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出身很是“顯赫”,但到他這一輩已經沒落,當然還有些家底,抗戰逃難到四川還想做生意,但一個外鄉人,失敗似乎是命中注定的。然後就做起老太爺,當時不過50出頭。到了我記事的年月,他已賦閑在家多年,很尊嚴的樣子,話也不多,我們小孩子都躲他遠遠的,現在想來外公一定很寂寞。一次我們幾個兄弟在家“鬥蟋蟀”玩,輸了把蟋蟀放在手掌上“摜三摜”,放回盆中繼續鬥。老人家看見忍不住說哪有你們這樣鬥蟋蟀的,然後難得的告訴我們當年玩蟋蟀的故事和經曆。大部分都記不得了,隻記住鬥蟋蟀要配大小,體重相差太多的不行,因為旁邊有人跟著下賭注,用蛇牙稱。搞得我以後一有機會就問人家要蛇牙,想靠這發財。
外婆是天下最好的外婆,對我們有求必應。我大哥當年去農村插隊春節回來去看望她。吃早飯外婆照例買兩根油條給他,大哥笑了,我現在是體力勞動者。結果大哥一口氣吃了10根油條,回來告訴我們,把我們羨慕的都想趕快去插隊。老人家晚年和小兒子(我的小舅舅)住一起,我有時去看望她,她會要我幫她準備熱水洗腳,她都不讓舅媽看她的小腳,但孫子可以。
我的大舅比母親小兩歲,是家中第一個男孩,從小無法無天,讀書也不是很用功。到了重慶,總算高中畢業,估計最後兩年是混的,反正是打仗時期。最後靠關係進了軍校,上網一查,居然在黃埔15期有他的名字,1940年輜重科輕重兵隊畢業,然後奔赴抗日戰場,老天保佑沒受傷。內戰爆發,他是標準的“運輸大隊”的幹活,兩邊都送軍火,一個直接,一個間接。最後跟著長官起義,選擇拿路費回家結婚生子,我的大表姐1948年出生,估計大舅內戰初期就回老家合肥,當時還沒有強製要求國軍士兵繼續當兵“被解放”。文革時他和母親發牢騷:我手裏的“起義證”一文不值。由於心情不好,抽煙厲害,去世好多年了。
我唯一的阿姨是個“多丫頭”,合肥話就是不應該出生的女孩子。從小家裏不重視,一切靠自己。但命好,抗戰在成都讀大學,和同學戀愛,勝利後隨男朋友到上海。姨夫家是寧波望族,住在成都路近南京路口,小時候逛南京路是免費休息站,國慶節看遊行,看焰火都是最佳地點。阿姨在中學教書一輩子,當然也長壽,現在和母親一樣,也在敬老院。
二舅和小舅隻相差一歲。二舅長得最英俊,喜歡和小孩講故事,傳授知識,恨不得把大學裏的東西盡早全教給我們幾個外甥。在重慶考高中,第一年被錄取在一個普通學校,母親要他第二年和小舅一起,再考一次,結果兩人都被南開中學錄取。開學第一天,二舅哭喪著臉回來說明天不去南開上學,還回原來的學校,因為人家都比他小。我母親一聽就火了。小舅舅經常逮住機會就表演給我們看:你媽一把揪住你二舅的衣領,大聲喝道,我為你交了學費,你敢不去?南開畢業後,二舅考取南京大學,搞化學的。當年馬王堆出土很多古物和古屍,需要化驗,他和舅媽都碰巧在當地參加了,還上了紀錄片電影,“2.7秒鏡頭”,這是小舅調侃他二哥的原話。
小舅讀書認真,幹事更認真,是我們的典範。大學在浙江大學,看過他當年的繪圖作業,歎為觀止,更佩服他老師的眼睛,一點點小缺點都圈出來,以我的標準,這都應該不是缺點。(我可是在AutoCAD運用之前,著實畫過幾年工程圖)小舅大學畢業後考取赴蘇聯官派留學生,讀研究生。在蘇聯入了黨,屬於又紅又專,學的是汽車發動機,中蘇翻臉前1956年回國,沒有親自聽到領袖“世界是你們的”的原版講話。是否和那位也留蘇的總理認識不清楚。
最後講一下母親的堂姐,她們一直就像親姐妹。母親隻隱隱約約告訴我們台灣有個姐姐,叮嚀我們小孩別亂說。小舅入黨填表寫了這個社會關係,組織派人來母親處調查,母親還埋怨過小舅。大約在文革後的80年代,上海的有關方麵找到母親,說現在兩岸友好,讓母親寫信邀請堂姐和姐夫回大陸看看,母親如驚弓之鳥,一口回絕早已沒有來往,再說地址也沒有。人家說不要緊,他們負責傳遞。當時我就想,我們派特務過去了?1990年母親和我的弟弟去日本,回來經香港,順便訪問一些朋友親戚。臨回上海的頭天晚上,母親“像變戲法一樣”掏出一個電話號碼要老弟打電話去。問明是打台灣,弟弟算一下電話費還承受得起。撥過去是國防部,人家說將軍已下崗,不在這上班了。給了另外電話再打過去。接聽電話的秘書說部長正忙不肯轉。母親搶過電話用家鄉話教訓人家,估計堂姐和姐夫的合肥話和母親一個調,人家相信是合肥的家人。最後就如同是小說裏寫的,雙方捧著電話,又哭又笑沒有停,她們1947年上海分手後再無見麵。堂姐說我馬上來香港,母親哪敢私自和“美將特務”海外接頭,推說明天一早就走,鑄成大錯,再無重逢機會。堂姐是退伍軍人委員會主任,姐夫最高職位是部長,都已過世。
母親90歲時拍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