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男人
回憶往事就像水墨畫，不經意的一滴墨掉在紙上，慢慢化開。又滴上一滴，化開，和原來的混在一起構成一幅畫。往事就這樣成了曆史的一片。
從合肥到重慶
1937年，母親18歲，在合肥讀高中。夏天，七七事變發生。接著，中日軍隊在上海附近激戰，史稱“淞滬戰役”，11月上海淪陷。合肥地處內省，也沒有水路（長江）通上海，得到的消息支離破碎。母親記得學校也曾組織過幾次抗日集會遊行，發動大家捐款捐物支持中國軍隊。12月冬天，南京淪陷的消息傳來，人人感到事態嚴重。南京離合肥200公裏都不到，津浦線鐵路直通安徽蚌埠，一拐彎就是合肥。家人討論離鄉避難。
中國的老百姓真是很無奈，看見當兵的就怕，因為曆史上看到過太多的“兵變”和戰亂。好在大家都有經驗，避過風頭就可。連當年的皇上和太後看到洋人進來不也逃難去？一點不丟人，回來還是皇上。母親從小就經曆“兵變”，頗有經驗。這“兵變”二字估計是她的長輩說的詞，近代就是軍閥混戰的意思，並不一定是軍隊嘩變。但這次是戰亂，不是躲到寺廟或外國人醫院就可以安全的。南京屠城的確給老百姓帶來巨大的恐懼，這正是日本人希望的，希望中國人因恐懼而放棄抵抗。
但逃難並不是一個容易決定的事，背井離鄉，談何容易。
外公當時已和他的幾個哥哥分家，獨立處事，但大事還是要和他們商量，但他們議而不決，估計是房產，礦產等等拖累。外婆的娘家態度很明確：走！沒有什麽大道理，讀書人沒有什麽財產，命也不值錢，但不能做亡國奴。但已出嫁的外婆隻能和外公在一起，帶著自己的孩子準備隨夫家留下來。
說一個小插曲。就在這時候，隔壁楊先生的太太帶著幾個孩子從北平“逃”到合肥老家，但楊先生隨學校撤退去西南沒回來。他的大兒子楊公子比母親小三歲。北平大城市來的，有學問，很洋派。我問過母親，你們談些什麽？母親講，他看見我總是恭恭敬敬叫一聲“二姐”。後來他就出國拿諾貝爾獎，沒有再見過麵。
母親繼續上課念書，突然一天外婆告訴母親，你的外婆要你和她一起去重慶。母親還得知，就她一個人走，是她的外婆指定的，父母弟妹仍留在合肥。當時母親的外婆已是八十多歲，她老人家執意要走。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她的二個兒子，也就是我母親的舅舅已在重慶，她要去兒子那。因為路途遙遠，路上需要有人照顧，老人家想到了自己的外孫女——我母親。從現在看，這是一個關係到母親一生命運的決定。母親後來不止一次的告訴我們，當時不可能所有的人一起走，隻能帶一個孩子。老祖宗決定帶外孫女，把孫子留下。我把白居易“長恨歌”翻版一下：逐令父母悔生男。
外婆當然不能違抗自己母親的主意，哭哭啼啼送母親去自己娘家。母親一直記得當年分離的情形，我估計她當年“生離死別”都想到了。母親回憶1938年春節都沒有過，就啟程向千裏之外的重慶“逃”，投奔舅舅家。同去的，除了帶路的，幾乎沒有人去過重慶。母親的外婆是小腳，年歲又大，一開始還有小推車，後來就是人背著，最後就是母親扶著，一步一步往前走。近90歲的老人，艱難可想而知，支撐她的恐怕就是要去見兒子。她最後於1943年在重慶去世，高齡94歲，歙縣人。
逃難的具體路程，母親已記不清了，但有幾個細節她終生難忘。在河南，難民成群，苦難程度慘不忍睹，隨時可見倒在路旁的難民，有時還有小孩就坐在旁邊哭。母親是一個小縣城長大的女孩，哪裏看到過這些事情。母親最記得一位河南大叔，哭著向她的外婆說：就一個雞蛋，這閨女跟您走，給她一條活路。母親好幾次含著眼淚告訴我們：十七，八歲的女孩，就值一個雞蛋！
後來就到了武漢，從河南為什麽到武漢，怎麽到武漢的母親不清楚，估計她們準備坐船沿長江到重慶，放棄從陸路走。當時武漢匯集著許多撤退的政府機構和逃難的老百姓，幾個月後就發生了驚天動地的“武漢會戰”。也不知母親她們是如何找到船的，而且船長還是親戚，好像是母親的一個什麽遠房表舅。母親就和她的外婆睡在船長的房間，這是逃難路上最舒服的一段路。我小時候問母親，經過長江三峽看見什麽？母親說哪有心思啊，整天就怕日本人的飛機，白天不敢走，到了晚上才能航行，燈也不敢點，怕出事，稀裏糊塗就過了三峽。在船上，母親到五等艙去看一起從合肥出來逃難的人。幾百個人擠著坐在不透風的底艙，根本不可能平身躺下來。食物都是自己帶的，沒有水供應，廁所根本不夠或幹脆沒有，氣味可想而知。母親感到有點內疚，一直跟我們講，實際逃難時我沒有吃多少苦，也基本沒挨餓生病。她的外婆還在船上作詩，要母親記下來，讓大家知道逃難的艱辛。
武漢到重慶是上水行船，一路晝伏夜行，終於到了重慶。“那朝天門碼頭的台階是那麽多，那麽高，一眼望不到上麵。”母親驚歎。
是的，山城，霧很濃。
下圖為朝天門碼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