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貓/瞎貓夫妻貓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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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齡朋友中很多人都麵臨這一困境，麵對悄然而至的老齡社會我們該怎麽辦？
朱玲：低齡與高齡老人的合作與衝突
本文為經濟研究所朱玲老師在《經濟學家茶座》2016年第2期（總第72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作為經濟學家，朱玲以自己的親身體會，結合專業研究，將濃濃的親情與深厚的學養傾注到此文中，為老齡化問題等研究提供了一份難得的報告。
但凡討論中國人口的老齡化狀況，人們都會關注第一代獨生子女將要麵臨的長輩照料負擔。其實，首當其衝遭遇照料難題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生人。如何選擇能夠同時增進照料者和受照料者福利的方案，對雙方都是嚴峻的挑戰。對此，我作為“五零後”的一員已深有體會。以下所述，或可視為老齡知識分子家庭相機抉擇的一個典型案例。
我的父母都是陝西能源職業技術學院的退休教師。父親生於1930年，母親比他年長一歲。我是父母的長女，1951年生人；底下一個妹妹、一個弟弟，分別生於1954和1968年。
2001年，父母來北京，與在公司就職的弟弟生活在一起。那年3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安體院工作的妹妹專程來京，與我們齊聚中國照相館，為父母的金婚紀念日增添了一份意外的驚喜。平日裏隻要我在京，每個周末都去接父母逛公園，時不時一起去聽京劇或看美展。那時父親腿部的靜脈曲張致使皮膚變色，研究所同事推薦了一位中醫，每隔十天半月，我都陪他去小莊醫院見大夫。2006年，弟媳帶著女兒自西安來京與弟弟團聚。母親初顯抑鬱和健忘症狀，不能適應家庭環境變化，數次哭求父親搬離。正巧我居住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宿舍樓有位熟人遷往他處，谘詢幾位朋友後，我趕緊籌足資金將那舊房買下。簡單裝修後，我帶隊去青海藏區調研，便求助昔日同窗安排父母住進了煙台一家老年公寓。
兩月之後，他倆帶著陽光海風留駐的健康膚色回京入住新家，與我開啟了“一碗熱湯”距離的生活互助模式。每天中午和傍晚我都下樓與他們一同就餐，樓裏的鄰居都羨慕：“您到這把年紀還能吃上父母做的飯，多幸福啊！”同年，母親確診罹患阿爾茨海默症，父親的腿疾也未見好。住地附近的二三級醫院皆在兩公裏之內，父母幾乎每周二都步行去見大夫。每當我出差，他們就代為收取信件刊物，還隔三差五替我澆灌室內植物。平時，我則有意采購他們因價格較高而排斥的蔬果、衣物及其他生活用品。周六或周日，我陪父母先去公園健走，再到弟弟家聚餐。一時間，家人團聚其樂融融。
2001-2011的十年，父母尚屬“中齡老人”，我則漸入低齡老人階段。雙方體力和精力良好，各自生活獨立又互相幫助，可謂上佳的合作狀態。
仔細回想，父母在80歲左右的時候，身體功能就已顯著下降。例如耳背，電視機音量越開越大，以至於聽不見電話鈴和門鈴；又如，父親行走愈益吃力，母親漸次失去瞬間記憶和一些諸如掃地開鎖之類的生活技能。為此他們隨之減少了與外部世界的聯係。譬如不再外出聽戲看話劇，也很少去參觀美展，隻保留了逛公園、去醫院和買菜做飯的活動。為了彌補他們弱化了的功能，我選購了助聽器、拐杖和手表式定位儀等輔助工具，並請一位小友給安裝了無線門鈴。
