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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話國裏的釋懷之旅:波蘭水手的《致青春》

(2024-02-21 21:30:02) 下一個

2024年1月19日

第一篇:波蘭水手的《致青春》

早上與船長互送禮物。

臨行前,外甥女若琳製作了四個印著她的油畫作品的白色茶杯,讓我送給船長一家。她還托我捎給船長的母親一副她親手創作的油畫。我則買了一條紅色的羊毛圍巾給船長。

船長從行李箱裏拿出了幾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作家的詩歌與小說的英譯本,一本英文版的《波蘭曆史》和一本他的大學同窗創作的《stary, slon i morze》(波蘭語,英文翻譯old man, elephant and sea, 老人、大象與海)。 大多數書是送給我的大兒子Leo的, 那本波蘭語的《老人、大象與海》是船長留給我的“致青春”紀念。

去年8月,船長就在電郵中和我提到這本書,背景大概是這樣的:1983年,波蘭造出第一艘能夠環球航行的遠洋大帆船Dar M?odzie?y(波蘭語,英文翻譯Gift of Youth, 青春的禮物)。同年,“青春的禮物”號載著格丁尼亞海事大學航海專業的120名大一新生,從格丁尼亞港出發,曆時4個月,經過勒阿弗爾、裏斯本、塞德港、吉布提、科倫坡、新加坡等大港,停泊在大阪,參加世界帆船展。船展結束後,“青春的禮物”號又一路航行,經過橫濱、納霍德卡港、上海、馬尼拉、檳城、科倫坡、蘇伊士運河、馬拉加、鹿特丹等,順利返回格丁尼亞。整段航程曆時八個月。

這幫大一新生是第一次出海看世界,個個興奮不已。二戰後,波蘭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一部分,從此與西方世界隔絕,唯一能夠改變窮困的命運並出去看世界的職業,隻有遠洋水手。波蘭水手往往受雇於外輪公司,與歐洲富裕國家的水手同工同酬,而且拿的是美金工資,他們的收入在貧困的波蘭算是天文數字了。因此波蘭民族最優秀的一撥精英都競相報考格丁尼亞海事大學的航海專業,競爭尤為殘酷。也就是說,你必須擁有上清華的智商和特種兵的身體素質,才能脫穎而出。

1982年夏,包括劉波密兒在內的120名天之驕子被幸運地錄取了。次年夏天,這群十八九歲的新生乘坐著國產大帆船,開始了艱苦的航海訓練,同時,這也是一段非同尋常的人生之旅。

“青春的禮物”號在大阪靠岸後,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岸邊擠滿了圍觀的日本市民。禮樂聲中,穿著水手服的波蘭大學們在甲板上表演著爬桅杆等高危動作,下船後,還排成方陣行進,動作整齊劃一,風采迷人。日本市民們爭相走上甲板參觀大帆船,幾個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還帶著一群小學生上船,與水手們互動。

  

四十年後,其中的一位男生將這段難忘的航程記錄成書並順利出版,船長給我發了他們班級的facebook(臉書)鏈接,我在臉書上找到了83年大阪之行的長達一個多小時的彩色紀錄片。這個紀錄片是日本某機構拍攝的,拍得很詳實。大概有幾十個波蘭水手出境,個個都是帥哥,我並沒有在他們當中發現船長的身影。紀錄片的結尾配上了《友誼地久天長》這首曲子,可見當時的日本人對波蘭人是很友善的,並沒有因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歧視遠方的來客。

(19歲的劉波密兒(右)在上海港)

(劉波密兒(左)在馬尼拉)

(劉波密兒在“青春的禮物”號上)

這段長達八個月的航程迫使19歲的船長中斷了波蘭國家隊的國際象棋訓練,他選擇退出了國家隊,遺憾地放棄了棋手生涯。船長早慧,四歲時父親教他國際象棋,他就展現出驚人的天賦。當地缺乏名師教導,好在船長自小精通俄語,自個兒找來一堆俄語棋譜,完全靠堅持不懈的自學和打棋譜,棋藝日漸精湛,17歲時便拿了全國少年冠軍。 二十年後,船長發覺波蘭對少兒國際象棋愛好者的扶持遠遠不夠,遂加入了朋友發起的一個國際象棋俱樂部,他任俱樂部經理,每個周末指導孩子們下棋。其他的教練是拿工資的,唯獨他免費教,算是為社會做一點貢獻吧。

