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貓的姥姥

好婆王包氏
瞎貓

楓塘灣，位於江蘇常熟支塘鄉。 好婆/好公，常熟方言，外婆/外公之謂。 親婆/親公，奶奶/爺爺。

老家捎信說，好婆壞忒了，那是1978年的7月。隻是通知，沒有指望母親從北京趕回楓塘灣鄉下料理後事。我寬慰母親說，“好婆這輩子也算是福壽雙全了”。 老人家光緒十八年（1892年）出生，曆經北洋、民國內外戰亂、土改文革等，趕上改革開放才“老熟”，享年八十有六。 “胡說！”母親含淚斥責道，“死的時候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哪來的福。”“也八十好幾了”，我很尷尬，詫異母親的怒氣。

理解母親的憤懣與哀怨，花了我足足三十五年。年齡閱曆豐富情感、改變視角自不待言。去年發現父親遺作《家史編年》，無數往事湧上心頭乃是直接契機。《家史》不過是本流水帳，記述林林總總幾十戶親屬、上百號人的家庭關係和瑣事。好婆的身世一樣地平凡至極，卻獨獨引出我無限追思、聯想和感慨，全因為她是個另類。

好婆的家世

關於好婆的家世，《家史》載：“堂叔母王包氏，光緒十八年生，屬龍。祖籍太倉沙溪。文盲，裹足，一生務農，操持家務。”此外，我們對好婆的娘家，婚前身世一無所知，甚至連原名都不知道。好婆娘家大概姓包，名不詳。包氏嫁給父親的堂叔、我的好公王蔭庭後，冠以王姓，故稱王包氏。

王包氏娘家家境應該還可以。裹腳，需要相當的人力財力。至少家裏沒有指望她下地或操持較重的家務。裹腳也需要家庭的嚴格訓誡、監管，乃至“愛心”。女童吃這苦頭，隻為嫁個好人家、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其代價是終生殘疾。王包氏的不幸不在於裹腳本身，而在於她是最後一代繼承這陋習的婦女。王包氏也錯過了女子讀書的風氣。核物理學家王淦昌，父親的堂叔，他的妻子吳氏小王包氏一輪，1904年生，就上過私塾。此外，在西方傳教士較活躍的地方，如福建，當時已經有了女子學堂。但在常熟，教會學堂要晚一、二十年。

特別是，王包氏沒能生兒育女，社會關係缺乏血緣的紐帶。骨子裏，好婆自始至終是個外人。但在楓塘灣王家譜係中，好婆是明媒正娶來的。從上花轎那天起，她就是王家的人。舊式婚姻幾乎都是不可逆的。她是娘家潑出的水。

王蔭庭有過一任妻室，並生有一子。《家史》沒有記載好公續弦原委，甚至沒寫原配的姓氏。《家史》中羅列的幾十戶小家庭，沒有一例休妻或納妾的，其原配可能病故。娶王包氏應不會是做小，好公沒有那個財力。

王蔭庭是楓塘灣王氏家族四支的長房。《家史》載，“祖父母及其先輩是當地富紳，人稱‘王氏望族’”。不過，所謂“望族”當是鹹豐同治年間的事了。到了王蔭庭和我親公當家的晚清，家道已經中落。此外，王蔭庭那一支脈，香火不旺，隻有王蔭庭獨丁單傳。王蔭庭第一任妻子隻育有一子；續娶的王包氏不育。王蔭庭“精通中醫內科，一生行醫。”那時在我們老家，大概除了走鄉串戶的“野郎中”，行醫的都有些田產。王蔭庭的田產數目不詳，反正足以讓好婆後半生戴上地主帽子，但不足以做其它妄想。晚清以降，中醫似乎也一路走下坡。《家史》中記載的幾個“名醫”，都沒有讓後人繼承祖業行醫。

王蔭庭續娶王包氏無後，兩人從錢家抱養了一個女孩，取名王士玉，即我母親。好婆是不是把養女視為己出，隻有她們母女二人知道。據說，溺愛小女的是好公，他脾氣好，人隨和。好婆則很厲害，母親怕她。嚴厲之餘，好婆對母親十分關愛，此乃無疑。據二姐說：“咱媽過繼時還小，沒奶吃,（好婆）便拿棉花蘸著糖水喂她。此外，從母親對我們兄弟姐妹五人的關愛和嚴厲也可以看出好婆是如何教子的。好婆對母親的言傳身教還包括極度的勤儉。舉凡納鞋底、縫補、漿洗、烹飪，母親都是裏手。好婆沒給母親纏足，倒不是出於她的遠見。到我母親這一代人，裹腳的已經很少。但讓母親進新學堂並讀完高小，則表現出好婆的見識和開明。與母親的同齡女性，絕大多數仍是文盲或半文盲。好婆為母親將來為人妻、人母，做了在當時頗為完整、實用的準備。

