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係列之072：特別經費失蹤之謎

【塵封檔案】係列之0072：特別經費失蹤之謎

本文轉載自公安月刊《啄木鳥》2012年第10期

作者：東方明

 

一、一百二十兩黃金莫名消失

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會部向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的公安部、社會部發出機要件，要求對件內所注明的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前我黨我軍各個曆史階段的若幹起尚未偵破的懸案進行調查。分發給華東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別經費失蹤案，經華東公安部、社會部研究決定由上海市公安局進行調查。

要說清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黨史上的臨時中央。中共黨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臨時中央。第一個臨時中央誕生於1927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向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群眾揮舞屠刀，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時間，血雨腥風籠罩全國。7月12日夜，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緊急指示，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進行了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8月7日，按照臨時中央成立時的決定，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於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對臨時中央的機構進一步完善，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的臨時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產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樣，第一個臨時中央就完成了曆史使命，於1928年9月2日結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上海誕生。組建這個臨時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合計十六人，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有周恩來、盧福坦、陳紹禹（王明）、劉少奇四人，僅占政治局成員的四分之一，他們已失去“代表多數”的作用。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陳紹禹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這樣一來，上海的政治局成員遠遠不足半數，按照黨章規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據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秦邦憲（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裏開會商議此事。商議的結果是，由博古、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請共產國際審批後，第二個臨時中央隨即投入工作。

本案發生的時間，即第二個臨時中央開展工作後不久的1931年初冬。臨時中央在處於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從事革命活動，所需經費無論再怎麽節省，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否則，不但無法開展正常工作，連中央機關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障。而當時處於地下活動中的臨時中央，既無法籌款，也不能開展募捐，這樣，隻能通過兩條渠道解決這個難題：一是由蘇區建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撥款，二是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這兩條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條為主渠道，第二條屬於輔助渠道。況且，共產國際撥款並非通過銀行、郵局匯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員從境外輾轉進入中國，然後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風險極大，所需時間少則兩三月，多則半年，指望等米下鍋不大現實。因此，當時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電，與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取得聯係，讓即予撥款。

當時蘇區的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但是，蘇區政府還是全力支持臨時中央，決定撥給臨時中央黃金一百二十兩（十六兩製老秤）。以當時的白色恐怖形勢，長途調運錢款也隻有黃金最為便利。這件事由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相當於如今的財政部長）林伯渠負責落實，林伯渠批了條子讓從蘇區銀行“按額調撥”，最後送來的是一堆各式各樣的黃金首飾——都是打土豪沒收來的，但是，這些黃金首飾零零碎碎的不易攜帶，於安全有虞，因此，得設法改進一下。於是，就請金匠把首飾高溫融化後製作成十兩一根的“大條”，裝入一口按照金條尺寸專門製作的白銅小盒，盒口用錫焊封。

蘇區的具體經辦人員想得很周詳。考慮到這筆數額巨大的經費從江西送往上海得經由若幹個地下交通員之手，這就有一個交接驗核的過程，交割成功後，下線交通員得給上線交通員一個確認收貨的憑證：這個憑證是一個銀元大小的漢字，由林伯渠親筆書寫，寫後請刻章店鋪用經沸水反複煮過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樣的東西，刻成後按筆畫破解成七件。七個筆畫代表著七個地下交通員，事先將各個筆畫和鎖具、鑰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達）預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線交接時，憑暗語相認，以下線鑰匙打開上線的鎖具確認，交割完成後下線交出筆畫，上線則把他掌握的鎖具交給下線。上線憑筆畫向組織證明他已經完成了使命，已變成上線的原下線交通員則用上線給他的鎖具去與下一站交通員接頭。完成使命的交通員返回後把收條憑證——筆畫交給組織，組織則按照規定的方式把這一特殊憑證輾轉送交蘇區匯總。

 

這個出自林伯渠之手的作為憑證的漢字，日：快。至於哪七個地方，根據保密規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籌款、撥款是財政部的職責，運送那就是其他部門的事兒了。這種情況以前也有過，使用的收條憑證可能是其他漢字，或者並非漢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運送順利，那就可以把這些憑證撇開不問，通常是全部筆畫還沒送回蘇區時，對方已經把順利接收的信息傳遞過來了．憑證隻是發生意外情況時才用得到，不幸的是，這筆曆年來蘇區向上海方麵撥送的金額最大的經費，恰恰遭遇了不測，從而用到了這個漢字憑證。

特別經費運送線上的第一個交通員是1931年11月6日從瑞金啟程的，按預定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瑞金——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鬆江——上海。這條路線有些繞，但安全係數大。滿打滿算，用一個月時間是可以到達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鍋的臨時中央從11月底開始發電向蘇區詢問，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發了五封催詢電報，蘇區這邊於是意識到出問題了。當時，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拿著業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個筆畫來請他鑒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識到那筆特別經費出了問題。

“快”字的最後一筆——捺，沒有送到蘇區。蘇區政治保衛局於是啟動了調查措施。經林伯渠確認，已經送來的那六個筆畫確是原件，刻章匠也確認是由其親手製作的東西。於是，蘇區政治保衛局斷定：特別經費在運送過程中，前幾站均無問題，事情出在鬆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蘇區政治保衛局試圖對此事進行調查，可是，以當時的條件，想去遠離江西蘇區、緊靠上海的江蘇省鬆江縣進行調查，那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不說其他，光是潛入白區的安全風險就高得難以預料。當然，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請機關設於上海市區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人員協助調查。蘇區這邊也確實這樣做了。上海的特科情報人員進行過調查，可是，由於運送特別經費啟用的秘密交通員都是由中央個別領導直接掌握的，按照組織規定，這種秘密人員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給其他任何人的，這種情況隻能由與其建立組織關係的上線向其．進行調查。所以，特科方麵的調查也未能進行下去。一個圈子繞下來，已是三個月後了。於是，政治保衛局隻好向蘇區政府打報告，要求由蘇區政府出麵與臨時中央那位掌握秘密關係的領導聯係，請其安排對此事進行調查。那位領導之前知曉特別經費未能運到中央，不過，雖然交通員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規定，提供後就不能過問蘇區方麵怎樣使用這個交通員，因此並不了解其他情況。這時由中央向其交代後方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於是就立刻聯係鬆江那位承擔最後一站運送特別經費使命的秘密交通員。可是，已經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調查結果就是這樣的。

特別經費未能送到上海，產生了以下嚴重後果：因沒有資金及時營救，九名被捕的同誌遭到殺害；一次預先布置好的為配合“一•二八淞滬抗戰”而舉行的日資產業大罷工流產；三名傷病的地下機關同誌因無醫療費用及時救治而死亡；四名犧牲烈士的家屬因未能獲得組織及時的經濟救助而流落街頭，最後失蹤，等等……現在，新中國成立，有條件查清該案了。本來，按照行政區劃來說，該案應該交由蘇南行署公安處去調查，因為鬆江其時屬於蘇南行署管轄。可是，以蘇南行署公安處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難以勝任，所以最後還是決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辦。畢竟鬆江緊挨著上海，況且，根據案情，調查的觸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於是，這起被稱為“特費失蹤案”的案件就下達給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時下達給上海市警方的還另有五起其他曆史懸案。為此，上海市公安局決定抽調一批精幹偵查員組建一個名喚“懸案調查辦公室”（簡稱“懸辦”）的臨時辦案機構。“懸辦”下設六個調查組，“特費失蹤案”由第三組負責調查。

第三組有蔣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鄔泓四名偵查員，蔣文增為組長。四人接受任務後，隨即從“懸辦”楊家俊主任那裏調取了華東公安部轉來的卷宗。蔣文增拿到手裏就馬上掂出了這個案子的調查難度：卷宗袋輕飄飄沒一點兒分量！打開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兩頁紙，是關於該案案情的簡單介紹，下麵倒是蓋著中央公安部、中央社會部的印章。四個偵查員傳閱後，馬上研究怎樣著手進行調查。討論下來，最後決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書長當麵了解情況。

於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蔣、徐、胥、鄔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車。抵京後，等了三天，就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林老日理萬機，但還是給了他們二十分鍾時間，於是偵查員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對該案背景、情況的了解。那麽，地下交通員的情況呢？林老不無遺憾地說，如果鄧發同誌還在，他可能說得清楚。

但林老還是向偵查員提供了一條線索：記得瑞金派出的那個交通員好像姓秦，曾給高自立同誌當過警衛員。

高自立這個名字，如今大多數人聽著都會覺得陌生，可在當年江西蘇區，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參加革命的老一輩革命家，井岡山時期是與羅榮桓、粟裕一起擔任連隊黨代表的戰友，後來又擔任紅三軍團政委兼軍委書記，組建中華蘇維埃政府時，他是土地人民委員（相當於如今的國土資源部長）。新中國成立後，高自立在東北擔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書記。

偵查員隨即離京前往沈陽。他們還算去得及時，高自立當時因長期操勞已經患病，‘不到一個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當時，偵查員未能見到高自立，但達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遞交的條子後，答稱：警衛員小秦，名樸，江西萍鄉人，現在解放軍第十三兵團任職。

十三兵團當時在廣西，於是，偵查員調頭南下奔赴南寧。

 

• 鬆江交割

在南寧郊區的一座營房，蔣文增四人見到了副師長秦樸。

秦樸1931年時作為一名地下交通員，按照組織紀律，並不知道自己運送的是什麽東西，也不知道收貨方的真實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後都不清楚執行的是什麽使命，甚至連那東西最後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偵查員出現在他麵前，他才恍然大悟，說怪不得那玩意兒沉甸甸的！他對於十八年前他執行的那樁特別使命還保存著完整的記憶，他告訴偵查員，當時他是政治保衛局領導下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員，對外身份是瑞金城內“盛福飯莊”的跑堂，飯莊老板就是他的領導。雖說在蘇區紅都，可是他們幹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開真實身份的，為了這趟使命，組織上特地安排飯莊為他製造了一次假工傷，對外稱被大米包壓出了內傷，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衝一治療。然後，就帶了要運送的物品於夜深人靜之際悄然出發了。

從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裏，秦樸騎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線都是組織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樸抵達南平時是下午兩點多鍾，隨即前往南門關帝廟，他的下線是關帝廟的廟祝。舊時的廟祝，就是管理廟宇的人。關帝廟與文廟一樣，是沒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廟董會就物色一個忠厚勤快、無田地房產的赤貧之人，全家可人住廟內占用房產兩間，免租耕種廟產田地若幹畝，世代承襲。廟祝的職責是負責管理廟宇，上香插燭，添油掌火。秦樸並不知曉這個廟祝下線姓甚名誰，也不清楚對方長相如何，隻知道應該對上暗語，對方的鑰匙開得了他手頭的鎖，就把東西交給對方，確認無誤後收下對方的憑證，話都不說一聲立馬走人。秦樸拿著廟祝給的憑證返回瑞金，交給飯莊老板，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個憑證，他直到此刻還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偵查員在紙上寫了一個“快”字，他這才頓悟，說原來我拿回來的是這個“快”字的起筆啊，怪不得就是比黃豆稍大的一粒。

