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兵爭的另類戰場——交州
探驪得珠又得珠
一 引言
三國由分裂到聚合的曆史走勢，是通過頻繁的戰爭來得以實現的。而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除人力、物力之外，最至關重要的莫過於能否占領戰略要地了。諸葛亮在《隆中對》中規模天下、指點江山，有一段話特別能擊中要害：“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諸葛先生的這段高論，千百年來為世人所推崇。而從軍事地理的角度講，他不過是重點強調了荊州、漢中的戰略地位而已，即如果劉備能夠“跨有荊、益”，並用兵北方的話，可以兵分兩路，北自漢中而取涼州（甘肅），南自荊州而攻宛（今河南南陽）、洛（洛陽）。南北共進，虛實相應，對曹魏建構犄角攻勢，使曹魏難以首尾兼顧，在戰爭中陷入被動。但是，任何人，哪怕是智慧如諸葛亮者，都無法掌控曆史的發展。所以，諸葛先生的高論，在瞬息萬變的曆史實踐中被大打折扣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智者終歸是智者，三國血與火的曆史的確證明了荊州、漢中的戰略地位的重要。三國群雄們圍繞著這兩個地方，演繹出一連串金戈鐵馬、壯懷激烈、驚心動魄的戰爭畫麵。
雖然時下有關三國史的學術著作、通俗讀物多如漫天飛雪，而三國史的普及程度也是其他任何斷代史所無法比擬的，但有一處兵家必爭之地卻一直被掩蓋在濃厚的曆史迷霧之中，至今仍鮮為人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這一地區的爭奪，涉及的勢力之多，時間跨度之長，絲毫不亞於荊州、漢中。不同的政權占領該地區，都會使當時的軍事格局產生大幅度的調整。而在該地區攻與守、得與失的變化，對魏、蜀、吳乃至後來的西晉的戰略部署都密切相關，對它們保境禦敵、拓疆擴土乃至謀取一統天下的意義之大，更是不容小覷。
這個地方就是——交州，一個對大多數讀者來講都相當陌生的地名。交州到底是什麽地方呢？約為今天的廣東、廣西及越南北部地區。讀到這裏，恐怕有些讀者要大跌眼鏡了。雖然這些地區，尤其是廣東，今天可稱得上經濟繁榮，但在當時隻不過是東漢王朝的一個南陲邊州罷了。論交通不是通衢要衝，論經濟更談不上是富庶之邦，且有崇山峻嶺（五嶺）與外界相隔，在很多中原人士的眼裏不過是懸遠於朝廷的化外之地、遠山僻壤罷了。在三國時代沒有來臨之前，對交州的評價也就隻能如此了。但人們常說，“時勢造英雄”，時勢可以改寫一個人的生命軌跡。殊不知，時勢也可以左右一個地區的曆史走向。正是三國時期的割據林立、戰爭頻仍和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勢，使得交州從“垃圾股”搖身變為“績優股”，成為各路諸侯煞費心機、競相爭奪的香餑餑。
從此，爾虞我詐和刀光劍影使得這座南陲邊州不再“寂寞”。
二 交州戰略地位的凸顯及州情探析
然而，究竟是什麽原因讓交州實現了從遠山僻壤到戰略要地的巨大飛躍呢？這就需要我們結合當時的國家狀況，從人口、經濟和軍事地理三個角度對交州予以解構和剖析，探尋其中的奧秘所在。
1、處於冷兵器時代的三國戰爭，從某種意義上講是不折不扣的“人肉戰”。一個政權擁有人力的多少無疑是其生存和擴張的最基礎因素。曹操消滅了袁紹父子，占據了他們的老巢冀州，曾得意忘形地對部下崔琰講：“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三國誌》卷12《崔琰傳》）。欣喜之色，溢於言表。再者，219年，曹操在與劉備的漢中爭奪戰中主動撤退，同時將漢中的人民8萬多人和武都郡的少數民族5萬餘戶悉數撤出。曹操的這步棋是極其高明的，他使出一招釜底抽薪，將漢中的百姓們帶走。雖然劉備後來戰勝了留守的夏侯淵，得到了夢寐以求的漢中，但漢中已空空如也。以上兩個例子證明，掠奪人口是三國戰爭的重要目的之一。
