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筆由墨
不想那玉堂金馬登高第，隻望能高山流水遇知音。
【塵封檔案】係列之0014：一樁涉外強奸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2007年06期
作者：孫 沉
1967年7月，上海發生了一起涉外強奸案件。這原本是一起案情並不十分複雜的普通刑事案件，由於當時的特殊形勢，該案蒙上了一層撲朔迷離的色彩，並導致一名無辜的工人蒙冤入獄。具有正義感的公安人員挺身而出，縝密調查，最終使真凶落入法網……
一、
1967年秋天，一個24歲的青年男子提著一件簡陋的行李，邁著略帶蹣跚的步子，拖著明顯虛弱的身子，走出了位於上海市思南路上的第二看守所。他抬頭仰望陽光燦爛的天空，臉上露出無比感歎的神情。
這位青年名叫胡朝陽，是上海機電局係統一家工廠的一名工人。半年前，他被單位的造反派以“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扭送公安機關。半年來，胡朝陽在本廠、本係統以及區、市和街道的多次批鬥會上以主鬥和陪鬥的身份亮過相，接受過造反派的無數次日夜訊問，期間不知挨過多少次打、戴過多少頂高帽子、掛過多少塊木牌子，可謂吃盡了苦頭。胡朝陽始終堅決不承認自己犯過跟“惡毒攻擊”有任何相關的罪行。正當他作好“頑抗到底”蒙冤判刑的準備時，卻突然被告知案子已經調查清楚，他確實是受冤枉的革命群眾，而作案的是同廠的另一名工人。於是，胡朝陽就被宣布釋放。
本來，單位是要派車來接胡朝陽回去參加一個平反大會的。可是，胡朝陽覺得這不是在為他準備的，而是造反派在為他們自己塗脂抹粉，因此他堅決拒絕。來跟他談話的造反派頗有點尷尬，一番冷場後問那麽他有什麽要求。胡朝陽說我身體已經讓這樁冤案搞壞了，我要求休半個月假，讓我好好休養一下。
就這樣，胡朝陽自己乘坐公共汽車回到了家。當時，胡朝陽壓根兒也沒有想到，他的平反出獄，竟會與此刻正在大西洋上航行的巴拿馬海輪“卡普利特”號上的一名二等水手有關聯。
那個年代，做事情沒有章法，無論是抓人還是放人，單位竟然都沒有通知胡朝陽的家人。因此，當胡朝陽走進家門時，頓時引起了全家人的驚喜。胡家是一個三代同堂的大家庭，祖父、祖母都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了。胡朝陽的祖父早年曾是上海灘小有名氣的太極拳師，身體硬朗，說話中氣還挺足，聽說孫子是被平反釋放的，大喜過望，馬上吩咐備酒慶賀，同時吩咐讀中學的孫女立刻去傳呼電話站往延安飯店打電話通知大兒子胡益平立刻趕來，不得有誤。
半年前，當這樁冤案發生伊始，兩位老人對於他們唯一的孫子的蒙冤入獄悲憤滿腔，他們不相信孫子會做出“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舉動來，一口認定肯定是被冤枉的，二老唯一的念頭就是要替孫子申冤。但是，那個年頭公、檢、法已經處於半癱瘓狀態，申冤得有特別渠道。於是，老拳師就想到了自己的大兒子——胡朝陽的嫡親伯父胡益平。抗戰前夕是他上海一所教會學校的高才生，正準備考交通大學時，抗戰爆發了，於是就和一批熱血青年前往蘇北投奔了新四軍。他參加了八年抗戰，也參加了解放戰爭，解放後仍在部隊效力，1955年被授予陸軍中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胡益平已經擔任南京軍區某師的副政委了。胡朝陽的祖父、祖母此刻把營救孫子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這位當著解放軍某師副政委的大兒子身上。
一份加急電報拍發到了胡益平所在部隊的駐地司令部，他被告知：母病危，務請速返滬。胡益平聞訊大驚，不敢怠慢，當即請假急急返滬。到家之後果然見老母躺在床上，不過神色不似“病危”。二老早已等得心急如焚，不等胡益平開口就把情況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胡朝陽所在班組發現當天的一張《解放日報》上的“寶像”被人戳了一個洞，而且正好紮在偉大領袖的眉心正中！這是一樁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嚴重反革命案件，造反派自是重視，於是當即停工調查，人人排隊，個個過關。胡朝陽當時是一個沒有參加任何派別組織的工人群眾，在那種“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形勢下被稱為“逍遙派”，距“對立麵”僅僅隻有數步之遙了，因此，被造反派作為一個重點對象來盤查。偏偏胡朝陽還不識相，不肯老實配合、有問必答，而是逐語反駁。這樣，造反派被弄得如何惱火那是可想而知的。折騰了一天後，胡朝陽以為人家已經放過他時，卻被糊裏糊塗地押上了群眾大會的主席台，當眾宣布是作下這起“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現行反革命大案”的罪犯，一番批鬥後被綁送公安局，而且是直接被投進了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按照當時的慣例，凡是被關押在“二所”的罪犯，不是死刑也得重刑，至少是10年有期徒刑。
胡朝陽的祖父、祖母和父母等親屬堅決認為這是一樁冤案，要求胡益平替胡朝陽出麵申冤，因為他們記得胡益平前不久因公出差來滬時，曾經說到過他在解放戰爭期間的一位部下現在是上海市公檢法軍管會的一名掌握著若幹權力的成員。胡益平聽了親人的這番話語後說，我是一個受黨教育多年的共產黨員、革命軍人，自從當年踏上革命道路的那一天起就給自己立下了一個規矩：必須時時處處聽黨和毛主席的話，不管想得通想不通都得嚴格遵照執行。現在，胡朝陽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盡管他是我的嫡親侄子，也是我們胡氏家族下一代中唯一的一個男丁，但是我沒有權力對此進行幹預，甚至連詢問也不應當提出，因為那在無形中可能也會給辦案部門造成“幹預”或者“打招呼”的錯覺。因此，這件事的處理應當堅決按照“相信群眾、相信黨”的兩大原則來進行，什麽都不必說，什麽都不必做，辦案部門怎麽處理就怎麽接受。須知，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政策是“決不冤枉任何一個好人，也決不放過任何一個壞人”。
胡益平的一番話說得全家所有人目瞪口呆。其實，並非胡益平在作秀裝假，而是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人們都是絕對真誠地堅信“真理”的。胡家男女老少，隻有胡益平最有出息，其餘都是平頭百姓之輩，當下盡管沒有一個人想得通，但也隻好聽胡益平的。不過，所有家人對於胡益平在這件事上所持的立場和態度都是覺得大失所望，他的拳師父親因為想不通而幹脆喃喃而開罵了。營救胡朝陽的事就此結束了。之後，不斷傳來胡朝陽被批鬥的消息，有一次甚至還上了全市的電視轉播大會，裏弄裏的鄰居看了，都說胡朝陽要吃“重家生”(滬語，意即要被嚴懲)了。
