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皇帝大都比較溫柔，可能與江山來得比較容易有關係。 我們知道，開國皇帝趙匡胤是靠部下“黃袍加身”奪取天下的。盡管當時老趙表麵上不太情願，顯得扭扭捏捏的。但其手下將士出於對現實環境和自身安危的考慮，趁著趙匡胤熟睡之際，將黃袍“強行”披到了他身上。待趙匡胤一覺醒來，先是嚇出一身冷汗，繼之也就豁出去了。
這個典故，我不須多述，史書裏有過記載，小說裏也是這麽寫的，應該可信。但有一點卻不能不讓人有所懷疑，那就是趙匡胤到底是否真如小說裏麵描寫得那樣情非得已呢？
事實有待商榷。當時，曆史的車輪已進入五代時期。天下諸侯割據，紛爭不止，作為臣子的趙匡胤雖為後周效力，卻也最先具備了奪取天下的條件，一者手握重兵，二來皇帝年幼。人往往就是這樣，一旦做大了，心理的天平也會隨之發生傾斜。而作為當時手握重兵的趙匡胤，當然也不可能不去思考這個問題。問題在於，趙先生自始至終都沒有找到一個恰如其分的時機和理由。無奈之下，隻好旁敲側擊，明裏暗裏地授意部下上演了一幕“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鬧劇。 這個鬧劇，按現代人的眼光看，顯然是有些笨拙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老趙分明就是在“作秀”。與其說趙匡胤是無可奈何地“黃袍加身”，倒不如說是乘人之危。但被逼無奈也好，趁勢奪權也罷，趙匡胤的內心深處似乎還是有愧的。在那個環境下，不振臂一呼總是心有不甘，但硬生生從人家孤兒寡母手中奪了天下，卻又覺得對不起人家的老祖宗。
或許就是這內心的糾結，讓後來做了皇帝的趙匡胤變得出奇得溫柔。不僅對前朝遺老遺少恩遇有加，即便是對那些一同打天下的舊部，也沒有像以往的開國皇帝那樣“兔死狗烹”，大開殺戒。隻不過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采取了“杯酒釋兵權”的溫柔方式，收回兵權，提高待遇，讓那些出生入死的將軍們在“腐敗”中死去。更為可貴的是，宋太祖臨死之際，還是留下了“任何時候都不可亂殺功臣”的遺詔。這個遺詔，雖不知是真是假，但之後的宋代皇帝從沒有真正殺過功臣卻是真的。
自此以後，宋代一直都是文人當政，武將不遇外辱，基本上沒有了發言的權力。這就導致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內部是安穩了，但一遇外族入侵，卻連個打仗的統帥都找不到（都回家享清福去了）。長期以來，對外用兵始終是困擾北宋最高領導人的一個致命的問題。故而，宋代的治國方略基本就是，能不打的盡量不打，能花錢擺平的就花錢擺平。如此的政治格局決定了，宋朝的疆土從來都沒有對外拓展過一寸，反倒是在邊境上時常受到外族的入侵和騷擾。一味地獻幣乞和，雖然換來了暫時的和平局麵，但內部矛盾卻一步步滲透到了整個社會的骨髓。
宋代沒有暴君，卻不乏昏君。皇帝不殺大臣，並不代表就是仁君——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犯罪。默認即殘忍。當然，還缺少懲治腐敗的勇氣。朝堂之上，往往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忠奸不辨，良莠不分。對外的綏靖政策和對內的“和稀泥”思想，不僅讓北宋王朝變得混亂不堪，道德敗壞，貪官汙吏更是遍地橫行。
到了北宋末年，整個社會危機已經很嚴重了，而我們的徽宗皇帝缺一無所知，一邊在深宮大內鶯歌燕舞，一邊潛心進行藝術創作。更為可怕的是，此時的國家權力已完全掌握在小人奸佞手中，對下為所欲為，橫征暴斂，對上欺君枉法，瞞天過海。直到起義大軍風起雲湧了，宋徽宗才得以了解實情。對此，宋徽宗表現得很無奈，也很無辜。沒有人會去責怪於這個北宋的亡國之君，倒是曆史的筆墨，將亡國的罪名不遺餘力的強加到了高俅、童貫等人身上，就像後來嶽飛被害，將罪名疊加到秦檜身上一樣。
可見，宋朝皇帝的“不殺”，主要是“不親自殺”。而心理暗示，假手他人，更像是一把軟刀子，一次次殺人於無形之中。這一點，與他們的老祖宗趙匡胤的手法異曲同工——心裏惦記著，就是不自己說出來，大家瞧著辦吧！
隨著英雄的倒下，北宋滅亡了。這看似溫柔的統治手段，不知是溫柔了窮苦百姓，還是溫柔了那些窮凶極欲的貪官汙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