我倆在桑維卡留學期間,自認有“狗仔隊”天賦的我還“扒”出了船長的一段“情史”。

一天,我發現船長穿了一件嶄新的白色T恤,背後印著“橫濱鶴見”四個黑色大字。我好奇地問他:“這是你在Yokohama買的嗎?上麵印著地名。”船長很驚訝我會認得日本字,我笑著解釋:“這些都是日本人照抄的中國漢字。”

船長說,這是83年底他隨船抵達橫濱後,一個叫Azusa(梓)的日本女大學生送給他的。那件T恤是她參加童子軍時派發的。

一件十幾年的T恤,為什麽穿在身上還是簇新的?我愈發好奇了,接著問船長:“這是你第一次穿嗎?”

船長搖搖頭說:“我每年都穿的。每次洗幹淨後,都用電熨鬥熨平再折疊得整整齊齊的,所以看起來還是很新。”

我心裏一動,覺得其中定有秘密,一個19歲的大男孩能把一個同齡女孩贈送的T恤小心翼翼珍藏那麽久,肯定是不一般的情愫吧。

我纏著船長給我講Azusa的故事。他經不起糾纏,終於鬆口了,首先講了在大阪遇到的一位美麗慈祥的日本中年女人。她把船長一行視為自己的孩子,船長說,他生平第一次吻了日本女人的指背。就像我小時候在國外的電視劇裏看到的,歐洲紳士行至已婚女士麵前,首先垂首立正致意,然後以右手或雙手捧起女士的右手,俯首用自己微閉的嘴唇,去象征性地輕吻一下其指背。

船長稱這位日本大媽為“my Japanese mother”(我的日本母親),而我顯然對老女人不感興趣,催他講Azusa。他接著說,他們乘坐的大帆船來到橫濱後,又引起了轟動,當地市民爭相來到船上參觀。一天,大一女生Azusa領著一群孩子來到了甲板上,正好船長靠著船舷眺望大海。Azusa上前同船長講英語,邀請他給這群日本孩子介紹大帆船。船長欣然答應了,用流利的英文給孩子們普及船知識,Azusa當起了翻譯。日本人的英文口語都不太好,Azusa的英文口語卻極佳。幾個波蘭水手們登陸後,她自告奮勇做了他們的導遊,與他們暢遊橫濱。

後來,Azusa與船長成為筆友。一年後,這位從小生活在自由富裕的國度的女生來到了格丁尼亞,見到了船長,船長做了她的幾天向導。Azusa親眼目睹了一個貧窮封閉的社會,大為震驚,也意識到自己與船長之間絕無可能。兩人真誠地交談一番後,決定一輩子隻做好朋友。Azusa畢業後,成為一名優秀的職場女性,被日本某大公司派往巴西分部做了幾年主管。她與船長保持了十幾年的通信,我讀MBA時,還親眼見到船長手裏拿著從日本寄來的白色信箋。

講完Azusa的故事後,船長又說,在桑維卡第一眼見到我時,他愣了一下,仿佛看到了當年的Azusa,我的個頭、相貌與笑容與Azusa有幾分相似呢。我在心裏“哼”了一下,在歐洲人的眼裏,日本姑娘、韓國姑娘和中國姑娘都長得差不多吧。

記得圍繞著Azusa的故事,我倆當時還聊起了異國戀這個話題。船長說,大概在八十年代,他認識的一個波蘭水手與日本姑娘好上了,姑娘嫁到了波蘭,幾年後離婚,含淚回到了祖國。離婚的原因有兩個,一是波蘭太窮了,日本的白富美難以忍受貧乏的物質生活。二是波蘭社會保守排外,外國人難以融入。 但是,越南姑娘就喜歡嫁到波蘭。因為同屬社會主義陣營,有不少高素質的越南姑娘到波蘭留學,她們發現波蘭的生活條件比越南優越多了,都千方百計找波蘭人嫁了,從此歡歡喜喜地留下來。可見,“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是大多數人的普世價值。

