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怎樣讀書》：所謂“絕學”其實就是“常識”

 

 

　　《我們怎樣讀書》

   範壽康編著

　

　　《我們怎樣讀書》是本奇書，民國16年（1927年），時主持白馬湖邊春暉中學校務的範壽康先生輯錄各種名家資料，匯編成一本指導當時中等學生學習的輔助讀本，該書一躍而成國內普及的課輔讀本。

　　“這種‘販賣知識雜貨店’的教育，他把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這是梁啟超在他的《為學與做人》中發出的告誡。曾幾何時，而今的“販賣知識”成了某種生存之道。

　　民國書的重印，一度成為熱潮，從民國語文教材，到民國課外讀物，出版界樂此不疲。在一個“平”的世界，一個大數據時代，當人們回眸八九十年前的那些“舊書”時，一種熟悉的陌生感撞擊著讀書人的心靈：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世代嗎？

　　引子故紙堆裏的火焰

　　“五四運動”對中國學人之影響，似有定論，然而中國最早的教育史學者陳東原先生彼時毫不客氣地認為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影響是“教育效率，因而頓減”，他諄諄告誡學生“精神之重心力，不愛為學而在別種事上，便是外務”，真的是老套得可以，當偌大中國安放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一個學人的“顢頇”卻也不免讓人唏噓：無論何時何地，中國都需要這種咬定“常識”的學人。

　　深受自由主義思想影響的胡適之先生，在力讚清代學術的嚴謹和科學之後，卻忍不住長歎一句：“科學的方法居然能使故紙堆裏大放光明，然而故紙的材料終究限死了科學的方法，故這三百年的學術也隻不過文字的學術，三百年的光明也隻不過故紙堆的火焰而已！”他崇尚考古、實證研究，不厭其詳地列表告知學生中西方學術演進之差異，他主張引入西學改造中國傳統學術，其文字不啻一篇檄文，令人有醍醐灌頂之感。

　　鑒古朱子與“合作學習”

　　作為中學語文教師，我最關心的是書中關於“國文”學習的建議。

　　何仲英在其《中等學生的國文學習法》（本書第二編收錄）一文中，不厭其詳地羅列了12位學人42條語錄體式的讀書“箴言”，總而言之，都是“精讀”的要領。尤好朱子語：“讀書如人飲酒相似，若是愛飲酒人，一盞又一盞吃；若不愛吃，勉強一盞便休。”“若隻是握得或一個囫圇的果子，隻知裏麵是酸是鹹，是苦是澀，須是與他嚼破，便見滋味。”可見朱子常常品讀的是“舌尖上”的學術。許多道理在今人看來似乎老生常談，而在閱讀碎片化、娛樂化、電子化的今天，朱子的讀書心得，恰有利於匡正浮躁之心，恢複閱讀本義。我更歡喜何仲英在文中描畫的一幅讀書畫麵：“在學校裏的時候，異方知己，共處一室，這是何等的樂事！月明星稀之夕，風和日暖之晨，大家坐在綠茸茸的草地上，聽著鳥聲，讀著書聲，古人所謂‘共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這又是何等的樂事！”貌似士子讀書的畫卷，倒是非常符合當今所謂“合作學習”“對話教學”之精義。

　　在著名的梁啟超國學“書目”中，我整理了一下梁任公希望學生“熟讀成誦的”書目：《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禮運》《老子》，凡六萬五左右的字數。即便是以三年計，每年的背誦量也達到2萬字左右。這個不能不說是驚人的要求。

　　重讀國學不隻死記硬背

　　現代語文脫胎於傳統國學，深受翻譯文學的影響，彼時現代白話文正在逐漸“經典化”的進程中，故本書中論及的“讀書”，多儒學經典，少現代白話，推崇吟詠背誦，涵詠積累，這是曆史使然。漢語文字與文學特質，也的確是適合誦讀與背誦，一味斥之為“死記硬背”，有失公允。互聯網時代，提筆忘字，一“搜”了之，淺碎閱讀與隨手粘貼複製，人腦都交給機器處理了，國學素養無法從機器裏提取，民國時代學者們對最原始的、最簡單的學習方式的推崇，實際上並非基於所謂“遠見”，而是基於所謂“常識”。

　　胡適先生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早已名聞遐邇，該書目分“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學史之部”三部分，前兩部分絕大多數書目，當今大學中文專業的學子未必能夠承受。該書目盡管舊學影響深刻，但不減生動活潑。有趣的是，胡適看來可能是武俠迷，也喜歡言情小說和通俗小說，他的書目中包括《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九命奇冤》、《恨海》等，麵目呆板的“國學”一下便輕鬆可愛起來。當今時代推薦學生看金庸、古龍、梁羽生、瓊瑤、韓寒、郭敬明，不免被人詬病，其實很有可能上接胡適的“遺命”，故可大膽為之。

　　另有關於學習曆史地理、數學科學、圖畫音樂之類學科學習的經驗談，此不贅述。

　　思今“老派”對課改的啟示

　　我好事，試圖在這些文字裏找到“分數”、“升學考”及各種“心靈雞湯”之類的內容，結果歸於徒勞。盡管不同背景的學者的觀念未必相同，但是整本書滲透著一股安靜的氣息，一種雅致的趣味。學者們娓娓道來，盡是心得的自然流淌，毫不拘束，透著一股子“民國範”。民國時代的語文教學一直是我關心的話題，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的老教材，又看到了那個時代的老“課外讀本”，教育教學的規律在不同時代以不同方式被言說，其本質原本是簡單的一兩句話。所謂“絕學”，也無非是一些“常識”，隻是在一個價值認同多元化的時代，在世俗追求和欲望滿足成為基本特質的時代，“常識”經常稀缺。　　

　　當今的孩子很可能沒有耐心讀這樣的一本讀物，曆史性的斷層的影響已經在文化層麵上彰顯出來。我還關心這本書背後的文化指向：這些“大家”們指向了一種今天陌生了的，被時流淡漠了的語文教學，他們手牽手共同守護著中華文化的命脈。

　　在全國上下轟轟烈烈進行課程改革之際，有必要重讀那些塵封之書，它們的老派風格讓人怎麽看著都有幾分放心。我甚至覺得這些學者還有著一種浪漫氣質，關於教育，梁啟超視“做人”為教育之首要，他引用屈原的詩歌：“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他大聲疾呼：“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著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往壞路走！諸君猛省啊！”

　　這個呼喊，直到今天，仍然振聾發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