偵查員要求秦樸回憶那個廟祝是怎麽一個人，秦樸說記得對方三十來歲，膚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較大，再多的特征就說不出了。當晚，在向上海掛長途電話匯報情況後，第三組獲得“懸辦”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個以廟祝身份為掩護的地下交通員調查。“懸辦”不知通過什麽渠道調取到當年中央保存下來的絕密檔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條運送特費的秘密交通線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員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資料，唯獨沒有從上海去鬆江執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員的情況。

於是，第三組即赴南平，很順利地找到了當年的廟祝、如今的縣委副書記。接著，去福州，下溫州，轉金華，一路順藤摸瓜竟然都還順利，最後抵達杭州。

杭州這個地下交通員名叫劉誌純，四十六歲，因早已與黨組織失去聯係，所以新中國成立後還是老百姓一個，在一家竹行做店員。偵查員向其調查那次去鬆江跑交通之事，劉誌純說那次跑交通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那是我最後一次為組織上效力。劉誌純說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那年他二十七歲，是武林門那裏的“茂福竹行”的夥計，因為小時候上過兩年私塾識得一些字，空閑時經常捧著老板訂閱的《民國日報》閱讀，一個幹體力活的竹行夥計有此舉動，這在當時算是有點兒稀罕的，於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學的夏校長的注意。夏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可能受了組織上的指示，開始有意跟劉誌純接近，借給他一些進步書刊，時不時還跟他聊聊天下時勢。最後，夏校長認定他是一個富有正義感、追求進步的青年，於是就發展他人了黨。入黨後，卻沒讓他參加什麽活動，甚至夏校長也不來找他了兩個月後，夏校長來竹行跟老板聊天，瞅個空子交代給劉誌純兩句聯絡暗語，讓他牢牢記住。又過了十幾天，學校放暑假了，夏校長再也沒出現過。劉誌純好生納悶，一直躍躍欲試地想著要為革命事業出些力，可是卻無人來跟他聯係。直到當年年底，他回嘉興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個看上去比較時尚的中年婦女跟他對暗語，說組織上已經把你的關係轉到上海了，以後上海方麵有事會找你聯絡的，並當場交代了新的聯絡方式和暗語。就這樣，劉誌純在本人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員。

之後，劉誌純一共執行過三次任務。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興，在輪船碼頭接了一位從鬆江坐船過來的患病男子，從嘉興坐火車把他護送到杭州，將其安頓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館後，事兒就辦完了。另一次是從杭州把一份隋報送往上海，他住進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當天就有人前來取走了情報。那份情報是一卷綿紙，上麵一片空白，估計是用密寫藥水寫的什麽重要機密。上線是個富家女打扮的三十來歲的女子，當場讓他把棉襖脫下來，把綿紙藏在裏麵。第三次就是跑鬆江了。

之前半個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來信，裏麵用暗語寫著讓他從次日起計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點去西湖“樓外樓”前等候接頭。半月之後，他在第二次去“樓外樓”時與一個穿國民黨軍官製服的男子接上了頭。對方向他交代：一個月之內會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劉誌純是單身漢，晚上獨住在供職的竹行內），對上暗語後，雙方交接一件東西。劉誌純收下這件東西後，應在當天或者最遲不超過次日動身離開杭州前往鬆江，抵達鬆江後入住火車站前的“漢源棧房”，如無意外，應該很快有人來找他接頭辦理交接。如果三天內無人來接頭，第四天則應返回杭州，把東西藏好後照常生活，組織上會另外安排人來接頭取物。交代之後，那軍官把筆畫憑證、鎖具、鑰匙交付給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時多，有人來敲竹行門了。那是從金華過來的上線交通員。當然，對方不可能向劉誌純作自我介紹，兩人對上暗語後馬上辦理交接手續，然後，對方就向他揮了揮手轉身出門，融入了寒風呼嘯的濃濃夜色之中。

劉誌純於次日以探望在青浦（當時屬江蘇省）的親戚為名向竹行老板請假。老板說你去青浦要從鬆江走的，正好，你拿著我的信去鬆江城裏的“大天營造行”找張老板，快到年底了，請他把七月間買的那批毛竹款子結一下，最好是付現鈔，不能的話就從銀行轉賬，但必須你一起去，用你的名義劃賬，這樣他就沒法向銀行取消劃出的賬了。劉誌純於晚上十一點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車。當時火車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臨時停了一段時間，抵達鬆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點了。他在車站旁邊的一個小攤上吃過早點，就去了“漢源棧房”。

因為一宿未睡，劉誌純入住客棧後就躺下睡覺了。一覺醒來，已是下午四點。客棧是供應三餐的，稍停他就讓夥房送來晚餐吃了。踱出房間，旁邊就是賬房，正跟客棧老板、賬房先生打聽“大天營造行”怎麽走法時，從門外進來一個人，三十五六歲，身穿黑色棉袍，頭戴同樣顏色的絨線帽，後半部分的帽簷放下遮擋著寒風，一張臉被風吹得略微泛紅，雙手攏在袖管裏，微微佝僂著背脊，嘴裏冒著熱氣，向賬房打聽是否有一個杭州來的竹行先生人住。劉誌純估計來人是接頭的下線了，當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劉，是杭州‘茂福竹行’來鬆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對方衝他上下一打量，微微點頭。於是，劉誌純就邀其去房間。兩人人室坐定後，對上了暗語。劉誌純出示鎖具，對方從懷裏掏出一串鑰匙，選出一把就打開了。對方笑了笑，從錢包裏取出憑證—一“快”字的倒數第二個筆畫——撇，交給劉誌純。至此，交割完成了。對方衝劉誌純點點頭，拎著裝著特費的小皮箱一聲不吭地出門而去。

對於劉誌純來說，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險之旅——那個下線剛離開五分鍾，警察就來盤查客棧了。那時對共產黨查得很嚴，警察又打著乘機敲竹杠的主意，對外碼頭來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興趣，劉誌純竟然也人了他們的法眼，反複盤問他來鬆江辦啥事兒。幸虧劉誌純出示了竹行老板給“大天營造行”張老板的那封討債信，警察才沒再追問下去，但還是搜查了行李。劉誌純事後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驚肉跳：如果下線晚來幾分鍾，那“貨”可就玩兒完了，說不定還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劉誌純返回杭州後的第五天，有一個顧客來竹行談生意，要查看現貨情況，老板就讓劉誌純領往後院。到了後院，那人見四下無人，忽然說出了暗語。劉誌純於是知道是自己人，是來取憑證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個“撇”交給了對方。至此，劉誌純的任務就算網滿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結束了——之後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沒人來跟他聯係過。他估計是掌握他這個關係的上級領導出事了。按照當時組織上的規定，脫黨這麽長時間，他已經不是黨員，早巳還原成一個尋常百姓了。不過，杭州解放後他還是去找了軍管會、市委反映當年的情況。正因為他的反映，這次偵查員才得以打聽到他這條線索。

這樣，“懸辦”第三組終於查摸到了當年運送特費的秘密交通線上的最後一道環節：鬆江的那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貨後去了哪裏？為什麽沒把特費送到上海，甚至連人也失蹤了？要查明這個疑團，得去鬆江撞運氣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組的四名偵查員從上海前往鬆江開展調查。

 

• 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

鬆江原屬江蘇省轄地，建國初期江蘇省撤銷改為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專署，鬆江劃歸蘇南行署，成為鬆江專區駐地。蔣文增四人抵達鬆江縣城後，先去專區公安處。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處的積極配合，當即指令鬆江縣公安局指派專人陪同上海同行調查。鬆江縣公安局指派了偵查員老馬，會同蔣文增四人隨即開展工作。

蔣文增簡單介紹了案情，說從劉誌純介紹的情況來看，對那個不知姓名、住址、職業身份的下線交通員的調查難度非常大，想先找當年劉誌純下榻的“漢源棧房”去打聽一下。老馬是鬆江當地人，熟悉本城情況，說“漢源棧房”早在抗戰爆發那年就關門了。這也在蔣文增的意料之中，畢竟十八年過去了，而且還幾經戰亂。蔣文增問：“那麽，那家棧房的老板、賬房什麽的還能找到嗎？”老馬說：“這個倒可以試試。我記得以前曾經聽人說過，‘漢源棧房’的老板林漢源是住在南門的，要不，我領你們去南門打聽打聽？”偵查員自然點頭，於是立刻動身，一邊走一邊心裏祈禱當年的林老板還住在原處。

到了南門，一打聽，林漢源倒是沒搬家，不過已經中風三年臥床不起了。偵查員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個寒風呼嘯之夜曾經發生過的一幕，他一臉茫然。這也難怪，別說人家已經年屆六旬且中風臥床了，就是健康人隻怕也很難回憶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麽，當時另一個在場人，那位賬房先生如今在哪裏呢？偵查員想撞撞運氣。問下來，得知賬房先生名叫褚國寶，後來“漢源棧房”關了，他去軋米廠做司磅員，現在應該還在那裏。

來到軋米廠，卻得知這個司磅員已經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國民黨鬆江縣法院給他換了個地方，送往蘇州監獄去吃牢飯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兒。業已五十掛零，步入知天命門檻，且一向老實守法的褚國寶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竟然卷入了一樁土匪搶劫案，據說是向沾著些許親戚關係的一個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戶的情報，致使該富戶遭到搶劫。後來案子被警察局偵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於是他就被判處五年徒刑。江南地區解放後，人民政府對關押的犯人進行了甄別，認為褚國寶屬於貨真價實的搶劫團夥共犯，應當留在監獄繼續吃免費夥食，這樣，他就被留了下來。

四名偵查員當晚上了鬆江開往蘇州的夜航船，於次日早晨抵達，直接前往監獄找褚國寶：可惜的是，盡管褚國寶身體健康，精神也正常，但無論怎麽啟發他也沒法回憶起十八年前有一個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漢源棧房”，更記不起那個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偵查員正要離開時，褚國寶說，當年“漢源棧房”的賬本，在1937年底棧房關閉時他都帶回家去了，記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對你們是否有用？偵查員於是問明了褚家的住址，為獲取方便，還讓他當場寫了一紙給其家人的條子。

當晚，四個偵查員宿於蘇州。晚上聚在旅館房間裏談論案子，對於褚國寶的那些賬本不敢寄予什麽希望，因為住店的是劉誌純，而不是那個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過，總是聊勝於無，至少可以對劉誌純所說的他前往鬆江的日期是否準確無誤有一個考證的依據。

次日，偵查員坐了一天輪船返回鬆江，上岸後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賬冊。當晚在下榻的旅館翻查下來，證實了劉誌純所言不謬，他確實是於1931年l2月3日在“漢源棧房”住過一個晚上，但這於他們要尋找其下線並無幫助，所以還得研究下一步調查工作應該怎麽進行。

議了一陣，偵查員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據劉誌純所說，那個下線交通員是雙手攏在袖管裏進的“漢源棧房”，從劉誌純對當時情景的陳述來判斷，客棧老板和賬房對於這個黑衫人的出現一臉的茫然，那說明此人並非鬆江本城人，而是來自於外碼頭。根據劉誌純之前與上線的交割情況來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經趕到鬆江來了，所以，他在鬆江應該是有一個落腳點的。這個落腳點的情況，黑衫人在接頭時是否在劉誌純麵前露出過什麽蛛絲馬跡呢？

