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神會的兩篇銘文《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的注釋

有關神會的兩篇銘文《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的注釋

楊曾文

一、神會和中國禪宗

在中國禪宗史上，神會占有重要地位。中國禪宗奉北魏時來華的菩提達摩為初祖，經過慧可、僧璨兩代相傳，至道信、弘忍時正式形成禪宗——“東山法門”。但此後成為禪宗主流的是由弘忍弟子慧能創立並由其弟子發揚光大的南宗，而曾經在北方廣大地區盛行的以弘忍另一弟子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為代表的北宗卻逐漸衰微。禪宗的這一重大變革是與慧能弟子神會的努力分不開的。

神會（684-758），俗姓高，襄陽（郡治在今湖北襄樊市）人。自幼從師學習儒家經書，又自讀《老》、《莊》，出家後投荊州當陽玉泉寺神秀的門下學習禪法三年。神秀（？-706）在禪法上提倡漸悟，主張通過坐禪觀心，除去妄念情欲，使自性達到明淨。他在武則天大足元年（701年）應詔入洛陽內道場說法，接受供養。《楞伽師資記》說他曾為武則天、中宗、睿宗（曾兩度為帝）的“三主國師”。神秀的弟子普寂（651-739）、義福（658-736）等都受到唐玄宗的敬信和優遇。就在神秀應詔到洛陽之際，神會南下投到曹溪慧能的門下，並且成為慧能的十大弟子之一。

慧能死後，神會奉敕到南陽（當時治所在今河南省鄧縣）龍興寺居住傳法，被人尊稱為“南陽和尚”。他利用這個機會與朝廷官員、士大夫密切交往，廣泛宣傳南宗禪法。他在這個期間的傳法語錄有《南陽和尚頓教解脫直了性壇語》。當時以普寂為首的北宗處在隆盛時期，如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所說：“能大師滅後二十年中，曹溪頓旨沉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熾盛於秦洛。普寂禪師，秀弟子也，謬稱七祖，二京法主，三帝（按，中宗、睿宗、玄宗）門師。朝臣歸宗，敕使監衛，雄雄若是，誰敢當衝？”是說南宗頓教禪法在慧能死後的二十年間於江南處在停滯狀態，以普寂為首的北宗漸教禪法卻在嵩山洛陽一帶十分盛行。普寂自稱七祖，在兩京占據“法主”地位，先後被三位皇帝尊為法師，並受到朝廷官員的信奉，聲勢顯赫。神會認為慧能是繼承弘忍的六祖，所傳授的頓教禪法直承達摩至弘忍的禪法，而北宗“師承是旁，法門是漸”（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之語），不甘心南宗沉寂下去，便在滑台（在今河南滑縣）大雲寺與站在北宗立場的崇遠法師進行激烈辯論，自稱“為天下學道者辯其是非，為天下學道者定其宗旨”，擴大南宗的影響，為南宗爭正統地位。天寶四載（745年），神會應兵部侍郎宋鼎之請入住洛陽荷澤寺傳法，在不同場合繼續批評北宗。唐獨孤沛《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就是記載神會與北宗辯論的語錄。由於北宗“勢力連天”（《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一再受到迫害。天寶十二載（752年）北宗信徒誣告神會聚眾陰謀作亂，神會被政府貶逐出京，被展轉放逐到荊州（治在今湖北江陵）開元寺。

就在神會被放逐外地之時，爆發了“安史之亂”（755-763年）。政府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因軍需糧草供應困難，便以賣官鬻爵和在各地設立戒壇度僧賣度牒的方法籌集資金。神會以其名望，也被請出來主持度僧，為唐軍在至德二載（757年）收複長安、洛陽兩京作出貢獻。此時“安史之亂”還沒有完全平定，朝廷又令在“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佛祖曆代通載》卷十三），神會可能又被請出來主持度僧。神會為此立功，受到朝廷嘉獎，唐肅宗詔入內道場供養，又派人為他在洛陽的荷澤寺建造禪室。然而就在收複洛陽的第二年（758年），神會在荊州開元寺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他的遺體被迎歸洛陽安葬。“安史之亂”後，北宗迅速衰微，南宗開始盛行於大江南北。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記載：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集傳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澤大師為第七祖。內神龍寺見在銘記。又禦製七代祖師讚文，見行於世”。這意味著朝廷正式承認南宗為禪門正統，慧能為六祖，神會為七祖，為南宗迅速發展成為禪宗主流提供了最有利的條件。

在敦煌遺書發現之前，佛教史書中關於神會的資料很少，僅憑這些資料不可能對神會在禪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得出全麵的評價。本世紀20年代胡適最早從敦煌遺書中發現相當一部分神會的語錄，校訂整理後以《神會和尚遺集》的書名出版。胡適在晚年又據新的發現作了研究。這些研究成果在他死後被收在新版的《神會和尚遺集》的附錄當中。日本鈴木大拙等學者也陸續從敦煌遺書中發現一些記載神會語錄，並作了深入研究。敦煌名士任子宜1935年從敦煌千佛洞發現一部手抄文書，上有神會語錄《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等，50年代經史學家向達介紹，立即引起國際學術界的重視。筆者在國內外學者辛苦搜集的資料和研究的基礎上，對神會及有關資料作了進一步的考察，1990年編校了《神會和尚禪話錄》，已在199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可以說，現在從事神會研究已經具備了比較齊備的資料。

