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貓書評-實驗、統計、文化--評介“大米理論”

“小麥還是大米：祖先種什麽，我們就成為什麽樣的人。”這是網絡上對《水稻、小麥農業可解釋中國內部顯著心理差異》一文的概括。文章發表在頂尖雜誌《科學》（5月9日）。作者是托爾漢姆等幾所美國和中國名校的學者。有中國科學家讚許說，“從實驗結果來看，文章確實很有力地驗證了作者的觀點，得到了一條很完美的‘南北方人耕作習慣—文化性格’相匹配的曲線。”（搜狐網）

文章用實驗和統計模型解釋文化，結論新奇、方法獨特。正因如此，疑問也頗多。在接受大米理論之前，似有澄清之必要。

大米理論

作者論證說，水稻耕種和水利灌溉比小麥耕作需要更密切協作和加倍的勞力投入。此種生產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中國南北文化的不同。南方水稻區人們相互依賴，形成對事物整體性思考方式。這種思維方式與克己睦鄰的處世態度相輔相成。而整體性思維、重群體輕個人傾向，抑製了創新力。與之相反，中國北方的小麥等旱作物耕作，隻需單幹，那裏人們偏向分析型思維，具獨立精神，具有較強的創新精神。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這一理論立足於多個文化要素的有機、整體聯係－分析思維對應個性張揚和高創新力；整體思維對應集體精神和低創新力。換言之，理論要求作者提供的多組數據，具有統一完整性。

文化，人群屬性還是地域特征？

大米理論邏輯簡明。但證實它，卻牽涉一個不易問答的基本問題：文化是一種地域特征，還是人群屬性？ 從表麵看，這不是問題，作者也做出了明確回答。文章開宗明義稱，大米理論不僅適用於耕種水稻的人，而且適用於水稻耕種地域。作者補充道，就算多數人放下犁鋤，水稻文化仍然源遠流長。簡言之，“你不必種稻，也能承襲水稻文化”。

從文章整體看，作者強調文化的地域特征。作者特別指出，水稻耕作受製於氣候地理。地域文化不以人口流動而根本改變。但文化既是人創造的，又隻能通過人群的思與行表現。相對地域在時間和空間上的靜止，人群是萬變的。作者在文章末尾似又強調文化由人群承載、隨之流動。作者舉例說，移居美國的蘇格蘭愛爾蘭裔，二百餘年幾代人保存其文化傳統。這樣說來，從活動的人群那裏測量地域文化特征，好比度量流水，是很困難的。

因此，研究者從南方居民那裏得到的文化指數數，並不一定就是水稻文化。反過來說，研究者做出的水稻文化假說，可以從南方不同居民群體中拚湊得到。

農作物數據

中國南北方農作物和耕作方式不同毋庸置疑。這方麵，托氏等引用的數據定義明確，可信度較高，統計方法（耕地麵積50%以上為水稻區）也大致可行。作者使用等級線性模型，計算控除現代化等其它文化假說，也更凸顯了農耕與文化要素之間的統計相關性。對照病原體理論，似沒有必要。由於地方流行病對文化的影響並沒有很多觀察事實和研究支持，否定病原體理論並不能加強大米理論。

文化差異指標

相比農作物分布數據，托氏等的幾項文化指標數據可信度低。特別是，幾組數據間相互關聯性弱。作者通過心理實驗方法從數量不等、分布在六個地區的大學生中，測試三類文化指標。1.認知方式（文化思維）：2. 隱形個人主義；3.朋友/裙帶關係。測量這三類文化差異，而不是其它，依據何在？依據是美國近二、三十年文化心理學研究發現。（見Charles E. Nisbett《思維的地理學》2003）。大量實驗和觀察研究表明，西方人特立獨行，傾向分析思考，善於發明創造；東方（主要東亞）人，傾向集體主義，整體關聯地看事物，創新力弱。兩類文化差別源於包括農耕和遊牧兩種生產方式在內的差別。

托爾漢姆等在文化指標的選擇，測試方法等方麵承襲了上述研究是顯然的。托氏等的“新貢獻”主要是，第一，兩種農耕方式（水稻或旱作物）而不是農耕和遊牧生產方式差別，導致兩類文化差異；第二，中國南北差別類同東西方差別。

認知思維差異

大米理論的首要測試指標，是中國南北方人認知思維差異。研究者在中國六個地區選取了1000多漢族大學學，測試他們的思維傾向。這項測試的樣本最大，統計誤差較小。測試方法是給三個相關詞匯配對。如“火車”、“汽車”、“鐵軌”。被試者主觀判定哪兩個詞語為一類。以事物屬性分類的（如火車-汽車），偏向分析型思維；按事物功能分類的（如火車-鐵軌），屬於整體型思維。

