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旁的田陌
在這裏 我用自己的思索、腳步和心情耕耘著一片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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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談到，在《道德經》的作者看來，大道廢，才會有“仁義”。是因為，仁義就在“道”本然的混沌之中，是非人為幹預的自然。因人有所為才會道廢，刻意為仁義的社會實際上“無道”。
中國古時，先秦諸侯紛爭的混亂時代，孔子通過研究周公之道指出人性中有（與邏輯能力不同也非與言詞有關）的素質：仁愛。不訴諸人以外的人格化的上帝或神之類，儒家認為人心中有潛在的仁愛、忠、恕等君子之德。孟子說過，仁義禮智起於人性本然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至於這些“心”背後的終極來路，孔孟采取“不言”的擱置態度。儒家隻討論知“仁”的途徑：是教養、習慣的培養，詩書禮樂的教化。
仁愛忠恕的道德教養要在以喚起人性為本的社會體製的保障下，才可能實施和彰顯。於此孔子主張，仁該在(周)禮的框架之中行為。禮不僅是禮儀和士大夫的行為規範，也應由政治製度付諸於實踐。由此引出的道德經中的“大偽”在前文已經談到。
“仁、義、禮、智、信”作為人的天然傾向，如果它們就隱在自然大道之中不摻入人為幹預，儒家與道家恐怕並無什麽異議。二者的不同在於，老子要任其自然。孔子則認為仁愛之心於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是需要啟蒙，即需要詩書禮樂的教化的。並且要由禮製作為其實踐中的保障。
這樣，就有我所關注的下麵的問題：《道德經》所主張的那種自然有道的社會狀態是否在現實中是可能的？
老子所主張的遠古結繩記事時的人類生活狀態就完全無需“智慧”嗎？結繩記事，或正是數學與邏輯的開始起步呢。。。
還有，老子給出的社會管理的藥方，村與村隔絕，“老死不相往來”…“不貴貨使人不爭”…等等。這裏反複用的動詞“使”字，難道不是人為參與的“作”？又會不會導致“大偽”呢？
如果完全順人性之自然，那麽人的為己之心應該也是在道的混沌之中的。正如《道德經》所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順其自然必要包容萬物存在的本能完成生命的權利，方是大道。而一個萬物能保持自身存在的社會，自然會醞釀出類似於“使”的協調力量。因此，這樣或那樣的人為管理的“作”就該是順應自然的必然附屬品了。
事實上，人的“智慧‘也是在自然中長成的，因此也是道的一部分。比如人類曆史發展到今日，可以說已難找到完全原始自然狀態生活的社會。即便中國古代也早已非老子所推崇的那種。如果原始社會在老子的理想裏也是需要“作”的，那麽我們似乎也隻能承認，最理想的自然之道的社會實際上會離不開智慧並總會難免與其後的‘偽’相遇。那麽，儒家所強調的仁愛教育啟蒙和禮製的“偽”就有其自然合理性。是它一旦固定為體製才有了老子所指出的“大偽”。接下來的問題是，以儒家為正統的古代社會，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什麽？
首先，如前麵提到，儒家思想並非理論真理可知論的意識形態。儒家的仁愛，本就是從長幼親疏這樣的人的天然情感擴展開的。即便在現代社會，至親人倫的感情紐帶在一般的情況下範圍已經相對很小，但是我想隻要人類還是父母生養血肉之軀，人倫關係就會作為現實中萌發道德感的起點而永恒存在。
馬克斯•韋伯說，（舊時的）中國是政教合一的國家，此處的‘教’指“儒教”。這非常容易引出誤解。不了解儒家思想者會以為“儒教”是如基督教那樣的以宇宙.人類起源和終結為道義基礎的，就如歐洲曆史上曾經曆過和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的某些一神教或一黨意識形態專政式的“政教合一社會形態。而事實上，由於儒家於終極問題是持擱置態度的，仁義盡管或出於天道，但儒家隻關心它們在確鑿可感的人心中有無位置。
