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1948年元旦搬進銀行的房子,第二年元旦後幾天我的大哥出生。他的出生給父母兩家都帶來極大的喜悅。父親是長子,母親雖是老二,但大姐早就病故。母親比我外婆厲害,第一胎就是男孩。把我的阿娘樂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上海當時的形勢實在不行,特別是錢幣貶值的厲害,早已廢棄不再流通的銀元又開始吃香。金圓券幾乎等於廢紙,但換銀元是違法的,上海當局在南京路公開槍斃幾個“經濟犯”,罪名就是倒賣“袁大頭”銀元,後來新政權講他們實際是地下黨。
母親剛生大哥月餘就去上班,事情倒也不多,人心惶惶沒有人關心投資。和母親麵對麵坐的一位男同事,和我們家住在同一排房子,隻差兩個門牌。他和母親商量,他到外麵去幫母親想辦法換銀元,母親把他的事順便完成。然後隔幾天他就拿來一些,有時銀行發米代替工資,他也幫母親扛回家。到了5月份中旬,形勢越來越緊,父親因為不願去台灣,躲到寧波老家的寺廟,母親對任何人都不敢講,因為抓住就可能被槍斃,家裏隻有外婆外公幫母親照料我那位還在吃奶的大哥。
突然,幫母親換銀元的同事幾天沒有露麵,母親急得直流淚,擔心他被抓起來。這位叔叔當時有一對兒女,都是抗戰勝利後出生的,2到3歲的樣子。他的老母親知道兒子和母親一起上班,就來打聽。母親那幾天根本沒有心思上班,她的一個同事安慰她,說李先生恐怕是到共產黨那邊去了。母親絕對不相信,她後來告訴我們,你們李叔叔真的一點看不出是共產黨。後來的結局當然是皆大歡喜,李叔叔在上海解放後,穿著軍裝代表新政權接管國家銀行,全體人員基本留用,工資不變,集體轉為新政權的幹部或員工。所以在那個動蕩時期,母親幾乎沒有失業過一天,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原來銀行中的地下黨就通知大家去上班。
1949年的5月27日,人民解放軍在陳毅的率領下,攻入上海西郊,第一個指揮所就設在聖約翰大學(現在的華東政法學院)裏。早在5月初,農民銀行的職工就組織起來,把弄堂的門封死,隻留最前和最後兩條弄堂的門供大家出入,晚上有人巡邏,防止敗兵趁機作亂。母親小時候在家鄉合肥,還可以隨大人到寺廟去“逃兵變”,現在隻能聽天由命,我的父親又不在家,情形真是有點緊張。最危險的時候,外麵可以聽到虹橋方向的槍炮聲,母親就抱著我的大哥坐在沒有窗戶的走廊裏。5月26日晚,槍聲越加接近,我的外公很有“經驗”,在圓桌上放了好幾層棉被,讓我的母親抱著才幾個月大的哥哥躲在桌子下,外公和外婆坐在邊上“擋”流彈。第二天早上,幾個膽大的鄰居走到外麵,看到解放軍就坐在馬路上休息,真正的秋毫無犯。母親回憶,幾乎沒有一個解放軍士兵進入弄堂,更不要講入屋打擾。
上海換了新政權(我避免使用解放二字),母親當時不是很清楚這重大變革。現在回過頭看,母親之前一直好運,抗戰爆發逃難到大後方重慶,大學沒考卻進了銀行工作,擇偶條件苛刻但終於結婚生子,政權變更卻沒有失業,但好運到頭了。
南京路上的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