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他被譽為超級的“跨學科”人物,其論述方麵之廣,層次之多,近世幾乎無人可比。他在哲學及哲學史方麵, 從先秦儒家、諸子,到漢代經學(今古文)、道教,再到中古以後的理學、佛學(唯識、禪宗)、道學;在中國史方麵,從三代以前的古史,綿延而下及宋史;在民族史方麵,以先秦周邊民族為重心,尤其是百越民族、巴蜀民族;曆史地理方麵,從上古昆侖到四川地方,從《山海經》到《水經注》,他是無不涉獵。至於史學 史、經濟史乃至氣候史等,隻是其閑暇之餘捉刀。
幼年時的蒙文通即聰慧過人,他五歲入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及諸子百家古 文,不到兩年全能背誦,直到晚年都能成誦。1906年,他進入四川省城高等學堂分設(附屬)中學(現成都石室中學的前身)讀書,1911年被選拔入四川存 古學堂(1913年改為四川國學院)讀書,深得經史諸大師之言傳身教。1915年,蒙文通即撰成研究論文《孔子古文說》,其議論精深,發表於《國學薈編》 1915年第八期。
1921年,蒙文通到達重慶,任教於重慶聯中和省二女師等校,向學生講授宋明理學等課程。1923年,他來到南京,拜謁古文經學大師章太炎先生,與 之商討古文與今文之學。後又進入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主辦的支那內學院,潛心研究佛學。在此期間,他寫就研究論文《中國禪學考》和《唯識新羅學》,深得歐陽大師讚賞。
其後,蒙文通先後在國立成都大學、中央大學曆史係等任教,並於1927年寫就其平生最為重要的著作《古史甄微》的初稿。在書中,他將上古族群分為江漢(炎族)、河洛(黃族)、海岱(泰族)三係,並由此推導出古史三係之說。
1933年,蒙文通應北京大學教授湯用彤先生之邀請,與錢穆先生共同執教於北大曆史係。在北大他主講周秦民族史、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深受學生歡 迎。三年後,他前往天津河北女子師範學院任教。1937年,在日軍全麵侵華後,他拒絕撰寫“中日提攜”的漢奸文章,因而率全家向南逃難。後在四川大學曆史係、東北大學曆史係任教,並寫就《周秦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古地甄微》、《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墨學之流變及其原始》等重要學術著作。
據其友人回憶,蒙文通為人忠厚熱情、古道熱腸、疾惡如仇、不畏權貴。他對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事件和行為從不苟同姑息。
可以說,民國時期的蒙文通,就因其淵博的知識和對經學、史學、諸子百家、佛、道、二藏、古代少數民族的極其嚴謹的蘊涵著科學預見的精辟而廣博的論文,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並成為一代國學大師。
然而,在中共建政後,在鉗製思想的專製高壓下,身為國學大師的蒙文通亦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四川大學黨委有意向將 其打為“右派份子”。其中一個叫繆鉞的禦用文人,跳出來攻擊蒙文通說:“你為何不學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死抱著封建傳統文化不放?”而四川省委出於不 願砍掉蒙文通“這麵四川國學研究的學術大旗”,出麵暫時“保護”了他,但蒙文通還是被迫在大會上做了檢討,四川大學還將他本該評為一級教授的職稱貶為二級 教授。
在從1957年到1966年的近十年期間,“夾著尾巴做人”的蒙文通還是寫下了不少學術著作,如《殷周社會研究提供的材料和問題》、《中國的封建地租》、《中國曆代農產量的擴大和賦役製度及學術思想的演變》、《熙豐變法》、《宋代的商稅》等。
當血雨腥風的文革開始後,蒙文通率先被紅衛兵打成了“封、資、修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和牛鬼蛇神,並被剝奪了其教職和人格尊嚴,勒令他勞動改造,並強迫他天天打掃公共廁所和做重體力勞動。
1968年6月的一天,蒙文通正在打掃四川大學的一個公共廁所,一個紅衛兵公然向其身體撒尿。一股“士可殺,不可辱”的衝天怒火使一直以來飽受摧殘 和侮辱的蒙文通怒不可扼,他衝上去就打了這個畜生兩個耳光。這下可闖下了滔天大禍,在紅衛兵大喊著“蒙胡子打人了”後,一群紅衛兵衝了進來將蒙文通打翻在 地,並將其拖去開現場批鬥會。這群紅衛兵還拔出手槍威脅和恐嚇蒙先生要他交出他的存款:“蒙文通,放明白點,這是最後的機會,你不交出存款我們就對你不客 氣了!”。
當時的情景,正好被四川大學曆史係中年教師伍仕謙和唐嘉弘看見。他們後來回憶說:“我們看見紅衛兵把蒙先生抓進批鬥會場,幾小時後蒙先生出來時手裏 拿著被紅衛兵剪掉的胡子,他的‘愛國胡子’已被剪成侮辱性的三角形,身體已被毒打得變形且渾身是傷,他被押送回家後不幾天就含冤而死。”在蒙文通被迫害至 死後,紅衛兵還汙稱其是患癌症而死。
冤死的蒙文通死後猶未得安寧。據川大唐嘉弘回憶,“蒙胡子死了,開了一個以鬥爭會代替的‘追悼會’,正麵懸掛著蒙胡子的放大象,加兩條黑叉。台上跪著一個戴高紙帽的,就是徐中舒。第一個上去進行批判的,就是蒙的兒子……”
悲哉!不知當年迫害這位國學大師的紅衛兵們是否為當年的罪行懺悔過?不知批判自己生身父親的兒子是否為此而痛不欲生?也許,這樣的慘劇我們隻能在專製的製度下才會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