二、《神會塔銘》和《慧堅碑銘》在神會研究中的意義

（一）關於《神會塔銘》

在《神會塔銘》發現之前，對於神會的一些問題不好斷定。

一是神會的生卒年歲問題。佛教史書對神會去世時間有不同的記載：《景德傳燈錄》卷五作上元元年（760年）七十五歲、《宋高僧傳》卷八作上元元年九十三歲、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作乾元元年（758年）七十五歲。學者當中，胡適考證認定神會於唐肅宗新改的“元年”（762年）去世，享年九十三歲。（1968年台北胡適紀念館出版胡適《神會和尚遺集》附錄〈敦煌寫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附記”）印順接受胡適對神會死年的考證，但認為神會享年七十五三歲。（印順著，台北正聞出版社1983年三版《中國禪宗史》）卒年不同，於是便推算出各種不同的神會生年。然而由於《神會塔銘》的出土，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新的可靠資料。《神會塔銘》所記神會的卒年和享年與《圓覺經大疏鈔》的記載一致，都是乾元元年，享年七十五歲。這樣便可以證實《圓覺經大疏鈔》的記載是有根據的。

二是提供了神會荷澤法係對南宗傳法世係看法的資料。神會在與北宗辯論中反複申明從達摩至弘忍的正法的直接傳承者是慧能，六祖是慧能而非神秀。（《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入洛陽荷澤寺之後，曾在寺內建慧能的真堂（靈堂），宋鼎撰寫並立碑，神會敘寫禪門“宗脈”（祖統），“凡六祖，盡圖繢其影”，太尉房
官作《六葉圖序》。（《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神會塔銘》的發現為我們提供了實證。塔銘是由神會的弟子慧空撰寫的，自然反映荷澤法係的觀點。塔銘說：“粵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慧能，能傳神會。宗承七葉，永播千秋。”在神會的法係看來，慧能是六祖，神會是七祖，是天經地義的。當年神會與北宗辯論時雖以七祖自許，卻不敢公開講自己就是七祖。當崇遠質問他：“能禪師已後，有傳授人不？”他答：“有。”當進一步問：“傳授者是誰？”他隻是含糊地回答：“已後應自知。”（《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神會死後，弟子們無須隱諱，以神會直承慧能而為禪門七祖。後來朝廷立神會為七祖，自然與神會弟子的活動是分不開的。

三是關於神會遺體在洛陽安葬的問題。神會死於荊州開元寺。《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載：乾元二年“遷厝於東京龍門，置塔，號般若大師之塔”。對這一過程，《神會塔銘》提供新的重要資料：“有廟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顏於龍門，別有施主功臣高輔成、趙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願。”其中“嗣虢王”，在塔銘出土發表的錄文中寫作“嗣號王”。筆者參考新舊《唐書》改作“嗣虢王”。嗣虢王名李巨，在《舊唐書》卷一一二、《新唐書》卷七九皆有傳，是在開元年間繼承其父李邕的爵號為嗣虢王的。肅宗至德二載（757年）唐軍收複長安、洛陽。李巨在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受任河南尹，充東京留守，直到翌年二月因“苛政”被貶為遂州刺史，在洛陽有十個月時間。就在他任東京留守不久之時，神會去世。大概他與神會生前有交往，或許是出於別的什麽原因，由他出麵，將神會遺體從荊州迎歸洛陽安葬。因為當時“安史之亂”尚未結束，對神會遺體僅作初步安葬，雖置塔所，但尚未建寺。這年九月，再次反叛的史思明又攻陷洛陽。直到寶應元年（762年）十月唐軍再次收複洛陽之後，安葬神會遺體和在塔所建寺度僧等事才得以繼續進行，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最後完成。

（二）關於《慧堅碑銘》

《慧堅碑銘》的發現為搞清楚以下問題提供了嶄新資料。

一是關於神會的後繼弟子的問題。神會的弟子，各書記載多寡有異，據日本宇井伯壽、鐮田茂雄的統計，在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載有19人，在其《圓覺經略疏鈔》卷四謂有22人，在宋讚寧《宋高僧傳》中載有約14人，在道原《景德傳燈錄》當中載有18人。（宇井伯壽著，岩波書店1339年出版《禪宗史研究》第五章；鐮田茂雄著，築摩書房1981年第三次印刷《禪源諸詮集都序》第29頁）其中有詳細傳記的人很少。在《禪門師資承襲圖》所列神會的弟子中有所謂“西京堅”者，鐮田茂雄在《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注釋（該書第294頁）中說：“西京堅，即唐招聖寺慧堅。”但未言所據。柳田聖山在其《語錄的曆史》（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出版《東方學報》第五十七冊）之34〈漕溪的後繼者〉中已經注意提到此碑，對慧堅的事跡略有介紹。《慧堅碑銘》有一千餘字，為我們研究神會死後荷澤禪係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二是朝廷確立神會為禪門七祖，以南宗為正統的問題。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禪門師資承襲圖》雖載唐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召集禪師“楷定禪門宗旨，搜集傳法旁正”，敕“立荷澤大師為七祖”等。但對於禪宗史上這一重大事件的醞釀經過卻未涉及。《慧堅碑銘》記載，在貞元初至貞元八年（792年）慧堅去世之前曾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兩宗”。說明從朝廷提出確定禪宗旁正宗旨到最後做出決定，絕非在貞元十二年之內完成。

三是關於神會禪法的頓悟漸修的問題。神會雖主張頓悟，但並不否定漸修。他曾說：“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南宗定是非論》）；“於頓中而立其漸者。”（《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這種觀點也被後來的宗密注意到，其《禪門師資承襲圖》指出：“荷澤則必先頓悟，依悟而修。”慧堅繼承神會的禪法思想，也主張頓悟漸修，《慧堅碑銘》說：“開示之時，頓受非漸；修行之地，漸淨非頓。”