大量的人口是否是各路軍閥垂涎交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呢？答案是肯定的。那麽，這座南陲邊州又如何能在人口數量上形成優勢呢？它又究竟擁有多少人口呢？據班固《漢書•地理誌》的記載，西漢後期交州七郡（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的人口多達137萬餘人。雖然司馬彪《後漢書•州郡誌》中鬱林、交趾二郡人口數量失載，但其他五郡的人口較西漢後期平均增長一倍。如此推算，則交州人口當在270萬以上。即使鬱林、交趾二郡的人口在整個東漢未能增長，交州的人口此時也已接近200萬。司馬彪《後漢書•州郡誌》所用數據主要采用的是東漢順帝年間的資料。順帝時，全國編入戶籍的人口為4915萬左右，相比之下交州作為當時的十四州之一，人口僅占總數的1/25—1/20，並未形成數量上的優勢。但隨著黃巾大起義、董卓之亂、軍閥混戰和三國爭雄的接踵而至，中原、荊州、揚州乃至益州的人口均呈銳減之勢。因為發生在交州的大型戰爭主要集中在三國後期，所以該州的人口不但有相當程度的自然增長，且有大量的北方人口南來避難，人口優勢應該相當明顯。曹操得到僅剩30萬人口的冀州，尚且喜不自勝，認為是一座難得的“大州”。那麽，交州的人力資源優勢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說，對每一個欲爭霸天下的政權都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2、秦漢以來，秦始皇開鑿靈渠、修築新道，大大加強了交州與中土的交流。西漢平定南越（尉佗所建）政權後，牛耕和鐵器在此地也日漸普及。交州地處熱帶亞熱帶地區，還具有一年多熟的自然優勢。所以，其糧食的產量影響應該相當可觀。對於以戰立國，急需糧草的相關政權而言，尤其將交州據為己有、並將其作為物資後方的戰略需要。
另外，班固在《漢書•地理誌》中明確記載交州盛產銀、銅。而且“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三國誌》卷五十三《薛綜傳》）。銀、銅是重要的財富資源，奇珍亦可投入流通換取有益於軍國大計的物資。如，235年，曹魏派使者以馬匹換取珍珠、翡翠鳥和玳瑁。吳國群臣目光短淺，迂腐地認為，不可將這些寶貨與敵國進行交換。孫權則高瞻遠矚、力排眾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三國誌》卷四十七《吳主傳》）
最後，更不容忽視的是，交州是兩漢著名的產鹽區之一。西漢在南海郡番禺縣、蒼梧郡高要縣均設有鹽官（《漢書》卷28下《地理誌下》）。東漢雖未發現相關記載，情況也應當類似。在筆者看來，在此邊陲地區設置鹽官，其目的除維持和監督當地鹽業生產外，更重要的是組織所產鹽的北運，以保證部分內地用鹽的供應。鹽除是生活必需品外，也是古代中國調節財政收入的重要杠杆之一，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戰略物資。曹魏大興屯田，所用耕牛、農具的購置，資金多來自其鹽業收入。
3、如果由軍事地理的角度對交州予以仔細考察，更能體會到這一地區的“妙處”所在。交州的東北、正北、西北三個方向分別與揚州、荊州、益州相毗鄰。分布在這三個州的割據政權，均可以之作為大後方。既可以作人力、兵力調發和物資補給之源，又可以擴大自身的戰略縱深。隨著各政權地盤的擴縮、戰事的推移，在不同的時期交州有著不同的戰略意義，不同的政權占據交州也形成了不同的攻守形勢，並進而影響著各個政權的此消彼長和整個國家的分裂聚合。大致言之，分布在荊、揚二州的政權（劉表、孫吳）可以南下攻取交州，以收“利盡南海”（“南海”即當時交州的代稱）之功；分布在益州的政權（蜀漢、西晉）可由南中取交州。未失荊州前劉備有將益、荊、交連為一體的可能，可以增加和孫、曹抗衡的本錢，並對吳形成鉗形攻勢。晉先滅蜀漢後得交州，更是對孫吳政權構成了來自北、西、南三個方向的包圍和進攻；北方政權（曹魏、西晉）則意圖通過控製或拉攏交州勢力以配合其對荊、揚二州的進攻。（加地圖）
