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北大教授如何“掐架”

　　一百年前的中國，新舊思想在中國史無前例的激烈碰撞。作為國內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更是新思想的策源地，空前活躍的學術自由吸引了眾多國內頂尖的知識分子。自古文人相輕，互相之間都有各種不服，北大教授也未能免俗。他們之間既有公開的思想交鋒，也有私下的人身攻擊。有光明磊落的君子，也有居心叵測的小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北大的發展史也是一部掐架史，而民國初期更是掐架的黃金時代。

　　觀點論爭，林紓指責蔡元培

　　林紓本是一個晚清的老學究，“五四”運動時他已年過花甲。林紓年輕時也曾積極主張維新，並不是一個老封建。但一個曾經的進步青年遇到了更為進步更為年輕的晚輩，就產生了代溝。林紓對胡適等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就頗為不滿，尤其是胡適鼓吹白話文為“活文學”，詆毀文言文為“死文學”的論調，讓林紓極不痛快。為此，林紓致信北大校長蔡元培稱：“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那意思是說，若用白話文，連小販都成教授了。

　　林紓在《民國日報》上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文章中特別強調，要尊重國人學習文言文與白話文的選擇，不應一刀切，保留文言文就是保存中國元氣，否則國未亡恐文字先亡。

　　其實，此時的林紓早已離開了北大。北大作為新思想的批發集散中心，林紓自然格外關注，尤其是蔡元培任校長後。本來林紓也是推崇新文學改革的，但無奈胡適等人就是瞧不上自己。林紓為了發泄怒氣，於1917年在《新申報》上發表諷刺小說《荊生》，含沙射影攻擊胡適、陳獨秀等人。隨後再次撰寫小說《妖夢》，攻擊蔡元培。《妖夢》比《荊生》更惡毒，竟然將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等人比作“無五倫之禽獸”，將其化之為糞。

　　隨後，林紓更是在《公言報》上公開指責北大“覆孔孟、鏟倫常”，矛頭直指蔡元培與陳獨秀。蔡元培則致信林紓，聲稱思想自由、兼容並蓄是世界各大學之通例，學校無權橫加幹涉。對於部分教員的過激言行，不應求全責備。蔡校長的意思很明顯，您老先生該哪涼快就哪涼快去，別多管閑事。

　　互相攻擊，胡適絕交陳獨秀

　　林紓與蔡元培的掐架，都指向了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陳獨秀。林紓在報紙上指責北大，其實就有暗指陳獨秀嫖娼的意思。但嫖娼一事畢竟是私德，不宜上綱上線，胡適還為此給陳獨秀做了辯護。可以說，胡適與陳獨秀兩位安徽同鄉，互有恩惠於對方。陳獨秀舉薦胡適到北大，胡適多次救濟陳獨秀。但這兩個看似私交甚好的朋友，卻因政見不同而屢屢掐架，並致最終決裂。

　　陳獨秀欣賞胡適對文學改革的理念，高度肯定胡適是文學革命第一人。陳獨秀發文稱胡適為“文學革命之氣運……其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但二位顯然不僅僅是點讚之交。據羅家倫回憶說，胡適最初比較謙和，後因為陳獨秀的支持而氣焰大盛，甚至大吹大擂。也許正是陳獨秀給自己培養了一個敵人。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被捕，胡適多次組織安徽同鄉去營救。出獄後的陳獨秀遠赴上海，卻首先向胡適發起攻擊，批評胡隻談文藝，不談政治。胡適辯稱自己不是文藝青年，並駁斥陳是一個獨斷專橫的魯莽之人。從此，胡陳二人漸行漸遠。