四是為嗣虢王李巨將神會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事實提供旁證。原來因為對《神會塔銘》字跡辨認不清，錄文誤將“嗣虢王”寫作“嗣號王”。筆者據《唐書》作了校改。現在有了《慧堅碑銘》又提供了新的證據。碑銘記載，慧堅在洛陽從神會受法之後，到汾州受戒，又到抱腹山修行和傳法一段時間，再次到洛陽，“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可見慧堅再度回到洛陽正是李巨從乾元元年（758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兼東京留守的時期。李巨對慧堅“展門人之敬，乃奏請住聖善寺”。神會死於乾元元年五月，據《神會塔銘》，正是李巨主持將他的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會通這兩篇銘文，可以推想，慧堅在“安史之亂”尚未完全平定之時再到洛陽，也許就是為了參加神會的葬禮。撰寫《神會塔銘》的“門人比丘慧空”，從名字看大概與慧堅是同時受戒的師兄弟。《宋高僧傳》卷九所載的慧空是普寂弟子，曾應代宗召請入居西京廣福寺，沒有旁證證明他與這位慧空是一個人。

筆者鑒於這兩篇銘文對研究神會和中國早期禪宗具有重要學術價值，不揣冒昧，決定在尊重並吸收有關學者所作出的寶貴貢獻的基礎上用簡化字重作校訂,以便為更多的人利用這兩篇資料提供方便。

三、《神會塔銘》校釋

《神會塔銘》全稱是《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並序》，神會弟子慧空撰文，法書。1983年12月，位於洛陽龍門西北側的唐代寶應寺遺址，在基建破土時發現神會的墓，從中出土這方塔銘。最早報道此事的是溫玉成。1984年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發表了他的《記新出土的荷澤大師神會塔銘》的文章。此文前一部分簡要介紹了此方塔銘的學術價值，後麵校錄塔銘的全文。此文發表後，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極大興趣。

1992年《文物》第三期發表了洛陽市文物工作隊的《洛陽唐神會和尚身塔塔基清理》的報告和李學勤為此專寫的《禪宗早期文物的重要發現》的論文。在報告中將塔銘用通行的簡體文字作了全文校錄。筆者在《神會和尚禪話錄》的附編之中收錄了此文，對某些字用括弧注明筆者的修改意見，對標點也有所改動。

筆者以往所看到的《神會塔銘》的照片太小，不少字跡不好辨認，對已經發表的錄文難以再作細致校核。最近筆者看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洛陽文物工作隊編的《洛陽出土曆代墓誌輯繩》，其中赫然刊載《神會塔銘》的巨幅照片，欣喜之情難以言表。將上述包括筆者在內的錄文取來對照核查，發現都有明顯的失誤。

下麵即以此幅照片為依據，並參考以往發表的諸篇錄文，將塔銘全文重作校訂、標點、分段，並且選擇重要語句略作注釋。

大唐東都荷澤寺歿故第七祖國師大德於

龍門寶應寺龍崗腹建身塔銘並序

門人比丘慧空撰

粵自佛法東流，傳乎達摩，達摩傳可，可傳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惠能，能傳神會（1）。宗承七葉（2），永播千秋。說般若之真乘，直指見性（3）；談如來之法印，唯了佛心（4）。

在皇唐兵部侍郎宋公諱鼎，迎請洛城（5）。廣開法眼，樹碑立影（6），道俗歸心，宇宙蒼生，無不回向（7）。遂行邁江表之際，方有羯胡亂常（8）。般若護持，傳燈有屬（9）。享年七十有五，僧臘五十四夏（10），於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荊府開元寺奄然坐化（11）。其時也，異香滿室，白鶴翔空。

有廟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顏於龍門（12）。別有施主功巨高輔成、趙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願（13）。

和尚昔經行宴息（14），曾記此山。冥與理通，眾望亦足。其地勢也，北臨天闕（15），南枕伊川。東望嵩山，遙窺觀之指掌；西臨華嶽，隱龍崗之在中。擇日吉祥，建乎身塔（16）。可大可久，萬古千秋。唯佛與佛，正法東流。宗承七葉，劫石長休（17）。

永泰元年歲次乙巳十一月戊子十五日壬申入塔（17）。

門人比丘法書

注釋：

（1）此即為禪宗南宗神會法係所奉的七代祖師。前五位祖師在《傳法寶紀》、《楞伽師資記》有他們的傳記，與北宗同；前七位在《祖堂集》卷二、卷三、《景德傳燈錄》卷三、卷五有他們的傳記。北宗以神秀或法如為六祖，以普寂為七祖。

菩提達摩（？－約534年），簡稱達摩或達磨，印度僧人，北魏時來華，在嵩洛一帶以少林寺為中心傳法，有語錄《二入四行論》傳世，弟子有慧可、僧副、道育等人。《續高僧傳》卷十六亦有他的傳。

慧可（約488-593），也作惠可、僧可，俗姓姬，虎牢人，年四十到少林寺從達摩受法，注重發揮《楞伽經》的思想，在鄴、衛一帶地方傳授禪法。弟子有僧璨、那禪師等。《續高僧傳》卷十六也載其傳。

僧璨（?-606），或作粲禪師，長期在現在安徽潛縣西部的皖公山隱居傳法，曾為北周僧人惠命的《詳玄賦》作注，另有托他之名的《信心銘》行世。弟子有道信。

道信（580-651），俗姓司馬，河內人，從僧璨在皖公山受法後，展轉至今湖北黃梅縣西的雙峰山傳法，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傳世，提倡觀心、念佛，謂“念佛即是念心”。弟子有弘忍。《續高僧傳》卷二六（明本）也載有他的傳。

