約，上門為顧客有償調音。很快，他的名氣就傳遍了上海灘，前來預約的顧客得登記排隊，最盛時要排到三四個月以後，熱門程度等同於如今的名醫專家。

　　老葉的俄國妻子於1932年病歿，他未曾再娶，所生一子隨其生活。小葉跟老葉一樣，對音樂頗有感覺，從教會高中畢業後去了教堂，做資料管理員的同時，還擔任唱詩班的第一小提琴手兼音樂指導。1940年，小葉被“軍統”發展為外籍特工，次年執行一項秘密任務時失蹤。戰後，老葉接到通知，其子係被日本憲兵隊特高課秘密逮捕，審訊時跳樓自盡“軍統”送來了一筆撫恤金，老葉轉手就捐給了教堂。此後，老葉偶然結識了同樣酷愛音樂的喪偶中學音樂教師郭金妮，兩人接觸下來有一種情投意合的感覺，於是就同居了。據郭說，她是願意嫁給老葉的，但老葉說他永遠忘不了原配妻子，所以隻能同居。

　　老殷對葉夫根尼身世和生前活動的介紹，使專案組偵查員兜在心裏的第一個謎團有了答案。之前他們認為，老葉是沙俄貴族出身，加之在音樂方麵的學養，怎麽會把大部分積蓄裝在一個小布袋裏綁在腰間天天隨身帶著？這明明是沒見過世麵的鄉下人的習慣嘛。聽了老殷的介紹，他們對於老葉的“惜財如命”有了理解：原來這個前貴族曾有過掙紮在社會最底層的經曆！

　　第二個謎團也隨之而解——老葉在家裏還藏有一百三十三枚銀元，可是據郭金妮說，那個小布袋裏的銀元隻有七八枚。這些銀元為什麽沒有和金條、美元一起放在那個寸身不離的小布袋裏？總不見得是為了湊齊“黃白綠”討個好口彩吧？刑警估計，這七八枚銀元對於老葉來說可能具有某種特殊意義，比如那是他從裏海老家帶出來的俄國錢幣，或者是他的結發故妻留給他的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物品，再或者他有收藏錢幣的愛好，這幾枚銀元屬於“錯版”、“絕版”、“限量版”，等等。

　　偵查員的這個判斷果然靠譜。本案破獲後，追回的贓物中還剩五枚銀元，經專家鑒定，均屬於珍貴錢幣中的上品。案犯已經賣掉的兩枚，賣價竟然高達一兩黃金一枚——當時滬上銀行的銀元收購價是一萬元一枚，黃金收購價是九十六萬元一兩（十六兩老秤，約33.3克），換句話說，老葉收藏的銀元，其市價相當於普通銀元的九十六倍！

　　刑警根據刑技人員的勘查、法醫剖檢及向郭金妮了解到的情況，對案情作了以下梳理——

　　用如今的說法，郭金妮是老葉的鐵杆粉絲，老葉則是郭金妮的超級偶像。郭金妮在偶然結識老葉這個當年公共租界交響樂團的首席小提琴演奏師和名滿江南的調音名師後，毅然擺脫了多名適齡中外男性的追求，把比她大十五歲的老葉作為首選結婚對象。最後，這個才貌雙全的中年美婦基本達到了目的，得以入住葉宅與偶像同居。對於已在滬上待了整整三十年的老葉來說，以他的閱曆和聰明，已經不知不覺把自己培養成為滬上的一名老克勒。要達到這樣一個稱號標準，必須具備上海人特有的精明，別的都好說，對於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產，老葉肯定是極為重視的。翻開民國時的《申報》、《中央日報》等報紙，舊上海的詐騙案件幾乎天天有報道。所以，老葉必須對郭金妮設防，不管她是否有騙取錢財的主觀意圖。於是，就有了“小布袋”的動作。那天老葉毛病發作，郭金妮叫三輪車送其去公濟醫院時，他也沒解下那份財富。

　　這份財富有多少呢？專案組估計不會少於三千萬元人民幣（折合新版人民幣三千元）——這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上海灘，乃是一筆不菲之財。而破案後警方請相關行業的老法師對追回的這筆財物的估價更是令人咋舌——竟達七千萬元之多！

　　老葉入住公濟醫院後，經醫生的悉心治療，控製住了病情。元旦晚上郭金妮去醫院探視時，他還樂觀地表示再住兩三天醫院就可以出院回家了。那天，郭金妮是晚上八點四十五分離開醫院回家的。當時老葉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都不錯，郭告辭時看護小邱正好來給老葉吃藥，老葉指著小邱對郭金妮說，這小姑娘服務態度挺好的，關照郭明天下午來探視時別忘了帶一大塊巧克力犒勞人家。郭離開後，醫生過來查房，也認為該病人狀況有明顯好轉。

　　醫生查房時，看護小邱照例跟隨。醫生離開後，老葉對她說，小姑娘你聽見了，醫生說我的狀況好轉明顯，今晚我仍舊不需要陪護，你去休息吧。小邱遂關閉病房內的照明燈，打開小夜燈，跟老葉道了晚安就離開了。根據醫生和看護的記錄，這時還不到晚上九點。四個多小時後，老葉突然發病，按電鈴求救。搶救過程前麵已有交代，醫生也有結論，法醫也未發現老葉身上有遭到來自外部侵襲的跡象，但是，老葉拴在腰間的那個價值不菲的小布袋卻不翼而飛了！

　　刑技人員在病房床單上發現了少量布質纖維，表明老葉的小布袋是被人用水果刀割斷布繩後取走的。但現場未發現搏鬥或掙紮痕跡，鄰屋病員也沒有聽見老葉的病房裏傳出過什麽異樣響動，那麽，案犯是如何做到既不施展暴力手段控製老葉，又能用水果刀割斷布繩從他身上取下小布袋的？還有，為什麽案犯不解開繩結取走布袋，而偏偏要用刀子割斷呢？

　　刑警詢問郭金妮，據郭說，老葉但凡外出，必把小布袋上的布繩在腹前扣上連環死結。刑警據此猜測，可能案犯在匆忙間無法解開連環死結，幹脆就用刀子幫忙了。不過還有疑問：老葉為什麽不反抗？他雖然年屆花甲，但身材魁梧，腰圓膀粗，年輕時練過拳擊摔跤和俄羅斯特有的自衛角力，四十歲那年還參加拳擊賽並獲得名次，隻要哮喘不發作，身體還是不錯的。

　　當然，他可能被案犯用刀子之類的凶器逼住了。不過，從小布袋繩子的斷痕看，割斷繩子的小刀並不鋒利，多半是水果刀之類。以老葉的身手，在沒有發病的情況下，這類小刀還嚇不住他。如果對方用的是鋒利的匕首，老葉可能會有所忌憚，可如果是這種情況，用匕首挑斷繩子不就行了——這樣也就不會掉落布纖維了，為什麽還要換一把比較鈍的小刀？難道對方有手槍？這玩意兒倒是可以鎮住老葉的。

　　此外還有一種可能，老葉之所以沒有反抗，會不會是案犯使用了蒙汗藥之類的麻醉藥物，使老葉在短時間裏失去了知覺？也就是說，當時這間單人病房裏可能發生了這樣一幕：案犯（根據現場勘查發現的戴著棉紗手套的掌、指痕跡，應是兩人）在元月2日淩晨一時許潛入老葉所在的單人病房，當時老葉可能正在熟睡中，並未發現有人潛入。然後，案犯取出隨身攜帶的用麻醉藥物浸泡過的手帕之類，蒙住老葉的口鼻。當時老葉即使處於蘇醒狀態，也來不及掙紮或喊叫（口鼻被蒙住），還沒反應過來就失去知覺了。

　　刑警中的騰博飛出身西醫家庭，其老爸是外科醫生，他對麻醉的情況有些了解，發言說估計案犯對麻醉被害人的時間控製得比較短，不會超過十分鍾——這跟案犯落網後交代的情節相符。

　　案犯完成作案離開現場不久，老葉醒來。可以想象，已經習慣於把全部家當拴在身上的上海灘老克勒必定會伸手去摸那個小布袋，這一摸，自然是一個激靈，立刻撐坐起來查看是怎麽一回事。最後的結論隻有一個：我的財產沒了！

　　在這樣的刺激下（也許還要算上麻醉藥物對氣管產生的副作用），老葉情緒激動，發病不治身亡。

　　如此這般一分析，專案組長伍嶽生尋思，看來需要去一趟公濟醫院，對元旦當晚的大門夜班門衛以及和老葉住在同一病區的病號進行訪查（之前老殷、小許已經接觸過醫務人員，他們當時都在各自的辦公室內，沒發現異常情況）。伍嶽生隨即下令：全體出動！

　　這一步棋走得很準，調查下來，門衛老汪和病號趙某都有相關反映。當時滬上的醫院，午夜過後都是關閉大門的，公濟醫院也不例外。五十掛零的老汪是個老派打工者，嚴格執行醫院的所有規章製度。附近的外灘海關大鍾敲響十二下後，他就關上了大門。從午夜到清晨五點這段時間裏，如果有包括救護車在內的車輛需要出入，門衛會打開大門；如有夜間急診的病家前來，則開啟大門旁邊緊挨門衛室的小門。老汪記得，大約在一時過後，有兩個人進來過，個頭兒一大一小。大個子戴了副眼鏡，穿黑色棉風衣，小個子穿藏青色棉風衣，一直低垂著頭，兩人都戴著毛線編織的深褐色羅宋帽。大個子攙扶著小個子，用手指關節輕叩門衛室玻璃窗，示意開門。老汪注意到，大個子手上戴著毛線手套。

　　老汪立刻起身走出門衛室，把小門開啟。兩人人內，朝著急診室方向走去。這二位在院內待了大約二十分鍾，還是那副裝束出來了，不過，此時小個子已經可以不必攙扶自己步行了。由於這段時間裏隻有這麽兩個家夥出入醫院，刑警有理由懷疑他們是作案者。

　　應該說，這對心懷叵測的案犯的作案手段頗為簡練，這一點，可以從同病區住院的一位中年男病員趙某的證詞中得知。該男子是個嚴重失眠患者，當時還沒有“失眠症”、“憂鬱症”的說法，統稱為“神經衰弱”。這人的神經已經衰弱了二十多年，呈現越來越嚴重的征象。放在如今，哪怕沒什麽醫學常識的尋常人也一看便知他是“憂鬱症”，但當時隻是當“神經衰弱”來治，嚴重的就住院。

　　趙某是舊海關工作人員，據說業務上有一手，解放後先是留用，後因健康緣故，調往華東軍政委員會下轄的物資調配處當了一名文員。海關也好，物資調配處也好，都是需要一絲不苟的崗位，這個老派知識分子長期從事此類工作，腦子裏隻有一根筋，不管什麽事情，隻要認準了就會一“軸”到底。此刻住在醫院裏治病也是如此。

　　醫生對他的失眠束手無策，隻有開安眠藥。當然，跟他在單位醫務室開的安眠藥檔次不一樣，據說是從香港搞來的進口貨，尋常失眠患者還輪不上用。趙某吃這種進口藥，效果很好，可以一覺睡到天明。可是，他的“軸”勁兒上來了，認為同樣是安眠藥，為什麽不把醫院的這種藥分發到單位醫務室呢？為什麽非得住進醫院才給開這種藥呢？這不是一種浪費嗎？浪費了住院費治療費，以及不能上班給國家工作造成的損失。為此，趙某給陳毅市長寫了一封信反映這個情況，元旦前夕剛剛讓探視的家屬掛號寄出。然後，他就拒絕服醫院的藥，改服自己帶來的單位醫務室配的藥，說等到他的反映有了結果再說。

　　醫務室開的藥效果確實一般，元旦晚上趙某隻睡了兩個小時就醒了。他是享受公費醫療的，身份屬於普通幹部，隻能住集體病房。生怕自己睡不著鬧出動靜擾了病友，他幹脆穿上衣服出了病房在病區走廊裏溜達，走累了，就搬張椅子坐在光線好的位置看書。

　　那天晚上，趙某在病區一角悄沒聲息地看書時，注意到從另一側樓梯門外進來了兩個身穿白大褂、頭戴醫用無簷帽的“醫務人員”。趙某眼力還不錯，隔著整整一條走廊，居然把二人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個三十歲左右、戴黑框眼鏡的男醫生和一個二十來歲的女護士，醫生雙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裏，右側口袋裏露出一截聽診器膠管，護士雙手交錯放在身前，右手持一個木板夾，上麵夾著白色紙張。兩人沒有發現趙某，走進走廊後，隨即推開了盡頭那間單人病房的門，入內，又把門無聲地關上了。

　　趙某當時見之，內心還為這兩個深夜還在不辭辛苦查病房關心病員的醫務人員點讚，可能由於他有寫人民來信的嗜好，腦子裏馬上閃過給公濟醫院領導寫一封表揚信的念頭。這個念頭促使他抬腕看了看手表，表盤上的指針指向淩晨一點十二分。

　　一會兒，這兩個“醫務人員”從那間單人病房出來，還是從走廊那頭的門離開的，至於是去三樓還是一樓，趙某就不清楚了。不過他沒忘記看手表，二人出來時是一點十七分，他們在病房裏待了五分鍾一趙某反映的情況在時間節點上跟門衛老汪提供的情況一致。

　　這個在新舊政權機構都有供職經曆的老派公務員多少有點兒狂生風範，刑警向他調查時，他當然已經知曉那天晚上本病區發生了啥事兒，所以再三強調“這五分鍾時間裏，那個白俄老頭兒的病房裏寂靜無聲。以敝人淺見，這對男女應是此中老手！”見刑警眼裏似乎露出讚許的神色，他又補充“我敢斷定，他們絕對不是第一次作這種案件！說不定眼前這起案件隻是個開頭，下麵還有！”

　　這位趙先生確實具有先見之明，當天午夜過後，他的話就應驗了。

　　上海市公安局在1949年6月4日掛牌宣告成立後，即有一份名謂《敵情通報》的內部簡報，由秘書處（即後來的局辦室）負責向全市各分局收集當天各自轄區的刑案發生情況，形成簡短消息，於午夜印發，由機要通訊員騎摩托車分發全市所有警務機構。哪天若是刑案發生得多，則會在午後先印出一份分發下去。葉夫根尼出事這天就是這樣，所以該案基本情況在1月2日下午已經為全市各分局、派出所所知。不曾想到，這份《敵情通報》竟然引出五個基層警務機構致電市局秘書處反映，說他們管段內的醫院最近也有同類案件發生。

　　這五家醫院，分別是北京西路上的宏仁醫院、山東中路上的仁濟醫院、延安西路上的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瑞金二路上的廣慈醫院和武進路上的上海鐵路局中心醫院。案件發生情況如下——

　　1950年12月24日，四十掛零的資本家遺孀郎可人因腹部不適前往宏仁醫院內科就診，要求住幾天醫院單間。當時著名的“三反五反運動”已經揭開帷幕，接診醫生從其穿著打扮以及言語舉止上估計，該女十有八九是運動擦邊對象，看病是假，想清靜幾天是真，也不道破，反正單人病房空著也是空著，就給她開了住院單。

