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老師按得分高低發考卷,大部分同學都希望早點被發下來。全班同學中最不著急的就是功課最好的和最差的兩撥人,而其中最氣定神閑的人就是李源,因為他總是最高分第一個被叫到。
高三上學期快結束了,教室裏的氣氛也似乎在發生無人在意的變化,因為連最愛說笑的同學也都變得話少了,考大學的壓力似乎讓這些不大不少的孩子們,突然變得沉靜和穩重了。
一天下午課間休息時,猛然聽到:“我就是不相信!”一聲大吼。並看到李源把一本教課書扔在地上。平時個性溫和的他,這是怎麽了?原來,昨天數學小考後發試券時他沒被第一個叫到,而是第十個才輪到了他。從高二起,對李源來說這是破記錄的第一次。
台大當年的大操場與相連的網球和藍球場都靠新生南路三段很近,放學後和週末李源喜歡一個人在球場一旁的大樹下看書,高中同班同學王健和劉濟也都住在大安區這一帶,經常來這裏打球,這三人不約而同地湊在一起的時間就多了。
轉眼就考大學了,大家都忙著準備這場一戰定終身的考試。課餘時候見麵的機會少了,偶而在這球場附近相遇,也都沒什麽話可說。
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主要的大學不到十所,但當年聯考的大學僅限於台大、政大、師大、成大以及台中農學院五校而己,其實師大與成大當時的名字分別是台灣師範學院與台南工學院,約三年後台北的行政專校與台中農學院合並成為台灣省立中興大學。而當年教育經費拮據情況下,除了台大招收的學生較多,參加聯考的其他四校能招收的新生都不超過五百人,因此估計當年考上聯考的學生總數最多是三千人左右。而當年台灣總人口是一千四百多萬,佔人口比例不到0.1%。因此能夠考上大學的學子們應該稱的上是當年台灣社會的一群幸運兒。
楊振寧與李政道就是那年代不久前榮獲物理諾貝爾獎的華人,台灣社會普遍引以為榮的氣氛下,物理學科成了許多學生競相報考的理想誌願,加上那個時候理工科專業本來就是吃香,不要說就業找工作比較容易,就連找女朋友也是被考慮的好條件之一。物質生活匱乏的當年,人心現實的程度可見一斑。說到這方麵,順便談兩句題外話。撤退到台灣的大陸人帶去了不少人才與資源都是曆史事實,但隨之至的類似十裏洋場的海派習性也給台灣社會留下了影響深遠的烙印。時至今日,不僅僅是二三代後人仍然不時流露出那股子氣質,對導致後來台灣社會族群分裂與政治混淆不無千絲萬縷的關聯性。
像李源這樣的高中學生,不僅數理學科好,文學藝術方麵的底蘊水平也不差。那年考上台大物理係的前十名新生中,少說至少一半堪稱是這類的文理兼備的優秀學子。李源和另二人是當年聯考三組總分數近滿分的前三甲。北京名校教授戴雲軌先生時任台大物理係主任,曽驚嘆:沒想到,來了台灣還有英才可教!戴先生的長女、曾是筆者數學老師,因此有幸得知教壇圈內一些趣聞。
從中學到大學,當年台灣師資陣容的水平堪稱一時之選,不論文理,出身北大清華等名校的老師比比皆是,而且還有許多教中學的原本在大陸都是大學教授。可想而知當時的學生是多麽幸運,能趕上好機會得到這些優秀師資的哉培,名師出高徒雖非定律,但這批學生受益終生確是事實,為數不少的他們後來在海外各個業界領域裏都作了不同的貢獻。其中更有不少人把一己的能量回歸到自己的母國故土,直接或間接地為神州民族複興發揮著積極的作用。
轉眼一甲子過去了,當年的學子們大多數已經是退休年齡。回顧當年台灣那些老師們的言傳身教的風範,肅然起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他們是以為人處事應有的典範為基礎來傳授專業的知識,換言之,受教的學子們在吸收某些學科的知識過程中,潛移默化的春風化雨,使學生們浸潤了正確人生方向的薰陶。
那個動蕩年代的中國人多得是不幸,但錯亂當中卻蘊含著的令人珍惜的正麵待機而發的種子。作為當時的受益者學子之一,應該由衷的說一聲:尊敬的老師,謝謝啦,學生想念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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