父母成婚，親家成冤家

母親十八、九歲時，好婆好公為她定下親事。兩親家是近親，堂兄弟，王氏家族的第一房王蔭庭和第三房王潤書。按家譜，母親和父親是堂兄妹。但母親是領養，和堂兄沒有血緣關係。按經濟條件，王潤書家略好，七七事變前在支塘鎮上買下一處房產，搬出老家楓塘灣。但到了太平洋戰爭爆發的1941年，親公的家境隨著戰亂，日趨困難，甚至無力供奉兒子讀完高中。待兒子1943年成婚，也無法幫助他謀個可以獨立養家的職業。所幸父母婚後的三、四年沒有直接遭受戰火。這期間，他們生下一子，我哥哥。母親孝敬公婆似不待言。兩親家關係好像也不錯。終於熬到日本投降，卻發生一件大事，導致家庭成員乃至家庭關係的逆變。特別是好婆，一個年過半百的小腳女人，死了丈夫、走了繼子、嫁了女兒、疏遠了親家，漸次淪為孤家寡人。

《家史》記載，“（1945年）九月，嶽父王蔭庭肚臍上長了個膿包，危及生命。父親要我陪嶽父去常熟看病。”卻不料在常熟期間，父親竟然被當作新四軍的奸細被尚未受降的偽軍投入監獄。十多天後，才由親公保釋出獄。此事前因後果令人費解，耐人尋味。既然是急症重病，為什麽不是好公的親生兒子陪同，卻要住在鎮上的女婿隨行？

《家史》沒有交代，用的是一種極為理所當然的口氣。女婿陪嶽父看病，本沒有什麽不合情理的地方。問題是，王蔭庭的親生兒子在他病重之時，似乎無可尋覓。也就是說，好婆的繼子或已經和父親繼母斷絕了往來？文字記載避諱家庭糾紛，但王包氏和繼子絕交，鄉裏盡人皆知。時間和原因無從知曉。我的推測是，王包氏和繼子一家不睦，非一時一事，而是個長期過程。最後斷絕關係，也許在夫君過世，抑或在兒子娶妻成家之後。總之，王包氏不能指望繼子養老，此時當已知曉。與女兒的關係則不能不仰仗女婿和親家。

倘若王蔭庭常熟就診順利，兩親家關係或更為鞏固加強。而實際上，此行連累女婿入獄，害的親家焦慮萬分親赴縣城乃至破財解救，故事就荒唐了。亂世期間發生如此變故，就算堂兄弟間或不至結怨，兩堂妯娌（好婆、親婆）間生隙，實在也是人之常情。民國以降，常熟或隻有短暫的和平與發展。日本侵華比軍閥和共產革命更無可逆轉地斷絕了國民黨政府建設經濟的機會。江南水鄉像是一個逐漸幹涸的水塘，資源慢慢枯竭。同時伴隨人口的增長，使得任何人間矛盾都很容易放大、演變為難以調和的衝突。人間交惡的根本原因不是貧富差距的階級分化，而是人文生態的整體惡化。

女婿棄家北上投身革命

常熟變故後，“父親責令我不要回支塘，直接去上海謀職。”《家史》這樣寫道。但是上海的遠親，冷淡地拒絕了沒有一技之長且學曆太淺的父親。父親隻好回到支塘。在這萬般無奈的情況下，父親接觸了中共地下黨，並毅然決然棄家出走，渡江北上。父親此舉在當時給全家帶來怎樣一種打擊，我們今天隻能想像了。至於女婿的出走對王包氏的影響，似乎並不那麽直接。（至此《家史》不再提及王蔭庭。或已病故。）母親並沒有因夫婿出走回娘家，始終如一地恪守做兒媳的本分，等待著。

四年後，當父親身穿軍裝，佩戴中國人民解放軍胸徽，腰持手槍回到支塘老家的時候，全家的驚喜是不難想像的。有誰會追究當年那個不孝之子的不辭而別？像是遊手好閑的丈夫突然生意發財衣錦還鄉；像是落魄出走的兒子不意金榜題名榮歸故裏。人生和家庭興衰鮮有更為戲劇性的了。而父親的出走與歸來又遠非平常年景的那些突變可比。他是改朝換代的功臣，是全家的光榮和指望。