蔣文增、徐立鼎、鄔泓三人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這個推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於是，蔣文增就決定再向劉誌純了解一下當年他與下線碰頭時的細節。鑒於第三組已經連續奔波了兩個月，頗有些疲憊了，蔣文增於是決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兩人去杭州，徐立鼎、鄔泓留在鬆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蔣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車前往杭州，劉誌純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區辦事了，隔了一日偵查員才見到他。在偵查員耐心的啟發下，劉誌純終於回憶起了一個之前調查時遺忘了的細節。他記得十八年前那個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驗證過“特貨”後，從錢包裏取那個木質的“撇”時，他無意間朝對方打開的錢包裏瞥過一眼，看見裏麵有一張薄薄的折攏起來的紙。

蔣文增頓感興趣，問道：“紙？那是一張什麽樣的紙？”

劉誌純皺著眉回憶：“好像跟客棧賬房開給我的那張預付款收據差不多吧。”

當時的旅館業，對於旅客住宿的收費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話進門開房人住，什麽都不用付，到離開時一並結賬支付即可；生客登記人住時就妻付定錢，但那不過是意思意思，通常隻須付相當於住宿費的10%的金額。付錢後，店家會給旅客一紙憑證，上麵寫著房號、定價和預付款數額，作為人住和離店結賬時的依據。劉誌純認為那張折攏起來的薄紙與“漢源棧房”開給他的那紙收據應該是一樣的，小而薄，也是藍色的。

除此之外，劉誌純沒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內容，不過這也夠了。偵查員蔣文增、胥德深返回鬆江待在杭州火車站候車時，縮在一個無人的角落裏對這個細節進行討論，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按照當時地下工作的慣例，由於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穩定性，通常上下線交通員接頭時都是約了數天時間的，有兩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長的個把月也有。下線應在約定日子內的某個時段前往某處接頭。因此，那個黑衫人下線跟劉誌純接頭的日期應該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兩三天，也可能更長。據劉誌純回憶，那天對方走進“漢源棧房”時什麽東西也沒帶，雙手攏在袖管裏。這樣，可以認為他可能是鬆江當地城廂鎮上的，因為如果是城郊人的話，這個時間城門已經關閉，他無法出城。鬆江城攏共也就那麽大一點兒，城裏的老住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活到四十來歲的客棧老板、賬房先生應該是認識他的，可是，據劉誌純回憶，那人進來向賬房打聽“是否有個杭州來的竹行老板人住”時，客棧老板、賬房先生都是一臉陌生，不但沒跟對方打招呼，連臉上也沒顯露出紋絲跟來人似曾相識的神情（這方麵的觀察對於一個地下交通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對方是鬆江城廂人。

黑衫人作為一名地下交通員，應該知道自己的運氣未必那麽好，能夠一下子就撞到劉誌純，所以，他應該是作好在鬆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來客接上頭的思想準備的。如此，聯係到劉誌純看到的其放在錢包裏的那張薄簿的藍紙，偵查員就認為他從城外進入城廂後，可能已經在某家旅館登記下榻了。蔣文增、胥德深在登上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時，已經統一了下一步的調查思路：調查鬆江城裏的旅館。

回到鬆江，另兩位偵查員徐立鼎、鄔泓已經等急了。蔣文增遂將去杭州調查到的情況和分析向徐、鄔兩人說了說，臨末道：“不過我們先得有個思想準備，這樁活兒不大好幹，別說相隔了兵荒馬亂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過還是—個大難題哩！不過，幹我們這一行就是這樣，隻要有一絲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於是，立刻著手行動。先把他們下榻那家旅館的錢老板請來，跟他聊了一會兒，獲得以下情況：十八年前鬆江城裏有五家旅社—一“漢源棧房”、“清福閣旅館”、“邢天華客棧”、“九峰三泖旅社”和錢老板的這家已經開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館”，後來，“漢源棧房”關了，就隻剩下四家。去年鬆江解放後，“邢天華客棧”也關閉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偵查員向錢老板請教：那麽，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經下榻過哪一家旅社呢？

錢老板搖頭：“可能性很小，你們到我這裏來查的話，我們還保存著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記賬本，其他店家就難說了。‘邢天華客棧’呢，肯定沒了，因為他們那天關門時，邀我去喝了散夥酒的，我親眼看到邢老板吩咐夥計把一應賬簿什麽的都燒掉了。”

蔣文增聽說“大福祥”還保存著當年的賬簿，就請錢老板把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賬簿拿出來，說要查一查。查下來的結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兩天，隻有鬆江本城的“富貴糕團店”的老板周德衝來訂過一個房間。那是給誰訂的？又是什麽樣的人人住？賬簿上都沒有記錄。偵查員請錢老板問了兩個當年曾經在“大福祥”幹的老夥計，都說年月隔得太久，記不起了。那麽，“富貴糕團店”是否還開著呢？錢老板說還開著，老板周德衝也活得好好的，一頓能吃兩大碗飯。那就去拜訪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還記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間之事，那是為了接待他的親家，上海來的“聚財綢緞行”賬房先生劉羽定。劉賬房現在在哪裏呢？周老板回答：“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癆病不治而死的。”

偵查員尋思那人別就是跟劉誌純接頭的黑衫人，於是就問周老板對方是什麽模樣。周德衝的老婆拿來了照相簿，說那裏麵有賬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劉誌純所說的黑衫交通員大相徑庭。

這樣，一家旅館就排除了，剩下還有兩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閣旅館”，次日偵查員登門調查。他們倒也像錢老板一樣保留著賬簿，不過，並未發揮作用，這兩家旅館那幾天生意清淡，並無客人上門。

如此，線索就斷了！

 

• 就是這個老藥工？

這時，第三組收到了市局“懸辦”通過部隊機要員捎來的工作情況通報。通報中說了至目前為止各組的辦案進度，第三組與另外兩個組並列末位，這使蔣文增等四人頓感臉麵無光。不過，通報中也有對第三組有啟發的經驗介紹。承辦…軍統’、‘中統’迫害民主人士係列案”的第五組的調查就有較大收獲，該組的經驗是：不厭其煩，向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伸出調查觸角。蔣文增看著似有所悟，對另外三人說我們手頭這個案子是否也存在這種“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呢？

四個偵查員議下來，覺得這個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麵已經認定那個黑衫交通員是事先就已經抵達鬆江城內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館，這已經沒法調查下去了。但是，“很可能”並非百分之百，還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這個“不可能”中包含著另一種可能性：黑衫交通員並未入住旅館，而是借宿於鬆江城裏的某戶與其有親友關係的居民家裏。

偵查員對這種可能性進行了論證，還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將其排除，於是就決定順著這個方向伸出觸角開展調查。這就需要請鬆江城廂鎮派出所協助了。不過那時開展此類工作遠比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便當得多：流動人口少；家家戶戶都有人待著；由於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鄰裏間的關係幾近透明，誰家來過什麽客人請過幾次客不但戶主一家記得清清楚楚，就是鄰居也回憶得起來；最關鍵的一點是：派出所通過全鎮各街（並非如今所說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可以比較容易地向全鎮各家居民查詢。

偵查員跟派出所一聯係，派出所當即通知各街居委會主任到所裏參加緊急會議，所長將要查摸的情況說了說：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個結冰天，請大家或者開居民大會布置，或者通過各居民小組長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問到，看當時誰家來過親戚朋友，是一個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後，全城立刻同時開始查摸。工作效率確實很高，也就不過一天半時間，各街居委會的查摸結果就已經報給派出所了。可這結果卻使偵查員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沒有查到”四個字。調查工作進行到這一步，四名偵查員紛紛搖頭，可以用兩個字來表述：無語！

無語之後，蔣文增就說看來鬆江這裏已經沒啥線索可以調查的了，我們回上海吧，過了春節再作計議。其餘三個偵查員也無辦法，隻有點頭讚同。這時，偵查員胥德深向蔣文增請假，說這邊的鬆江軍分區司令部有他一個叫杜複明的山東老鄉，是司令部的參謀，他跟杜已經四五年沒見過麵了，想乘這個機會去看看對方。蔣文增說你怎麽不早說呢，去吧！

沒想到，這一去，竟然獲得了一條線索！

胥德深去軍分區司令部後，立刻往眾偵查員下榻的旅館打了—個電話，說杜參謀請蔣文增三位一起過去吃個便飯。盛情難卻，蔣文增三人於是就去了軍分區司令部。杜複明是個熱情豪爽的山東漢子，讓夥房給炒了四個菜，買了兩瓶白酒，請胥德深四人暢飲。眾人吃著，覺得菜肴炒得極好，讚不絕口。杜複明覺得很有麵子，就喚出廚師老柏來跟客人見麵，說上次許司令（指時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許世友）來鬆江視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許司令也稱讚了，還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頭講究人人平等，偵查員於是就請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間閑談時，杜複明問起胥德深等此次來鬆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說是調查一樁十八年前的案子，費了好大勁還是沒有頭緒。這時，一旁的老柏忽然開口了：“我知道那年頭鬆江這邊還有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們調查過沒有？”話一出口，四個偵查員的眼睛立時齊嶄嶄地盯著老柏，靜候廚師往下說。

老柏是鄰縣金山縣人氏，早年去上海學烹飪，1930年學藝滿師後，放單飛的第一個碼頭就是鬆江，應新開的“富春樓”之邀當了大廚。當時，鬆江的一些國民黨黨政軍頭麵人物都喜歡來“富春樓”請客應酬，有時在衙門或者駐地設宴請客，就把老柏請去掌勺。鬆江城裏的“鬆（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團”司令部，乃是鬆江各衙門中請客最多的一個。老柏去的次數多了，就跟保安團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對那裏的情況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點是，保安團司令部經常要舉行軍事會議，召集分駐於金山、青浦的軍官來開會。那時保安團隻有團長有一輛自備小車，不可能用來接送，這些軍官來來往往就隻能乘坐每天隻有一班的輪船或者公交車。交通如此不便，當天肯定是無法返回各自駐地的，這樣他們的住宿就成了問題：由於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館訂房間；而臨時借宿吧，經常難以保證足夠的床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保安團司令部向“江蘇省保安總部”（當時上海郊區諸縣屬江蘇省）請示後，在司令部內設立了一家有五十張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對內營業，其服務對象首先是來鬆江出差的保安團軍人，有時床鋪有空閑，也接受社會旅客，但必須有保安團連長以上熟人介紹並要取得一名營級軍官的簽名擔保方可入住，當然是收取費用的。對於外地旅客來說，人住保安團招待所有一點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會旅舍那樣睡到半夜三更會被人喚醒了查這個問那個，也不用擔心把行李翻得亂七八糟，其中貴重物品有時甚至還會不翼而飛。因此，能夠人住保安團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由於有嚴格條件，能夠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團內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團軍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這可能也是偵查員之前調查時沒人提到此處的原因。