弘忍（601-674），俗姓周，黃梅人，自幼從道信受法，在道信死後以雙峰山和黃梅縣東的東山（馮茂山）為中心傳法，提倡坐禪“守心”，“照了心源”，有《修心要論》傳世。弟子達500人以上。其法係被稱為“東山法門”。《宋高僧傳》卷八亦有其傳。

慧能（638-713），在敦煌文書中多寫為惠能，俗姓盧，原籍範陽，生於新州，自幼喪父，靠打柴維持生活，後聽人讀《金剛經》有悟，到黃梅東山投弘忍受法，又回到南方，展轉到曹溪傳法，主張自性是佛，強調自修自悟。其生平和傳法語錄載《六祖壇經》、《曹溪大師傳》。在《宋高僧傳》卷三十也載有他的傳記。

神會（684-758），事跡詳前，《宋高僧傳》卷八亦有其傳。有關他的事跡和語錄可參考胡適《神會和尚遺集》、日本鈴木大拙《敦煌出土荷澤神會禪師語錄》、楊曾文《神會和尚禪話錄》、日本田中良昭、衝本克己等《大乘佛典11·敦煌Ⅱ》所收《壇語》、《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南宗定是非論》。

（2）七葉，即七世、七代，指前麵從達摩至慧能、神會的七代祖師。荷澤法係奉此七代為直承達摩正法的祖師，謂是“正傳”（嫡係）。

（3）般若，意為智慧。有各類般若經典，側重講一切皆空，以體悟空的思想為得到智慧的重要標誌。在不少場合，般若與真如、佛性、無念等同義。慧能、神會尤重《金剛般若經》。乘，是車等運載工具等意，在佛教是指教法，有大乘、小乘，以為大乘佛法比小乘佛法能夠救度更多的眾生。般若之真乘，實指禪宗，意為依據般若教義的真實佛法。直指，即直示，直接引導信徒體認自己的本性；見性，與了性同義，即體悟自己具有與佛一樣的本性（佛性）。神會在傳法中常說“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直了見性”，“了性悟道”，“明見佛性”等。

（4）如來是佛的名號之一。法印，意為佛法的真實標準與標誌。小乘有諸法無我、無常、涅般寂靜之三法印；大乘有一實相印。如來之法印，是佛法真諦的意思。唯了佛心，隻以引導眾生覺悟自性（佛性）為宗旨。

（5）宋鼎，生平不詳。唐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神會七祖傳〉記載，在天寶四載（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迎請神會從南陽到洛陽荷澤寺。

（6）樹碑立影，據《宋高僧傳》卷八〈慧能傳〉，神會被兵部侍郎宋鼎迎入洛陽荷澤寺後，在寺內設立慧能真室（內有慧能畫像，稱影堂，即靈堂），宋鼎為立碑。神會又請人繪製六代祖師之像，太尉房
官作《六葉圖序》。宋趙明誠《金石錄》卷七載有宋鼎撰《唐曹溪大師碑》的目錄。

（7）回向，意為轉向，有幾種含義，如《大乘義章》卷九所說“回己善法有所趨向，故名回向”為基本含義。這裏實指歸依，即將自己的身心歸向以慧能、神會為代表的南宗。

（8）江表，泛指江南。羯胡，是指唐叛將胡族安祿山、突厥族史思明。亂常，是反叛。神會在洛陽經常批評北宗，受到北宗的報複。據《宋高僧傳·神會傳》、《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記載，天寶十二載（752年），神會的信徒禦史盧奕誣奏神會聚眾陰謀作亂，被朝廷放逐到外地，經弋陽郡、武當郡、襄州，最後到荊州開元寺。就在這期間，天寶十四載（755
年）爆發“安史之亂”。

（9）意為有般若妙法的佑護，神會荷澤法係後繼有人。傳燈，即傳法。燈能照暗，禪宗以師資傳承禪法，啟悟世人，如同傳燈。宋代有禪宗史書《景德傳燈錄》。

（10）僧臘，即法臘、戒臘，是指受具足戒之後的年歲，以每年夏安居結束（農曆七月十五日）為僧臘結束之日，次日為新歲開始。據此，神會是在二十二歲受具足戒的，時間當為中宗神龍元年（705年）。

（11）乾元元年，唐肅宗年號，公元758年。荊府，荊州府治所在地江陵（在今湖北）。坐化，又謂坐脫，在打坐中去世。《禪苑清規》卷七〈尊宿遷化〉說：“如已坐化，置方丈中，香花供養，以遺誡偈頌貼牌上，掛靈筵左右，於尊宿中請法屬一人為喪主……”

（12）廟堂，宗廟明堂之略，指朝廷。李公嗣虢王，是李巨。據《舊唐書》卷六四〈李鳳傳〉，李鳳是唐高祖第十五子，貞觀十年（636年）封虢王。他的嫡孫李邕在唐中宗時為嗣虢王，開元十五年（727年）卒，其二子李巨繼之為嗣虢王。據《舊唐書》卷一一二〈李巨傳〉並參考《通鑒》卷二二０，在“安史之亂”爆發後，李巨任陳留譙郡太守、河南節度使，至德二年（757年）為太子少傅，在九月（此據《通鑒》）唐軍收複長安後,任留守，兼禦史大夫。唐軍十月收複洛陽。乾元元年（758年）李巨“加太子少師，兼河南尹，充東京留守，判尚書省事，充東畿采訪等使”。

（13）施主，也稱檀越，一般指向寺僧施舍錢財的在家信徒。高輔成，在新舊《唐書》中無傳，但見於唐將鐵勒族人仆固懷恩的傳中，在平定安史叛軍和收複洛陽等地的戰爭中立有大功，收複洛陽時為北庭朔方兵馬使，翌年升太子少傅、兼禦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詳見《舊唐書》卷一二一、《新唐書》卷二二四上）至於趙令珍，生平不詳。

