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鈞劍：家在桂林

  *美國南方出版社讓中文出版走向世界舞台*      

               

     

 

      自序 

 

我出生在桂林，一座風光旖旎的城市，一座小富即安的城市。 

千百年前有古人吟誦它：“桂林山水甲天下。” 

新中國後有詩人歌唱它：“願做桂林人，不願做神仙。” 

一座城市，能讓外鄉人評價如此高，還擁有流芳人間的詩句，家喻戶曉的讚美，足矣。 

外鄉人是這麽看桂林的，看的都是它的“表”，不知的是它的“裏”。 

那麽，桂林人又是怎麽看自己的呢？ 

桂林人說桂林有“三寶”：辣椒醬、豆腐乳、三花酒。 

桂林人也說自己有“三多”：“卯哥”“卯妹”“夜屎佬”。這三多是什麽意思？無從考證，無法言傳，但可以意會。我問過許多桂林人，老的、少的、學堂裏的、市井上的，大概的意思是，朋友聚會搶著買單，自己又沒有太多的錢；朋友遇事搶著幫忙，自己又沒有太大的權；有俠氣仗義卻不在“道”上，喜張揚自我卻不在“理”上，讓旁人一眼就知道他的半斤八兩，這種人屬於卯哥。見了大款認幹爹，見了靚仔叫哥哥；拿起麥克能唱，端起酒杯能喝；你說她傻吧她又不傻，你說她精吧她又不精，這種人屬於卯妹。而夜屎佬呢，是指一些大事做不成，小事不肯做；肚中半吊子，滿嘴跑火車的人；他們喜歡張家長、李家短，說是“好心”吧，而實際上又起了挑撥的作用。 

哈哈，敢於自嘲和拿自己調侃，這還真是桂林人的一種風格，一種幽默，一種膽識，一種文化。 

如果要我來說說桂林，恕我嘴饞，最先想到的那就是桂林米粉，其次是腐竹。還有一個是柿子，那種蠟黃蠟黃的、硬邦邦的、切開以後裏麵有脆脆的“心”的柿子。 

如果還要我說說，桂林還有什麽讓我感受最深，嗯，那就是桂林的“風水”。我一直覺得桂林這座小城的地理環境有點問題，桂林城的東西方向“弱”，南北方向“強”。一條漓江由北向南，造成了整個桂林市的城鎮走向。沿經市區的漓江兩岸，應當說都是些小山小水，山不峻峭、水不湍急。人們依水而居，沿山而作。如此秀秀氣氣、悠悠緩緩的山水自然正與桂林人的性格相呼應：清秀有餘，雄渾不足；散淡有餘，進取不足；精明有餘，成事不足。而桂林城的東西方向卻是有大山大水的，如東麵有“大不過堯山”的堯山；西麵有“高不過侯山”的侯山，以及在明朝以前隱山一帶有方圓七八百畝水麵的西湖。這些本來可以平衡陰陽、平衡剛柔的東西方向的大山大水，卻在曆史上都被桂林人忽略了。 

好在近二三十年來這種忽略得到了一些補救。上世紀90年代初桂林兩江機場選址籌建時，我就隨當時的桂林市規劃局局長李向前兄去過那裏。麵對著一片片雜草叢生、坑窪起伏的坡嶺，向前兄一手叉著腰，一手“揮斥方遒”地比畫著對我說： 

“以後你回來，迎接你的將是一座世界水平的機場！”我被他感染了，興奮了，新機場建設在桂林西部，將會有多大的一片土地被桂林劃進去啊。 

果然新機場建成後，桂林市區便將臨桂縣吞並了，桂林城市的版圖向西擴張了許多，市區的格局就不再是一條狹長的江灘了。城市方正了，更加豐滿了，整個“風水”也就變了。這幾年回桂林時一出機場，當車輛行駛在寬敞的機場路上，目睹著樓盤林立的臨桂新區，心胸也隨之寬敞了起來。 

寬敞起來的心胸會滋生起一種幸福感，會讓我覺得因自己是桂林人而感到自豪。於是，我想我該寫寫我在桂林的曾經了，該寫寫我的桂林了。 

1985年間，我去向大畫家吳作人求學，曾好奇地問過他：“吳先生，您究竟是安徽人，還是蘇州人？”因為傳媒上既有說老人是安徽人的，也有說老人是蘇州人的。麵對著我的疑問，吳作老答：“我是安徽蘇州人。”我一愣，滿臉疑愕。他笑了：“安徽是我的祖籍，蘇州是我的出生地，如果我說我是安徽人，蘇州人會不高興，他們會講你生在我們蘇州，喝我們蘇州的水、吃我們蘇州的糧長大，卻不認自己是蘇州人，這不是忘恩負義嗎？如果我講自己是蘇州人，安徽人也會不高興，他們會說，沒有我們安徽，哪會有你父母啊？又哪會有你啊？他們會覺得我這是忘了祖宗。” 

我頓悟，極佩服吳作老的睿智和幽默。 

我告訴他，我和他在這方麵也有點像，我出生在桂林，可是我的父母卻出生在江蘇南通。因此南通才是那個被我填入籍貫的地方。 

吳作老依然一笑，稱我為“江蘇桂林人”。 

在我人生的六十年間，屈指算算，掐頭去尾隻有三分之一的歲月是在桂林度過的。離開桂林的四十年裏，很少甚至幾乎不再說桂林話。但很奇怪的是，在我寫文章、看書讀報心中默念的時候，竟都是桂林話。很多次，我試圖強迫自己改用普通話默念，但又總是在不知不覺中回到了桂林方言之中。 