我當時雄心勃勃地說了一句:“我絕不把婚姻當成改變命運的工具。我要拿到名校的MBA,靠本事移民到加拿大,找個好工作,把父母接到國外享福……”

後來,我似乎還和船長提到過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她的《簡愛》在中國膾炙人口,但在歐洲的名氣似乎不大,喜愛閱讀的船長和麗莎都沒聽說過她。同時代的英國女作家中,最為歐洲人熟知的是簡.奧斯汀。我告訴船長,相貌平平的夏洛蒂愛上了一個優秀男人,卻無法吸引他的注意力,於是寫了《簡愛》,讓同樣其貌不揚的簡愛得到了真愛。夏洛蒂熱愛英年早逝的窮妹妹艾米麗,就以妹妹的形象塑造了富家女雪莉,讓妹妹在文字裏任性驕傲地綻放,被男人寵愛。然而現實總是殘酷的,對於一個出身平凡、相貌不起眼的女人來說,內心深處沉默的驕傲,蓬勃的爆發力和執拗的熱情並不是吸引優秀男人的法寶。而這些特質如果放在了一個富有的女人身上,則平添幾分魅力。可見一個女人的經濟基礎很重要。

 

船長因此說我是一個“腦子分成兩半”的女人,一半是浪漫的文學,一半是冷靜的盤算,兩者從不打架,和諧統一。

這大概就是我三十歲後轉行成功,一路做到大銀行的私行經理的原因吧。我和《繁花》裏的汪小姐一樣頭腦清醒,不願搖曳生姿去刻意討好男人,而是想“做自己的碼頭”。

 

第二篇:國家博物館

今天何其幸運,與世界一流的土木工程師(妹妹)和世界一流的船長一起逛奧斯陸市中心。我深知兩位執行力超強的工科生永遠都不會迷路,而且還搶著付錢,於是什麽也沒帶,隻管跟著他們走。

行至碼頭附近,我翻出手機裏的幾張26年前在奧斯陸市中心拍的照片,問船長:“這些都是你當年為我拍的,究竟是哪些地方啊?”

 

  (97年8月攝於奧斯陸市政廳附近)

97年8月17日是我來挪威的第一個周末,船長開車帶我去奧斯陸玩。我的時差還未完全倒過來,大白天暈乎乎的,也分不清東西南北。我隻記得他用他的相機在市中心為我拍了幾張照片,然後我們又去了軍事博物館(Armed Forces Museum)。出國前曾在《正大綜藝》裏見識過這個軍事博物館,其中有一層專門展示維京海盜的軍事曆史,主持人程前曾在館內對著戰馬和馬車比比劃劃的,我也在相同的位置照了張相。

(97年8月攝於奧斯陸軍事博物館)

再後來,我們經過了海濱附近的一片草地。船長故意唬我,說不遠處的那片海灘是裸體海灘,問我要不要走過去看看。我竟然被嚇住了,低下頭,催他趕緊離開。

從奧斯陸回來後,船長去衝洗了膠卷。當時桑維卡的彩膠衝印室都有個不成文的規定,所有的膠卷必須衝洗一式兩份。 船長給了我一套,自己留了一套,他說要把我的那些照片寄回波蘭,讓他的母親見識一下奧斯陸的風景。

我移民溫哥華後搬了幾次家,丟失了部分照片,幾年前我特地將剩下的老照片都掃描成了電子版。今早船長送我幾本書籍做禮物後,又從行李箱裏掏出一個黑色的小匣子,神秘兮兮地對我說:“這也是送給你的。”我打開一看,原來是一疊他在挪威留學期間拍的照片。最上麵的十幾張全是我的單人照,我一張張仔細看過,才發現自己丟失了將近一半的照片,其中包括在小木屋前和小木屋內拍的幾張。二十多年的光陰匆匆而逝,有的記憶會曆久彌新,有的往事則隨風而逝。多虧了這幾張失而複得的老照片,才讓我又記起了一些往事。

