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軍事交流、避免中美在軍事上的誤判，是中美兩國乃至亞太安全一項重要內容。然而，我們中國人說的是漢語，寫的是方塊字，美國人說的是英語，寫的是26個字母，不要說戰略上的差異，僅僅是“翻譯的問題”，就可能留下無數的坑。
作者：鄭文浩
格 雷戈裏·庫拉奇是一位美籍中國問題主管和資深專家，曾在中國生活和工作超過12年。他在其“迷失於翻譯中”一文中特別提到，糟糕的資料翻譯美國情報部門處 理源於中國的情報資料存在的重要問題。他舉例說明2005年3月，美國國家空中和太空情報中心在其題為“對美國太空優勢的挑戰”的報告中引述了來自中國的 資料，但譯文明顯與原文意思不符。
這 份美國報告援引廊坊陸軍導彈學院展麗英的文章, 稱中國正積極研製反衛星武器：“中國將密切跟蹤國外先進衛星技術的發展，緊密關注太空軍事利用上取得的進展，同時積極研製反衛星係統。” 庫拉奇認為，國家空中和太空情報中心的譯文存在嚴重錯誤。首先它將中文裏的“應(該)”翻成了“將(要)”。事實上，從可以判斷出，作者認為中國尚未在反 衛星研製一事上做出決定，所以隻是該文作者對此提出建議。另一個錯譯更加令人惱火。國家空中和太空情報中心的譯文將“軍備控製”譯成“太空的軍事用途”， 結果完全曲解了中國作者的本意：即“中國在決定如何處理文中所述日益升級的軍事空間技術競賽時，應該考慮國際軍備控製的進展”。
有時國外的 媒體或者研究機構，會利用國外民眾對中文不熟悉的特點，有目的地使用有歧義或者錯誤的翻譯來造成惡劣的影響。例如2009年中國建國60周年閱兵，德國國 家電視二台駐華記者在閱兵之後采訪了一位中國中年男性。這名男子麵帶微笑，用中文高興地說：“我想看（閱兵隊伍）。”而在德國的中國華僑從電視裏聽到的同 聲翻譯竟成了“這是一個恥辱，我想看”。
美國利用英語強勢的地位，有時會有意在全世界曲解中國的一些國防政策與戰略。例如2007年《中國軍力報告》內容有很多“內容帶有深層的暗示含義甚至情感，但報告並沒有給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甚至說明這些觀點”。
第 一，報告提出的“先製戰略”（pre-emptive strike strategy）。這一概念來自人民解放軍戰略綱要中的“主動防禦”（active defense）原則。而報告所用的“pre-emptive strike”一詞更傾向於傳達進攻性、甚至侵略性的含義，因此實際上是把“主動防禦”曲解為“主動進攻”。
第二，報告指出的中國正在獲取“擴大範圍內的軍力投射能力”（extended-range power projection）。該部分字裏行間暗示著中國的軍力投射能力已經朝向全球範圍內發展，但其給出的例證中全部是在亞洲、主要是在中國沿海地區的軍力投射能力。
第三，報告認為中國的國內政治的不穩定將導致對外國的進攻行為，換言之，即轉移國內矛盾。這一矛盾轉移理論（diversionary theory）在西方學界尚存在種種問題，卻經常被用於中國。而且從中國的曆史來看，這一理論對中國並不適用。
第 四，報告用了“威脅”一詞，認為中國對台海局勢乃至亞洲安全構成威脅。但“威脅”包含意圖與實力兩個方麵，報告並沒有詳細指出中國所構成的“威脅”到底來 自哪個方麵，也沒有給出確鑿的證據。美國在報告中，經常用“威脅”(threat)來描述中國軍力。但從英語語義上和軍事方麵來說，威脅這個詞包含能力和 意圖兩個方麵。比較通俗來解釋，就是說中國在發展軍力的同時，中國政府是否有意圖來威脅別人？這是一個需要詳細解釋的問題。
第五，報告對鄧 小平提出的二十四字方針“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曲解。這一方針的提出很可能有著當時複雜的國際背景，但報告 忽視了這一背景，對這一方針進行直譯，尤其是對“韜光養晦”一詞的翻譯“hide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強烈暗示中國“暗藏心機”，“一旦強大，便很可能會露出野心”。
有外語基礎的讀者都明白，英語雖然相比德語、俄語相對簡單，但 是在時態語態上仍有著較為嚴格的要求，在語義的精確性上也和漢語不同。很多我們中國人覺得很正常的詞語，一旦被翻譯成英語或者其他語言，其原意很容易就被 曲解。2001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事後美方官方表述中的“very sorry”是否表達了中國人需要的“道歉”含義，在翻譯界曾經引發過不小的爭論。有中方外交部的前任官員，曾經在其公開出版的著作中，專門論述 “very sorry”就有“道歉”的含義。然而在網絡上，也有不止一個翻譯界專業人士認為，“apologize”才應該是政府這個層麵用來“道歉”的官方用詞。
可 見，美國在《中國軍力報告》上，存在著大量翻譯上的模棱兩可的問題。有可能是美國的報告撰寫人員從語義上，就誤讀了中國軍事政策和戰略；也有可能這種誤 讀，就存在著主觀上的“有意為之”。美國在這方麵搞模糊，故意不進行更為細致的解釋和闡述，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引入到“中國威脅論”的陷阱裏。很多人小時候 都做過“傳話”這種小遊戲，基本上傳過10個人以上，原始的意思就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一些戰略、政策，在經過“中國軍力報告”的曲解，信息傳遞 就已經損失了大部分。