蔣文增、徐立鼎等四名偵查員聞訊大喜，盯著老柏問那個內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個在負責管理，那人還在不在。老柏掰著指頭算了算：“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國二十年，那時我還沒離開鬆江，記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還被保安團司令部叫去替他們掌勺燒了四桌菜迎新年哩，當晚我就住在他們那個招待所裏了。對了，那個負責的人姓顧，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麽，這個顧三才現在在哪裏呢？”

這個，老柏就說不上來了，因為他第二年就離開鬆江，再沒跟保安團的人打過交道。不過，既然有名字，可能還是查得到的。偵查員當下就取消了返滬的主意，當晚聚在旅館房間裏商量應該去哪裏調查顧三才。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向鬆江專區公安處打聽。

次日，偵查員去了專區公安處。問下來，關於保安團的檔案現在都堆在庫房裏。於是就去翻閱，意外發現檔案堆裏竟然還保存著保安團司令部內部招待所七年來（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員登記資料。於是，馬上翻查民國二十年12月初那幾天的住宿人員記錄。這就比查閱社會旅館的登記簿方便多了，因為要找的目標——黑衫人並非軍人，隻要盯著非軍人旅客就行了。查下來，發現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幾天中，入住的非軍人旅客一共隻有三個：一個姓張，是南匯縣周浦鎮上的醬園老板，另一個是張老板的太太，兩人是來鬆江訪友的，入住保安團招待所的擔保人是保安團副團長厲友光；另一個來自上海，名叫梁壁純，其擔保人是保安團營長郭洪順。梁壁純於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離開。

這個名叫梁壁純的上海來客引起了偵查員的興趣，於是查看附在登記簿上的郭洪順出具的擔保函。這個郭營長看來是上過私塾的，小楷寫得還看得上眼，內容是，被擔保人梁壁純係其族叔郭北昌所開的“祥德源國藥號”的店員，前來鬆江向“餘天成中藥堂”聯係采購中成藥。檔案顯示，郭洪順係保安團第一營營長，江蘇省金山縣人氏，1933年因貪汙被解職，去向不明。

這樣，要查明梁壁純是不是那個地下交通員，隻有找郭洪順的族叔、中藥店老板郭北昌了。當天下午，四名偵查員就登上火車返滬。回到市局，先去向“懸辦”領導匯報了辦案情況。楊家俊主任說同誌們辛苦了，馬上要過年了，本來應該好好休息幾天，放鬆一下，但現在看來不行，你們幾位還得繼續辛苦，因為這案子北京已經來電催問過調查進展了。

其實，領導不說，蔣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組的工作進度落後於其他組，他們心裏已經很不安了。況且，既然有線索，還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長夢多。

於是．2月16日除夕上午，偵查員胥德深、鄔泓去了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到“祥德源國藥號”是1909年10月15日經法租界公董局獲準開業的一家兩開間中藥店，老板名叫孔鍾聲，店址在金神父路119號。1923年，孔鍾聲將該店盤給江蘇省金山縣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國藥號”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請注銷獲準，於10月23日正式歇業。

離開了衛生局，胥德深、鄔泓心有不甘，商議幹脆去一趟那家中藥店鋪的原址，向那裏的商家打聽一下，指望能撞到好運。於是前往已經改名為瑞金路的那條原法租界內的馬路，可是，畢竟那麽些年過去了，時過境遷，連門牌也已經重新編製過了。一番打聽後找到“祥德源國藥號”的原址，現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賬房、店員，竟然誰也沒聽說過“祥德源國藥號”。兩人不死心，再向馬路對麵弄堂的年長居民打聽，說以前有過中藥店，後來關門歇業了。那麽聽說過有一個叫梁壁純的店員嗎？一連問了三個居民都搖頭，最後問到了一個六旬老翁，這才得到肯定的答複：有一個店員梁先生，說話帶上海郊區口音，叫什麽不清楚。這位梁先生藥工技藝了得，“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藥）、“內堂”（指在裏麵炮製處理中藥材，乃是一項專門技術）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藥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麽，後來他到哪裏去了？”

“後來？沒有後來！聽說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蹤了！”

胥德深、鄔泓返回市局向蔣文增匯報上述調查結果，蔣文增說：“突然失蹤了？這就對了，‘特費’不也是突然失蹤的嗎？”

當然，調查要繼續進行下去。不過，往下如何調查，還需要討論。這樣，幾個人春節就沒外出調查，而是窩在屋裏討論。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組偵查員再次出動，執行節日期間議定的調查方案：尋找當年在“祥德源國藥號”工作過的員工，看能否從他們那裏了解到梁壁純的情況。

四個偵查員分兩路進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時間，獲得了以下情況——“祥德源”確曾有過梁壁純那樣一個外堂、內堂本領都首屈一指的藥工師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鍾聲雇用的，後來孔鍾聲把店盤給郭北昌，經郭老板再三挽留終於答應留了下來，成為“祥德源”的技術權威，後來“祥德源”的藥工差不多都是他帶出來的徒弟。梁壁純說話帶上海郊區口音，聽說是江蘇省嘉定人。

梁壁純為人謙恭，內向斂言，正直仗義，再加上他那手技藝，使其成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歡的一個人。郭老板把他視為第一心腹，不但店裏的事情樁樁跟他商量，有時甚至家裏拿不定主意的事兒也要問問梁先生。大約1927年夏天開始，由於郭老板身體有疾，原先由他親自掌握的進貨渠道就漸漸地交給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純。“祥德源”的中藥進貨渠道與當時上海灘以及周邊的所有中藥店一樣，都是從專門經營中藥批發的藥材行進貨的——這是指的中藥原藥；中藥還有一部分藥是成藥，即經過加工的膏、丸、丹、散，這部分藥，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製作的，小店鋪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對於小店鋪加工的成藥持懷疑態度，於是後來就改為向大店、名店進貨。鬆江的“餘天成”就是這樣一家聞名江南地區的名店，“祥德源”的中藥成藥，自梁壁純接手負責進貨以來，經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從上海市區某店進貨改為從“餘天成”進貨了。梁壁純1931年l2月初的鬆江之行，估計就是去跟“餘天成”談明年的成藥訂貨事宜的。之所以“估計”，是因為關於進貨那樣的大事，隻有郭老板和梁壁純兩人商議，屬於商業機密，別人見之都得走遠些。

那次梁壁純離滬去鬆江後，過了大約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純是上午九點左右回來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樣，回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每人送一樣小禮品，通常都是當地的土特產，這次也是，每人一盒鬆江產的桂花香糕。然後，梁壁純喝了一杯學徒李小慶遞上的茶，對郭老板說：“我這次出差有點兒累，這會兒想先去睡一會兒，下午再來向您報告一應情況。”郭北昌點頭說好，還關切地詢問要不要去附近的廣慈醫院找西醫看看。梁壁純微笑稱謝，擺手說不必，然後就離店而去。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

“祥德源”的學徒、店員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裏的，梁壁純和另外兩個店員老朱、老焦不住在店裏，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純據說在滬沒有家口，租了房子獨自居住，租金是由藥店出的，這還是前任老板孔鍾聲立下的規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點多鍾快打烊時還沒見梁過來，隻道他生病了，就差學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處看望。下榻處不遠，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騎著店裏送藥的自行車過去也就十來分鍾，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稟報說那裏是鐵將軍把門，沒有人。郭老板立刻親自趕去，果然！向鄰居探問，都說梁先生已經走了好幾天了，沒有回來過。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報告，巡捕請了鎖匠把房門打開，裏麵整潔如常，卻一眼就可看出確實已經數日沒住過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帶去詢問，發現其並無卷款潛逃之嫌，也無其他案件牽扯，更未見其與人口角發生爭鬥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沒有立案，甚至連筆錄也沒做。這件事漸漸地就無聲無意地過去了。“祥德源”的人，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梁壁純。

 

• 曹家渡大劫案

第三組在調查中還有一個收獲：從當年的“祥德源”學徒，如今的“雷允上”藥工師傅李小慶那裏獲得了一張1931年“祥德源”吃中秋團圓飯時拍攝的全店合影，其中自然有梁壁純。這張照片拍攝得很清晰，保存得也好，雖然因為時間久遠有些發黃，但請市局技術處的專家稍作處置後就光鮮如新了。

1950年2月24日，偵查員鄔泓、胥德深帶著這張照片前往杭州請劉誌純辨認，劉誌純一眼就認出了梁壁純。至此，終於可以確認當年“祥德源”店員梁壁純就是那個前往鬆江與劉誌純接頭並交割了“特費”的地下交通員。2月26日，第三組四名偵查員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對如何開展下一步工作進行了研究，認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開當年梁壁純的失蹤之謎。這個謎底肯定與“特費”有關。

當然，尋找梁壁純當時憑空消失的線索，具有相當的難度。偵查員分析，梁壁純是平靜地結束鬆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後不露聲色地消失的。而從事後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處查看和向鄰居了解到的情況來看，他其實自12月1日上午離開住處後就沒再返回過。因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梁壁純對於自己的“失蹤”是有準備的，也就是說，正是他自己製造了失蹤。梁壁純為什麽要製造失蹤？顯然與他作為地下交通員所完成的任務有關。可能是梁壁純在完成交割後有意或者無意間發現他所運送的“貨”竟然是一百二十兩黃金，從而起了貪婪之心，於是，他就決定侵吞黃金，然後遠走高飛。

除此之外，另有一種“非侵吞”假設：梁壁純返滬後去“祥德源”前，還沒有向其下線辦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藥店，然後再去辦交割，就在離開藥店前往接頭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麽事？會不會是被捕了？這種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當時組織上在追查這個案子時也曾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動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以及“中統”的所有內線進行了秘密調查，各方均無關於這方麵的消息。所以，第三組的觀點傾向於梁壁純侵吞了這筆巨額財富。這樣，調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尋找梁壁純，可先從查’摸其當年的家庭住址作為切入口。

之前，偵查員了解到梁壁純是嘉定縣人氏，在上海沒有家口，每年大約回家兩三次，都是在藥店生意最清淡的時候。可是，嘉定是個大縣，光城鎮就有城廂、南翔、黃渡、安亭、婁塘等，梁壁純家住嘉定的城鎮還是鄉村，是哪個鎮抑或哪個鄉？調查工作的第一步，看來先得解決這個問題。次日，偵查員分兩路開始調查，一路是蔣文增、鄔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業檔案，查詢“祥德源國藥號”向公董局申請變更時遞送的材料，指望能夠從中找到店員資料；一路則是再次去向當年與梁壁純在“祥德源”共過事的那幾個藥工師傅了解，希望他們能夠回憶起與梁壁純家鄉有關的什麽事兒來，好作為尋訪梁壁純家庭住址的參考。

這兩路調查全都沒有見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檔案裏，有受理登記時“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關於從老板到店員的健康狀況資料，可是，根據法國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業處和衛生處）的規矩，他們隻分別負責登記開業申請和健康檢查，而那是不必登記店員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內中並無偵查員需要的內容。而另一路對“祥德源”原店員的調查，也未有什麽收獲，梁壁純不愧為一個有資格執行臨時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員，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具備一個優秀情報人員的基本素質，在那麽長的時間裏竟然沒向朝夕相處的同事聊起過哪怕一星半點兒關於自己家鄉的細節。