當然，以上僅僅是一個平麵的靜態表述，對於各個時期的具體情形，筆者將於下文予以相應論述。
三 諸勢力對交州的爭奪與具體形勢論述
1、 劉表、曹操的滲透和遙控
赤壁之戰前，交州地區的勢力已經是盤根錯節、糾葛紛繁了。簡而言之，主要有三股勢力。一是土著士氏勢力；二是北方曹操勢力的遙控；三是荊州劉表勢力的滲透。
土著士氏勢力的代表人物是士燮。士燮的祖先本是魯國汶陽（今山東寧陽）人，早在王莽之亂的時候，就避禍來到交州。傳到第六世，即士燮的父親士賜時，被漢桓帝任命為日南太守，士氏也由此得以發跡。士燮年青的時候，在京師洛陽遊學，拜名士穎川劉子奇為師，對《春秋左氏傳》頗有造詣，並且能夠折節下士，給中原的士大夫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後來，士燮從洛陽回到交州，擔任了位於交州腹地、且人口最多的交趾郡的太守。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央對地方的控製力江河日下。由於交州地處偏遠，朝廷對它更是鞭長莫及。建安八年（203年），東漢朝廷任命的交州刺史朱符被當地的少數民族殺死。於是，士燮迅速讓他的三個弟弟士壹、士黃有、士武分別占據了合浦、九真、南海三個郡。這樣一來，交州七郡已被士氏兄弟輕而易舉地拿下四個，大半個交州落入了士氏之手。更重要的是，由於交州沒有遭罹戰火的蹂躪，士燮又比較謙虛寬厚，喜歡結交朋友，頗有孟嚐好士之風。所以，很多中原的士大夫，如許靖、劉巴、程秉、闞澤、薛綜、袁徽等，先後前來投靠他。這些人又大都攜宗拖族而來，再加上湧入交州的其他百姓，交州的人口自然隨之猛增不少。從而，也意味著士氏力量獲得了空前的膨脹。
陳壽在《三國誌》中這樣描述道：士燮兄弟並為四郡之長，雄冠交州，距離朝廷又在萬裏之外，因此他們在本州威尊無比。出入鳴鍾擊磬，鼓笳吹簫，車騎滿道，浩浩蕩蕩，當地的少數民族常常數十人一起等在道路兩旁對他們焚香膜拜。妻妾們出行都乘坐著華麗的車、轎，子弟們也常有大量兵馬進行護衛。真可謂是貴重一時！哪怕是漢初在交州地區號稱南越武王的尉佗，恐怕也無法他們的威風和排場相媲美啊！
當然，僅僅占據交州不可能北爭天下。士燮也很有自知之明，並沒有稱霸天下的野心。所以，士燮雖然實際上已經成為交州的土皇帝，卻沒有像此時的曹操、袁紹、孫權等人那樣明目張膽地“拉杆子”、“扯大旗”。他仍然對東漢朝廷俯首稱臣，而且“不廢貢職”（《三國誌》卷49《士燮傳》），屢次派遣使者到許昌向漢獻帝朝貢。這時，東漢朝廷的大當家已經變成了曹操。而曹操這個時候主要的任務是統一北中國，但南下也在綢繆之中。由於這時候荊州被劉表占領，揚州被孫權占領，曹操想以東漢王朝的名義越過二州直接對交州地區的行使統治已經是不可能了，但曹操仍企圖利用漢朝對該地區的擁有官吏任免權的傳統，從行政上予以控製。
故而，在建安八年(203年)朱符死後，曹操立即派遣張津繼任交州刺史。但張津名義上管理整個交州，實際上能插上手的地方並不多。而他又是個不爭氣的主，不但不思進取，而且經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 讀邪俗道書，雲以助化”（《三國誌》卷46《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裝神弄鬼，企圖羽化成仙。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為部將區景所殺。至此，東漢朝廷在交州的威嚴和權力，亦隨之土崩瓦解。荊州劉表趁火打劫，借助地緣優勢，迅速派賴恭擔任交州刺史，吳巨擔任蒼梧太守，控製了交州北部。這樣一來，交州南部為士氏盤踞，北部被劉表勢力滲透，曹操的勢力被排除出局、已無立錐之地。