2012年冬，北京霧霾加劇。這對肺部纖維化的母親和罹患慢性支氣管炎的父親，實屬不利。他們有位中學時代的好友姓張，從鞍山移居海口多年，對當地自然環境十分稱讚。2013年春，我與張阿姨取得聯係。在她全家幫助下，妹妹為父母安排了妥當的住處。鑒於父母不喜接受外人照料，自當年秋末，我們姊妹倆便輪流陪伴他們在海口過冬（參見“海口家居片段”，《經濟學家茶座》2015年第4期：第66-70頁），弟弟則在春節期間前往探望。那一年，父母的幸福感明顯提高。海口氣候溫潤、空氣優良、蔬果鮮嫩、海產味美，他們還能時不時與老友同事相互串門，在雙方子女的安排下聚餐聊天。到2014年春，父母還不願回京。
2015年再赴海口，父母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突發性下滑。第一，失去同齡社交對象。原住在400米開外的同事D老師因糖尿病足部腐爛，導致全身器官衰竭而亡。住在100米之外的張阿姨去世，父親給他們共同的好友打電話報喪，不想對方竟已逝世一個多月。第二，身體功能江河日下。父親靜脈曲張引發小腿潰瘍足部腫脹，施用各種方子不見好轉。我請人做了血糖測試，還好指標正常。然而父親已變得脆弱易怒，經常抱怨用藥不對頭。我和妹妹隻能忍耐並相互約定，照料父母要盡力做到“防感冒、防感染、防跌倒”，對母親尤其要“防走失”。第三，智力愈益退化。母親的阿爾茨海默症又添狂躁表現，時不時哭鬧一場。
父親但凡有空，就湊在計算機前看信息或拿著手機用微信。母親捧起書本，卻隻能念字而讀不懂句子的意思，總是纏著父親要下樓（我請人更換了門鎖，她無法自行外出）。尤其是午休和半夜，反複念叨“文革時被學生戴高帽丟死人”。我讓父親打岔，他還不會，因此常被折磨得睡眠不足。我在陪伴父母之餘，集中心神完成了一篇有關國有農場職工養老保險的研究報告（廣東《學術研究》2016年第5期刊載），還給牛津出版社審讀了一部書稿。妹妹就沒有如此幸運了。3月12日，她陪父母搭乘南航班機回京，二老下不了舷梯。南航乘務員調用了升降機和輪椅，才把他倆運出機場。這一旅程不僅使妹妹的精力體力幾近崩潰，也堅定了我另尋照料途徑的決心。
3月伊始，我就連篇累牘地向父親發送關於機構養老的資料和勸說信。他要麽不回答，要麽王顧左右而言他。此時我所在的宿舍樓大修，院裏堆滿建築材料，樓裏施工隊來來往往，小區外的街道兩旁乃至人行道上都停的是汽車。不少住戶為了躲避施工噪音和種種不便，想方設法尋找臨時住所。考慮到父親的老友高伯伯住在西安一家老年福利中心，我就建議他回京見過大夫後，與母親一起去高伯伯那裏住上幾個月。父親立即通過視頻抵製，根本不聽任何解釋，隻是高聲大氣地喊：“先治腿！先治腿！”。見他自機場歸來步履蹣跚雙手顫抖，我就向他說明自己的判斷：他和母親均不宜再次旅行，隻能入住北京及周邊養護機構。父親同意，視腿疾治療方案而定。
3月15日上午10點，是弟弟約定的就診時間。我們姊妹仨帶上母親，陪同父親去望京醫院血管外科見大夫。醫生根據彩超片子診斷，父親的腿部未見栓塞，這使我們都鬆了一口氣。他還叮囑，患者血液回流不暢，導致腿腳水腫和皮膚潰瘍，消除症狀的辦法在於：第一，服用消炎藥和利尿劑；第二，塗抹紅黴素軟膏；第三，覆蓋潰瘍部位並穿上彈力襪或像士兵那樣打綁腿；第四，每日活動腿部一小時，高抬腿休息；第五，絕對不可泡腳。父親腿腳腫的厲害，彈力襪肯定穿不進去。妹妹和我對望一眼，僅打綁腿一項，我倆就誰也幹不了。
此前，我們姊妹仨就已分頭考察京城的養老機構。從醫院出來，妹妹和我立即開始新一輪走訪。我提出的機構選擇標準，一是具有可靠的醫療條件，能夠提供基本的健康維護服務；二是入住者大多人文素質良好，有助於同齡老人交往；三是交通方便，有利於親屬探視；四是性價比較高，我們的家庭財務能夠承受。這樣，我們首先排除那些索要數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入住押金的機構。無論其所處區位多麽優越，照料理念多麽前衛，設施多麽先進，預定的目標群體都是高收入者，我家顯然不在此列。其次，排除未包含醫療服務的機構。有家距離我住所5公裏左右的養老院，環境幽靜設施簇新。自理老人入住一室一廳的房子，連吃帶住每人每月交費4000元。子女若有北京戶口，每人入住押金2萬元。如果想退房，押金全退，費用按日結算。可是此處不提供醫療服務，對於半自理和全自理的老人也是如此。養老院周圍都是汽車維修店，哪怕是老人罹患小病，也需家屬前來陪同自行就醫。這樣的機構，不過類似老年旅店而已。