（14）僧人在坐禪、誦經困乏之時，在特定安靜場所來回走動，稱為經行。經行源自印度、西域，有益健康。（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三）宴，有默、安二義，宴息，即休息。

（15）天闕，帝王所居之處，亦指朝廷。東都皇居在龍門之北。

（16）此塔安葬神會的遺骨（骨灰），故稱身塔。

（17）劫石，是佛教用來表示難以計算的久遠時間的概念。劫，音譯劫波，意為大時；劫石是用以比喻劫的時間久遠的。據唐道宣《釋迦氏譜》序，如果有一塊方四十裏的磐石，有位“長壽天”（佛教所說天界的生命體）每三年用輕衣拂一下，“石雖磨盡，劫時未盡”。此也稱為磐石劫。（再可參考《義楚六帖》卷十七）休，在此當美善講。劫石永休，意為七世相傳的禪法將長傳不衰。

（18）永泰元年，是唐代宗的年號，歲次乙巳，公元765年。按幹支計算，當年十一月為戊子，十五日為壬申。

四、《慧堅碑銘》注釋

《慧堅碑銘》，全稱《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並序》，太中大夫給事中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兼史館修撰柱國徐岱撰，奉義郎前試詹事府司直孫藏器書。1945年在西安市西郊出土，1949年移入西安碑林第三室，至今保存完好。最早撰文詳細介紹此碑的學者是華裔加拿大學者冉雲華。1994年台灣佛學研究所發行的《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發表了冉雲華的《〈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對此碑文所涉及的曆史和佛教的種種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考證，並且聯係神會荷澤法係作了深入的考察。然而對於嗣虢王李巨在洛陽（所謂“保厘成周”）和慧堅再次到洛陽的時間，以及慧堅再度離開洛陽的背景（“屬幽陵肇亂……時虜寇方壯”）等的解釋，有若幹失誤之處。文後所附錄文也有個別差誤，並且沒作標點和分段。

筆者曾撰文指出此文的失誤之處，並且提出自己的補充解釋說明，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題目是《關於〈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的補充說明》。但因此文未經本人校對，印錯的字句不少。此文也沒有附經筆者校訂的錄文。

1995年9月在少林寺召開了紀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釋永信、吳立民主編的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其中刊載了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的論文，對此碑的出土經過、撰寫碑文者的情況以及慧堅的主要經曆、他與神會的關係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論證，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資料。但文章同樣對李巨所謂“保厘成周”的史實、慧堅再次到洛陽的時間和離開洛陽的背景沒能作出準確的解釋。文後所附他所校訂標點過的碑文仍有錯字，看來明顯是被排印錯的，而且也沒作分段。

下麵對此碑銘重作校訂、標點和分段，並且加上簡要的注釋。

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並序

太中大夫給事中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兼史館修撰柱國徐岱撰（1）

奉義郎前試詹事府司直孫藏器書（2）

昔老聃將之流沙，謂門人曰：“竺乾有古先生，吾之師也。”（3）仲尼亦稱：“西方有聖人焉。”（4）古先生者，非釋迦歟？

夫教之大者曰道與儒。仲尼既學禮於老聃（5），伯陽亦將師於釋氏（6）。由是而推，則佛之尊，道之廣，宏覆萬物，獨為世雄，大矣哉。若觀其會通，則天地之運不足駭也；極其源流，則江海之浸不足大也。固已越乾坤，遺造化，離生死，證空寂，豈文字稱謂能名言哉？

洎菩提達摩舍天竺之王位，紹釋門之法胤，遠詣中夏，大闡上乘（7）。雲自釋迦、迦葉，師師相授，至於其身，乃以心印密傳惠可（8）。四葉相授，至弘忍大師，奉菩提之記，當次補之位。乃至荷忍大師之付囑，承本師之緒業，則能大師居漕溪（9）。其授人也，頓示佛心，直入法界，教離次第，行無處所（10）。厥後，奉漕溪之統紀，為道俗之歸依，則荷澤大師諱神會，謂之七祖（11）。升神會之堂室，持玄關之管鍵，度禪定之域，入智慧之門，則慧堅禪師乎？

禪師俗姓朱氏，陳州淮陽人也。漢左丞相之裔孫，唐金吾將軍之第三子也（12）。稟四氣之和，五行之秀（13），生知道極，動合德符（14），爰自成童，逮於弱冠，不師俗學，常慕真宗（15）。去坳塘而遊滄溟，拔填塵而棲沆瀣。以無住為入室，以無利為出家。求法於無所求，得師於無所得。密印玄契，天機洞開（16）。於是，大師悅之，付以心要（17）。禪師以為：“成菩提者，萬法必周；隨回向者，六度皆等。”（18）乃解塵服於洛陽，受淨戒於汾州（19）。

聞抱腹山靈仙之所棲息，聖賢之所遊化，負笈振錫而往依焉（20）。其宴坐也，逾於靜慮；其修行也，萬行皆空（21）。弘先佛之知見，為後學之儀形。仰之者，如鱗介之附龜龍（22）；歸之者，如畎澮之距江海（23）。於是，漕溪之道，衰而複興。時有猛獸伺人，近禪師之居無所犯；隕霜害稼，近禪師之居無所傷。非道德之感通，神明之保衛，孰能如此？故其受鑒也如止水，其應化也如浮雲。

乃去山居，遊洛下。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24）。慕禪師之道，展門人之敬，乃奏請住聖善寺（25）。屬幽陵肇亂，伊川為戎憑陵（26），我王城蕩
，我佛刹高閣隨於煙焰，修廊倏為煨燼（27）。唯禪師之室，巋然獨存，則火中之蓮，非足異也。