然而，父親選擇是有代價且危險的。革命隊伍中有兩種人，一種是革命需要的；一種是需要革命的。王淦昌，中國導彈先驅之一，代表前一種；父親代表後一種。前者革命需要他，遠甚於他需要革命，因為其才能，他能在任何社會出人頭地。後者需要革命遠甚於革命需要他，因為他在政治上的可靠和忠誠。所以，父親參加革命是充滿矛盾的，從家庭及所屬的階級來看，是雙重的逆反和不孝。從革命政權的角度來看，是可疑的。要向新政權證明自己，他早晚必須背叛家庭。

至少在革命尚需要父親的時候，好婆沾上了女婿的光。土改鎮反等運動，似乎沒有明顯地改變什麽。解放時母親26周歲，一直跟身為地主的公婆生活，本也可以評上個地主成份，但她是軍屬，親公親婆也是軍屬，盡管是地主成份，每年都還得到地方政府的慰問。從1951到1953年，通過父親的介紹，母親也參了軍。期間，好婆是否享受軍屬待遇，不得而知。至少，不會像普通地主那樣挨鬥。我們老家的地主富農在文革前，除了土地和房產等被沒收外，似乎沒有像有些地方那樣遭受更多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懲處。對好婆來說，真正帶來災難的，是文革。此乃後話。

家屬還鄉初識好婆

四歲那年，大躍進給了我初識好婆的機緣。那年母親帶我和哥哥、二姐、妹妹回老家，時稱軍隊家屬還鄉。好婆那時66歲，已近古稀。但母親回去並不是為給她養老送終，而是“響應黨的號召”。不久，1959年某月，根據新政策，我們一行重返京城。

在支塘老家一年多，我記憶中隻有幾個零散的片段：在昏暗的油燈下，用細繩拴住一隻小烏龜，放出去，拉回來；母親在燈下做針線；再有就是鄰家孩子猝死的恐怖。至於把三歲多的妹妹推到河裏，好婆追著我打，則是聽大人們說的。在我的腦海裏，並無好婆的蹤影。

回鄉後，母親不再是“家屬”，而是隊裏的會計，好婆把她從孩子的包圍中解放了出來。當然，還有親婆（我奶奶），否則母親絕不可能帶五個孩子，還做會計。其時，親婆住在支塘鎮上，相距好婆住的楓塘灣約三華裏。當時大姐、哥哥在鎮裏上學，就跟親婆住。母親帶二姐、我和妹妹住鄉下好婆那裏。母親自己則間或兩邊跑。其時親公業已故去。母親不僅不再是小媳婦，而且漸次把關注點落在了娘家和婆家之間。

但母親的真正生活重心和家庭角色是父親和他所屬的黨決定的。隨著天災人禍把饑荒帶到各地農村，以及隨軍政策改變，母親立即帶我們離開支塘。這就撇下了好婆。一個大家庭麵臨兩難，犧牲的多是老人。好兒女誌在四方嘛。母親可能在這時，說服了生產隊，把好婆當五保戶養起來。當然這也是有代價的——好婆的房產歸了生產隊。

把大女兒（我大姐）留下和婆婆（親婆）作伴，似乎也是自然而然。大姐從生下就沒有離開過支塘，先是跟母親住親公親婆家。母親1951年參軍去南京，帶走了上小學的兒子（我哥哥），留下了一歲多的大姐。這次返京，大姐已上小學和親婆彼此照應，儼然一個兩人小家庭。權宜之計多埋伏下日後的情感舛錯。

文革回鄉再識好婆

在我的記憶裏，好婆的出現變得清晰可觸，是1970年的初春。那年我十五歲，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麵勝利”。此時的父親從革命者變成了其對象。在曆經三年多的批鬥、關押、審查後，他被開除黨籍、軍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作為“階級異己分子”遣送回原籍——江蘇常熟支塘。隨行的是母親、未成年的妹妹和我。

解甲歸田總是伴隨久別重逢，酸甜苦辣難以品味。這是家人團聚分離的又一次重新組合。哥哥和二姐分別在包頭鋼廠和陝西宜川插隊。在老家的，有楓塘灣的好婆，支塘鎮上的親婆、大姐，加上返鄉的父母、妹妹和我，共七人。我們暫住支塘鎮，親婆的家，等待落實下放的生產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革命需要並不總是與人倫關係逆反。我們一行回鄉後的某一天，母親把好婆接到了鎮上，住在親婆宅院那間頗為陰暗的廂房。於是，好婆和親婆就到了一處。如前所述，兩親家兼妯娌原本不睦，分居兩地尚可井水不犯河水，到了一處就難免衝突了。可又能怎麽辦呢？對好婆所在的生產隊來說，老太太從來就是個累贅。現在女兒回來了，而且是和一家人永遠地回來了，接走老太婆實在是天經地義：革命的需要及其反麵——舊式家庭的幾代同堂——相反相成地統一起來。與此同時，拆散一個家庭，哪怕是一個已經幾乎是無法再小的兩口之家，也是革命的需要。我們回老家之前，大姐已經被下放，而她是八十多歲的親婆身邊唯一的子女。