我深知自己的大頭蝦性格,不敢收回這些老照片,怕哪天又搞丟了,還是讓細心的船長保留一輩子吧。我對他說,回去把電子版發給我就行。

妹妹不愧是負責過大型土木工程項目的,看到我的舊照裏的大樓和雕像,馬上反應過來:“姐,這就是你剛剛經過的市政廳啊。那些雕像就在大樓附近。”

聽她這麽一說,我又環顧四周,仔細辨認了幾分鍾,總算搞明白了一點:舊照片裏並沒有現在的國家博物館和諾貝爾和平中心的。

我在挪威留學那陣,市政廳附近有一座舊火車站大樓,1989年就不再使用。經過重新裝修改造後,這座大樓於2005年開放為諾貝爾和平中心,每年12月10日舉行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永久展廳裏展示著諾貝爾和平獎相關信息及曆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介紹,臨時展館裏有不定期的各種主題展。

(諾貝爾和平中心)

全新的國家博物館坐落在諾貝爾和平中心的對麵,2022年開放,是北歐最大的博物館,外觀設計低調而莊嚴,沒有喧賓奪主的味道,與周圍的環境和諧地融在一起。 國家博物館裏的六千多件展品來自前國家美術館、挪威裝飾藝術與設計博物館、當代藝術博物館,如此豐富的展品,需要買一張年票,一年來上好幾趟才能慢慢品味完。

(國家博物館)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博物館裏一副《蒙娜麗莎》畫像的複製品,不禁想起25年前的攝影師特龍曾讚美我的微笑像蒙娜麗莎。當年留學時遇到的好多人,比如特龍,就好像是我的人生舞台上的配角,有時我與他們同遊一兩次,有時隻有幾麵之緣。人生太忙,生活太累,光陰似箭,幸好還有那些老照片留下了青春和笑顏,而今每一次翻閱,都會感慨:他們曾經從我的青春走過啊!

(蒙娜麗莎複製品)

我們的時間有限,決定抓亮點,趕緊衝著蒙克的第一版《尖叫》(1893年)和《聖母》(Madonna,1894年)而去。蒙克展廳可謂是博物館裏的明星展廳,《尖叫》和《聖母》乃鎮館之寶。兩天來,我看了上千幅蒙克的畫作後,也悟出一點門道了。他的不少作品會讓人產生悲傷壓抑的強烈情緒,忍不住想逃離展區。蒙克似乎對女人抱著很深的偏見,他的作品裏的女性都傳遞著“危險”與“邪惡“的信息,《聖母》也不例外。上半身赤裸的她雙眼緊閉,一隻手臂放在腦後,另一隻手臂別在背後。 在起伏、顫動的線條背景下,她閉著眼睛,似乎飄浮在空中,又似乎在享受著情愛的快樂,完全顛覆了傳統的聖母形象。

  (蒙克展區)

(《尖叫》第一版)

蒙克總共畫了五個版本的《聖母》,每個版本的細節都略有不同,但他並未給這幾幅畫作標上時間。2022年,當其中一版的《聖母》被遷至國家博物館的蒙克展廳時,一位工作人員和一位攝影師使用紅外線反射技術,發現了這幅畫作表麵下的不為肉眼所穿透的底層。底圖上聖母的手臂周圍有多條草圖線,這說明畫家在創作時對如何放置聖母的手臂有些猶豫不決,並曾經嚐試著讓手臂下垂。這個發現讓工作人員得出了一個結論:收藏於國家博物館的《聖母》圖乃第一版。 在蒙克那個時代,挪威藝術中沒有色情主題的傳統,這幅畫於1895年首次展出時,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聖母》圖與草稿)

