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說話是“文縐縐”還是“萌萌噠”？（圖）[轉載]

　　 

　　導語

　　“琴啊琴，我們做朋友吧。”一組“雍正：感覺自己萌萌噠”GIF圖戳中網友的萌點。事實上這位九五之尊還有許多“萌句”，諸如“朕就是這樣漢子！”；“朕實不知該如何疼你”；“朕知道了”。

　　古人說話不應該是滿嘴“之乎者也”麽？他們日常交流到底是咬文嚼字還是像現代人一樣通俗易懂？這得從中國古代書麵語和口語兩條線的發展軌跡說起——

　　 

　　雍正寫給年羹堯：“朕實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顏對天地神明也。……爾此等用心愛我處，朕皆體到。”

　　 

 

　　康熙至光緒朱批“知道了”。

一、書麵語和口語的雙軌發展：從合拍到脫節再到合拍

　　首先，我們厘清四個概念：口語、書麵語、文言文、白話文。

　　書麵語是在口語基礎上產生的，文言文和白話文都是書麵語。隻不過前者建立在先秦漢語口語的基礎上，而後者則建立在近代漢語口語的基礎上。

1、先秦時文言和口語基本一致中古漢語口語研究尚不足

　　大約在先秦時期，文言文還是和當時的口語一致的，與現在傾向使用雙音節詞不同，當時的漢語裏單音節詞占據上風。《論語》《孟子》這類，可以說就是當時口語的實錄。“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當時說話，就是這麽個腔調。

　　 

　　孔子

　　但是由於書麵語本身的保守性，加之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儒家著作經典地位的確立，以及漢字對於漢語的巨大影響，文言文和口語很快就進入了漫長的雙軌發展時期。

　　大約在兩漢時期，口語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離。中國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漢揚雄的《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除了以通語解釋方言以外，還注重以今語解釋古語。《方言》卷一就記錄：

　　假、熾、懷、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別語也，今則或同。

　　（大意為：假、熾、懷、摧、詹、戾、艐這些詞，都是“至”的意思……是從古語分化出來的不同說法，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通用了。）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書影

　　雖然文言文和口語都在發展，但前者遠遠跟不上後者的速度，距離越拉越大。可惜由於反映當時口語文獻遠沒有文言文獻那麽豐富，中古時期漢語口語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間。

2、唐代出現白話文宋代文言徹底脫節

　　這種情況在唐朝出現變化，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佛教的大發展。由於潛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於方便傳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譯的佛經和佛教故事多使用當時的口語，成為早期白話的重要來源。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語已經完全脫節。當時的讀書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達一般口語要說的意思。宋呂本中《軒渠錄》記述了這麽個故事：

　　族嬸陳氏頃寓岩州，諸子宦遊未歸。偶族侄大琮過州。陳嬸令作代書寄其子，因口授雲：“孩兒要劣妳子，以鬩鬩霍霍地，且買一把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出兒肐胝兒也。”

　　（應為開封地區方言，大意為：要給孩子買把小剪刀，剪去腳上的硬皮和老繭。）

　　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嬸笑雲：“元來這廝兒也不識字！”

　　宋朝的文人和學者們有時也使用白話文。譬如蘇軾最愛用“嗬嗬”，在給摯友兼親家文與可寫信時、在給同事和文友鮮於子駿寫信時、在給“河東獅吼”男主角陳季常寫信時，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嗬嗬。”[5]大儒朱熹在《朱子語類》中點評史書時也是一口白話：“南北史除了通鑒所取者，其餘隻是一部好笑底小說。”[6]宋人的日常對話，就是這麽通俗。

　　 

　　為蘇軾配音：“嗬嗬。”

3、皇帝也愛說大白話：成吉思汗和朱元璋的聖旨

　　到了元代，由於漢語並非統治者的母語，很多時候連皇帝的詔書也直錄當時的口語。《長春真人西遊記》記錄了一篇成吉思汗寫給丘處機的詔書，全文如下：

　　宣差都元帥賈昌傳奉成吉思皇帝聖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別來至夏日，路上炎熱艱難來，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麽？路裏飲食廣多不少來麽？你到宣德州等處，官員好覷你來麽？下頭百姓得來麽？你起身心裏好麽？我這裏常思量著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成吉思汗給丘處機的詔書

　　其實“麽”這個現當代漢語常用的語氣詞，早在唐就出現了，來源是“無”。敦煌寫本中寫作與“無”語音相近的“磨”“摩”，宋代以後寫作“麽”“末”，慢慢地演化成“麽”。至於“麽”變成現代更常用的“嗎”，那是清代的事情了。

　　明清，白話小說諸如《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等等，不勝枚舉。皇帝批複奏章用大白話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聽說沿海有倭寇來犯，怒而下詔：

　　“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家夥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相比之下，雍正對年羹堯的那一份表白，是不是顯得柔腸百折了許多。

4、五四白話文運動白話文取代文言文

　　書麵語和口語發展的雙軌發展，文言文和白話文對立的局麵，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終結。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語”等，吹響“白話文運動”的號角，終於讓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成為了漢民族的共同書麵語。

　　這裏有個段子：胡適和黃侃打賭文言文和白話文誰更簡潔。胡適對學生說，前幾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給我發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書，我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複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而且非常省錢。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擬一則電文，看看是白話文省錢，還是文言文省錢。

　　學生們絞盡腦汁擬定了電報，挑出字數最少的一份，寫的是：“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胡適念畢，不無幽默地說：“這份電稿僅12個字，算是言簡意賅，但還是太長了。我用白話文隻須5個字：“幹不了，謝謝。”

二、對古人的誤解源於重文言、輕白話

　　梳理了從先秦到五四，書麵語和口語、文言和白話的發展，我們不難發現，最早在唐宋時，當時古人的口語就和我們現在的差不多了。為什麽我們總有一種錯覺，覺得古人說話都是那麽佶屈聱牙呢？

　　原因大致有二：一是白話文出現時間晚，且被傳統社會認為不登大雅之堂。雖然使用先秦口語的“十三經”到了後世已經成了難懂的文言，連漢人的批注對唐宋人來說也很古奧。可是，儒家經典是士子必修，要想參加科舉就不得不學。除了功利的需要，正史、正式的文章、書信，也都必須使用文言文。

　　語錄體的《朱子語類》裏，朱熹說著一口大白話，可是到了學術著作《四書章句集注》，他還是用上了文言文。還有朱元璋，別看平時下詔那麽隨便，登基詔書說得可是“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

　　二是古文教育重文言。文言文和口語脫節太嚴重，不論是散文還是駢文，如果不經過專門的學習，基本無法誦讀理解。我們從小接受的古文教育，自然是重文言輕白話的，這讓我們誤以為古人說話也是如文言文一樣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