這樣，第三組就隻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說是嘉定的，那幹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夠撞到好運。

這個運氣還真給他們撞到了。偵查員到了嘉定縣城，先去縣公安局。縣局接待的徐副局長聽明來意後，說這事好辦，我馬上跟縣工商聯的同誌聯係，請他們找幾個中藥店鋪的老板、賬房、老藥工師傅開個座談會，請他們回憶一下嘉定地麵上以前是否有過一個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國藥號”工作的名叫梁壁純的老藥工。

結果，人到齊了，這個會卻沒開起來。怎麽呢？竟是意外驚喜：最後一個到縣工商聯的是七十三歲的嘉定“積福堂中藥店”創始人陸積福。“積福堂”傳到他兒子手裏後經營了數年，就在戰火中遭到焚毀，但老爺子是當地中藥界權威，所以藥店雖然不在了，名望是擺著的。這回工商聯召集全城中藥業的主要人物開座談會，當然也少不了他。老爺子坐定後，那些後輩都來向他請安問候，他就問今天開什麽會，怎麽事先沒發書麵通知。工商聯的人就告訴他公安局來電要求協查一個什麽樣的對象，請大家回憶一下咱們嘉定以前有沒有那麽一個人。陸老爺子聽著就笑了，說還調查什麽，梁壁純就是我們“積福堂”出去的，算起來，他是我收的第一個學生子（滬語，即學徒）。

偵查員得知這個情況，自是喜不自勝。可是，往下就喜不起來了。據老爺子說，梁壁純家住嘉定南門外，婚後生育了三個子女。其妻小名貞姑，黃渡鎮人，原無業，後來梁壁純忽然失蹤，光靠以前的積蓄難以謀生，就把嘉定這邊的房子賣掉後拖著三個子女回黃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還是民國二十年左右的事兒，後來情況如何不清楚。偵查員連忙向老爺子請教：“貞姑娘家住在黃渡何處，您老知道嗎？”

老爺子說：“貞姑剛拖著子女回黃渡頭一年過年時，我請人給她捎去過一條豬腿、一條青魚和一些小孩兒吃的糕點零食，她收到後馬上給我寫來一封信表示謝意，記得信封落款是黃渡千秋橋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組一千人去了吳淞江畔的黃渡古鎮。還是先到派出所，一問，民警說千秋橋那裏是有一條長街，可是沒有聽說過單身婦女拖帶著三個子女過日子的。偵查員徐立鼎一口山東話，說那是十幾年前的事兒了，現在那婦女應該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經長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長也是山東人，一聽鄉音分外親切，說我們是山東老鄉哩！老鄉放心，立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讓民警給打聽到了：貞姑大名叫陳孝貞，以前確實住在長街上，後來全家搬走了。什麽時候呢？鄰居回憶說是抗戰時期，大概民國三十一年前後吧。

民國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們全家搬到哪裏去了呢？這個，那麽多鄰居沒有一家知道的。他們是那年秋天的一個夜裏悄悄走的，反正家裏打開後門就是河浜，一條小船載走了他們，聽說東西都沒帶，光帶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聽貞姑的姆媽說的，她們是住在一起的。不過，她也沒說過貞姑去了哪裏。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頗有當年梁壁純的行事風格，偵查員越發懷疑：難道是梁壁純在與家屬中斷九年聯係後，忽然把他們接走了？

“那麽，那位老太太如今還在嗎？”

“沒了！今年正月裏走的。不過老太太死時，貞姑回來了。”

偵查員尋思那就有戲，既然來辦喪事，那就會跟其他親戚接觸，接觸之中難免要說說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員狀況什麽的，隻要貞姑說過片言隻語，那就可能成為線索。趕緊找貞姑家的親戚去調查吧。抵達黃渡的第三天下午，偵查員終於獲得了一條線索：貞姑後來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純接往上海浦東的，現住在浦東洋涇鎮!

3月4日晚上，洋涇鎮上的鍾表匠、五十六歲的申繼穀——即當年的臨時中央地下交通員梁壁純，被“懸辦”第三組請進了上海市公安局。與此同時，偵查員對梁壁純的住處進行了搜查，無甚發現。後在梁壁純的提示下，從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於陶瓷藥罐裏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為梁壁純出具的證明。

梁壁純向第三組的偵查員作了以下陳述——當年法租界“祥德源”老板郭北昌有個胞弟名叫郭鬥昌，是留學英國回滬的機械工程師，1926年在製造局供職時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後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時的部分武器就是由他提供的。1927年3月，由周恩來、王若飛領導的第三次武裝起義獲得勝利，迎接北伐軍進入上海後不久，蔣介石就發動了“四一二政變”，上海的中共活動全部轉入地下。郭鬥昌是技術型力量，未曾暴露中共黨員身份，但也以“養病”為由暫時離開了製造局住到了法租界“祥德源”來避風頭。郭鬥昌在中藥店住了三個月，與梁壁純十分投機。梁壁純性格內向，心裏卻是剔透，原本就有追求進步的潛在願望，在郭鬥昌的啟發下，很快就產生了向中共靠攏的念頭。於是，郭鬥昌在1927年7月離開上海前往南昌前（後犧牲於南昌起義中），跟粱壁純作了一次正式談話，說他離滬後會另有人來跟梁壁純接觸，如有什麽要求可以跟來人談。不久，果然有一個自稱“老屠”的人來和梁壁純聯係。這個老屠，次年成了梁壁純的入黨介紹人。

梁壁純入黨後，組織上讓他利用“祥德源”店員身份做情報交接的秘密工作。他的活動範圍是上海市及周邊郊區，每次他都能圓滿完成使命。漸漸，使命卻下達得越來越少——經過考驗後，他已經成為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交通員。正是因為上升了級別，所以最終才有了1931年12月初的那趟鬆江之行。

與當時為運送“特費”而特地建立的這條漫長的秘密交通線上的其他地下交通員一樣，梁壁純也不知道自己這次執行的是什麽任務、運送的是什麽東西，隻知道必須安全、快速地完成這樁使命，領導向他交代使命時嚴肅地叮囑：人在物在！物丟，要掉腦袋！這是之前執行其他機要使命時從未有過的嚴厲措辭。

之前數日，“祥德源”老板就已經幾次催促他去鬆江跟“餘天成”聯係明年的成藥生意了，而且請正好來上海辦事的族侄、“鬆金青中心保安團”營長郭洪順寫了一紙下榻於鬆江城內保安團招待所的擔保書。

梁壁純於1931年12月1日清晨離開上海前往鬆江，抵達後先去保安團招待所登記入住。這段日子正是保安團開會淡季，招待所床位大多空著，管事人見梁壁純拿出的是郭營長的擔保書，客氣地給他安排了一個正麵對著司令部大門口的單人房間，收了押金，給了他一張蓋著保安團司令部大印的出人證和一紙收據（就是被劉誌純瞥見的那張薄紙）。這張出人證相當於入住這家內部招待所的房卡，可以自由進出司令部。而出了司令部後，又有一項強大的功能：可以用來對付來自保安團或者警察局崗哨、巡邏隊的盤詰和搜查，至於各條街道上的保甲人員自己組織的什麽巡邏隊，那更是一帖老膏藥，一出示就靈光。這也是梁壁純抵達伊始立刻就去登記的原因。

然後，梁壁純先去了趟“餘天成”，跟人家洽談了業務。下午兩點，他去了火車站對麵的一家茶樓，在二樓正對出站口的位置選了個臨窗的座位，喚來跑堂，拿出一枚銀洋，說他要把這個位置包下來，時間是從此刻開始到5號下午關門，這銀洋是茶資和小費。此後三天，每天上午七點到下午四點，梁壁純就一直泡在這裏。要一壺茶，拿出帶來的賬本和一個隻有兩個巴掌大小的算盤，喝茶、抽煙、算賬，這是當時茶館裏常見的一幕。

12月3日清晨七時多，劉誌純從火車站檢票口出來的第一時間，就被梁壁純盯著了。這倒並非他眼睛尖，而是因為根據規定，劉誌純穿了比較容易識別的衣服、戴了約定的帽子。於是，梁壁純就知道這是上線來了。他移步下樓，出門時正見劉誌純從門外經過，就佯裝散步尾隨其後，一直看對方進了附近的“漢源棧房”。

當晚，梁壁純即去“漢源棧房”接頭，完成交接後返回保安團招待所時，他在路上遇到了保安團的另一支夜間巡邏隊，喚住他盤詰，但一見他出示的司令部出入證就馬上放行了，領頭的班長還連聲表示歉意。

1931年12月4日上午，梁壁純攜貨離開了鬆江。事先，組織上考慮到攜貨返滬時，在鬆江車站上車應該無事，但到了上海下車出站時可能就很難說，那段時間，敵人對每趟來自江西、福建、浙江方向的列車都盯得很緊，因為那裏是“赤區”。因此，領導交代梁壁純應繞道青浦走水路返滬。鬆江、青浦兩縣相鄰．當時沒有公路，兩個縣城之間的往來靠走水路，有一班小火輪。梁壁純於上午九時許坐上輪船，至下午五點方抵青浦東門外的輪船碼頭。然後，立刻買了一張前往上海的輪船票，上了停靠在一側的另一條小火輪。那條小火輪被青浦人稱為“上海班”——意思就是開往上海的班船，也是每天一班，傍晚六點出發，次晨六點駛抵上海。上船後等候了一會兒，“上海班”準點啟航了。梁壁純不知道，他此刻麵對的是一趟危險之旅，十二個小時後，他將麵臨人生的巨大變故！

從青浦走水路前往上海，先是在大盈江一直行駛到也屬於青浦縣的一個小鎮白鶴，在那裏進入蘇州流往上海的吳淞江（流人上海後就稱為“蘇州河”），順著這條江一路往東，最後在上海市區西側的曹家渡輪船碼頭停下，這就是終點站了。吳淞江在當時乃是強盜出沒之地，當地不少住戶白天偽裝良民下地耕作，晚上去吳淞江上做蒙麵大盜。因此，從白鶴到北新涇乃是一段危險之旅。不過，梁壁純那夜並未遭遇強盜。這倒不是因為那天晚上太冷，老鄉們賴被窩，而是因為梁壁純所乘坐的小火輪並非強盜的“作業範圍”。盜亦有道，當時活躍在吳淞江上的強盜的規矩是：不搶官船、客輪、郵船；不搶郎中、郵差、教書先生和老弱病殘、叫花子，至於婦女，那是屬於他們的工作對象的，但隻限於搶劫，不能劫色，否則就要執行“內部紀律”。因此，梁壁純在吳淞江上旅行時沒有遇險。可是，他注定逃不過一劫，到了曹家渡碼頭，提著行李上了岸，叫了輛黃包車欲去其法租界住處時，黃包車還沒行得一兩分鍾，他就遇劫了！

曹家渡那時有座橫跨於蘇州河的木橋，叫“曹家渡橋”，內河航運輪船碼頭位於木橋的北側。梁壁純登上碼頭後，迎麵來了一個年輕車夫，衝他點頭哈腰道：“這位先生，您坐車嗎？”