　　1921年2月，胡適等人要求《新青年》雜誌遷回北京，被陳獨秀拒絕。陳獨秀回信稱，北京大學風氣不好，雜誌隻能遷移到廣東。對此，胡適隻能苦笑。兩年後，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科學與人生觀》一書，編輯愛“挑事”，專門讓胡適與陳獨秀分別作序，而且還互致問候。陳獨秀嘲諷胡適將知識思想抬得過高，甚至與經濟比肩為兄弟。胡適批駁陳是經濟決定一切，指責陳“近於強辯，未段竟是誣人”。

　　隨後，兩人更是勢同水火。針對陳獨秀對義和團先貶後褒的態度，胡適大為惱火，在《晨報》上怒斥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訟棍的行為”。1925年11月，因學潮運動《晨報》報館被燒毀，陳獨秀拍手稱快。胡適忍無可忍，斷然與陳獨秀絕交。在絕交信中，胡適痛斥陳“不承認異己者的人不配爭自由……我們不但不能做朋友，簡直要做仇敵了”。

　　如果大家認為二人就此成為仇敵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1935年10月，國民黨抓獲陳獨秀，如果不是胡適的積極營救，陳獨秀恐怕再也沒有秀的機會了。

　　舍友反目，高一涵醜化胡適

　　在那個熱衷辦媒體的年代，1916年，高一涵回國後，也與李大釗一起主辦《晨報》，後又為章士釗的《甲寅》雜誌撰稿。在這期間，高一涵與胡適一起居住在北京朝陽門竹竿巷4號。其間，經胡適推薦，高一涵進入北大任職圖書館編譯員。後兩人又一起遷入鍾鼓寺胡同14號。二人猶如大學宿舍舍友，同吃同住同勞動，吃喝拉撒睡大覺。可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但此時的高一涵，是個三十多歲的“老剩男”，單身生活很空虛，時常賭博、嫖妓。胡適沒少規勸，甚至在高迎娶妓女時，胡還提醒自己老婆多加照顧。高一涵也常檢討，“今又遇著你的良言，或者又可以起死回生了”。在思想交流上，高一涵也常對胡適懺悔，反思自己。如：“我從前東塗西抹，今天做一篇無治主義，明天做一篇社會主義，到現在才知道全是捕風捉影之談。”但1924年胡適公開批評陳獨秀“訟棍”時，也順帶批評了高一涵的“學理學家誅心的苛刻論調”。沒想到，就是一句批評，讓高很不滿，時常對朋友發胡適的牢騷。後來，高一涵便成了醜化胡適的急先鋒。

　　1950年代，全國上下掀起揭批胡適的高潮。1959年，留在大陸的高一涵發表《在五四運動中看究竟誰領導革命》的文章，文章中極力美化李大釗，醜化胡適。文中攻擊胡適麵對革命極其軟弱，“胡適被革命潮流衝擊，嚇得發抖、醜態畢露”。同時讚美李大釗為“五四”前的新文化運動領導，是“五四運動的親身參與者，是一位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對高一涵的歪曲與醜化，遠在美國的胡適，隻是發表了一些史實。但無奈胡適沒有高一涵活得長，後麵的攻擊胡適再也看不見了。

　　黨同伐異，沈尹默抹黑胡適

　　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北大教授還有沈尹默，也是與胡適掐架最激烈的一個。這位寡言少語的教授在北大十六年，沒有做過一篇學術文章，卻長期屹立不倒。沈尹默最大的絕招便是黨同伐異，一是聯合浙江同鄉，如蔡元培；二是聯合沈士遠、沈兼士兩兄弟。同是海歸，留學日本的沈尹默自然看不慣留學英美的胡適、蔣夢麟等人。

　　沈尹默自認與胡適、蔣夢麟結下梁子是在出國留學這件事上。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認為，蔣夢麟在“五四”運動後接替蔡元培擔任北大代理校長，自己便想去法國留學一年。結果遭到胡適的反對，蔣夢麟則認為是拆自己的台，也堅決不放。這件事，讓沈尹默一直耿耿於懷。其實，沈的小心思早被湯爾和看破。湯在日記中稱：“今見夢兄負重命來此，陡生吃醋之意……人心齷齪，可勝概哉！”陡生吃醋，顯然是對胡適、蔣夢麟羨慕嫉妒恨。