從蒙克展館移步至現代藝術展館,我發現凡是又醜又怪的東西都可以被納入現代藝術範疇。繪畫技巧不重要,創作思維最重要。比如,藝術家們把幾十個平底鍋煎荷包蛋從地上一直排列到了牆上,就是一副大作了。展廳一角有一個木頭四方台,塗著藍色和橘黃色的條形,四方台正對著牆上的兩幅同樣底色的畫。我以為那台子隻是個普通的擺設,順手把個人手機放在台子上,埋頭查看公司手機裏的電郵。工作人員馬上前來製止,告訴我那台子是藝術品,不能隨便在上麵擺放東西的,驚得我目瞪口呆。

在空間藝術館見到了挪威最著名的建築師之一斯維勒·費恩(Sverre Fehn,1924年—2009年)於1963年設計的扶手椅,當年由於昂貴的彎曲鋼架而未能投產。經過60年後,挪威著名家具品牌Fjordfiesta(挪威語,fjord party峽灣派對)終於將這款設計重新呈現,搭配植鞣皮革墊展示。

一係列稀奇古怪的現代藝術作品讓我們大開眼界,我和船長在時裝展區即興“創作”,背對著大屏幕上穿紫色禮服的女模特,讓妹妹為我們拍了一張背影照,也頗有現代藝術之風呢!

我們還在一樓的展廳見到了中國明代時期的各種瓷器,船長嘖嘖讚歎,我和妹妹隻當稀疏平常了。

博物館的主入口處有咖啡屋和長椅,我們仨走得有些乏了,點了咖啡,坐在那裏小憩。船長拿出手機,給我看他們家的照片。他的家族裏的每一個人都生的俊美,尤其舅舅和大姨的幾十年前拍的黑白單人照,我乍一看以為是明星照。他們的高鼻梁、深眼窩、雕塑般的臉,不就是某些中國明星想整成的模樣嗎?

 

(船長的大姨與舅舅的照片)

船長還曬出了一雙兒女從小到大的很多照片,看得出,他們一家經常到戶外活動,其樂融融。 船長告訴我,他的21歲的女兒暑假時已經和同學坐火車環遊歐洲了。MBA班的好幾位同學,麗莎、安娜、托馬斯(瑞士留學生)拖家帶口來波蘭度假時,把格但斯克當成了必經之地,他次次都熱情接待。看著船長一家展露歡顏的照片,我心頭一熱,眼眶有些濕潤,為他們幸福美好的生活而感動。

 

第三篇:暢遊奧斯陸峽灣

下午四點多鍾從國家博物館出來,在正對著市政廳方向的街道上,拿出26年拍攝的照片,按圖索驥,找到了與我一起合照的一座雕像,在零下18度的天氣下又拍了一張合影。

 

(奧斯陸市政廳)

這條街道緊挨著碼頭,岸邊停泊著大大小小的船隻。我問船長:“你放棄水手生涯將近三十年了,如今見到各式各樣的日新月異的船隻,還能分辨出它們的功用嗎?”

船長答:“應該沒什麽問題。”

 

我又好奇地問:“你的大學同窗都順利畢業了嗎?你的專業成績是第一名嗎?”

船長點點頭:“對啊,我是第一名。我們同學中有一個倒黴蛋,83年的航海集訓中,我們幾乎天天都要爬15米高的桅杆,有時一天爬上爬下好多次。有一回,那個同學從桅杆頂部失足落到了海裏,身子重重地拍在水麵上,可謂命懸一線。他嚇出了心理疾病,集訓結束後就退學了,現在是體育教練。”

留學期間,船長曾告訴我,他從小到大的綜合成績幾乎沒有掉出前兩名的。有一回他不小心考了第二名,回到家後拚命向父親道歉,說自己努力不夠。父親笑咪咪的,一點也沒有責怪他。我當時聽了很不是滋味,自己在福建省最好的中學讀書時,也算是文科班的學霸吧,怎麽在他麵前就成了學渣呢?而且,和健碩的他相比,自己瘦成紙片人似的,體力精力明顯不如。可船長一直很看好我,甚至在我疲於奔命、邊打工邊應付沉重的功課時,竟然說我終有一天會展翅高飛,不顧他這個老朋友而去。他甚至還預言,我將來會嫁給一個中國丈夫,生兩個孩子,我的丈夫會把我當成女兒一樣寵愛,兩個孩子也會深愛我這個母親。

