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帶來的近代科學，居中為地球儀
在近代史上，地球儀是西方傳教士以及國家使團急於向中國展示的事物，也是他們的技術象征物之一。奇怪的是，地球儀在近代中國一直反應冷淡，即使在當前的中國學術研究中，也是備受忽視，偶爾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會被提及。
與之相反，在歐洲，地球儀的誕生與改進，始終伴隨著新時代的地理大發現、遠洋航線調整和殖民地搶占等係列激動人心的曆史進程，它不僅是技術史上的進步，同時還有著深遠的政治影響。
1792年9月26日，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以補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的名義，派出以馬戛爾尼為首的800餘人的使團前往清朝帝國訪問。他們隨團帶著大量諸如航海望遠鏡、戰艦模型、地球儀、銅炮、火槍等最新技術產品入華，並指望靠它們打動中國皇帝。
英國使團此舉一定程度上可能受了利瑪竇在華經曆的影響。利瑪竇得以進入晚明宮廷，主要靠三件事物引起萬曆皇帝注意：世界地圖，自鳴鍾和歐洲鋼琴。萬曆皇帝喜歡自鳴鍾，天天放在身邊，世界地圖也被放大製成了四個屏風。
當時的乾隆皇帝跟萬曆的興趣不無相似。1750年，乾隆委托意大利天主會教士郎士寧設計了定時水鍾和噴泉裝置，以供皇家娛樂，也曾讓傳教士蔣友仁在圓明園的一座大殿牆上繪製世界地圖。
羅斯托恩地球儀
但無論萬曆還是乾隆，他們對此的態度基本都是抱著珍玩而非知識的心態。事實證明，乾隆對西方世界幾近於無知，以致他在接見馬戛爾尼時，才會問出“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關係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國不遠，是否向英國朝貢？”等可笑的問題。
人們在看待外來事物時，總是習慣性地將它理解為來自外部環境的特殊意味。地球儀一開始被視為珍玩，便是中國原有“天下觀”裏的朝貢體係的視角。這一視角在19世紀遭遇了全麵的衝擊，並迅速崩潰。
列 文森曾將19世紀的中國變革描述為“從天下到國家”的過程，中國一詞開始從一個文明空間概念，變成了一個民族國家的疆域概念。在這一過程中，憂心忡忡的中 國人不得不去學習那些原先權當珍玩的槍炮，以及各種各樣的新知識和新技術，雖然這些事物的麵貌已被染上了血腥而恥辱的一麵。這也成了地球儀清政府的中國不 受歡迎的原因，因為它代表著一種意識形態的崩塌——原來，中國並不是天下的中心！
在一貫被壓製，又突然奮起的學習進程中，每種知識麵臨的命運其實是不同的。槍炮、艦船、工廠等快速發展，但地球儀之類的知識在一個國家的緊急狀態中近乎無關緊要，盡管隨著國家概念的降臨，慣於麵對中心的中國民眾，不得不被迫麵對廣闊的四周和海平線。
為了維持利益，英國人需要盡可能撐住搖搖欲墜的滿清，為此他們一度樂於充當中國的技術老師，一批英國技術顧問開始進駐中國的工廠和學校。這在英國本土甚至還引起了不滿。
1889 年，英國小說家吉卜林與一些英國商人在香港一同用餐時，就認為現代化的中國不是好事。他斥責這些人竭盡所能把“西方的興奮劑——鐵路、電車軌道和諸如此類 的東西——強行施打在這個大帝國身上”，並質問“中國真的醒來怎麽辦？”換言之，他們是左右觀望的三心二意的老師。而在另一方麵，中國也依然是心懷不甘 的、急匆匆但潦草的學生。
利瑪竇的《坤輿萬國全圖》
1584 年，利瑪竇製作並印行《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人首次接觸近代地理學知識。其後，利瑪竇又在中國製作地球儀，據《明史•天文誌》卷二十五記載，“萬曆中， 西洋人利瑪竇製渾儀、天球、地球等器”，這在“天圓地方”傳統世界觀的士大夫階層引起震驚。至明末，葡萄牙傳教士陽瑪諾與意大利傳教士龍華民，為進一步推 行地圓說，也製作了一件地球儀輔助宣傳。
在清朝前期，地球儀開始被當做配合天體儀使用的地理儀器，多用於由傳教士主持的觀象台。據清《皇朝禮器圖式•卷三》記載：“地球儀為皇上禦製，規木為球以象地體，圍四尺五寸，兩端中心為南北極，貫以鋼軸，腰帶赤道，斜帶黃道。”
即 便到了清朝末年，地球儀仍是某些固定權貴階層的私物。在曾國藩日記中曾記載：“（同治6年）三月初九日，至湖南會館，觀方子愷所為大地球。”當時還有一幅 畫，標題叫《曾文正公看地球圖》，畫的是曾國藩坐在椅子上，地球儀旁邊站著的是一個年輕人，一個小孩子，正圍著地球儀觀看。
但事實上，這並未發生。在另一處曾國藩的文獻中，他提到“餘蓋屋三間，上為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致，簷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為悔慊。”可見，地球儀仍是緊鎖深宅。
之後，清朝由於情急，開始倡導西學，可情況也並未得到多少改善。
在 晚清民初的小說《黃繡球》中，就曾提到蘇州辦武備學堂時，當時堂中的提調大人托人到上海去買地球儀，實價不過四五十。買的人自己漲了23元，送到蘇州後， 提調大人再次大幅度改價，到地球儀入賬時標價已達四百兩。而且，在安慶地方官那裏，所謂“地理”課程仍被當成中國的風水學，地球儀也隻是各種西學運動中的 時髦器具。轉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