　　當夜二時許，該女忽然大叫“救命”。隨侍在側正在瞌睡的看護姑娘小王被驚醒，忙問發生了什麽情況。郎氏說她正熟睡時，忽然覺得床前似乎有人，蒙矓中強迫自己睜眼查看，不料臉部忽然一涼，覺得有塊像是沾了些許水分的手帕樣的東西蒙在口鼻位置，她想掙紮，但隨即失去了知覺。也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她蘇醒過來，回想剛才的一幕，也鬧不清是真實情況還是做夢，心裏驚駭，忍不住就叫“救命”了。

　　小王隨即按電鈴，須臾，值班醫生、護士趕到，檢查下來，病人並無疾病反應。郎氏此刻已經完全清醒，查看自己隨身物品，暗吃一驚，卻未吭聲。小王這時發現郎氏之前佩戴的戒指、項鏈、手表已經不在，急予提醒。郎氏說沒事，戒指、項鏈、手表她臨睡時已經摘下放到坤包裏了，又說剛才一幕很有可能是做噩夢。

　　之後一直到天明，郎氏再未閉眼。上午醫生查房時，她突然要求出院。這時看護小王已經下班，據接班的看護小陸說，醫生開了出院單後，郎氏往外麵打了一個電話。稍後，來了一個青年男子，郎氏差其去結了賬，然後兩人一起離開了。

　　當晚，小陸與小王交接班時聊起此事，回憶說郎氏出院時並無坤包。兩個姑娘私下嘀咕，認為郎氏所說的那一幕應該是事實，果真是有人深夜潛入單人病房，掠走了她的首飾，還把放在枕頭下的坤包也拎走了。隻是，她可能礙於某種難言之隱，不想透露。

　　宏仁醫院是一家教會醫院，由美國聖公會創辦於清同治五年（1866年）的同仁醫院和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的廣仁醫院合並而成（1942年），1954年4月，經華東文教委員會批準，合並至上海第二醫學院，成為該院附屬醫院。1957年，由上海市衛生局改建為上海市胸科醫院。本案發生時，該院的所有製性質和名稱還保持舊時原樣。

　　根據上海市軍管會接管時的規定，外資電車公司、電話公司、工廠、醫院，原未設立安保科室的單位，應當籌建；原已有安保科室的，須按照規定配備通曉業務的專門人選進行工作。宏仁醫院原無安保科室，解放後表示願意遵守新政權的規定，但因規模有限，沒組建安保科室，隻是指定了一名曾在北洋軍隊當過偵察兵的雜役黃某負責全院安保。

　　該院的這個做法，為新政權所接受。因為不管怎麽說，黃某是雜役，屬於勞動人民。分局、派出所有時召集外資企業安保負責人去開會，通報治安情況，黃某很起勁。一段時間下來，他跟分局、派出所的相關警員混熟了，也願意把本單位的治安情況如實向警方報告。這次病員郎可人在醫院發生了上述情況，黃某次日上班聞知後，即去內科想向郎氏了解。但郎可人已經出院了，他就找看護小王問了問，還做了一份簡單的筆錄。接著，就向北京西路派出所報告了。

　　盡管郎可人本人沒向警方報過案，但派出所還是派出警員前往醫院走訪，又從醫院的病史檔案卡上查到了郎可人的家庭住址，登門詢問。郎氏的說法依舊，稱她那天晚上不過是做了一個噩夢，並未遭受什麽侵襲。民警對此有些懷疑，要求郎氏提供那個接她出院的男青年的電話，她卻說“忘了”。派出所對此事純屬公事公辦，這種情況下，如果郎氏不報案，顯然是立不了案的。所以，派出所也隻能到此為止。

　　這事，原本也就這麽過去了。可跨入新的一年，公濟醫院發生的這起案件迅速上了市局的《敵情通報》。北京西路派出所的領導覺得似與一周前本轄區內宏仁醫院發生的情況類似，遂上報分局，分局又上報市局。

　　另外四家醫院報予警方的案件也都是在去年年底發生的，仁濟醫院是12月25日，第六人民醫院是12月27日，廣慈醫院是12月29日，鐵路局中心醫院是12月30日。跟宏仁醫院、公濟醫院一樣，四家醫院的案子都是在內科單人病房發生的，受害人自然也都是有錢階層，或是資本家，或是高級知識分子及舊官僚（初解放時對北洋時期文官的稱謂），其中一位是個八十歲的老太太，係北洋政府一個官員的老母。四個案子中，有三起案發時都有看護在場。犯罪嫌疑人的人數、性別和模樣裝扮，跟1月2日淩晨公濟醫院住院病員趙某所見一致。其作案手法也基本相同，冒充醫生查房，借跟病人接觸的機會下手，不過，可能由於在場的看護都沒瞌睡，在病床一側待著準備照應，案犯沒機會使用麻藥，隻是把病員馬錚、淩秀木、樂歎焰放在床頭櫃上或者抽鬥裏的手表順走了，那個舊官僚的八旬老母任氏則損失了一枚戒指。

　　至於沒報案的原因，三個手表被順走的男性病人，當時並沒有發現自己已經遭竊——住在醫院的單人病房裏，旁邊有專職看護小姐日夜陪伴居然還會失竊，這種事簡直是聞所未聞，他們也從沒往這方麵想過。所以，他們都是在第二天上午方才發現的。

　　第六人民醫院單人病房的病員資本家馬諍正因入院前交上去的“坦白認罪書”未被“三反五反工作隊”通過而擔驚受怕，手表不翼而飛，肯定會涉及到醫院的醫生、護士、看護，他根本就不敢吭聲。隔了一天，主任醫生帶著一群來院進修的見習軍醫查房，他向人家陳述病情時提及，26日夜間（其實應是27日淩晨）有醫生查房，內科主任卻發現此次查房並無記錄，覺得蹊蹺，繼續追問，馬老板方才說了失竊手表之事。

　　那個老太太是隔了兩天家屬來探望時發現沒了戒指的，鐵路局中心醫院保衛科聞訊前來排查，這才倒查出有人冒充醫生深夜查房，但由於老太太本人和家屬堅持認為“破財消災”不願報案，也就不了了之，隻是在元旦後保衛科長去分局參加例行治安通報會時才說了說。三個失竊手表的病員所住醫院的保衛科，則是想維護醫院的聲譽，因為失竊人沒說要報案，也就隻是作為“個別情況”向派出所或者分局說了下。

　　現在，這五起盜劫案件到了專案組手裏，且看他們如何料理。

 

三、得而複失

　　市公安局在作出串案並偵決定的同時，考慮到工作量肯定增加，就給專案組配備了四名警校實習生作為輔助。這樣，專案組就有了九名偵查員。

　　專案組長伍嶽生跟前來報到的實習生見麵後，說咱們可以分成五撥先去五家醫院看看現場，然後跟這五位苦主郎可人、馬逢、淩秀木、樂歎焰、任佩玉當麵接觸，了解相關情況；完成後到駐地集中匯總一應信息，再研究該如何進行下一步的工作。

　　刑警分頭查看現場的那五家醫院，宏仁醫院已有介紹，其餘四家的簡況如下——

　　仁濟醫院、廣慈醫院係教會醫院，分別由英國基督教倫敦布道會和天主教江南教區在清道光二十四年、清光緒三十三年創辦。1952年11月，仁濟醫院由華東衛生部接辦，改名“上海第二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1951年10月，廣慈醫院由上海市軍管會征用，1952年劃歸上海第二醫學院作為附屬醫院。第六人民醫院前身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創辦的“西人隔離醫院”，1943年被汪偽政權接管，抗戰勝利後由國民黨政府接收，改為“上海市立療養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定名為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至於鐵路局中心醫院，則是在清宣統二年（1910年）由清政府滬寧鐵路局創辦，曆經北洋政府、國民政府、日偽政權的擴建重建，解放後被市軍管會接收，於1950年8月改名上海鐵路局中心醫院，1959年劃歸上海鐵道醫學院作為附屬醫院。

　　當下，刑警分頭前往上述五家醫院。按照醫生的醫療方案，那五個病人原本還得住幾天的，但發生了這等事，即使苦主本人不在乎還想住下去，家屬也是不敢放心的，所以都已經出院或者轉院了。刑警查看了單人病房現場，有的已經有新的病人入住，有的還空著，但都被打掃過了，不作通過勘查能夠發現案犯留下的痕跡之想。刑警走訪了醫院門衛和住院病友，亦無收獲。然後，各自按照醫院提供的信息前往苦主的居所或者所轉醫院。一番活兒幹完返回駐地時，天早已黑了。

　　匯總調查結果，隻是知曉了五名苦主失竊財物的詳細信息。住宏仁醫院的那位中年富孀郎可人，是挨了麻藥襲擊的，所佩戴的戒指、手鐲、項鏈、手表都被案犯摘走了，壓在枕頭下的坤包也被拎走，內有大約一百五十萬元人民幣。郎可人還告訴刑警，她錢包裏的鈔票是入院那天特地去銀行取的，是連號新幣。馬諍、淩秀木、樂歎焰、任佩玉四位苦主也提供了他們遭盜劫的首飾、手表的品牌、式樣。

　　專案組對上述情況進行了分析，基本認定這前後六宗案件均是由元月2日淩晨出現在公濟醫院那一男一女兩個案犯所作。然後，勾畫出了兩個案犯的以下基本特點——

　　從他們對犯罪場所的選擇（都是單人病房）、對醫院的作息時間的了解（必須避開真醫生查房的時間）和對醫院環境的熟悉（萬一失風，可以順利滑腳溜走）程度推斷，這兩個男女很可能有過跟醫院較長時間接觸的經驗。這種“接觸”，可能是曾從事甚至目前仍在從事醫務工作，也可能是有過較長時間的住院或在醫院陪護病人的經曆。不過，前者的可能性較小，因為案犯（主要是那個男的）畢竟僅僅是在外觀上像醫務人員，據後四家醫院的苦主和看護所述，那個男子以查房之名進來後，不過是用聽診器聽了聽心跳，另外問了一兩句類似“您感覺怎麽樣”之類的話，這些舉止即使外行也是能夠做到的。

　　從苦主和目擊者所反映的那兩個案犯的言行舉止以及氣質來分析，他們應該不是體力勞動者，也並非出身體力勞動者家庭，而應是從事當時社會上所說的“體麵工作”即如今所說的“白領”。另外，有苦主和目擊者回憶起，兩人所穿的白大褂上都印有醫院字樣，但並非是某某醫院，而是“醫”字和編號（比如“醫－0093”）。據了解，這是醫院解放前製作的老式醫護人員工作服，解放後有的醫院仍舊使用這種白大褂，有的雖已經改成“某某醫院”字樣，但舊式白大褂還是有不少醫護人員在穿。案發後，相關醫院在內部進行了排查，各科室都報稱並未有人遺失白大褂。

　　案犯具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比如他們事先已經考慮到作案時肯定會留下指紋，所以戴上了手套；同樣，為盡可能隱蔽自己的麵容，他們“合理地”使用了醫用口罩。另外，據留意到他們進出現場的公濟醫院門衛反映，他們進出醫院時，至少在門衛能夠觀察到的範圍內保持步行，以避免因為使用機動車或者自行車而留下後患。

　　上述案件中，他們都進退自如，沒向人打聽就直接進入現場，這說明他們要麽之前曾“接觸過”作案醫院，要麽事先進行了精準踩點。盡管如此，但刑警並不認為他們屬於作案老手那一類。為什麽這麽說呢？擁有他們這樣的作案手法，如果在上海解放前治安混亂不堪的環境中，應該可以製造對苦主來說財產損失更大的案件，比如暗算有錢人，比如進入酒吧舞廳飯店，兩人互相配合著對主顧實施盜劫。因此，刑警覺得他們的反偵查意識很有可能來自書本，多半是《福爾摩斯探案》等偵探小說。這跟上麵關於他們“出身於非勞動人民家庭”的估斷也相符。

　　那麽，應該怎樣開展偵查呢？刑警研究下來，由於目前未能掌握具有突破可能的線索，隻能采取“撒網”方式進行調查：一是對贓物進行布控；二是對相關醫院供職的與兩案犯性別、年齡、身高等條件相符的醫務人員進行查摸，重點是他們是否有作案時間；三是跟市衛生局聯係，請求提供各醫院近幾年退職或實習醫生、護士的資料。

　　另外，專案組還向領導提出建議：宜通過市衛生局向全市各醫院發出通知，以防案犯再次作案。這個建議當天午夜前就得到落實，上海市衛生局連夜向全市所有有單人病房的醫院發出電話通知；次日，又以書麵形式向全市所有醫院發出了防範通知。

　　1月3日，專案組按照昨晚案情分析會上的部署，全組出動，五名刑警、四名實習警員分頭進行調查。

　　當天中午，贓物布控這一路調查就有了發現。刑警宋萃才和實習警員邱卯生兩人在完成了對南京路、淮海路上有收購舊鍾表業務的商店的走訪之後，來到沙市路中央商場一家小吃店用了簡單的午餐，接著開始走訪中央商場內的鍾表店鋪。他們的運氣介於“又好又不好”之間。先說好的，他們剛走訪第一家小店鋪竟然就有了收獲。

　　這家店鋪名喚“標準鍾”，隻有一間不到三米的門麵。店主就是修鍾表的師傅，姓夏，四十多歲，據說是中央商場開張時設攤修理鍾表的第一人，人都喚其“老夏”。老夏今天上午因為家裏有事小鋪子沒開門，刑警過來前不到十五分鍾才趕到，開門後已經做成了一筆生意——一下子收購了五塊手表，而且正是專案組此刻正在調查的“白衣天使盜劫案”中五名苦主失竊的手表！

　　老夏上午沒來中央商場，因此錯過了黃浦公安分局治安科派出的落實市局布控贓物通知的民警。那民警在中央商場一開門就抵達了，商場裏設攤的二十多家鍾表鋪一一通知到，單單在“標準鍾”撲了個空，那就隻好請其周邊商鋪的店主轉告了。也真是無巧不巧，老夏趕到時，負責轉告的那位店主吃過午飯正在打盹兒，老夏也就暫時不知道布控的事兒，忙著開門準備做買賣，沒想到他前腳開門，後腳就有人來出讓手表了，而且一下子就是五塊！

　　解放後，上海警方對於贓物布控抓得很緊，1949年6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當時稱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掛牌當天，就發布了有關贓物布控管理辦法的文件。本案發生時，距解放已有將近兩年半，全市相關公私店鋪的經營者，對該項規定都爛熟於心。老夏在中央商場設攤，“標準鍾”的鋪麵位置四通八達，非常利於案犯發現苗頭不對時逃竄，容易被銷贓者看中。老夏算不上“積極靠攏政府”的攤主，解放前他也收購過贓物，隻是佯裝不知罷了。解放後，有些攤主貪圖錢財，還是偷偷照做。老夏膽小，雖然不想主動向政府靠攏，但規定擺在那裏，他也不敢違背，隻要接到布控通知，就會老老實實執行。