在支塘鎮等待下放命令的幾周裏，我沒見過隔壁好婆幾次——既沒有拜見的欲望，也沒有探視的好奇。這種離奇的淡漠多半是雙向的。她大概明白，女兒回娘家，總是萬不得已。這次更不比以前。世道人心的變化，她本能地感覺到。這年月，衣錦不還鄉，才是道理。

唯有一次，看到好婆匆匆遠去的背影，至今記憶猶新。那是一個風和日麗的午後，好婆去參加鬥爭會，作為地主分子接受批鬥。這是我第一次凝視那個無法擺脫的、我的先輩，我的原罪。好婆骨骼粗壯高大，駝背但不弓腰，一雙小腳，一頭灰發。一支拐杖，點出一溜碎步。步子雖快，卻很沉重。極度畸形的小腳，重心後傾，腳跟敲打著地麵，咚咚作響。很難想像這雙腳能跑起來。生物進化不會被選擇的，人類文化選擇了。最紮眼的，卻是她一身簇新的淡青衣褲。如果不是低垂著頭，目不斜視，你會以為這是個走親戚或去趕集的老人。對僅存的自主選擇，好婆不肯苟且。說句大不敬的實話，作為批鬥對象，好婆屬於比較合算的那類。本來就駝背，低頭早已自然而然，倒是抬頭比較費勁。加上耳聾，辱罵也聽不見。她也不會是挨鬥的主角，陪鬥而已。她的唯一罪名，無非是地主成份，並無現行。

裹挾好婆插隊海溝村

支塘鎮上暫住三周後，我們接到發落指令。1970年四月的某天，父親、母親、妹妹和我，插隊到海溝村——支塘公社五大隊第三生產隊。安置費蓋的新居是三間草房，兩側是臥房，正中一間是灶間兼吃飯。外加一個豬圈。房子的大小和材料，是按照插隊落戶人口數分配的，花名冊上應該包括親婆，沒有好婆，盡管她後來搬來與我們同住。不久，我大姐也從鄰近生產隊被“照顧”過來。這樣，分配給四口之家的三間茅草房擠了七口。人多地少。全隊人均不到兩畝耕地。我們這一大家子，是硬“插”進來的。

王包氏多半不想搬來跟我們擠。但她不搬來，我們就得幫她把楓塘灣老家生產隊分給她的柴米油鹽弄到支塘鎮上。麥收後不久的一天，母親帶著我去了楓塘灣。好婆已經先到了。也不知道她那雙小腳怎麽挪過去的。這是我下鄉的第一個夏天，當年15歲。母親要我把分給好婆的兩捆麥稈，挑送到支塘好婆的住地。柴火並不算太重，大概七、八十斤。但我還從沒挑過這麽重的擔子走三裏路。

我跟好婆先走，母親在楓塘灣隊裏還有事情。好婆在前麵引路，一雙小腳重重地敲打著地麵。幸好是土路，否則接觸麵積那麽小，腳很快不就磨爛了？盡管挑著擔子，我走得還是快多了。不過十來米超過了好婆，也不敢走遠，得等她，我不認路。很快，我倆就達成了默契。每當我超過好婆十來米遠，就放下擔子擦汗喘口氣，等她趕上。好婆呼呼地喘著走近，不打招呼，不搭話，連眼皮子也不抬一下，從我身邊走過，緊著往前趕。待她走出十來米，背影漸遠，我再貓腰鑽進兩垛麥稈間，挑起擔子。再追上、超過，放下擔子擦汗，再被超過……一老一少，一前一後，三裏路之遙，沒有一句話，卻心照不宣，配合默契。我滿身是汗，氣喘籲籲，好婆好像完全視而不見，沒有“吃力你了”的歉意，“阿重？”的關切，“不遠嘖”的鼓勵。唯有蹬蹬的不懈的腳步，透露出她拚命的配合、焦心的體諒，幫我快點結束這無奈的苦勞。此番折騰後，好婆終於放棄孤居獨處，搬到了海溝村。

