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葉樹下
走的多，見的就多，見的多，想的就多，想的多，悟的就多
某天上班，閑來無事，忽發奇想，在辦公室裏做了一個小小的民意測驗，測驗的對象是同事A和B，測驗的問題是關於香港。目前香港的局勢無疑是華人社會的焦點，各種信息觀點魚龍混雜，大相徑庭。對於海外華人，還沒有一個全麵的社會調查來反應不同群體的立場觀點。我的測驗樣本實在太小，不足以說明什麽問題，隻提供讀者一個有趣的觀察視點。 測驗的問題是：根據你所了解的信息，你是支持香港政府，還是支持香港民眾？為什麽？
先交代一下測驗對象的背景，A和B均為二十多歲的第二代華裔移民，都來自同一個大陸城市天津。二人成長背景相似，不同的是，A五歲隨父母來加拿大，從小在這裏長大接受本地教育；B十二歲隨父母來加拿大，在中國大陸完成了小學教育，然後在這裏讀中學上大學。所以A的中文水平聽僅限於聽說，而B的中文水平要遠高於A。
測驗結果：A表示支持香港民眾。理由：上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政府理應聽取民意，做出改正。A對香港的示威活動知之甚少，連民眾為何上街抗議都不清楚。
B表示支持香港政府。理由：示威者是搞港獨，反政府行為。B對香港局勢比A了解得更多，他知道示威者發起的反送中運動是抗議政府修訂一個法律條例，可他不了解這個條例——《逃犯條例》是怎麽一回事，對香港法製的影響，為什麽會引起如此強烈的社會反響。他更不知道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訴求：徹底撤回修例、收回暴動定義、撤銷示威者控罪、追查警察施暴、實行雙真普選，其中沒有一條跟搞獨立、反政府有關。
結論：A和B做出的選擇都不是基於對香港事件全麵真實地了解。深談下去，發現他們對大陸政府在1997年香港回歸時許諾的“一國兩製”“港人治港” “五十年不變”一無所知，更談不上對這次反送中運動的政治曆史背景的了解。所以他們的選擇隻是基於個人的主觀判斷。
我們大多數人通常不也是憑著自己的主觀判斷做出某種選擇嗎？現實生活裏，我們隻關注與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聽信自己熟悉、信賴的媒體並受其影響，有誰會像社會學者那樣，深查事情的來龍去脈，經過理性的分析，得出客觀結論？如同A和B，海外華人在香港問題上撕裂為二，各站一邊。可即使同在一個陣營的人選擇的原因也不盡相同。比如，有人反對香港的示威活動僅是出於對港人的好惡和偏見，“我討厭身邊的香港人，他們對大陸人過於傲慢，或者港人就是崇洋媚外的漢奸”。這樣得出的選擇自然是非理性的。
我身邊的青年A和B就是一個有趣的例子。表麵上看，A和B應該是站在同一陣營的人，他們有著相同的移民家庭背景，接受了本地的大學教育，說著一口流利的、沒有外來口音的英語，喜歡吃中國飯，甚至可能喜歡同一品牌的衣服和同一位本地流行歌手，然而他們的選擇卻截然不同，這反映了他們思想觀念的差異。顯然，完全在西方教育下長大的A是西方民主思維，政府服務於人民；而接受過大陸小學教育的B還殘留著中式專製思維，政府具有不可挑戰的至高權利，反對政府的就是壞分子。
A和B不禁讓我想到在香港事件中湧現出的兩群不同信仰的年青人，一群是香港青年，他們是這次示威抗爭的主力軍，那些平時看起來溫文爾雅的年青人卻勇敢地直麵水炮車和催淚彈的打壓；另一群是大陸海外留學青年，他們也走上了街頭，打著五星紅旗，駕著豪車，操著國罵來展現自己的愛國風采，他們忘記了，被他們辱罵、切齒痛恨的香港敵人，每次在中國大陸遭受重大災難之時都無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汶川大地震港人捐款達200億。那些開著豪車炫耀的愛國青年們應該回家問問你們有錢的父母，他們當時為災區捐了多少錢？政治觀念可不同，但二者人品素質高低，當下可見。
影響一個人的三觀有多種因素，教育肯定是其中之一。如果你想探究這兩群年青人差距的根源，翻開他們學過的小學中學課本，或許就可找到答案。香港課本教學生做人，而大陸課本教知識。大陸不僅僅是中小學語文教育，很多課本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比如沒有教育孩子們感恩、商量、博愛，反而在課本中灌輸了太多的階級、鬥爭和仇恨。了解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大陸留學生們表現出的與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狗血愛國行為了。筆者就是在這種政治教育下，懷著對國民黨反動派、美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以及其他各種敵人的仇恨長大的。諷刺的是，這些敵人後來又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我們的朋友，而且一時是朋友，一時又是敵人，我們的仇恨就像發高燒打擺子一般不時地抽搐亢奮一番。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莫言先生曾經對內地語文教育中的政治傾向太重之事提出中肯的批評。