　　在《我和北大》一文中，沈尹默指責胡適因不滿錢玄同、劉半農的“雙簧遊戲”，肆意幹涉《新青年》雜誌的編輯。“胡適不許半農再編《新青年》，由他一個人獨編。”而事實是，劉半農是主動退出編輯部的，根本與胡適無關。

　　沈尹默繼續指責胡適，在“五四”運動時，煽動學生簽名，欲將北大拆分，並遷移到上海。同時，沈尹默不忘美化自己，稱自己在北大危機時刻，果斷阻止了胡適等人對北大的分裂行動。沈尹默的回憶文章中，對此段經曆設置了多次對話，弄得有鼻子有眼。事實上，當時胡適正在上海陪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杜威訪問。

　　要說最沒人品的，當屬沈尹默稱胡適是“神氣十足、張牙舞爪，任何人都不放在眼中，為人治學又淺薄，以後是蔡元培把他捧出來的。”

　　其實，沈尹默的《我和北大》一文發表前，還有一篇《胡適這個人》，前者比後者更豐富。但第一篇發表後，就已經讓胡適大動肝火。胡適指責沈是全篇扯淡，是非常下流的小人。而《我和北大》發表時，胡適已經不在人間。

　　憤青傷人，魯迅惡罵劉半農

　　魯迅不是北大教授，頂多算是一名兼職教授，而劉半農是正宗北大教授。與高一涵和胡適差不多，魯迅與劉半農也是由好朋友到形同路人，甚至反目成仇。說他們是好朋友，一來因為二人的性格比較相近，都比較直率，耿直，敢放炮；二來彼此欣賞敬佩對方的思想與學識。魯迅在悼念劉半農的文章中曾說：“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二人雖不是北大同事，但卻是《語絲》周刊的同人。早期魯迅是《新青年》的撰稿人，而劉半農既是北大教授，也是《新青年》的編輯。後來，兩人因《語絲》走到一起。

　　作為一個中學肄業並在江湖上寫豔情小說而聞名的作家，劉半農始終難脫俗氣。雖有陳獨秀的舉薦、蔡元培的破格錄用，但胡適等大牌教授依然對劉半農看不上眼。在這種環境下，劉半農格外敏感。雖說劉半農與魯迅互相欣賞，但魯迅也是一個憤青，說話更是大炮筒，甚至對朋友也毫不留情，這逐漸讓兩人產生了裂痕。

　　1926年5月，劉半農出版白話小說《何典》，請魯迅作序。這本是邀請好友捧場的事情，但魯迅卻砸了場子。魯迅沒有讚揚，反而在文章中批評劉半農說：“我看了樣本，以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於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可能魯迅覺得還是不過癮，連夜又寫了一篇文章，文章甚至嘲諷劉半農的學術會導致北大關門。如此奚落朋友，劉半農不能不多想，芥蒂叢生。

　　魯迅南下後，與劉半農的關係更為疏遠。此時的《語絲》已經難以為繼，魯迅竟然指責劉半農幹涉雜誌發行。“半農不準《語絲》發行，實在可怕。”而此時的劉半農還傻乎乎地想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候選人呢。

　　導致魯迅與劉半農徹底決裂的是一則謠言，說劉半農怕魯迅搶了自己的飯碗，極力阻止魯迅返回北平工作。魯迅聞訊，罵劉半農罵得很狠：“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賤胎們一定有賤脾氣，不打是不滿足的。”

　　北大乃精英薈萃之地，思想意識的激烈衝突是必然現象，以上幾例也並非北大教授掐架的全部。拋開人身互相攻擊不談，北大教授的掐架也是文藝範兒最強的，水準最高的。



本文作者陳事美，文史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