袁紹父子被消滅後，劉表已成為曹操南下的既定目標，二者勢如水火。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曹操不想鬧個雞飛蛋打，就隻能倚重於對朝廷還算客氣的士燮了。並且，士氏居住在交州已曆七世，還握有四郡，震服百蠻，無論是民心基礎，還是軍事實力，都是相當可觀的。所以，曹操向士燮發射出一連串的“糖衣炮彈”，先後加封士燮為綏南中郎將、安遠將軍、龍度亭侯。建安十五年（210年），更進一步以漢獻帝的名義“加（士燮）以九錫六佾之舞”（《晉書》卷15《地理誌下》）。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談一下“九錫”、“六佾”的具體含義。“九錫”是什麽呢？“錫”是“賜”的通假字，“九錫”就是當一個大臣功高無比，官爵已經位極人臣、無以複加的時候，皇帝賜予他的象征著極高禮遇和權力的九種器物（據朱子彥《九錫製度與易代鼎革》，《文史哲》2005年第6期）。“六佾”，是西周禮樂製度中的內容。“佾”就是“列”的意思，天子享用“八佾”，就是在為天子表演舞蹈時，舞隊共有八列，每列的人數和列數相同，即每列八人，“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人。“六佾”諸侯王享受的級別，即六六三十六人的舞隊，僅次於天子。弄清了“九錫”、“六佾”的重要性，更能讓我們清楚地認識到曹操是多麽急於籠略士燮，也進一步證明了交州絕非等閑之地。
其實，曹操的諸般行動都是有深意的，並且根據形勢變化在不斷地進行相應的調整。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派遣張津為交州刺史，同年改交州“刺史部”為“州”，升張津“州刺史”為“州牧”。按照東漢朝廷的慣例，隻有人口較多、戰略地位較重要的州在行政才被稱為“州”，長官成為“州牧”。否則，隻能稱為“刺史部”和“刺史”。這種突如其來的行政升置，顯然是因為交州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也意味著曹操要利用交州有所作為。筆者以為，曹操此舉除了要加強對該地區的控製外，還有部署軍事行動的意圖。因為，同年八月，曹操從郭嘉之計，暫緩進攻袁譚、袁尚，而佯攻荊州，意欲以緩兵之計令袁氏兄弟自相殘殺，然後坐收漁翁之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後數日，操更欲先平荊州”（《三國誌》卷二十五《辛毗傳》）。眾所周知，軍事部署絕非兒戲。筆者以為，曹操之所以敢於重打算盤，很可能是認為張津會在交州配合自己，甚至可能已和張津達成默契，前後夾擊荊州劉表勢力。這次行動雖然最終未能實施，但也意味著曹氏攻取荊州已經提上了日程。此後，曹操又派張翔出使交州，聯絡張津和士燮。時在交州的許靖，在托張翔轉交給曹操的書信中也曾經一針見血地談到：“（張津）亦國家之藩鎮、足下（曹操）之外援也”（《三國誌》卷三十八《許靖傳》）。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軍折戟沉沙、兵敗赤壁，但曹操一統天下的雄心挫而愈熾，對交州的遙控自然放鬆不得。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不惜以“九錫六佾之舞”加封士燮，其用意是不難推測的，即借以籠絡士燮、羈縻交州，並為再次南下做“遠景投資”。
