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後人多向往治世而非盛世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社會心態與世情的重大差異，使得社會政治秩序呈現出不同的麵貌，也製約與決定了“治世”與“盛世”曆史命運的不同歸宿。

　　多年以前，國人們就為中國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所激動、所感奮，於是乎，“盛世”的調子開始充斥於各種媒體，某些人更口沫橫飛、言之鑿鑿地宣稱：目前的中國正處於五千年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韜光養晦”之類的戰略方針，已可以丟到爪哇國裏，是到該歌舞升平、到處出頭、與那家超級大國較勁叫板的時候了。

　　今天的中國，是不是“五千年來最大的盛世”，這屬於見仁見智的問題。我想，要害並不在於所謂的“盛世”降臨是否已經成為現實，而是社會上普遍彌漫的“盛世”情結，正有如滾雪球似地越來越大，其所帶來的偏執自大、盲目樂觀、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態，使得大家沉醉於天下第一的光榮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實，從中國曆史考察，“盛世”也不盡然是值得一味謳歌讚美的對象。在輝煌氣派的背後，它往往籠罩著揮之不去的陰影，蘊涵著盛極而衰的契機。我們在今天實在不必迷戀於它的光環，而把它作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標。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曆史，不外乎亂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輪番登場。亂世、衰世當然不是什麽好日子，俗諺雲：“寧為太平犬，不為亂離人。”可見，統治者主觀上總是力求避免它們，老百姓打心眼裏總是希望遠離它們（當然絕大多數情況下這屬於一廂情願）。很顯然，我們今天同樣不會有興趣於此（至於總結曆史教訓則又當另說），大家津津樂道的是往昔的光榮，是曆史上那些屈指可數的“治世”與“盛世”，畢竟一提起它們，總讓我們血脈賁張，自豪感油然而生，證明我們也有“曾經闊過”（魯迅語）的榮耀！

　　然而，若是拿同為“正麵”性質的“治世”與“盛世”說事，我們則不得不承認：其實兩者還是有軒輊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換言之，即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應該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為“盛世”意味著“水滿則溢，月盈則虧”，往往成為中衰的轉折點。漢武帝“盛世”的弊端叢生，唐玄宗“開元盛世”的旋生旋滅，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積重難返，皆印證了這個不可抗拒的曆史規律。

　　而“治世”則完全不同，它象征著生機勃勃，象征著和諧有序，是銳意進取的推動力，而不是盛極而衰的拋物線。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就經濟繁榮的程度、物質富庶的規模、文化昌盛的氣象而言，都談不上是最出色的歲月，都與“盛世”的標準有一定的距離。

　　這裏，我們可以拿唐代的“貞觀”與“開元”、“天寶”作個簡單對比。封建史家對“貞觀之治”最富於激情的描繪，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淩細人。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又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賚糧，取給於路。”很顯然，該段評價的重心乃是落在“貞觀”時期社會秩序良好（如“無複盜賊，囹圄常空”）以及社會矛盾緩和（如“無敢侵淩細人”）這些方麵，並非是著重指當時社會物質生活的極大富庶（盡管也一筆帶及“米鬥三、四錢”雲雲）。

　　而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的經濟繁榮富庶程度，則明顯要大大超越了“貞觀”年間：“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可見，“開元”、“天寶”才是名副其實的“盛世”，而“貞觀”則還稱不上。

　　然而，曆史的吊詭卻表現在：偏偏是非“盛世”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最為後人所謳歌，最為後人所向往！究其原因，就是它們的核心內涵是“治”：國家充滿朝氣，社會充滿生機，君臣充滿追求，民眾充滿希望，曆史充滿機遇！

　　“治世”與“盛世”的差異，當然不勝枚舉，但我認為，兩者根本區別，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麵。這首先是兩個時期的社會心態截然不同，即浮躁與清醒的兩極對立。

