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此詩的寫法很像杜甫的“朱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骨”一句,不過杜甫是拿當時社會的高端中的一組與極低端的一組人的境況作對比,意在描繪在某社會情形下的極其不公平、缺乏秩序與良心。而白居易呢,用秋官、廷尉(二者均為管刑獄的官職)的奢華輕鬆生活對比囚徒的慘狀。這無疑是在說,囚徒是罪犯,但他們仍然是人。官員們有義務保證他們起碼的生活境況。自己夜夜歌舞笙簫飲酒作樂不管囚徒的死活不僅是玩忽職守且是違背起碼官員之道的行為。-白居易在講官員瀆職的同時是在更深一步的講人權層麵的問題。
哈哈,人權。
首先白居易為什麽能明明白白理直氣壯的公開寫這樣的詩?因為他當時是為皇帝政策糾錯的諫官 -左拾遺。就是說啊,在白居易所生活的中國唐朝之時皇帝知道自己不可能一貫英明永遠正確兼高瞻遠矚,會有疏忽遺漏的時候也會陷入消息欠靈通的境況,需要專設左、右拾遺二官職讓科舉考試中高中的英才們時而為自己提醒及通耳目。所以寫諷喻詩當時在白居易是出於工作的需要。
再者,白居易寫此詩的潛在主導思想無外乎儒家的社會理念,比如‘仁政’。這不僅是白居易一向所受的教育也是他要通過科舉考試做官所必備的學養素質。亦是社會對官員道德上的期待。…。也就是說,白居易腦中的理念總體來說是當時社會意識的精神支柱。
任何事情的價值都是通過比較才得以顯現的。這就是當時看到‘歌舞’一詩的人權意義時讓我震驚的緣故,-因不自覺中做了簡短的如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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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縱比。在一千多年後的二十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皇帝’改名為人民領袖,身畔不再設諫官。“歌舞”那樣的社會諷喻詩成了從上到下的大禁忌,-隻許唱頌歌。
所以,白居易的時代那樣的的執政理念在前世紀的中國顯然是截然改變了:
由前者的‘仁政’,變為被宣稱為“真理”的主義。既是:領導革命勝利者認為自己掌握了真理,是唯一永遠的正確。並認為社會必需摒棄一般的人性,-人人之仁,以專政、禁言、統一思想,階級鬥爭方法以達到‘真理’所設定的人類目標。
有人會說,白居易時代那樣的仁政並非為仁而仁政,是為皇家的政權千秋萬代。
沒錯,肯定有這個因素。但是這同時說明,一千直至兩千多年前的皇帝們都知道施仁政對維持自己的江山永不‘變色’是關鍵的。 仁政之仁是有永在的現實根據的:即人自己的內心經驗。(如白居易那樣為善的詩能千百年感人)。
而一兩千年後的領袖以為人之仁心不存在,以為靠(無任何經驗得以證其真的)永恒的邏輯“真理”便能維持政權並達到‘真理’的社會。
以上比較的結果是這樣的一問:何來上世紀中國人心性智慧的大退化?
再橫比。像白居易那樣的朝廷諫官向皇帝為末端群體呼籲社會公平的詩,在近代以前的其它文化的曆史上有過嗎?我不知道有。如果你知道請指出來。
隻說與白居易同時的歐洲。基督教本是起於社會底層的宗教且主張在上帝麵前人人平等。但是在中世紀退場前的神權最彰顯的時代,社會中當然存在末端群體,但卻不會找得出‘白居易現象’。(原因請感興趣的讀者自己讀相關曆史甚至通讀《聖經》。)
歐洲文人為末端群體呼籲公平是其‘人文’化後才有的,尤其是工業化後的近現代。……
此比較的結果是一結論:公平、人權這樣的觀念的直接的出處是人心,而非信仰。以文化喚醒前者時才有文明。而宏大具體而又高遠的‘真理’性信仰往往把人心引入歧途。因為它經常會忽略人活著和人本身的價值。(-後來知道,此話在我之前西方已有哲學家說過大致類似的。-並非我的原創。不過有幸我當時也不是在胡思亂想。)
回說那堂課上。當時上課的有五六個人,每人輪著由上至下翻譯詩中一句。
本來如此直白表述情景的詩,字麵上翻譯起來應該不難。但是想想看:去掉了韻腳,對仗,及五言的格式…再加上兩個官職名,變成洋文後的“歌舞”會成了什麽?…,我反正當時是隻在努力忍住笑。其它在此就不再多做評論。
好在還沒輪到我就下課了。而詩中更深的意義就是在以後的課時裏也是無需費神期待的。
那天下午出了學院去火車站的路上仍是滿腦白居易。看見淡藍的天空間已掛上了白而不圓的月亮。俄而,竟然開始零星的飄雪。。再抬頭看看,哈,也許這情景恰好形容當時我腦中的白居易, -越過雪看到的瑞月。
上片,另一角度的湖景,是常拍天鵝的安家的後院。也是在雪後第二天。
問好 erdong。很高興見你到訪。一月再接著寫天鵝。
問好甫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