　　正是因此，轄區警方對他的印象還不錯，連續兩年授予他“治安積極分子”稱號。他想把獎狀掛在店鋪裏，民警說這不妥當，你這麽一掛，那些家夥就不敢來銷贓了。他就把獎狀掛在自家客堂的牆上，讓經常上門來通知開會、檢查衛生的居委會大媽們非常羨慕，出門遇見他也特別客氣。可是，今天“標準鍾”卻“豁邊”（滬上方言，意即“出差錯”）了，竟然一下子收進了五塊贓表！

　　老夏告訴刑警，大約一刻鍾前，他剛把排門板卸下來靠在旁邊用繩子紮好以防傾倒，銷贓人就過來了。那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時尚姑娘，上穿淺綠色小羊皮夾克，下穿紫絳色細條紋燈心絨褲子，頭戴一頂白色羊絨無簷帽，故意稍稍有點兒歪——這就是今年俏女郎流行的穿戴。這姑娘長相不錯，一張鵝蛋臉，明眸櫻嘴，臉上很自然露出一絲微笑，整個神色使人覺得有一種乖巧少女慣有的甜美。用上海大人（即過來人）的說法，這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乖寶寶。

　　這個“乖寶寶”從坤包裏一下子拿出五塊手表要賣掉，使老夏吃驚不小。對方那副長相舉止，一看便知是上海灘“有銅鈿人家出來的小姐”，再說也沒接到警方的布控通知，老夏壓根兒沒往贓物上想。更使他吃驚的是，這五塊手表中，有一塊竟是1926年限量生產的勞力士Oyster款18K金防水紀念表。該款手表早在抗戰前就已是鍾表收藏市場上的搶手貨，隻生產了一百塊，在如今的舊表收藏市場上，其價格高達兩千銀元。要知道，在其時雖已嚴重萎縮但仍舊存在的金融黑市上，銀元和人民幣的兌換比率是一比三萬甚至一比五萬！

　　老夏驚喜之下，連對方是否帶了戶口本都暫時忘記問了，當下把表後蓋擰下驗明正身，沒報價錢，而是問：“小姑娘，這五隻手表儂想賣多少銅鈿？”

　　“乖寶寶”一看便知對鍾表收藏純屬外行，說：“我想賣六百萬，爺叔儂看來山伐（來山伐，滬語方言，意即行嗎）？”

　　因為有那塊古董表在裏麵，老夏尋思這可是豬肉當老菜皮賣了，有心想把價錢往上抬一截，又生怕反倒驚了對方，不賣了，這種情況以前曾經遇到過的。於是隻好稍微抬了抬：“這樣吧，新年頭上，咱們討個吉利，算六百六十萬怎麽樣？六六大順，討個好口彩。”

　　“乖寶寶”臉上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連連點頭，口稱“謝謝爺叔”。然後，她拿出了戶口本。老夏按照慣例登記了戶主姓名：史必讚，住本市榆林區惠民路74號。

　　“乖寶寶”在旁邊說：“阿拉屋裏住在倍開爾路的。”

　　老夏把戶口本還給她，點頭附和：“對！惠民路老早叫倍開爾路，四三年改成惠民路的。”

　　“乖寶寶”說：“那年我正好十歲，還記得老師說是日本人改的。”

　　老夏隻恐夜長夢多，想把這樁買賣做成功，敷衍了一句“是汪偽上海市政府改的”，隨即開出了交易單，讓“乖寶寶”簽名。六百六十萬元在當時是一筆大金額，“標準鍾”沒有這麽大一筆流動資金，老夏就讓對方稍等，他去向也在中央商場經營的另外幾個同行籌湊。

　　離開了大約五六分鍾，返回時“乖寶寶”卻不在了。老夏暗吃一驚，正擔心這筆生意要飛了，那姑娘手裏拿著一份報紙不知從哪裏鑽出來跟他打招呼了。當然，老夏不可能問她去哪裏了，她也不會自動解釋予以說明。老夏看了看那紙交易單，這“乖寶寶”人長得漂亮，字卻不敢恭維，用上海人的說法就是“像蟹爬一樣”。當下也不計較，隻想趕快完成這筆交易。

　　之後，倒是沒有意外，也就一兩分鍾，銀貨兩訖，老夏把表收起，“乖寶寶”轉身走人，轉眼就消失在人群之中。

　　刑警宋萃才聽老夏如此這般一番陳述，急忙問道：“那姑娘叫什麽名字？”

　　老夏取出登記冊子和交易單遞給刑警：“這個我倒沒問，反正交易單上有簽名的。”

　　宋萃才接過一看，心中暗暗叫苦。那簽名即使算是蟹爬，這隻蟹也實在爬得太沒有章法了，簡直就是裝神弄鬼的“大仙”畫的鬼符啊！再看登記冊子，那上麵是老夏寫的，倒是工工整整。可是，刑警的疑問也馬上來了：“史必讚？這姓名似乎不像是女性的名字嘛。”

　　老夏解釋說：“這個是戶主的姓名，不是那個姑娘的名字。”

　　“那麽姑娘叫什麽呢？看過戶口本嗎？”

　　老夏搖頭。

　　“為什麽不看呢？市局治安處不是有規定，特種行業經營者必須登記戶口本的戶主和前來辦理業務者在戶口本上的姓名、性別、年齡嗎？”

　　老夏訕笑：“這太麻煩了，我們都是這樣做的呀……”

　　宋萃才無話可說，頻頻搖頭，有火發不出。

　　這，就是上麵所說的運氣“又好又不好”中“不好”的部分了。

　　不過，不管怎麽說，宋萃才和小邱的發現已經使整個專案組都為之喜形於色了。組長伍嶽生下令，把帶回來的那五塊手表和交易單送交市局技術室提取殘留痕跡，然後再請苦主辨認。

　　專案組對刑技人員的技術鑒定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乖寶寶”讓專案組失望了。下午，刑技人員打來電話告訴伍嶽生，送檢物品上能夠辨認的隻有老夏的指紋，非常清晰。“乘寶寶”是戴著手套的，沒有留下有價值的痕跡。至於簽名，“乖寶寶”留下的字跡並非漢字，也不是外文，而是事先經過設計的類似潦草漢字的“鬼符”。以刑技人員的經驗，即便以後提取到嫌疑人的筆跡，也難以和這種“鬼符”進行比較，得出的鑒定結論的準確性可能會有爭議，甚至不被檢察院和法院接受。

　　這個漂亮“乖寶寶”的出現，使專案組刑警對於案犯的反偵查意識有了一個新的認識。之前，眾偵查員對作案者是否作案老手還有過懷疑，經此一事，大夥兒最終認定，作案者大概率沒有前科——對於有前科的財產型犯罪分子來說，應該是知曉警方在立案偵查後通常都會采用對贓物布控這樣一個措施的，不可能急著就把贓物送中央商場出售。況且，案犯應該不存在急著用錢的窘況，其對富孀和外籍受害者葉夫根尼作案時，獲取了不少“黃白綠”和人民幣現鈔。

　　專案組想從贓物手表和交易單上發現線索的指望落空了，不過，大夥兒沒有氣餒，畢竟還有戶口本呢，那個戶主不是住本市榆林區惠民路74號的史必讚嗎，那就先查查這個史必讚的情況吧。

　　當天下午四點多，刑警宋萃才、盛時思和實習生小邱、小孔前往榆林分局。不料，戶政股副股長老徐一看戶主姓名，說這個戶口本已經被注銷啦！

　　據老徐介紹，史必讚是青幫分子，早年拜在上海灘三大亨之一張嘯林門下，倚仗張的勢力做起了糞把頭。史的妻子邢聯珠也是道上角色，是小有名氣的惡霸組織“滬東七姐妹”之一。這對夫妻生過三個子女，舊時醫療條件差，社會上防病意識也弱，其中兩個沒活過十歲。大女兒史西齡倒是平安無恙，可能與其自幼拜師學武有關。抗戰勝利後，十七歲的史西齡嫁給了國民黨中央憲兵部隊的一個中校軍官，成了官太太。上海解放後兩個多月，史西齡經老爸運作，冒充一個資本家的女兒，隨資本家去了香港，然後轉赴台北，投奔解放前夕隨軍去了台灣的憲兵軍官丈夫，從此再沒有音信。

　　上海解放後，像史必讚這樣的角色自然被列為惡霸分子。原本是要逮捕法辦的，不過，這人在三十年代曾結交過中共地下黨，幫過若幹忙，其中有兩次還涉及相當職務的黨內人士；抗戰期間跟新四軍也有過聯係，協助新四軍往蘇北運送過物資、人員。所以，上麵關照暫不動他，觀其表現，可能還有借其青幫身份為我偵緝敵特提供情報的意思。但其妻邢聯珠就沒那麽幸運了，這婦人是惡霸組織“滬東七姐妹”的骨幹成員，沒少幹過欺壓良民、拐賣婦女之類的歹事兒，解放後自然逃不了清算。大氣候下，邢氏的那份女流氓做派蕩然無存，沒等警察上門逮她，就跳黃浦江自殺了。之後，史必讚過單身日子，糞把頭當然做不成了，他交際廣人頭熟，去十六鋪做起了水產經紀人。這份職業做了兩年不到，去年9月，他被上海市公安局政保處拘捕。

　　史必讚被捕的同時，警方對其惠民路住所進行了搜查，抄沒了財物，據說還有手槍、獵槍，但日常生活用品並沒有動。然後，用蓋著“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大印的封條封住了門窗。可是，不知何方角色竟然惦記著史家，可能是認為警方搜查得還不夠徹底，便在稍後一個月黑風高之夜前往惠民路，撕毀封條，撬門而入。次日天亮，被鄰居發現，立即報警。警方前往現場查看，家具沒動，但搜查時留下的那些生活用品以及衣物之類失竊了一部分，搜查時沒帶走的戶口本也不見了。對此，警方並未立案，隻是注銷了史家全戶的戶口。

　　麵對這個結果，專案組偵查員自是有些失望，不過，這條線索還沒有斷，還有繼續追查下去的可能。

 

四、覓得線索

　　專案組刑警對三個多月前史必讚住宅遭竊的情況進行了分析，認為當時市局作出不予立案的決定是有原因的——

　　史犯被捕後，政保偵查員前往史宅進行搜查，這種搜查肯定比尋常刑事案件的搜查嚴密得多。對於史必讚這樣的對象，鑒於其青幫骨幹的曆史，以及其國民黨憲兵中校女婿的社會關係，還有其長期以來結交的那些江湖朋友，在當時的形勢下，都會首先被作為涉特嫌疑來對待。如此，針對其住宅的搜查自然而然要跟諸如“間諜器材”、“武器彈藥”、“秘密文件”、“活動經費”之類聯係起來，而這類玩意兒的體積說大也大不過一台收音機，說小那就不好說了，比如一粒可以藏於指甲內的六神丸大小的劇毒藥物、乒乓球大小就能炸翻一輛轎車的特工高爆炸彈、打火機大小的間諜照相機、類似太妃奶糖那樣的“糖果”（使用時置於以特殊化學劑配製的假冒飲料內，可釋放迅速致人死亡的無色無味的毒氣），等等。這些東西非常容易藏匿，從房頂到灶膛，或者院子裏的水井、陰溝，隨便往哪兒一塞都難以發現，真所謂“一人藏，千人尋”，其搜查工作量之大不難想象。

　　但是，政保偵查員肯定是搜查得非常徹底的，他們離開時已經把需要帶走的東西全部帶走了。當然，分工不同，加之保密需要，刑警是不可能知道政保偵查員有甚收獲的。專案組有理由相信，政保處之所以在得知史宅被梁上君子光顧後並未重視，那是因為他們確信對史宅的搜查非常到位，不可能出現漏洞，而小偷光顧跟他們對史必讚的調查沒有關係。

　　兩年後，此刻的專案組長伍嶽生奉調充實市局政保崗位。那時史案已經處置結束，他聽一位曾經負責“史必讚專案”的領導無意間說起，方知當初政保偵查員對史宅進行的搜查工作之細——不但對決定帶走的東西予以登記造冊、照相存檔，對沒有帶走的所有物品也作了相同的處置。當他們得知史宅被盜後，派去查看的偵查員是帶著那本登記冊前往的，所謂查看就是進行核對，哪件物品被竊，隻要在冊子上該物品的備注方格裏打一個勾就是了。最後經過分析，確認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盜竊案，所以就沒立案。對於分局來說，既然市局政保沒立案，也就沒有必要作為刑事案件進行偵查了，反正被竊的都是舊東西，值不了幾個錢的。

　　現在，專案組刑警分析下來，認為小偷把戶口本順走，是為其出售贓物之需。不過，小偷竟敢撕毀市局政保處貼的封條，膽子委實也太大了。然後，回到眼前的現實問題：史家的那本戶口本是怎麽到了俏女郎“乖寶寶”手裏的呢？難道那小偷跟“乘寶寶”是一路貨？看來有必要作為一個線頭試著往下查一查。

　　怎麽查？眾刑警討論下來，決定去南車站路上海市第一看守所跟被關押在那裏的史必讚聊聊，沒準兒能聊出點兒東西來。

　　專案組刑警樂常富是留用人員，以前曾在榆林分局幹過，跟糞把頭老史打過交道，伍嶽生遂安排老樂、宋萃才和小邱到第一看守所走一趟。

　　史必讚見到熟人很激動，說他進來已經三個多月了，隻提審過一次，一直被晾在號子裏不予理睬，跟看守員提過多次要求提審，對方置之不理。今天終於盼來提審了！老樂您是知道我的，青幫身份是有的，不過沒犯過事兒，倒是以前跟共產黨、新四軍蠻熱絡的。現在突然把我抓進來，您看是不是有什麽誤會啊？

　　樂常富按照伍組長的關照說了開場白，大意是：老史不瞞你說，你的案子不歸我們刑警管，是市局政保開的拘票，我也不清楚這是怎麽回事。現在進來三個多月了沒給你升級（指逮捕），那估計是還在調查。你也不必著急，要相信政府不會冤枉好人。今天我們來找你，是因為你家裏被竊之事……

　　聽說自己家有梁上君子光顧，史必讚大惱，青幫作派頓顯，不管不顧地打斷道：“什麽？竟敢偷到我家裏？”說著，眼珠子一轉，手一揮，“肯定是歪鼻頭這個小癟三幹的！”