此外，我們還不得不放棄需要排隊入住的機構。3月19日，施工隊將在我居住的宿舍樓入戶更換廚房和洗手間水管。若不能將父母安排妥當，他們在室內磕絆的風險無疑陡增。有家社區內的護理院可謂條件理想，但排隊已有500號。又聯係了一家三環邊上的醫養結合機構，其床位費相當於社區護理院的一倍，還僅餘陰麵的房間。根據經濟所一位前輩同事的建議，我和妹妹於3月16日驅車前往燕郊一家大型養護中心考察。
那裏的自理區已滿員，僅半自理區有房。一室一衛的標準間麵積36平米，朝陽的大窗戶使得室內明亮宜人。兩張臥床均可遙控起降並設有護欄，天花板上嵌有滑軌，用於完全失能老人的挪移。電視、呼叫器、網線接口齊全，還有活動餐桌和飲水機。寬敞的衛生間內設有安裝智能潔身器的馬桶。入住者的營養配餐均送入室內，洗頭洗腳洗澡洗外衣洗被單和打掃房間也都由護理員做。每層樓廳附設24小時值班站，就醫由護士引領，體檢也無需家屬操心，輪椅或病床可直接推入大約200米以遠的三甲醫院。樓下大院設有門診部、超市、閱覽室、健身館等服務場所，院內麵積和平整的散步道遠非一般居住小區可比。這家養護中心的收費，低於京城同等條件的機構。從我的住地駕車前往，無堵車情況下單程大約一小時。我和妹妹都覺此地可心，當即為父母填寫了入住信息表。3月18日，我們姊妹仨就把父母送入了養護中心。
安排父母入住燕郊的養護中心，並非僅僅出於經濟選擇，其中充滿了多種因素的權衡和家庭社會倫理的衝突：
第一，母親從來視養老院為畏途，乍一聽我和妹妹的建議就大哭起來：“我生了她（朱玲），為她做這做那，她卻不要我了！”還是父親一番勸說，才阻止了母親繼續把我推向道德泥坑。
第二，父親對養老機構的心理價位底線，就是他和母親每月各4000元的退休金。他們學校向80歲以上者每人每月發放100元老年補助，逢年過節還給少許禮金。就醫療照料經費而言，他倆每人每月領取60元門診費，隻有大病住院，才可報銷部分費用。因此，父親頻頻強調量入為出，不願購買專業照料服務。我隻好算了一筆帳，他才更加清楚，這麽多年自認為花銷不大，完全是因為我支付了所有大項支出。然而，卻由此得出相反結論：“那我們更不要去高大上的地方了，讓你花那麽多錢我們心疼！”我這才深刻理解什麽叫“苦口婆心”：“您倆現在的情況，就是每月花個萬兒八千的，也不一定能請到稱職的保姆，何況我還得管理保姆！”父母在其學校的住房一無個人產權，二是在校內流轉也賣不出價去。3月17日，我陪父親去銀行清理他們的賬戶：活期存款大致足以交納養護中心的押金，固定存款共計40多萬元。我便再勸：“如果養護中心不漲價，您倆每年除了養老金，大約需補10萬元。四年後您和媽都過了90歲，我們姊妹仨分攤資金缺口，我擔大頭，可以嗎？”父親苦笑：“那我的生命也就該走到盡頭了！”
第三，脫離家庭帶來的孤獨感。入住養護中心那天，父母在弟弟跟前哭了一場。我到家就給父親發短信，請求他和母親觀察鄰居的生活狀態，安心享受專業照料服務。對此課題組有位同事評論：“總有割舍不了的感情，人生自古傷別離”。父親也短信回複：“慢慢適應吧。我哭是你們要走了，心裏一陣淒涼感”。他認為，那位同事的評論很正確。其實，我曾想過帶著父母一起住養老院。可是考慮到自己依然衷情實地調查基礎上的經濟學研究，還能享受項目團隊思想碰撞的快樂，就放棄了這一設想。隻要我們姊妹仨都在北京，可以做到隔天有人探望。即便我不能或不想開車了，乘公交往返也不大困難。
次日上午父親即發來微信：“這裏服務相當好，昨天今天已換藥兩次，很專業。今日到大廳才有微信。王亮（銷售員）把小椅子（助推車）升高了，不愧是東北大學畢業的”。七天觀察期結束，一位好友陪我去養護中心簽約。我們一出電梯，就見幾位老人坐在值班台前的沙發上聊天。從居室名簽得知，這一樓層年齡最輕的78歲，最年長的95歲。與父母聊天時，恰逢醫療團隊查房和大夫率領護士給父親換藥。大夫打的綁腿自然緊實，老父的傷口也不再淌水。父親介紹，他倆隻要走出這座大樓，就有護理員跟隨。出門前登記，外出時間不能超過半小時。他和母親對這裏的食宿和服務非常滿意，特別喜歡熱心幫忙的銷售員小王。