梁壁純點頭：“去法租界金神父路，多少錢？”

車夫說：“那段路有點兒遠，天又冷，您先生可憐我們窮苦人，賞個六七角吧。”

梁壁純說：“就給你七角吧，車好的吧？”

車夫說：“我那車是去年的新車，正宗從日本進口的東洋車，收拾得幹淨，您先生一看就清楚了。”

車夫把梁壁純引領到碼頭外麵馬路一側一溜兒停著的一排黃包車前，指著其中一輛請他上車。果然是一輛新車，收拾得很幹淨，梁壁純於是上車。車夫拉他出了碼頭，一拐彎就是曹家渡橋了。這座木橋又高又陡，往上拉是頗有些吃力的。車夫正拉得吃力時，不知從哪裏躥出一個人來。冬天的早晨六點鍾，外麵天色尚暗，路上燈光電力不足，梁壁純又是近視眼，還沒看清那是一張什麽樣的臉時，那個佯裝幫車夫推車上橋的家夥忽然一伸手將一團散發著藥味的紗布蒙住了梁壁純的口鼻，梁壁純頓時失去了知覺。

等他蘇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床上，頭腦猶自一片迷糊，掙紮著動了動，撐起半截身子，借著從窗外映射進來的微弱燈光打量四周，發現是一個房間，陳設極簡單，唯一床一桌一椅一床頭櫃。正奇怪自己怎麽躺在這樣一個地方時，房門“吱呀”一聲打開了，有人閃了進來，開燈招呼：“先生醒啦！哎，您這一覺睡得可真長Ⅱ阿-—一早上到現在，一口氣睡了整整十八個鍾頭呢！”

梁壁純還是沒有想起自己出現在這裏的原因，於是問：“我怎麽來這裏了？你們這裏是……”忽然發現對方一身旅館茶役裝束，於是恍然，“你們這裏是旅館？”忽地一下子想起自己是怎麽昏迷過去的，下意識地一躍而起；“哎呀！我的行李！”

茶役指著床尾說行李在這兒，沒丟。梁壁純心稍一鬆，可是，起身去看時，那裏隻有一個小旅行包，那是裝零星東西用的；另一個裝“特貨”的小皮箱，哪裏還有影子？當下一陣急火攻心，險些暈倒。梁壁純強迫自己鎮定下來，檢查了行李包，裏麵的東西包括錢包在內一樣都沒少，劫匪搶去的就是那個小皮箱。

這個皮箱裏裝的是什麽？領導交代使命時沒說，也許領導自己也不清楚，可是梁壁純和上線交割時一看那白銅盒的體積、重量，就知道那肯定是黃金了。這麽些黃金，價值幾何！難怪領導要說“人在貨在”了。現在，人在，貨已經不在了。應該怎麽辦？報案？那是自投羅網。辜負了組織上的重托，執行任務時出了如此大的事故，即使領導事先不說，梁壁純也知道自己絕無生路。在那個年代，許多事情發生後是沒有條件調查的，組織上沒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解釋，那就隻有執行紀律，而執行紀律的方式統一稱為“鋤奸”。

梁壁純認為，如果自己確實是“奸”，那被組織上鋤掉也是活該。可是，現在他卻不是“奸”，盡管他的行為已經給組織造成了比普普通通一個叛徒、內奸遠遠大得多的麻煩，可是，若就這樣被鋤掉，那真是太冤枉了。因此，梁壁純決定趁此刻還有決定權的時候，給自己留條性命。那就趕緊離開吧，還磨蹭個啥呢？不，梁壁純不能保證自己真的能逃掉，因此尋思得留下一段真實的記載，即使被組織上當“奸”鋤掉了，這段記載也會告訴後人：梁壁純是無心之失，而不是叛徒、內奸。於是，梁壁純就問茶役：“你們這是哪家旅館？”

茶役已經察覺到不對頭，小心翼翼回答：“曹家渡大旅社。”

“你們老板姓什麽叫什麽？”

“敝東是蔣博捷，管事的是經理樂書秋。”

“立刻把你們樂經理喚來！”

“他不在店裏，明天上午會過來的。”

“不行！立刻去叫他。發生的事情之大，別說經理了，就是你們老板也負不了這個責任！一不留神，上海灘就再也沒有曹家渡大旅社了！你信不信？”

茶役被梁壁純的聲色俱厲鎮住了，點頭退出，稍停重新進門，告知說已經派人去請樂經理了。經理家住梵航渡路，不遠，半個鍾頭可以趕來的。

梁壁純要跟旅社經理談一談，要求旅社方麵出具一個書麵證明，為他證實自己是在著了劫匪的暗算之後。在失去知覺的情況下丟失了那個重要的皮箱。這個證明，“曹家渡大旅社”肯出嗎？肯，盡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如若不出，梁壁純一報案（他們哪知道其實絕對不可能去報案的），“曹家渡大旅社”就將卷入一樁巨案。在那個年頭，被警察局搞成“劫匪同謀”也不是沒有可能。

因此，當樂經理睡眼惺鬆地從家裏趕到旅社後，聽梁壁純說他丟了一箱黃金，驚得目瞪口呆。梁壁純生怕對方被嚇昏了，於是就趕緊指出尚有補救之法，樂經理自是樂意。於是，當下就喚來了昨天上午在旅社門口迎進梁壁純的茶役以及為其辦理住宿登記手續的賬房先生，梁壁純也是經過他們的陳述方才知道是怎麽回事的。以下是旅社出具的文字證明內容，簡述如下——“民國二十年十二月五日晨六時零七分，兩個穿深色棉衣的年輕男子（其中一個外罩藍色夾風衣）領著一輛黃包車來到敝號，車上坐著一個渾身散發著燒酒氣味的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男子。茶役王老三把來人迎進門，在門外幫著把黃包車上的兩件行李取下，一是旅行袋，一為小皮箱，後者有點兒沉。穿風衣的男子向賬房先生章依發登記單人房間兩間，時間為一晝夜，預付了房錢。另一男子和車夫將醉酒男子抬進一樓三號房間，該男子留下入住對麵的四號單人房間。風衣男子即攜小皮箱坐黃包車離開。

“至下午六時許，四號房男子打開三號房，片刻喚茶役裘青人內。裘見醉酒男子正在酣睡，身上酒味已淡。那男子掏出兩枚銀元送給裘，說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可能回來得稍晚，麻煩你替我留心著點兒我的朋友，他醒後要吃什麽點心之類，勞你去外麵買一下。男子遂離去，一直到六日晨三時多醉酒男子睡醒也未見歸來。

“醉酒男子醒後稱其名叫梁壁純，丟失褐色小皮箱一個，內有百兩以上黃金；又出示船票稱昨晨其剛乘坐青浦至滬的小火輪抵達曹家渡碼頭，雇乘黃包車欲往法租界寓所，黃包車經曹家渡木橋時突遭襲擊，昏迷中被匪徒掠人曹家渡大旅社。”

旅社方麵在上述內容的三頁文字上均加蓋店章並由經理樂書秋、賬房章依發親筆簽名以作證明。梁壁純收起後，叮囑說日後不管何人來此詢問今日之事，若非係我梁壁純所托，請避而不談。如來人見麵即自語“念漆”（當天係1931年12月6日，陰曆十月廿七，滬語“廿七”的讀音是“念漆”）作為暗號，你們聽到這暗號方可講出今日真相，可保你們無恙；如果不予道明，勢必懷疑你們係劫匪同黨，到時候後悔就晚了！說著，起身拱手作別，出門而去。

梁壁純對於自己今後的出路已經作了考慮，他不能再以梁壁純的名字在上海市區生活下去，甚至不能居住在市區，至於嘉定老家，那就更是必須立刻切斷關係了。於是，他就決定棄家出走。為使日後萬一被組織上發現，對今日之事進行調查時留下另一條證據，梁壁純決定在出走前回一趟“祥德源”。

那天，梁壁純離開“祥德源”後，就去了浦東洋涇鎮。那裏有一座破廟，有一次他去洋涇執行秘密使命時曾去躲過雨，，與廟裏唯一的一個老和尚很談得來，當時意識到那裏可作為萬一遇到緊急情況時的棲身地，於是就對老僧說起過以後來做居士。現在，真的要去做居士了。

梁壁純在洋涇破廟做了兩年居士，後來，老僧病逝，臨終留給他一些錢。梁壁純以前跟著郭老板那黨員老弟、留洋機械工程師學過修理鍾表，尋思就以此為業吧。從此洋涇鎮上就有了一個鍾表攤，攤主名叫申繼穀。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一片混亂，梁壁純動了打聽家人下落的念頭。先雇人去嘉定打聽，未果；尋思妻子兒女可能投奔黃渡娘家了，於是就另外請人去黃渡打聽，果然在那裏。於是，他悄然潛往黃渡，取礙聯係後將全家秘密遷往洋涇定居。

梁壁純做完上述陳述後，第三組請示領導如何處理，“懸辦”領導請示局領導後，說先予留置，生活上可給予適當優待。

次日，1950年3月5日，第三組偵查員前往曹家渡調查。“曹家渡大旅社”還在，而且還是原班人馬。偵查員試了試，梁壁純所言不謬：他們沒說“念漆”時，盡管出示了市公安局的證件，對方隻是搖頭；待到說了“念漆”，這才鬆口。了解下來，情況與梁壁純所說的一致。

 

• 誰是十八年前的案犯

3月6日，“懸辦”第三組開會，對案情進行了詳盡的分析，最後得出結論：把梁壁純所說的情況結合他跟家庭長達九年的斷然分離、“曹家渡大旅社”方麵的證言等綜合起來看，“特費”被劫基本上是真實可信的。

這樣，目光就該轉向十八年前那個寒冷的清晨發生於曹家渡橋頭的搶劫巨案了。這是何人作的案？為何能鉚得那麽準，竟然一下子就盯上了梁壁純，然後果斷下手，搶的就是那個小皮箱？這難道是一起有專門針對性的搶劫案，就是為了搶劫梁壁純運送的那筆“特費”而來的？

偵查員對此作了反複研究，最後排除了這種可能性，因為第一，這是一樁由臨時中央直接布置的極為重要的絕密使命，手中掌握著國家權力養著那麽多專門力量用來偵探此類機密的敵人一方尚且不知，江湖上的江洋大盜又是憑什麽知曉這項機密的呢？第二，劫匪是在曹家渡碼頭盯上梁壁純，將其騙上車後出了碼頭在曹家渡橋下手的，這說明對方並非與梁壁純同時坐輪船從青浦來滬的旅客，這又可作為排除作案必然性的依據。第三，從劫匪作案的手段來看，他們所策劃的那一套其實比較簡單：先是冒充黃包車夫等候在碼頭上，待輪船靠岸旅客上來時，對眾旅客進行迅速掃描，選準作案對象，上前招攬生意，誘騙目標上車後作案。黃包車上橋時，車速自然減緩，同案犯當即上前貼靠，這時無論是乘客還是可能出現的路人，都不會注意，更不會產生警惕，他們往往以為是有人相幫推一把助助力——那年頭不學雷鋒，這都是收費的，由車業公會統一給推車人一點兒報酬，車業公會的錢當然是向每個車行收取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說到底還是每輛車的車夫自己掙來的——而劫匪此刻就可迅疾下手，將沾了麻醉藥物的帕子蒙住被害人的臉部，通常幾秒鍾就可令人失去知覺；也有掙紮的，那就要使用拳頭或者鈍器了，將人擊昏。然後，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烈性白酒亂灑一通，使受害人變成“醉鬼”，再拉到事先物色好的旅館動手搶劫。