古代中國的禮製主要是自然道德倫常的製度化。這種非對宇宙終極的關切、非邏輯推導終極社會目標的特點最突出的體現是其信仰包容。這是十分重要的。
那麽為什麽這種“作”會出“大偽”呢？我認為，“禮”固化成體製後，孔孟民本仁政原意的維持會出現困難。因為，體製要刻意維護自身時是以蠻橫的先賢之道的“已知”為後盾的。“過分”便會出離自然成為對人性的束縛，而“過分”到極端甚至會被某些人以“道統”代表為名行惡。
不過，無論如何，儒家思想為主導的皇權專製體製不是意識形態的專政。這裏是它與上篇提到的終極可知論和邏輯真理的專製社會的政教合一之間的根本區別。
前者的統治或說體製的存在是為了終極目的。無論是宗教天國，還是目的為未來的邏輯真理，因堅信自己所信的普遍性而需要占據他人的全部意識，且自稱它的信仰追隨者是人類最優秀的代表。要求全社會所有的人也要為他們的目的而活，否則就會為社會所排斥甚至遭處置。而儒家式的禮製社會對人的束縛是出於倫常關係，主要是行為、倫理教養上而非精神上的。倫常的目的就在現在，對未來的期待唯有承傳，因此不會為未來摧毀現有的。也一般不會因不同信仰理念而發生大規模的迫害、屠殺。這種倫常禮製體製不僅是非精神控製非排斥“異端”型的，且因其總有中庸保守的一麵而更容易一以貫之。
滿足於自然為生活所提供的生存世界。從物質到精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家庭小農式勞作，文人仕士的詩書禮樂，與自然共享大道輪回、生成趣味。。。我認為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決定中國文化下的社會形態雖也包含“大偽”但不為其所毀滅，且恒常不變的原因。
在中國古代，由於儒家輔之以道家的文化主導，邏輯與數學沒有過古希臘人那樣的“天道”地位的曆史，在“大道不言”的信念下，不去徒勞破解宇宙終極問題。這讓曆史上中國人對世界的認知停止在觀和悟的層麵，未構成產生科學的土壤，但也避免了在曆史上被邏輯真理的可知論掌控。其長處是，讓世界一方有幾千年儒、釋、道和各路神仙小鬼、祖宗庇佑崇拜共存的信仰自由和與自然親近的曆史。這為今天的社會學家提供了現代社會不同的信仰如何在同一空間互相尊重和平共存、在藝術中獲得天人合一的自然之心等等，重要的實證性參考。對今日人類的意義不會比科學所提供的遜色。
而從歐洲啟蒙運動思想家對東方文化的汲取，讓我們看到文化之間不存在絕對隔離、水火不容的異質性。恰恰相反，在很大程度上的互相啟發融匯顯示了人性的相通。
今天我們知道，君臣父子夫婦關係中後者對前者以及前者對後者的尊重關係及所附帶的禮儀，它的大道自然狀態是應與社會體製、法製分道而行的。如此，這些倫常道德之“誠”才得以出自個人本然的人性，“仁義禮智信”隻作為良心的取向，而不是強加於人必須服從的指令。
古人的“偽”經常是靠硬性碰撞、犧牲、屠殺才或可得以糾正，甚至得不到糾正而循環在一密封的圓圈中。而現代社會，為人類跳出“偽”的惡圈提供了可能。在社會科學、精神科學等各個領域的學術、言論自由，公民人權等有切實保障的情況下，“智慧”所裹挾的“大偽”能夠在不同觀點的交鋒中被迫磨圓棱角，以最大限度的被化解。
於本文，指出以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今天對世界文明史各領域的了解和知識讓我們有條件認識以往人類的偏執與盲點何在，但隻在自由的現代社會方可最大限度的避免“大偽”對人類的傷害。在我看來，此也是現代社會的特征一定是兼容、多元的道理。
上圖為南宋馬遠的兩幅山水畫截圖。（——截取於我關注的一藝術類微信公眾號。原畫藏於故宮博物院）
此文是我2013年的一篇同內容文章的重寫。
202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