但是，曹操後半生的精力相當一部分花在了對付擁漢派上，終其一生也沒能成功南下，從結果來看，曹操的“遠景投資”似乎盈利甚微。但是，通過仔細揣摩，筆者發現曹操在這一年賜給士燮“九錫六佾之舞”似乎還有更實際的打算。赤壁之戰，曹操遭遇平生未有之慘敗，元氣大傷，倉皇北返。在朝廷中的權威頗有些動搖，政敵們紛紛指責他有“不遜之誌”。曹操為此專門炮製了眾所周知的《讓縣自明本誌令》，極盡辯白之能事，以穩定內部局勢。對此，學界已有充分的認識，故在此不予贅述。而士燮於東漢朝廷實在無任何功勳可言，而曹操在此時卻猝以“九錫六佾”相加，確為暗藏玄機。筆者以為，此舉除籠絡士燮以後配合其再攻孫權外，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交州勢力的臣服和歸順來鞏固自身的地位和權威，並對自己在朝中所處的不利地位稍做匡助。
在前麵，我們談到了荊州劉表趁張津被部將區景殺死的機會，在建安十一年左右（206年），借助地緣優勢，迅速派賴恭擔任交州刺史，吳巨擔任蒼梧太守，控製了交州北部。下麵，我們就分析一下劉表積極向交州滲透的原因所在。與曹操相比，劉表的動機就比較單純了。雖然劉表占有荊州八郡，“地方數千裏，帶甲十餘萬”（《三國誌》卷六《劉表傳》），擁有一定的實力，但麵對隨時可能南下的曹操，應該說還是心裏沒底呀！而占領交州部分地區，既可擴充自己的實力，又可擴大戰略縱深，也是一個非常有見地的選擇。
2劉備、諸葛亮計劃的破產
對於這樣一個意義如此重大的戰略要地，劉備和諸葛亮又怎能心中沒譜呢？但關於蜀漢和交州的關係，由於史料相對隱蔽，至今未見特別深入的討論。
其實，諸葛亮早在《隆中對》中為劉備設想國家版圖時，已經不自覺地將交州地區包含在內了。當時，劉備正寄居在劉表那兒，諸葛亮認為劉表終究無法守住荊州，滅亡是迫在眉睫的事，苦口婆心地勸劉備取而代之，並進一步分析道：“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而該處談到的“南海”，即為對交州地區的籠統稱代。雖然在這裏諸葛亮提到交州是為了彰顯荊州的重要，但也說明了諸葛亮已敏銳地看到了交州地區可作為戰略後方的“利”。
另外，“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三國誌》卷35《諸葛亮傳》）之中的“諸戎”、“夷越”多被片麵地理解為益州西、南部的少數民族。但此處的“諸戎”、“夷越”是在“跨有荊、益”的大前提下定義的，其中也應該包含了荊州以南的少數民族，即包含了多種少數民族聚居的交州地區。僅從字眼上分析，“南撫夷越”的“越”也不可能指代益州地區少數民族，最合理的解釋莫過於其指代的是“南越”（交州地區）的少數民族。
最後，“跨有荊、益”，是劉備、諸葛亮孜孜以求的理想國家版圖，也是蜀漢北爭天下的戰略基礎。筆者以為，蜀漢如果要保證“跨有荊、益”的穩固性，就不能不考慮到交州對荊州的拱衛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年），吳、蜀因爭奪南郡而撕破同盟關係，反目交火。對劉備極其不利的是，曹操兵進漢中，漢中地方政權首領張魯降曹，益州受到嚴重威脅，蜀漢北部戰線告急。劉備為了避免兩頭作戰的被動局麵，隻好退而求其次，和孫吳重新協議分割荊州。此後，劉備在荊州完整占有的僅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原屬劉備的長沙、桂陽二郡均被孫吳瓜分了半部分。而此時的孫吳，早已將交州牢牢地控製在手中了，長沙郡東接揚州、貴陽郡又南鄰交州。如此考察，就發現這不僅僅是吳國國土擴大的問題。孫吳在東方和南方的實力推進，再加上北方曹操力量的敵對，已對蜀漢的荊州領土構成了強勢包圍。
荊、益之間山川險阻，嚴重影響蜀軍的的機動增援能力，這是不爭的事實。很多學者也經常把它當作關羽失荊州的主要客觀原因之一。但筆者因為，僅從蜀漢荊州領土在當時所處的三包圍狀態來分析，它也是很難保全的。