船長是從不撒謊的,他使我這個相貌平凡的中國女人百分百相信了,他對我的外表的讚美,他對我的事業與婚姻的美好預言都是由衷的。與他別離後,出於人類最本質的自戀需求,我不斷推動事情朝預言的方向發展。這種自戀的常見表現是,相信自己能夠成為人見人愛的超能力的“fairy”,相信“我的明天會更好”,即使再灰頭土臉,也不會放棄,讓自己強大起來。

二十多年後,我發現,船長關於我的預言實現了。

妹妹建議明天坐遊輪暢遊奧斯陸峽灣。我們仨走到一艘停泊靠岸的遊輪旁,正打算向立於岸邊的工作人員詢問明日的船期和票價。幾個挪威當地人靠近我們,熱心地說:“再過半小時,我們可以免費坐遊輪環遊峽灣。”原來,遊輪公司為了推銷峽灣之旅,都會不定期地在傍晚推出一兩次免費航程,事先並不做大力宣傳。因為是免費的,遊輪不提供餐飲。那幾個挪威人是來碰運氣的,正好撈到了免費的機會,順便把好消息與我們分享。

我們喜滋滋地登船,遊輪起航時,天色已經全黑了。冬夜的峽灣寧靜安詳,船隻經過阿克斯胡斯城堡(Akershus Fortress)時,船員特地提醒了我們一聲。在卑爾根旅遊時,我稍稍做了一點功課,了解到動畫片《冰雪奇緣》裏的阿倫黛爾城堡的外觀是模仿了阿克斯胡斯堡的,兩者都具有綠色的尖屋頂,外牆是磚塊砌成的。直到這次親眼目睹了夜幕下的阿克斯胡斯城堡,我才回想起來,26年前去過的軍事博物館就在城堡內。可能是從小在圖冊上見到了太多帶著意大利風格的文藝複興時期的城堡,這座挪威曆史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濱海城堡並沒有給年輕時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從當年的一張舊照片裏,找到了作為背景的《船隻和破壞者》(the Boat and Breaker )的雕像。這座塑像在城堡邊上,藝術家塑造了一個裸男和一個裸女,裸女身型高大,是裸男的兩倍。

(阿克斯胡斯城堡)

(我們乘坐的遊輪)

(城堡附近的裸男裸女雕像,攝於97年8月)

某些中國遊客由此推斷,挪威女性自古以來的社會地位就很高,從古早的雕塑中的男女身高比例就可以反映出來。我認為這個推斷很牽強,十九世紀的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曾被比作“婦女解放運動的宣言書”,說明那時的挪威還屬於男權社會。97年我到了挪威後,發現當下的挪威是女性地位的巔峰。挪威女性的就業率很高,大公司的高管職位和政府部門的要員(即傳統意義上的男人職位),都有很多女性擔任。我認為,除了挪威女性自身的覺醒和努力外,還和挪威男性的開明和支持有很多關係。

挪威民眾可以坦然接受他們的王子娶一個酒吧女(還是有著不堪經曆的單身母親),而英國王室卻把女人的肉體貞潔作為選妃的重要標準,導致了年輕時就情投意合的查爾斯和卡米拉無法順利結合。一到夏天,北歐人瘋狂地在戶外暴曬,到處可見穿著三點式的女人,她們同熟人談笑風生,同陌生人打招呼,臉上毫無羞澀之情。她們的先生就在一邊看著,也不介意。

記得MBA專業開學不久,艾林載著我、麗莎和豪坤外出活動,中途經過豪坤的家,停了下來,豪坤順便回家取點東西。正在這時,大門開了,豪坤的太太斯蒂娜隻穿著胸罩和短褲走了出來,笑意盈盈地同我們打招呼。原來她剛才一直在後院曬太陽。我非常不好意思地低下頭,不敢盯著她看,艾林和麗莎卻一副熟視無睹的模樣。有一回同校園裏的中國男生聊起這個話題,男生們說,他們即使再放得開,也絕不讓太太在大庭廣眾之下隻穿著胸罩和褲衩的。