哪知，就在胡家人已經徹底失望的時候，胡朝陽卻突然被平反釋放了！老拳師在高興之下，忽然想起這幾天大兒子正好在上海延安飯店參加南京軍區的一個什麽會議，於是就傳令把胡益平叫來，這其中除了慶賀外，還包含著若幹教訓胡益平的成分在內。
胡益平這天上午剛好結束了會議，正準備回家去探望父母，接到電話聽說侄子平反釋放了，自是高興，便馬上趕來了。胡益平還準備趁此機會對胡朝陽進行一番教育，讓他明白盡管平反了，但世界觀還是需要加緊改造的。沒想到他在飯桌上剛開了一個頭，因對伯父“見死不救”之舉而帶著不滿情緒的胡朝陽就不客氣地打斷說，伯伯你知道我是怎麽出來的嗎？這跟你所說的“相信群眾、相信黨”沒有什麽關係，而是我那個工廠的兩個小子為了一個女學徒爭風吃醋鬧狗咬狗，其中一個就把另一個喝醉了酒而毀壞“寶像”的事兒給兜了出來。酒醒後他知道對方是造反派小頭目，擔心造反派報複，於是就幹脆直接去分局向軍管組揭發了。伯伯你想想，如果沒有那個女學徒的事兒，這件事不是鐵板釘釘似的牢牢地砸實在我頭上了嗎？如果又正好驚動了市革會哪個頭頭要抓典型，正好把朱筆畫到我的名字上麵，那押往刑場一槍崩了也不是沒有可能啊！伯伯你看，我這個冤案從一開始就是群眾搞的，你還口口聲聲要“相信群眾”，你看還相信得了嗎？
胡益平被侄子這一番話說得目瞪口呆，他的頭腦裏對於地方工作還是“文革”前的那一套印象，哪裏知道已經混亂到這等地步了？稍一定神，他還有點不信似的，說這可能是你一個人的偶然遭遇，沒有代表性，所以你不能下這個結論的。話音未落，胡朝陽就激動地站了起來，說，我在看守所裏，天天晚上聽見有人喊冤。其他不說，就說跟我關在一個監房的那個姓董的吧，還不是受冤入獄，投訴無門，已經自殺過三次了。後來我勸他決不能自殺，你一死，這案子就更加做實了，你還是要活下去，相信以後會翻過來的。
這一說，全家人都想知道那個姓董的犯人是怎麽回事了，胡益平也指著胡朝陽讓詳細說說。胡朝陽於是就把董維良的案子說了一遍——
二、
董維良是上海港務局的一名碼頭行車操作工，出身幹部家庭，其父是當年解放上海時進入上海灘的老八路，後來就留在上海，在上海機電局當了一名幹部，手中曾經掌握著不算小的權力。“文革”前一年，董父因病去世，這年董維良正好從技校畢業，進了上海港務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董維良自恃有著老八路的家庭背景，大字報、大遊行、大集會什麽的也折騰得挺歡的。可惜好景不長，沒多久機電係統就傳來消息，說他的老爸生前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上海機電係統犯下了滔天罪行，死有餘辜。盡管已經去世，但其罪行還是應當受到徹底清算。機電係統的造反派還不是光說不練，把造反激情停留在口頭上，而是真的抄了董維良家，把其老爸所有的遺物全部掠走。然後，又到港務局來搞株連，把董維良以“狗崽子”的名義當眾批鬥了一頓。這樣，董維良的底氣消失殆盡，造反念頭徹底打消。幸虧本單位的造反派因為惦記著向“走資派”奪權的大事，無暇顧及像董維良這樣的“小爬蟲”，所以倒也沒有過多地為難他。隻不過把董維良打發到碼頭上去上長夜班，一周六天上班，每天午夜零點到崗，上午八點下班。
這樣到了1967年7月初，董維良感冒發燒，去醫院就診，醫生給他開了兩天病假。7月7日零點，董維良病休結束照常上班，這天碼頭上停泊的輪船少，夜班工人接班時活兒已經幹完了。本來每逢這種機會董維良是可以跟大夥兒聚在一起閑磕牙瞎聊天的，但他自從成為“狗崽子”後就主動退出了這個行列，不管有沒有活兒，都老老實實地待在高高的行車操作室裏。此刻沒活兒，就看看報紙，打打瞌睡。
當時，誰也沒有料到，就是這個難得的沒有活兒的夜班上，卻發生了一起強奸案件。淩晨2點20分左右，裝卸作業區的夜班專職巡邏人員冒著突然襲來的雷雨在進行例行巡邏時，發現前麵的幾個貨垛之間似乎閃現著一條黑影，於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吆喝起來再說。這一吆喝，那黑影就飛奔起來了。巡邏人員拔腿就追，可是，他們沒有對方奔得快，追了一陣那黑影就消失了。巡邏人員正在猜測對方逃往哪個方向的時候，貨垛後麵傳來了女子的哭泣聲。過去一看，竟是本作業區的清潔女工尚乾珠，滿身泥水，號啕大哭。詢問之下，她抽抽搭搭地訴說遭到了一名歹徒的強奸！
這是裝卸作業區從未發生過的惡性案件，巡邏人員震驚之下，一麵派人飛報值班長，一麵立刻吹響了警哨，呼叫全體當班工人馬上集中起來緝查歹徒。但是，上百人分成若幹個小組搜遍了整個裝卸作業區，也沒有發現歹徒的影蹤。由於大雨，現場也未能發現什麽痕跡。
搜查剛結束，接到電話報告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文攻武衛指揮部就派來了一卡車手執長矛大刀的造反派，另外還有一輛中吉普，裏麵坐著文攻武衛指揮部的兩個小頭目。他們下車時，雨停了，正聽巡邏人員報告情況時，港務局係統的造反派頭頭也趕到了，於是叫出了上夜班參加了搜索行動的造反派骨幹積極分子一並匯報。聽過匯報後，幾個頭頭兒稍一商議，決定再次進行搜查，同時向公安局的造反派打了電話，要求派員前來指導破案。
更多的人再次對裝卸作業區進行了搜查，還是沒有發現。這時，公安局也來人了，那是跟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一方觀點一致的分局造反派組織的兩個青年民警，參加公安工作還不到兩年時間。他們跟這邊的造反派方麵一起對案情進行了分析後，認為裝卸作業區是封閉狀態的，三麵都有圍牆，牆高達3米，難以翻越，而且有崗亭，風雨交加的當兒是專職門衛密切注視動靜的關頭，這是向來的慣例，因此不可能有人能夠突破。而另一側就是黃浦江，依據貨物作業情況架設著流動柵欄，每個出口處都有崗哨把守著的，再往外的碼頭上還有邊防民警在巡邏，作案者也不可能往那裏逃竄。因此，歹徒極有可能就是裝卸作業區的內部人員。
這個觀點形成之後，幾位臨時指揮人員就作出了一個決定：將所有上夜班的人員集中起來，由受害人當場進行辨認。於是，上百名夜班人員全部集中在貨場上，站列兩排，接受受害人尚乾珠的辨認。尚乾珠是個26歲的青年女工，三天前剛從其他作業區調入這個作業區，因此，所有的人在她眼睛裏都是陌生臉孔。她在猝不及防間突然遭受了暴力侵犯，神誌似乎還不曾清醒，在兩個女工的攙扶下，對兩排男工人進行了辨認，最後搖頭說她認不出來，說著又痛哭起來。
於是就決定采取另一種方式：讓全體夜班人員對在案發時段各自的行蹤作一個說明，並且要求說出證明人。這種說明就在當場當眾進行，凡是有證明人者站立一側，沒有證明人的則站立到另一側。最後，一共有七人沒有證明人，都是單獨待在自己的工作崗位或者其他位置，董維良是其中一個。
這七人被集中到了作業區的一間空倉庫內，由辦案人員逐個談話進行甄別。當時，董維良還沒有被懷疑是作案者，隻是要求他詳細說明了上班以後的行動，過了一會兒就讓他離開倉庫了。董維良也壓根兒沒有料到厄運竟會降臨到自己頭上來，回到行車操作室還打了個瞌睡。一直到下班鈴響都沒有人來再次找他，他和平時一樣下班回家了。