　　刑警沒想到來意尚未道明就已有了線索，自然願聞其詳。史必讚便作了以下陳述——

　　“歪鼻頭”的本名叫李鬆山，十九歲，蘇北鹽城人，八歲隨父母逃難來到滬上，在楊樹浦路的偏僻地段搭了個滾地龍（滬上對窩棚的稱謂）棲身。三年後老爸病歿，老媽改嫁，他無依無靠，隻得以行乞為生。這小子從小蠻橫，天生一副亡命性格，據說早年在蘇北鄉下時，四歲就跟羊打架，五歲上提著根竹竿把村裏的狗攆得慘叫連連屁滾尿流。七歲給地主放牛，頭天揪了條半大不小的狗子牽到牛圈裏，一聲不吭操刀便捅，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把牛都嚇得瑟瑟作抖，從此乖乖聽話，指東不敢西，道南不敢北。到了滬上，這副性格猶存，而且還“發揚光大”。不過，舊上海是藏龍臥虎之處，打自1843年開埠以來，缺這缺那，就是從來不缺亡命之徒。李鬆山盡管蠻橫，敢動刀子，不懼折進局子，卻不講策略沒有章法，始終難以修成正果，倒是把自己的鼻梁骨給打歪了。上海人把鼻子稱為“鼻頭”，所以他就有了個不雅綽號——“歪鼻頭”。

　　“歪鼻頭”長到十六歲上，已是一條五尺多的男子漢。因為他的亡命之徒性格，經人介紹，就到史必讚手下當了一名馬仔。老史的名氣在滬上鮮為人知，他的師父張嘯林卻是聞名滬上的青幫大亨，雖然早已被“軍統”誅殺，死後還留下一個“大漢奸”的惡名，但威勢猶存，徒子徒孫數不勝數。再者，張嘯林雖是漢奸，其死後青幫卻沒有將其除名，所以他還是青幫的人。他的徒子徒孫中也頗有一些沒有隨其落水成為漢奸的，如今照樣能夠叱吒江湖在黑道稱雄“歪鼻頭”很想拜史必讚為師，成為青幫一員。他打的主意是，拜老史為師後，就可以打出“張嘯林徒孫”的招牌自行其是。不過，史必讚是老江湖，有一雙毒眼，看人不敢說入木三分，一分半大概是有的，如果看不透一個十六歲小子的心思，那他就不必在上海灘混了。所以，堅拒“歪鼻頭”一次次的入幫要求。

　　轉眼到了上海解放，老史威勢全無，一蹶不振，糞把頭做不成了，改行當了水產經紀人。“歪鼻頭”也跟著失了業。不過，以其長期混江湖的經驗，勉強謀生還是不成問題的，當然，其手段是否合法那就值得商榷了。老史自顧不暇，早已將其拋之腦後，不料“歪鼻頭”倒還惦記著前東家，時不時會跑到十六鋪來“晉見”。老史對其有一種“三日不見刮目相看”的感覺，這主兒見麵就跟前東家大講“剝削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關係”、“壓迫和被壓迫的關係”，估計應該是從街頭的廣播宣傳中聽來的（他是文盲，不可能通過書籍報刊獲取知識）。

　　打自和這個小混混兒認識以來，史必讚第一次意識到，這個自稱“受剝削被壓迫的無產者”的記憶力驚人，講起來竟然可以滔滔不絕一套連一套。以老史的江湖思維稍作歸納，很快就弄清楚了對方的目的：讓前東家拿出一筆錢鈔，作為對他這個飽受剝削壓迫的童工的補償。

　　老史雖然有能力提供補償，但他認為沒有這個道理，對“歪鼻頭”的要求嗤之以鼻。雖然一次次碰釘子，“歪鼻頭”對於這種“晉見”或者“拜訪”卻樂此不疲，每天必至，有時一天要來三趟。忽然有一天，下午四五點鍾時，忙碌了一天的史必讚隱隱覺得今天的生活內容像是缺少了什麽似的，轉眼回過神來：原來“歪鼻頭”竟然沒來。次日得知消息，這小子順手牽羊失風，折進浦江對岸的洋涇分局了。當下，老史自有一種“額手稱慶”的衝動，禁不住長籲一口氣，然後去“老半齋”點了幾個菜，要了一瓶陳年花雕，吃著喝著，感覺說不出的輕鬆和欣慰。

　　沒想到，也就不過輕鬆了五六天，政保偵查員就前來“拜訪”了。史必讚被關進市局第一看守所後，忙著琢磨自己的事情，早把“歪鼻頭”拋至腦後了，直到今天刑警出現，告知其住所遭竊的消息。老史的思維還算敏捷，馬上就想到可能是“歪鼻頭”所為。

　　由此“歪鼻頭”李鬆山進入了刑警的視線。刑警隨即致電洋涇分局治安股，一問，得知李鬆山確實被拘留過，案由是在洋涇鎮上撬竊自行車。這是小偷小摸行為，且李是窮人出身，本人屬於無業遊民，還是勞動人民隊伍的，所以關了三天就教育釋放了一從史宅遭到夜竊的時間推算“歪鼻頭”是有作案時間的。

　　1月4日傍晚“歪鼻頭”李鬆山被專案組傳喚。這是他平生以來第二次折進局子，盡管他的社會經驗遠比同齡人老到，但在應付訊問方麵還是缺乏曆練，很快被刑警軟硬兼施拿下了口供“歪鼻頭”承認史宅失竊案係其所為，那天晚上他喝了些酒，對於老史解放前對他的剝削壓迫越想越憤怒，尋思何不乘著夜色的掩護潛往惠民路史宅去看看有啥值錢東西，也算是一點兒補償吧。

　　那麽，這次單槍匹馬的夜竊行動收獲如何呢？運氣一般，進去一看現場那副情狀，就知道已被警察抄過家了，他也不作撿漏之想，把看著覺得能賣幾個錢的衣服挑選了十來件，找了塊被單布打成一個包袱，又把幾件銅餐具揣進懷裏，臨走還順走了史家的戶口本——把衣服賣給舊貨行是需要戶口本的，而他是個沒上戶口的主兒，沒有戶口本。

　　刑警馬上追問戶口本在哪裏“歪鼻頭”答稱也賣了，賣得兩萬元人民幣。刑警繼續追問賣給誰了，答稱賣給一個陌生人了。

　　根據刑警的要求“歪鼻頭”把當時的情況作了一番陳述——

　　那是夜竊史宅後的第三天，“歪鼻頭”把竊得的那些衣服折疊齊整，用從平涼路上的一家廢品行討得的一口近乎全新的紙板箱裝起來，繩子一拴，向朋友借了一輛自行車，裝上直奔林森路（即原法租界霞飛路，抗戰勝利後改稱林森中路，解放後易名淮海中路，但市民還是習慣於稱霞飛路或者林森路）五星公司（1954年改稱“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上海人簡稱為“淮國舊”，係滬上規模最大、商品最多的國營舊貨商場）。

　　“歪鼻頭”當時沒有半點兒膽怯，在他想來，史宅的唯一主人老史已經被公安局抓進去了，住宅也被抄過了，誰會在意該址進過人呢？即使老史被放出來了（初解放時，突然被捕後又突然釋放的情況並不鮮見），他也會以為這些衣服是被警察抄走的。所以，他是以一副絕對坦然的神情麵對營業員的。營業員把衣服一一翻檢過後，一件件給出了收購價。五星公司是國營企業，不像私企那樣可以還價，營業員報價之後就問：“小阿弟儂賣伐？”

　　“歪鼻頭”有跟舊貨業打交道的豐富經驗，對行情和規矩心中有數，認為對方的報價與私人商販相差不大，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不過，營業員是不經手鈔票的，他會開出一張單子，讓顧客去收銀台結賬領錢。五星公司麵積很大，從收購舊衣服的專櫃到收銀台，七拐八彎有一段距離。“歪鼻頭”正走著，不知什麽時候後麵跟上了一位小姐，緊趕幾步與其並肩，悄聲道：“阿弟，請留步。”

　　“歪鼻頭”雖然感到意外，一看對方是個姑娘，倒也並不驚慌，問有啥事體要講。對方說：

　　“阿弟，這本戶口簿可以借我用用嗎？”

　　“歪鼻頭”一怔，但看著對方那張笑倚如花的俏臉，想了想，把戶口本朝對方手裏一塞：“拿去吧！”

　　這一幕落在附近收購鞋類專櫃的一個營業員眼裏，他馬上抄起一旁的白鐵皮喇叭筒，提醒周圍人群：“顧客請注意，出售物品要使用自家的戶口簿哦，不能借用別人的！帶著戶口簿的顧客也不要借給別人使用，當心豁邊，要進派出所的哦！”

　　那姑娘嚇了一跳，沒敢接，但仍舊跟在“歪鼻頭”後麵，保持著一段距離。“歪鼻頭”拿到鈔票走出舊貨商場後，發現那姑娘還跟在後麵，於是駐步。待對方走到跟前，他把戶口簿遞過去：“你要用就拿去用吧，反正我不要了。”

　　姑娘驚喜之下，立刻掏出一張兩萬元的紙幣塞在他手裏，說聲“謝謝”，穿過馬路，往重慶路方向走去，轉眼就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刑警根據“歪鼻頭”對那個姑娘年齡、體形、相貌的描述，斷定那就是他們正在尋訪的“乖寶寶”。

　　如此說來，史家的這本戶口簿落到案犯手裏已有段時間了，他們是否用該戶口簿去五星舊貨商場出售過贓物（包括本案的和非本案的）呢？刑警決定去五星舊貨商場了解一下。

　　1月5日，專案組長伍嶽生和刑警樂常富、騰博飛以及實習警員錢湧、侯克疾五人前往五星舊貨商場。之所以去這麽多人，是準備分頭查閱該商場收購舊貨的登記冊的。沒想到，這家國營商場的規章製度很到位，其中一條的內容就是隨時提醒顧客用自家的戶口簿進行登記，一旦發現冒用戶口簿的，營業員須在當天打烊後例行的班後會上如實報告。那天“歪鼻頭”的情況，就這樣被記錄下來。次日，即有負責保衛工作的專人向收購舊衣服專櫃的營業員了解“歪鼻頭”用來出售舊衣服的戶口登記資料，盡管不知道這個戶口簿究竟是否“借”給“乖寶寶”了，但還是將其列為需要注意的對象，讓全商場各收購專櫃注意，等於是上了商場內部掌握的“黑名單”。

　　當時商業條線上的店員，都各有本行業必備的技能素質，上海灘稱為“吃飯本事”。比如飯館跑堂，食客點菜不興用筆記錄菜單，而是全部記在腦子裏，食客點完後，跑堂當場向廚房和賬台同時報出菜名、價格（厲害的還會報出總價甚至打折後的價錢），賬房先生一手持筆記錄，一手僻裏啪啦撥算盤，形成賬單；而廚師則一邊烹飪其他食客已點的菜肴，一邊在腦子裏記下跑堂剛剛報出的每道菜的名稱，以及是哪桌客人點的。這時跑堂的腦力活兒還沒完，他得一邊繼續接待客人，一邊留心廚房裏傳出的吆喝，待吆喝某桌的哪一道菜燒好後，還要根據默記的信息在心裏核對一遍，確認無誤，方端送上桌。跑堂另外還要顧及維護食客的麵子，如有手頭拮據的食客來點一客光麵（即陽春麵），不能向廚房吆喝“某桌先生一客光麵”，而是吆喝“某桌先生一客肉絲湯麵——掀蓋”（此處“掀”字念“吸”）。

　　其他行業的店員也是如此，各有一套做生意的規矩，全憑默記。五星舊貨商場的營業員更是個個都有這份記憶功夫，類似警方布控通知或列入“黑名單”的信息，在每天上午開門營業前的班前會上，領導隻需說一遍，大夥兒就都記住了。“歪鼻頭”涉嫌冒用戶口簿的情況，早已在內部通知過了。此刻刑警過去一說，接待人員就告知“該戶口簿已被內部布控，目前尚無有人使用該戶口簿再次出售舊貨的報告。”

　　刑警出於慎重，還是要求查看各個專櫃的每日工作記錄，又抽查了若幹登記資料，果然沒有發現史宅戶口簿的記錄。

　　這麽說來，這條線索就到此為止了？

 

五、投案自首

　　前往調查的刑警不是這麽想的，伍嶽生、樂常富、騰博飛等人現場交換意見後，決定找幾個那天在場的營業員一起聊聊，尋思哪怕能夠聊出些許情況來也是好的。

　　這個希望沒有落空。跟五名營業員像開座談會似的一起聊下來，都沒有提供什麽有價值的線索。臨散會時，其中有一個五十多歲被人稱為“老爺叔”的彭姓老者朝伍嶽生飛快地遞了一個眼色。老伍情知對方這是表示有話要跟刑警私下說，離開後即從派出所往商場打了個電話，請保衛人員轉告老彭，讓其悄然來一趟派出所。

　　老彭向專案組提供了一個比較模糊的信息：他所在的工作崗位與鞋類專櫃相鄰，收購的是舊搪瓷製品。那天鞋類專櫃營業員用白鐵皮土喇叭提醒“不得出借戶口簿”時，他眼角下意識地一抬，往櫃台之間的幾條過道掃描，看到的是“歪鼻頭”的側麵和“乖寶寶”的正麵。他覺得那張青春氣息勃發的麵孔有些眼熟，似是以前在哪裏見到過。但這種在店堂裏借用戶口簿的情況對於五星舊貨商場來說乃是常事，老彭瞄了一眼，也沒作他想。時隔兩三個月，之所以還留下印象，是因為他覺得那姑娘的長相跟他早年病歿的一個妹妹相似，也是一個美女。現在，領導讓他參加刑警召集的座談會，他就努力回憶，終於從腦海裏挖出一個大概印象一這姑娘以前應該是見到過的，跟他經常想起的亡妹無關，好像是附近分局某個舊警察的女兒。

　　老彭出身於舊貨行家庭，祖傳三代都是舊貨業從業者。抗戰勝利後，他家的舊貨行失火被毀，無力恢複，為謀生計，他隻好改行做起了餐飲，在重慶南路和林森中路的路口租了間門麵，開了一家小飯館，既賣飯菜也有點心。他能燒一手不錯的滬上本幫菜，親自掌廚，生意還不錯。舊社會開這種小飯館得有靠山，沒有幫會惡霸或者警察在後麵戳著，通常是開不長久的。老彭跟幫會向無牽扯，但以前長期經營舊貨業，跟警局有關係，借助結識的那些舊刑警，請他們隔三岔五三三兩兩來吃個早點、夜宵什麽的，隻收成本價。如此，就把地痞流氓小癟三叫花子都給鎮住了，別說進門來搗蛋了，就是路過飯館門口也無意停留。

　　小飯館所處的地理位置，從嵩山分局和盧家灣分局過來比較方便，每天總有若幹刑警來蹭個便宜，有時順便還帶上孩子過來。老彭此刻回想起來，覺得看著似乎臉熟的那個姑娘可能在他開飯館那三年裏的某一天，被某個舊警察帶來吃過飯，印象裏應該是家屬。

　　專案組對老彭提供的這條線索作了分析，認為可信。這就需要向嵩山、盧灣（盧家灣區於1950年改為盧灣區，公安分局隨之更名）兩個公安分局進行調查了。在公安局內部進行調查，盡管是調查舊警察家屬，也必須小心謹慎，還得報請領導批準。

