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恭維
旁光看世界
最近好像很流行互相撕衣，8月3日武漢地鐵兩女子搶座，一女孩險被扒掉內衣。此輿論尚未平息，5日，又曝北京地鐵2女子搶座撕衣走光，無人阻攔。有網友戲稱這是為了慶祝扒衣見君節……為何凡事不能有話好好說？一件本來並不複雜的事，我們講道理的方式卻隻剩互撕對方的衣服了？張藝謀有部電影叫做《有話好好說》，有人說，這比他後來的《三槍》、《滿城盡帶黃金甲》不知好上多少倍。這裏無意對此電影再做點評，隻是想借用這個片名。“不靠正義靠拳頭，不信公理信暴力”，當今社會，無論身處網絡和現實，感覺社會和人心在某些方麵的燃點和爆點越來越低了，一兩句口角，就能在惡語相向中動手甚至行凶，一件小事的衝突，有時甚至能讓人惡毒地舉起無辜的兩歲孩子將她摔死。為了搶個座位，怎麽最後發展到兩名女子互相撕衣的地步了？為何就不能“有話好好說”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更多的似乎是“蠻不講理”，或者“無理取鬧”，以“話語暴力”為光榮，以“胡攪蠻纏”為策略。比如廣場舞之爭、強拆之爭、扶老人之爭等，在這樣的公共生活中，說理最後往往不是形成了有差異的共識，而是撕裂了這個社會共同的底線。為什麽對話不成反而走向了對抗呢？這顯示出，在當下，說理的能力不夠，說理的平台不多，說理的機製不足，以至於有道理的事情有時也變得沒有道理，講道理的事情變成了逾越道德甚至法律的門派“比武”。有人說，中國人不講道理，大概是我們從小在學校就開始培養的。舉個例子，上學時我們經常聽：一個巴掌拍不響。凡是學生動手打架，老師一般會這樣認定：一個好的也沒有。道理是：好人怎會打架呢？這種邏輯無疑是荒唐的，但是中國人害怕麻煩，不願意調查研究明辨是非，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各打五十大板，表麵看起來似乎很公正，其實卻是混淆是非，是在為不公平保駕護航。
但這種邏輯在當下中國卻大有市場，大行其道！某些政府部門你和他講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講法製；你和他講法製，他和你講政治……權力部門可以隨便為各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隨便找些五花八門的讓人看起來很好笑的借口。好在這些總算是有個理由的，還有幹脆連理由也不給的。之麵曾有媒體報道，有交警攔車罰款，司機若問為什麽，交警二話不說：加倍！再問，再加倍！甚至有訪民和當地政法書記評理，政法書記說：我上嘴唇是天，下嘴唇是地，我就代表法律。你能說這是一個講道理的國度？
說到中國人的邏輯思維能力，黑格爾說，邏輯在中國就玩不轉了。不要說學生和老師，就算是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有時也讓人感覺既缺乏常識，譬如有人問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國家是根據哪條法律禁止外國記者到敏感地區采訪。我們的新聞發言人卻說出“別拿法律當擋箭牌”這樣的昏話。如此解答記者提問，除了說明其法律意識“單薄”外，確實說明我們還不會講道理。我們有時候把權力當成道理了。
正如徐賁所言，對許多長期接受“革命”和“戰鬥”文化影響和思維定型的人們來說，說理就是“論戰”，就是“戰鬥”，必須壓倒對方，迫使對方啞口無言，這樣才能取得“勝利”。用攻擊性的爭論來看待說理，這是中國權力話語長期潛移默化的教育結果，形成了一種相當普遍的話語習慣。這種話語習慣，在我們的課堂、傳媒、政治空間、社會生活中比比皆是，“真理成了赤裸裸的話語暴力”，並且是獨占性和排他性的，
除此之外，中國式還有一種“辯證”式的邏輯，網絡上經常出現一些五毛們，一看到有人讚揚美國，或者有人讚成移民到國外，就喊出了他們自認為最有說服力的論證“子不嫌母醜，狗不嫌家貧。”再比如說，專製社會固然是不好的，但是民主社會也不見得都好。既然都有優點都有缺點，那麽就沒有好壞之分了。這種思維在中國很普遍，但其實是不分輕重不分主次的攪混水。這種人的嘴上經常掛著：世界上沒有絕對的事情，因而什麽都無所謂。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都有點數不過來。
中國人不講道理，有時還因為無法講理。文革期間還有一句經典的台詞：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好在哪裏不說，但是，反複地強調就是好，於是就好了，這是多麽不講道理的事情。在中國，知識卻被當成了障眼法，當成胡說八道的迷彩服。所以，那些占據話語權製高點的專家，競相發表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雷語。什麽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貧富差距越大越能刺激經濟發展。什麽腐敗對經濟發展有好處。什麽中國通貨膨脹主要是輸入式的，都是美元貶值的錯。
很多人還動不動就罵人家是漢奸、賣國賊，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從深層次的心理來看，這種人是希望借助政治力量幫助自己獲得論辯的勝利，足以稱得上是卑鄙。文革遺風，不減當年。而心理上來看，罵人無疑是一種精神勝利法。罵別人是傻B、白癡，似乎自己就成了先知與天才，精神上便感到了快樂。在語言上搞了別人的媽，那別人就成了他的兒子，他在精神上便勝利了。