哪知，回家後剛剛睡了片刻，就有警車呼嘯而至，來了數名警察，宣布董維良是強奸犯，銬了就走！
董維良被捕後，先是給關押於分局看守所，次日又被移解於上海市第二看守所，跟胡朝陽囚於同一監房。奇怪的是他並未像通常涉案人員那樣一進看守所就被提訊，而是在一周之後才被訊問，訊問他的人也不是警察，而是港務局的造反派。董維良自是不承認自己犯了案，叫嚷著要求跟受害人對質。但他的申辯沒有任何作用，反倒使他挨了若幹皮肉之苦。於是他在提訊回來後就大呼冤枉，還三次自殺，都被及時發現而未曾成功。後來，董維良接受了胡朝陽的勸說，不再動自殺的念頭，說要活下去，要證明自己是無辜者。
胡朝陽把董維良的遭遇一五一十述說了一遍，聽得家人目瞪口呆，連他的伯父胡益平也睜大了眼睛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
胡朝陽對胡益平說，伯伯，我堅信董維良是受了冤枉的，可惜我沒有權力下令調查那起強奸案件，找出真正的案犯。不過，我現在已經平反，所以，還是能夠盡一份能夠盡的力量。我準備給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寫一封信反映董維良的情況。話音未落，他的祖父母已經大驚失色，父母也是連連搖頭，連妹妹也表示反對，一致勸他不要管這份閑事。
可是，出乎意外的是，胡益平卻緩緩開腔道：“對！你寫吧，我替你轉交上去。”
三、
胡朝陽真的寫了一份函件，反映了董維良的冤情，請求市革委會政法指揮部對此進行調查。信寫好後，他交給了伯父胡益平，請他轉交上去。
胡益平盡管當著副師級的軍官，但他的部隊駐地在外地，跟上海地方上的政法線是絲毫沒有關係的。不過，他還是有渠道跟上海政法線溝通的，這就是前麵說到過的那位現在當著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製委員會官員的解放戰爭時期的老部下王振江。當時，胡益平當著副營長，王振江是他手下的一個班長，說起來，在戰爭年代胡益平對王振江還有著一份救命之恩。後來，王振江去了空軍，“文革”開始後奉命進駐上海市公檢法實施軍管。當下，胡益平就把王振江約了出來，喝著酒聊天，然後就說到了自己的嫡親侄子蒙冤入獄一事。王振江倒還念著老上司的舊情，驚問為何不早點告訴他，否則何至於關那麽長時間，早就調查清楚了。胡益平於是說，既然你老弟還有這麽一份革命熱情，那我這裏有一封函件，看這件事你是否可以利用一下權力？
王振江看了胡朝陽的那份函件，又聽胡益平說了說情況，表態說：我雖然當著公檢法軍係統的軍代表，但對於這種案子如何處理卻是一個外行；這個係統派性又那麽厲害，這種案子常常一擱就是一兩年。我不能肯定這個犯人是否真的受了冤枉，因為聽說這種鳴冤叫屈的事例是很多的，誰知道真假，一個個查也確實很難快速查下來。但這是您老首長發的話，再說這也是為了查清這個案件，是對人民群眾的負責，我應當利用一下權力。不過，這封信要讓您侄子重新寫一遍，就說是直接寫給市公檢法軍管會的吧，我告訴收發室把這封信交給我就是了。
王振江收到這封函件後，還沒來得及考慮具體如何操作，市公檢法軍管會作內部人員調整，王振江被安排到下麵一個區的公檢法軍管組擔任副組長。這給這件事形成了兩個巧合：一是王振江所去的那個區正好是董維良所在單位的那個區，二是區公檢法軍管組的正組長雖已任命，但因辦理工作移交尚未到位，由王振江負責日常工作。這樣，王振江就有了充分行使權力的空間。王振江從市局帶去了三個運動初期被認為有問題但審查下來沒有證據而被擱置在一旁的老刑警，就把這個案子交給他們去辦。
這三名刑警，年歲都在四十上下，其中汪姓刑警是浦東人，解放前是共產黨浦東遊擊隊的戰士，上海解放後為充實人民公安隊伍而當了刑警；楊姓刑警是十年前從部隊轉業到公安局的，另一姓許的則是原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的中共地下黨員，他已經幹了二十年刑偵了。王振江找汪、楊、許三人談了話，介紹了董維良的案情，要求他們不帶框框，深入港區對該案進行縝密調查，目標是將該案查個水落石出，辦成一個真正的鐵案。如果確是董維良所作，就要讓其在鐵的證據麵前低頭認罪；如果不是董維良作的案，鐵的證據就能夠使其解脫，同時能使真正的罪犯得到懲罰。本來，這三名刑警應當算是一個專案組，但鑒於當時的政治形勢的敏感性，王振江就沒這樣交待，甚至連負責人是誰也沒有安排，隻是讓他們“互相商量，共同辦案”。
汪、楊、許三人接受任務後，先聚在一起議了議，認為還是按照以往複查案件的路子走比較穩妥，就是先調閱本案案卷，然後再提訊人犯，第三步再去單位調查。於是，他們就先去分局預審科調閱了本案的卷宗，卻暗吃一驚，原來這個案子的卷宗袋裏竟然隻有數頁董維良所在的港務局裝卸作業區當時的幾名夜班工人所寫的旁證材料，其內容也並非看到董維良作了案或者曾經出現在作案現場，而是說他們在案發時間段沒有看到過董維良其人的影子；此外，還有受害人尚乾珠所寫的一份材料，指控是董維良強奸了她，不過，這份材料的落款日期卻是董維良被捕後的次日。三名刑警查閱之下，就覺得這個案子頗有疑點。
然後，承辦刑警就走第二步：去市第二看守所提訊董維良。果真如胡朝陽信裏說的一樣，董維良一見他們的麵就大呼“冤枉”。刑警說此刻你不必說其他，就說說你在案子發生時在幹什麽吧。董維良說他當時在行車的操作室裏睡覺，睡得很熟，連外麵下起了大雨也沒有發覺，直到被一聲驚雷嚇醒有點迷迷糊糊時又聽見下麵亂吹哨子，這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麽異常情況；於是就冒雨下到地麵，這才聽說有一個女工被人強奸了，要大夥兒分組前去搜查作案歹徒，他參加了搜查，卻沒料到最後自己竟被認為是作案歹徒了。
刑警問董維良，你在行車上睡覺以及從行車上下來時，有誰看見你了？董維良苦笑說如果有人看見我了，此刻我還會在這裏待著嗎？警察同誌，你們最好去港區看一看，就知道在沒有活兒幹的時候，行車那裏是沒有人的，其他工人如裝卸工、鏟車司機、電工、機修工、清潔工什麽的，沒活兒幹時都待在各自的休息點，根本不可能跑到行車下麵的露天貨場上去待著。
董維良本人不可能提供出能夠否定對於自己指控的證據，這一點三名刑警是可以預料到的，否則胡朝陽的那封函件裏早就寫明了。他們去提訊董維良不過是走過場，用現在的司法行話來說，是必須走一走的一個程序。要查清這個案子，他們必須去港務局那個裝卸作業區進行調查，特別是要對指控董維良作案的受害人尚乾珠進行詳細詢問。於是，汪、楊、許三人就去了港務局。
哪知，三人卻撞到了一枚軟釘子。接待他們的造反派組織頭頭在查看了他們公安局證件後，又要求拿出外調證明。三人出示了分局辦公室出具的外調證明後，對方又說你們公檢法係統現在不是已經軍事管製了嗎？應當出示軍管部門出具的證明才行。三人沒有準備分局軍管組的證明，於是隻好返回分局辦理。路上，三人議論說，這不是什麽手續不手續的問題，顯然是一種故意刁難，看來，這個案子跟這些主兒可能有什麽關係也難說啊。
三人唯恐夜長夢多，速去速來，返回分局直接向王振江匯報了情況，又在外調證明上補蓋了一枚軍管組的印章後，隨即又驅車前往港務局。這回，造反派方麵沒有話說了，先前那個“堅持原則”的文攻武衛頭頭兒一麵握著三人的手說“請理解”，一麵指派兩個手下女將陪同三人前往那個裝卸作業區調查。