這對好婆來說是重大的轉變。海溝村是“外地他鄉”，葉落歸根，她近八十了，沒了根。更現實的是，她獨自生活多年，現在不得不跟一大家子擠在一處。雖說是跟女兒住，但那是早嫁出去了的，女婿敬而遠之，親家冤家路窄，孫子孫女是陌生的。搬家對好婆來說，等於放棄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她搬來是念著我們，不必為她的柴米油鹽跑路。

最初的幾年一家七口蝸居在三間草房裏，竟然相安無事，實屬不易。一個重要原因是，忙。那是學大寨的年月。一年到頭，除了兩個老人，我們都下地幹活。“一年到頭”在當時幾乎是禁語。因為以這幾個字開頭的，幾乎都是抱怨和傾訴。如果抱怨出自“高成份”的口中，簡直就是反動話了。

我常常開船去上海挑垃圾、罱河泥，回家吃飯、睡覺，很少閑聊。江南的女人則比男人還忙，除了下地，還有孩子家務。特別是夏秋兩個雙搶季節，每天筋疲力盡，沒人、沒工夫生閑氣。“與人鬥”永遠是一部分人的事業，更多的人必須與天鬥、與地鬥。否則，大家都沒飯吃。

好婆、親婆眼鋒很好，很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該幹什麽，不該幹什麽。好婆寡言，說最多的一句是“我聾棒”，也就不用跟她絮叨了。倒也相安無事。唯一需要母親父親擺平的爭端是分工燒飯。兩個老太一個比一個起得早，一旦占領灶台，就不許親家染指。這類“爭表現”的鬥爭是怎麽解決的，記不起了。隻記得，好婆跑來問我 “啊要燒飯了”的樣子，隻要我一點頭，她馬上像接到最高指示似的，舒展眉頭跑回灶台。

隻有到了傍晚，特別是冬天，一家子在一起的時間比較多。一盞油燈下，男的坐著閑談，盯著女人紡紗。這時，好婆親婆就唱主角了。親婆瘦小，動作靈敏，右手搖轉紡車，左手抽出紗線，有節奏地擺動上身、臂膀。好婆粗壯但絕不笨拙，她紡紗宛若打太極，動作平緩圓滑，眼睛隨著寸寸抽長的紗線，左轉，停，右轉……。紗錠慢慢長成個橄欖型，從來沒有見她斷過線。手藝到這個份上，都可以說爐火純青了。至於其價值，就由不得她了。

從元末開始，紡紗織布就成了江南地區的重要手工業。民國以降，工業品增多，但在農村，絕大部分衣褲被褥，除了印染程序，還是家庭手工完成。在文革和學大寨的年月，手工紡紗該是介於“自食其力”和“解悶兒”之間的活動。對於好婆來說，一晚上也許隻有幾分錢的賺頭，卻是唯一的現金來路，也是她能與更廣大的未知世界產生了某種關聯地一個方式。

紡完紗，好婆會用熱水洗腳，層層剝下淡青色的裹腳布，並不避諱。也無法避諱。家裏也沒人會盯著看。偶爾遇到目光，那雙小腳便顯出特別的醜陋。腳背高高地隆起，幾個腳趾交錯地翻轉嵌入腳底。整個腳像一隻包裹拙劣的粽子。

洗完腳，套上一個粗布做的套子，權作襪子，然後就寢。江南的冬天是難過的。茅草屋裏、屋外的溫度沒有多少差別。好婆不脫棉襖、棉褲，蓋上被子，臃腫地蜷縮入夢。老人行動遲緩，感覺遲鈍，故多邋遢。特別是在冬天。但好婆卻很幹淨。動作不利索，但從不閑坐。一身靛青老布衣褲，洗得發白。她常常把浸透的衣物平放在門前的石台上，拿把刷子使足力氣來回刷。好婆偶而也會頭痛腦熱，但我從不記得，她讓人伺候過，更沒見病到需給她喂湯喂水、端屎端尿。

唯有一點，她鼻子尖上常掛一滴清水鼻涕。冬天流個不停。好婆耳聾、有吭毛病（哮喘），再就是高血壓。當時鄉下沒有高血壓這個概念。大隊赤腳醫生從來不帶血壓計之類的器具。高血壓在那時的農村不常見。八十多歲以上的老人很少。好婆大概不時會頭疼、頭暈。她自己用手掐捏額頭，紅紅的。從來不記得她看過赤腳醫生，更沒有送過六、七裏地以外鎮上的醫院。連藥也不曾吃過，西藥也好，中藥也好。現在老人常有的關節炎，骨質疏鬆，糖尿病，便秘等等好婆似乎統統沒有。

