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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有著善良勤儉克己隱忍的美德，是親朋好友公認的好人；我們是普通人，並不完美無缺，有時我們會因為生活小細節起爭執。我很少和他人抱怨，因為別人可能會覺得：“你怎麽對母親都不能容呢？”。相似的原因，也絕少和國內的親朋討論政治問題，我很怕人家回我一句：這些年我們的成就是有目共暏的；同時在心裏鄙視並默念：出國幾年就忘了自己是誰了？！ 兒子小時回國，我再三叮囑：不要報怨人多擁擠大聲喧嘩隨地吐痰…千萬別說我們那裏如何如何…如果我們沒出國和人家沒有一絲一豪的分別！人的本質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真的隻需要聽頌歌嗎？我們真的隻需要政治無比正確卻無比無益無用的廢話、甚至無恥的謊話嗎？ 一個“孝道”讓我們不能反思父母的弱點或過失, 無感地將之傳遞給一下代；一句“祖國母親”讓我們不能反思過去/現世的失誤或錯誤，一段歌舞升平的所謂太平盛世放在曆史的長河裏，要留給後代的又是什麽呢？不應該有一方淨土和一片藍天嗎？
二.
前日看《鏘鏘三人行》，話題是近期的司法案例。聶樹斌案經曆二十多年塵埃落定, 那個生命在二十出頭終止的男孩終於洗清汙名。隻是這樣一個特別重大幾經波折的案子不該深入研究，並反省出以後不再重演悲劇的教訓嗎？ 公檢法各環節的涉案人員各部門的責任人不應該被仔細調查嗎？ 雷洋案在糾纏半年多之後，最後還是不清不楚。 退一萬步就算他真的嫖娼, 警察就有權以罪犯對待, 他就應該被傷害嗎？為什麽涉及的警察免於起訴呢？天津的趙春華擺攤謀生而已, 就算方式不妥，怎麽就判成為非法持槍罪要服刑三年呢？ 竇文濤質問：頭上三尺有神明。這些法官在宣判時，心裏不顫嗎？？
竇文濤說：“該用法律的偏拿道德說事, 用道德的偏擺出冰冷的法律”。網上一則新聞（不知真假,期望是假的）：男人年輕出軌有了孩子, 老了變成孤家寡人突然想起這孩子, 一紙訴狀要求孩子盡贍養義務，非婚生子女被判要養一天沒盡職責的父親，真是笑話！兒童權益得到法律保護了嗎？那些賣掉自己親生嬰兒的父母不該被重判嗎？ 道德與法律曖昧，加上權力和利益的糾纏，法律失去懲惡揚善的意義。
三.
不禁想起以前學過的research ethics、research methodology等課程。我覺得它們是我上過的最好的課———這是另話。
兩個research ethical cases記憶深刻。一個是
Stanford university進行的prison experiment
：二十名學生randomly 分成兩組分別扮演獄守和囚犯，各自很快進入角色，從第二天起看守們開始虐待囚犯，情況變得失控以至試驗中途叫停。另一個是耶魯大學的Obedience expriment (milgram)：被測的參與者扮演老師的角色，對犯錯的“學生”用電擊實行懲罰，兩者用幕牆隔離。實驗者扮演“權威”命令“老師”使用電壓越來越高的電擊，既使另一側的學生發出痛苦的呻吟或哀求直至無聲。結果出乎設計者的預想：大於60%的被測者在“權威”的指示下將電壓加至400伏。
兩個試驗的方法設計被質疑有悖research ethical principle。現在的research 需要經REB（research ethics board）的嚴格審查,類似的實驗很難再重複，因而這些以往實驗獲得的結果及對心理學的影響就顯得愈加有意義。
反觀那些案例不難理觧：人性有善惡——良心良知和冷漠冷酷共存。“善惡之間並非不可逾越。人們容易受環境影響而做惡”。而普通人對權威的服從可能超越我們預想的邊界。那些獄守或警察，從穿上製服的那一刻起就會不自覺地向他心裏的警察形象靠齊, 如果再被告知：“對壞人絕不能心慈手軟”，你覺得他在執行公務是會怎麽做？
環境和體製影響並塑造人：好的製度（大到政治法律小到公序良俗）肯定並強化人性中善的成分；壞的體製引誘或誘導人性之惡的釋放。人的惡念可能被體製裹脅或權威威脅而無限放大。如果法律沒有公平公正懲惡揚善, 與社會大環境形成良性互動，那麽就可能出現“slippery slope”, 人人都可以是惡行的旁觀者、或惡行的實施者, 也可以是惡行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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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要回國，我囑咐他：離城管警察遠點，離色情場所遠點——後半句是重點：），就算我信你是良民, 警察叔叔未必信啊，咱們就是opq的“那啥”民，惹不起就躲起，記住沒有？ LG感動地直點頭：媳婦真好！沒有見財起意…我說：切,是你不值那麽多好嗎？ 留著當個長工，湊合著用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