但是，已經夜長夢多出現異常情況了：原本應當在上班的受害人尚乾珠已經不在班上了！去哪裏了？據說是一小時前突感不適而去醫務室開了病假單子離開了。病假？那應該是回家休息去了？尚乾珠家住哪裏？整個作業區竟然沒有一個人知道的，因為據說尚乾珠是新調來本作業區的，所以沒有人知道她住在哪裏。
三人於是就查看了現場以及董維良所說的行車環境，找到了那幾位寫旁證材料的工人聊了聊，他們所說的倒是跟寫的是一致的，都稱沒有看到過董維良，而在當時，沒有看到的人就有潛往現場作案的可能了，所以，他們就應“文攻武衛”的要求寫了旁證材料。三人留心到，這幾個寫旁證材料的工人都佩戴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紅色袖章。
那兩個陪同前往裝卸作業區調查的造反女將很是熱情，陪著刑警進行了所有調查，臨分別時還給了刑警一份刊登著港務局革命造反派“密切注意階級鬥爭新動向，打擊現行犯罪活動，揪出暗藏的階級敵人董維良”的鉛印造反小報。這份報紙無意間把又一個反常跡象送到了刑警麵前：董維良自出事以來，港務局造反派方麵沒有召開過一次批鬥會，這跟當時動不動就要批鬥的習慣態勢顯得不甚合拍。這一點，和旁證材料的反常、受害人指控日期滯後、外調受阻、受害人的突然病假等幾個疑點串聯起來，構成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當晚，汪、楊、許悄然向王振江匯報了上述情況，王振江讓他們大膽工作，繼續深入調查，務必要把這個案子的真相查一個水落石出。
於是，許、楊、汪三人再次去了港區，這回造反派不再阻攔，甚至還主動表示願意配合刑警的調查工作。三人於是就按照預定的調查方案在造反派的配合下進行摸查。造反派方麵指派了幾名骨幹分子協助，跟著刑警跑東跑西，攀上爬下，但畢竟是十足的外行，所以，根本不知道刑警究竟要達到什麽目的。
三刑警的調查內容是：查閱並摘錄、翻拍了案發當晚港務局造反派對裝卸作業區全體夜班人員的詢問、互查互證筆錄；重點對董維良上班的工作崗位——那高高的行車操作室的上去下來以及到案發現場的距離進行了反複實地實時測試，以推算董維良是否有作案時間；對案發現場以及受害人尚乾珠的工具室(兼休息室)進行了實地勘查。
這樣一查，疑點就更大了：根據夜班人員互查互證情況所提供的作案嫌疑人董維良沒有人能夠證明的那段時間來看，他在那個風雨交加的夜幕中隻能從行車操作室裏下到地麵，趕到受害人尚乾珠被強奸的現場停留一兩分鍾之後馬上按照巡邏人員所目睹作案者逃跑的那條路線繞道拚命奔返，重新攀上行車操作室。而一兩分鍾的時間過於短暫，顯然不能完成作案，跟受害人尚乾珠所陳述的時間也不相符。
因此，刑警認為董維良很有可能是受冤者。他們隨即分析了情況，決定下一步工作的重點放在跟受害人尚乾珠的當麵接觸調查上。尚乾珠病假在家，對於刑警來說，要查到她的家庭住址，並非一樁犯難事情。他們隻動了動腦筋，就馬上想起了在提審董維良的筆錄裏有尚乾珠是從某某單位調來的內容，於是翻閱後就去了尚乾珠的原單位，自然輕而易舉地獲取了其住址。
接著，刑警就驅車前往尚乾珠家所在街道的派出所，想通過派出所的協助對尚乾珠進行悄然接觸。派出所同行自是熱情配合，當即通知居委會去找尚乾珠。可是，使刑警深感意外的是：15分鍾前，尚乾珠已經被一輛小吉普從家裏接走了。去了何處？連她的丈夫也說不上來。
到這一步，刑警幹脆豁出來了，直接往尚乾珠所在的裝卸作業區打了電話，詢問尚乾珠的下落。當時所有的權力都已經歸於造反派之手，裝卸作業區的造反派答稱尚乾珠病假在家，你們可去她家找她。
這三位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刑警了，他們意識到這個案子頗為蹊蹺了，因此，必須盡快找到尚乾珠，而且得不顯山不露水地尋找，否則，如果這個案子的背後果真隱藏著什麽見不得陽光的陰謀的話，那尚乾珠突然被人謀害了也難說啊！這個案子調查到這當兒，不說別的，就是為了保護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三刑警也得迅速找到這個蒙受過不幸遭遇的女工了。
可是，怎麽找呢？三刑警經過一番密議，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
四、
傍晚，港務局裝卸作業區的中班工人在工作告一段落的時候，從送飯的飯車上打了飯菜，各自散開吃了晚飯。由於下一項作業還有一段時間，他們就或聚或散地各尋方式休息了。隻有清潔工尚乾珠反倒開始忙碌了，因為她的工作時間是跟其他人錯開的，隻有在其他工人的活兒告一段落後，她才可以開始操作。
黃浦江上，一條水上公安局的巡邏汽艇中速駛近作業區碼頭，減速，停船，隨著正在退下的潮水停靠在碼頭的一個不為人所注意的角落裏。身穿港務局工作服的刑警老汪和也是一身工作服、特地從分局治安科借來協助對尚乾珠進行調查的女警員黃慧菊兩人從汽艇上登岸。一名事先已經接到通知的邊防警察迎上前去，低聲詢問了兩句，又查看了兩人遞過去的證件，就領著汪、黃向裝卸作業區方向而去。
當尚乾珠打掃完畢準備返回休息室經過一處綠化地帶時，忽然被像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汪、黃兩人當道攔下，客氣地要求找個地方跟她談一談。尚乾珠盯著刑警，意識到她被造反派強行安排的不能回家而隻能吃住在港區的隱居日子終於要結束了。
為防止被人打擾和可能導致發生的泄密，刑警征得尚乾珠的同意，將談話安排在即使是造反派頭頭兒也不能擅自闖入的邊防檢查隔離區的一間辦公室內進行。老汪要求尚乾珠把當時的受害情況如實說清楚，在啟發時使用了當時必須流行否則就可能被人誣為“反革命”的套話，稱這是對毛主席、共產黨的負責，也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負責，也是對革命群眾的負責，甚至也是對革命造反派的負責。
尚乾珠的神情頗有些緊張，沒有說話，隻是搖頭，不知這是什麽意思。老汪於是開始詢問案犯究竟是誰。尚乾珠不搖頭了，幹脆地回答說是董維良。這是老汪意料之中的，於是就按照預先擬定的方案開始敘述警方的觀點，就是前麵所說的那些對於董維良是犯罪嫌疑人的疑點，要求尚乾珠對此一起進行分析。
尚乾珠是一個隻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女工，沒有什麽膽識，思維能力很一般，平時行事處世習慣於隨大溜。“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她接受一些正派的老工人的邀請，參加了“上海工人赤衛隊”。後來，“赤衛隊”被王洪文領導的“工總司”作為“保皇派”被砸爛後，她又接受造反派的招安，反戈一擊成為“工總司”造反隊員。她從來沒有想到過自己竟然倒了大黴會撞上這麽一個不幸，同樣也沒有想到過在遭受這樣的不幸之後還要接受這樣一番折騰。此刻，她麵對刑警提出的這些邏輯性頗強的疑點，一時目瞪口呆，張口結舌說不上話來。愣了片刻，她就雙手捂著臉哭泣起來。