　　次日上午，伍嶽生準備去向市局刑警隊領導報告情況，口袋裏還揣著一份連夜起草的報告，如果領導點頭，他就會立刻掏出來呈上請領導簽批。

　　但是，這份報告沒有用上，伍嶽生也沒去見刑警隊領導。1月6日上午八時半剛過，伍嶽生還沒離開專案組駐地，領導就打來電話告知，專案組正在追查的兩個作案疑犯之一的那個被暫稱為“乖寶寶”的姑娘，這會兒已在嵩山分局待著了，專案組可以派員前往訊問。訊問後如何處置，專案組可以先拿一個意見出來，供領導參考。

　　伍嶽生聞之，自是大出意料。向領導打聽“乖寶寶”是怎麽落到警方手裏的，領導告訴他：“她是主動向嵩山分局自首的。”

　　“乖寶寶”名叫沐青雨，十九歲，前年初中畢業後考入衛生學校，學的是護士專業，學製兩年。如果沒有此刻麵臨的這個意外，再過一個學期，她就可以進某家醫院做一名護士了。可是，這個打自兩三歲牙牙學語時就被父母長輩親友四鄰一致看好、認為其係名副其實的乖寶寶的女孩兒，卻因為最近一年間的交友不慎，導致人生道路發生了嚴重偏差，成為本案的兩名案犯之一。

　　沐青雨的父親沐藍舟，海員出身，年輕時是外國遠洋輪上的水手。娶妻後，不想再常年累月出沒於風浪之中全世界奔波，決定改行。1930年他二十七歲時，從《申報》上看到一則法租界公董局警務處招收華人巡捕的廣告，暗忖自己年輕力壯，身手靈活，學過拳擊，且通曉英語、法語，雖然隻是小學畢業，不符合人家“必須初中文化”的要求，但若去報名時跟人家說說，沒準兒人家破例也有可能。於是，就決定去試試。果然，法租界警務處的人事官員一聽來人那口流利的法語，眼前就是一亮。待聽完沐藍舟的這番自始至終用法語敘述的簡曆，再看他那副剽悍的體格，也不用他回去等通知了，直接就給了一份麵試表格。

　　三天後，沐藍舟如約前往麵試。當時租界當局招人時的麵試由兩個部分組成，先筆試，再口試，兩種考試都是當場給分。出乎意料的是，沐藍舟的筆試成績超出他之前自述的小學文化水平，麵試官給出的結論是：文化綜合常識達到初二水平，寫作超過初中畢業水平。至於其他內容的口試成績，在應試者中屬於前四分之一，外語口語熟稔程度名列第一。沐藍舟遂被錄用。經過三個月的基本培訓，他被分派到捕房刑事部當了一名被滬上市民稱為“包打聽”的見習便衣。

　　沐藍舟之前當過十年國際海員，其江湖經驗要比同齡人豐富，對世事也看得比較透。以其智商、性格以及綜合素質，哪怕成不了名探，成為一個一二流的偵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正因為他對世事有著超越同齡人的認識，所以他並不努力向這方麵發展，而是以隨遇而安的心態對待這份職業，幹了二十餘年，他的業務水平始終在二三流之間徘徊。不過，他也並非隨大流，多少是有些原則的：一是不幹傷天害理之事，二是不結交任何黨派幫會，三是不得罪上司和同僚，四是忠於職守但不固執死板，五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靠著以上五條，從1930年一直到本案發生的1952年，經曆了國民黨、日偽、中共的曆次政權更迭，他一直牢牢地捧著刑警飯碗。

　　在包括上司同僚親朋好友的眼裏，老沐是一個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職業庸人。隻有妻子和唯一的“乘寶寶”女兒沐青雨知道，其實他對刑偵工作非常喜愛。多年來，他的“八小時以外”，在家裏的言行離不開刑偵，不是跟妻女聊自己或者同僚破獲的各種刑案，就是說巡捕房、警察局內部通報的破獲及未偵破的刑案情況，要不，就是把他經常反複閱讀的古今中外破案題材文學作品的內容跟妻女閑嘮。其間如若妻女——特別是女兒與其進行這方麵的請教探討交流互動，他就會特別開心。這種情形，多年如一日，隻要他在家、有空閑，天天如此，逢年過節也不例外。

　　老沐絕對沒有想到，他的這種做法竟然對女兒沐青雨產生了負麵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在潛意識中不知不覺地發生的，連對外界變化一直非常敏感的老沐也渾然不知。

　　沐青雨最初的變化可能是在初二那年，多年聽刑警老爸講述刑事犯罪活動的舊聞新聞，使她對刑事偵查產生了濃烈興趣，有了想當一名女刑警的願望，而且這種願望迅速升溫，蛻變成對犯罪活動的思考和研究。這一點，老爸沒有察覺，老媽倒是隱約感覺到了，但也未曾預見到這對於女兒會有怎樣的影響。對於此事，她跟丈夫閑聊時也曾提起過，但夫婦倆隻是把它當成一個話題而已，都沒有認真對待。

　　沐青雨上初三那年，終於有一天，她跟老爸說起自己以後想從事的職業——女承父業做一名刑警。老沐聽著微歎一口氣，緩緩搖頭。女兒自是要追問老爸為何不讚同，沒有得到回答——不是老沐不肯回答，是不便跟她說。

　　這天，他陪同（或者說是押著）女兒前往自己供職的嵩山公安分局自首，見到專案組刑警後，向專案組長伍嶽生吐露了真實想法：解放後，新政權招收公安人員時，會對報名對象進行政審。他解放後雖被留用，但其原因在內部屬於眾所周知，不必作說明的。而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一個留用舊警的子女是不可能被吸收進人民警察隊伍的。但是，看著女兒期待的目光，他又不知道該怎麽對女兒講，就是講了，恐怕女兒也無法理解。

　　沐藍舟的想法稍後就得到了證實，不久之後，全國公安係統就開始統一行動，將留用警員轉崗一離開政法口，根據各人的綜合條件予以安排。但並未搞一刀切，一些業務精湛表現良好且無曆史問題的警員得以繼續留用。

　　當然，如果沐青雨交友謹慎審察的話，也不至於淪落到走上犯罪道路那一步。

　　據沐青雨自首後交代，憑其平時在班級年級的排名，她是能夠考上一所中等偏上水平的高中的，如果臨場發揮得好，還有希望進滬上某所一流高中。但是，她進考場後，不知怎麽的就是找不到感覺，結果就考砸了。不過，即使砸了，按照她的總分數，還是可以進中專類學校的，可她並未填這類學校的誌願。正好有一所衛生學校臨時搞擴招，給了她所在學校兩個名額。學校自級任老師（當時對班主任的稱呼）、教導主任一直到校長都為沐青雨的發揮失常感到可惜，就決定把一個名額給她。當時護士職業在社會上頗受青睞，沐青雨對做一名護士倒也有興趣，跟父母商量後，就補填了誌願。以其成績，被錄取自然毫無懸念。

　　衛校的功課對於沐青雨來說比較輕鬆，她是住校就讀的，每周六下午放學後可以回家，次日晚上八點鍾前必須返校。在校的課餘時間，沐青雨有一種“難以打發”的感覺，就帶幾本中外偵探小說去衛校作為課餘讀物。一讀成癮，家裏的書沒幾個星期就讀完了，就請老爸幫她辦了一張圖書館的借書證，每個星期天都去圖書館調換圖書。她和男友千春暖就是1951年初夏的一天在圖書館閱覽室相識的。

　　千春暖也是一個偵探小說迷，經常去圖書館借書，有時還進附設的閱覽室閱讀。兩人互相認識之後，先是在閱覽室一角一邊看書一邊偶爾交流。漸漸覺得觀點相似，說話投緣，於是就以交談為主。但圖書館的閱覽室不是茶館，並非聊天的場所，這就有了轉移交談場所之舉。

　　沐青雨的老爸是刑警，老媽係家庭婦女，她還在上衛校，一家三口的生活都靠老沐的那份刑警薪水。當時警察的收入在社會諸多職業中的排名低於七十年後的當今，沐家的生活水平始終處於中等偏下。可以想見，沐青雨身邊所帶的零花錢必定有限，估計也就不過來回的車錢加上中午在外麵吃一客麵條、年糕、餛飩之類的點心作為午餐的數額。當兩人的交談因聲調過高被工作人員製止後，那位千先生向沐青雨提出“我們去外麵聊”的建議。沐青雨原以為也就不過是在圖書館內部的小花園找個角落坐坐，哪知，千先生卻把她帶到了圖書館旁邊的一家咖啡館，坐下後不但點了咖啡、冰淇淋，還要了西點。臨末離開前，千先生買單時掏出的那個意大利名牌錢包裏露出一遝人民幣的邊沿，沐青雨據此猜測，這個長相儒雅一臉斯文的帥哥乃是一位富家子弟。毋庸置疑，這也是沐青雨樂於跟對方交往下去的一個潛在助力。

　　之後，兩人雖然還去圖書館，但不再進閱覽室，而是辦理了還書借書的手續後就離開，去咖啡館、酒吧、冷飲店、飯館、影劇院消磨時間，有時想活動活動，也會去溜冰場、公園、舞廳。最初是星期天見麵，稍後到了暑假，就改為隔天乃至天天了。沐青雨知道刑警老爸精明，母親對她也管得嚴，就對父母謊稱衛校組織了暑期實習活動，在全市一些醫院輪流考察並參與跟護士技能有關的操作。

　　為防止老爸起疑，沐青雨還想出了應付之招，由千春暖陪同著真的跑了十來家醫院，能夠轉悠到的科室都轉悠一遍，萬一哪天冷不丁詢問，她也答得上來。千春暖為了幫助她糊弄家長，還在轉悠過程中順了兩件白大褂。沐青雨拿回家偷偷一看，兩件中隻有一件適合她穿的小號服。於是就把那件大號服藏起來，小號服則洗了洗晾在院子裏。沐藍舟下班回家一眼看到，這時，別說刑警老沐了，就是福爾摩斯，隻怕也會出於對自幼就是“乖寶寶”的愛女的高度信任而確信無疑。

　　沐青雨和千春暖的交往屬於少女初戀。建國前期，女性十八歲已經夠得上法定結婚年齡了，戀愛當屬正常。但是，她跟千春暖之間的那層窗戶紙並未捅破，兩人都是心知肚明，口頭上卻從未涉及，行為上更無卿卿我我之舉。兩人在一起，聊的最多的還是刑事偵查故事。沐青雨性格活潑，開朗直率，跟千先生在一起，倒還是她說的多些。這跟她的談話資料多也有關係——她自小就聽刑警老爸在家裏談論形形色色的刑事案件。她記性好，聽過的可以長久不忘，現在跟千春暖聊起來，興致高時還會臨場發揮，夾敘夾議，予以點評，或者將其中的情節作為智力考題，跟千春暖逗著玩。

　　在沐青雨想來，這種情況可以一直持續下去。持續到幾時？對於一個從未接觸過愛情的少女來說，不會知道，她也不想知道，不是說一切順其自然嗎？但是，忽然有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

　　自去年9月1日衛校開學那天起，她們這一屆學生已經不再去衛校上學，而是分為五撥去本市的五家醫院實習，她去的是鳳陽路同濟醫院（1959年10月，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即今長征醫院遷入該址，對外仍稱“上海同濟醫院”）。實習生是按照排班輪休，上日班夜班也隨排班安排，所以，兩人見麵的時間就不再是固定不變的星期日。這時他們去圖書館借閱圖書的興趣已經被約會所替代，也就不一定在圖書館碰頭了，而是在前一次分手時口頭約定時間地點，屆時雙方都會準時前往。

　　11月下旬的那個星期四，趕上沐青雨休息，兩人事先約定，午前在國際飯店門口會合，就在國際飯店午餐。飯後，去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散場後去新城溜冰場溜冰。原本千先生還要請沐青雨去“德大西餐社”吃晚餐的，但沐青雨家當晚要為其母慶生，隻好取消了。

　　之前，千春暖一直沒有向沐青雨聊起過自己的家庭和親戚，兩人在國際飯店午餐時，千春暖喝了幾杯酒，似乎興致很高，問沐青雨是否對香港感興趣。沐青雨當然點頭。千春暖就說，我準備最近跟香港總公司聯係，咱倆過去一趟你看如何？沐青雨一陣驚喜，舉杯以汽水代酒敬對方。按照她的性格，接下來自然要問長問短。於是得知千春暖是單身一人在上海過日子，其工作是為其伯伯、父親、叔叔三兄弟合夥投資創辦的“三君子貿易公司”駐滬辦事處打工。

　　“三君子公司”原在滬上，上海解放前夕遷往香港，在上海設了一個辦事處。新中國成立後，由於西方國家對華搞經濟封鎖，“三君子公司”采用當時常用的一種變通方式和內地做生意，即將商品出口到可以對華貿易的第三國，再由本公司開在第三國的分公司銷往中國內地。這種貿易方式有利於新中國，政府對此類公司（辦事處）有特殊優惠政策。千春暖說他可以“新招收職員”的理由向總公司提出申請，讓沐青雨隨其前往香港旅行一趟。

　　喜出望外之餘，沐青雨忽然就犯了愁，這時候她才想起，應該如何跟父母說呢？按照老沐的觀點，最好不要跟海外發生什麽關係，免得講不清爽，別說她去一趟香港了，哪怕是知道了她跟有“海外關係”的千先生談朋友，多半也要反對呢！

　　千春暖說小沐你的擔心不無道理，不過，應該是有解決辦法的，事在人為嘛。回頭我跟阿拉爺叔商量一下，看他這個老法師有什麽主意。阿拉爺叔是“三君子公司”的三大股東之一，現在主持上海辦事處的工作，我是他的助手。他這人的想法經常跟別人不一樣，有時你認為老便當的事情，他卻是一口咬定不能辦；有時你認為是一樁老大難，跟他卻是一說就成，還會主動幫你出謀劃策，讓你辦起來更加順風順水。

　　沐青雨聽千春暖這麽一說，心裏對此舉寄予莫大希望。兩人午餐後去大光明電影院看了電影，又去新城溜冰場溜了一場，分別時約定三天後沐青雨翻班那天中午見麵。

　　可是，三天後沐青雨如約趕到約定的跑馬廳（這是指解放前的跑馬廳，1950年8月27日市軍管會已下令收回產權，北部擴建人民廣場，南部建造人民公園，人民公園工程於1952年6月正式開工）南側騎樓，但千春暖卻失約了，隻好悻悻而歸。當晚，她去同濟醫院上班時，發現護士室的留言板上貼著一紙給她的小紙條，告知有一位千姓先生來電，稱有事爽約，稍後再聯係。看日期，是昨天下午四點打來的。估計是接聽的那位常日班護士忘記轉告了，今天想起，這才留言。