親婆說，王包氏沒“養囡”所以身子硬紮。好婆聾,沒聽見。在海溝村插隊的頭幾年，兩個冤親家還算相安無事。除了前麵提到的忙，還有許多微妙的心理因素。不止是她們，一個屋簷下的全家人，屋裏屋外都是小心謹慎的。四類分子連帶到家人都是大氣不敢出。

我家算不算四類分子家庭？家有兩個戴帽地主，按說肯定算。但實際上，家庭屬性和待遇隨戶主——我父親，父親是作為“階級異己分子”下放的。生產隊領導和村裏百姓搞不清楚那算什麽，隻是模糊地知道是犯了事的，才送到鄉下，也沒人冒然把父親和村裏的其他四類分子一樣對待，吆五喝六的。父親當然是加倍的小心做人，和睦鄉裏。以至於在家裏，父親也漸漸失去了文革前那種至尊地位。而母親則由於沒有“帽子”，加上也外出掙工分，裏裏外外更像是一把手了。

這期間好婆能安住女婿家，跟女兒不必看女婿——更不用說婆婆——臉色行事，不無關係。家庭成員間關係的微妙變化無時不在發生。在某種意義上，下鄉之於母親更是一種解放，就像大躍進時期回楓塘灣做會計時那樣。她不再隻是“家屬”。 就母親而言，婦女翻身不是49年“解放”而是文革。母親比一般鄉下婦女更為吃苦耐勞。無論跟哪個老太搭檔幹活或給隊裏“看囡”，她都主動多做。多年的肺氣腫好了似的。每次評工分，又總是謙讓。就這樣，她很快賺得人氣，以至於沒有一寸竹園的我家，竟常有吃不完的竹筍。

這種變化也算不上揚眉吐氣，母親再怎麽也還是個“準四類分子”家庭成員。加上海溝村不是我們老家，村裏一半人家姓冷，跟我們無親無故。所以，無論誰家婚喪喜慶、過年過節的熱鬧，跟我們都沒有關係。除了年終歲末，我們不知道人世間還有什麽特別的時辰。好婆的80大壽就是那麽悄悄地溜過的。那應該是1972年的某月某天。母親沒提，好婆自己多半也不記得。好婆身上、枕邊沒有任何象征性的紀念物，不戴戒指，沒有照片或畫像，沒有任何表示故去或活著親友的存在的物件。她也不信佛，或其它鬼神和超自然的靈物。好婆唯一有過的一個大件、一件奢侈品是口棺木，暫時滯留支塘鎮時在好婆住的那間廂房裏見過，搬到鄉下後再也沒有見過。好婆生下來趕上裹腳，卻錯過了享用棺材和睡一方墓地。在海溝村，最後一口棺材、最後一座墳墓屬於一個周姓的老漢，那是我們剛剛落戶的1970年春天。破除四舊，火葬是否比棺材省不知道，但存放骨灰不占地是肯定的。我下鄉幹的第一個活計，是挖平人家祖墳種地。

女婿再遭審查王包氏出走

那幾年，除了婚嫁的新人和滿月的孩子，誰也不會被人特別留意。好婆這樣的，不被人注意就是福氣了。我們插隊的當口，上麵折騰的有點乏了，開始促生產，特別是蘇錫常糧食高產地區。聽隊裏老人們說，從來就沒有這麽忙過。大隊、小隊很少開會，憶苦會、鬥爭會都稀疏起來。不過二姐回憶說：“好婆親婆夜晚打著燈在田間的小路上去隊部接受再教育的背影，我至今記得。”

尼克鬆訪華前後，上麵又開始熱鬧起來。按說千裏之外的上層角力跟好婆那樣蟻民沒什麽關係，但跟她女婿多少沾邊。父親沒有被人忘記。先是昆明軍區司令員夫婦遇刺，那個司令原是父親所屬兵種的二把手。九個月後副統帥墜毀。父親原來在京城不過一介副師職秘書。盡管早已經被革職還鄉，但還是再度遭受調查。

父親從來不承認自己犯過什麽路線錯誤。曆史問題、家庭情況也都如實跟組織交代過多遍。他更不承認，如今在鄉下種地，犯下什麽新的錯誤。然而眼下跟那些執意要整死他的人隔了好多層。“秀才”遇不上兵，隻是一級又一級的地方幹部。陝西的二姐、包頭的哥哥檔案裏也塞進了些新材料，還有組織談話。哥哥從包頭來的家信，省略了“爸爸”。此時的父親恐怕處於人生的最低穀，甚於文革初期被“揪出、打倒”。