筆者以為，在這種不利形勢出現之前，劉備、諸葛亮不可能對交州的戰略地位沒有把握，對這種隱患也應當有所估計。那麽，他們為何在赤壁之戰後沒能立即進攻交州呢？原因並不複雜，主要是因為劉備當時剛剛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將寡兵少，甚至可以說尚未完全擺脫寄孫權籬下的境地。如果貿然南進，非但沒有勝利的把握，反而存在被孫權從後方偷襲的危險。
後來，劉備、諸葛亮對未能占據交州畢竟心有不甘、耿耿於懷。蜀漢政權建立後，劉備以鄧方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的管轄區在益州的東南邊疆，與孫吳毗鄰。推測劉備的用意，當為既鎮撫當地少數民族，又察防吳方交州勢力，並在一定時機下進軍交州。鄧方死後，李恢接任，劉備以其“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三國誌》卷43《李恢傳》）。這裏的“領交州刺史”並不是真的擔任交州刺史，而是“遙領”。
“遙領”是中國曆史上一種特有的行政製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尤其普遍。實際上，就是把尚未納入版圖的他國領土設置州郡，並任命刺史、州牧或太守，以轄其土。在戰爭年代，這樣做的目的是，第一、顯示在戰略上對敵人的蔑視；第二、戰前使某人遙領某州，並許諾如戰後拿下該地，即由遙領轉為實封，以此來刺激他的戰鬥積極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29年，蜀、吳再度結盟，信誓旦旦，聲稱合力進攻曹魏，“八字還沒一撇呢”，就提前簽好了平分曹魏領土的協議：“豫、青、徐、幽屬吳，兗、冀、並、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穀關為界”（《三國誌》卷47《吳主傳》），並且各自在設想的地盤上任命了自己的“州牧”。
雖然“遙領交州刺史”並沒有太大的實際意義，對劉備隻不過是個心理安慰罷了，但卻表明了劉備覬覦交州的心態是十分明朗的。
3孫權對交州的經營
按照孫權的初衷，是要先取益州的。赤壁戰火方熄，周瑜即向孫權建言：現在曹操剛剛在我們這吃了一場大敗仗，回到鄴城，又遭到政敵們的攻擊，正忙不迭地處理內部矛盾，恐怕一時半會不可能卷土重來了。因此，我請求與奮威將軍孫瑜利用這個機會攻取蜀地，然後再去消滅張魯，由漢中聯絡涼州的馬超作為外援。到時候，我們從北、南兩個方向進攻曹操，拿下北方就指日可待了。
周瑜的這番打算，其實不過是《隆中對》再版，大同小異。由此看來，“跨有荊、益”並不單單是劉備和諸葛亮的誌向。孫權采納了周瑜的建議，暗中單獨取蜀，不料周瑜病死巴丘。後來，孫權又力邀劉備共同西進。劉備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單獨占有益州，聽從殷觀的計策，一方麵讚同孫權的倡議，一方麵又推辭說己方新占領的地盤形勢不穩、未可輕動。孫權再三斟酌，發現單獨西進不但沒有十全必克的把握，退路還有可能為劉備所堵截，過於冒險。
相比之下，南進攻取交州就比較可行了。第一，劉備依靠孫吳勢力才得以立足，不可能處處與孫權為難；第二，此時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均屬於劉備，即使孫權南進取道零陵、桂陽時遭遇劉備的阻擾，孫權還可以從廬陵等郡調集軍隊從東側為自己的軍隊保駕護航。何況，孫權完全可以揚州南部進軍，減少與劉備產生摩擦的機會。
建安十五年（210年），孫權乘新敗曹操之銳氣，派遣步騭揮師南征。吳軍壓境，交州各郡守無不俯首。唯有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三國誌》卷52《步騭傳》），為步騭所誘殺。吳巨不甘為吳所製，而有些抵觸行為是在所難免的，但吳方並未能指出其究竟有何“異心”，就將其迅速剪除，這其中似乎別有隱情。