時虜寇方壯，東郊不開（28）。禪師以菩薩有違難之戒，聖人存遊方之旨，乃隨緣應感，西止京師，止化度、慧日二寺（29）。秦人奉之，如望歲者之仰膏雨，未渡者之得舟楫。弘闡奧義，滌除昏疑，若太陽之照幽陰，大雲之潤藥木。

大曆中，睿文孝武皇帝以大道馭萬國，至化統群元（30）。聞禪師僧臘之高，法門之秀，特降詔命，移居招聖，俾領學者，且為宗師（31）。遂命造觀音堂，並繢七祖遺像，施錢於內府，征役於尚方（32）。當炎夏赫曦之辰，昆蟲蠢蠕之盛，畚插皆作，慮傷厥生。師乃焚香祝之，鹹自徙穴。異類旁感，契於至誠。

貞元初，詔譯新經，俾充鑒義大德（33）。皇上方以玄聖衝妙之旨，素王中和之教，稽合內典，輔成化源（34）。後當誕聖之日，命入禁中，人天相見，龍象畢會（35）。大君設重雲之講，儲後降
雷之貴，乃問禪師見性之義（36）。答曰：“性者，體也；見，其用乎？體寂則不生，性空則無見。”（37）於是，聽者郎然，若長雲秋霽，宿霧朝徹。又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兩宗（38）。禪師以為：“開示之時，頓受非漸；修行之地，漸淨非頓。知法空，則法無邪正；悟宗通，則宗無南北。孰為分別而假名哉！”（39）其智慧高朗，謂若此也。

貞元八年壬申歲正月廿六日，忽謂門人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若氣之聚，雲之散，寒暑之運行，日月之虧盈，返於無形，會於無性，乃合真識，同於法身。”（40）言訖趺坐，薪盡火滅。弟子普濟等懷瞻仰之戀，申顧複之恩，若涉大水而失津涯，若構大廈而折榱棟。

自示滅，春秋七十四，僧夏四十三（41）。遂建塔於長安龍首西原，禮也。至於入滅之後，殆經兩旬，儼如在定，髭發猶長，神護其質，眾疑於生，靈表昭著，鹹所歎異。非夫識洞有漏（42），神遊無跡，其孰能返其順化如此之自在也。

見命撰德，庶無愧詞。銘曰：

法本無性，會於清淨。心本無生，度諸禪定。弘茲正真，存乎其人。
宗源浚沏，慧用怡神。三乘非乘，一相無相。粵自達摩，默傳秘藏。
繼統相授，至於禪師。丕承七葉，大拯群疑。發乎天光，應以天籟。
夐超學地，直入法界。如鏡之鑒，不將不迎。如雲之散，無滅無生。
適來以時，適去以順。上纘教父，下傳法胤。式刊貞石，以永休問。

元和元年景戌歲夏四月旬有五日建（43）

天水強瓊刻字（44）

注釋：

（1）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熟讀六經諸子，代宗大曆（766-779年）年間初任校書郎，德宗貞元（785-804年）初為太子、諸王侍讀，遷侍中、史館修撰。德宗在每年生日詔佛、道二教到麟德殿對論，曾召徐岱等儒者講說。詳《舊唐書》卷一八九下、《新唐書》卷一六一。

（2）孫藏器，唐著名書法家。據冉雲華《〈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現碑林尚在西安存有他刻的兩方石碑：《駱夫人墓誌並蓋》、《秦朝儉墓誌並蓋》。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據《寶刻叢編》補充說，《唐光宅寺曰惠禪師塔銘》、《僖王墓誌》、《焦伯瑜碑》也是孫藏器書寫。

（3）此出自道教的偽經《老子西升經》。竺乾，指天竺。古先生，指釋迦牟尼佛。唐玄嶷《甄正論》卷中說：“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與道經略同……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雲：老子西升，聞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經末又雲：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作者指出，“竺乾”本應作“乾竺”，在《易經》中“乾”為“天”義，後人抄寫時將二字前後顛倒，故成“竺乾”。

（4）在南北朝至唐朝的佛道二教的爭論中僧人常引《列子·仲尼篇》所載孔子答商（春秋宋國）太宰關於聖人之問的答話，如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歸正篇〉所引：“丘聞
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並將其中的“聖人”解釋為佛。現存《列子·仲尼篇》中此文與此稍異。

（5）孔子字仲尼，曾至周學禮，師事老子。《禮記·曾子問》載孔子答曾子等人問禮，四次自稱：“吾聞諸老聃曰……”《呂氏春秋·當染》曰：“孔子學於老聃……”另外《莊
子》的〈德充符〉、〈天運〉諸篇及《史記·孔子世家》也講孔子曾師事老子。

（6）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書室之史。（《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所說“將師於釋氏”，即據前引《老子西升經》等偽經謂老子西出流沙到天竺將以釋迦牟尼佛為師。道教的有關偽經很多，在與此持相反內容的偽經中最有名的是《老子化胡經》，謂老子到天竺為佛，教化胡人，釋迦牟尼佛本是老子的弟子。《大正藏》卷八一收有其敦煌寫本殘卷。

（7）神會語錄《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最後的六代祖師傳載，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王之第三子，少小出家，悟最上乘，於諸三昧，證如來禪”。中夏，是中國。上乘，即上等佛
法。《六祖壇經》說“法有四乘”：小乘、中乘、大乘、最上乘，所謂：“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上乘或最上乘，實指禪宗。