此刻家裏發生的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發一場內戰，成為清算舊帳的導火索。記不得是哪一天的哪件事，好婆、親婆兩個親冤家終於又拌了嘴。很快，母親和父親的仲裁變成了他們之間的爭執。親婆大概是看錯了形勢，起勁起來，沒聽從父親讓她住嘴的喝令。繼續絮叨之間猛然挨了一記耳光。親婆先是一怔，等明白過來是被兒子打了，便撲地捂住臉嚎啕大哭。

除了幼時的我，父親從不打人，甚至從不罵人。誰能知道他那一刻的心境？打年過八旬的老母，那是怎樣的一種忤逆？越是講究孝道的文化，傷及長輩越具有超常的效果。在文革中，對自己最親近的人發威施暴早已經司空見慣。十三歲的我不也曾召開過家庭批判會，讓父親交代問題嗎？換來的是被認可，帶上紅衛兵袖章的資格。

父親的舉動也讓母親震驚，不知如何是好。原來對婆婆和丈夫的怒氣，轉向了自己的養母好婆。可王包氏是那種認死理的 “強骨頭”。當即衝進房裏打點東西要走人。母親再怎麽勸也已經覆水難收。熬過當夜，第二天一早，好婆裏裏外外地歸置自己的東西、打點行裝。我走上前，湊近她耳朵喊了一嗓子，“好婆別走，一個人不來咯（不行）”。不想好婆聞聲大哭道：“我曉得儂好人性（脾氣）……”邊說邊收拾，一副死也不在這裏的樣子。

王包氏憑什麽覺得楓塘灣還有她的地方？她沒有房子，沒有能夠投靠的親友。但她還是義無反顧地回了“自己的”老家。好婆憑什麽覺得她可以自己過？誰給她從河灘挑水？病了怎麽辦，誰給端茶倒水？但她還是毅然決然地走了，大概決心死在當年花轎落地的那個所在。

其實，好婆的出走完全在情理之中。她是被擠走的。三間草房隻有兩間能住人，擠一家子七口不是過日子。同是插隊的，阿寶一家三口，也是一樣大的三間草房。今天我無論如何也想不起那時是怎麽睡的。多年後我曾專門問大姐，那時是怎麽住的。大姐回憶說“你常出去，到阿寶家”。我自己記得有時住打穀場，也常開船外出等等。但無論如何，還是住家裏的時候多。想必是母親父親、親婆大姐住一間，分睡兩張大床；我跟好婆妹妹住一間，分睡一小一大兩張床。我外出“打遊擊”多半是包頭哥哥和陝西二姐來探親的那些日子。

過度密集的人口遲早會以某種方式疏散。有些人類學家說，大凡文化現象都可以從生態和人口比例找到解釋。這個理論是否也可以顛倒過來？在文化底蘊深厚的江南，基本生存問題的解決，是以大吵大鬧、情感宣泄、犧牲一己，成全大家實現的。中國的諸多家庭悲喜劇，與其說是性格衝突不如說是生存危機的表現。文革隻不過把這類危機轉嫁到一些家庭，其他人跟著看熱鬧。

四角棚棚王包氏的自家地界

好婆走了，我就把她忘了，連她是哪一年走的都記不準了，1973，至遲1974年吧。對於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忘記一個老太婆，即便生活在一個屋簷下幾年的外婆，也實在太自然了。其他人也都忘記了她的存在。唯有母親，得空就往九大隊（楓塘灣）好婆那裏跑。楓塘灣與海溝村隔過一條滬宜公路，相距大約八、九華裏。母親每次去都住一夜，第二天傍晚才回來。這還不夠，母親間或會“發動群眾”，帶上我或妹妹、姐姐去好婆那裏，不是去看她，也不是讓好婆有機會招待一下孫輩，聯絡感情，帶我們去是有幹不了的活。

妹妹回憶說：“記得每次我去九大隊幫她種自留地，好婆總是站在路邊等候。我很奇怪，她怎麽知道我們哪天去呢？”就算有約定，也免不了空等吧？人生許多無法再解開的謎。二姐也記得去好婆那裏幫工：“我那時隔段時間就和媽媽去九大隊看她。我騎車帶著媽媽，在田間的小路上時而騎，時而推著，就這樣我們去了很多次。媽媽每次都要燒些小菜帶給她。一看我們來了，好婆馬上去河邊石級淘米做飯。媽媽到那兒就幹活。現在想起來那是她們母女最美好的時光。”