筆者以為，步騭此舉有雙重打算：一，因吳巨與劉備有舊、關係非常融洽，在赤壁之戰前，劉備曾多次表示要南投吳巨，劉備掠取與蒼梧毗鄰的桂陽後，也不可能不與吳巨互通聲氣。對此，吳方不可能沒有顧慮，剪除吳巨就等於斬斷了劉備伸入交州的觸角。二，交州各郡守的歸降尚屬權宜之計，步騭殺吳巨正是要殺一儆百，以表明吳方對控製交州有足夠的力量、堅定的決心。事實證明，步騭此舉是收到顯效的，士燮眼見曹操的遙控力再強也不能解燃眉之急，於是見風使舵、棄曹投吳。
“南土（交州）之賓，自此始也”（《三國誌》卷52《步騭傳》）,即交州地區已賓服於交州，但在這背後似乎還有許多值得探討的信息。其實，步騭南行“僅領武射吏千人”而已，《水經注》中的記載則更少，隻有四百人。孫權和步騭並非不想鏟除士氏土著勢力，而是本土北有曹操、西有劉備，形勢並不輕鬆，不便調出大量軍隊，所以隻能對交州實行羈縻統治。
但這種統治狀態亦非一成不變，而是逐漸加強的。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戰爆發，呂蒙“白衣渡江”，生擒關羽，最終將劉備荊州地盤盡收囊中，在實力大增的同時，孫權迅速調整策略，冀圖對交州改羈縻為直接控製。此時，士燮也看清了形勢，進一步改善與孫權的關係，主動將兒子士廞到孫吳都城作質子。士燮為了保證自己的利益，對孫權是大獻殷勤，不但歲歲朝貢，獻上奇珍異寶，還針對孫權垂涎益州的心理，“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三國誌》卷49 《士燮傳》）。所以，在士燮生前，二者的關係還是比較融洽的。但也可以說，士燮已基本歸順孫吳，成為孫權的外臣。當然，這離交州正式入吳尚有一步之遙。
221年，曹丕加封孫權“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並賜以“九錫”，其中“朱戶”一“錫”專為表彰孫權“懷柔百越（交州少數民族群）”之功（《三國誌》卷47《吳主傳》）。229年，蜀、吳再度結盟，為緩和兩國原本緊張的關係，諸葛亮“以交州屬吳，解（李）恢（交州）刺史”（《三國誌》卷43《李恢傳》）。以上雖都是外交手段，但也可以說明魏、蜀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吳對交州的所有權。再加上這一時期的戰爭主要發生在魏蜀之間，所以孫吳完全可以抽調足夠的兵力去經營交州。
於是，孫吳趁士燮去世之機，對交州實施了新的戰略調整。孫權和吳軍統帥呂岱為確保戰爭的勝利，作了相當周密的計劃。
第一，極力削弱士氏的力量。士燮的兒子士徽僅僅被曹操任命為安遠將軍，擔任交州南端的九真郡太守，而派自己的心腹陳時接替士燮的交趾太守職位。九真與交趾相比，地處偏遠且人口較少。孫權之意圖浮出水麵，顯然是要消除士氏在交州地區的傳統影響，使交州由羈縻州變為直轄州。
第二，分交州為交、廣二州。以北部的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為廣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以南部的交阯、九真、日南為交州，呂岱任刺史。這樣做不但可以先聲奪人、激勵士氣。而且，南海、蒼梧、鬱林、合浦四軍地近吳國本土，熟化程度較深，可作進攻士氏盤踞的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的根據地。但這不過是戰爭時期的權宜之計，戰事方結即撤銷了廣州，恢複了原來的行政建製。
但士徽也不是省油的燈，他自任交趾太守，調遣宗族兵力進攻戴良。士氏家族在交州“籍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三國誌》卷六十《呂岱傳》），即士氏勢力根深蒂固、不可小瞧。而孫吳打的又是喧賓奪主、鳩占鵲巢的戰爭，所以對士徽一夥必須快刀斬亂麻、不留後患，否則一旦轉化為曠日持久的戰爭，勝敗得失恐怕就難以估算了。