什麽是根？也許這就是答案之一。 

母親生我時的醫院叫“桂林市婦幼保健院”，桂林人叫“保健院”，它可以說是我人生的起點。該醫院離我家居住的東鎮路很近，走路也就十來分鍾。它的大門前，有我童年時桂林市區僅有的一條公共汽車線路上的一個車站，那是我家出行的起點與終點。

 

（鬱鈞劍幼時）                                      

 

那時的桂林很小，就靠這一條線路的公共汽車，在火車南站至火車北站的區間，來回往返，沿途串聯起汽車站、南門橋、五美路、陽橋、十字街、鳳北路、保健院、觀音閣、虞山廟、北極路、抗戰路等這十來個民生聚集點，便使這座因山清而休閑，因水秀而慵懶的小城增添了流動，煥發了生機。 

保健院又像是一根扁擔，挑起了整個桂林。 

如果再把它比作一個軸心，那麽我在桂林的童年與少年時代，可以說都是圍繞在它的身旁消磨流逝的。 

我讀的三皇幼兒園，在它大門前的馬路正對麵。我讀的中山北路第一小學，在它左前方的疊彩山前，我讀的廣西師範學院附中，在它背後的寶積山下。就連我家在桂林一共居住過的三個地方，東鎮路、八角塘、騮馬山都在它輻射的東西南北間，都不過二十來分鍾的路程。 

唯有1971年我考上了桂林市文工團學員隊，駐隊到了當時已經被停辦了的依仁路“群眾文化館”裏時，才算稍稍偏離了它的視線。 

徹底掙脫掉桂林的束縛，是在1979年3月，那年我考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隨後離桂赴京，踏上了一條甘灑熱血寫春秋的奮鬥之路。 

從此桂林離我的生活越來越遠，但逝去的日子像秤砣加碼一樣，在我的心頭越來越重。父母在世的時候，桂林是我情感中的寄托與依靠，父母去世了，桂林是我情感中的惦念與牽掛。 

母親早父親一年去世。父親去世後的第二年清明前，我在武漢有兩場演出，上午一場，下午一場。上午演出時的節目順序安排我在“倒二”的位置。中午吃飯時我向主辦單位提出，能否在下午演出時將我調換到前麵。坐在一旁的董文華、解曉東、許戈輝等其他演員沒等我說完就打斷了我的話，開玩笑地嚷嚷：“不行不行，鬱哥你要是先出場唱了，火了，我們就沒法接了。” 

我向他們解釋說因為有事，必須要在清明趕回桂林，而武漢又沒有飛往桂林的航班，我隻能趕下午六點由武漢飛廣州的班次，再換乘晚上九點廣州飛桂林的班次，如果我還在倒數第二個唱，就趕不上飛機了。 

大家聽我說完後紛紛問我：“什麽事這麽著急呢？” 

我說：“是去看父母啊。” 

“看父母？”他們聽我這麽一說都愣住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父母已經去世。望著他們善良的目光，我點點頭：“是去看父母。明天就是清明節了，我想回桂林去上墳。”說這話時，心裏特別傷感。 

那天我就是特別傷感地孤獨一人從武漢飛到廣州，又從廣州飛到桂林。飛機降落時已近半夜，也許是航班太晚的緣故，飛機上的乘客寥寥無幾。等下了飛機後，已停止了一天喧鬧的桂林機場更顯得空空蕩蕩。站在故鄉空空蕩蕩的黑夜裏，一種真真切切的遊子心緒，一下子就翻湧了起來。 

父母不在了，家就不在了。堯山上他們的墳塋，成了我今生今世每次往返桂林的起點與終點。 

前些年有一位湖北人，姓李名金早，來桂林做官。他做官做得蠻好，任職市長期間將宋代桂林的護城河，即今天的杉湖、榕湖、桂湖、木龍湖與漓江和桃花江貫通勾連起來了，形成了當今桂林的新地標“兩江四湖”。又很幸運和碰巧的是，我在桂林的那些年裏就一直生活在兩江四湖邊上。童年的家傍疊彩山下的木龍湖，少年的家依漓江旁伏波山下的八角塘，參加工作後，學員隊和歌舞團分別鄰近杉湖和榕湖，離開桂林時，父母住在騮馬山下的桂湖邊。 

唯一的遺憾是，在李金早先生兩江四湖的宏大工程中，拆除了我家在木龍湖畔東鎮路上的故居。 

家在桂林，就從東鎮路說起。 

 

 

      鬱鈞劍簡介：

      江蘇南通人，生於廣西桂林。九、十、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委員，七、八、九屆全國青聯常委，八、九、十屆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環境文化促進會、中國愛國擁軍促進會副會長，是中華海外聯誼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人權研究會、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總政歌舞團一級演員。中國文聯演藝中心主任。兩次在中國美術館舉辦個人書畫展。出版過詩文集9部、聲樂專著1部、書畫集3部。

 

 

美國南方出版社簡介：

“圓作者一個夢想，助作者美國出書”是美國南方出版社（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網站http://www.dwpcbooks.com）的出版宗旨。美國南方出版社2006年在美國Alabama州注冊成立，多年來為諸多作者出版圖書書，銷售不斷攀升，是美國出版界的後起之秀，現正逐漸為各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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