遊輪之旅的第二個亮點是一座建在礁石上的白色木屋,遠遠看著,以為是漂浮在海麵上的。船員介紹說,這是建於19世紀的戴納燈塔(挪威語:Dyna fyr),92年燈塔被翻新為私人宴會設施,可供幾十人的小型聚會使用。

  (燈塔)

平時遊輪繞著奧斯陸峽灣一圈需要兩個小時,這次的免費航程被縮至一個半小時。我們上岸後,立馬趕回酒店,與在大堂等候的麗莎會合。麗莎乘坐今天下午的飛機從卑爾根來到奧斯陸,恰巧和我們同住一家酒店。我和船長在麗莎的帶領下,從奧斯陸市中心乘火車到了桑維卡,然後打的到了艾林家,參加同學們的小聚會。

 

第四篇:艾林家的小聚會

艾林一直住在桑維卡,他本想參加明晚的全班同學大聚會的,卻臨時有要事纏身,遂決定在自家搞個小聚會,全班有十幾個同學應約。

二十多年未見,艾林依舊是短小精悍模樣,神采奕奕。我倆來個親切的大擁抱後,他問了我的近況,感慨道:“當年的你骨瘦如柴,有一回小組討論,你說,中國的每個孩子從小都被父母、老師耳提麵命要聽話,做個跟隨者,而不是leader(領導)。我卻認真地告訴你,在生活中和職場上一定要讓別人聽到你的聲音,隻有勇敢地發聲了,才會得到尊重……”

我自豪地對艾林說:“我後來很勇敢了,所以才有了今天的職場成就。”

與我曾經同一小組的特龍、怡達、皮爾、蓋爾也來了,我還見到了瑞士同學托馬斯、美國同學簡寧、曾經在挪威軍隊裏任職的的本同學與阿納同學,電腦工程師厄贏等。

艾林叫了好幾大盒比薩餅外賣,又從冰箱裏拿出啤酒。我們邊吃邊聊。老友重聚,相互之間無外乎幾個話題:你在哪個城市生活?從事什麽職業?成家了嗎?有幾個孩子?孩子們多大了?愛人是做什麽的?

一圈下來,除了沒來得及與蓋爾交談,我對其他人的近況有了進一步了解。

已經65歲的艾林在挪威某大銀行的IT部門做主管,至今沒有退休的打算。他39歲時來念MBA時,正在考慮職業轉型,畢業後發現自己最擅長的還是技術工作,遂在IT行業一直奮鬥至今。

同是60歲的本和托馬斯剛剛退休。本做了外公,托馬斯曾是ABB瑞士公司的負責人,因為工作的關係,曾經到了廈門好幾次。托馬斯仍記得我的老家在廈門,對我說廈門是個美麗的城市。他的女兒曾經去了一趟金門,在金門島可以用望遠鏡遠眺對岸的廈門。

阿納畢業後離開了軍隊,從事人力資源管理工作,他多次跳槽,每個職位幹了幾年後,就換下一家,接受新的挑戰。

厄贏是機械工程碩士畢業生,成功改行,目前在一家幾十人的公司負責IT工作。他從小就渴望有一個安定幸福的家庭,不過運氣差了些,換了幾任女伴後,四十多歲才找到廝守終身的愛人,唯一的兒子今年五歲半。我原本以為自己是班級裏的late starter,沒想到他的幸福來得更遲。

皮爾生性爽直,讀書期間就一次次和同學們抱怨大公司付的薪水太低。大概他深知自己的個性不太適合做人事工作吧,畢業後一直在大型IT公司的硬核部門做高級技術主管。他和同居多年的工程師女友結婚生子,事業和家庭都很穩定。

