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讀農莊
用開花的創意，將司空見慣，變成耳目一新。
我的兩個孩子，一個在北美出生，一個在北美長大，他們對中國既不熟悉，也不向往，隻是在學到世界地理和東亞曆史課程，或在全球新聞裏得知中國重大事件的時候，才會偶爾問我一些關於中國的問題。
對他們提出的普通問題，我隻告訴搜尋答案的途徑，讓他們自己去中文媒體或中國論壇上去采集觀點，搜集證據，獲取答案，從不將自己的觀點直接告訴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們克服距離的障礙，從各種紛繁複雜、互相矛盾、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現象中，排除謬見，找到正確的答案。
不過有三件重要的事，我會直接講出答案，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囑告他們，不要聽從任何人的愚妄懷疑、刻意狡辯和惡毒攻擊，因為，真相隻有一個，巧言令色隻會讓人心生厭惡。這三件重要的事就是：
一、“六四”是鄧小平犯下的殺人罪
我對孩子們說，不管過了多少年，你們都要記住，並告訴下一代，六四事件是讓父親這整個一代人傷痛的罪案，而這個罪案的罪魁禍首，就是鄧小平。
文革的罪情我不清楚，因為當時我還不記得事情，但六四罪情是我親身經曆，所以，任何人想改變我的看法都是徒勞的。
六四以後，中國政府和海外輿論，往往都喜歡糾纏在天安門廣場死了多少人的問題上，一方說死了很多人，另一方說沒死幾個人。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作為政府，公然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混淆是非，踐踏民意，即使隻殺了一個人，也與殺了千百萬人一樣十惡不赦。
鄧小平團夥，總是拿事件後期的混亂，作為鎮壓學生的理由，說如果不采取果斷措施，進行強行清場，後果將如何如何。可我覺得這是因果倒置。
如果鄧小平能在5月20日之前，或者剛好在學生絕食後的某天，親自拄著拐棍到天安門廣場走一趟，與學生們見個麵，握握手，哪怕隻說一句話：請大家相信我，我會處理好官倒問題的。我想，學生們絕對會悄然退場，不會再繼續鬧下去，因為鄧小平當時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還是很高的，學生們也都還愛戴並信任他。
鄧小平當時有足夠的時間和充分的理由這樣做，可是他沒有這樣做。具體原因，我想不外乎三個：
一是不想打破自己定下的規矩，退居二線的老家夥不能幹預一線“年輕人”的事務，他掛著軍委主席的頭銜，如果幹政就是槍指揮黨，所以不便出麵，隻能背後操控台上的趙紫陽和李鵬；二是他本人深受文革動亂之苦之害，對群眾運動深惡痛絕，壓根就不想、不願傾聽學生們的訴求；三是反官倒主要影射的對象，正是他的大公子鄧樸方，所以他無法裝出老佛爺的形象。
我清楚地記得，5月19日，我們單位的黨團組織一起活動，上街遊行，聲援絕食學生。第二天上午，當全體職工集中收聽完北京戒嚴令後，有位老紅軍的孫女拍著桌子大罵李鵬混賬。5月26日政府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後，全國的形勢才驟然失控，之前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除了少數幾日，少數時間段，少數城市出現過短期交通受阻外，並沒有出現真正的動亂。
參加罷課絕食的學生，既沒有反對共產黨，也沒有說要打倒鄧小平，甚至連民主運動都不是，目的隻是反對官倒，希望政府廉潔自律。把六四學生運動說成是愛國民主運動，那是後來海外輿論的定性，當時並不是這樣。
在政府刻意掩蓋真相，強勢壓製人民的不滿情緒後，很多人又總是習慣於拿事後所謂的和平環境與經濟成就，來反證六四鎮壓有理。我認為這是強盜的邏輯，與“我不操他娘，他不叫俺爹”是一樣的流氓。試想，如果當年不鎮壓，而是順從民意搞反貪，那麽，誰敢說今天的成就不會更好呢？
對站在正義一邊，為民請命，為黨苦諫，為國挨餓的學生，即使他們不聽話，冒犯龍威惹你不爽，你也完全可以選擇用橡皮子彈和辣椒水來出氣，怎麽可以用對付敵人的坦克機槍來血腥殺戮呢？！肆意殺人本就是一樁彌天大罪，事後刻意掩蓋、抵賴、攪亂是非，這比殺人更加罪不容誅。
中國雖然沒有反對黨，司法權不獨立，執政者的權力也沒有監督，但中國卻有西方國家沒有的道德良心法庭。盡管這個法庭存在於人們的心中，深藏不露，可它斷案準確，報應及時，從無差謬。
共產黨從前貧賤時唯物，如今富貴了更加唯物，就是不願意唯心，所以他們不相信隱藏在人們心中的道德法庭，看不到高掛在這個法庭大門口的匾額，讀不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的意思。因為世上從來沒有殺人犯給死者伸冤的，所以，六四案發至今二十六年，依然得不到平反昭雪。
二、中國的經濟成就，是打工仔、打工妹和農民工創造的
現在國內外、黨內外有一種普遍的謬見，認為今天中國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可實際上真的如此嗎？我先講個故事。
從前，有個叫王小二的善良人，他家裏梁上的乳燕，不小心從窩裏掉下一隻，摔斷了腿。好心的王小二在它的腿上敷上藥包紮好以後，又將它送回窩裏讓老燕子將養。為了報答主人的恩情，第二年春天小燕子飛回來的時候，嘴裏銜著一粒瓜子送給王小二。王小二將瓜子種在地裏，竟然長出滿地的南瓜，每一個南瓜裏都裝滿了黃燦燦的金子。王小二從此發了大財。