　　再次見麵是在又一個三天後的傍晚，千春暖看上去精神狀態欠佳。沐青雨以為是因為他那個主持辦事處的爺叔解決不了她去香港旅行一趟的難題，哪知千春暖開口就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爺叔聽他說了兩人的關係後，說去香港沒有問題，費用、證明什麽的都由他親手辦妥。至於跟你父母的溝通，說是由辦事處出麵跟市公安局外事科聯係，讓他們通過組織上跟你老爸說明。

　　之前，沐青雨曾聽千春暖閑聊時說起過，“三君子公司”正在參與為新政權做一樁長期生意：把內地積壓的大量豬鬃通過香港商人向西方市場出售，換取寶貴的外匯用於社會主義建設。現在聽千春暖這麽一說，尋思政府方麵可能是因此而買“三君子公司”的麵子。不過，這麽一來，老爸就知道她正在跟千先生談朋友了，不曉得是否會反對。轉念一想，尋思先不管往下怎麽樣，去香港白相一趟的機會無論如何不能放過啊！

　　接下來，兩人去“功德林”吃素菜。席間，沐青雨注意到千春暖的情緒依舊低落，問他是不是身體不適，或者有什麽心事。千春暖聽了，喟然長歎“不瞞你說，我遇到坡坎了。”

　　沐青雨自是要詢問是怎麽回事，千春暖先是不肯吐露，經不住沐青雨的再三追問，遂把情況簡略說了說——

　　他的父母對他管束很嚴，解放前夕臨去香港時，將其交給爺叔，說你就把這個侄子當自己的兒子一樣管教，若是做錯了啥事，該罵要罵，該打得打，公司的事如有差錯，除了按照公司章程罰款，另外足尺加三扣發薪水，扣下的鈔票作為辦事處其他員工的福利，不必入賬。另外，平時他的薪水、獎金也是隻發一半，另一半寄往香港交父母保存。

　　“三君子公司”的這三個大股東中，要數老二即千春暖的老爸占股最多，他是公司董事長，做生意頗有一套，但脾氣不好，尤其是對自己家人，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管束甚多，老大、老三見他都怵頭，別說在公司供職的其他親戚小輩了。董事長這麽一說，公司副總經理、前辦事處主任老三隻有唯唯諾諾嚴格遵命的份兒。

　　千春暖告訴沐青雨，他在辦事處負責對外交際，用如今的說法就是公關總監。眼下遇到的坡坎就是因這個職位引起的。

　　上海解放後，政府對私企的財務開支由“查摸底細”到“提醒守法”再到“控製提現”，這樣，對於需要對外進行業務交際的私企來說等於是設置了一道障礙。“三君子公司”駐滬辦事處因為有海外信息作為經營參考，趕在該規定公布實施之前緊急提取了大額現金作為備用。擔心放在辦事處保險箱內不牢靠，由主任即千春暖的爺叔拍板，分散交由各個需要使用現金的部門負責人掌管。

　　千春暖負責交際，掌管的數額最多，那天下班時一下子領取了三千萬元人民幣現鈔，厚厚三遝，放在隨身攜帶的牛皮挎包裏。正是梅雨時節，天空淅淅瀝瀝地飄著細雨。剛出門，有一輛三輪車駛過，他便招停上車。途中經過“邵萬生”時，他讓車夫停車，也沒下車，直接招呼臨街那個糟貨櫃台的營業員稱了糟肉、糟帶魚各一份出門遞上，一手付錢一手交貨。往下，就發生了簡直不堪回想的情節……

　　三輪車把千春暖送到家門口停下，正好有兩個鄰居在吵架，那是千宅左右兩戶鄰居的兩位女主人。原本她們的關係一向不錯，解放後不知為了什麽事兒突然變為冤家，隔三岔五要吵一場，嚴重時還會互相拉扯，抓破皮膚揪落頭發的情況也曾發生過。那天瞧她們的架勢，差不多也快動手了。千少爺童年時，那兩個婦人對他都很好，千春暖不忍見她們打得頭破血流，三輪車一停便下車去勸。那對冤家對千少爺的麵子是買的，千春暖三言兩語就勸開了，把她們連哄帶推進了各自家門。回過頭來要付車錢時，那輛三輪車已經不見了影蹤。

　　要說千春暖那天的思維似乎也不在狀態，左右手一手提著一樣糟貨，竟然就把那個裝著巨款的挎包給忘記了，所以也不著急，尋思車夫可能是忘記收車錢了，回頭肯定要回來的。待他取鑰匙開了家門入內放好糟貨，想去附近店鋪買啤酒時，這才想起挎包忘在三輪車上了！初時還指望車夫會回來取車錢，於是故作鎮靜，點了支香煙在門口等候，抽了三四支也沒等著，終於不得不確認“忘記收車錢”應該是車夫故意為之。

　　沐青雨聽到這裏，大驚失色，急煎煎問：“那怎麽辦？你報案了沒有？”

　　千春暖說起初是想報案的，快走到分局大門口時，又想到辦事處提取這筆巨款是違反政府規定的，商界已有數人因為有同樣行為（金額比這還少）受到嚴厲懲處：老板和財務主管折進局子，涉案款項被沒收，廠店由政府派工作組清理整頓，十有八九是開不成了！這麽一想，就不敢報案了，尋思還是自己設法解決這個問題吧。

　　那麽，解決了沒有呢？千春暖向滬上數家親戚臨時告貸，奔波多日也隻借到了七八百萬元。這時傳來消息，他母親要來滬住一段時間，這才稍稍鬆了口氣。屆時拍發電報，要求把被父母扣去的薪餉帶來，跟母親見麵後再如實相告，受責罰是逃不了的，但母親肯定會幫他把款項補上。沒想到，母親的行程遲遲定不下來。而作為全國最先開展“三反運動”試點的上海市已經隨著“增產節約運動”拉開帷幕，開始了在黨政機關和企業中“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試水，滬上私企被政府要求分批進行自查“三君子公司”駐滬辦事處被列在第二批。這下，那位千主任慌了，要求之前領取超額備用金的部門負責人盡快把賬目理清，1952年元月中旬之前，剩餘現金全部上交財務。

　　然後，慌的就是千春暖了一一這，就是千先生所說的“坡坎”。

　　當下，沐青雨不禁為對方著急了，問那該怎麽辦？千春暖苦著臉搖頭，說我也不知道呀！沐青雨出主意，讓他趕緊跟香港父母求援。千春暖說隻怕已經晚了，聽說政府已有規定，像“三君子公司”這樣的海外企業駐滬機構往海外公司總部所發的函電，都必須先交行業公會過目，蓋章後方可發送，否則電報局不予受理。那麽，私人函電呢？

　　千春暖還是搖頭：“聽我爺叔說，政府可能已經加強了這方麵的管控，萬一被檢查到，那還不是直接就把我爺叔捉進去了？這個，我不能做啊！”

　　沐青雨又出主意：“幹脆跟你爺叔講清爽，他總有辦法的吧？”

　　千春暖搖頭依舊，一副已經預料到後果，隻能聽天由命的樣子。

　　兩人說著說著，不禁愁腸百結。千春暖哀歎：“事到如今，隻要眼前有路，哪怕去偷去搶，我也隻好去做啊！”

　　一語提醒了沐青雨，於是就有了裝扮“白衣天使”盜劫醫院單人病房住院病人的主意。

　　千春暖到案後供稱，這個主意看似沐小姐出的，其實是他“提醒”的結果；即使沐青雨不出這個主意，他也會拐彎抹角說出來，然後要求沐青雨參與。以他對這個頭腦簡單的少女的了解，她此時已經陷入感情羅網之中，無法掙脫，肯定會言聽計從的。接下來的情況證實了他的估測。

　　但是，千春暖千算萬算，也沒有估測到老刑警沐藍舟的行事思維，所以發生了沐青雨自首之事。

　　元旦前一天，沐藍舟接受了分局領導下達的一樁任務，與刑警隊另外幾個刑警前往蘇南行政公署下轄的常州市，追捕一個犯有曆史反革命罪行的江洋大盜。一行人12月31日中午離滬，直到昨天傍晚方才完成使命，押著那個案犯返滬。到看守所後，隨即訊問，忙完已過午夜。因錯過末班公交車，就在辦公室湊合著休息。一時睡不著，就翻看分局內部油印的每周工作情況簡報，上麵有關於“白衣天使盜劫案”的情況。沐藍舟突然想起自己家裏曾經晾過一件小號白大褂之事，尋思女兒酷愛偵探小說，會不會與該案有涉啊？

　　天明後，老沐終於憋不住了，就往女兒實習的同濟醫院打了個電話，不問別的，單問醫院是否給實習護士發白大褂。院方答稱，實習護士上班時是穿白大褂的，但不是配發的，下班不能帶回家，穿髒的白大褂由醫院雜役統一洗滌。老沐心裏禁不住一沉，立刻前往同濟醫院，沒說自己的刑警身份，隻說是實習護士沐青雨的父親，想問一下女兒的排班情況。人家讓他看了排班表，老沐遂認定女兒有作案時間。

　　立刻回家問女兒，沐青雨哪是刑警老爸的對手，很快就把一應情況和盤托出。老沐說那就無活可說也無路可走了，我送你去分局自首吧。

 

六、拒捕脫逃

　　對於專案組來說，沐青雨的自首，最大的收獲是弄清楚了盜劫係列案的基本情況。這當然值得欣喜，但遺憾的是，接下來追查千春暖行蹤下落時卻吃了空門，千犯向沐青雨透露的所謂“三君子公司”以及“駐滬辦事處”根本子虛烏有；其所述之“負責交際”、“公款失竊”之類料想也全是刻意製造的謊言。而且，千春暖在跟沐青雨的接觸中，未曾透露過自己的家庭住址，沐青雨倒是實話實說，還把其父是嵩山分局刑警的信息告訴過對方。這樣，原指望隨著沐青雨的自首可以順藤摸瓜一舉將千春暖捉拿歸案的希望就落空了。

　　不過，希望之門還沒有全部關死。刑警分析下來，沐青雨的自首消息屬於嚴格保密，嵩山分局內部不相幹的警員尚且不知曉，千春暖當然不可能察知。所以，他應該還會按照以往的做法跟沐青雨再次約會。這二位有默契，上一次見麵後分手時，會相約下一次見麵的時間和地點。最近一次約會分別時，千春暖征求過沐青雨的意見，下次咱們幾時見麵？沐青雨說她1月8日休息。千春暖遂把日期定在1月8日。接著兩人商定，那天中午十一點半在外灘海關大鍾下會合，找個地方吃午餐，然後去大世界轉轉。

　　於是，專案組決定屆時在外灘海關大樓前設伏。考慮到萬一千春暖有事不能赴約，會往同濟醫院打電話告知沐青雨，所以暫不對沐青雨實施拘留，讓她7日照常去醫院上日班。

　　專案組長伍嶽生親自出麵跟沐青雨談話，把專案組的意圖對她說了說，讓她放鬆下來，正常上班，如果千春暖來電，要做到像平時一樣接聽電話。當然，考慮到沐青雨畢竟年輕，心理素質不穩定，為防引起千春暖的猜疑，屆時上班前需要偽裝右手腕扭傷，作個簡單包紮。這樣，護士長就不可能派她去給病人打針（刑警最擔心她在打針時心理波動，引發醫療事故，從而導致病區內部的混亂），多半會安排她臨時做些製作消毒棉球、整理器械之類的隻在護士室做的零碎活兒。

　　沐青雨的心理素質還算是不錯的，她表示保證遵守專案組的指令，一定像平時那樣正常上班。伍嶽生對她說，這也是讓你有一個先期體驗，8日那天才是重頭戲，你要像以往跟他約會時一樣，整理好服飾儀容，前往外灘海關大樓。隻要積極配合政府，順利逮捕千春暖，肯定能對你從寬處理。

　　當天下班前，專案組對次日的工作作了分工：全組刑警、實習生分成三撥，一撥去外灘勘查地形，須把海關大樓內外以及周邊的大樓、馬路、小弄堂都一一查看過，默記於心，以便回來供製訂抓捕方案時參考；一撥監押沐青雨去同濟醫院上班，考慮到沐是女孩子，特地報請分局領導批準，臨時從看守所借調一名女看守員隨行；第三撥是刑警、實習警員各一名，留守專案組駐地作為調度和機動。

　　臨末伍嶽生去向分局領導匯報工作時，領導問抓捕行動當天是否需要調派人員作為增援。伍嶽生說不用，專案組這麽些人，抓一個千春暖足夠了。

　　沒想到，還沒等到1月8日，千春暖就露麵了！更沒想到，這廝露麵之後，刑警竟然沒能逮住他，青天白日讓他開溜了！

　　1月7日上午九點多，已準時抵達同濟醫院“上班”的沐青雨待在該院住院區二樓外科護士室工作了將近一個小時。護士室外麵，刑警騰博飛、宋萃才和實習警員侯克疾化裝成病人家屬在走廊裏溜達，女警辛某以探視病人不遇（去門診區做術前檢查了）為由，在病房門口等候。

　　這時，來了一個穿黑色絲棉中式棉襖、外罩米黃色麥爾登薄花呢風衣、頭戴寬簷禮帽、臉上扣著一個白色大口罩的男子，他是和一個四十來歲、穿著打扮闊綽的富貴太太模樣的胖婦人一起從樓梯上來進入二樓病區的。這天的氣溫很低，那婦人稍稍爬了爬樓梯，已經喘出大口大口的熱氣了。兩人顯然已在樓梯上有過語言交流了，一進病區，該男子就指著走廊的那一頭用國語予以指點，說你一直走到頭，就是213病房了。這一幕是被四個警員都看在眼裏聽在耳中的，隻是被男子那個白色大口罩和他對胖太太的指點誤導了，以為這是醫生或者醫學院的實習生，因此沒作出反應。

　　這位戴口罩的男子，就是千春暖了！千犯到案後供述，那天他應約去一個在附近的朋友家，因交通比較順暢，比預約的時間提前了半個小時就抵達了。路過同濟醫院，想起沐青雨這天該上日班，就順路拐進來看看。據事先沐青雨的口供，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情況，專案組昨天研究今天的工作時，也就隻考慮了千春暖可能會打來電話，沒料到他竟然會心血來潮破例登門拜訪。

　　對於千犯來說，當然更不曾料到事情已經穿幫，現場有刑警守著，故而沒有產生警惕。所以，接下來他的一個舉動就露出了破綻。他沒來過同濟醫院，不過，在開始作案前，他就已與沐青雨轉悠過多家醫院。這人聰明，隻去了其中數家之後，就發現了滬上醫院對於診室和病房編號的一個共同點，房間號碼都是從距離大門最近的那一端樓梯口為起始數字。剛才在樓梯上那個胖太太以為他是醫生，向他打聽213病房的位置，他盡管沒來過同濟醫院，也可以準確無誤地判明。但是，現在他自己卻遇到了一個問題：各醫院對於護士室位置的安排屬於各行其是，並無定規，沐青雨也沒對他提及過。因此，他在指點過胖太太之後，隨即向迎麵過來的一個雜務工低聲打聽本層樓的護士室在哪裏。千春暖的聲音確實很低，刑警又與其有一段距離，不可能聽到。可是，這一幕都是落在眼裏的，自然引起了注意。