從西雅圖遠道而來的簡寧根本沒想到我在溫哥華定居二十多年了,她以為我畢業後就回中國發展了。簡寧身材修長麵容秀麗,熱情直率,總讓我想起美國小說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筆下的黛西.米勒(Daisy Miller)。三十年前她在西雅圖的某家IT公司的市場營銷部門工作,與一位從挪威來美工作的男人戀愛。男友回國後,簡寧難忘舊情,遂決定到他的家鄉讀MBA。我們全班同學都知道她的舊戀情,聽船長說,簡寧果真在奧斯陸的一次聚會上與舊男友重逢,一整晚她的臉因幸福而羞得通紅。

簡寧與船長、挪威帥哥尼古拉斯分在一個MBA學習小組時,曾發生了激烈的爭吵。可以說,這是一場美國式的自由隨性的文化與歐洲傳統文化的交鋒。她不讚同船長和尼古拉斯的學習管理方式,說話太過直接不留餘地,把船長氣得七竅生煙,與她爭執了十幾分鍾後拂袖而去。船長當晚找我喝咖啡排解心中的鬱悶,說到激動處,忍不住一拍桌子,吼道:“簡寧這個無比愚蠢的女人!”我嚇了一大跳,船長一向笑容可掬彬彬有禮的,看來這回被簡寧搞瘋了。幾天後,簡寧和尼古拉斯在主校園旁的think tank (智庫)討論功課,說著說著,兩人唇槍舌劍鬥了起來。尼古拉斯竟然拍了兩次桌子,對著簡寧吼:“Shut up!You shut up! (閉嘴)”坐在他們的隔壁自習室的皮爾聽到了爭吵,忍不住笑了起來,後來他對我說:“簡寧真有本事,把MBA班公認的兩大紳士劉波密兒和尼古拉斯氣得跳腳,風度盡失。”兩個星期後,安娜組織班上的幾個女生一起去咖啡廳閑聊,簡寧笑嘻嘻地提起了爭吵一事,把自己責備了一番,然後說:“我太喜歡劉波密兒與尼古拉斯了,他們都是正直的歐洲紳士,我現在越來越了解歐洲文化了。”這三位同樣善良的同學後來成為很要好的朋友。

最讓人唏噓的是特龍與怡達這一對璧人。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挪威在北海開采石油後,這個國家一夜暴富。可以說,包括特龍與怡達在內的挪威70後是在蜜水裏泡大的。特龍來自挪威北部,子承父業,年紀輕輕就做了獸醫,並發了一筆小財。他身高將近兩米,怡達身高一米八。兩個全班個子最高的男生與女生在畢業後看對了眼,組成了幸福的小家庭。特龍和一對學者夫婦成立了醫藥研發公司,他是最大的股東,幾年後公司被收購,他掙到了一輩子都花不完的錢。成名過早的他愈來愈貪戀杯中物,酒精成癮導致性情大變。怡達與他和平分手,結束了十年婚姻,與一雙兒女住在特龍為她買的豪宅裏。後來兩人又各自再婚,怡達嫁給了兒時的好友,兩人共同撫養四個孩子(另外兩個孩子是現任丈夫與前妻生的)。特龍與現任妻子生了一個孩子,他目前是成功的天使投資人,投資眼光精準,同時獲得了生命科學博士學位。

我與特龍交談時,發現他的談吐方式與年輕時很不一樣了。他是同學中變化最大的,有個紅紅的酒糟鼻,一看就知道沒有完全擺脫酒精的控製。怡達仍保持著很好的狀態,滿臉笑容,臉上沒有什麽皺紋,看起來很年輕。

十點多鍾聚會結束,厄贏開著一輛全新的特斯拉送我、船長和麗莎回酒店。他住在奧斯陸的某座小山上,年輕時就自建了一座有著無敵海景的獨立屋,還熱衷於購買豪車和小船,酷愛各種戶外運動,妥妥的一枚富二代。年輕時的他保持著一副幹淨陽光的形象,胡子刮的幹幹淨淨的,如今留起了胡須,有一種成熟滄桑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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