那麽，應當怎樣偵查這起曆史懸案呢？偵查員的想法是：調查曆史懸案，應該去找曆史人物。這裏所說的曆史人物，就是舊上海的刑警。梁壁純當年所遭遇的這種搶劫案，料想不會是上海灘第一起，也不會是最後一起，也許能從當年偵查過此類案件的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刑警或者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的捕探那裏獲得一些線索。

於是先去找民國二十年時管轄曹家渡的警事機構，可是，一打聽卻是有點兒小麻煩，這麻煩來自曹家渡所在的普陀區曆史上的地理歸屬和行政管轄。上海市普陀區這個名稱，是抗戰勝利後才定下的，1945年先被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劃定為上海市第十三區，次年改為普陀區。那麽之前呢？之前的花頭就大了，曾經劃歸過上海、寶山、昆山、嘉定等縣以及法華、閘北、真如、彭浦、蒲鬆等區。另外，有一些區域還是公共租界越界築路時強行占領成為租界地界的。至於民國二十年本案發生時的案發地行政歸屬，則分為兩個區：梁壁純遇襲的曹家渡橋北側橋頭，屬於真如區；實施搶劫的“曹家渡大旅社”，則屬於法華區。第三組決定：就找普陀區、長寧區的舊刑警調查。

3月8日，第三組在長寧公安分局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十八名有著至少二十年從警經曆的原法華、普陀警察局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舊刑警受邀前來參加。這些舊刑警中，有的建國後被公安局留用，繼續幹著刑偵工作，有的則在建國前或者建國後改行從事其他工作，也有的早在建國前就已經退休賦閑在家了。第三組組長蔣文增向他們說了發生於民國二十年冬的那起搶劫黃金案件（隱去了關於“特費”的內容），說請諸位前輩相幫分析一下那是一夥什麽樣的案犯。

這下可就熱鬧了。這些老刑警個個聽說過當時發生過的同類搶劫案件，有一半以上還曾直接參與過對這種案件的偵查，有的破了，有的沒破。歸納起來，偵查員得知民國二十年前後兩三年，也就是1929年至1933年這段時間，上海灘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諸區都曾發生過麻醉搶劫案，作案手法各異，有的在人力車上下橋或者路坡時下手，然後把人拉到旅館、破廟甚至臨時租用的民宅內行劫；有的在開往寧波、南京的輪船二等以上艙房裏下手；有的在飯館的包房包廂裏作案；還有的在戲院、電影院下手。此種犯罪，聽上去似乎很厲害，其實技術含量很低，隻要膽大妄為，手裏擁有作案的必備工具人力車、麻醉藥物，就可行動了。當然，還得具有確認對方肯定有貨的眼力。這個，隻要具備通常小偷扒手的經驗就行了。1932年是此類案件的發案高峰期，受害者甚至包括國民政府高官的眷屬、外國僑民以及來滬訪問的外國官員及其隨員。

1932年8月，由公共租界工部局牽頭、法租界公董局參與，提出上海的租界、華界警務機構聯手打擊麻醉搶劫犯罪活動的建議，獲得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淞滬警備司令部偵緝大隊的響應。於是，從9月1日開始，全市各中外軍警機構聯手行動。但那時警匪一家的現象絕非個別事例，另外還有幫會摻和，所以聲勢雖大，效果卻微。不過，打擊總比不打擊好，麻醉搶劫犯罪活動畢竟收斂了一些。真正使這類犯罪活動發生率於次年初夏下降到低穀的原因，並非警方的打擊，而是市民的防範意識不斷增強，另外，因麻醉藥物緊缺價格大幅度提高，導致案犯作案的機會大大降低，再加上上海灘的幫會以及犯罪團夥內部內訌不斷，最後竟然就像有一個總頭目下了一道嚴令似的，於一周之內大家都不去幹麻醉搶劫了。

與會舊刑警回憶下來，在他們經辦和聽說過的麻醉搶劫案件中，並無此刻第三組要調查的內容。他們認為，按當時的案犯結構、行事風格、思維方式等來看，犯下曹家渡黃金劫案的那夥案犯，可能並非幫會中人，甚至也不是黑道中人，而隻是幾個受當時不斷發生的麻醉藥物搶劫案的傳聞誘惑引發了貪婪之心的青年，糾合起來作下了這樣一起巨案。他們作案的成功僅僅是一種巧合。

一個老刑警說：“我冒昧地打聽一下，四位政府同誌所說的被劫黃金數量巨大，究竟是多少？是不是超過五六十兩了？”

蔣文增說：“實不相瞞，被劫黃金是超過百兩的！”

老刑警說：“那這個案子肯定沒有破獲，也沒有接到過報案，否則，別的不說，報紙還不大登特登了，甚至鬧得全上海皆知！”

他的觀點獲得了所有與會刑警的認同。最後，這些舊刑警熱心地為偵查員出主意：你們可以去提籃橋監獄向那些建國前就已經被判刑，以及雖是建國後被判刑但在建國前有過搶劫、盜竊案底的在押犯進行調查，也許，他們中有人曾經聽說過什麽人跟該案有涉也有可能啊。

第三組采納了他們的意見，起草了一份協查通知發往提籃橋監獄。提籃橋監獄收到協查通知後，通過開會和監區廣播對在押犯進行宣講，要求凡是知曉1931年冬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線索的，隨時可向政府檢舉，檢舉內容一旦查實，將視為重大立功表現，可以報請法院減刑或者提前釋放。這項調查進行了三周多，監獄方麵雖然向第三組提供了他們所了解到的多條由在押犯人提供的線索，可是，偵查員調查下來，要麽落空，要麽無法查下去。於是，這個原先寄予著很大希望的調查方式無疾而終。

4月7日，“曹家渡大旅社”的經理樂書秋忽然跑到市公安局來找第三組組長蔣文增，說前天晚上他值班，跟職工（就是以前的茶役）裘青聊天時說到當年那起案子，裘青說他前兩天晚上睡覺時做夢，夢中見到了當初強盜作案時使用的那輛黃包車，是“大牌照”，號碼是300169。樂經理初時也沒在意，回家跟學醫的兒子說起時，兒子說國外有科學家研究成果稱，做夢中回憶到的情形很多是當初真實一幕的還原，把人催眠後與其進行對話，可以獲取隱藏在潛意識中的事實真相。所以，兒子認為裘青所說的牌照號碼可能是真實可信的。樂經理聽兒子說得有鼻子有眼，於是就來向偵查員反映。

偵查員這邊正陷於山窮水盡的境地，聽說此事不禁產生了興趣。他們四人都是山東老區過來的，從事公安工作最長的不過四年時間，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初中二年級，根本沒接觸過外國資料——國內的也還沒機會接觸哩。他們向市局技術處的留用老專家請教，專家說國外確實有過這方麵的實踐，應用於案件偵查、事件調查等方麵還是取得了一些效果的。於是，第三組就決定試著調查裘青夢到的那個牌照號碼。

舊上海分為三個地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和華界。三界當局都有權發放車輛牌照，不過各自發放的通行範圍僅限本界。這樣，就給各類車輛的全市通行造成不便。於是，“三界”當局經過協商，決定發放一種區別於本界而可以全市通行的牌照，這就是“大牌照”。樂書秋反映的涉案黃包車的牌照就是那種牌照，從打頭數碼30來看，還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因為案犯曾經對梁壁純說過“這輛車是去年的新車”，“去年”就是1930年，“大牌照”是統一由公共租界發放的，租界當局采用的是西曆——就是陽曆，30係1930年的簡稱。後麵的0169，大約是1930年發放的第169塊牌照。

偵查員了解下來，抗戰勝利後，公共租界的一應檔案資料均交給了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上海解放後，這些資料留下來到了我們的公安局手裏。於是就去市局交警處查詢，得知有這部分資料，還原封不動放在那裏。偵查員於是就去翻閱，查了兩天，總算查到了300169“大牌照”黃包車的車主，是公共租界北京路上的“雲間跳舞學校”老板曹勝林。

往下，就是尋找曹勝林其人了。四個偵查員從4月14日開始尋找，一直找到5月上旬，方才找到曹勝林——他已搬遷去了蘇州，改行做了樂器廠的廠長。問下來，曹勝林承認他以前有過那樣一輛黃包車。那麽，1931年12月上旬那個時段，那輛車給誰使用了？曹說沒給誰使用啊，一直是我自己在用，那是我的私家車，我幹嗎自己不用給別人去用呢？偵查員問有誰可以證明，曹說要麽你們去問我的車夫吧。

車夫老淩在上海，這時已經翻身當了主人，是人力車行業工會的脫產委員了。偵查員找到他了解下來，證實曹勝林說屬實。這樣，線索就斷了。

第三組人人沮喪，但還是得打起精神繼續盤算該怎麽行動，議來議去，尋思監獄調查過了，沒有獲得線索；看守所還沒有調查過，全市二十餘家看守所的人犯中是否有人有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的線索呢？

正當偵查員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線索出現了！

 

• 大盜伏法

前麵說過，3月8日，“懸辦”第三組曾經召集了十八名建國前供職於國民黨警察局、帝國主義租界巡捕房的舊刑警開過一個座談會，相幫分析案情。線索的發現，就是跟當時的一位與會者相關的。這個與會者名叫曾豐，五十四歲，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華捕，從1923年一直幹到1943年法租界被收回為止，然後就離開了警界，去一家船舶修理廠當管理人員，管的是安保工作，相當於現在的企業保衛科長。保衛科長當到上海解放，曾豐生了一場大病，病愈後就不再去上班，在家裏賦閑。今年3月間第三組邀請他去參加座談會時他就在休養階段。

座談會參加過後，曾豐繼續休養。休養到5月頭上，一天半夜忽然有人敲門，進來了幾個公安局的便衣，問明姓名、籍貫、年齡後，就把他帶走了。去哪裏？思南路上的上海市第二看守所。犯了什麽事兒呢？曾豐自己也弄不明白。

—個星期後，等來了第一次提審。曾豐這才知道原來不是他犯了事，而是要問他當年幾個巡捕房同事的事兒。那幾個同事，是和曾豐一起考進法租界巡捕房的，有的進了政治部，辦的是政治案子，有的和曾豐一樣進了刑事部，當了刑警。因為是一起進門的，所以幾個人很談得來，還曾磕頭結拜了兄弟。後來，法租界被收回，巡捕房轉為汪偽政權的警察局，大家也就各自散夥，好像隻有—個留下來替汪偽政權效力的，後來又幹過國民黨的警察，再後來，上海解放了，誰也不知道誰了。現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一處的民警要曾豐交代當年他的那幾個同事在法租界辦過的幾起案件。曾豐壓根兒就沒有辦理過跟政治相關的案子，覺得實在沒啥可交代的，但這事光靠口頭說沒用，又找不到旁證，於是尋思隻好坐牢了，坐到警方調查清楚為止。