這種測試曾經被多次使用。實驗方法的可行性應該不是問題。問題是所得數據的分析，以及數據的含義。托爾漢姆等發現，中國南北方學生的認知思維差異的確符合研究設想。文章附表顯示，南北方（學生）認知差異與所屬不同耕作區域存在相關性，即非偶然關聯。文章附錄給出六個不同測試地區南北方學生認知差異的百分比數。北京測試區的南北方學生認知思維方式相差5個百分點。的確，北方學生較多分析思維，73%；南方學生多整體性思維，78%。其它幾個測試地區南北學生這方麵差異略大。但由於北京學生樣本最大，且來自各省市，所以比較有代表性。

從這個數值來看，中國南北方學生認知思維差異遠遠小於東西方（東亞學生和美國學生的）差異。東西方差別B=0.78。中國南北方差別B=0.38。托爾漢姆等承認水稻、小麥差異隻能部分解釋中國南北方學生的認知方式差異。這仍然是個非常含糊的說法。不妨比較一下其它相關實驗的數據。美國和東亞4歲孩子辨別物體形狀和製作材料的測試，顯示高於66%以上的美國孩子以形狀辨別物體；日本孩子以材料辨別物體。測驗差別差高於33%。美國和日本成人文化差別測試，相差的幅度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有關認知思維文化差異的多種測試顯示，西方並非一個整體。東方也存在地區差異。一般來說，美國學生和東亞學生（中國、韓國、日本）是分析和整合思維類型的兩個極端。歐洲學生、亞裔美國學生居中。從哲學體係來看，歐洲人更傾向於整體綜合性思考。歐洲的哲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心理學家多建立宏觀理論體係。美國學者重分析，多致力營建中間層次的理論。

從多種測試數據看，歐洲人與美國人在認知文化上的差異約略等於他們與東亞人的差異。歐洲人與美國人認知思維的差異顯然不能用耕種方式差異解釋。

認知思維的穩定性

托爾漢姆等在文章中宣稱，大米理論不僅適用於耕種水稻的人，而且適用於水稻耕種地域。就算多數人放下犁鋤，水稻文化仍然源遠流長。“你不必種稻，也能承襲水稻文化”。在文章末尾，托爾漢姆等援引美國蘇格蘭愛爾蘭裔移民保持其文化傳統二百多年，相傳幾代人作為例證，說明文化（要素）的穩定性。

顯然，托爾漢姆等這裏沒有用“分析”思維，也沒有用，“如果A是真實的，那麽非A就是偽的”。在文章開頭，作者認定文化是地域的，所以他們確定測試學生文化傳統時，主要看他們在哪裏長大。那麽，美國移民如何保持歐洲（或亞洲非洲美洲）等祖先文化？事實上，文化現象複雜在於，交流融合伴隨守護傳承。

深層次文化（認知思維）穩定性遠遠超過淺層文化（如飲食穿著）。前者往往是無意識的，後者是日常工具性的。即便是認知思維文化，在特定人群中，也沒有多少穩定性。比如，托爾漢姆等的研究顯示，福建測試區學生絕大多數來自水稻省份，但許多學生偏向分析型思維）。作者解釋說，這也許是因為測試學生多為理工科的原因。看來，水稻的深層持久影響力，並不那麽神奇，很容易“褪色”。

從統計學角度看，個體和小地域文化是多變的；大規模人群和大區域文化的差異是穩定的。換言之，用統計來建立一個理論，選擇度量單位是關鍵。認知思維的顯著差異，在東西方大地域比較上，非常明顯，也有意義。但在中國南北方，差異不僅不明顯，而且意義不大。（會麵我們會分析，中國南北認知思維差異不能直接影響其它淺層文化）這是因為，中國南北方移民遷徙、南北方人通婚等不停地“稀釋”“融合”文化要素，特別是與哲學密切相關的認知思維。這和曆史上東西方長期的隔絕不同。

隱性個人主義等實驗

中國南北方學生在認知思維上的差異，是否表現在其它文化層麵的差異上？托爾漢姆等的數據顯示，是的。實際上，隱形個人主義實驗和如何對待朋友的實驗，可信度更低於認知思維實驗。