我隻記得一次，因為是住了一晚。那晚也不是住在好婆家裏，我住在九大隊王福仁家，據說是有地主成份的遠親。之所以記憶猶新是因為從來沒有遭過那種罪，王福仁老兩口的家，黑呼呼的，招待我和母親吃的晚飯有一盤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魚，除了鹽鹹品不出任何其它味道。再有就是鹹菜。而這是在號稱魚米之鄉的常熟鄉村。飯後，我被引上一張小床，一頂蚊帳、一張暗綠的竹席。夜裏悶熱出汗，竹席就沾在身上。一翻身嘶啦嘶啦地響。蚊帳有幾個洞，蚊子咬的睡不著，緊著翻身，竹席便越發地粘人。

好婆的住處，不會更好。不過幹淨得多。據二姐說，“簡陋的小屋收拾的井井有條，幹淨的蚊帳，整齊的床鋪。”妹妹的回憶多一點苦澀：“好婆住的是一間‘四角棚棚’。四根柱子搭的一個底部正方、上麵四棱形的尖頂草棚。”屋頂和四周的稻草有多厚？夏天多熱，冬天多冷，誰知道？妹妹提起那個棚子，至今憤憤然，“那怎麽能住人！”王包氏多半沒有抱怨。興許挺滿足。這是她自己的地界。對好婆來說，隻有人家不要的，才真正永遠地屬於自己。

文革進入尾聲的幾年裏，我們一家子一個個地離開海溝村。大姐出嫁。父親去北京上訪（1975年），賴在兵種司令部招待所不走，吃住打借條，用盛年的充沛精力為自己伸冤。不久文革結束，他得到平反回北京複職。接著母親和妹妹跟著走了。親婆去了太倉雙鳳二女兒家。不久我也去了鎮上的塑料廠。從來沒想起過好婆，更別說去看她。簡言之，女婿的此番得意獨獨丈母娘王包氏沒沾光，而且永遠失去了女兒和孫輩。

好婆回娘家

1976年深秋的一個夜晚，親婆在睡夢中與世長辭。我和大姐送親婆去沙溪鎮牛角灣火葬場。親婆被推進火爐中的一刹那，大姐哭做一團。沙溪是好婆的娘家所在，好婆早晚也要來這裏，附近沒有第二個火葬場。不過，好婆本能地掙紮著抵禦牛角灣。聽說，她一次病在床上，被隊裏倒馬桶的看見，才喝上一口水。還有一次摔了一跤，前額跌破了，流了不少血，頭昏、頭疼的老毛病反而好了些。

好婆餘生的這些遭際，幾裏之遙的我全不知道。更確切地說，聽到了也沒往心裏去。七七年末、七八年初複習高考，滿腦子都是自己的前程。直到拿到錄取通知離開支塘，也沒有想起去跟好婆道別。好婆沒有讓我給她送行。用二姐的話說就是，“好婆至死也沒有打擾任何人。”等我遠走高飛了，老人家才撒手人寰，回歸沙溪。不過，沒娘家的人接她。死前是不是想到了女兒，丈夫，或是娘家的人？沒人知道。甚至於她是怎麽死的，也永遠無人知道。

至今沒人能活到“老熟"。死亡鑒定中總是例舉某個或多個關鍵器官的壞死或衰竭。好婆可能也是“病故”的。 幾乎可以肯定，如果她早些就醫，或發病時得到起碼的醫護，她的生命會延續些年頭。至少能活到政府給她摘掉地主的帽子。以好婆的硬紮，她更可能死於某種外因，包括惡劣的環境。比如，她可能死於中暑脫水。據載，1978年多個省市出現高溫。我那年高考一完，回來就高燒不退，長達一周。好婆呢？那個四角棚棚有多熱？有沒有人給她送過一碗水？

妹妹說，2000年母親臨終前一直念叨好婆。妹妹問母親，當年為什麽不把好婆接到北京住？母親隻是喃喃地說：“那怎麽行，那怎麽行。”是因為一回北京母親又成了家庭婦女，不再能做主？還是因為好婆的地主成份不能去北京？無論是什麽原因，以我知道的好婆，她是不會願意寄人籬下的。屬於自己的絕不肯讓渡；不屬於自己的絕不去求。如此倔強、耿直的性格與人生，便是我的好婆。她命運多舛、性格孤傲，不特棲居家族的邊角，脫穎於蘇南那種綿密的人際關係網。與其說她是時代和社會的棄兒和犧牲品，不如說她選擇了自己的生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