　　千春暖按照雜務工的指點往前走，行至護士室門口，就在舉手即將叩門的那一瞬間，突然一個急轉身，朝213病房方向即走廊的另一端疾奔。這時，刑警騰博飛、宋萃才兩個已經悄然站在與其相隔一間病房的位置，準備待其叩開護士室的門進入後，上前堵住門口再說。哪裏想到這廝竟然有此反應，讓其搶了先手！

　　好在化裝成病人家屬的實習警員侯克疾正在走廊那一端210病房旁邊站著，佯裝瀏覽宣傳愛國衛生的牆報。小夥子還算機靈，聽見動靜，轉身擋住千春暖的去路。此刻對於千犯來說，後有追兵前有堵截，甕中捉鱉已成定局。不料，又一個變故發生了！

　　刑警後來才知道，這個看上去一臉斯文相的家夥竟然練過“撲克星”（滬上洋涇浜英語“拳擊”之意，Boxing的諧音），而且還在比賽中獲得過名次。當下，千犯二話不說揮拳把侯克疾擊倒，跟著竄到走廊盡頭，推開兩扇木門，逃出去後竟然沒有馬上下樓，而是抓起外麵樓梯平台牆角的拖把，將木柄卡在兩個門把手之間。待刑警撞斷拖把木柄，衝出去順著樓梯追到樓下，這廝已經無影無蹤了！

　　這個送上門來的機會就這樣功虧一簣。那麽，千春暖是怎麽察覺到自己已經被盯上的呢？專案組自是要弄個明白。經過實地測試，刑警認為隻有一種可能：護士室的門與病房門式樣相同，上部是一個大約十六開紙張大小的玻璃窗。當時醫院都不設專門給醫務人員使用的更衣室，醫生、護士上下班更換衣服都是在辦公室進行的，所以，玻璃窗裏麵都用紙張封擋。同濟醫院的這個護士室也不例外，在玻璃窗裏麵貼了一張墨綠色的道林紙。這樣，如果從外麵靠近，玻璃窗就成了一塊鏡子，千春暖就是這樣發現悄悄向自己靠近的便衣民警的。

　　在千犯逃跑現場，刑技人員隻提取到了其鞋印，那是一雙美國海軍配發的軍用皮鞋，並無線索價值。二戰結束後，停泊在黃浦江上的美國海軍艦艇上的大兵經常上岸，把部隊配發的裝備廉價出售給舊貨商店或者私人，中央商場一直到解放後也還有出售，根本無法追查千春暖所穿皮鞋的來路。另外，在走廊盡頭的門把手和那根用來暫作門閂的拖把木柄上提取到了戴著手套的指印痕跡，以當時的技術鑒定水平，也沒有鑒定價值。

　　如此，專案組原定的次日前往外灘海關大樓設伏捉拿千犯的計劃就隻好作罷了。當天下午，專案組把外派出去的一幹警員全部撤回，集中一起開案情分析會。

　　在之前1月2日的案情分析會上，專案組確定了以“撒網”方式進行調查：一是對贓物進行布控；二是對相關醫院供職的與兩案犯性別、年齡、身高等條件相似的醫務人員進行查摸，重點暗查“是否有作案時間”；三是跟市衛生局聯係，請求提供各醫院近幾年的退職、實習醫生護士資料。布控調查次日，即在中央商場獲得線索，查到了兩案犯之一沐青雨的蹤跡。

　　另外兩路的調查也沒有進展。對相關醫院醫務人員情況的調查，雖然得到了醫院方麵的密切配合，但在初查過程中未發現符合條件的嫌疑對象。另一路調查，是通過市衛生局下達通知，讓各醫院提供材料。而各醫院的反應似乎不甚積極，也可能是人手問題，反正隻有寥寥數家遞送了材料。專案組打算等材料更豐富一些之後再進行匯總分析，現在材料太少，隻好將其擱置一邊。如此，1月7日下午的案情分析會隻有另辟蹊徑，針對目前已經掌握的情況進行新的分析，指望能夠有新的發現。

　　幾番討論下來，大夥兒把注意力集中到案犯作案時使用的麻醉藥上。使用麻醉藥作為作案手段的刑事案件雖然不算鮮見，但在刑案中所占的比例始終是很低的，在場的專案組刑警都曾聽說過此類案件，可誰也不曾親身參與過對此類刑案的偵查。本案發生後，通過法醫的簡單講解，大家才有了關於這方麵的一些基本認識——

　　用於此類作案的麻醉方式，屬於醫學上的全身麻醉，可以通過吸入或者注射達到全身麻醉的目的。麻醉藥經呼吸道吸入、靜脈或者肌肉注射進入體內後，抑製中樞神經係統，臨床表現為神誌消失、全身痛覺喪失、遺忘、反射抑製和骨骼肌鬆弛。對中樞神經係統抑製的程度與藥物濃度有關，可以控製和調節。使用麻醉藥作案手段隱蔽，受害者不會反抗，屬於所有犯罪手段中比較高端的。不過，獲取麻醉藥並不容易。

　　就像對中藥裏的有毒藥物如砒霜的管製一樣，打自西醫治療方式進入中國開始，官方對麻醉藥一向實施嚴格管控。解放後，人民政府的管控更為嚴密細致，對於與麻醉藥有關的生產、交易、使用、銷毀等相關的生產廠家、出售的醫藥公司、使用的醫院、研究機構乃至具體到操作醫師，都有一整套明確有效的規章製度，別說社會上的尋常人士了，就是醫院的專業麻醉師，要想獲取也是有相當難度的。可是，案犯千春暖不但能夠獲取，而且據同案犯沐青雨交代，千犯曾聲稱他有足夠供多次下手的這種吸入性麻醉藥。

　　於是，問題隨之產生：千春暖是通過什麽途徑、采用什麽樣的方式獲取麻醉藥的？不管是使用盜竊方式，還是利用職務便利搞到麻醉藥的，合法持有這種麻醉藥的單位為何沒有發覺？根據規定，這些單位應該在發現麻醉藥短缺的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告，公安機關在接到報告後，如查明短缺事實確實存在的話，還應向上級機關報告，並有義務向周邊省市同行書麵通報該情況，以防不法分子利用麻醉藥作案。但是，上海市公安局自1949年6月4日掛牌正式成立以來，從來沒有接到過此類報案或者外省同行的此類通報。

　　專案組認為，把千春暖獲取麻醉藥的來源作為新一輪調查的切入點，應是一個理論上說得通、實際操作中也行得通的措施，這似乎也是眼下唯一可以試一試的方向。於是，決定試著進行調查。具體做法是，從公安層麵上對本市解放以來是否接到過麻醉藥短缺（不論何種原因）情況的報案予以複查。如果有，則盯著往下追查，務須查明原因。如果沒有，那就另做打算。

　　1月8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分頭前往全市各分局治安科，查閱上海解放以來與麻醉藥失竊相關的報案記載。這項調查進行了一天，當晚，一幹警員會合匯總調查結果，並未發生過麻醉藥失竊案件。但是，不止一個警員在調查時聽分局相關方麵說過如下一種假設：如果不是失竊，而是毀損，那事主就不是向公安局報告，而是向同業公會報告，由同業公會核實後，向市衛生局呈報書麵文件備案，備案文件副本則交給事主，作為從醫藥公司補進貨品的依據。

　　因此，有刑警提出建議，是否有必要調查一下麻醉藥毀損的情況，沒準兒毀損情況確實有，但是毀損後果並沒有上報的那麽嚴重，事主趁機多報損失，利用中間的差額做手腳，把麻醉藥高價賣給由於種種原因未獲衛生局開業準許但實際上卻在從事非法行醫活動的“地下西醫”。

　　這個建議獲得了支持。次日，專案組再次出動，分兩路分別前往西醫同業公會和市醫藥公司進行調查。

　　查下來的結果，同業公會說他們對麻醉藥管理非常重視，每接到一起毀損報告，都會派員前往事主那裏了解，失手打碎包裝容器的必須提供針劑瓶的破碎玻璃，並對在報告上作為旁證簽名的在場人個別詢問，然後進行分析判斷，沒有疑問後方才可以通過。對於事主來說，如果發生此類情況後不能通過同業公會的調查，不僅僅是信譽受損，而且還會影響事主今後獲取麻醉藥供應的品種和數量，這就直接關係到經營利潤了。因此，他們接到的毀損報告經核查都是屬實的。

　　去市醫藥公司調查的刑警對該公司出售給事主的麻醉藥手續和數量進行了複核，也完全符合同業公會核定的情況。

　　1月10日，專案組又一次開會分析案情。反複進行研究後，決定同時開辟兩個方向的調查：一、著手查摸地下西藥交易黑市的情況，以判斷千春暖是否有從黑市獲得麻醉藥的可能；二、再次對投案自首後已被關押的沐青雨進行訊問，看是否能獲得與千春暖行蹤下落相關的線索。

 

七、難逃法網

　　專案組長伍嶽生與刑警樂常富、騰博飛前往看守所提審沐青雨。沐青雨自1月6日由其刑警老爸陪同前往嵩山分局投案自首以來，已經被專案組訊問兩次，這兩天正按照吩咐在監房寫“親筆供詞”。看守員將其從監房開出來後，她把“親筆供詞”呈遞刑警，問這樣寫是否符合政府的要求。伍嶽生接過後稍稍瀏覽，說這份材料的情況咱們回頭再說，今天來找你是想跟你隨便聊聊，算不上提審，你可以放鬆一點兒。

　　然後，三刑警跟沐青雨閑聊了一陣，讓她的情緒放鬆下來後，這才把話題引到案子上，用的還是之前那份輕鬆的語氣，問你寫的這份“親筆供詞”裏是否說到了跟千春暖的交往情況。沐青雨回答說寫了，凡是跟作案有關的情況都寫上了。

　　刑警繼續問“那麽，你認為跟作案無關的情況，腦子裏是否還有印象呢？比如每次約會對於千春暖的觀感，哪次約會留給你的印象比較深刻，等等。想到什麽就說什麽，想不出也沒關係，我們隻是隨便聊聊。”

　　以沐青雨的少女閱曆，當然猜不透刑警的意圖。但她很聽話，認真想了片刻，開口說了些一起吃飯或者喝咖啡時千犯的談吐神態、閑聊內容。三刑警跟沐青雨聊了大約兩個小時，沒從她說及的內容中發現有什麽跟千犯下落相關的蛛絲馬跡。

　　這天，另一路了解西藥黑市麻醉藥交易情況的刑警也沒獲得什麽線索。調查過程中得知，麻醉藥——特別是吸入性和口服這兩種麻醉藥，在黑市上也是被列入“最緊俏貨品名錄”的，其原因主要是貨源緊張。可能由於抗美援朝戰爭，即使對醫院所需麻醉藥，政府也采取了控製措施，導致一些個體診所、集體合作小醫院偷偷摸摸通過黑市交易獲取麻醉藥。因此，所涉及的相關“藥頭”，也麵臨著重新洗牌的局麵，這對於調查走私麻醉藥的去向就更增加了難度。

　　對於專案組來說，如果隻剩下這麽一個獲取破案線索的方向的話，那看來還得向領導要求增派警力。但是，專案組成員都意識到，目前由於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運動”等原因，上海市的反特、治安形勢仍較嚴峻，警力緊張，伍嶽生沒法兒向領導提出這種要求，即使大著膽子提了，領導大概也隻有朝他苦笑的份兒。

　　如此，隻好再想辦法了。大夥兒商量下來，基本達成一致觀點：從黑市上查摸線索這個方向眼下看來難以有效實施，隻好作為備胎擱在一旁，實在沒有其他法子可想了，再硬著頭皮試試。

　　於是，全組開會討論，看是否可以議出一個新的方向來。大夥兒七嘴八舌幾輪議下來，突然有人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某一家有經營麻醉藥業務的西藥房（公司）關門歇業了，店裏剩下的包括麻醉藥在內的貨品是怎麽解決的？對於麻醉藥是否有一個精準盤查呢？

　　在場刑警誰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專案組長伍嶽生立刻抄起電話機向市衛生局電詢。得到的回答是，同樣需要進行核查登記，如有短缺，是需要辦理備案手續的。那麽，上海解放以來有多少家有可能成為此類事主的藥房或公司關閉呢？對方說，這個，不屬於衛生局管，您得上工商局去查詢。

　　接著向市工商局電詢，對方說這要查檔案材料才能弄清楚。這樣吧，你們帶上公安局的介紹信過來，可以讓你們自己直接查閱。

　　1月11日，專案組全體出動，前往上海市工商局查閱檔案。查到下午兩點多，總算查明了自1949年6月至此時關門歇業、合並的西藥類生產和銷售的廠商共有九十七家，其中與麻醉藥相關的隻有八家，全部是西藥房。經與之前市衛生局提供的資料對照，發現有一家西藥房歇業時並未向工商局提供貨品進出的報備。

　　刑警頓時對這家名喚“天成”的西藥房產生了興趣，遂著手展開調查——

　　“天成西藥房”位於靜安區常德路上，創始於1920年7月，當時的老板名叫易辰陽，是一位根在上海灘、年輕時海外闖蕩中年後返回滬上的商人。老易回滬後，開設了“天成西藥房”。這家藥房隻有兩個門麵，但是，甫一開張就引起同業的注目，因為易老板通過其在海外建立的社會關係，有條件獲得西藥行業的緊俏藥品和醫療器械。開張一個月，天天顧客盈門，而且都是醫院采購人員甚至也是開西藥房的同行，排隊搶購緊俏藥械。不久，同業公會出麵幹涉了，約談易老板，要求他把“天成西藥房”的經營功能由零售改為批發。易老板從之。自此，這家雖然還掛著“西藥房”招牌的藥店，開始專門經營批發業務。

　　十五年後，易老板病歿“天成西藥房”由其子易稚陽接手經營，做的還是西醫藥械批發生意。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滬上租界被日軍占領“天成西藥房”被日偽當局強行征收，成為由日本商人管理的一家專與日軍貿易的軍用藥械商店。老板易稚陽及一幹店員有的離開，有的留下成為日本掌櫃手下的夥計。抗戰勝利後，“天成西藥房”回到易稚陽手中，繼續做批發生意。

　　上海解放後，“天成西藥房”的業務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封鎖以及海運不斷遭到盤踞台灣的美蔣武裝的騷擾而大受影響，不過，易家和海外老關係的合作還在繼續，經常能從香港、澳門獲取進口藥械，生意勉強還做得下去。這樣一直維持到1951年2月下旬，“天成西藥房”突然遭受一場不算嚴重的火災，徹底歇業。