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本來講不清道理，卻反而因為這些糊塗話而在電視上大紅大紫。例如，當年芮成鋼竟然把駱家輝輕車簡從坐經濟艙到中國赴任，說成：提示美國人欠中國錢。凡是有點經濟常識的人都知道，購買美債是一種投資行為，中國出口換取的大量外匯不能全部躺在銀行裏睡覺，總得有些投資渠道。如果你針對外匯購買美債不滿，你應該向政府外匯管理局進行抗議，而不是向美國駐華大使進行嘲諷。畢竟，不能因為自己購買了國債，就擺出一副黃世仁的模樣，對人連諷帶刺，既顯得沒有修養，也顯得沒有常識。
中國人搞學問，首先問的不是真理，而是問的誰是權威，首先是政治權力的權威，其次是家庭之中親情的權威，再其次是“文化”的權威。在中國，連法律也未必比權力更大，道理更無法與權力相提並論了。中國有句俗話，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於是，權力部門便為各種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事件，隨便找些五花八門的讓人看起來很好笑的借口。什麽臨時性強奸，什麽躲貓貓等等，這些理由一看就破綻百出，但是我們權力部門竟然毫無顧忌，老實說，這絕不是誤以為民智低下，而是知道，不管找到什麽搪塞的理由，民眾也隻能無可奈何。
因為不會邏輯思維，我們便成了“什麽都懂，什麽都會，什麽都敢信，什麽都敢說”的民族。這種錯誤的邏輯曾把人類帶入戰爭或苦難的深淵，特別是一個國家領袖不講道的時候。比如，希特勒的講話中，90%都是論斷，但講理的過程不到10%！十年文革中亦也是如此：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社會主義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從來也沒人告訴我，社會主義為什麽好？為什麽隻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再比如，當談起中國的近代史的時候，我們總是說我們的屈辱是帝國主義造成的，他們總是欺負我們，他們太凶殘、太貪婪了。每次戰爭失敗，我們總是說人家武器太先進了，我們武器太落後了，而很少去反思自己的錯誤與缺憾。一旦有批評中國的言論，哪怕是自我批評，都會被認為是“唱衰中國”，會引起部分國人的強烈不滿，甚至是謾罵。這不僅僅是政治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人不善反省，更不喜歡反省，普通人也難以接受不好聽的話。特別是對於文革的荒唐歲月，我們總是把罪惡歸結於某個領導人的錯誤以及少數人的陰謀，而不去對民族、製度、文化、思想等做更深層次的反省。似乎大家都是無辜的，都是清白的。當時，有那麽多的人被批鬥、被關押、被打死、被逼瘋、被汙辱、被損害、被自殺，還有更多的人告密、整人、殺人、辱人。但幾十年過去了，我們很少聽到有人反省自己曾在文革期間告過密、批過人、整過人、殺過人，雖然很多這樣的人到現在仍活在世上，甚至是活得逍遙自在，是的，他們覺得自己是無辜的、清白的，錯誤都是別人的。
講理就必須站在客觀的角度上，不能因為利益而改變道理。譬如說，我們不能因為愛國，就認為凡是替國家說話的，就是愛國。否則，即使你說的是事實，但是因為可能對國家聲譽造成消極影響，就成了道德的敗類。那樣的話，雨果先生當年憤怒譴責英法聯軍對圓明園的洗劫行為，甚至痛罵自己的同胞是強盜，豈不成了民族的叛徒？道德就是要求人們說實話，如果因為實話損害了國家聲譽，我們就說假話，我們還有資格和理由譴責日本人千方百計掩蓋侵略的行為嗎？
一個社會是需要有正義的，大家都要講理，不要動武。講理能講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從武力，這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如果講理講不通，必須動武，這個社會就非常危險。誰說中國人不會講理？先秦諸子百家爭鳴，或更早前堯舜時代的公共議事，就說明中國人既具有講理的傳統，更具備講理的能力和意願。我們不是不會講理，而是缺少講理的規則，以致講道理的鬥不過賭狠、耍流氓的，久而久之形成逆向激勵。
正義從哪兒來？政府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許多功能，但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義的服務。政府自己要講理，帶頭講理；還要主持正義，幫助別人講理。正如學者茅於軾所說：“要想建立一個講理的社會，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條件。首先是最有力量的一方認識到講理的必要性，願意不訴諸武力。這是從講力轉變到講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規矩，使得通過講理一定能解決問題。這需要雙方都有彼此尊重的習慣，有讓步的思想準備，有遵守法律的意識。有了這樣一套規矩，社會就能講理，就一定能穩定，民怨也就沒有了。”
最好來幾段淺顯一點的文字,這樣一來更多人能讀懂你的話.
可能你未必同意:就是商業(通俗)文章來講,通常會有標題--展開,然後舉例,最後總結,這樣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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