尚乾珠一哭泣，刑警就知道這件事有希望了，老汪於是就起身退了出去，留下黃慧菊跟尚乾珠單獨談話。可是，尚乾珠隻是哭，並不開口。無論黃慧菊怎麽勸說開導也不起作用。於是，就隻好重新把老汪請了進去。老汪已經確信這件事的背後另有隱情，於是也就不念最高指示不說套話了，也不說若是誣陷了人家董維良那小夥子是否觸犯法律，是否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之類的話頭，怕嚇著了她，單分析了一點：假設這件事的背後另有隱情，你如果不說清楚，以後人家生怕你泄密而讓你“失蹤”也沒準啊！
這一招確實管用，尚乾珠經這一提醒頓時一個激靈，於是便說，這件事其實我確實沒弄清楚是誰作的案，因為那時突然下起了雨，我是上廁所返回休息室時想到那個貨垛的垛腳下躲雨的，沒想到就被一個黑影冷不防從後麵撲來抱住用手堵住了嘴就施暴了。我當時給嚇昏了，頭腦裏一片空白，直到那人起身離開被巡邏人員發現後吆喝起來我才想到了哭喊。事情發生後，作業區和港務局的造反派頭頭兒說這是一個大案，同時也是港務局的階級鬥爭新動向，所以一定要迅速偵破。天亮後，他們告訴我已經調查清楚了，是董維良那小子作的案，他本人已經承認了，要我確認。我心想，既然你們已經調查清楚了，而且重要的是董維良本人也已經承認了，於是就點了頭。他們說讓我休息幾天，就派了車送我回家了。第二天，他們又派人來找我，讓我在一份筆錄上簽了名字。
尚乾珠說著說著又掩麵哭泣，被勸停後，她才又說：第三天她去上班時，聽說董維良已經被公安局抓進去了，而同時也有一些閑言閑語輾轉傳進她耳朵，說董維良不可能對她施暴。尚乾珠於是就去找造反派頭頭兒，說她要收回那個簽名筆錄。造反派說已經將此事作為“階級鬥爭新動向”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成果”予以公布，哪裏容得她收回？雙方談判的結果：造反派答應不舉行對董維良的批鬥會，並且中止對此事的宣傳，將此事嚴格保密，至於對董維良如何處置，那就由專政機關決定了。
這次公安局指派老汪三人對該案進行調查後，造反派方麵很有些吃驚，反複叮囑尚乾珠必須保持原先的說法，否則要承擔後果。但尚乾珠的性格不是那種擅長咬定一處不肯鬆口的人，造反派對她畢竟放心不下，於是就把她接到港區，讓她吃住在這邊，以躲避刑警的調查。
老汪讓黃慧菊將尚乾珠的陳述一一記錄下來，然後又請尚乾珠回憶一下當時作案的那個歹徒的情況，尚乾珠想了又想，回憶起了一個細節：作案者當時喝過酒了，散發著陣陣酒氣。
三人在結束對尚乾珠的訪查時，考慮到尚乾珠的安全，便叫她有情況可迅速跟刑警聯係，最好托病住進哪家醫院去。尚乾珠說她有個親戚在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附屬的長海醫院當醫生，問她是否可以住到那裏去。老汪思忖部隊醫院安全容易保證，其保衛部門也便於配合工作，同時造反派也易放心，便說可以。
這樣，尚乾珠於次日向造反派提出，她想去長海醫院住著避避風頭，造反派沒有覺察異常，反倒覺得這樣也好，於是就派車悄然將她送了過去。這件事，沒向任何局外人透露，本單位的工人甚至尚乾珠的親友都不知道她究竟去了哪裏。
而刑警這邊，則開始著手循著作案歹徒“散發著酒氣”這一線索進行調查了。
五、
尚乾珠一離開裝卸作業區，造反派這邊對於刑警的來訪也就放心了，他們已經看熟了那三張老麵孔，連介紹信和證件也不看了。但幾個造反派頭頭兒對於刑警何以要排查案發那天上夜班的全體人員喝酒與否這一點感到不解，又不好盯著追問，也就隻好由刑警調查去。
刑警憑著手裏抄錄下來的當時夜班人員互相之間作出“沒有作案時間”證明的材料，耐心地找每個人談話，了解被談話人以及其他人平時的生活習慣以及那天晚上是否喝酒的情況。一輪查下來，那些工人中有一部分具有喝酒嗜好，但是那天晚上據說都沒有喝過酒。這就奇怪了，難道作案者是從外邊混進來的？可是，根據巡邏人員和門衛的陳述，那天根本沒有發現有人混入作業區。再說，由於裝卸作業區屬於港務局的重要地盤，有時還裝卸關係到軍事機密的貨物，一向看管得很嚴，不但有作業區這邊自己的專職值勤人員，外圍還有港區派出所的執勤民警，所以，很難想象有人能夠接連混過數道哨卡後進入作業區強奸一個女工。
但是，刑警相信受害人尚乾珠肯定沒有說謊，她回憶起案犯散發著酒氣，那說明確實是一個喝酒喝得很厲害的家夥對她施暴了。那麽，這主兒是誰呢？刑警決定再查。三人研究了厚厚的一遝談話筆錄後，終於發現了值得懷疑的目標。
這個目標名叫邵金泉，經曆有點與眾不同：這年37歲，說起來還是個“老碼頭”，他14歲當童工，在碼頭上發給搬運工人計算工件的籌子，15歲那年抗戰勝利後參加共產黨的地下工作，16歲就加入了共產黨。解放後，邵金泉被作為培養對象選送到華東局政治工作者培訓班去參加學習，從這個培訓班出來的人後來都當了官。但邵金泉沒有當，他一出來就報名參加了誌願軍。抗美援朝了兩年，邵金泉負了傷，屬於三等傷殘，退伍返回上海前已是排長。港務局還是把邵金泉作為骨幹力量予以重用，不到三年就當上了作業區黨支部書記、港區黨總支委員。大家看他是前程似錦，不料這主兒開始折騰歪門邪道了，一是貪汙夜班費和高溫補貼，二是搞女人。一次喝多了酒甚至竟然企圖強行把一個女臨時工帶回家去奸淫，路上被人發覺可疑攔住叫來了民警，折進局子接受審查，差點兒就給拘留了。於是他被開除黨籍，一擼到底。但因為畢竟是出生入死幹過地下工作並且去朝鮮戰場玩過命的，身上還帶著戰傷，總不能讓他去碼頭扛大件，於是就安排他當了門衛。
邵金泉嗜酒，這是作業區人所皆知的。在“文革”前，港務局有著一套嚴格管理製度，上班別說喝酒了，閉眼打盹被發現了也要當事兒來說的，但運動開始後這一套全都被稱為“資產階級的管、卡、壓”，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壓迫廣大工人階級的黑規章，一概廢除，所以，上班喝酒也就不當一回事了。這給了邵金泉一個機會，他當門衛，上夜班關上門就喝酒，喝了酒就睡覺，睡醒了正好下班。刑警調查時，有人反映邵金泉那天晚上在門衛室喝酒了，可是邵金泉自己卻斷然否認。那個反映他喝酒的是一個尚未滿期的學徒，那天上夜班睡過了頭，遲到一個半小時才匆匆趕到，他是從邵金泉當值的那道門進來的，說看得清清楚楚桌上放著酒瓶、酒杯和一個裝著下酒菜的飯盒。
於是，刑警就對邵金泉產生了興趣。他們又翻閱了造反派的調查材料，上麵寫著有兩個工人證明邵金泉“沒有作案時間”。於是，刑警就去找了那兩個工人，再次核實情況。不料，那兩個白紙黑字替邵金泉作證的工人在刑警分別找他們時，卻是神情緊張，其中一個甚至有點語無倫次。刑警自是要追問，結果是：他們當時並沒有看見過邵金泉如同他們所證明的“在門衛室待著”，而是根本沒有去過門衛室。那為什麽要這樣落筆呢？原來，邵金泉是造反隊的骨幹分子，又是全港區有名的“老碼頭”，平時強橫霸道慣了，所以，造反派頭頭兒對他很是客氣。那天晚上調查情況時，頭頭兒讓他說一下在幹什麽、有誰證明，他馬上沉下臉麵要發作。另一頭頭兒見勢不妙，於是馬上指著旁邊站著的這二位，說你們替老邵作個證明就是了，老邵你沒事了，走吧。
刑警獲得了上述情況，有點哭笑不得，但也很是興奮，尋思這主兒可疑，於是就決定找邵金泉當麵談談。
