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談
過來人談過來事兒。
分配有知青的都是搞得好的生產隊，隊長有頭腦,社員勤奮團結,年終分配錢糧多。我們隊隻有一個地主，其餘最高的成份就是上中農了，也就是說階級敵人隻有這一戶。
經過黨的教育，認識地主的形象是：黃世仁,劉文彩,周扒皮,胡漢三；他們有錢有地有勢欺壓百姓,是凶神惡煞，因為他們的剝削壓迫，貧下中農才過的是苦日子。可社員遠沒有像我們的覺悟，特別是對這個地主。下鄉頭一兩年的文革初期，階級鬥爭弦被形勢所迫繃得很緊，晚上大喇叭一叫，“四類分子”就得集合，無論男女老少無償的去幹活，他卻從來不去倒不是因為他年紀大。
高老頭年事已高，中等身材,花白的頭發,行為說話仍有度。有一兒一女在外地工作，我從來沒見過，隻有一個沒結婚的小兒子從北京辭工回鄉與他一起過生活。據說每逢過年外地的兒女會寄點錢回來。爺倆都上過學算是才子，高老頭從不參加任何活動，也不下地幹活隻給兒子做做飯，也不養豬,雞,羊等家禽家畜。住著全村最破舊的三間房，還沒有院子圍牆；有最簡單的家具,用具。平時很少與人說話，除非不得已才向隊裏提點請求而總是百分百得到解決。他兒子細弱的身材肩不能負重，在隊裏專職養豬。一次我問他，流星是怎麽回事？他清清嗓子穩穩地說，是宇宙灰塵。幾米幾百米甚至幾千米直徑的石塊專業地稱之為“灰塵”，他們在當時,當地不能不說是有學問。高老頭不享受“地主”的待遇並不單是因為他有學問，是因為做的一件大好事。
日本人占領時期我們村是據點,關卡，高老頭是保長。日本人對有學問的人也是另眼相看，信任有加。一次他路過炮樓，看見日本人抓住了一個人；麵熟，過去一看是本村參加遊擊隊的某某。一打聽是在通往北京的公路上抓的“探子”，日本人無論真假都是要槍斃。他過去掄圓了就是一個嘴巴罵道“總是喝酒誤事”。日本人忙問“達勒哇”誰？，他解釋是雇他到河北收租錢，定的是3天回來，現在都5天了才回來總是貪杯耽誤時間。“拿路候都內”誤會；誤會，放人由高保長管教。解放後這位老八路在縣裏當上局長類的幹部，對高老頭嗬護有加，回村時總給他帶點禮物，在小破屋裏坐坐。公社,大隊,生產隊也甘願送個人情，同時對他的善良.機智,貢獻給與肯定,讚揚。因此對他的專政，也是有其名無其實。後來高老頭病故，這位共產黨員,革命幹部為這位地主,偽保長扶著棺材一直送到墓地，在當地傳為佳話。
另一個典型的故事是曾任內蒙古軍區司令的王剛，也曾被日本人抓捕了。到了晚上日本人命令偽軍小隊長（w）帶人把王剛等兩人拉出去槍斃。王剛當時在當地有點小名氣,（w）想救他，就偷偷提出3個人，並讓其中一人與王剛換了衣服，放走了王剛；槍斃了另兩個人。解放後有血債的都會重判。（W）在審判時說：我對革命有功,曾救過王剛。這事非同小可趕緊寫信核實，王剛親自趕回來救下了他。（W）雖然定為反革命分子，卻從沒受過相應的待遇。後來王剛回鄉省親，縣委書記,縣長；公社書記,社長；大隊書記,村長頻頻設宴招待。眾人分坐兩邊，中間並排端坐的是王司令和反革命分子，使人啼笑皆非。
其實絕大部分的地主·富農不過是有錢有地的農民，能受到些良好的教育也不奇怪，因此有能力做些買賣也屬正常。可莫名其妙的運動使他們遭罪近30年，也是悲劇一場。特別是成份的製定，那個地區大約是48年底解放的，每一家占有土地越多成份越高，生產工具如馬車有1套的是上中農，2套的是富農，3套的是地主。如果有3個兒子分了家，地主就變成3個上中農了。為了固定既成事實，防止“弄虛作假”，把成份分家界限提前定在47年初。就像趕上個下下簽，雖然還是相同的財富，沒來得及分家的就成了地主,富農了。以後分他們的田,房,財產，怕他們不滿,反抗就說他們如何如何壞,反動。可過去革人家命的階層現在又是什麽階層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