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藝術家都認為創新必須以舍棄傳統為代價。“新”這個詞的存在即愈味著對舊的否定。而對於每一個當時的藝術家而言,他的前輩和古典遺產理所當然也都屬於舊的範疇。於是結論變得清晰而簡單。
在漫長的中國書法史中,能超越這樣的認識結論的書家寥若晨星,而且成功者甚少。沒有大才力和深厚功底,沒有對書法發展的高層次理解,要想在新與舊(準確地說是古)之間走鋼絲,其艱難可想而知.米芾可以說是此中難得的僥幸成功者。
自然,米芾給我們留下的並不是一個十分深沉、老練而穩重的學者形象.米顛拜石、米癡奪硯、米老詐法帖、造假畫之類,表現出的是更濃烈的文士風度和浪漫氣質,不拘成規,獨往獨來。因此,我們為他居然選擇如此循規蹈矩的創作道路感到驚訝莫名。按習慣說,他的所作所為以及無數傳聞逸事,使他應該更靠近於黃庭堅式的反叛與自出新意。
米芾的書法是較為純正的二王風度—特別是大王的樣式。他的用筆具有十分豐富的頓挫動作,對於筆鋒運動方向與壓力以及變化的控製幅度有著第一流的能力。他的結構不取過分規範而固定的處理程式,追求變化但不露斧鑿痕,是在一種舒展自如的節奏延伸中靈活調節空間構造的形態,因此新趣迭現。也許最迷人的還是他那具有濃鬱晉人風格的整體格調,這是一種唐宋諸家都豔羨不已而又沒有能力達到的境界。但我認為,僅僅把米芾的晉人格調與王右軍作同等觀也許還是個錯誤,考慮到他所處的宋代後世與東晉時風的差距,考慮到他以後人上追先賢與二王自出己意的不同,我們更多地不應在形貌上對兩者作按模脫塹式的刻板對照,而是在神氣、創作節奏上、審美旨趣上作較深層的比較分析。
崇尚二王的法度與神采,我想可能與米芾的出入宮掖有關。米芾母曾侍奉宣仁皇後藩邸,並以此舊恩,米芾才得以補官,先為洽光尉,知雍丘縣與漣水軍。此外,他曾於宣和年間奉召為書畫學博士,在內廷與徽宗皇帝有很好的翰墨交往,並留下許多佳話。估計他在內廷時接觸到許多二王法書名跡,在師從晉法方麵有著先天的優勢—這種優勢蘇東坡、黃山穀都未必有的。故而他對於二王書風才會有如此深切的感受與執著的追求,故而他也才會有精鑒賞、富收藏的外部條件與主觀能力,甚至還會有作偽的高超本領。這樣的目的,如果放在一般士大夫生活中,是不可企及甚至不可想象的。尚意書風與崇尚二王能如此有趣地集於米芾這個狂士一身,其中的道理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