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友”沒有“敵” 蘇東坡的高風亮節(圖)

中國曆史上的人物，沒有哪個人能像蘇東坡那樣，無論古人還是今人，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無論陽春白雪還是下裏巴人，都齊了心似的喜歡他。喜歡他的詩詞，喜歡他的文章，喜歡他的書法和繪畫，甚至烹個菜都要美其名曰東坡肉、東坡魚、東坡豆腐，可見喜歡到骨子裏去了。其實，人們最喜歡還是他的為人，雖然一世為官，卻沒有傳統官僚的世故，一世為文，卻不見世俗文人的虛假。

蘇東坡遇不平，傾吐不快

國人曆來強調“人貴直，文貴曲”，但蘇東坡卻背傳統而自任，無論對象是誰，凡遇不平，不吐不快。同僚石介曾作《三豪詩》，對石延年、歐陽修、杜默三人的才華極盡讚譽，說石延年豪於詩，歐陽修豪於文，杜默豪於歌。石延年、歐陽修才氣卓絕，冠以“豪”，可謂實至名歸。杜默特別愛寫詩，但詩才拙劣，其詩多不合格律，常常鬧笑話，以致後人把因言事不合格者比喻為“杜撰”，杜者，杜默也。蘇東坡讀過杜默一首《送守道六子詩》，詩曰：“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推倒楊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這樣形同白開水、毫無韻味的詩才也被石介列為文壇“三豪”之一，蘇東坡深感反胃，忍不住打趣說：“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蘇東坡還把這件事記錄在自己的隨筆集《誌林》中，廣為流傳，聞者無不笑倒。

在提出自己的意見時，蘇東坡從不懂得“為尊者詩諱”這一讓人明哲保身的“官箴”。歐陽修是發現蘇東坡的伯樂，步入仕途的老師。歐陽修寫了一篇《朋黨論》，蘇東坡不認同其中觀點，隨後就作了一篇《續歐陽子朋黨論》。老師說，君子有朋，小人無朋；為人君者，當退小人之朋，用君子之朋，則天下太平。蘇東坡卻說，“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心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與老師的觀點針鋒相對。

蘇東坡提建言，不管尊卑官職

蘇東坡率性剛直，言事不辟斧鉞。宋神宗上台後，麵對外憂內患，心急如焚，振興國力的願望非常迫切，便啟用王安石，推行“熙寧變法”。王安石屬於激進的改革者，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動改革的力度空前，還說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驚天之語。蘇東坡在一次宋神宗召見時，實話實說：“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意思是改革不是簡單的加減法，要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他對激進的改革進行批評，讓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不高興。於是，他們把蘇東坡安排到開封府當推官，讓他靠邊站。

然而，即使是麵對排擠，蘇東坡依然故我，特別是對“青苗法”提出了直言不諱的批評。“青苗法”，簡單地說就像由政府成立一個“農業銀行”，農民春種時借錢買種，秋收時還本付息，其目的一是抑製土地兼並，二是為農民提供生產資金，三是政府創收。然而，這一表麵誘人的政策，在執行中卻由“不許抑配”即農民自願演變成了強迫貸款，由幫助資助生產與政府創收兼顧變成了政府創收和官員謀利，導致許多農民債台高築，有的甚至家光業盡。

蘇東坡了解實情後，連續向皇帝上了《上神宗皇帝書》、《再上神宗皇帝書》，細數“青苗法”在執行中對農民造成的傷害。王安石知道後，十分惱怒，不久便指使禦史彈劾蘇東坡，蘇東坡從此開始了貶官生涯，由北至南，由富庶之都到不毛之地，越貶越遠，最後，六十一歲的他，還被貶至茫茫海外的瓊州(今海南省)，足見“人貴直”中的“直”字是多麽的昂貴，因為這個“直”字，蘇東坡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蘇東坡的高境界，達觀、不忮不求

不過，蘇東坡雖然因為剛直而屢遭厄運，但他的境界高就高在，他隻對事不對人，從不記恨那些給他使過絆子的人。王安石，以及後來的宰相章惇等人，都曾排擠或陷害過他，但蘇東坡對他們個人，卻從來都沒有表露過絲毫的怨恨或憤懣之情，後來甚至還與王安石詩酒唱酬，成為了朋友。這說明，在蘇東坡的人生字典裏，沒有“敵”而隻有“友”，蘇東坡隻恨那些可恨之事，具體到某個人，他卻從來不放置心頭的。對於起起落落的仕途，蘇東坡也坦然自若，順流快慰，逆流也不悲苦，正如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所說：“他(蘇東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渦之中，但是他卻光風霽月，高高超越於苟苟營營的政治勾當之上。他不忮不求，隨時隨地吟詩作賦，批評臧否，純然表達心之所感，至於會招致何等後果，與自己有何利害，則一概置之度外了。”這就是蘇東坡，真誠，剛直，達觀，一個曠世絕代的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