那邵金泉一直把十年前那次折進局子的滑鐵盧經曆看做是警察跟他過不去，所以，經常散布言論說他對公安比對美國大兵還憎恨，“文革”伊始上海灘發生過一次港務局造反派衝擊公安局的事件，不用說邵金泉自然是積極分子。此刻當他來到作業區調度辦公室見是三個刑警一臉正經地要跟他進行談話時，不禁惱怒，回答問題的口吻就像吃足了生米飯似的。待到弄清楚原來是要調查尚乾珠被強奸的那樁案件時，頓時發作，一掌就把玻璃台板拍碎，起身便往外走。刑警當然要“熱情挽留”，於是拉拉扯扯差點就要發生毆鬥。正熱鬧間，作業區的造反派頭頭兒聞訊趕到，馬上就庇護邵金泉，向刑警提出強烈抗議。
刑警這邊事先已有考慮，但沒有料到竟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反響，一時也沒了主意。稍停，老楊便往分局撥打電話，因為案子是軍管組負責人王振江下達的，他們說好直接對王振江負責，所以，電話也就直接打到了王振江那裏。王振江是軍管人員，不怕造反派，當下聽了就惱火了，說民警奉命辦案也是為革命，是為了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順利進行嘛。最高指示和中央文件都有規定的，不要害怕，給我查下去。這個姓邵的如此不識抬舉，不肯就地接受調查，那就把他弄到分局來接受調查吧。不過，現在對方人多勢眾，我這裏也不便派力量過去，免得釀成一起什麽事件，你們先離開，回頭帶他就是了。你們都是老警察了，怎樣做自然明白，我也就不說了。
這邊三個刑警心領神會，當下就離開了港區，卻把吉普車開到邵金泉家所在地附近，先跟派出所打好招呼，讓派出所派人協助，然後就坐等邵金泉下班。這樣，邵金泉在下班回家的途中，就被刑警傳訊了。
可是，港務局造反派馬上獲悉了這一消息，當下火速作出反應，立刻著手調動人馬、車輛準備衝擊公安分局。這邊得到消息，王振江也不含糊，當即親往市公檢法軍管會匯報情況，然後由軍管會出麵向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政法指揮部通報了情況。市革委會政法指揮部於是跟“工總司”方麵聯係，要求造反派停止行動，以積極的態度配合警方調查案件。於是，港務局造反派就指派了兩名成員來到公安分局，和老汪三刑警們一起對邵金泉進行調查訊問。
邵金泉換了個地方，盡管還是有造反戰友在跟前給他壯膽，但畢竟知道了公安局這邊還是有警察敢跟造反派碰一碰的，底氣就沒有先前那麽足了，表示願意配合刑警接受調查。他承認那天晚上上班時是喝過酒的，不過堅決不承認對尚乾珠施暴。這樣，訊問進行了三個多小時無果而終。公安局這邊在請示軍管代表後，決定對邵金泉予以留置，次日再調查。那兩個造反派代表表示反對，但見刑警態度堅決，隻好勉強點頭，說好次日上午9點再次進行詢問。
但次日邵金泉並未接受訊問，而是一上班就被港務局派來的人把他接回去了。此為何故？原來就在當天傍晚，一個名叫梁國民的有過盜竊前科的小偷在銷贓時被分局刑隊的便衣警察拿下。連夜訊問，梁國民交代他所銷的六雙新膠鞋就是在港務局尚乾珠所供職的那個作業區辦公室盜竊的，而作案的日子和班次，恰恰就是在尚乾珠被強奸的那個時段。
梁國民交代說，他因為曾在港務局做過臨時工，所以很熟悉裝卸作業區的情況，最近聽說港務局搞“文化大革命”弄得有點混亂，就想乘亂行竊。那天晚上，他避開巡邏人員的監控，接連過了兩道哨卡，潛入貨場外側的作業區辦公點。根據計劃，梁國民是準備潛入貨場盜竊貨物的。可是他在企圖過最後一道哨卡時遇到了障礙，這個障礙就是邵金泉。那邵金泉在燈火通明的門衛室裏一邊喝酒，一邊聽收音機裏的樣板戲，梁國民等了一會兒，見邵金泉沒有收場的意思，心裏很是惱火，暗暗咒罵著退到了作業區的辦公點。賊不走空，尋思不幹一點活兒心裏不爽，於是就撬開了勞保用品倉庫，盜竊了六雙膠鞋、兩件雨衣和一包手套。由於搞運動弄得一片混亂，作業區那邊竟然一直到現在也還沒有發現勞保用品被盜。梁國民說他本來打算把贓物運出去放一放後還想進來偷一趟的，可是就在他拿了贓物離開倉庫時，從作業區貨場那邊傳來了叫聲——尚乾珠被施暴的案子發作了，於是趕緊一逃了之。
當時，汪、楊、許三名刑警並不在分局，但是，承辦梁國民這個案子的刑警知道白天分局險些遭到造反派衝擊的事情起因，聽梁國民如此這般一交代，便馬上趕到離分局最近的刑警老許的家裏通報了上述情況。老許馬上聯係了汪、楊兩人，三人碰頭，經過一番緊急磋商後，當即前往港務局的那個裝卸作業區對梁國民所交代的地形進行了實地測試。這樣，從時間上來推算，從梁國民離開邵金泉執勤的門衛室外到撬開倉庫後窗作案後離開倉庫的這段時間，不夠邵金泉離開門衛室去發生強奸案件的那個貨垛去作案的時間。因此，應當將邵金泉的作案嫌疑排除。
這樣，邵金泉就被放了出來。
刑警對梁國民突然發生了興趣，尋思別是這主兒的交代有問題，他完全有可能先是潛入作業區貨場區域伺機盜竊未獲，這時下雨了，就鑽到一邊去躲雨，正好撞到尚乾珠也過去躲雨，於是就乘機下手作案了。作案後，梁國民逃出了貨場，而這時貨場裏正是一片混亂查緝強奸案犯的當兒，由於梁國民是盜竊慣犯，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於是就乘作業區辦公點這邊無人注意的當兒，乘機下手行竊。這樣考慮著，刑警就跟港務局那邊聯係，要求對方提供案發那天晚上那個貨場的到貨、貯貨情況。一看貨單目錄，都是些工業大件貨物，不適合給小偷作為贓物盜竊的。聯想到尚乾珠所說的“散發著酒氣”，刑警又去梁國民所在的裏弄進行了調查，證實梁國民喜歡喝酒，每天傍晚會在家門口放張小桌子，喝上二三兩“熊貓大曲”。這樣，對於梁國民的懷疑就更加深了一層。
刑警考慮到梁國民是個有過前科的慣犯，不適宜立馬訊問，商量一番後決定再去找受害人尚乾珠談談，看她是否還能提供些有利於偵查的細節。這種調查有點特殊，刑警還是帶上了治安科的女警黃慧菊。
老許、老汪和黃慧菊三人前往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按照通常慣例，先是跟醫院保衛科取得聯係。醫院保衛科在尚乾珠入院前，就已經接到警方的通知，答應對尚乾珠多加關照，切實保護其人身安全，部隊辦事認真，他們為此特地將此事落實到了尚乾珠所住的病區。因此，刑警對於尚乾珠的安全是放心的，可是，當他們走進尚乾珠所住的內科病區病房時，卻發現那裏竟然已是人去床空！
咦！人哪？刑警倏然一驚，急忙向護士打聽，卻又是一個意外：尚乾珠已經轉往婦產科了！為什麽要轉科呢？因為發現尚乾珠懷孕了。尚乾珠是已婚婦女，懷孕乃是一樁正常事情，所以，醫院保衛科沒有向警方通報這一情況。刑警也沒有覺得有什麽奇怪的，於是就讓黃慧菊打頭陣先去婦產科探探路子看。
黃慧菊過去一看，尚乾珠馬上認出了她，也不問黃怎麽出現在醫院裏了，而是興奮地告訴她說她懷孕了，因為自己以前曾經流過產至今未生育過，因此為保胎就轉到婦產科來了。黃說這反而倒好了，你用不著裝病人了，確實是需要靜養的。
尚乾珠結婚已經三年，懷孕過兩次，但每次都在三個月時流產了，第二次流產後就落下了內分泌失調的毛病。因此，這次懷孕也沒有引起注意，直到偽裝病情住院後在醫院進行例行體檢時才發現，醫生根據她所敘述的生理情況推算，她懷孕大概已有十五周，現在留心一點觀察已經可以發現腹部微微隆起了。