而軍事戰略問題，對於西方媒體的大部分記者來說，顯然有些過於複雜了，這就導致媒體在報道之後，信息的扭曲程度就更加劇烈。而最終到達普通的閱讀者那裏，能達到什麽樣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2010 年8月，美國國防部又公布了年度《中國軍力報告》。嚴格說起來，這份有關中國軍事軍力的報告，其由來和名稱和從前都有不同。從2000年到2009年，美 國國防部發布的是《年度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而在2009年《年度國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軍力報告》改為《年度國會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與安全發 展報告》，一般國內媒體都簡化為《涉華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
為 什麽會把“軍事力量”改為“軍事與安全發展”？筆者認為美國的國會議員並不是在簡單地玩文字遊戲。從以前美國發布的《中國軍力報告》來看，使用的都是 “Military Power”，這種單純的軍事的描述，“進攻”的色彩非常強，給外界的感覺當然就是中國軍事力量崛起必然帶來的巨大的威脅。然而美國人在2010年報告中 所加上的“安全”，是英文“Security”。而在英文中，“Security”表示保衛自身防止危險、傷害和損失的能力以及形式。筆者個人認為，這種 變化反映出一方麵美國仍然對中國軍事力量的發展存在疑慮，視之為一種“威脅”；同時美國也認識到，隨著中國經濟迅速成長、對外交流不斷深入，中國的利益不 但包括領土、領海這樣的核心利益，也包括涉及海上交通線、能源線等關鍵利益，而保衛這些利益，軍事力量的發展是必不可少的。從這方麵來講，引入 “security”一詞，也反映美國對中國軍事發展的一種重新認識。正如報告中援引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話說，“中美關係不可能沒有分歧和困難，但我們也並 非注定是敵人”。
同樣的，從中方的角度來說，有時涉及到中國外交、軍事政策關鍵詞語，其選擇不但要注重準確性，同時也要注意所使用中文詞語在對外表達上的含義，這樣才能盡量避免外界對中國軍力發展的錯誤解讀。
在 2003年的博鼇亞洲論壇，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首次公開提出了“和平崛起”。這一概念。鄭必堅在題目為《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的演 講中，表示：“……我們的抉擇隻能是：奮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決心，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 而2003年12月26日《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的講話》中，曾公開表示：“我們要堅持的道路”“就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堅持在和平 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各國友好相處，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同各國的交流和合作，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貢獻。” 由於中國最高層領導人的表述，“和平崛起”成為全世界關注的新興詞語。
從中文的角度，崛起的理解並不是特別複雜。從漢語詞典上，崛起的含義 是有“興起”的含義。但是在英語表述中，麻煩就來了。“崛起”一般對應的英文是rise。1993年西方世界著名的《外交》雜誌就刊登過一篇著名的文章 《中國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未來》（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在英語中，rise很容易讓人產生武力崛起的聯想。有一本非常有名二戰曆史的書籍，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其中英文原書名用 的就是Ri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因此西方國家在描述Rise of China，雖然有對中國成績的承認，但是更多的包含一種恐懼的意味，特別是對於中國軍力的崛起。
因此“和平崛起”的概念，用和平這一個形 容詞來定義“崛起”，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界對中國崛起道路的誤解。但國內也有學者認為，崛起這個詞並不合適描述中國的情況。因為即使是和平崛起也是崛 起，勢必要改變大國之間和與周邊國家的力量對比。而且，崛起在英語中還有時態的不同，是正在崛起（Rising）還是事實已經崛起（Rise），這也關係 到中國國情，包括中國軍力的考量。
特別是有關國家對外發展戰略上，這種中外語義交流上誤差，極容易造成錯誤的解讀。因此，中國對外大政方針如何能夠把其含義準確地投送到國外的受眾層麵，是一個極其重要“戰略性問題”。如果國家相關部門能夠有效地統合中國（甚至國外）語言界、智庫、媒體等方麵的權威力量，仔細研究國家戰略、政策的精確表達，那麽將極大地改善中國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國軍力成長給外界帶來的誤解和誤讀。轉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