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和反革命,這是一個嚴肅問題。
母親在重慶接觸過許多人,由於公務員的身份,接觸的人當然政府方麵的人多些,但當時政府裏或農民銀行裏,公開的,隱蔽的共產黨人也不少。母親在本職工作以外做過許多事,但她很少告訴我們,實際小時候我們也沒興趣,不問,或者聽過算數不上心。我分析,不外乎“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經曆。
農民銀行的一位阿姨,比母親大好幾歲,當時帶母親去一些工廠教工人認字,唱歌,宣傳抗日,散發抗日傳單,有幾次甚至到郊區農村,這是母親第一次接觸到真正的四川農民,住的幾乎都是竹樓,條件很差。母親天性活潑,比較喜歡這些事,幹過較長一段時間。母親很相信這位大姐,一次問她,銀行要大家集體加入國民黨,簽個字就可以。那位阿姨告訴母親,年輕人要上進,不要去簽字。母親的革命行動之一就是沒有加入國民黨,而當時公務員幾乎都參加。後來文革時,革命派找不到母親現行的罪行,就找她的曆史問題。一看交代,居然連國民黨員都不是,不相信,去查也沒結果,所以母親連國民黨“殘渣餘孽”都夠不上。說個相關笑話,文革後母親去北京,老同事見麵,那位阿姨也在。母親談起這件事,氣呼呼的講,我當時差點就告訴他們,不相信去問北京的某某,是她要我別加入的。聽完,那位阿姨大笑。幸虧你沒講,我那時已被認定是“特務”,你再摻和進來,我的問題就升級為“特務集團”了,手下的人都自己跳出來了,眾人大笑。這宣傳抗日,國共兩黨都幹,估計還是革命的活動。
另一件事就有點疑問了。弟弟有一次騎一輛破摩托車回家,很稀奇的樣子,拉母親去坐後麵。母親說我過去也乘過摩托車,比你這高級,帶鬥的,坐在裏麵安全的很。當時已是文革後,但我聽了還是一驚。後來旁敲側擊問這事的細節,母親告訴我們主要是她的姐夫有車。母親大伯父的女兒比母親大三歲左右,如同親姐妹。從小一起長大,念家塾,進洋學堂。抗戰爆發,堂姐隨安徽大學撤退到後方,後來畢業結婚,嫁的姐夫也是合肥人,四古巷的,原先大家就認識。他軍官學校海歸回來到重慶,很得高層的重視,做個教官,經常騎一輛帶鬥的三輪摩托車。我問母親坐車去幹什麽,母親說“去幹事或兜風啊”。我又一驚,兜風事小,去幹事可就嚴重了。母親的堂姐姐和姐夫早已去世,隻能聽我母親說了。母親曾告訴我,她這個姐夫一直要把自己的一些朋友介紹給她,他去辦事見人,就把車開到銀行接母親一起去,有點假公濟私,所以搞得人人知道某教官有個未婚漂亮的小姨,還是銀行信托部的職業女性。母親一開始還很得意,坐在邊上很拉風,後來知道姐夫的意思就告訴他,你們這些軍官朋友的家都不在重慶,結過婚的也說不定,萬一結婚變填房小老婆怎麽辦?而且我也不喜歡當兵的。姐夫當然尊重她的決定,但還是帶她四處玩。“當時和姐姐,姐夫真是玩瘋了”。母親一會去這個軍部,一會又去參加那個招待會,認識不少“黨國要人”。這方麵的活動應該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屬於“後方緊吃”,也是後來文革期間革命派要追究的曆史老賬。
母親曾有一次非常接近革命組織的機會。在一次酒會上認識了一位女士,是安徽同鄉,就留下通訊地址,後來見過幾次麵。按照母親的回憶,她應該是共產黨員,但不是公開的。有一次她領母親去參加一個會議,恐怕叫聚會更貼切。就像電影裏一樣,門口進去要“暗語”,窗戶掛上厚厚的窗簾,外麵看不見裏麵的人影。這是一個比較高級的“洋樓”,都是不認識的人。大家就是聊天,發些牢騷,但絕沒有喊口號,宣誓,所以應該不是正式的黨內活動。回去路上,那位告訴母親不要把今天的事告訴其他人,理由是什麽母親已經記不清了。後來一件事引起母親害怕。她要求母親以後如果和姐夫到什麽地方去,要記住什麽什麽,打聽什麽什麽,而且隻能告訴她,連父母家人都不能講。母親膽小,玩心太重,失去了黨考驗她的機會。所以直到今天,母親還是一個無黨派人士,像她有這樣經曆,家庭背景的人很少是這樣的。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也曾幫助過地下黨,起因是要換“袁大頭”。我的博客有一篇文章,以後翻出來炒一下冷飯,來個加強版潛伏故事。
上麵講到的二位阿姨,建國後和母親都一直有聯係,很好的人。母親的堂姐姐和姐夫去了台灣,失去聯係很長一段時間,但通過有關方麵知道,他們一路“升官發財”。
至於母親後來的婚姻,也是一個有趣兒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