　　那天晚上“天成西藥房”店員薛秀良留宿藥房值夜。這是一個三十掛零的喪偶男子，已在“天成”（包括日偽時期被日偽征收後改稱的“佑天藥房”）做了十一年店員。這人嗜酒，喪偶單身後更是貪杯，每天必喝，而且喜歡喝到八成量。輪到他留宿藥房值夜時，據說遵老板之囑，隻喝一半的量。但這天晚上估計是超標了，反正睡下後就鼾聲大作，直到被煙熏醒。一看，店堂裏已經煙霧騰騰。酒一下子就嚇醒了，藥房有後門，他倒也不急著逃生，抄起滅火器一頓狂噴。兩個滅火器噴光，火給壓住了，但尚未完全熄滅。這動靜已經驚動了四鄰八舍，都從家裏拿出水桶、臉盆等趕來救火。一輪水澆潑下來，火被完全撲滅。這時，消防隊的救火車也來了。

　　消防隊勘查火場後得出的結論是：電線老化形成短路，不斷產生的火花引燃了旁邊的易燃物品，因未被及時發現，蔓延開去終於釀成了火災。

　　“天成西藥房”老板易稚陽就住在藥房附近，四鄰八舍還在救火時，他就已經聞訊趕來了。對於商鋪來說，火災是一樁可以列入最高不幸級別的災難。好在“天成”這次遭遇的火災在“最高不幸級別”一欄裏的毀損等級還算是比較低的，直接被燒毀的貨品不多，倒是滅火器和潑水導致許多沒有燒著的貨品嚴重受損。易老板是個遇事喜歡仔細琢磨的人，當下麵對消防隊的勘查結論，心裏認同“電源短路”之說，但對於產生原因是“電線老化”的觀點卻是不敢苟同。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店裏的全部電線都是日本商人接收“天成”後，請來日軍技術軍人一手一腳安裝的，使用的材料如電線和插座等，都是從南京路英國洋行“征收”的。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到現在還不到十年。西藥房並非頻繁用電的場所，電壓也是最高不過22。伏，這種西洋貨用上二十年也不會出問題。所以，易老板認為失火很有可能是人為造成的，這就跟當天的夜間值守者薛秀良有關係了。

　　在這之前，易老板其實已經打算關門歇業，舉家前往香港。易家的海外關係比較廣泛，一樣是做西藥及器械批發生意，如今這種形勢，顯然把香港作為據點比守著滬上的“天成”更安全。易稚陽由此決定，不如趁這次失火之機歇業算數。易老板生性謹慎，想來想去想不通，自己對薛秀良一向不薄，何以在他值守的當口兒發生火災？他不知道是否還另有店員跟薛秀良一樣，對他這個資本家老板心存芥蒂，生怕在處置歇業過程中再節外生枝弄點兒事出來，遂當即宣布“停業維修”，四個店員回家休息，薪水照發。至於貨品清理盤點事宜，則叫上幾個親友幫忙，由他親自主持。與此同時，開始著手申辦歇業手續。

　　按照規定，先是要向西藥業同業公會遞交貨品中的管製藥品麻醉藥、安眠藥以及具有其他非治療性特殊作用的藥品的進出數量清單“天成西藥房”這方麵的貨品已經無法清理，幹脆就在申請材料中注明“火災毀損”，還去消防隊蓋了個公章。有了消防的證明，同業公會自無二話，必定通過，而報往工商局的材料中特殊藥品情況這一欄裏則填了個“無”字。這也符合當時的實情——實地清理是有清單並且有參與清理者的證言簽名的，特殊藥品確實什麽都沒留下嘛。對於工商局的審查經辦人來說，就更是弄不清楚了，盡管許可經營內容中有特殊藥品批發，但許可經營並不代表必須經營，人家不經營也是可以的。既然填的是“無”，經辦人的理解就是“沒有經營這個項目”。如此，這一環節就這樣通過了。

　　一個月後“天成西藥房”順利辦妥歇業手續，按照人民政府的相關規定，易老板給薛秀良等四個店員發放了歇業補償金。又過了半月，易稚陽舉家離滬赴港，很快就在香港開了“上海天成西藥房”，這時，易老板對於自己的果斷決定和敏捷行動肯定不無得意，因為根據上海市軍管會的規定，自1951年10月1日起，為配合開展“三反運動”，滬上暫時停止接受所有私企廠商申辦歇業的手續。

　　眼下，專案組麵對著這份材料，最初也有一種“一頭霧水”的感覺。但是，“天成西藥房”是否經營麻醉藥以及發生火災時是否還有庫存，這是必須查清楚的。大夥兒議了議，決定分頭去向稅務局、同行調查了解。又費了一番周折，終於查到了該藥房從海外進口麻醉藥後向稅務局辦理納稅手續時留下的材料，部分客戶也提供了向“天成”以“調劑”為名購買麻醉藥的發票原件。

　　刑警又去向消防部門了解當初救火時的現場情況，但當時消防部門對於這種損失不大的事故式失火是不拍攝現場照片的，無法提供這方麵的證據，隻說現場一片混亂——這是可想而知的。

　　然後，刑警又去找了“天成西藥房”的四個店員薛秀良、龔超然、吉辰喜、苟龍銘。薛秀良透露，失火事故發生之後，他感到非常內疚，曾三次去易老板家表示歉意。易老板對他還是跟以往那樣和藹，說失火肯定事出有因，但他並不認同消防方麵的結論，舉例說了日軍技術軍人負責重新安裝電線、插座的情況，還說當時是你給他們打的下手，應該是親眼所見，材料和施工質量都是沒有問題的。不過，盡管易老板認為不是電線老化問題，但他無意追究。薛秀良作為事故當事人，就不好往下接口說什麽了。

　　對於易老板其人，薛秀良和龔超然、吉辰喜、苟龍銘四人都很感激，說他做人厚道，行事江湖，對其作出“天成”關門歇業的決定深覺遺憾。四店員對於“天成”業務中有麻醉藥批發項目都持肯定態度，不過他們無法提供確切的證據。易老板是個謹慎的人，對於店裏的麻醉藥等需要嚴控的貨品，進貨、出貨、記賬都是他單獨經手，就像中藥店老板對待砒霜一樣。

　　刑警又把調查話題轉到了失火之後對“天成西藥房”的清理上。調查時得知，易老板是另外叫了四個人幹的這些活兒，那麽，四位店員是否知道他叫的是哪四人呢？薛秀良等人說，易老板另外叫人清理藥店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我們四個私下裏也曾議論過，覺得可能對於這次失火，易老板心裏跟我們有疙瘩，卻又不便明說，反正打算歇業了，也就不說什麽了，大家東夥一場也不容易，好聚好散吧。對於四個店員來說，既然已經這麽猜測易老板此舉的原因了，也就不好意思去現場露麵了，所以，他們並不知道易老板是叫了哪四個幫手去清理的。

　　1月13日，刑警根據管段派出所提供的易老板的社會關係，分頭走訪易家的親友，終於獲知“天成西藥房”失火後被易老板請去相幫清理的那四個義務臨時工，分別是易稚陽的外甥程勇、過房義子柏秋寒、連襟鄭毅君及鄭的連襟羅小胖。

　　下午，專案組匯總情況後討論下一步該怎麽走，是直接跟這四位接觸呢，還是先進行外圍調查？

　　討論中，有人提出一個觀點：從至今為止查摸到的相關信息來看，“天成西藥房”在失火前經營的嚴控貨品中的麻醉藥應該沒有那麽巧正好出空。那麽，剩下的麻醉藥應該是以下兩個結果中的一個，要麽是在滅火時毀損了，要麽是被人順走了。火災的滅火現場可以想象，其混亂程度僅次於遭到轟炸。麻醉藥如果真的直接遇上焚燒或者碾壓抑或被水衝著，毀損概率幾近於百分之百。不過，藥品毀損並不等於容器包裝一並毀損，清理現場者中有人可能是見到過殘渣餘骸的。如果是這種情況，那麽直接跟程、柏、鄭、羅四人接觸，是有希望了解到這個信息的。還有一種可能，麻醉藥並未因救火而毀損，而是全部或者部分未曾受到影響，卻被人順走了。如此，調查時就不宜直接跟這四位接觸，而是應該先對他們分別作一下外圍調查。

　　這個觀點獲得大夥兒的一致認同。於是，當場進行人員分工，抽調四名刑警，各配備一位實習警員，分頭前往程勇、柏秋寒、鄭毅君、羅小胖居住地的管段派出所，了解這四位的基本情況。

　　實習警員侯克疾被分派給專案組長伍嶽生當助手，前往常德路派出所去查摸易稚陽的過房兒子柏秋寒的情況。途中，伍嶽生問侯克疾對眼下這一步的案情分析有什麽看法。小侯說：“組長，我估摸咱們這一趟多半不會白跑。”

　　伍嶽生微微有些驚訝：“哦？什麽意思？”

　　這時侯克疾卻有些吞吞吐吐：“組長，我把想法說出來，您可不要批評我有封建思想啊。”

　　伍嶽生更覺不可思議：“你這是說到哪裏去了？說吧，想到什麽啦？”

　　待侯克疾把想法說完，伍嶽生倒是沒有覺得小侯有什麽“封建思想”，而是皺眉沉思。

　　侯克疾說的是什麽呢？他認為，這會兒去向派出所調查的那主兒，沒準兒就是專案組正在查緝的對象——千春暖。柏秋寒——千春暖，正好是反義詞的諧音。伍嶽生緩緩點頭，說這分析我覺得還是有點兒意思的，咱們到了派出所先了解一下這人的情況再說吧。

　　派出所一幹民警對“千春暖”這個名字都說“沒聽說過”，對柏秋寒倒是有點兒熟悉，這個二十七歲還單身的青年曾幹過國民黨空軍。

　　出身資本家家庭的柏秋寒在抗戰勝利那年高中畢業，考上了青島醫學院，去讀了一年書後，從報上看到一則空軍招收飛行員的廣告。當時，空軍飛行員被稱為“藍天驕子”、“軍中王子”，是一門體麵到炫目的漂亮職業，許多達官貴人家庭子弟無不渴望穿一身空軍飛行服。柏秋寒的父親柏濟眾雖然不過是一家中型機器廠的大股東，列不進達官貴人行列，但柏秋寒畢竟是家裏的獨子，自幼養尊處優，過著一份非常滋潤的日子。這小夥子人也聰明機靈，讀書成績一向優秀，英語也出色，舉凡上海灘追求時尚的公子少爺諸如跳舞、溜冰、遊泳、拳擊、騎馬、駕駛汽車摩托車等必修課，他樣樣精通。如果再有資格穿一身空軍飛行服，那他覺得自己的人生真正是完美無缺了。因此，柏秋寒讀到這則國軍招收空軍飛行員的廣告後，不禁怦然心動，也不跟父母商量，果斷輟學，報考空軍！

　　柏秋寒報上名後，麵試、筆試、體檢都是一路綠燈，背景審查也無障礙，得以順利入伍。可是，他的藍天驕子夢最終還是沒有做成。在入伍後的健康複檢中，查出眼睛有隱疾，就被刷下來了。軍方給他兩個選擇：回家，或者留在空軍做一名衛生兵。柏秋寒要麵子，選擇了後者，跟家裏通信說正在學飛行，還向人借了飛行服站在軍機艙門口拍攝了照片寄回家。

　　兩年後，上司正準備將其晉升為見習軍醫時，一直以為兒子真在空軍學飛行的其父柏老板終於獲悉了真相，大惱，動用了關係將其退伍。柏秋寒回滬後，拒絕老爸給出的“要麽重新回醫學院學醫，要麽跟父親學經營企業”這兩個選擇，做起了富家小開紈綺子弟。上海解放後，市軍管會張貼通告，讓曾有舊政權黨政軍特憲以及反動會道門分子身份的人前往公安機關登記。他遵命前往派出所，民警問明情況後，說你是國民黨部隊的小兵，不在政府規定的登記範圍內，回去吧。

　　當然，如果僅僅是沒讓柏秋寒登記這點兒小情節，恐怕他這個名字還不至於讓派出所全所民警都知道。前麵所說的“對柏秋寒倒是有點兒熟悉”，主要是最近這位柏少爺正在跟派出所打交道一他要去香港探親。柏秋寒的生母梁氏跟柏濟眾是原配夫妻，但五年前因故離婚，嫁予一個英國商人，解放前夕隨洋丈夫去香港定居了。根據解放後人民政府的規定，柏秋寒與其妹妹柏笑珠每年有一次去香港探望生母梁氏的機會。不過，柏氏兄妹還從沒去過。

　　前不久，柏秋寒來派出所谘詢辦理赴港探親手續事宜，說他準備攜生活在外區的妹妹前往香港探視母親，問妹妹的手續應該在哪裏辦。當時，國家從吸收外匯角度考慮，對此類情況持鼓勵態度，派出所自是予以熱情解答。一周前，柏秋寒把填寫的兩份申請表送來了。派出所收下後還沒著手料理，前天柏秋寒忽然匆匆趕來，說他妹妹不去探親了，要求把申請表收回。經辦民警還沒遇到過這種情況，請示領導後，說不能收回，但可以放棄申請，在原申請表上簽名即可，你是她的代理人，是可以代她簽名的。按規定，作廢的申請表要交市局外事科保存。柏秋寒就當場簽了字，把柏笑珠的申請表作廢了。此事經辦民警在昨天上午的班前會上提及過，所以全所民警都對柏少爺有印象。

　　當下，伍嶽生、侯克疾聽派出所方麵這麽一介紹，馬上想起沐青雨的供詞中關於“同去香港”的內容，禁不住不約而同對視了一眼。伍嶽生要求所方把柏秋寒遞交的申請表拿來看看。

　　兩份申請表很快就放到了刑警麵前，侯克疾隻一看上麵那份上貼著的照片，馬上認出這個柏秋寒就是1月7日在同濟醫院拒捕脫逃時一拳把自己打翻在地的“千春暖”，頓時激動得一躍而起：“就是他！”

　　伍嶽生也認出了另一份表格上的照片——沐青雨！

　　稍後，專案組即抓獲了柏秋寒，並在柏家臥室裏搜出了部分贓物和用銷贓所得的人民幣從黑市上非法交易所獲的港幣。

　　柏秋寒對其所犯一應罪行供認不諱，表示“低頭認罪，任憑處置”。問其作案動機，供稱是想借投親之機赴港後滯留不歸。因其繼父是英國佬，他不想給人家一個“啃老”印象自毀形象，想弄一筆還算過得去的錢款作為謀生基礎，再設法找一份理想的工作，過一份滋潤的日子。至於要扯上沐青雨，那是因為他對小沐的感情確實是發自真心，是想跟她白頭偕老的。

　　1952年8月140，“白衣天使”盜劫案的兩名案犯受到了法律的懲處：柏秋寒被處無期徒刑，沐青雨因有自首情節，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評論】

塵封檔案不失為當時社會的風俗畫。

對，這就是塵封檔案的好看之處

確實如此啊。

很好的偵破案件案例，學習了。

要不是鬼迷心竅，也是一對金童玉女，可惜啊。放現在不至於判無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