隱形個人主義的樣本（515人），遠遠小於認知思維測試學生數量（1019人）。平均每個省18個學生，通過畫圈顯示自我中心意識，研究者從而判定一個省，乃至中國南北方的個人主義傾向？主要的問題還不在這裏。主要問題是，研究者沒有給出數字，說明有多少學生做了包括認知思維在內的兩項測試，以及這部分學生中有多少給出了與大米理論不符合的“矛盾”答案。即，有多少分析型思維的學生，隱形個人主義傾向很弱；有多少整體型思維學生，表現出強烈的隱形個人主義？沒有這個數字，我們就算看到南北方整體顯示兩組數字符合研究假設，我們並不知道交叉矛盾選擇在多大程度上顛覆了大米理論。

此外，作者自己提供數字說明，中國南北方隱性個人主義的差別，相當於歐洲人與美國人的差別（跟水稻無關）。北方學生總體把表現“自我”的圈，畫的比“他人”的大1.5毫米。相比之下，美國人筆下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6毫米。歐洲人的“自己”平均比“他人”大3.5毫米。而日本人的“自己”比“他人”小，相當於中國南方人。也就是說，如果比較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與中日韓為代表的東亞，隱性個人主義差別是非常顯著的。但是，如果比較中國南北方差異，就不顯著（特別是考慮到樣本數小的帶來的統計誤差）。

朋友/裙帶關係測試的樣本更小（166人）。和隱性個人主義一樣，我們不知道對待朋友特別友善的（水稻文化）是否也是整體型思維（水稻文化）。

學生以外人群的文化

至此為止，所謂南北文化全是大學生的“紙上談兵”。作為文化理論，總不能停留在虛擬推算的水平上。托爾漢姆等統計了各省的離婚率和創新專利的數量。這兩組數據涉及人群廣大，且從現實生活中得來。但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數據和實驗得來的那些數據有本質差別。離婚和專利數據是以“省”為單位的。實驗得來的認知思維等數據是個人的。以省為單位的離婚率，當然混雜或約略掉了離婚行為的個人因素。此外，離婚和獲得專利人群，跟學生—即表現出認知思維等文化傾向的群體--完全無關。大米理論需要的幾項文化指標的“共生性”隻能從南北方總數據中“推導”出來。各項數據本身沒有直接的關聯。

比如，離婚率。從南北方總體和多數省市情況看，中國的離婚率高低和小麥、水稻地區大致相關。但從單個省市看，例外很多。如，江西省（水稻區）和河北、河南省（小麥區）離婚率大致相當。湖南（水稻區）和山西、甘肅（旱作物區）相當。

再看專利數。這裏最大的問題是，大米理論暗示的離婚率和創新力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極弱，甚至根本不存在。北方離婚率最高的，主要是東北三省旱作物區。文章提供的統計數字，沒有標明來自東三省的有多少。文章隻是說，截至2000，（調整GDP因素後）北方專利獲得數高於南方30%。由於獲得專利的，肯定沒有多少學生。所以，誰能知道獲得專利的那些人，是否真的多具有分析型思維。我們甚至根本不知道，在北方省市獲得專利的，是不是南方長大的，或相反。

餘論

統計學家Robert P. Abelson寫道，統計乃論辯之術。（《統計：有章法的論辯》1995）用統計數字立論，必須建立幾組數字之間的緊密關聯。理論不能由互不相幹的概念和數字構成。所以，托爾漢姆等要找出另外多組數字，說明它們與農耕類型→思維方式間的關聯。大米理論試圖表明，耕作方式→認知思維；耕作方式→個人/集體主義；耕作方式→離婚率/發明創造。研究者認為，文化的各種表現由特定農耕方式有機、邏輯地聯係起來。可惜，作者給出的數據是拚湊出來的。數據間沒有可信的相關性。這主要是因為，各種數據來自不同的測試樣本。

問題解決辦法之一是跟蹤研究。如果說那一千多名學生的測試結果得以妥善保存。將來，若幹年後看他們中哪些人的行為和成就真正能夠符合大米理論的預測：個性獨立的，傾向於分析型思維，也相對更富於創新能力，等等。這也許是過於苛刻的要求。但舍此，怎麽能輕易接受大米理論？

也許，托爾漢姆等使用的“科學”方法，根本就無法推進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數學模型導出的理論，其可信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研究現象的認識程度，而不是模型在數學和統計上完美與否。天氣預報之所以遠遠比地震預報準確，是因為科學家對氣候比地殼運動知道更多。在目前水平上，地球內部的壓力變數，不是測出來的，而是根據過去地震數據統計出來的。所以，目前為止地震預測數學模型沒有多少用處。同理，實驗室裏測驗出來的文化思維，跟農耕者的思維有相當的距離，甚至完全無關。建立在對文化無知基礎上的模型，數學上再完美也隻能得出可疑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