（8）自釋迦佛、大迦葉、阿難……至達摩，是禪宗所奉西土二十八祖。在《六祖壇經》中，加上前麵所說的過去七佛，稱達摩為第三十五祖。達摩又為中土初祖，惠可是二祖。心印，心法的標準和標誌，即禪法要旨。因禪宗講“佛心第一”，“以心傳心”故稱禪法為心法。神會說：“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菩提達摩南宗定
是非論》）；“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荷澤大師顯宗記》）

（9）漕溪，即曹溪，慧能從弘忍受法後，先在廣州的新州、四會等地隱遁三年，大約在唐儀鳳二年（677年）到韶州曲江縣曹溪傳法。敦煌本《六祖壇經》載：“大師住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約有三五千人，說不可盡。”

（10）此為慧能禪法的特色。頓示，引導信眾迅速體悟自心佛性。法界，這裏相當真如法身，特指佛的境界。教離次第，所傳禪法不是漸教，是超越內外、先後階次的。行無處所，主張修行不必規定特定場所。慧能主張頓悟，稱自己禪法是“大乘頓教法”，引導信眾“頓見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自性頓修，亦無漸次”；寄坐禪於自然無為和日常生活之中，“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詳拙校《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後附論文）

（11）神會從曹溪慧能受法，先到南陽龍興寺，後入洛陽荷澤寺傳法，一度受北宗誣陷被放遂荊州，因在“安史之亂”中主持度僧鬻牒籌集軍餉有功，受到朝廷嘉獎。此後他的法係地位提高，門下奉他為直承慧能的七祖。德宗貞元十二年（796年）朝廷確立他為七祖。

（12）西漢初沿秦製，置丞相、太尉、禦史大夫。漢初置一丞相，惠帝、高後時置左右丞相，文帝之後僅置一丞相。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代朱姓任丞相的僅有哀帝時的朱博。此前他任大司空，與丞相同位。（參《漢書》卷八三〈朱博傳〉）也許朱博就是碑銘所說的漢左丞相。唐金吾將軍，屬左右金吾衛，有左右兩位大將軍，官位正三品；左右將軍四人，從三品。（《舊唐書》卷四四〈職官三〉）

（13）四氣之和,據《爾雅注疏》卷六，為春夏秋冬四季的“和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注文對四氣分別解釋為：“氣清而濕揚”，“氣赤而光明”，“氣白而收藏”，“氣黑而清英”；釋文曰：“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古人認為也是天地、陰陽和合所生，它們的“秀異之氣”（純清之氣）聚而為人，所謂：“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禮記正義·禮運第九》）

（14）道極，道之準則，亦即道。德符，德之標誌，即道德規範。

（15）成童，十五歲。《禮記·內則》漢鄭玄注：“成童，十五以上。”弱冠，《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古代年二十行冠禮，表示成人。真宗，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學說常將《法華經》、《華嚴經》等經典所說“諸法實相”、佛性等教理歸於說“真實”的“真宗”（詳《法華玄義》卷十上、《華嚴五教章》所引十家判教學說）。後來禪宗將自己所講的禪法稱為“真宗”，例如北宗《傳法寶紀》有：“無上真宗，豈係言說”；神會死後，朝廷敕賜祖堂額曰：“真宗般若傳法之堂”。（《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

（16）坳堂，地上低窪之處。滄溟，大海。填塵，填坑的塵土。沆瀣，夜間空中水氣。

（17）無住、無利、無所求、無所得，皆是神會禪法的要旨。無住，不持特定的好惡、取舍意向。慧能說他的禪法是以“無住為本”；神會說：“心無住處。”又反對貪愛財色、園林等“粗妄”和追求出世、解脫等“細妄”；“以無所得故，則無病本。”（《壇語》）。碑文將慧堅從神會所受上述禪法宗旨比喻為入室、得師等。密印玄契，意為慧堅對所受
禪法的理解得到神會的印可。天機洞開，先天具有的悟性得以開顯，即達到開悟。

（18）心要，禪法要旨。唐張說《大通禪師碑》：“持奉《楞伽》遞為心要。”大師，指神會。

（19）大意是，雖然從道理上說達到覺悟（菩提）須修一切佛法（萬法），然而從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任何一項的功能來說，都具有將眾生引向解脫的功能。
禪宗實際不主張修持各種佛法。

（20）是謂於洛陽出家，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隰縣）受具足戒。

（21）抱腹山，據《續高僧傳》卷二十〈誌超傳〉，在汾州介山（今稱綿山），誌超在此創立禪寺，謂“岩名抱腹，四方有澗，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石，風雨飄清於林端”。據《元和郡縣誌》卷十三，介山在介休縣（在今山西）西南二十裏。劍南保唐禪派的無住和唐後期的的無業也曾在此修行。（見《曆代法寶記》、《宋高僧傳》卷十一）振錫，意為拄著錫杖行走。

（22）宴坐，即坐禪。靜慮，禪（禪那）的意譯，傳統佛教有四禪、八禪。禪宗的禪定與以往禪定不同，不要求持固定程式，說：“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禪。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認為“定慧不二”，隻要能體悟本有的佛性，一切行住坐臥皆為坐禪。故碑銘稱此禪定超越於傳統的靜慮。萬行，一切修行。傳統佛教的修行範圍主要是戒定慧，而慧能、神會不要求按照常規修行。慧能說：“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主張以與般若空義相應的“無念、無住、無相”作為禪
法的基本宗旨。神會說：“見無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認為世間萬有，也包括一切修行，本質皆空幻不實，不可執著，故謂“萬行皆空”。

（23）鱗，魚類；介，帶甲殼的蟲和水族。鱗介，是水族的通稱。古代以龜為“介蟲之精者”，龍為“鱗蟲之精者”。畎澮，田間溝渠。距，此處意為至。此句當取意於後漢蔡邕《郭有道碑》之中的“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文選》卷五八）