吳軍統帥呂岱對這一點看得非常清楚，他在製定戰略方針時談到：現在士徽雖然做好了和我們對抗的打算，但不可能料到我們會猝然而至，如果我們能夠輕裝上陣、迅速潛入敵人陣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一定能克敵製勝。否則，“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三國誌》卷六十《呂岱傳》）
結果如呂岱預料的一樣，麵對“從天而降”的呂岱部隊，士徽恐怖萬分，手忙腳亂，無計可施。最後，為了活命，隻好率兄弟六人，裸背袒胸，向呂岱負荊請罪。
呂岱在穩住士氏兄弟之後，最終尋找時機將他們誘殺了。對於呂岱違背承諾，殺已降的士徽兄弟六人，裴鬆之引用孫盛的言論表達了自己的異議。認為“（士）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三國誌》卷四十九《士燮傳》注引孫盛曰），並因此指斥孫權沒有深謀遠慮、呂岱背信棄義。筆者以為，孫盛、裴鬆之以仁義責求政治和軍事，加之不了解孫吳的戰略意圖，所言自然失之偏頗。為了擴大戰略後方，孫權亟需把交州由羈縻變為直轄，對交州繼續懷柔安撫已經不合時宜了。基於這種戰略，土著士氏自然要務必剪除，否則將難以保證孫吳對交州的統治安全。
後來孫權對其他士姓人物的處理措施也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士燮的弟弟士壹、士黃有、士壹之子士匡因為沒直接參加反叛，孫權原諒了他們。但不久，他們三人和士燮在孫吳都城擔任質子的士廞一起，全被廢為庶人。又過了幾年，士壹、士黃有二人也被孫權找了個借口殺死。
呂岱措置得當、大獲勝利，迎合了孫權的政治野心，交州也正式納入了孫吳版圖。孫權對呂岱厚加賞賜，封其為鎮南將軍，駐守交州。
孫權的勢力滲透到交州之後，荊州、交州連為一體，使得孫吳的西線邊防實現了實質性延展，並對益州形成了全線威脅。非但如此，孫權還利用關羽失荊州、蜀漢受到空前重創的時機，故意讓劉璋的兒子劉闡遙領益州刺史，並將他安置在交、益二州的交界處，意在誘降劉璋舊部，挑撥蜀漢政權內部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
前麵我們還提到，孫權夥同士燮，誘導益州郡豪族雍闓反叛蜀漢。雍闓率郡東附孫權，並將太守張裔流放到東吳，對益州東南地區的局勢造成很壞的影響。劉備去世後，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也陸續反叛，朱褒還與雍闓相互勾結，著實給正處於多事之秋的蜀漢政權造成了相當的大壓力和恐慌，整個益州南部眼看要保不住了。
諸葛亮審時度勢，一方麵派能言善辯的鄧芝出使東吳，與孫權化幹戈為玉帛；一方麵親率大軍，揮師南下，及時平定了南部動亂。但荊州、交州連為一體對蜀漢的威脅，畢竟不可掉以輕心。蜀漢滅亡前，其邊防重地主要有三處：薑維守漢中、羅憲守巴東、霍弋守南中。巴東在荊、益二州邊界，南中則連接交州和益州，三處有兩處是用來針對孫吳的。
鄧艾破蜀後，司馬昭受到鍾會的蠱惑，對鄧艾產生了疑心，令其速歸洛陽，鄧艾卻不明就裏，還在積極地為司馬昭操心，多次上書道：“今蜀舉眾歸命，地盡南海，東連吳會，宜早鎮定”，“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三國誌》卷二十九《鄧艾傳》），顯然，鄧艾擔心的正是孫吳荊、交二州所共同建構的潛在威脅，唯恐勝利成果會遭到孫吳的破壞和搶奪。
毋庸置疑，直轄交州不僅使吳國版圖空前擴大，也將其國力推向了頂點。此後，孫權取珠崖、儋耳，攻夷州，探亶州，聯公孫淵，大有逐鹿中原之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