　　“治世”的統治者一般都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進取的心態，對曆史上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有認真的總結和借鑒，對為政治國的得失有深刻的認識和把握，如漢文帝就以秦亡為鑒，致力於休養生息，無為而治；唐太宗李世民也一再強調“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正是由於有這樣的思想認識基礎，這些統治者才能夠踐行儒家所倡導的“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從”的為君之道，心態平和，不事鋪張，說實話，辦實事，帶頭提倡節儉，讓利於民。漢文帝不願以耗費十家之產的代價（這已經是少得可憐的費用了）替自己整修露台，將國家征收賦稅的額度一減再減，由十五稅一改為三十稅一，甚至在某些年份幹脆分文不取，降低廣大民眾的負擔；唐太宗“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釋放宮女、獎勵耕織等等，就是他們頭腦清醒、舉措得宜的證明。

　　反觀所謂“盛世”的那些統治者，情況則有本質的不同。國家府庫充溢，民眾豐衣足食，他們便沾沾自喜，故步自封，開始不再安分了，要折騰胡來了。

　　一是大擺其譜，充撐門麵，搞政績工程，做官樣文章，大樹特樹皇帝的權威，唯恐“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的場麵不夠光鮮亮麗。漢武帝大興土木，封禪泰山；乾隆皇帝躊躇滿誌，自詡“十全老人”，等等，就是這種浮躁心態的折射。

　　二是好大喜勸，窮兵黷武。既然是天下第一，那麽他們“念茲在茲”的，就是汲汲於揚天朝國威於四夷。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他們動輒大張撻伐，用兵四方。漢武帝為汗血寶馬血刃大宛，唐玄宗為揚名立萬遠征南詔，很顯然皆是出於好大喜功心態的驅使。其結果隻能是一個：擾亂天下，貽禍人間，所謂“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三是貪圖安逸，窮奢極侈。歌舞升平，讓統治者有了自詡的本錢；府庫盈實，讓統治者有了享樂的條件。於是勵精圖治之心漸消，奢靡縱欲之念日長。宮殿唯恐不夠華麗堂皇，珍饈但愁不夠鋪張豐盛，妃嬪隻恨不夠妖豔嫵媚，一頭紮進酒池肉林，日夜徜徉溫柔之鄉：“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治世”與“盛世”的君主心態和行徑固然南轅北轍，而作為社會良心的士人（也即今天的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也同樣判若雲泥、涇渭分明。“治世”的士人，似乎更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關心社稷的生死存亡，稟持和踐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念。

　　如漢文帝時期的賈誼有勇氣做“烏鴉”，痛陳“天下之事”有“可太息者”、“可痛哭者”、“可流涕者”各若幹條，雞蛋裏麵挑骨頭，汲汲於提醒統治者盡“明主”之職責，為改善民眾的生計進獻負芻之言；景帝時的晁錯，殫精竭慮，為天下求治論“貴粟”，議“實邊”，道“削藩”，最後把自己的性命也給搭了進去；唐代的魏征心係社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犯顏直諫，恪盡職守，為“貞觀之治”的造就，奉獻了自己的忠誠與才智。可見，在他們的身上，所體現的正是傳統士大夫“兼濟天下”的高尚風骨，因而成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典範，名垂青史，震爍古今。

　　可“盛世”的士人，卻多是另外一種麵目。他們要麽是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寫一些諸如“雲想衣裳月想容”，“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之類的東西；要麽是目空一切，自我膨脹，像“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這樣的言辭，又怎是一個“狂”字了得！至於風骨，則更是談不上了。

　　董仲舒蹲了幾天大牢，立馬學乖巧，“遂不敢複言災異”；李太白仕途一遇挫折，轉眼沉湎於醇酒美人，放縱無羈：“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這說明在“盛世”鶯歌燕舞、紙醉金迷的大氛圍之中，士人們亦迷失了自我，不複再有激揚清濁、針砭時事、充當社會脊梁、引導社會正氣的人格和魄力，而是隨同社會的沉淪而一起沒頂。