曾豐坐的班房屬於第二看守所裏的一個大監房。其時解放不過一年，還在清理階段，抓的人多而雜，曾豐那監房一共關了二十來個人犯。那時候看守所還沒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製度，人犯待在裏麵不需要勞動，整天除了等著提審、吃飯，就是閑磕牙瞎聊天消磨時間。同監的人犯聽說這個老頭兒以前乃是巡捕房的刑警，如獲至寶，都盯著請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兒。曾豐閑著也是閑著，就跟人家聊了起來。聊了幾日，有一次就說到了曹家渡那樁黃金搶劫案。曾豐畢竟是老刑警，看似信口開河隨便說說，心裏卻明白，每個案件都是按照他所知曉的事實說，這個曹家渡黃金搶劫案也是這樣，他說這是1931年入冬後沒幾天發生的，當時竟然沒有報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後，如今共產黨的警察在進行調查。

說這個案子那天是1950年5月10日。過了一天，有個同監人犯悄悄把曾豐扯到監房一角，向他谘詢一個政策問題：人民政府說“坦白從寬，將功折罪，立大功受獎”，如果有誰檢舉像您老昨天說的那個曹家渡黃金搶劫案那樣的解放前的案子，算是立功嗎？

曾豐是老刑警，一聽頓時明白有戲，於是說這個自然，現在是人民政府在辦該案，誰為公安提供線索協助破案，那當然是立功行為。小老弟你若是知道那個案子的線索，倒還真是值得檢舉一下的，肯定有好處啊！這樣吧，反正咱有的是時間，你先把情況跟我說一下，我幫你出個主意，看應該怎樣檢舉——這檢舉也有說法的，以前舊社會有人檢舉不得法，不但沒有好處，還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呢！

對方嚇了一跳，於是就把情況一五一十向曾豐和盤托出——這個人犯名叫馮安寶，三十四歲，資本家出身，他的老爸馮定飛是開機修廠的，以維修汽車、摩托車等機動車為主，因為是以修理摩托車起家的，所以行業內給其起個名號叫作“摩托阿飛”——阿飛是昵稱，並不是說他是花花公子。而他唯一的兒子、此刻正準備提供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線索的馮安寶，倒是一個紈絝子弟，喜歡拈花惹草，這次就是因為被控強奸而折進局子的。

馮安寶要說的是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事兒，那年他虛歲十五，因為小時候患過“奶癆”，發育不良，所以十五歲的少年看上去也就不過十二歲樣子。馮安寶有個表兄，名叫吉家貴，長其十歲，那年二十五了，已經娶妻，那是家裏給他張羅的。但他似乎對家庭生活並無多大興趣，喜好的是結交朋友，舞槍弄棍，做過幾份工作，但多做不長。1931年的時候，吉家貴剛剛辭去一家舞廳看門人的工作，說要考察市場，改行做生意了。

馮安寶年少體弱，卻好動調皮，平時在外麵玩耍時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負。他吃了虧，就告訴吉家貴，讓表兄替他出頭。吉家貴是會國術的，又有一幫子朋友，所以隻要他出麵，別說對方也是少年了，就是把老爸抬出來，人家也得服帖。而吉家貴呢，貢獻也不是白白作的，他的家境遠不如表弟，就時不時到阿姨家來蹭飯，有時一住就是十天半月，還經常慫恿表弟向家裏要錢買這買那，買的自然都是他需要的東西。馮安寶是獨生子，嬌生慣養，家裏誰都順著他，反正他隻要跟著表兄折騰，隨便叫他幹什麽都是願意的。

1931年10月16日是馮安寶的十五歲生日，家裏自要好好慶賀一番。早在前幾天就開始籌備了，剛從舞廳辭職的無業人員吉家貴自然要來幫忙，於是就住進了馮家。沒想到，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竟然一直住到12月上旬。對於馮安寶來說，那是極歡迎之事，因為這個表哥太會玩了，而且還會邀請他的兩個結拜兄弟阿古、小克來一起玩。那二位比吉家貴小兩三歲，也是習練國術之人，當然，和吉家貴一樣不過是“三腳貓”，略懂些皮毛而已。

馮安寶記得那段時間表哥經常玩的就是拉黃包車。馮安寶的老爸“摩托阿飛”六七年前置辦了一輛私家黃包車，那是一輛二手車，用到1930年就換了一輛嶄新的日本進口的新車。“摩托阿飛”的財運似乎很好，僅僅過了一年又有了一輛七成新的轎車，那是人家作為債務抵押給他的。小轎車進門後，那輛黃包車按照通常人家的處理方式，就要“出送”（滬語，送出門處理掉之意）了。可是，由於馮安寶跟著表哥他們把黃包車作為玩具拉著玩，家裏就同意他的要求先把車子留著，等他們玩厭了再“出送”。

這樣玩了兩個來月，吉家貴、阿古、小克三個已經能把車拉得像模像樣了，特別是阿古，一招一式活脫就像職業車夫。而馮安寶呢，漸漸就玩厭了，他不拉車，當乘客。坐黃包車對於馮少爺來說並不新鮮，因為家裏有私家車，他以前想坐時就讓車夫拉他去哪裏兜一圈的，早就不當一回事了。再說，天氣冷了，坐車有風，倒不如坐在家裏懷裏抱著個手爐舒服，況且他還要上學，快到年底了，功課也比較緊張。這樣，他也就不大熱心了。而吉家貴他們還是樂此不疲，最後幹脆把黃包車拉回自己家去玩了。

這樣，這輛黃包車一直拉到大約這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貴忽然把車擦拭得光潔一新地送回來了。從此，吉家貴對黃包車就不感興趣了，而且人也不大過來了。整個寒假，馮安寶一直盼望著表哥過來帶他出去玩玩，或者叫幾個朋友來家裏玩玩撲克打打康樂球也好，可是，吉家貴除了過年時和其父母來拜年以外，整個寒假影子都不見。後來聽說吉家貴去做生意了，在公共租界開了一家“吉家歡南貨店”，竟然經營得很好，幾年後還在城隍廟旁邊另開了一家分號。

而馮安寶呢，老爸的生意倒還是做得風聲水起，即使抗戰時也沒受影響，而且竟然在勝利後未曾被國民黨方麵作為“漢奸”來敲詐，簡直是一個奇跡。可是，漸長漸大的馮安寶卻不成器，成了一個紈絝子弟。盡管十年前馮安寶就已經結婚，而且早已有子女，可是他什麽職業都不幹，整日就是吃喝玩樂，重點是玩，以玩女人為主。這在舊社會還可混混，到了新社會就不行了。終於，他被人告進了公安局，說是強奸，於是就直接由市局治安處下令拘捕。這在當時通常是市中級法院直接承辦的刑案，判刑至少十年。馮安寶初時尚不知曉，時間稍長方知大事不好。於是他開始關心自己的命運，聽說“坦白從寬，將功折罪”，於是就挖空心思想立功，隻是因為他以前在社會上一起廝混的都是小開，沒有罪行可以檢舉。這回聽曾豐在監房裏聊起曹家渡黃金搶劫案，不知怎麽由案犯作案時使用的那輛“去年的新車”聯想起當年自己家裏的那輛黃包車，尋思那不是有點兒像嗎？時間也對得上號，還有案犯人數也是三個。當下心念一動，就想那起搶劫黃金巨案不知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們三個作的。

當下，曾豐聽馮安寶如此這般說下來，尋思聽上去有點兒像，不過以他的辦案經驗，這種舉報的準確性是比較低的，尤其是舉報人在知曉案情後的舉報內容，往往容易有意無意地朝案情方向靠。所以，是真是假，得由公安局調查。曾豐於是就對馮安寶說，這案子太大了，你可以要求直接向看守所所長報告。

看守所所長接到馮安寶的檢舉後，立刻跟市局“懸辦”取得聯係。第三組立馬全體出動，於5月11日夜審檢舉人馮安寶。偵查員在認真聽取看守所所長接到馮安寶的檢舉後，立刻跟市局“懸辦”取得聯係。第三組立馬全體出動，於5月11日夜審檢舉人馮安寶。偵查員在認真聽取了馮安寶的當麵舉報內容後，提出了一個問題：“你家的那輛黃包車是什麽牌照？”

“公共租界工部局發的大牌照，號碼是300196。”

四個偵查員幾乎同時一個激靈：“曹家渡大旅社”提供的也是公共租界“大牌照”，號碼是300169，看來是茶役錯把尾數96記成69了。這後麵有戲！

偵查員當即調集了數名警察，立刻出動，連夜拘留了“吉家歡南貨店”老板吉家貴，同時對其住所和店鋪予以搜查，搜得白銅盒—個，後經梁壁純與劉誌純辨認，正是當年經手交割的那個。

吉家貴被捕後，對這樁已經相隔十九年零五個月的搶劫巨案作了交代一案犯一共三人，除他之外是其狐朋狗友劉阿古（阿古）、莊克（小克）；策劃者是他，其動機是籌款開店，原準備作案多次，籌足款項方可歇手，哪知一出手就是一百二十兩黃金，三人各獲四十兩後就此歇手。

向表弟馮安寶家借黃包車玩耍，純是為籌備作案工具，以及學習拉車，作案後即把黃包車還給馮家。為防止引起外界懷疑，三人從此就基本不接觸。抗戰勝利後，吉家貴曾在外灘偶遇阿古，方知小克已死，阿古現在北京路經營一家五金商行。

1950年5月12日晨七時，第三組拘捕了另一案犯劉阿古，並對其所開的五金行及住宅進行了搜查，未獲贓物，但有黃金首飾十四件，疑係用其所劫黃金打造，遂予沒收。

另一案犯莊克，生前住盧家灣區杜家園蟠桃坊，偵查員登門，得知莊克於1934年經人介紹，拜海上聞人杜月笙為師，1937年抗戰伊始受杜派遣參加由戴笠組建的“抗日別動軍”，次年與日寇作戰時陣亡，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追認為烈士。偵查員對莊宅進行搜查，其父母主動交出莊克1937年參加“別動軍”時交給他們保存的兩根“大條”——黃金二十兩。這兩根“大條”經偵查員請當年瑞金縣城金匠辨認，確係出自其手。

至此，這起發生於1931年的巨案終於破獲。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劉阿古以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被判有期徒刑十年，當時尚未有“玩忽職守”、“重大責任事故”等相應的罪名，他是以“曆史反革命罪”被判決的，但判決後卻將其釋放了，以“反革命分子”身份交由地方監督管製，於1959年病歿。

因檢舉而立功的小開馮安寶半年後釋放；舊刑警曾豐的行為也被視為“立功”，且經調查認定其確實與原同事無涉，於當年7月間釋放，由區政府將其安排到物資公司當了一名看門人。

【附錄】

 

[芃芊]

梁壁純最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