（24）嗣虢王，唐高祖的玄孫李巨，《舊唐書》卷一一二、《新唐書》卷七九有傳，乾元元年（758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東京留守。保厘，駐守治理。成周，即洛陽。《尚書正義·多士》：“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孔穎達疏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

（25）聖善寺，據《唐會要》卷四八，在洛陽章善坊，唐中宗為武後薦福而建，寺內有報慈閣，後又擴建。著名譯經僧善無畏、律僧懷遠曾在此居住。（《宋高僧傳》卷二、卷五）

（26）幽陵，原是唐在北方鐵勒族拔野古部的設的都督府名，這裏指以胡人為主體的史思明叛亂武裝集團。肇亂，此指史思明複反。伊川，即伊水，在洛陽城東南，此借指洛陽。憑陵，意為侵擾。唐朝叛將史思明在至德二載（757年）投降，但在第二年又反，於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再度攻陷洛陽。

（27）由於史思明父子叛軍的焚掠和兩軍反複激戰，洛陽城和聖善寺等寺院、高閣、長廊等受到極大破壞。《通鑒》卷二二二記載，“洛陽四麵數百裏州縣皆為丘墟”，待唐軍再次收複洛陽（762年），民眾死傷慘重，“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

（28）虜寇，史思明叛軍。東郊不開，唐東都洛陽的郊祀不能舉行，已不能發揮國都職能。

（29）菩薩有違難之戒，是指大乘戒律《梵網經》所載第三十七戒“冒難遊行戒”，謂僧人修行應避開發生災難的地方、“惡國界”、“惡國土”。京師，即長安。化度寺、慧日寺，分別在長安的義寧坊、懷德坊（《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原是隋代三階教僧人信行在
京都所置五寺中的二寺。（參《續高僧傳》卷一六）

（30）大曆，是唐代宗年號（766-779年）。睿文孝武皇帝，唐代宗的諡號。大道、至化，大致同義，是指至高的政治倫理原則。群元，是指百姓。

（31）僧臘，或作僧夏,從受具足戒以後的年歲，以每年的夏安居結束為新歲開始。招聖，即招聖寺。宗師，有學德的法師或禪師。宋讚寧《宋高僧傳》卷十三之〈論〉稱禪宗從達摩至慧能的六代祖師為“六代宗師”。

（32）內府，內府局，為內侍省諸局之一，掌皇帝內庫錢糧出納、帳設和澡沐等事。尚方，尚方監，原名少府監，下設諸署和諸監，掌管百工技巧手工業等事。說明建造觀音堂，繪製七祖像等都由朝廷主持進行。

（33）貞元，唐德宗年號（785-804年）。據《貞元釋教錄》卷十七，貞元四年（788年）德宗敕命賓僧人般若翻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鑒義，或許即是證義。唐代譯經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等分工。查在般若翻譯六部七十卷經時擔任筆受、證義和潤文的人當中，沒有慧堅的名字，也許他參加的不是般若的譯場。

（34）玄聖衝妙之旨，即道教。唐朝廷奉道教教主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上尊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衝妙，即衝和妙氣，為陰陽二氣交會，互相作用的狀態。《老子》四二章曰：“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唐玄宗《道德真經疏》謂：“道動出衝和妙氣……陰陽含孕，衝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素王，原指不在帝王之位而有其德的人，後來儒者多稱孔子為素王。東漢王充《論衡·定賢》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中和之教，指儒家倫理學說，《禮記·中庸》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中和作為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內典，指佛經。

（35）誕聖之日，德宗皇帝生日，農曆四月十九日。禁中，皇宮內。人天，指群臣和皇帝（天子）。龍象，高僧大德。

（36）大君，皇帝，此即唐德宗。儲後，太子，此為後來即位的順宗。雷，原語出自《周易·震卦》，意為連續不斷的雷聲，因《周易·說卦傳》謂“震為雷，為龍……為長子”，後人用此詞比喻太子。如北周庚信《哀江南賦》有“遊
雷之講肆”之句，指出席太子主持的講席。

（37）謂“性”（本心、佛性）是諸法的本體，“見”（認識、體認）是心體的作用。體有不變、空寂的特性，故謂之不生，無見。

（38）意為奉詔與諸高僧辯論北宗、南宗禪法（所謂頓教、漸教）的是非，確定何者正確，何者為正統。關鍵是神秀，還是慧能是繼承弘忍之後的六祖。此在慧堅去世（貞元八年，公元792年）之前。《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謂：“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遂立神會為第七祖，內神龍寺，敕置碑記見在。”所載當是事情結局。

（39）意為接受禪師開示心性之理，是頓悟；而修行卻是漸修。神會說過：“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南宗定是非論》）宗通，原出自《楞伽經》，意為通過心性轉變達到與真如法性相應的境界。神會則解釋為：“但了自性空寂，更不複起觀，即是宗通。”（《南陽和尚問答雜徵義》）

（40）無性，相當於唯識學說“三無性”中的“勝義無性”，即“圓成識性”，與真如、法界相通。無性與真識（無垢識）、法身也沒有根本差別。慧堅是說他死後將回歸真如法界。

（41）據此，慧堅生於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於天寶九載（750年）受戒。

（42）有漏，指人的情欲煩惱。識洞有漏，心識已經洞徹一切煩惱（促成心識轉變）。

（43）元和元年，唐憲宗年號，806年。景戌，即丙戌，因避唐高祖父名之諱改丙為景字。

（44）強瓊，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說西安碑林中的《國公功德銘》也是他刻，並據《關中金石記》卷四指出他是位太監（中人）。

點擊：3,604   發布：2001-11-27 18:24   責編：moon   來源：國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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