善人說善語，惡樹結惡果。人生下來是被動的，無法選擇父母家庭、社會環境、學校教育，通常你長在哪棵樹上就會成為那棵樹的果子。然而人不像植物那麽簡單，人有靈性，內心善惡交織，能夠自我提升，也可自甘墮落。貧民窟裏長大的未必就成為無賴，含著金勺長大的未必就有出息。前哈佛大學的校長講過一句話：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標是確保學生能夠辨別“有人在胡說八道”。多麽深刻有趣的一句話。假設你從小被關在一個封閉的黑屋子裏麵，有人點亮了一隻燈泡，每天在你耳邊說，這就是太陽，久而久之，你自然會對這個封閉環境中產生的“胡說八道”信以為真。我不責怪你，因為你沒見過真正的太陽。可現在你有機會走出黑屋子，親眼看見天空中的太陽，可你仍然閉目塞聽，拿燈泡當太陽，我隻能一聲歎息，一顆從惡樹上掉下的惡果，不指望從你嘴裏聽到什麽善言了。
回到前麵討論的問題，我們應該選擇支持誰？香港局勢像一盤混亂的大棋，黑白混雜，真假難辨。別說我們不在香港，就是置身其中，也難從個體生活的局部看清全貌，更別說作為一名普通百姓了解的信息有限。不過我們不必糾纏和放大某個局部事件的對錯，應該通過對大方向問題的思考來理清思路。
誰造成了香港今天動蕩混亂的局麵？
是香港市民嗎？從2019年的2月13號，香港政府宣布修訂《逃犯條例》這一天起到九月份，香港爆發了多次大型集會遊行活動，抗議政府的獨裁專斷，明確提出“五大訴求”。據社會調查，93%的示威民眾認為自己是屬於“和理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八月十八日，有170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參加了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流水式集會，在沒有警察的幹預下，示威活動和平進行，沒有任何暴力事件的發生，充分體現了港人的克製和理性。
在我們譴責暴力和破壞時，要弄清其產生的根源。麵對市民一次次大規模的示威抗議，香港政府的態度如何？不作為，不回應。這種故意的拖延勢必激起民怨，導致反政府行為的出現。一旦憤怒的市民采取了激進行動，引發騷亂，政府便以暴亂定性，驅警鎮壓。由於警察濫用暴力，導致港人抗爭反彈，警民衝突日益惡化，街頭遂火光四起，變成混亂戰場。直至九月四日，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才發表電視講話，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回應“五大訴求” 。如果她在三個月前回應民意，做出答複，平息民怨，暴力從何而來？香港街頭何必經受這麽長時間血與火的煎熬？所以香港政府對香港的亂局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誰代表大多數的香港人？因為這是我們判斷是非的標準。
如果隻聽大陸媒體的報導就會造成一種錯覺：走上街頭的隻是少數港獨分子和搞破壞的暴徒，多數香港人都是擁護政府的。的確有很多建製派的民眾支持政府，但他們是大多數的香港人嗎？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最新發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特首林鄭月娥自宣布完全撤回修例後，對她的支持率略回升至19%，反對率則仍高達75%。相反，大陸媒體對一次次百萬人參加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卻冷處理，壓製信息的傳播，或片麵宣傳報道。在報道街頭的暴力事件時，對警方的暴力執法隻字不談，煽動國人對港人的憤怒和敵對情緒，對眾多沒有其他渠道獲取信息的大陸網民來說，甚至不知道香港示威遊行是為了什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如果香港政府代表的是大多數民眾的利益，為什麽還會有上百萬人上街反政府？其實很簡單，如果想了解大多數的香港人支持什麽、反對什麽，搞一次全民公投不就行了。中央政府不是答應“港人治港”嗎？那就順應民意，讓香港人民投票做出自己的選擇，不是大陸的十四億人為香港做決定，也不是代表少數人利益的權利機構。
最後同事A和B問我：你說我們對香港的局勢不夠了解，那你對香港局勢有足夠的了解嗎？我說：沒有，我了解的信息也有限，不過身在北美，我至少可以獲得兩邊的信息，而不是被一邊的信息所左右。他們接著問：如果沒有足夠可靠的信息依據，那你怎麽知道去支持誰呢？我回答, 我明確我的選擇是因為我清楚誰在胡說八道。他們又問：如果我們缺乏可靠的信息依據，也不知道誰在胡說八道，那該如何選擇？我回答，那就請站在自己良心的一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