鄰居張老三聞聽此事後，爬梯子上梁，把自家燕窩裏的小燕子捉出一隻來，故意折斷它的一條腿，然後學著王小二的樣子，假惺惺地將它的斷腿敷上藥包紮好送回燕窩裏。第二年春天，張老三如王小二一樣，也得到了一粒瓜子。他將瓜子忙不迭地種進地裏，收獲的南瓜竟然比王小二的還多，可惜，南瓜裏麵裝的不是金子，而是見人就咬的毒蛇。
這個故事告訴人們，本心善良的人，扶危濟貧，救苦救難，不求回報，卻能得到善報。居心險惡的人，帶著假仁假義的麵具，把別人本來正常的幸福剝奪了，任意摧殘踐踏後再假裝還給人家，以博取仁愛的虛名，此行必遭惡報。
改革開放，是相對於閉關鎖國來說的。如果說毛時代的閉關鎖國是錯誤的話，那麽鄧時代的改革開放，不過是把毛折斷的燕腿包紮好放回燕窩，僅此而已，對中國人民來說，這有什麽恩德可言呢？
回顧過去三十年的發展曆程，改革究竟改變了什麽？革除了什麽？共產黨的政治體製沒有變，經濟體製本質上也沒有變，改革何功之有？開放後進來的第一是資本，第二是資本家，第三是賣淫嫖娼貪腐享樂的物質主義糜爛風氣。引進的技術是落後的技術，購買的設備是淘汰的設備，開放又何德之有？
國有企業至朱鎔基任總理時，一直是國家的負擔，三角債盤根錯節得如千年老樹，剪不斷，理還亂。老朱一怒之下，“關停並轉賣”了很多虧損國企，下崗了無數職工。所以，它們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屁貢獻都冇。
我本人所在的事業單位，屬於全額財政撥款。改革開放三十年，單位還是那些清閑人，所幹的事兒，也還是那些扯蛋事，然而樓堂館所，服務軟硬件，卻在不停地鳥槍換炮，職工的工資也在不停地水漲船高。可見，事業單位的職工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也是一毛未拔。
黨政機關就更不用說了。精簡機構，轉變職能，口號喊了幾十年，除了政府辦公大樓變高了，轎車變小了，變多了，電腦、電傳和通訊設備變先進了，“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服務態度上的真惡臉變成了假笑臉以外，其餘的與改革開放前並無多少差別。
真正為中國經濟的輝煌成就做出巨大貢獻的，就是那些拋開年邁的父母、舍下年幼的兒女，走南闖北，四處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和農民工。中國南北大城市的工廠、街道、建築工地、水陸碼頭、甚至醫院的走廊、家庭的廚房、養老院的病房，到處都有他們勞動的身影。這些人工資低，夥食差，缺乏基本勞動保障，卻什麽活都能幹，什麽苦都能吃，什麽委屈都能忍受。
三、中華複興的夢想，不可能在共產黨領導下實現
我從來不相信共產黨，但也從來不反對它。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不是一個自然人，它是一個政治組織，一個利益團夥，而且是一個不斷變化信念和政策的政治大營盤。
我們在西方，可以說反對某個政黨，或者擁護某個政黨，因為這裏的政黨，其執政理念是不會改變的，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包括政策和方針計劃，卻會因人、因時、因地、因事而改變。
所以，對共產黨的態度和評價，絕對不要籠而統之。你討厭誰就說反對誰，不要說反對整個共產黨；同樣，你讚成誰就說擁護誰，也不要說擁護整個共產黨。比如說我，我喜歡胡耀邦，喜歡朱鎔基，我就說他倆個人的政績如何如何的好；我討厭鄧小平，討厭李鵬，我就說他倆的人品怎樣怎樣的差，不必把整個共產黨都扯進來。
這好比國軍裏麵有人憎恨黃埔係，你直接把矛頭指向陳誠、胡璉或杜聿明就是了，沒有必要跑到廣州去，把黃埔軍校的大門給踹了，圍牆也給推倒了。
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掌權執政以後，毛澤東為了超英趕美，珍惜民眾的建設熱情，不惜代價地搞大躍進，結果餓死了幾千萬人。他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本想整肅黨官，鼓動起百姓的監督意識，確保一黨製政權不會因腐敗而被再次推翻，卻因為疏於法製約束而亂套，無辜地整死了很多民族精英和國家棟梁。
鄧小平一手製造的六四暴行，傷天害理，人神共怒，幾乎把共產黨變成了共“鏟”黨。江澤民不過一介平民，既沒有政治資本，也沒有軍威和民望，卻要擺架子嚇唬人，人為地樹起自己的萬千敵人，搞得法輪功功民哀鴻遍野，怨聲載道。習近平近似鄧小平，他現在還隻是在治貪鞏固地位，將來會不會對中國民眾犯下什麽滔天罪行，尚不得而知。
中國人多心雜，曆來難以治理，這是事實，但一個不施仁愛，心胸狹窄，不懂得珍惜民意，順從民心，卻凶殘暴虐，專門與民為敵的政權，怎麽能團結大多數，凝聚全體中國人的智力、人力和物力，來進行複興民族的偉大運動？要知道，一個手上沾滿人民鮮血的政權，是不配享有曆史榮耀的！
忍不住冒個泡。“共產黨自身的信仰危機就是從六四開始的。”確實，至少，從六四起，我不再談信仰。或者說，六四改變了我的信仰。
中國政府現在玩反腐，實在是避實就虛。如果我是習近平，我會率先平反六四，否定鄧小平或江澤民中的一個，這樣收攏人心，效果要比反腐好上百倍、千倍。
支持你的觀點"我從來不相信共產黨，但也從來不反對它。因為我認為，共產黨不是一個自然人，它是一個政治組織，一個利益團夥，而且是一個不斷變化信念和政策的政治大營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