黃慧菊對尚乾珠說，我是和另外兩位同誌一起過來的，一來是探望你，二來是想再跟你聊聊，想再了解一些情況。說到這裏，忽然從門外闖進來一條大漢，五大三粗，肌肉發達，長相粗魯，說話又響又粗，他聽到了黃慧菊的最後一句話後喝問道：“你這個女人是什麽人？你找我老婆幹啥？你想了解什麽情況？”
原來，這個大漢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尚乾珠兩次流產使他們夫婦和夫家長輩都大為沮喪，因為他們都希望早日有個孩子。盡管是“文革”時期大破四舊，但她的婆婆還是偷偷去郊區鄉下一座已經被“破四舊”破掉後改為小學的什麽娘娘廟燒過香磕過頭。因此，這次她懷孕後，丈夫全家都非常激動，公公婆婆特別指定林春平必須天天去醫院給尚乾珠送營養菜。此刻，林春平就是來給尚乾珠送營養菜的。尚乾珠上夜班時被人強奸一事，對家裏人自然嚴格保密，否則，丈夫還不是鬧一個天翻地覆？此刻，林春平的突然闖入，令尚乾珠措手不及，一張臉頓時驚得一瞬間失去血色，蒼白如紙！林春平看到覺得極為心疼，於是上前來動手就推黃慧菊，嘴裏不幹不淨地罵著。
聲音驚動了隱身於對麵開水房裏的許、汪兩人，趕緊過來，一看林春平粗魯，便喝道：“我們是公安局的，你別動手，有話好好說！”
林春平停止推搡，聲勢卻是不減，喝問你們來找我老婆幹啥？刑警說是外調，林春平不由分說道什麽外調裏調的，我老婆現在生病住院，保住肚子裏的胎兒是頭等大事，你們給我滾！不識相，老子揍你們一個落花流水信不信？
這種蠻不講理的人，刑警當然遇到過的，他們有的是對付的法子，可是此刻卻無計可施，因為他們必須充分顧及尚乾珠的名譽，因此，無奈之下隻好退出病房，尋思你這漢子總不見得整天守著老婆不離開吧？我們明天再來好了。
當時，誰也沒有料到，隻過了一天，就又爆出了一個大大的意外！
六、
次日中午，刑警老汪、老許和老楊正在辦公室商量下午要叫上黃慧菊一起去一趟長海醫院的時候，忽然從外麵一陣風似的闖進一條大漢來，二話不說，胳膊隻一撂，一張寫字台就傾翻了；跟著，他抓起一把椅子就砸向一旁的文件櫥。三人大驚，以為撞上了瘋子。老許定睛一看，認出來人乃是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便大聲喝著讓他住手。
林春平像紅了眼似的，隻管猛砸。三刑警遂一起上前奮力製住他，這時其他辦公室的警察聞聲而至，相幫勸住了林春平，強按他坐下，詢問到底發生了什麽事情，要到公安局來搞打砸。
原來，上午尚乾珠在醫院又流產了！林春平正在家裏準備營養菜要替妻子保胎，接到醫院的電話，頓時大怒，馬上把原因歸咎於是昨天刑警去醫院找尚乾珠外調受了刺激，於是也不問老婆是死是活如何個情況，馬上騎了自行車徑直來分局找刑警問罪。當下，林春平把情況一說，心疼至極，高高大大一條漢子，竟然哭倒於地，爬起來又要砸東西，被幾個年輕力壯的警察製住。
刑警正要向林春平作安慰解釋時，接到了長海醫院保衛科打來的電話，又獲得了一個意外消息：尚乾珠流產的那個15周的已經成形的死胎，竟然是一個周身漆黑的黑人！
接電話的老汪驀地一驚，頓時蒙了，尋思怎麽弄一個黑胎兒出來了？他定定神兒，馬上要求對方將“東西”暫時保存好，這邊馬上趕去。
三刑警帶著女警黃慧菊前往長海醫院，路上他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大膽的猜測：很有可能那個胎兒是那個強奸案留下的，這麽說，那個作案的歹徒竟然是一個外國人？
四人趕到長海醫院後，黃慧菊當即去看望尚乾珠，見她身體和精神都尚好，就詢問了一些相關情況。許、汪、楊三人則向醫院的婦產科醫生了解相關情況。長海醫院是軍隊醫院，婦產科不是其強項，醫生出於慎重，就建議刑警聯係上海婦嬰保健醫院的婦產科專家前來一起鑒定。刑警采納了這一建議，報告分局獲準後，隨即由分局派車前往上海市婦嬰保健醫院接來了兩名業已“靠邊”正在接受監督勞動的留洋婦科專家。
當時還沒有DNA親子鑒定技術，所以，隻能憑理論和經驗對胎兒的產生進行科學分析。最後，得出結論：不排除是黑人與尚乾珠的性接觸後產生的胎兒的可能性。
根據專家建議，刑警又請醫院方麵以了解胎兒流產原因為名，對尚乾珠的丈夫林春平進行了精子情況鑒定，證實林春平的精子屬於先天帶病基因，這也是尚乾珠之前兩次流產的一個原因，當然，尚乾珠本人生理方麵也有問題。但無論怎麽說，以林春平的精子情況看，他和尚乾珠是不可能產生一個純黑色的胎兒的。
那個黑色胎兒，應刑警的要求，被裝入灌滿福爾馬林液體的玻璃瓶子後，封存於醫院的標本室櫥櫃裏。
這個案子，由於這一變故而不得不驚動了分局剛上任的軍管組正組長。這位正組長是部隊的一個團政委，跟副組長王振江是老鄉，兩人一度還搭過班子，所以互相之間不但能夠說上話，還能了解彼此的思想情況。因此，他對於王振江著手抓這個案子的動因是完全理解的，這就為兩人形成同一條思路而奠定了基礎。兩位領導分析了案情，考慮到當時的政治形勢，凡是黑人都是一律稱為“黑人兄弟”，乃跟中國人民並肩對抗帝國主義的親密戰友，所以必須慎重再慎重。因此，最後決定報告軍管會後請求將保存的死胎送往北京一家科研機構進行精密鑒定，先弄清楚是否是黑人留下的種。
鑒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可以認定死胎具有黑人基因特征。
於是，上級就要求把這個案子查一個水落石出。這一任務還是交由汪、許、楊三人去完成，三刑警於是迅速調閱了案發那天的外輪到港記錄，發現確實有一艘在巴拿馬注冊登記的7000噸遠洋海輪“卡普利特”號到港，在尚乾珠所供職的裝卸作業區停泊至次日早晨6點離港。當時該輪提供的船員資料顯示，這條船上有七名船員是幾個不同國籍的黑人。
除此之外，再也沒有任何資料了。刑警犯愁了：就憑這點資料，能夠偵破這樣一起時過境遷了的複雜刑事案件嗎？“卡普利特”號早已在7月上旬發生案子的數小時後離開上海港，當時是開往香港的，後來又駛往何處那就不清楚了。當然，目前該輪在哪個港口是可以查明的，可是別說知道“卡普利特”號此刻在哪個港口了，退一萬步說，如果該輪此刻就是再次來到上海港，刑警又怎麽查法？作案者完全可以來一個矢口否認，這邊又能拿出什麽證據呢？盡管有那個黑胎兒標本似的泡在福爾馬林藥水裏，但卻無法證明這跟“卡普利特”號上那七名黑人船員中的一個有關。
刑警對此真是犯了愁，他們不知舉行了幾次案情分析會議，也不知走訪過多少本行業中“靠邊”或者沒有“靠邊”的經驗豐富的“老法師”，可就是無法拿出一個行得通的主意。他們的一身刑事偵查本領，此刻受著“卡普利特”號是外國海輪的牽製，一點也發揮不出來。
與此同時，刑警還想到了那個已經證明是蒙受冤屈的青年工人董維良，向領導提出此人應予釋放。領導表示同意，讓承辦員跟港務局方麵聯係請單位派人去接董維良出獄。這是當時的一種規矩，對於像董維良這樣的對象，這同時既是一種表明無罪平反的信號，也表明單位是認同這種行為的，對於董維良釋放後的正常工作和生活都是大有好處的。可是，由於權力已經集中到了造反派手裏，他們對於這個問題態度曖昧，不肯派人接董維良出獄，認為這有點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尷尬。這樣，董維良就還得在上海市第二看守所待下去，刑警隻能盡自己最大的同情心照顧他，於是就給看守所方麵打了招呼，請所方安排董維良做“外勞動”。這是看守所對於所內從事雜役勞務的人犯的一種照顧，“外勞動”能夠有一定的活動範圍，還能吃得好些，而且，在精神方麵是一種暗示，因為隻有即將獲得從寬處置的人犯方能有資格做“外勞動”。