護理部給我看了父母的醫學觀察記錄和3月23日的體檢結果，以及據此所做的健康評估報告。父親因腿疾、腦內多發梗死灶、心髒一度房室傳導阻滯及右束支阻滯，評級為半自理。母親則由於雙側側腦室周圍和基底節區多發梗死、老年性腦改變和心房顫動評級為全護理。這樣，母親的住宿和護理價格定為每月6800元，父親的費用定為每月4000元。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為養護中心的協議機構，我們經濟所人事處和院老幹局出具了入住介紹信，養護中心方給予5%的價格優惠。每月應交費用為10800元*0.95=10260元*12=123120元。父親的醫療押金為3萬元，母親的提高到5萬元。餐費另計，每人每月1200元，需辦卡充值。食宿和護理的總費用為151920元，平均每人每月6330元。房間開通網絡需交費，躉交一年600元。電話安裝費為6元，電話費另交。總費用雖不低，但於我而言性價比足夠高。
3月27日，我的姨表妹和丈夫一起去養護中心探視。父親發來微信，稱“相談甚歡”。表妹傳送了幾張照片，父母的學生從微信上看到他倆開心的笑容，讚道：“夕陽裏的燦爛，燦爛中的夕陽”。我的親友同事察看醫生護士為老父換藥打綁帶的照片，同樣豎起大拇指。至此，我也能睡個安穩覺了。
（2016年3月29日，北京）
短文是今年3月底對家事的一篇總結，寫好後發給了《經濟學家茶座》責任編輯詹小洪，昨晚看到了刊物出版的消息。我之所以會連篇累牘地記錄這些，一是為了紓解自己的心理壓力；二是考慮到，這些文字或許對同齡人有些許參考價值；三是出於自己的專業習慣。
父母入住養護中心後，我和妹妹一起裝修了他們原住的套房。今年9月份，妹妹妹夫遷入，我幾乎每天去她倆那裏享用午餐和晚餐。周末，弟弟一家和妹妹的女兒一家還來聚餐。此間大家或多或少地認可，當下對父母的照料安排帶來了整個擴展家庭的福利最大化。昨天妹夫還問我，十年前接到母親罹患阿爾茨海默症診斷書的時候是怎麽想的。答曰：我的心一下子落入深淵！因為做衛生經濟學研究時看了不少健康知識讀物，知道這是一個無法逆轉的病症。越到後期，患者失能越多，承擔照料工作的親屬越痛苦絕望，陷入抑鬱症的親屬不在少數。我的辦法，首先是遵醫囑，讓父親帶著母親定期去附近的煤炭總醫院見老年科大夫，特別是敦促母親按時服藥。其次，每周陪伴他倆去公園健走一次，平時讓父親帶著母親購物做飯，以便盡可能保持自理能力。最後，我自己通過銀行做長期性投資。
拿到診斷書的時候母親的意識尚清醒，一看每月的藥費2800元左右就不幹了：“你讓我死！你讓我死！”我勸道：“誰也不能決定你的生死，這得順其自然聽從天命。我們需要你，老爸更需要你！這個價錢我付得起。咱們隻要每天服藥，就可以延緩病情的惡化，十年之後你就奔九十去了，就算完全糊塗了，又有什麽關係？你這會兒不吃藥，病情很快惡化住醫院，非但我可能傾家蕩產，弟弟妹妹他們兩家也沒法兒過好了！”母親聽後安靜下來，大致服從父親的照管。最近一年她的狀況如此迅速惡化，事先我也難以想象，但至少還有些心理準備。可見，健康知識的普及對於每一個家庭都至關重要。
進一步講，既然我家的案例在人口老齡化時代已非個別，比我收入低的還大有人在，高齡人口特別是病患老人的照料，實質上已成為國家麵臨的一個社會經濟問題。這一領域，迫切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今年6月，我與一位德國同行聊起這一現象，稱讚那裏二十年前設立的長期照料保險。他說，德國至今並未完全解決高齡老人照護難題，我們這一代對人口老齡化都還沒有做好準備。當然，這也是社會科學存在的意義，因為研究領域必將隨著新問題的出現而擴展。
朱玲 2016年10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