　　其次，是兩個時期的社會秩序的截然不同，即和諧與撕裂的兩極對立。

　　俗話說，“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社會心態與世情的重大差異，使得社會政治秩序呈現出不同的麵貌，也製約與決定了“治世”與“盛世”曆史命運的不同歸宿。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治世”統治者的清明、節儉、勤政、進取，士人群體的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這種率先垂範，這種身體力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風氣的走向。因為將心比心，設身處地，普通民眾就容易“與上同意”，體諒和理解朝廷的處境，願意與統治者共度時艱。這樣，就比較有效地緩和了各種社會矛盾，化解了社會生活中的戾氣，大大有助於社會秩序的穩定，社會關係的和諧，達成社會相對的動態平衡。

　　“貞觀之治”在這方麵可謂是一個典型。貞觀前期，戰亂的創傷尚未得到治愈，加之天災頻繁，民眾的生活其實還是相當困苦的。然而，民眾憑著樸素的直覺看到了朝廷朝“政通人和”方向所做的努力，所以，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仍遇到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也依然對朝廷充滿期待，抱有信心，所謂“百姓雖東西逐食，未嚐怨嗟，莫不自安”。

　　一旦情況有所好轉，民眾即返回故土，致力耕織，“流散者鹹歸鄉裏”，使生產迅速恢複，生活逐步改善的願望轉變成為現實，“鬥米不過三四錢”。而唐太宗慎重選擇地方官吏，整肅貪汙腐敗的舉措，又確保了朝廷的安民方針與措施能夠落到實處。

　　孔子說：“不患貧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老百姓既能吃得上飯，社會上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又相對較少，那麽，社會上鋌而走險、犯上作亂的情況也自然隨之遞減，社會秩序自然顯示出“和諧”的氣象，所謂“無複盜賊”、（貞觀四年）“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雲雲，就是當時社會相對“和諧”的形象寫照。在這樣的背景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煌煌“治世”,遂永遠定格在中國曆史的巨大天幕上！

　　“盛世”的社會狀態卻完全不同。此時，物質盡管遠較“治世”為豐富了，國力盡管遠較“治世”為強盛了，但是，“福兮禍之所伏”，其背後蘊藏的破壞性力量卻在全盛的同時迅速地積累增長。

　　具體地說，統治者的好大喜功，窮奢極侈；士大夫的縱情聲色，苟且自安，其結果一是最大的家業也給折騰垮了，最多的財富也全打水漂了，國庫枯竭，入不敷出，所謂“海內虛耗，戶口減半”。二是導致社會財富更快地向少數權勢者手中集中，貧富兩極分化愈演愈烈，官吏貪墨，小民無告，社會危機四伏，社會“和諧”越來越遙不可及。董仲舒所悲歎的“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現象，成為社會生活中割裂族群的無情利刃；杜甫所控訴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世態，成為社會生活中醞釀動亂的巨大溫床。

　　社會秩序日益惡化，鋌而走險的犯罪行為層出不窮，“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漢書》卷九十《酷吏列傳》）。這就是漢武帝晚年自己親口承認的所謂“亡秦之失”。

　　一旦有契機，這股破壞性的力量就會以極其可怕的方式釋放出來，造成社會的大失控，大動蕩，將整個社會打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亡秦之禍”遂成為現實！如唐玄宗“開元天寶盛世”接踵而至的就是“安史之亂”的爆發，“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可見，“盛世”在曆史的十字路口一拐彎，便向“衰世”甚至“亂世”滑落沉淪，這是曆史的嘲諷，更是曆史的無奈！所以，我們在今天大可不必因遐想“盛世”而癡狂，因忽悠“崛起”而自慰，真正清醒的選擇應該是：與其汲汲執迷於“盛世”的夢幻，不若多一份追求“治世”的情懷！

文章來源：《曆史學家茶座》   作者：黃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