時間一晃就是半月過去了，正當刑警這邊長籲短歎苦思無法偵破案件的時候，一條新的線索就像天上掉落下來餡餅似的掉落到了他們麵前！
這還要從受害人尚乾珠說起。尚乾珠流產後，由於年紀輕體質好，加上醫院方麵的精心護理和自己加強營養，恢複得很快。由於案情已經清晰，她也就沒有必要再在醫院待下去了，她自己也覺得住院憋得難受，還是上班合適，於是就決定出院上班。尚乾珠本人給單位打電話，執掌大權的造反派不予理睬，於是轉向刑警提出。刑警就去港務局跟造反派聯係，那邊也是一副愛答不理的樣子。
交涉之中，尚乾珠已經自行出院，知道單位對她的反應後，大為惱火，便向刑警提出她索性換一個單位算了，反正她到這個單位也是沒多久的事兒，於同事於崗位都還沒有產生依戀情感。本來這已經不是刑警的工作範圍了，可是刑警這邊考慮到尚乾珠的具體情況，還是給予照顧，就由他們出麵跟港務局方麵交涉。港務局造反派對此倒無二話，馬上表示同意，讓尚乾珠自己挑選一個單位。尚乾珠並無特殊勞動技能，決定去另一個裝卸作業區，還是當清潔工。
尚乾珠辦好手續後，就去單位收拾東西，她這個崗位也無所謂交接不交接，把自己更衣箱裏的東西理一理拿走，退掉飯菜票就可以離開的。線索，就是在尚乾珠收拾更衣箱時無意間冒出來的：尚乾珠在更衣箱底層一角的一套沾滿泥濘肮髒不堪的工作服口袋裏發現了一塊手表！
這套工作服，就是尚乾珠當初遭受不幸後留下的。那天晚上她被人強奸後，由另外兩名女工陪同著來到工具間兼休息室，換下了那身沾滿了泥水的工作服，當時匆忙間把這身工作服扔進了更衣箱底層角落。此後，尚乾珠一直處於非正常狀態，再說確實也不願意重觸那根神經，所以就一直沒有去碰那些衣服，直到現在才動。這一動，發現工作服的上衣兜裏有一塊已經停擺的手表。尚乾珠的思維神經在發現手表的一瞬間就像觸電似的倏然一抖，頭腦裏驀地跳出其實已經被深深刻在大腦角質皮層上但卻從未想起過的一個記憶：當初她被強奸後，那個歹徒往她的衣袋裏塞了一件東西。現在看來，這件東西就是這塊手表了。
尚乾珠二話不說，馬上給一直跟她保持著聯係的分局治安科女警黃慧菊打了電話。半小時後，一輛吉普車載來了老汪等三名刑警和黃慧菊，立刻作筆錄，拍攝照片。然後，去南京路鍾表店鋪請師傅對手表進行鑒定。這是一塊1960年出廠的“英納格”男式日曆表，打開底蓋，發現反麵鐫刻著一行英文“Kidal”，下麵是日期：14.3.1961。鑒定師傅告訴刑警，這英文字母應當是手表最初主人的姓名，下麵的日期則可能是購買這塊手表的日期，按照外國人的習慣，很有可能就是手表主人的生日。所以，這應該是一塊生日紀念性質的手表。
刑警返回分局後，從卷宗裏拿出“卡普利特”號的船員資料一對照，發現這塊手表上鐫刻的英文字母跟一個被翻譯成中文“基達爾”的船員的姓名完全一致，不禁大喜！看來手表是這主兒的。再看資料上對於該船員的介紹：基達爾，1930年3月14日出生於馬裏，英國國籍，“卡普利特”號二等水手。又看了照片，分明是一位黑人。
三刑警暗喜：有了，多半就是這家夥作的案，至少也跟其有關！
可是，即使到了這一步，對於如何跟基達爾當麵打交道還是沒有辦法。刑警商量了一陣，忽然產生了一個思路：“卡普利特”號最近是否還會來上海？或者中國內地的其他港口？這個，是可以查得到的。於是就通過有關部門查閱了外貿計劃資料，得出的結果令人大喜：就在八天後，“卡普利特”號將再次來到上海港裝運小麥。
進一步研究，刑警又想到了一種可能：當時發生這起惡性案件後，港務局方麵並未向所有貨輪作過要求協查的通報，這是否會使那個基達爾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尚乾珠當時哭叫過後，並未對該案進行追究？聯想到基達爾把一塊手表塞進了受害人的衣兜，他是否會認為這次來滬還有機可乘？
於是，刑警就製訂了一個方案：待“卡普利特”號再次來滬時，港務局方麵還是將該輪安排在上次那個作業區裝卸貨物，還是安排在夜班接班後不久完成作業，還是安排在尚乾珠的那個班上，而尚乾珠，則暫不調離那個作業區，還是在靠近碼頭的貨場上打掃。如此精心設計一個圈套，按照犯罪心理學規律，洋歹徒很有可能會因此而上鉤。屆時就能來一個抓現行，使其無話可說，不得不承認上次的作案事實。
這個計劃得到了上級的批準，可是，在跟港務局造反派聯係時，卻遭到了刁難。於是，就通過市革委會政法指揮部予以協調，造反派方麵鬆了口，但要求屆時他們也派人參加蹲守。公安局方麵同意了這一要求。
八天後，“卡普利特”號如期抵達上海港。該輪遞交的船員資料中，基達爾的名字赫然在目，刑警暗喜：這說明這主兒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上次的犯罪劣行已被察覺，這就多半可能會再次產生犯罪念頭的。於是，就按照預先製訂的方案作了精心安排。
“卡普利特”號是在這天晚飯後開始裝貨的，守候在碼頭上的刑警通過望遠鏡發現，由於燈光所產生的效應，船員艙室靠近碼頭一側的一個舷窗口不時閃現望遠鏡向碼頭上觀察的反射光，這說明可能有戲。於是一切都按照預定的計劃進行，尚乾珠在午夜時分準點上班，然後和往常一樣出現在靠近碼頭一側的貨垛間進行打掃。同時，碼頭通往作業區的邊防警察崗哨故意出現了鬆懈假象，以使歹徒產生有機可乘的念頭。
淩晨1時20分，尚乾珠按照刑警的安排來到一個貨垛後的一輛上有油布的手推車那裏，坐下休息，故意打盹。不一會兒，監視著動靜的刑警就發現一條黑影敏捷地翻越了隔離柵欄，朝貨垛這邊飛快地躥來。黑影迅速找到了尚乾珠所待的那個位置，撲向斜倚在手推車上的尚乾珠……
一聲哨響，燈光倏然大亮，蹲守著的警察和配合行動的工人從四麵八方衝了出來。特地安排好的兩名攝影師手中的照相機閃光頻頻閃爍，在膠卷上留下了洋歹徒作案的鐵證。
可是，令人驚奇的是，當場被拿下的這個洋歹徒卻並非是黑人船員基達爾，而是一個瘦高個子的白人小夥。一位精通英語的外事警察用英語詢問之下，得知這主兒名叫勒斯騰，荷蘭國籍，是“卡普利特”號上的一名水手。怎麽來了這主兒？上次那個犯罪嫌疑人基達爾呢？
這個問題在當場對勒斯騰的訊問中獲得了答案：原來，誠如刑警所估料的，那個基達爾在上次作案後，見中國警方根本沒有將偵查觸角伸到他所在的“卡普利特”號上，不禁心存幻想，想再次到達上海後，第二次對受害人實施作案。基達爾還把這事向哥們兒勒斯騰透露了，引起了後者的興趣，於是，兩人就議定今晚再度作案，對尚乾珠實施輪奸。勒斯騰潛入作業區時，基達爾也已經下了船。估計由於聽到了聲音而又逃回去了。
刑警於是根據勒斯騰的口供和基達爾的那塊手表，依法傳訊了基達爾。這個膚色漆黑的歹徒對於上次的作案供認不諱。
中國方麵對於該案進行了不公開審理，基達爾被以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驅逐出境；勒斯騰由於犯罪未遂且交代態度好，免予刑事處分，驅逐出境。
【附錄】
尚乾珠沒有能生下這個嬰兒反倒是她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